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恐怖文化“暗地妖娆” 体现出一种文化焦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48:13
中国恐怖文化“暗地妖娆” 体现出一种文化焦虑
2007年07月20日  来源:《环球》杂志

    两位少女从石家庄某玩具饰品店走出。该店出售各种稀奇古怪的“恐怖”玩具,吸引了一部分标新立异、崇尚个性的青少年。 中新社发 张澍 摄


    为了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一个充满“恐怖”的餐厅前几年亮相上海。客人进去得“戴”手铐,就餐必须进“牢房”,闪着荧光的“幽灵”和“骷髅”熄灯后会突现身旁“袭击”食客,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寻求刺激。 中新社发 汤彦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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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文化在中国,一向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对于未知特别是死亡的惶恐,让恐怖情绪始终烙印在人类心间。情绪总是需要出口来释放,于是,中国的恐怖文化在民间“暗地妖娆”,尽管身后宿命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恐怖元素的演变轨迹
  《易经睽上九》说:“见承负涂,载鬼一车……遇雨吉。”意思是说,如果你看到一只满身是泥的猪拉了一车鬼,那么你出门赶上下雨就是大吉。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最早的鬼故事。尽管这属于一卦,但稍加发挥就充满了恐怖气息:满身是泥的猪到底是个怎样的形状?一整车鬼的造型该如何……
  自《易经》始,鬼神文化在古代中国不断生根、发芽。孔子不谈论“怪、力、乱、神”,恰恰证明在先秦时期,怪异鬼神盛行。当时的部分著述也记录了一些带有恐怖色彩的片断:《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周宣王杀害了杜伯,后来他和随从一起狩猎时,杜伯幽灵现身,“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最后让周宣王一命呜呼。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一出,立即从文化正统上割断了恐怖文化在中国求取发展的可能。但中华文化的圆融性让恐怖文化经常能找到自己的秘密路径。
  东汉应劭的《风俗演义》专设《怪神篇》,颇有意味的是,他公开反对民间巫师“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的行为,又觉得“民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似乎带着好奇与好玩的心态,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也就是说,这不是自觉的创作活动,而是情不自禁的记录行为。这构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恐怖文化在中国的存在方式。
  在中国恐怖文化的隐秘发展过程中,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得不提。《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是一篇极其精彩的恐怖小说,特别是对日本的恐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日本作家屡次翻新。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是日本恐怖小说的经典,其书名就是取自于《牡丹灯记》中的“天阴雨湿之夜,月落参横之晨”。
  《聊斋志异》中辑录了大量的优秀恐怖小说:《画皮》《聂小倩》的情节曲折多变;《尸变》《喷水》《蝎客》属于纯粹的感官恐怖;《叶生》《窦氏》则称得上心灵恐怖的华章。
  到了近代,导演马徐维邦在1937年拍摄了《夜半歌声》,被誉为中国恐怖电影的第一声啼哭。不过,一切终究昙花一现。直到近年来,中国恐怖电影才稍稍有所抬头。导演阿甘一口气连续拍摄了《古镜怪谈》《闪灵凶猛》《凶宅幽灵》《天黑请闭眼》等4部恐怖影片,他得出的结论是“恐怖片在中国没有出路”,转而投向恶搞电影《大电影之数百亿》。
  倒是自觉的恐怖小说创作开始发展,张宝瑞的《一双绣花鞋》和丁天的《脸》是此中代表,有声读物《张震讲故事》也受到普遍关注。
  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让恐怖小说创作和恐怖游戏制作方兴未艾。同时,以天涯的“莲蓬鬼话”为代表的网络恐怖文化论坛,每天都要贴出上百个档次各异的恐怖故事,等待着网民来“消费”。而一些不法出版商将这些良莠不齐的恐怖故事创作印刷成书,造就了恐怖文化产业的虚假繁荣。
  恐怖文化中的文化焦虑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恐怖叙事显得温和淡然,缺少足够的感官刺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形成一种寄托着下层百姓多姿想像与自由精神的民间信仰。表象繁荣背后的事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往往是火苗一扑闪,狂风一吹,落入沉寂。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还要归结于传统儒家正统文化的强势影响。
  “子不语怪、力、乱、神”,着眼现实是孔子的一贯思维。《论语先进》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继续发问:“敢问死?”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基本上排斥鬼神之事,只要学生稍一涉及,立马回击,不留余地。
  孔子的态度为文化正统所膜拜,而不谈论鬼神之事,恐怖文化就失却了赖以存在的根基。
  但“恐怖”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理反应,恐怖文化也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甚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当代社会,鬼神与灵异崇拜的心迹也依然随处可见。如今在全球风靡的恐怖文化产业,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古老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延续。
  另外,恐怖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焦虑。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决定了恐怖文化的内容,它是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一面镜子,在恐怖的幻影背后,模模糊糊显现出来的是某个特定人群自己的脸。
  拍摄过著名恐怖影片《洋槐》的韩国导演朴基亨就认为,恐怖文化有的表现人类历史的恐惧记忆,有的反映宗教禁忌,有的反思社会道德屏障,有的体现现实社会威胁,有的表达对未来世界的担忧……总之,不是单纯的吓人与无聊的感官刺激。
  人性化创作是最高旨归
  当前,恐怖文化在中国整体上处于地下状态。什么时候,它能走上台面?
  恐怖文化的氛围性质大致可以分为叙事性恐怖和感官性恐怖两大类型。故事情节的恐怖性在恐怖文本创作中应该被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海大学教授金丹元认为,恐惧是人类的心灵语言,真正的恐怖给人的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寒意,在心理上征服观众,而不是单纯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恶心。
  要实现“发自内心的寒意”,让人们在体验极致之魅的同时有些许的触动与思考,就必须要让恐怖文化走上人性化的发展轨道。
  表面看来,正是因为违背了人性的人和事才可能带来恐怖,恐怖文化怎能实现人性化?这就需要在技巧上进行恐怖与温情的中和,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恐怖推向极致,同时积极后退,让温情乍现。
  美国电影《异形》是经典恐怖片:一艘星际航船到太空探险,偶遇的异形怪物将船员逐一吞噬,只有女船员蕾普利暂时逃脱。恐怖气息让电影压抑无比,幸好一只猫的存在,让电影有了一抹暖意。
  这只猫不知来自哪里,但它一出现,就是积极的暗示:第一个镜头是蕾普利在沉思,第二个镜头是猫在懒洋洋地打哈哈,下一镜头是电影中唯一的一次晨曦。这组蒙太奇暗示了蕾普利与猫咪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未来。随着情节的发展,猫咪成了蕾普利的精神依靠。待危险消除,她第一次脱下冰冷的制服,抱起小猫咪,温柔地抚摸。有评论说,正是这只猫以及蕾普利对猫的态度成就了这部电影。
  朴基亨在谈到恐怖文化的商业化时警告说,过度商业化最终只能导致片面地追求感官刺激,而失去固有的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市场化尽管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但对它还是应当有所保留”。恐怖文化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成型,叫嚣产业化还为时尚早,关键是要修炼好内力。为了恐怖而恐怖,可能永远难见天日。(王国平)
中国恐怖文化“暗地妖娆” 体现出一种文化焦虑 2007年07月20日  来源:《环球》杂志
    两位少女从石家庄某玩具饰品店走出。该店出售各种稀奇古怪的“恐怖”玩具,吸引了一部分标新立异、崇尚个性的青少年。 中新社发 张澍 摄

    为了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一个充满“恐怖”的餐厅前几年亮相上海。客人进去得“戴”手铐,就餐必须进“牢房”,闪着荧光的“幽灵”和“骷髅”熄灯后会突现身旁“袭击”食客,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寻求刺激。 中新社发 汤彦俊 摄
[table=98%color][/td][/tr][/table]  恐怖文化在中国,一向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对于未知特别是死亡的惶恐,让恐怖情绪始终烙印在人类心间。情绪总是需要出口来释放,于是,中国的恐怖文化在民间“暗地妖娆”,尽管身后宿命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恐怖元素的演变轨迹
  《易经睽上九》说:“见承负涂,载鬼一车……遇雨吉。”意思是说,如果你看到一只满身是泥的猪拉了一车鬼,那么你出门赶上下雨就是大吉。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最早的鬼故事。尽管这属于一卦,但稍加发挥就充满了恐怖气息:满身是泥的猪到底是个怎样的形状?一整车鬼的造型该如何……
  自《易经》始,鬼神文化在古代中国不断生根、发芽。孔子不谈论“怪、力、乱、神”,恰恰证明在先秦时期,怪异鬼神盛行。当时的部分著述也记录了一些带有恐怖色彩的片断:《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周宣王杀害了杜伯,后来他和随从一起狩猎时,杜伯幽灵现身,“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最后让周宣王一命呜呼。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一出,立即从文化正统上割断了恐怖文化在中国求取发展的可能。但中华文化的圆融性让恐怖文化经常能找到自己的秘密路径。
  东汉应劭的《风俗演义》专设《怪神篇》,颇有意味的是,他公开反对民间巫师“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的行为,又觉得“民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似乎带着好奇与好玩的心态,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也就是说,这不是自觉的创作活动,而是情不自禁的记录行为。这构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恐怖文化在中国的存在方式。
  在中国恐怖文化的隐秘发展过程中,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得不提。《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是一篇极其精彩的恐怖小说,特别是对日本的恐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日本作家屡次翻新。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是日本恐怖小说的经典,其书名就是取自于《牡丹灯记》中的“天阴雨湿之夜,月落参横之晨”。
  《聊斋志异》中辑录了大量的优秀恐怖小说:《画皮》《聂小倩》的情节曲折多变;《尸变》《喷水》《蝎客》属于纯粹的感官恐怖;《叶生》《窦氏》则称得上心灵恐怖的华章。
  到了近代,导演马徐维邦在1937年拍摄了《夜半歌声》,被誉为中国恐怖电影的第一声啼哭。不过,一切终究昙花一现。直到近年来,中国恐怖电影才稍稍有所抬头。导演阿甘一口气连续拍摄了《古镜怪谈》《闪灵凶猛》《凶宅幽灵》《天黑请闭眼》等4部恐怖影片,他得出的结论是“恐怖片在中国没有出路”,转而投向恶搞电影《大电影之数百亿》。
  倒是自觉的恐怖小说创作开始发展,张宝瑞的《一双绣花鞋》和丁天的《脸》是此中代表,有声读物《张震讲故事》也受到普遍关注。
  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让恐怖小说创作和恐怖游戏制作方兴未艾。同时,以天涯的“莲蓬鬼话”为代表的网络恐怖文化论坛,每天都要贴出上百个档次各异的恐怖故事,等待着网民来“消费”。而一些不法出版商将这些良莠不齐的恐怖故事创作印刷成书,造就了恐怖文化产业的虚假繁荣。
  恐怖文化中的文化焦虑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恐怖叙事显得温和淡然,缺少足够的感官刺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形成一种寄托着下层百姓多姿想像与自由精神的民间信仰。表象繁荣背后的事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往往是火苗一扑闪,狂风一吹,落入沉寂。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还要归结于传统儒家正统文化的强势影响。
  “子不语怪、力、乱、神”,着眼现实是孔子的一贯思维。《论语先进》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继续发问:“敢问死?”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基本上排斥鬼神之事,只要学生稍一涉及,立马回击,不留余地。
  孔子的态度为文化正统所膜拜,而不谈论鬼神之事,恐怖文化就失却了赖以存在的根基。
  但“恐怖”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理反应,恐怖文化也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甚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当代社会,鬼神与灵异崇拜的心迹也依然随处可见。如今在全球风靡的恐怖文化产业,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古老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延续。
  另外,恐怖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焦虑。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决定了恐怖文化的内容,它是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一面镜子,在恐怖的幻影背后,模模糊糊显现出来的是某个特定人群自己的脸。
  拍摄过著名恐怖影片《洋槐》的韩国导演朴基亨就认为,恐怖文化有的表现人类历史的恐惧记忆,有的反映宗教禁忌,有的反思社会道德屏障,有的体现现实社会威胁,有的表达对未来世界的担忧……总之,不是单纯的吓人与无聊的感官刺激。
  人性化创作是最高旨归
  当前,恐怖文化在中国整体上处于地下状态。什么时候,它能走上台面?
  恐怖文化的氛围性质大致可以分为叙事性恐怖和感官性恐怖两大类型。故事情节的恐怖性在恐怖文本创作中应该被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海大学教授金丹元认为,恐惧是人类的心灵语言,真正的恐怖给人的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寒意,在心理上征服观众,而不是单纯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恶心。
  要实现“发自内心的寒意”,让人们在体验极致之魅的同时有些许的触动与思考,就必须要让恐怖文化走上人性化的发展轨道。
  表面看来,正是因为违背了人性的人和事才可能带来恐怖,恐怖文化怎能实现人性化?这就需要在技巧上进行恐怖与温情的中和,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恐怖推向极致,同时积极后退,让温情乍现。
  美国电影《异形》是经典恐怖片:一艘星际航船到太空探险,偶遇的异形怪物将船员逐一吞噬,只有女船员蕾普利暂时逃脱。恐怖气息让电影压抑无比,幸好一只猫的存在,让电影有了一抹暖意。
  这只猫不知来自哪里,但它一出现,就是积极的暗示:第一个镜头是蕾普利在沉思,第二个镜头是猫在懒洋洋地打哈哈,下一镜头是电影中唯一的一次晨曦。这组蒙太奇暗示了蕾普利与猫咪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未来。随着情节的发展,猫咪成了蕾普利的精神依靠。待危险消除,她第一次脱下冰冷的制服,抱起小猫咪,温柔地抚摸。有评论说,正是这只猫以及蕾普利对猫的态度成就了这部电影。
  朴基亨在谈到恐怖文化的商业化时警告说,过度商业化最终只能导致片面地追求感官刺激,而失去固有的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市场化尽管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但对它还是应当有所保留”。恐怖文化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成型,叫嚣产业化还为时尚早,关键是要修炼好内力。为了恐怖而恐怖,可能永远难见天日。(王国平)
吃饱了没事,找刺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