散木：大革命前后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

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在隐蔽战线有一些执行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后来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或者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以及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下英雄”，等等。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党史界和史学界对此很少有研究，也鲜有介绍和宣传。

　　《党史博览》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发表的《共产党人中的著名卧底英雄》一文，共收入“著名卧底”１６人，如果加以分类的话，他们是：一、暗藏在国民党或汪伪要员身边的“秘书”，如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汪精卫的秘书汪锦元等；二、有着参议或“高参”身份的“红色特工”，如段伯宇、刘仲华；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何基沣、张克侠，以及曾经是中共党员的廖运周和国民党杂牌军的牛化东等；四、埋伏在汪伪或国民党特殊机构内的“红色特工”，如“龙潭三杰”中的李克农、胡底，以及王启明、李时雨等。当然，这仅仅是全部活动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之中的一小部分，至于其全部的概况，迄今也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了。笔者拟通过对不同时期这些人物的描述，并略加分析和综合，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邵飘萍是不是中共“秘密党员”

　　首先，应该澄清或者区分一下什么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和“地下党员”。

　　比如说，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李庆英就邵飘萍真实身份的商榷短文，她认为：在民主革命期间，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即“当时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因此，所谓的“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其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普通党员的通称；至于所谓“特别党员”，虽然从属于以上称呼的范畴，却“有着远比‘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体的规定”。

　　笔者则认为：“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特别党员”实际上就是“秘密党员”。具体到当年的京报社社长邵飘萍，方汉奇教授曾认为：“像邵飘萍这样的已经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被秘密发展入党，成为只和党的个别领导人保持直线联系，不受地方党委管辖的特别党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先例的。”这里，就指明了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既是“秘密”的，又是“特别”的。

　　此外，无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章龙的回忆，还是方汉奇的分析，他们都强调了邵飘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即“许多同时期在北京工作的共产党员，不知道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是因为邵是特别党员，一般情况下，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另外，由于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发展党员的手续并不十分完备”。这就很清楚了：对于邵飘萍而言，“特别党员”就是“秘密党员”。

　　然而，在此前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邵飘萍只不过是一个进步的新闻记者；就连邵飘萍本人，也在其绝笔《飘萍启事》中说：“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肯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那么，邵飘萍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罗章龙晚年在回忆中透露：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并且还曾“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以及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具体说来，就是：“北大新闻学会成立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当时革命报人邵飘萍主动写信给蔡元培，倡议设立一个新闻学研究会，他以后也成为秘密中共党员。”

　　此后，罗章龙在接受方汉奇等人的采访中，又相继提出了一些补充，即大体认定：“邵飘萍１９２２年以后就和党有联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并表示了入党的愿望。１９２４年前后，经我和守常（李大钊）介绍入党，我和守常认为像他那样的有社会影响的人，以不暴露党员身份为好，因此是秘密党员。发展邵入党后，曾就此事向上海中央作过报告。我和守常通过北大外文系的一位姓谢的女同志和他保持工作联系。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不久就调至上海中央，仍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一度负责过北方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他还说：“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来往的”，而邵飘萍的入党，“是我向区委提出，区委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

　　此外，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也说：当年北大“新闻学会（即新闻研究会）的领导人是邵振青，又名邵飘萍，浙江东阳人。邵为了宣传赤化，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６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于其中的所谓“联系”，是指“有的是他主动默契的配合，也有是我们去跟他谈，交换意见，共同做的”。

　　由大革命时期的京报社社长邵飘萍这一“个案”，似可以说明：所谓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就是“个别由党的高级领导人直接介绍入党的同志，一般党员就不一定知道了”；或者是“只和党的个别领导人保持直线联系，不受地方党委管辖的特别党员”。因此，“特别党员”一定就是“秘密党员”，这又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江浩，以及从前“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等。

　　至于邵飘萍是否如罗章龙所回忆的那样为中共“秘密党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确定，而邵飘萍的真实身份也有待于重新诠释。

　　其他“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

　　在大革命时期，除了尚未确知其真实身份的邵飘萍之外，已确知其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还有杨度、胡鄂公、江浩等。

　　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１９１５年８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负责策划恢复帝制。迨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但从１９２２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参与了营救活动。１９２９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位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１９３１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１８８４―１９５１），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１９１２年４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１９１３年４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１９２１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由此可见，胡鄂公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斑驳的。由于当时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当时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流派），于是就被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鄂公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即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以后，它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于是，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的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１９２４年７月，他还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１９３０），原是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这里需要提及的另外一个中共“秘密党员”，则是晚清贡生、民国议员刘少白。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就有王若飞、杨献珍等。

　　刘少白（１８８３―１９６８），山西兴县人，著名乡绅。清末，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他当选为议员，后加入了共和党。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来，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女党员之一。此时，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脱离险境。后来，他回忆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徨顾。”当时，他还负责转送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

　　刘少白曾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１９３７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的家是共产党员聚会之所，并秘密设立有印刷厂。１９３７年８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为西北农民银行），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和牛友兰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接见。此后，他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海军中的“秘密党员”

　　在北伐革命后期的中共兵运工作中，也活动着一些“秘密党员”，如当时上海海军中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就是由中共“秘密党员”郭寿生于１９２３年在烟台海校学习时发起成立的，其主要成员还有中共“秘密党员”曾万里、陈嘉谟等，当时他们在组织上受王荷波的领导。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凌晨，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当时原计划以海军开炮为信号，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钮永建掌握的军队联合攻打北洋军阀的高昌庙兵工厂和龙华司令部，但舰炮因故未能打响。

　　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制订下一步起义计划。会上，曾赴苏联学习过的罗亦农、汪寿华、王若飞、赵世炎等人很重视十月革命中俄国海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经验，提出策反北洋海军，并加强党的领导，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

　　会后，中共在上海的北洋海军和江南造船所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秘密发行《灯塔》月刊等。１１月下旬，周恩来到上海后，郭寿生、王介山等中共“秘密党员”与周恩来直接联系。

　　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２日，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号军舰开炮，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帷幕。虽然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却得到了高度评价，如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说：“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罗亦农也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海军开炮……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钮惕生（即钮永建）说海军开炮，是Ｃ·Ｐ（即中国共产党）命令，这是不错的。可以表现我们的力量。”此后，北洋当局惩办参加起义的海军官兵，郭寿生等被迫离舰隐蔽。

　　后来，国民党实行“清党”，所有海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迫隐蔽起来，直到１９４９年他们又策动了国民党海军的起义。

　　“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等）、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至于对这些“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解释，应是：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二、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所谓“特别党员”，最早是由张闻天于１９３８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并加以表述的，即：“特别党员”是指当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因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这也就是说，其所以“特别”：一是根据其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即一般的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党员”则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与中上层有联系的人员；二是在党内受到特别的管理，即一般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特别党员”的“特别”原因，其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来担任，且须上级组织或中央批准，而一般做法则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至于对其的具体管理，则或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或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当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组织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

　　因此，只与中共的高层人物保持若干联系，不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以便于其在“特别地区”、“特别领域”，如国统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秘密活动，这就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党史博览》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在隐蔽战线有一些执行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后来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或者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以及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下英雄”，等等。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党史界和史学界对此很少有研究，也鲜有介绍和宣传。

　　《党史博览》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发表的《共产党人中的著名卧底英雄》一文，共收入“著名卧底”１６人，如果加以分类的话，他们是：一、暗藏在国民党或汪伪要员身边的“秘书”，如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汪精卫的秘书汪锦元等；二、有着参议或“高参”身份的“红色特工”，如段伯宇、刘仲华；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何基沣、张克侠，以及曾经是中共党员的廖运周和国民党杂牌军的牛化东等；四、埋伏在汪伪或国民党特殊机构内的“红色特工”，如“龙潭三杰”中的李克农、胡底，以及王启明、李时雨等。当然，这仅仅是全部活动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之中的一小部分，至于其全部的概况，迄今也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了。笔者拟通过对不同时期这些人物的描述，并略加分析和综合，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邵飘萍是不是中共“秘密党员”

　　首先，应该澄清或者区分一下什么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和“地下党员”。

　　比如说，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李庆英就邵飘萍真实身份的商榷短文，她认为：在民主革命期间，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即“当时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因此，所谓的“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其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普通党员的通称；至于所谓“特别党员”，虽然从属于以上称呼的范畴，却“有着远比‘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体的规定”。

　　笔者则认为：“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特别党员”实际上就是“秘密党员”。具体到当年的京报社社长邵飘萍，方汉奇教授曾认为：“像邵飘萍这样的已经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被秘密发展入党，成为只和党的个别领导人保持直线联系，不受地方党委管辖的特别党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先例的。”这里，就指明了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既是“秘密”的，又是“特别”的。

　　此外，无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章龙的回忆，还是方汉奇的分析，他们都强调了邵飘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即“许多同时期在北京工作的共产党员，不知道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是因为邵是特别党员，一般情况下，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另外，由于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发展党员的手续并不十分完备”。这就很清楚了：对于邵飘萍而言，“特别党员”就是“秘密党员”。

　　然而，在此前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邵飘萍只不过是一个进步的新闻记者；就连邵飘萍本人，也在其绝笔《飘萍启事》中说：“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肯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那么，邵飘萍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罗章龙晚年在回忆中透露：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并且还曾“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以及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具体说来，就是：“北大新闻学会成立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当时革命报人邵飘萍主动写信给蔡元培，倡议设立一个新闻学研究会，他以后也成为秘密中共党员。”

　　此后，罗章龙在接受方汉奇等人的采访中，又相继提出了一些补充，即大体认定：“邵飘萍１９２２年以后就和党有联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并表示了入党的愿望。１９２４年前后，经我和守常（李大钊）介绍入党，我和守常认为像他那样的有社会影响的人，以不暴露党员身份为好，因此是秘密党员。发展邵入党后，曾就此事向上海中央作过报告。我和守常通过北大外文系的一位姓谢的女同志和他保持工作联系。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不久就调至上海中央，仍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一度负责过北方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他还说：“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来往的”，而邵飘萍的入党，“是我向区委提出，区委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

　　此外，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也说：当年北大“新闻学会（即新闻研究会）的领导人是邵振青，又名邵飘萍，浙江东阳人。邵为了宣传赤化，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６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于其中的所谓“联系”，是指“有的是他主动默契的配合，也有是我们去跟他谈，交换意见，共同做的”。

　　由大革命时期的京报社社长邵飘萍这一“个案”，似可以说明：所谓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就是“个别由党的高级领导人直接介绍入党的同志，一般党员就不一定知道了”；或者是“只和党的个别领导人保持直线联系，不受地方党委管辖的特别党员”。因此，“特别党员”一定就是“秘密党员”，这又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江浩，以及从前“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等。

　　至于邵飘萍是否如罗章龙所回忆的那样为中共“秘密党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确定，而邵飘萍的真实身份也有待于重新诠释。

　　其他“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

　　在大革命时期，除了尚未确知其真实身份的邵飘萍之外，已确知其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还有杨度、胡鄂公、江浩等。

　　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１９１５年８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负责策划恢复帝制。迨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但从１９２２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参与了营救活动。１９２９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位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１９３１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１８８４―１９５１），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１９１２年４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１９１３年４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１９２１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由此可见，胡鄂公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斑驳的。由于当时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当时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流派），于是就被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鄂公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即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以后，它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于是，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的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１９２４年７月，他还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１９３０），原是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这里需要提及的另外一个中共“秘密党员”，则是晚清贡生、民国议员刘少白。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就有王若飞、杨献珍等。

　　刘少白（１８８３―１９６８），山西兴县人，著名乡绅。清末，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他当选为议员，后加入了共和党。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来，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女党员之一。此时，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脱离险境。后来，他回忆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徨顾。”当时，他还负责转送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

　　刘少白曾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１９３７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的家是共产党员聚会之所，并秘密设立有印刷厂。１９３７年８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为西北农民银行），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和牛友兰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接见。此后，他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海军中的“秘密党员”

　　在北伐革命后期的中共兵运工作中，也活动着一些“秘密党员”，如当时上海海军中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就是由中共“秘密党员”郭寿生于１９２３年在烟台海校学习时发起成立的，其主要成员还有中共“秘密党员”曾万里、陈嘉谟等，当时他们在组织上受王荷波的领导。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凌晨，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当时原计划以海军开炮为信号，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钮永建掌握的军队联合攻打北洋军阀的高昌庙兵工厂和龙华司令部，但舰炮因故未能打响。

　　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制订下一步起义计划。会上，曾赴苏联学习过的罗亦农、汪寿华、王若飞、赵世炎等人很重视十月革命中俄国海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经验，提出策反北洋海军，并加强党的领导，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

　　会后，中共在上海的北洋海军和江南造船所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秘密发行《灯塔》月刊等。１１月下旬，周恩来到上海后，郭寿生、王介山等中共“秘密党员”与周恩来直接联系。

　　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２日，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号军舰开炮，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帷幕。虽然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却得到了高度评价，如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说：“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罗亦农也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海军开炮……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钮惕生（即钮永建）说海军开炮，是Ｃ·Ｐ（即中国共产党）命令，这是不错的。可以表现我们的力量。”此后，北洋当局惩办参加起义的海军官兵，郭寿生等被迫离舰隐蔽。

　　后来，国民党实行“清党”，所有海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迫隐蔽起来，直到１９４９年他们又策动了国民党海军的起义。

　　“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等）、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至于对这些“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解释，应是：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二、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所谓“特别党员”，最早是由张闻天于１９３８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并加以表述的，即：“特别党员”是指当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因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这也就是说，其所以“特别”：一是根据其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即一般的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党员”则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与中上层有联系的人员；二是在党内受到特别的管理，即一般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特别党员”的“特别”原因，其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来担任，且须上级组织或中央批准，而一般做法则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至于对其的具体管理，则或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或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当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组织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

　　因此，只与中共的高层人物保持若干联系，不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以便于其在“特别地区”、“特别领域”，如国统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秘密活动，这就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