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感觉气候有回暖的迹象：一篇迟到的瑞典考察纪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9: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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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典的社会公正
瑞典的社会，从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1、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
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在1988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瑞典首相也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于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了，据说至今还没有破案。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可以带警卫。我们去时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迹还在，还不时有人把鲜花放在有血迹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由国家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法律还具体规定了各个级别的领导人，在对外公务交往中可以接受礼物的限额。这一条，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亲身体验。1985年，我第一次随体改委代表团去瑞典考察，对方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工业部。在我们会见工业部长（一位女士）时，礼节性地送给她一对北京出产约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蓝小花瓶，作为纪念。她打开包装盒看后很惊讶地说：真美！但随即叹了一口气又说：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后问我驻瑞大使馆陪同会见的同志才说：他们法律有规定，部长级领导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礼物的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500克朗（约300多美元），这个花瓶在北京不值多少钱，但在这里估价可能会超过1500克朗。因此她不能拿回家，只能摆在办公室里欣赏。只有在她离职时，新来的部长表示，这件礼物如果你喜欢，可以带走，她才能拿回家。
2、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在这方面，我们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奥地利时，在两国分别都碰到过一件具体的事例。
在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理。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到奥地利时，本来应当是奥地利社会党主管国际事务的书记到机场来接我们，但当时他却没有出现。接机的人一再向我们表示歉意说：国际书记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实在抽不出身来。到宾馆住下后，该书记才急匆匆地赶来，并说：因为舆论揭发出社会党的一位部长有偷税问题，要求社会党必须作出交待。假若处理不好，很可能危及他们的执政党地位和影响下届选举结果。为此，他们只好通过记者招待会，表示社会党决不“护短”，并让那位部长公开道歉，接受罚款和宣布引咎辞职，以维护社会党在民众中的形象。
3、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
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议员人数定额拨给的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民众的较多选票，进入不了议会，就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
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八十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该人士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他们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入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一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非常繁忙。
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场面虽较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至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船过渡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率先跳下车去帮助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了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他们的这种社会公正原则，不仅体现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对外国来宾也一样。如我们1988年去访问时，到斯德哥尔摩那天正好是双休日，城内住处不好安排，就把我们拉到市郊海边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工会的休养所里住。四周全是空旷的雪地，既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服务员也很少，而且给我们每个人只安排住了一间最多十平方米的房子，包括团长也不例外，只不过团长多了一间约十来平方米、几张沙发就摆满了的会客室。据说这也是他们社民党主席、当时在任首相卡尔松经常来此休息时所住的房间。双休日结束后，把我们搬到了城里，所安排的旅店不仅规模不大，设施还不及我们现在的三星级饭店。而且对团长也没有安排什么高级客房或套间，而是同其他团员一样只住了一个标准间。
对于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的领导人不仅在生时很重视，而且在逝世以后对后事的处理也很注意。如前面讲过1988年被刺杀逝世的帕尔梅，他生前不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党主席，而且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在欧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国内也有颇高的威望，对社民党和国家的贡献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没有给他建立什么纪念堂、纪念馆或纪念碑之类，也没有给他修豪华的坟墓，而只是将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墓里，地上没有任何建设物，只有一块约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平面墓地，上面竖立着一块约一米高有帕尔梅签名的鹅卵石。据说这块鹅卵石原在帕尔梅的家乡，因为帕尔梅每次回家乡竞选时，都要站在上面发表竞选演说，故移此以作纪念。
关于瑞典式社会主义对人类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正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不仅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样，成就巨大，而且可以说前者比后者做得更好。对此，我们不但可以从前文所述的种种事例中得到理解，而且可以通过以下两组国家经济发展的对比得到证明。
一是，瑞典与苏联的对比。瑞典和苏联，在本世纪初，都是欧洲比较落后的国家。瑞典社会民主党与苏联共产党，开始上台执政、推行社会主义的时间差不多。前者为1921年，后者为1917年；前者为间歇执政，但主要时间都执政；后者为连续执政，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到七八十年代，可以明显看出，瑞典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苏联要高得多，人民生活要好得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因为苏联发生了政治动荡，党和国家解体，经济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这种差距更进一步扩大。
二是，奥地利与捷克、匈牙利的对比。这三个国家，原来是从一个国家——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经济水平差不多，最发达的还数捷克地区。二战以后，分别由不同的政党执政，推行不同的政策。奥地利多数时期是社会党执政，实行基本属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捷克、匈牙利一直由共产党或工人党执政，实行基本属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到七八十年代，也可以明显看出，奥地利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比匈牙利高得多，而且比过去奥匈帝国时期最繁荣的地区捷克也要好得多。
瑞典式社会主义，还有一种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是，其社会影响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它所推行的一套行政公开、分配公平、社会公正的政策，不仅对促进社会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其发展的势头，一般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迭或领导人的改变而受到根本的扭转或夭折。这一点，从瑞典哥德堡省议会议长向我们所讲的一段谈话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1985年，我们第一次赴瑞典考察时，当时哥德堡的议长（保守的人民党人），在一次同哥德堡省长（社民党人）共同宴请我们的宴会上，曾当面指责在座的省长说：他们社民党，只会花钱，不会挣钱，往往是他花光了我们来挣，我们挣了他再来花。开始我们不理解这是什么含义，经过提问后才弄明白：社会党每次上台执政，都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扩大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结果财政入不敷出，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在竞选时，保守的人民党就以此为把柄，大肆攻击社民党的经济政策不好，通胀率太高，群众吃亏了。群众一听似乎有理，就改选保守党。保守党上台后，为压低通货膨胀率，必然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福利下降，失业率上升。到竞选时，社会党又攻击保守党的经济政策有问题，失业者太多，把群众坑苦了。群众一听感到也对，就反过来又选社会党。但当我们问他，既然如此（社会党只会花钱，不会挣钱），那你们上台以后，是否就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党实行的政策？他立即说：那也不行，因为要这样做，我们的选票就没有了。
从这位保守的人民党人的无奈和感叹中，不仅说明了，瑞典式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一经实行，是很难再按传统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改变的。同时也可以证明，为什么欧洲、特别是北欧各国的社会党，都能够先后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推行他们的社会主义；而且几十年来，由于其执政的次数颇多，时间较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以致在相当程度上，明显改变了欧洲原有的经济社会格局——即从过去一般形容的北欧不如东欧、东欧不如西欧；变成为现在的东欧不如西欧、西欧不如北欧。这种有目共睹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而且有必要将它列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当作世界上一种与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来研究和对待。
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
通过这次访问，对瑞典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我们都感到收获颇大。但是，对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异同，对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分析与认识，也感到有些迷惑和难解。为此，在当年访问结束回国的途中，路经巴黎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座谈，并邀请了几位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会下的交谈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至今我还认为，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
一种感想认为，第二国际理论与第三国际理论、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代表的，基本上是当时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民主选举的制度，一个党派有可能通过选举，掌握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上台执政，从而推行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工党），都曾经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上台执政甚至比较长时期地执政，并推行种种社会主义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良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后者即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当时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还没有建立起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掌握着政权的反动派武装到牙齿，肆无忌惮地镇压各种革命力量。不通过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推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
但是，对于后者来说，有一点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就是：用武装斗争的办法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只是起了一个“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并不“够格”，即：（1）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不“够格”；（2）社会主义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够格”。因此，在通过武装斗争把社会主义政权“催生”下来以后，必须下决心抓紧补上这“两课”。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在革命成功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除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应不失时机地集中力量抓紧抓好这两个方面的“补课”，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优越性，就有可能迅速地推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假若不是这样的认识，而是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了新的政权，自己就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谁要是对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种疑义，就毫不留情的加以排斥、打击甚至镇压，那就不仅很难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能变成封建或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像苏联过去的斯大林时期那样，最终不仅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甚至扬弃。
还有一种感想认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苏联式共产党与瑞典式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有如天主教与基督教一样，两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过是：前者主张坚持按“老祖宗”的原话，一字一句地照本本办事，不得逾越，有点类似于原教旨主义；后者则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进行革新与创新，以更有利于扩大并推行“老祖宗”理论的影响与主张，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以上所述，由于基本上是根据回忆整理的，有的可能不十分准确，但主要事实与情节，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有鉴于此，对于本文的标题，也没有定位为“考察报告”，而只定位为“考察纪要”。以示有所区别，并有利于读者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素材来研究参考。
瑞典的社会，从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1、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
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在1988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瑞典首相也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于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了，据说至今还没有破案。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可以带警卫。我们去时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迹还在，还不时有人把鲜花放在有血迹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由国家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法律还具体规定了各个级别的领导人，在对外公务交往中可以接受礼物的限额。这一条，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亲身体验。1985年，我第一次随体改委代表团去瑞典考察，对方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工业部。在我们会见工业部长（一位女士）时，礼节性地送给她一对北京出产约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蓝小花瓶，作为纪念。她打开包装盒看后很惊讶地说：真美！但随即叹了一口气又说：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后问我驻瑞大使馆陪同会见的同志才说：他们法律有规定，部长级领导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礼物的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500克朗（约300多美元），这个花瓶在北京不值多少钱，但在这里估价可能会超过1500克朗。因此她不能拿回家，只能摆在办公室里欣赏。只有在她离职时，新来的部长表示，这件礼物如果你喜欢，可以带走，她才能拿回家。
2、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在这方面，我们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奥地利时，在两国分别都碰到过一件具体的事例。
在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理。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到奥地利时，本来应当是奥地利社会党主管国际事务的书记到机场来接我们，但当时他却没有出现。接机的人一再向我们表示歉意说：国际书记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实在抽不出身来。到宾馆住下后，该书记才急匆匆地赶来，并说：因为舆论揭发出社会党的一位部长有偷税问题，要求社会党必须作出交待。假若处理不好，很可能危及他们的执政党地位和影响下届选举结果。为此，他们只好通过记者招待会，表示社会党决不“护短”，并让那位部长公开道歉，接受罚款和宣布引咎辞职，以维护社会党在民众中的形象。
3、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
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议员人数定额拨给的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民众的较多选票，进入不了议会，就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
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八十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该人士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他们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入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一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非常繁忙。
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场面虽较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至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船过渡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率先跳下车去帮助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了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他们的这种社会公正原则，不仅体现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对外国来宾也一样。如我们1988年去访问时，到斯德哥尔摩那天正好是双休日，城内住处不好安排，就把我们拉到市郊海边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工会的休养所里住。四周全是空旷的雪地，既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服务员也很少，而且给我们每个人只安排住了一间最多十平方米的房子，包括团长也不例外，只不过团长多了一间约十来平方米、几张沙发就摆满了的会客室。据说这也是他们社民党主席、当时在任首相卡尔松经常来此休息时所住的房间。双休日结束后，把我们搬到了城里，所安排的旅店不仅规模不大，设施还不及我们现在的三星级饭店。而且对团长也没有安排什么高级客房或套间，而是同其他团员一样只住了一个标准间。
对于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的领导人不仅在生时很重视，而且在逝世以后对后事的处理也很注意。如前面讲过1988年被刺杀逝世的帕尔梅，他生前不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党主席，而且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在欧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国内也有颇高的威望，对社民党和国家的贡献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没有给他建立什么纪念堂、纪念馆或纪念碑之类，也没有给他修豪华的坟墓，而只是将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墓里，地上没有任何建设物，只有一块约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平面墓地，上面竖立着一块约一米高有帕尔梅签名的鹅卵石。据说这块鹅卵石原在帕尔梅的家乡，因为帕尔梅每次回家乡竞选时，都要站在上面发表竞选演说，故移此以作纪念。
关于瑞典式社会主义对人类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正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不仅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样，成就巨大，而且可以说前者比后者做得更好。对此，我们不但可以从前文所述的种种事例中得到理解，而且可以通过以下两组国家经济发展的对比得到证明。
一是，瑞典与苏联的对比。瑞典和苏联，在本世纪初，都是欧洲比较落后的国家。瑞典社会民主党与苏联共产党，开始上台执政、推行社会主义的时间差不多。前者为1921年，后者为1917年；前者为间歇执政，但主要时间都执政；后者为连续执政，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到七八十年代，可以明显看出，瑞典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苏联要高得多，人民生活要好得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因为苏联发生了政治动荡，党和国家解体，经济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这种差距更进一步扩大。
二是，奥地利与捷克、匈牙利的对比。这三个国家，原来是从一个国家——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经济水平差不多，最发达的还数捷克地区。二战以后，分别由不同的政党执政，推行不同的政策。奥地利多数时期是社会党执政，实行基本属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捷克、匈牙利一直由共产党或工人党执政，实行基本属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到七八十年代，也可以明显看出，奥地利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比匈牙利高得多，而且比过去奥匈帝国时期最繁荣的地区捷克也要好得多。
瑞典式社会主义，还有一种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是，其社会影响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它所推行的一套行政公开、分配公平、社会公正的政策，不仅对促进社会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其发展的势头，一般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迭或领导人的改变而受到根本的扭转或夭折。这一点，从瑞典哥德堡省议会议长向我们所讲的一段谈话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1985年，我们第一次赴瑞典考察时，当时哥德堡的议长（保守的人民党人），在一次同哥德堡省长（社民党人）共同宴请我们的宴会上，曾当面指责在座的省长说：他们社民党，只会花钱，不会挣钱，往往是他花光了我们来挣，我们挣了他再来花。开始我们不理解这是什么含义，经过提问后才弄明白：社会党每次上台执政，都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扩大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结果财政入不敷出，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在竞选时，保守的人民党就以此为把柄，大肆攻击社民党的经济政策不好，通胀率太高，群众吃亏了。群众一听似乎有理，就改选保守党。保守党上台后，为压低通货膨胀率，必然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福利下降，失业率上升。到竞选时，社会党又攻击保守党的经济政策有问题，失业者太多，把群众坑苦了。群众一听感到也对，就反过来又选社会党。但当我们问他，既然如此（社会党只会花钱，不会挣钱），那你们上台以后，是否就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党实行的政策？他立即说：那也不行，因为要这样做，我们的选票就没有了。
从这位保守的人民党人的无奈和感叹中，不仅说明了，瑞典式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一经实行，是很难再按传统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改变的。同时也可以证明，为什么欧洲、特别是北欧各国的社会党，都能够先后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推行他们的社会主义；而且几十年来，由于其执政的次数颇多，时间较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以致在相当程度上，明显改变了欧洲原有的经济社会格局——即从过去一般形容的北欧不如东欧、东欧不如西欧；变成为现在的东欧不如西欧、西欧不如北欧。这种有目共睹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而且有必要将它列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当作世界上一种与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来研究和对待。
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
通过这次访问，对瑞典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我们都感到收获颇大。但是，对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异同，对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分析与认识，也感到有些迷惑和难解。为此，在当年访问结束回国的途中，路经巴黎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座谈，并邀请了几位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会下的交谈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至今我还认为，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
一种感想认为，第二国际理论与第三国际理论、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代表的，基本上是当时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民主选举的制度，一个党派有可能通过选举，掌握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上台执政，从而推行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工党），都曾经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上台执政甚至比较长时期地执政，并推行种种社会主义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良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后者即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当时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还没有建立起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掌握着政权的反动派武装到牙齿，肆无忌惮地镇压各种革命力量。不通过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推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
但是，对于后者来说，有一点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就是：用武装斗争的办法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只是起了一个“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并不“够格”，即：（1）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不“够格”；（2）社会主义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够格”。因此，在通过武装斗争把社会主义政权“催生”下来以后，必须下决心抓紧补上这“两课”。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在革命成功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除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应不失时机地集中力量抓紧抓好这两个方面的“补课”，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优越性，就有可能迅速地推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假若不是这样的认识，而是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了新的政权，自己就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谁要是对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种疑义，就毫不留情的加以排斥、打击甚至镇压，那就不仅很难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能变成封建或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像苏联过去的斯大林时期那样，最终不仅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甚至扬弃。
还有一种感想认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苏联式共产党与瑞典式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有如天主教与基督教一样，两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过是：前者主张坚持按“老祖宗”的原话，一字一句地照本本办事，不得逾越，有点类似于原教旨主义；后者则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进行革新与创新，以更有利于扩大并推行“老祖宗”理论的影响与主张，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以上所述，由于基本上是根据回忆整理的，有的可能不十分准确，但主要事实与情节，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有鉴于此，对于本文的标题，也没有定位为“考察报告”，而只定位为“考察纪要”。以示有所区别，并有利于读者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素材来研究参考。
十七大调调是老胡的625讲话,里面的提法与以前相比有重大变化,其实从宣传上也能感觉到.
这篇考察纪要确实是迟到的,对未来是没什么用的了.
对于用来考察昨天的一些人与事还是有点意思的.:D
这篇考察纪要确实是迟到的,对未来是没什么用的了.
对于用来考察昨天的一些人与事还是有点意思的.:D
介篇是南方周末上的还是青年参考上有见过的....好象.
当时在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国家在应用哪个理论在运作,归根结底,是为了富国强民的.中国的收入区域差别太大,21世纪里,我们是否将面临生活的波折或变革???
现在的确是活的太累了,我也在奇怪,为什么我会跑到一个房价比老家高出8倍,而收入只能多得3倍的地方来........
当时在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国家在应用哪个理论在运作,归根结底,是为了富国强民的.中国的收入区域差别太大,21世纪里,我们是否将面临生活的波折或变革???
现在的确是活的太累了,我也在奇怪,为什么我会跑到一个房价比老家高出8倍,而收入只能多得3倍的地方来........
已经被否定了.....:L :L :L
确实,与老胡625讲话的精神不符,基本上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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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38度了！还暖？
你想把我们热死啊
你想把我们热死啊
原帖由 yahanmu 于 2007-7-20 22:21 发表
介篇是南方周末上的还是青年参考上有见过的....好象.
当时在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国家在应用哪个理论在运作,归根结底,是为了富国强民的.中国的收入区域差别太大, ...
南方周末
如果当年国共合作能成功的话,也许就是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