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国军在抗战各时期的战斗序列和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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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6年1月10日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签定整编军队方案,国民革命军方面接受第一阶段整军90个师计划。
    国民革命军于1946年2月在南京召开整编会议,拟定整编军队方案,预定在1946年7月1日完成,计划完成90个2旅4团制整编师(预定第二期整编后余50个3团制师)。因为派系纠纷延误时间,至6月30日内战全面爆发,实际只整编约58个师即投入战争。
    整编师由军改建、辖2-3个整编旅;整编旅由师改建,原辖3个步兵团改为2个实编步兵团及1个只保留基干的补充训练团(简称补训团或补充团),但有部分整编旅仍辖3个实编团。
    1947年末整编旅开始恢复3个实编团。
    1948年将部分3旅2团制整编师改为2旅3团制,另1旅辖3个补训团名为后调旅撤回后方整补。另在47-48年间又改编及新建部分整编师。
    1948年9-10月间结束整编制度,恢复军、师番号(新疆除外)。
    随着1949年9月国民革命军驻新疆部队起义,最终结束整编军制。
    以下为各整编师番号,并希望修正及补充。
    国民革命军荣1师(或曰9师):以8军166旅等在48年改编,辖3、166、暂26旅,中央军,部分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1师:1军改编,辖1、78、167旅,胡宗南中央军,部分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师(未成):52军改编,辖2、25、195旅,中央军,美械装备。
                   (2)2师:48年以45师残部等组建,辖211、213旅,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3师:10军残部和89军合并改编,辖3、20、新1旅,中央军。47年改编,辖3、20旅。
                   (2)3师:原3师两次被歼灭后,48年由11师18旅等部为基干重组,辖18、75旅,陈诚中央军,半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4师:4军等部改编,辖59、90、102旅,张发奎、薛岳中央化粤军。48年改编,辖59、90旅。
    国民革命军第5师:军在47年改编,辖45、96、200旅,中央军,美械装备。47年改编,辖45、200旅;48年扩编,辖45、46、200旅。
    国民革命军第6师(未成):3军主力和原26军32师改编,辖7、32旅,胡宗南中央军。
                   (2)6师:原3军被歼灭后,48年由38师17旅、独立暂2旅组建,辖17、暂2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7师:7军在47年改编,辖171、172旅,李宗仁、白崇禧新桂军。
    国民革命军第8师:8军在47年改编,辖42、103、166、独立旅,中央军,美械装备。47年改编,辖42、新3、新20旅。
    国民革命军第9师:2军改编,辖9、76、预2旅,中央军,美械装备。48年改编,辖9、76旅。
    国民革命军第10师:14军改编,辖10、83、85旅,陈诚中央军,部分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11师:18军改编,辖11、18、118旅,陈诚中央军,美械装备。48年改编,辖11、118旅。
    国民革命军第12师:12军在47年改编,辖111、112旅,东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13师(未成):13军改编,辖4、54、89旅,汤恩伯中央军,美械装备。
                   (2)13师:48年以17师84旅、独立135旅、76师144旅组建,辖84、135、144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14师(未成):新6军主力改编,辖22、207旅,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15师:15军残部和独立135师合并改编,辖64、135旅,刘镇华豫军(135旅系中央军)。48年改编,辖64、新25旅。
    国民革命军第16师(未成):16军和原12军22师改编,辖22、94、109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17师:17军和3军12师改编,辖12、48、84旅,胡宗南中央军。48年改编,辖12、48旅。
    国民革命军第18师:11军改编,辖168、暂9、骑10旅,马鸿逵回军。
    国民革命军第19师(未成):19军改编,辖68、暂37、暂40旅,阎锡山晋军。
    国民革命军第20师:20军改编,辖133、134旅,杨森川军,半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1师:21军和50军新7师改编,辖145、146、新7旅,唐式遵川军。48年改编,辖145、146旅。
    国民革命军第22师(未成):22军及新11旅改编,辖86、新11?旅,邓宝珊陕军。
    国民革命军第23师:91军和骑3军合并改编,辖191、新4、骑9旅,胡宗南中央军。47年改编,辖191、新4旅。
    国民革命军第24师:24军改编,辖136、137旅,刘文辉川军。
    国民革命军第25师:25军和50军148师改编,辖40、108、148旅,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26师:26军改编,辖41、44、169旅,中央军,半美械装备。
           (2)26师:原26师被歼灭后,47年由93旅等部为基干组建,辖93、193旅,部分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7师:27军和独立49师改编,辖31、47、49旅,胡宗南中央军。47年改编,辖31、47旅。
    国民革命军第28师:28军主力和70军80师改编,辖52、80、192旅,中央军,部分美械装备。48年改编,辖52、80旅。
    国民革命军第29师(未成):92军改编,辖21、56、142旅,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30师:30军残部改编,辖27、30、67旅,孙连仲西北军(67旅系陈诚中央军)。47年改编,辖27、30旅。
    国民革命军第31师(未成):93军改编,辖暂18、暂20、暂22旅,龙云滇军。
    国民革命军第32师:32军改编,辖139、141旅,商震晋军。47年139旅改149旅;
           (2)32师:原32师被歼灭后,47年以整32师残部和新36师组建,辖141、新36旅,中央军;48年改编,辖57、新36旅。
    国民革命军第33师(未成):33军改编,辖71、暂38、暂46旅,阎锡山晋军。
    国民革命军第34师(未成):34军改编,辖73、暂44、暂45旅,阎锡山晋军。
    国民革命军第35师(未成):35军改编,辖101、新31、新32旅,傅作义晋绥军。
    国民革命军第36师:37集团军主力改编,辖28、123、165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37师(未成):94军改编,辖5、43、121旅,陈诚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38师:4集团军改编,辖17、55、177旅,杨虎城陕军。48年改编,辖55、177旅。
    国民革命军第39师:95军主力改编,辖126、新9旅,邓锡侯川军。
    国民革命军第40师:40军残部和伪军40军改编,辖39、106旅,庞炳勋西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41师:41军改编,辖122、124旅,孙震川军。
    国民革命军第42师:42军和独立128师改编,辖128、预7、暂58旅,后改65、128、231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43师(未成):43军改编,辖70、暂39、暂49旅,阎锡山晋军。
    国民革命军第44师:44军改编,辖150、162旅,王缵绪川军。
    国民革命军第45师:96军在47年改编,辖暂12、暂14、暂15旅,后改211、213、214旅。
    国民革命军第46师:46军改编,辖175、188、新19旅,李宗仁、白崇禧桂军,半美械装备。47年改编,辖188、新19旅。
    国民革命军第47师:45军和47军残部合并改编,辖104、125、127旅,邓锡侯川军。47年改编,辖125、127旅。
    国民革命军第48师:48军和84军合并改编,辖138、174、176旅,李宗仁、白崇禧桂军。47年改编,辖138、176旅。
    国民革命军第49师:49军和88军79师改编,辖26、79、105旅,中央化东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50师(未成):以新1军50师组建,辖50、?旅,陈诚中央军,美械装备。
                   (2)50师:48年以54师36旅等组建,辖36、新7旅,中央军,半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51师:辖113、114旅,东北军。47年重建,辖41、113旅。
    国民革命军第52师:97军和独立82师改编,辖33、82旅,汤恩伯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53师(未成):53军改编,辖116、130旅,东北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54师:54军在47年改编,辖8、36、198旅,陈诚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55师:55军和69军合并改编,辖29、74、181旅,刘汝明西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56师:56军和95军新17师合并改编,辖163、164、新17旅,潘文华川军。
    国民革命军第57师:98军和29军117师合并改编,辖117、预3、预4旅,中央军。47年改编,辖117、预4旅。
    国民革命军第58师:1集团军前方部队改编,辖183、新10、新11旅,龙云滇军。
    国民革命军第59师:59军改编,辖38、180旅,冯治安西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60师(未成):60军改编,辖182、184、暂21旅,龙云滇军。
    国民革命军第61师(未成):61军改编,辖66、69、72旅,阎锡山晋军。
    国民革命军第62师:62军改编,辖95、151、157旅,余汉谋粤军(95旅系陈诚中央军),半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63师:63军改编,辖152、153、186旅,余汉谋粤军。48年改编,辖152、186旅。
    国民革命军第64师:64军改编,辖131、156、159旅,余汉谋粤军,半美械装备。48年改编,辖156、159旅。
    国民革命军第65师:65军改编,辖154、160、187旅,余汉谋粤军。48年改编,辖160、187旅。
    国民革命军第66师:66军和86军13师合并改编,辖13、185、199旅,陈诚中央军。47年改编,辖13、185旅。
    国民革命军第67师(未成):预备由5军和18军各抽1师改编。
    国民革命军第68师:68军和原12军81师合并改编,辖81、119、143旅,刘汝明西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69师:99军和37军60师合并改编,辖60、92、99旅,陈诚中央军。47年改编,辖92、99旅。
    国民革命军第70师:70军改编,辖139、140旅,中央军。47年改编,辖96、139旅;48年扩编,辖32、96、139旅。
    国民革命军第71师(未成):71军改编,辖87、88、91旅,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72师:30集团军改编,辖34、新13、新15旅,王陵基川军。47年改编,辖34、新15旅。
    国民革命军第73师:47年以73军残部改编,辖15、77旅。
    国民革命军第74师:74军改编,辖51、57、58旅,中央军,美械装备。48年改编,辖51、58旅。
    国民革命军第75师:75军改编,辖6、16旅,陈诚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76师:76军和78军合并改编,辖24、144旅。47年改编,辖24、144、新1旅;48年改编辖24、新1旅。
    国民革命军第77师:77军改编,辖37、132旅,冯治安西北军。
    国民革命军第78师:新2军改编,辖新45、新46旅,后改178、179、227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79师:79军改编,辖98、194旅,陈诚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80师(未成):暂3军改编,辖暂10、暂11、暂17旅,傅作义晋绥军。
    国民革命军第81师:81军改编,辖35、暂60旅,马鸿宾回军。
    国民革命军第82师:82军改编,辖100、暂61、新骑8旅,马步芳回军。
    国民革命军第83师:100军改编,辖19、63旅,中央军,美械装备。47年改编,辖19、44、63旅。
    国民革命军第84师:47年以吴化文伪军新10师改编,辖155、161旅;48年扩编,辖155、161、独立旅。
    国民革命军第85师:85军改编,辖23、110旅,汤恩伯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86师(未成):新1军主力改编,辖新30、新38旅,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87师(未成):新6军新22师为基干改编,辖新22、?旅,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88师:88军主力和28军62师合并改编,辖62、新21旅,中央化川军(62师系中央军)。48年改编,辖49、149旅。
    国民革命军第89师(未成):
    国民革命军第90师:90军改编,辖53、61旅,胡宗南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97师:47年以48师174旅和46师175旅残部改编,辖174、175旅,李宗仁、白崇禧桂军。
    国民革命军第202师:202师等部改编,辖1、2旅,青年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03师:203师和201师合并改编,辖1、2旅,青年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05师:204师和205师合并改编,辖1、2旅,青年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06师:206师等部改编,辖1、2旅,青年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07师:207师扩编,辖1、2旅,辖1、2旅,青年军,半美械装备。48年扩编,辖1、2、3旅。
    国民革命军第208师:31军(208、209师)改编,辖1、2旅,青年军,美械装备。48年扩编,辖1、2、3旅。
    国民革命军第新10师:吴化文伪军新10师改编,辖155、161旅,后改84师。
    国民革命军第暂23师:伪军改编,辖暂45、暂46旅。
    国民革命军第暂24师:张岚峰伪军改编,辖暂5、暂6、暂7旅。
    国民革命军第暂25师:孙良诚伪军改编,辖暂12、暂13旅。
    国民革命军第骑1师:骑5军改编,辖骑6、骑7旅,马步芳回军。
6.从1944年到1946年国军序列变革和改遍

军事委员会直辖
    国民革命军荣2师:中央军,接收美械装备,改隶53军,后归国防部直辖,后改44旅隶属83师
    国民革命军第48师:中央军,改隶17军(17师48旅)
    国民革命军第82师:中央军。改隶97军(52师82旅)
    以军委会、六战区、三战区警卫团组建警卫师:97师、中央军、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第206师:中央军,美械装备,新成立青年军,改隶青年军9军
    国民革命军第9军(54、新24师):中央军,缩编成54师,接收美械装备,改隶13军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190、预10师):中央军,在中日衡阳会战时全军覆没,缩编、重建成3师,改隶10军3师(3师3旅)
    国民革命军第76军(24、新5、暂57师):中央军,新5师组建青年军203师(隶属9军);暂57师改135师隶属15军(15师135旅);接收78军,辖24、144师(76师,辖24、144旅)
    国民革命军第92军(21、142、暂56师):中央军,暂56师组建青年军204师(隶属青年军6军);接收39军,辖21、56、142师
    国民革命军第98军(42、169师):中央军,缩编成169师,接收美械装备,改隶26军(26师169旅)
    国民革命军暂2军(预6、暂7、暂8师):中央军,部队编并,番号撤消。
   
    重庆卫戍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新25师:川军,改四川保安团
    国民革命军第93军(10、新8、暂2师):中央军,主力缩编成10师(10师10旅)
    国民革命军第97军(166、196师):中央军,缩编成166师,接收美械装备,改隶8军(8师166旅)
   
    川康边防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新18师:川军,并入56军
    国民革命军第24军(136、137师):川军,保持24军,辖136、137师(24师,辖136、137旅)
    国民革命军第56军(163、164师):川军,接收新17师,辖163、164、新17师(56师,辖163、164、新17旅)
   
    川康绥靖公署直辖
    国民革命军新17师:川军,编入56军(56师新17旅)
    国民革命军第95军(126、新9师):川军,保持95军,辖126、新9师(39师,辖126、新9旅)
   
    冀察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40军(39、106、新40师):西北军,缩编,辖39、106师(40师,辖39、106旅)
   
    第一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38军(17、新35师):陕军,接收96军,辖17、55、177师(38师,辖17、55、177旅)
    国民革命军第96军(177、新14师):陕军,缩编成177师,改隶38军(38师177旅)
    国民革命军第14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5军(64、65师):豫军,与日军作战损失大部,缩编、重建15军,辖64师,接收135师;辖64、135师(15师,辖64、135旅)
    国民革命军第暂4军(47、暂4师):中央军,改27军、接收49师,辖31、47、49师(27师,辖31、47、49旅)
    国民革命军第36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4军(83、85、94师):中央军,接收10师,辖10、83、85师(10师,辖10、83、85旅);94师组建青年军201师,隶属青年军6军
    国民革命军第47军(104、178师):川军,被日军歼灭大部,缩编、重建成104师(47师104旅)
    国民革命军第39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新8军(新6、暂29师):西北军,邯郸战役起义,番号撤消
    第一战区副长官部(汤恩伯集团)直辖
    国民革命军新36师:鲁军,改隶12军
    国民革命军暂12师:中央军,改隶96军
    国民革命军第78军(新42、新43、新44师):中央军,缩编成144师,改隶76军(76师144旅)
    国民革命军第15集团军:
    直辖国民革命军骑8师:马家军,并入82军
    国民革命军骑2军(暂14、骑3师):东北军,改为96军,接收暂12师,辖暂12、暂14、暂15师(45师,辖211、213、214旅)
    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89军(20、新1师):中央军,接收3师,改10军,辖3、20、新1师(3师,辖3、20、新1旅)
    国民革命军暂1军(33、暂62师):中央军,接收82师,改97军,辖33、82师(52师,辖33、82旅)
    国民革命军暂9军(111、112、暂30师):东北军,接收新36师,改12军,辖111、112、新36师(12师,辖111、112旅)
    国民革命军第28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85军(23、110、预11师):中央军,85军,辖23、110师(85师,辖23、110旅)
    国民革命军暂15军(新29、暂27师):西北军,被日军歼灭大部,番号撤消
    国民革命军第31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2军(22、81、暂55师):西北军,军部撤消,缩编成22师改隶16军,81师改隶68军(68师81旅)
    国民革命军第13军(4、89、117师):中央军,主力接收美械装备,接收54师,辖4、54、89师;117师改隶98军(57师117旅)
    国民革命军第29军(91、193、暂16师):中央军,军部撤消,接收美械装备,缩编成91师改隶71军,193师改隶属73军

    第二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6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9军(68、暂37、暂42师):晋军,主力在上党战役被歼灭,残部接收23军暂40师重建,辖68、暂37、暂40师
    国民革命军第23军(暂40、暂46、暂47师):晋军,上党战役被歼灭,军部撤消,残部重建成暂40、暂46师
    国民革命军第7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33军(71、暂38、暂41师):晋军,缩编并接收23军暂46师,辖71、暂38、暂46师
    国民革命军第34军(73、暂44、暂45师):晋军,保持34军,辖73、暂44、暂45师
    国民革命军第8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43军(70、暂39、暂43师):晋军,缩编并接收83军暂49师,辖70、暂39、暂49师
    国民革命军第61军(69、72、暂48师):晋军,缩编并接收83军66师,辖66、69、72师
    国民革命军第13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83军(66、暂49、暂50师):晋军,上党战役被歼灭,军部撤消,残部重建成66、暂49师
    骑1军(骑1、骑2、骑4师):晋军,主力投敌,余部编并,番号撤消

    第三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25军(40、108、暂13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50军148师,辖40、108、148师(25师,辖40、108、148旅)
    国民革命军第70军(80、107、预9师):中央军,80师改隶28军,70军辖75、107师(70师,辖139、140旅)
    国民革命军第23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21军(145、146、147师):川军,缩编并接收50军新7师,辖145、146、新7师(21师,辖145、146、新7旅)
    国民革命军第28军(52、62、192师):中央军,接收70军80师,62师调88军,辖52、80、192师(28师,辖52、80、192旅)
    国民革命军第50军(144、148、新7师):川军,军部撤消;144师组建青年军208师(隶属青年军31军),148师改隶25军(25师148旅),新7师改隶21军(21师新7旅)
    国民革命军第25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26军(32、41、44师):中央军,32师改隶3军,接收169师并接收美械装备,辖41、44、169师(26师,辖41、44、169旅)
    国民革命军第49军(26、105、预5师):中央化东北军,缩编并接收88军79师,辖26、79、105师(49师,辖26、79、105旅)
    国民革命军第32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88军(79、新21、暂33师):中央化川军,79师改隶49军(49师79旅),缩编并接收28军62师,辖62、新21师(88师,辖62、新21旅)
    国民革命军第突击总队(1、2队):中央军,接收13军117师,改为98军,辖117、预3、预4师(57师,辖117、预3、预4旅)

    第四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16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31军(131、135、188师):桂军,军部及135师被日军歼灭,缩编并接收美械装备,改隶64军131师(64师131旅),46军188师(188旅)
    国民革命军第46军(170、175、新19师):桂军,170师被日军歼灭,接收31军188师并接收美械装备,辖175、188、新19师(46师,辖175、188、新19旅
    国民革命军第35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64军(155、156、159师):粤军,缩编并接收美械装备,接收31军131师,辖131、156、159师(64师,辖131、156、159旅)

第五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暂1师:川军,并入41军
    国民革命军第39军(56、暂51师):皖军,缩编成56师并入92军
    国民革命军第41军(122、123、124师):川军,缩编辖122、124师(41师,辖122、124旅)
    国民革命军第51军(113、114师):东北军,保持51军,辖113、114师(51师,辖113、114旅)
    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55军(29、74师):西北军,接收69军,辖29、74、181师(55师,辖29、74、181旅)
    国民革命军第68军(119、143、暂36师):西北军,缩编并接收12军81师,辖81、119、143师(68师,辖81、119、143旅)
    国民革命军第21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7军(171、172、173师):桂军,缩编,辖171、172师(7师,辖171、172旅)
    国民革命军第48军(138、176师):桂军,接收84军,辖138、174、176师(48师,辖138、174、176旅)
    国民革命军第84军(174、189师):桂军,缩编成174师并入48军(48师174旅)
    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45军(125、127师):川军,接收47军残部,改为47军,辖104、125、127师(47师,辖104、125、127旅)
    国民革命军第69军(181、暂28师):西北军,缩编成181师并入55军(55师181旅)

    第六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86军(13、67、暂32师):中央军,军部撤消,缩编,13师并入66军(66师13旅),67师并入30军(30师67旅)
    国民革命军第87军(43、118、新23师):中央军,军部撤消,接收美械装备,43师并入94军,118师并入18军(11师118旅),新23师组建青年军205师(隶属青年军9军)
    国民革命军第10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8军(11、18、55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美械装备,接收87军118师,辖11、18、118师(11师,辖11、18、118旅)
    国民革命军第66军(185、199师):中央军,接收86军13师,辖13、185、199师(66师,辖13、185、199旅)
    国民革命军第79军(98、194、暂6师):中央军,缩编,辖98、194师(79师,辖98、194旅)
国民革命军第24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73军(15、77、暂5师):中央军,缩编、接收美械装备,接收29军193师,辖15、77、193师
    国民革命军第74军(51、57、58师):中央军,接收美械装备,保持,辖51、57、58师(74师,辖51、57、58旅)
    国民革命军第100军(19、63、75师):中央军,接收美械装备,辖19、63师(83师,辖19、63旅);75师组建青年军209师(隶属青年军31军)
    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32军(139、141、暂34师):晋军,保持32军,辖139、141师(32师,辖141、149旅);暂34师组建青年军202师(隶属青年军6军)
    国民革命军第75军(6、16、预4师):中央军,缩编,辖6、16师(75师,辖6、16旅)
    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59军(38、180、暂53师):西北军,缩编,辖38、180师(59师,辖38、180旅)
    国民革命军第77军(37、132、179师):西北军,缩编,辖37、132师(77师,辖37、132旅)
    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江防军:
    国民革命军第30军(27、30、31师):西北军,缩编并接收86军67师,辖27、30、67师(30师,辖27、30、67旅)
    国民革命军第94军(5、121、暂35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87军43师,接收美械装备,辖5、43、121师

    第七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12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62军(151、157、158师):粤军,缩编并接收37军95师,接收美械装备,辖95、151、157师
    国民革命军第63军(152、153、186师):粤军,保持63军,辖152、153、186师(63师,辖152、153、186旅)
    国民革命军第65军(154、160、187师):粤军,保持65军,辖154、160、187师(65师,辖154、160、187旅)
   
    第八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新4师:中央军,改隶91军(23师173旅)
    国民革命军第91军(暂58、骑10师):中央军,部队改隶42军及新疆警备区,改辖191、新4师(23师,辖173、191旅)
    盛世才旧部(128,暂3,骑11,骑12,新骑1,新骑2师):编入42军及新疆警备区
    国民革命军第17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1军(168、暂9、暂31师):马家军,缩编,辖168、暂9师(18师,辖168、暂9旅)
    国民革命军第81军(35、暂60师):马家军,保持,辖35、暂60师(81师,辖35、暂60旅)
    国民革命军第29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42军(191、新41、预7师):中央军,191师改隶91军,接收91军及盛世才旧部,辖65、128师(42师,辖65、128旅)
    国民革命军新2军(新45、新46师):中央军,保持新2军,辖新45、新46师(78师,辖178、179旅)
    国民革命军第40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82军(100、暂61、新骑8师):马家军,保持82军,辖100、暂61、骑8师(82师,辖100、暂61、骑8旅)
    国民革命军骑5军(骑5、暂骑1、暂骑2师):马家军,缩编,辖骑6、骑7师(骑1师,辖骑6、骑7旅)

    第八战区副长官部(胡宗南集团)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17军(84、新2师):中央军,缩编,接收3军12师及军委会直辖48师,辖12、48、84师(17师,辖12、48、84旅)
    国民革命军第27军(45、46、预8师):中央军,缩编成45师改隶5军(5师45旅)
    国民革命军第34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1军(1、78、167师):中央军,保持,辖1、78、167师(1师,辖1、78、167旅)
    国民革命军第16军(109、预1、预3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12军22师,辖22、94、109师
    国民革命军第90军(28、53、61师):中央军,缩编,辖53、61师(90师,辖53、61旅)
    国民革命军第37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36军(暂15、暂52、暂59师):中央军,缩编成123师(36师123旅)
    国民革命军第80军(165、新27、新37师):中央军,缩编成165师(36师165旅)
    国民革命军新7军(暂24、暂25、暂26师:中央军,缩编成28师(36师28旅)
    国民革命军第38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3军(7、12、新3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26军32师,辖7、32师;12师改隶17军(17师12旅)
    国民革命军第57军(8、97、新34师):中央军,缩编成8师,改隶54军,并接收美械装备
    国民革命军骑3军(骑9、新骑7师):中央军,撤消番号

    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傅作义集团)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35军(101、新31、新32师):晋绥军,保持35军,辖101、新31、新32师
    国民革命军暂3军(暂10、暂11、暂17师):晋绥军,保持暂3军,辖暂10、暂11、暂17师
    国民革命军骑4军(新骑3、新骑4师):晋绥军,缩编成新骑4师
   
    晋察绥边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新11旅:陕军,编入22军
    国民革命军第22军(86、骑6师):陕军,骑6师起义撤消番号,接收新11旅,辖86师、新11旅
    国民革命军第67军(新26、骑7师):中央军,绥远战役主力损失,撤消番号
    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新骑5、新骑6师):东北军,保持,辖新骑5、新骑6师(后撤消军部,部队并入晋绥军)

    第九战区直辖
    国民革命军暂54师:中央军,并入4军
    国民革命军第37军(60、95、140师):中央军,军部撤消、缩编,60师编入99军(69师60旅),95师并入62军
    国民革命军第44军(149、150、161、162师):川军,缩编,辖150、162师(44师,辖150、162旅)
    国民革命军第99军(92、99、197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37军60师,辖60、92、99师(69师,辖60、92、99旅)
    国民革命军第27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4军(59、90、102师):粤军,保持4军,辖59、90、102师(4师,辖59、90、102旅)
    国民革命军第20军(133、134、新20师):川军,缩编并接收美械装备,辖133、134师(20师,辖133、134旅)
    国民革命军第30集团军:
    直辖国民革命军新16师:川军,并入72军
    国民革命军第72军(34、新13、新15师):中央化川军,保持72军,辖34、新13、新15师(72师,辖34、新13、新15旅)
    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副司令部:
    国民革命军第58军(新10、新11师):滇军,保持并接收新3军,辖183、新10、新11师(58师,辖183、新10、新11旅)
    国民革命军新3军(183、新12师):滇军,缩编成183师并入58军(58师183旅)

    昆明行营直辖
    国民革命军暂23师:滇军,撤消,一部并入滇军其它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暂18师:滇军,编入93军
    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兼第60军(182、184师):滇军,改为60军并接受2路军暂21师、辖182、184、暂21师
    国民革命军第2路军(暂20、暂21、暂22师):滇军,接收暂18师、暂21师改隶60军,辖暂18、暂20、暂22师
    国民革命军第5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暂19师:滇军,撤消,一部并入滇军其它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5军(49、96、200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27军45师,接收美械装备,辖45、96、200师(5师,辖45、96、200旅)
    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52军(2、25、195师):中央军,保持并接收美械装备,辖2、25、195师

    国民革命军-远征军直辖
    国民革命军第8军(荣1、103师):中央军,接收97军并接收美械装备,辖荣1、103、166师
    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2军(9、76、新33师):中央军,缩编并接收6军预2师,接收美械装备,辖9、76、预2师(9师,辖9、76、预2旅)
    国民革命军第6军(93、新39、预2师):中央军,军部撤消,缩编,接收美械装备;93师改为独立师(后为26师93旅);预2师改隶2军(9师预2旅)
    国民革命军第71军(87、88、新28师):中央军,接收29军91师并接收美械装备,辖87、88、91师;新28师组建207师(隶属新6军)
    国民革命军第20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第53军(116、130师):东北军,接收美械装备,辖116、130师
    国民革命军第54军(36、198师):中央军,接收8师并接收美械装备,辖8、36、198师(54师,辖8、36、198旅)

    国民革命军-驻印军
    国民革命军新1军(新30、新38师):中央军,接收新6军50师,辖50、新30、新38师
    国民革命军新6军(14、50、新22师):中央军,50师改隶新1军,接收207师,辖14、207、新22师
抗日战争中国军单兵装备详解(包括师编制,服装,武器等)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仿佛并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军服服制和单兵装备制度。这是源于旧中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经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帝国--满清王朝的覆灭之后,苦难的中国就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阀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大量购进西方列强的各式武器,我国渐渐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万国军事博物馆”。同时也就出现了纷纷乱乱的军服及装备。直到中原大战的结束,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在形势上基本统一了中国。但军队中除中央军外,还保留着大量的军阀残余部队。其都保留着原有的装备特征。
    谈及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服制和单兵装备制度,必须先从国民革命军的整军运动说起。
    1933年,南京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军政部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整军计划。在整军过程中,不同编制的部队有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理师、整编师、调整师、新编师四种称谓,按照德国顾问塞克特《陆军改革建议书》所提方案.要将全国陆军重新编组成60个师,称为整编师,装备德国进口武器,应用德国先进的军事体制。
    但其整理师的概念是最早提出来的。1934年12月,尚未轮到编组的部队根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整理师。它的编制为2旅4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讯、辎重各1个营,1个卫生队,1个特务连。
    1935下半年,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开始实施,由于当时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之为调整师。但lO个师中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它完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异于国民革命军其它师级部队。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先从中央军和东北军开始。中央军的37个师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军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东北军的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编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编制,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到1937年7月,中央军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和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军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全部实现了德械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已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至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共计20个师,第三期的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实际上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央军教导总队,为装备最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被扩遍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
    基本编制如下: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全师下辖3个旅,每旅下辖2个团。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每团下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下辖3个步兵连(配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配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配2门82毫米迫击炮)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
    基本编制如下:
    ㈠ 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
    3个榴弹炮连(配12门75毫米山炮);
    1个战防炮连(配4门37毫米战防炮);
    1个高射炮连(配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配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㈡ 全师下辖2个步兵旅;
    每旅下辖2个步兵团;
    团直属部队;
    1个迫击炮连(配6门83毫米迫击炮);
    1个小炮连(配6门20毫米机关炮);
    1个通信连;
    1个特务连;
    每团下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直属部队;
    1个机炮连(配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每营下辖3个步兵连;
    每连下辖3个步兵排;
    每排下辖3个班(每排配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㈢ 全师下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服装:
整军计划实施的同时,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颁布了《陆军服制条例》,但限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或各地被服工厂的规格而有所差异,抗战后期更趋于混乱。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的中央军三个军通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抢运到华北、东北等地接受日本投降时,被美军评价为“装备不佳,使用不同枪械,穿着各色制服”,这些部队统统都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嫡系部队,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部队的状况当可想而知了。
    如果对国民革命军陆军装具进行细分的话,主要可分为标准服制(即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服制)、中央军部队服制(主要以德械步兵师的步兵装具为主)及普通部队服制(主要以原地方军阀的部队装具为主)三大类。



国民革命军的标准服制
    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沿用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服样式,以灰色棉布裁剪的中山装为主,手持苏制7.92毫米莫辛-纳甘M1891式步枪,配大盖帽、军裤、皮带和布绑腿,士兵足穿草鞋.军官则配皮鞋。这种服装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被沿用。中山装式样的上衣成为军装的基本制式,而大盖帽由于不易制作,且不便于实战,后改为布制野战帽。  
    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夏常服主要以黄绿色为标准色,是由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们建议使用的。读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的文章可知,从1931年前后到1942年,这种颜色的夏季制服一直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主要采用的制服颜色,后来才换成土黄色的夏常服。除黄绿色军服外,也有部分部队在抗战前后穿卡其色军服(例如淞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第87师和第88师)。
    在原地方军阀部队所属的非嫡系杂牌军中,北方部队大多数以灰棉布制服为主,即使嫡系部队也有不少穿灰布棉军装的。此外据文献记载,两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余汉谋的粤军)穿着土黄色军服。龙云的滇军则是蓝绿色军装,这可能是受到法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就是穿着这种军装。
    冬装方面,无论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都是以灰色棉布制服为主。所谓的灰色,实际是略带浅蓝色的灰色。在国外出版的大多相关书籍中,经常被描述成深蓝色。这种误解有可能是源于大战后期来华美军的回忆。当时的滇军即穿着蓝色棉制服,甚至还有一个师(陆军暂编第19师,师长龙绳武)接受了美军装备。   
    国民革命军的上衣以中山装为标准,但各个时期均有不同变化,如上衣的衣领、口袋式样以及布料色泽等。直到1936年1月20日。国民党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后,才将所有军服统一:上衣为中山装,衣领较宽,胸口袋无褶襞,袋盖中央有尖角,胸口袋上缘是平齐的,位于第二颗钮扣处,其它方面则和以前相同。
    军帽
    在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北伐时期的大盖帽被一种圆筒形布制军帽所取代,成为部队的制式军帽。该帽是德国军事顾问以中北欧的“滑雪帽”为原型。依据中国人的头型改进而成的。最大的特点是带帽舌,帽子周围有一层护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钮扣固定在正面,天冷时可以放下,以保护脸部及后颈部。一般来说,国军部队军帽样式较为统一,唯一区别是正面固定护布的钮扣。在改制之初,曾出现过不同样式.如两颗钮扣的、一颗钮扣的,甚至还有没钮扣的,《陆军眼制条例》颁布后即进行了统一。此外,大盖帽在布帽出现后并末被完全取代,很多高级军官仍在正式场合佩戴。
    1934-1935年前后,曾出现过一种硬顶的圆筒帽,正面有军徽和一颖钮扣,有的还带有帽带。根据历史照片分析.戴这种军帽的可能是炮兵、后勤等配有骡马的部队。据考证,此帽颇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影啊,因为其外形酷似当时德国纳粹党早期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A(STurmabteilung)的。另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东北军所戴的军帽,模仿法国Kepi硬顶帽(如法国外籍军团所佩戴的军帽)。但这两种说法前者的可能能性比较大。因为法国的军帽上没有纽扣。
    两广部队早期有自己的特色的军帽—一种介于大盖帽和圆筒帽之间的军便帽,样式很其奇特,在归属中央后才被陆续淘汰。
    东北军、西北军及晋绥军因北方冬季寒冷,普遍采用防寒军帽、即有护耳的毛皮军帽。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东北军的瓜皮式毛皮帽,另一种是普遍使用的厚重毛皮防寒帽。     



军衔
    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如图所示,军衔大小以领章上横线条数和立体三角星的数量表示。另外准尉军衔在抗战前及初期为十字纹边,后期改为斜纹边形式。参谋是一边为官阶,一边为竹节(极富有中国特色),突击队/伞兵的军衔则采用白虹贯日的图形:红日代表日寇,寓意我神勇的突击队员像利箭般刺入日寇心脏.给以致命打击。军官章则以黄边进行修饰。其它兵种领章的底色则各不相同,步兵为红色.骑兵为黄色.炮兵为蓝色.工兵为白色.辎重兵为黑色.军医为绿色.宪兵为暗红色.装甲兵则是铬金属色的“克罗米”(chromium),而军校生领章则为圆形。
    除参谋外,防空炮兵也有独号的兵种领章,通信兵配属各单位.所以没有单独的兵种色。领章的大小规格和佩带者所穿的制服衣领制式有关。如衣领窄长的,领章就较为细长;衣领较宽的,领章就采用标准的。一般来说,只有在正式场合,领章才佩带在军服上,在战场及操练时都不佩带。领章除部队配发外还可以自行购置,背面印有制造厂或商家的的名称。将官有铨叙厅办理任命手续后,发给紧制(铜合金)领章,背面印有编号,其他任何人不得自行佩戴。     




胸章
    陆军官兵的胸章(俗称为“符号”,其实就是名牌)是用布印制的方形块,通常由各师文书照规定打印自制,故略有不同。钉缝于胸前左上口袋盖上。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0.5厘米宽的色边,并在中间盖上单位官章。将官胸章为红边,校官为黄边,尉官为蓝边,士兵为白边,军校学生则为黑边。胸章左栏是官阶三角星,多为黑色,数目与领章相同,垂直排列。士官在三角星后有一黑直线,贯穿三角星。与领章相同军校学生因尚未授衔,所以此栏为空白。准尉领章无三角星,此栏也是空白。军人的兵种、官阶、姓名、职务、佩发年份,从胸章的颜色、内容一看便知,官兵通常远远的就能由某人胸章上的色边判断是否应该向其敬礼。因将级胸章红边名牌最少见,故部队通常“见红就立正”,成了无须判断来者官阶高低的条件反射动作。胸章背面都印有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期所提出的“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口号。在机关和学校,有些部队还在胸前佩戴珐琅微章,其图案由单位自行设计,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
    臂章
    佩戴于左上臂,并标有师级单位符号的方形布,分为蓝或黄底配上黑色文字,并印有阿拉伯数字的部队番号。如88D(88师)等。有的部队采用环臂布章,始自何时不详,形式也大同小异。但是这些做法缺乏保密功能。抗战开始后,便以部队代号取代了实际番号。例如薛岳指挥的第四军以“抗战建国”作为代号,“抗”代表军部及军部直属部队,“战”为第59师,建”为第90师,“国”为第102师。中央军第14师则以“还我山河”为代号。另各战区司令部直属部队官兵的臂章则是罗马数字表示,如第六战区是Ⅵ,第一战区则是I,以此类推。
    军裤与绑腿
    国民革命军的军裤极其简单,一般采用西裤的样式,正面开口处用三颗钮扣固定,有两个口袋,臀部则有一个带袋盖的口袋。早期的军裤曾经有类似马裤的样式,但又不像正规马裤那样上腿部分过于宽松,而在膝盖腿处又过于收紧。
    国民革命军士兵穿着军裤时需在下裤管处打绑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后来驻印军,虽然全身上下都换装了英美装备,仍然坚持打绑腿。有人以为这是袭自日本。实则不然绑腿是源自欧洲陆军留传下来的一种习惯。一次大战时美国参战部队也打绑腿(英文称之为 Puttees)。是用一条长布条由膝盖至脚脖处紧密地缠绕。绑腿布一般与所穿的军服同色,但在正式场合着装时,则会打上呢料绑腿。根据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军队打绑腿很有特色,总是将绑腿缠绕高至膝盖部位,而国外军队大多只缠绕到小腿三分之二的部位。绑腿的打法十分讲究,有经验的老兵打出的绑腿既不会因打得太紧而影响血液循环,又不致因太松而松散开来。还有一种极为讲究的打绑腿方法,就是使用两副绑腿,一副先捆扎于小腿较细的部位.再用另一副将小腿整个包实,如此一来可达到整个小腿一样粗细的状态,比较美观。有的人可能会问,以前的军队为何要使用如此麻烦的布绑腿?这是因为绑腿在野战时可以使士兵提高机动性.裤腿不会被地表植物所钩挂,而且在远距离徒步行军时可以避免大量血液在短期间内涌入脚部,造成脚部因充血产生不适。
    军鞋
    国民革命军早期穿用的军鞋非常混乱。正式场合以皮鞋为主,在一般作战和训练中,普遍穿着黑色布制软胶鞋。除黑布胶鞋外,国民革命军在抗战期间还穿过黑布鞋和草鞋。在北方部队中,如张学良带进关内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等部队习赁穿俗称“懒汉鞋”的黑布鞋,但需要凭一根布条将鞋子和脚掌捆紧,以防脱落。草鞋被视为“艰苦朴素”的象征,因为它往往是就地取材,由官兵自己动手编制,虽不美观.却相当实用。国民革命军穿草鞋的情况在抗战初期并不普遍,后期因物资紧缺,才开始编草鞋。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平时穿皮鞋,战时或受阅时则配有皮靴,但大多都是凭个人喜好穿着,并无明文限定。
    军用武装带
    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均在腰间系有皮带。士兵系窄皮带,军官系宽面双孔式皮带,并搭配德式斜背武装带。德式武装带最初是用来佩挂军官的佩刀,虽然后被手枪所取代,武装带却因可以展示军人威严而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军官的必然配件和识别标志,但也成为战场上敌人狙击手的绝佳目标(1939年波兰战役之后,德军明令禁止军官佩带武装带)。因此,在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也明文规定禁止军官扎系武装带上战场。

国民党将官服制
    国民革命军的将官穿着军官甲种呢军服的呢料将官服,样式和一般军服基本相同,只是剪裁讲究,较为合身,略有不同的是将官服的胸口袋盖向下有三个尖角,下口袋也比普通军服略大,腰间佩带“军人魂”短剑,战功卓著的将军佩带蒋介石颁发的“中正剑”。另外,将官还配发仿德制卡其色呢料毛皮衣领大衣,质地精良,尽显军人之威武。     



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的步兵装具
    1930年,国民政府形式上拥有约两百多万军队。其中,蒋介石的中央军50万,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各40多万,阎锡山的晋军20多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两广部队20多万,其它地方武装30多万。庞大的军费开支让中央政府无力承担,因此出现了地方军阀部队自行补给的怪现象。造成装备种类繁多,武器千姿百态。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后,这些原地方军阀部队的非嫡系杂牌军也陆续换装了中央要求的部分个人装备,但因数量过大,某些原有的武器和装备还需继续沿用,质量和性能当然无法与中央军媲美。
    英国造托尼(Tonny)式钢盔是绝大多数地方部队的装备,如晋军、西北军和两广部队都是自行购买装备的。虽然国民政府中央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十九路军)也曾使用过这种钢盔,但在整军换装后,就被德制钢盔所淘汰。
    草帽
    国民革命军所有部队统一使用的一种装备。它用干稻草编制而成,晴天可以避目,雨天可以防淋。上面标有所在军的番号,如“七七事变”中驻卢沟桥的国民革命军军队所戴的草帽上就标有“二十九军”字样。      


国军棉被套在干粮袋外面,然后背在肩上的行军装

干粮袋
    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和中央军不同,为一头缝实,一头开口的粗布袋,在装满粮食(生米或干馒头)后,将其开口处用绳子系紧斜搭在肩上,与苏联“十月革命”战争时期士兵使用的干粮袋相似。另外有的部队还把棉被套在干粮袋外面,然后背在肩上。这种方法,在中央军数部队中也有少数部队采用。
    大刀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的所有部队中除士兵使用的步枪外,还有一个更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武器,那就是用精钢打制的大刀,俗称大刀片。刀对中国人来说绝不陌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被古人评为冷兵器时代的十八般兵器之首。国军中的西北军更是宠爱有加,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人人都会使大刀,就连师长级别的战斗主官也不例外,甚至还专门成立有大刀队(相当于敢死队)。许多中央军部队也都配备,以体现士兵不怕死的精神。      







国民革命军各地方官兵的冬装(军大衣、皮帽、毛翻领军大衣)
军大衣
    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冬季重要的御寒服装,非嫡系部队配发的大衣裁剪与质地都不如中央军。它是由棉布缝制再将内部用棉花添实而成。军官的棉大衣上有多为羊毛、狗毛的毛领。东北军中的军官也有用貂毛、狐狸毛所做的毛领。保暖与做工都比士兵的好。同时还有少量皮大衣装备。




国民革命军德械步兵师的兵种和装具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军队。随着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的应用。与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纷纷开始与中国密切交往。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运到中国,主要有24门150毫米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毫米战防炮(即德军Pak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ZB26轻机枪及瑞士厄利孔(Ore-linkon)公司的20毫米机关炮,此外还有西门子的通信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
    1936年和1937年,德国分别运交2300万和8200万马克军火给中国,其中有150毫米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快艇、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等兵工生产设备。在不到10年的时问里,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已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葺事基础。同时,陆军步兵的基本单兵装雀也依照当时德国军事力量的标准进行驻装备。
    步兵制式野战装备配德制或仿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德制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创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弹盒。这套装具主要参考日军军制及后来德国军制设计,但许多单兵装具的设计却是与当时德军的样式相同。例如干粮袋、刺刀等。这些装具只在阅兵仪式和正式的野战训练中才有机会亮相。战时却很少配发,算是摆设吧。
    步兵在战场上使用的战斗装具较为简陋,如大家较为熟知的单兵用弹袋,是帆布制的长形弹袋,携带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长条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带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弹袋可插近20个弹包,每个弹包可容纳一个弹夹(5发枪弹),这种方式最为普遍,从诸多现存照片考证得知,“德式”部队即采用这种。另一种为较短的两条,或在胸前交叉,有如“X”形,或由两肩挂下,如同倒“U”字形。还有肩上一条,腰上一条的用法。   




每名士兵除步枪外还携带两枚M24型手榴弹,放在一个帆布袋内。挂于左右胸前,由细布条连接挂于脖子上,绑在士兵的背后加以固定。通过历史资料来看,手榴弹袋也有五联装,甚至还有八联装的,或挂于胸前,或斜背于腰闻。由于当时缺乏反坦克武器,士兵甚至对坦克一无所知。因此只能采用身绑手榴弹冲向日军坦克这种极其惨烈的方式了。
    步枪除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步枪外,其它中央军使用的步枪五花八门,最多的是“汉阳造”和毛瑟1904/1907年式的衍生型,包括四年式(元年式为6.8毫米,四年式改为7.92毫米)及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十三年式。由于中国与日军一样,把拼刺刀作为一种常用的战术,因此刺刀长度都在500毫米以上。尤其是中正式由于枪短,刺刀长达575毫米,但上刺刀后仍比日本三八式短10毫米左右,许多人引以为憾。

中央军单兵手持上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后背大刀片。

德制师配备的枪弹主要有尖头弹、圆头弹和重尖弹三种,另外还有特种枪弹,例如反装甲的钢心弹等。尖头弹供中正式系列步枪和捷克ZB26式轻机枪使用,圆头弹供“汉阳造”使用。虽然四年式是7.92毫米口径,但有一部分使用圆头弹。重尖弹则专供二四式或三十年式重机枪使用。
    德制M35钢盔原是供新建立的德国空军用,在接受中国约22万顶的订单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立即指示优先供给中国。据目前已知的记载,到1936年共进口了315000顶M35钢盔,1937年开始装备,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嫡系部队都基本配发了M35。抗战初期的山西忻口战役中,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第85师(师长陈铁)就因为佩戴M35钢盔,而被日军判定为主力部队,遭到猛烈打击。
    德制师的军服主要是棉质的。不过据88师的万方澄回忆,当时冬天也有呢军服、呢大衣,春秋有驼绒夹衣,夏天为卡其短袖衫和短裤。事实上,军官确有呢质的军服,尤其是所谓“甲种呢”的黄绿色军常服。
    军用水壶为椭圆形,主要由水壶、水壶套及背带三部分组成,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日式是平底的)。水壶套由橄榄绿色的帆布或呢制布料制成,到抗战困难时期,通常只是一层棉布。中式水壶一直使用肩背带,与后期将德式水壶挂在腰带上不同。
    干粮袋(杂物袋)的形状与德式略有不同,携行方式则与早期德式的相同,也是用背带跨肩,后来才改系在腰带上。
    中国仿德国1930式防毒面具外形与西班牙的类似,非德军之圆筒装具。巩县兵工厂在1934年(民国23年)向德国采购设备,准备自制防毒面具。1936年时日产量已达250副,型号定为二四式防毒面具。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还有金陵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广东面具厂后改名为42兵工厂所生产的型号,非按年号而定)等,型号有二三式、二四式、二七式及四二式。国民政府部队所使用的防毒面具圆筒装可能来自于法国在二次大战之前制作过的防毒面具圆筒装,其特征是增强纹是横的,不像德军二次大战中所用的直纹。国民革命军由于数量众多,且物资缺乏,所以防毒面具没有全部装备,只是配发给国民革命军嫡系部队和一些特殊兵种,如防空兵,炮兵等部队。由于侵华日军不履行日内瓦公约,大肆使用毒气,加之国军防毒面具的装备不足,就给广大中国抗战官兵带来了惨重的伤亡。   



国军中央军毛瑟手枪枪手,为防止手枪套晃动,枪手在着装时一般先背负枪套,再挂上弹包组。

中国是使用德国毛瑟手枪最多,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的国家,它被亲切地称为“盒子炮”、“驳壳枪”、“匣枪”、“快慢机”等。另外毛瑟手枪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称-“自来得”,事实上这是它在中国比较正式的通称。它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毛瑟厂在1895年12月11日取得专利, 隔年正式生产。由于其枪套是一个木盒,因此在中国也有称为匣枪的。有全自动功能的,又称快慢机,毛瑟厂则称之为速射型(Schnellfeuer),在1931年5月量产。另一个较少人知道的名称是自来得手枪,许多人以为只有速射型称为自来得,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自来得一直是这一类手枪在中国比较正式的通称。
    在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有一份文件是1912年9月,陆军部与德商礼和洋行(Carlowitz&Co.)签约,购买:“七密里六三自来得毛瑟手枪二百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五百粒,价计足银五十八两。共计足银一万一千六百两。在天津码头交货。关税在外。”这是自来得手枪一词,在1911年(民国元年)即已使用的明证,可能是最早引进的文件实例,而速射型要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才出现。在美国,因为握把的形状,一般称之为扫把柄(Broom handle),也有由中文翻译而称之为盒子炮(Box Cannon)的。许多人称速射型为712型,并说这是毛瑟厂的型号,事实上这是德国GECO(Gustavo Glenshaw)公司的目录号码,与毛瑟无关。许多人也称盒子炮为C96(Construction 96即96型),这是在欧洲常用的一个名称,原先专指的是短管的盒子炮,与Bolo一样,即有人所称之为的警用型。所谓的Bolo,来自俄国的布什维克(Bolsheviks,俄国共产党的前身)党人,因为3.9寸的盒子炮当时为其大量使用之故。
    中国的盒子炮来源有四种:
    一、中国各兵工厂以机械辅助生产的:这一类的盒子炮材质及加工品质较好,虽然仍摆脱不了手工装配,零件不能互换等毛病,但整体而言,几乎可以与舶来品相比。已知的生产厂至少有: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大沽造船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重庆武器修理所、衡阳军械局等。




  二、修械所、厂、队生产:这一类盒子炮为随军修械队,在修枪之余,也制造一些军械。如宋哲元的西北修械所、湘西荼陵修械所、八路军梁沟四所等。这一类的材质及品质差距极大,有的修械所设备好,材料供应好,则产品较佳。象八路军那样在敌后的修械所,因为钢材来源断绝,多半是用铁道钢加工而成。
    三、私人游动修枪、造枪商贩: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有如走方郎中。史料中说到河北、河南、四川都很多。由一人到数人不等,为地方豪强大户、小股军队、土匪修造枪支,按客户的意思,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以手工打造。其品质依人而异,一般都烙印有原厂的一切印记,惟妙惟肖。当然,也有的印得不知所云,可能是没有原枪做样子,只是师傅教下来,以讹传讹。这类枪很多中看不中用,打几发是可以,打多了就会出问题。有许多的表面处理非常粗糙,一看就晓得是手工打造。
    四、舶来品:主要来源是德国和西班牙,经由上海、天津等地的洋行进口。有一份文件是1924年9月10日,陆军部与天津德商世昌洋行签约,购买:“德国新式口径七六三密理米突、枪筒九六密理米突、表尺一千米突之毛瑟手枪一千七百杆,连同空木柄及每杆子弹五百颗、甲(注:假)子弹一个、弹簧一个、弓簧一个、螺丝板一个、每杆净收价洋七十整,共计价洋一十一万九千元整。”本文件中的盒子炮,枪管核算起来只有3.77寸,相当特殊。1934年3月12日,中信局副经理李耀煌向蒋介石报告:“奉委员长电,渝,订买廿响驳壳手枪五千枝,经尊查得德制老牌毛瑟一种,西班牙仿装两种(注:Astra Super Azul,另外还有Royal),价格以西班牙之恩斯达牌低过德枪一元七角国币。德枪结构虽属较为坚固,惟枪杆稍短,以致射程亦少二百米突。如订货时要德枪加长枪杆如西班牙式,则射程当为一致。又,委员长曾电喻查捷克手枪,经尊查得捷克各厂无此种驳壳出售,合并陈明。”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开支列表中,有“购廿响驳壳手枪二万枝附子弹二千万发”一项,共280万法币。又如蒋介石致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电报:“武昌,1938年3月1日:柏林。中国大使馆谭伯羽先生:密。请即商订德国八一迫击炮300门,每门配炮弹3,000发,如有现货更好。又购廿响驳壳手枪2万枝,每枝配弹2,000发,如无现货,则购买其他式手枪亦可。总愈快愈好,其价请速详报。中正。”许多经商业渠道进口的德国盒子炮,在弹仓的左侧,印有中文的[德国制]三字。有的人以为盒子炮就是10发,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6发、10发、20发都有,前两者用的是固定弹匣, 后者多为插入式。20发固定弹匣也有,但是极为罕见。
    由以上的文件看来,抗战前到抗战初,中国买的都指定是要20发,买来当然是配到了中央军去了。所以,说中央军主要配发10响毛瑟手枪,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德械师中的士官大多配用毛瑟“二十响”全自动手枪。他们携带着造型简单的专用皮制枪套,只有半截,上下为开放式,毛瑟枪的木壳枪套直接插入其中。同时还配有毛瑟枪专用皮质弹匣包。正面有可装20发弹匣的弹包12个,用皮带扣系在后腰,“Y”字形肩带分3点支撑弹包组。国军毛瑟枪手在着装时,先将枪套以左肩右肋或右肩左肋的方式背负,再将弹包组穿上,如此手枪套即被固定于弹包组之下,而不会晃动。


    冲锋枪(当时中国叫手提机关枪)是一种经济实用的单人近战武器,特别是轻型或微型冲锋枪由于火力猛烈、使用灵活,很适合于冲锋或反冲锋,以及丛林、战壕、城市巷战等短兵相接的战斗。因此,目前冲锋枪作为枪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对于步兵、伞兵、侦察兵、边防部队及警卫部队等来说,仍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个人自卫和战斗武器。早在1915年,为了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需要,意大利人B·A·列维里设计了一种发射9mm手枪弹的双管连发枪,从而奠定了现代冲锋枪的基础。1918年,德国人H·斯迈塞尔设计的第一支适于单兵使用的伯格曼MP18式9mm冲锋枪问世,同年,其改进型MP18I式冲锋枪正式装备德国陆军使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冲锋枪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对冲锋枪的战术作用认识不足,因而产品型号不多。有代表性的冲锋枪包括意大利的维拉· 佩罗萨和伯莱塔M1938A式,德国的伯格曼MP18I式和MP38式,西班牙的MX1935式和T·N·35系列,瑞士的MKIO,美国的汤普森M1928A1式及苏联的1934/38式。这些冲锋枪因其结构复杂、成本较高,体积、质量较大,安全性、可靠性差,使生产的数量和使用范围受到了限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队也曾从德国大量引进施梅瑟(Bergman) MP18冲锋枪(中国人曾称其为“花机关枪”其实就是德国的施梅瑟MP18冲锋枪的外销版),其枪长832mm,重4.1千克,弹夹内可容9mm子弹32发,初速为395米/秒,射速为500发/分钟,射程约70米左右,因为 MP18型冲锋枪的性能并不算出色,所以才未能成为我军士兵的标准装备﹐只是配发给班长以上的士官们作为战场上的制式武器,或提供给国军突击队作为攻坚武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队曾从德国大量引进9毫米伯格曼MP18冲锋枪(中国人曾称其外销版为“花机关),全枪长832毫米,重4.1千克,弹匣容弹量32发,初速395米/秒,射程约70米左右。因结构复杂,成本较高,体积、重量较大,可靠性差.所以未能成为士兵的标准装备。只是配发给班长以上的士官,为战场上的制式武器,并配有为MP18专用的皮制六匣弹匣组.携行方式与毛瑟枪手一致。
    国民革命军的机关枪手一般为班长左右的士官,他们配备一挺9mm伯格曼MP18冲锋枪,和单兵的个人携行具外还配有为其冲锋枪专用的皮制六袋弹匣组,可装其专用弹匣6匣(每匣32发子弹),MP18冲锋枪专用弹夹包的搭披与毛瑟枪手一致,也是通过Y字型肩带和背后的皮带扣系在后腰上。
    ZB-26式轻机枪:一次大战时,参战部队开始注意到,有必要发展轻便的速射武器,由步兵携行,随时提供强大的火力。因此开发出了使用手枪子弹的手提轻机枪(或称冲锋枪),以及使用步枪子弹的轻机枪,其共同特性是,两者都可以进行全自动射击,为步兵提供支援火力。德国人将MG08改进为MG08/15/及MG08/18轻机枪,美国白朗宁(Browning)的1918型自动步枪(BAR Browning Automatic Rifle),英国的刘易士(Lewis Gun)轻机枪,法国的乔奇(Chauchat)轻机枪,都成为步兵运动中的主要火力。1920年时,哈力克(Vaclav Holek)在布拉格军械厂(Parga Zbrojovka- Prague Armory)开始设计一种新型的轻机枪。他设计的概念来自同厂的另一位设计师杰兰(Rudolf Jelan)。第一把制出的样枪称为布拉格一式(Praga I), 使用马克沁机枪的帆布弹带,呈交给捷克国防部测试。测试成绩与有名的白朗宁、麦迪生(Madsen)和维克斯(Vickers)不相上下,国防部要求布拉格军械厂继续研发。
    1923年时,捷克国防部公布了一项测试标准,挑选自动步枪或轻机枪以供未来捷克陆军使用。布拉格二式A型(Praga IIA)也参加了此项测试,结果仅次于麦迪生轻机枪。哈力克继续改进他的设计,制出了布拉格I-23型(Praga I-23),此型采用了伸缩枪托、可迅速更换的枪管、脚架等功能,虽然测试结果仍次于麦迪生,但是因为是本土设计,终于击败群雄,获得采用。此时布拉格军械厂已经濒临破产,哈力克及大部分技术人员均已先后离职。因此布拉格军械厂的轻机枪虽获捷克国防部采纳,但已无力生产。1925年11月,布拉格军械厂与设在勃诺的国营兵工厂(Ceskoslovernska Zbrojovka Akciova Spolecnost v Brno)签署了生产合约,授权国营兵工厂生产并销售当时称为M24的轻机枪。勃诺(Brno,德文为Brunn),是捷克东南部Jihomoravsky区的首府,在塞尔特语(Celtic)中为山城之意。斯拉夫人从5世纪开始便在此居住,德裔由13世纪开始进入此区,促成了该地的发展,到了二次大战之前,当地的居民已大半为德国后裔。设在勃诺的捷克国营兵工厂,1922年成立,75%股权属于捷克政府,20%股权属于史考达炼钢厂(Skoda Works),5%股权属于员工。当时已生产毛瑟型的98/22型,行销包括中国东北军的各国军方,甚获好评。哈力克随后加入了国营兵工厂,协助完成了生产蓝图和生产公差。先导型称为布拉格26型轻机枪(Lehky kulomet Praga vzor 26),样枪于1926年4月为捷克国防部验收合格,同年开始正式量产,定名为勃诺国营兵工厂26型(Zbrojovka Brno vzor 26-ZB-26)。
    次年,中国开始大量开始引进ZB-26轻机枪,同时也大量仿制。根据勃诺工厂历史(Zbrane Pro Cely Svet)的资料,由1927-1939年,一共运送给中国30,249挺ZB-26轻机枪。
    抗战八年中,国民政府的兵工厂平均每月产量为414挺,平均战损量515挺,占86%。以96个月计,八年中共生产了39,744挺捷克式轻机枪。而战时每年的实际平均补充量为10,685挺,超过平均年战损量,其中的差异即为外购或经由租借法案取得。



轻机枪射手
    主要配备ZB26式轻机枪和专用弹袋组。皮制或帆布制的弹袋组可装6个弹匣,两条肩带在后背交成“X”状。佩挂弹袋后一般不扎皮腰带。此外,轻机枪手还配备有水壶、干粮袋和一支驳壳枪自卫。等基本单兵装备。有些还有一块棉质的月牙形披肩,用来保护肩部,以减少军装的磨损




骑兵
    骑兵这是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兵种,他和步兵兵种拥有同样的光辉历史。在冷兵器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军队,骑兵是绝不能缺少的兵种。而且,由于在生产力极其有限的古代,牲畜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于是,牛和马的多少就成为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同时,步兵与骑兵的多少和战术素质的高低,也就是军事实力衡量的标准了。中国的骑兵使用要从周朝后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赵这些位于北方边陲的诸侯列国,抗击匈奴等游牧民族开始算起,善于阵地战的这些中原国家,在屡遭游牧民族侵扰后,改变其原有的战略思想,用“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大量发展骑兵,之后的历代王朝也不同得加以发展,传统一直保持了数千年。但到了热兵器时代机械化的发展,尤其是坦克战车的诞生,骑兵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国民革命军由于机械化装备发展较晚,所以,骑兵在快速机动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德械师,还是其他地方部队,都保持着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国民革命军的骑兵部队拥有自己的军种颜色为黄色,德制师的装备是最好的,除与步兵拥有同样装备外,如:钢盔、军毯、水壶、弹袋、饭盒和防毒面具等。还配有专用的骑步枪和马刀,有的部队还穿着着绿色的军服(未经证实,实否是骑兵专用的军服)。在国军中的地方部队骑兵里,由于其原有的历史原因(归属中央之前,地方军阀大多都是自购装配)骑兵的装配杂乱,种类繁多。但决大多数都使用的是英国生产的托尼式钢盔和中国传统的近战武器-大刀。   




中正式骑步枪: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制式武器会议,决定以德国1924式步枪,兼用为骑步枪,使用的子弹为标准7.92x57mm尖弹,定为制式步枪。该枪在德国只是小量生产,可算是当时最新型的步枪之一。
    1934年时财政部为了武装税警总团,向德国毛瑟厂订购一万枝步枪,兵工署技术司借机请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德国厂家索取二十四年式全套的制造图纸,并附原料表,检验样板,对版图纸一副。在收到资料后,兵工署技术司即刻移交给巩县兵工厂,让其根据图纸、样版,开始修改模具,筹备制造二十四年式步枪,原先预计在1934年10月底制出第一批新枪。但是毛瑟厂所赠的样版,是已经使用过的,交来的图纸中还有一些小错误。于是兵工署技术司又向德国兵工署正式商讨索取德造二十四年式制造图纸及检验样版图。巩县兵工厂当时厂长毛毅可,原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奉派前往德国引进1924式制造图纸及检验样版。新图纸于1935年收到,仍由巩县兵工厂负责开发研制。
    巩县兵工厂在1935年7月开始试产,原定名为二四式步枪,亦称1924年式短式毛瑟枪。节套上的印记也开始模仿毛瑟的横幡商标(Banner),打上二四式。在筹备试产过程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曾到巩县兵工厂视察,后来由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呈请批准。1935年8月之后,将新枪定名为中正式骑步枪。节套上打印中正式、巩县兵工厂厂徽及生产年月。因此,有不到二千把的此型骑步枪,是印有二四式的枪匣。中正式骑步枪于1935年10月10日正式量产。之后正式装备骑兵部队。

工兵
    德制师内设有专职的工兵营,直属于师部,为整个作战师提供专业服务,诸如架桥,扫雷,布雷,设、排路障等工作。其配置体系和技术职能都是按德军的军制设立和培训的,并拥有先进的德制工兵重型装备,如架桥器材。还配有与装备同步进口的运输车辆,完全可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为示区别,工兵佩戴专用的白色底衬领章。相比之下大多数部队工兵营的装备比较简单,重型装备很少,运输基本靠驮马大车等。但当时绝大多数军队是靠步行,也算可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 一般来说,国军的大多数部队的工兵营的装配是比较简单的,重型装备很少,其装备的运输基本靠驮马大车等传统的中国运输工具搭载,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军队机动方式是靠步行,所以也算可以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最让其他部队羡慕的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德械师里的工兵营了,他们不但拥有先进的德国造工兵重型装配,例如架桥器材,而且还配有与装配同步进口的运输车辆已达到与其所属的部队同步机动。工兵除佩戴有其兵种专用的白色底衬领章,其他个人装具是与步兵基本相同。因为,在战场上国军的很多部队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中战斗减员严重,拥有爱国精神的将领们经常把二线部队也拉上一线参加战斗。工兵也就不例外了。除个人装具外,工兵个人还配发其专业工具和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




卫生兵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1935年9月25日,颁布的公一字第588号令关于步兵师配置中明文规定,设立师属卫生队,以为部队提供专门的医疗救助,平时作为军医院使用。真正意义上的军医(专业外科医生,指西医)在我国出现得比较晚,其设备与医疗水平都比较落后。虽说有国外留学归国的,但实属少数,大部分为国内培养。即便是这样,也远远达不到部队战时的要求,只能短期培训一些有医疗知识的学生或士兵充实部队。但由于医疗药品的缺乏,战斗中负重伤的士兵生还率极低,这也是中国军队大量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卫生兵分军医和救护兵两种。军医为军官,救护兵由士兵和士官组成,均佩戴有绿色底衬领章,军阶与步兵相同.左上臂戴印有红十字标志的环臂布章,配有专用的木制或皮质急救箱并有背带,以及仿德1930式防毒面具和毛巾。平时戴布制野战帽,战时配发德制钢盔,而像西北军、晋军和两广部队等地方部队则佩戴英制钢盔。国军的急救箱与西方军队的皮制急救包不同,有其中国的传统特色。军用皮带与其他兵种一致,但战时随个人需要佩戴。




宪兵
    宪兵是所有国家军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兵种,虽不属于战斗部队,但他在监督部队的军风纪、输导公路交通、维持军队秩序,军事法庭审判及查处军中违纪事件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习惯称之为“军事警察”)。大家可在很多的历史照片和影视资料中的重大军事场合看到宪兵的身影。国民革命军的宪兵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多为士官。直接隶属于军部或师部。军衔的底色为暗红色,与经理(军工部门)同色。军服与其它兵种一致,只是在左臂上配有环臂布章,上面印有“宪兵”两个大字,与当时的日军相似。宪兵的钢盔非常有特色。有两种型式,一种是与英国制托尼式钢盔相似的钢盔改型;另一种是类似西方国家热带殖民地军队所戴的防暑帽(比较像越南军队带的头盔)。无论什么部队全是如此佩戴,包括德制师。除头盔外,宪兵还佩带一个小哨,与当时的警察使用的一样,做联络之用。武器配备的是毛瑟二十响全自动手枪和专用的皮枪套,与毛瑟枪专用皮质弹匣包。正面可装20发弹匣的弹包12个,背后有皮带扣系在后腰,Y字型肩带分3点支撑弹包组。




参谋军官
    中国兵法讲究的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干里之外”。因此,参谋一职由尉级以上的军官担任。军衔被设计为竹节,佩戴在左边,右边的领章是官衔,军服和个人装备则与同部队军官的一致。下级参谋军官配有专用的斜挂式皮制文件包,与德军在二战前的样式相似。高级参谋军官则配有手提式皮制公文包,自卫武器虽是手枪,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型号繁多(多为国外购买),所以没有统一制式。     



炮兵
    1935年3月,国民政府武汉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开始对国军中的炮兵部队按照火炮种类进行整理。共编成两团制的炮兵旅4个,独立炮兵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战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具体如下:
    一、炮兵旅
    炮兵第1旅:装备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75mm口径山炮
    炮兵第2旅:装备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75mm口径山炮
    炮兵第6旅:装备德国制L/29克虏伯(Krupp)75mm口径野炮
    炮兵第8旅:装备日本辽十四式77mm口径野炮
    二、独立炮兵团
    独立炮兵第4团:装备日本三八式75mm口径野炮
    独立炮兵第6团:装备日本三八式75mm口径野炮
    独立炮兵第8团:装备日本辽十四式150mm口径榴弹炮
    独立炮兵第9团:先是由装备德国克虏伯75mm口径野炮和重迫击炮(各1个营)的第32步兵师师属炮兵团编成,不久将野炮营又划回32师,而重迫击炮营与独立重迫击炮第1、2、3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新的独立炮兵第9团装备法国施奈德75mm口径山炮28门。
    独立炮兵第10团:装备德国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机械化牵引)。
    1937年又组建了独立炮兵第14团:装备德国制L/30 sFH 18 克虏伯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机械化牵引)。
    三、高射炮兵(1937年组建)
    高射炮兵第41团:装备德国制博福斯75mm口径高射炮28门、德国制十八年式37mm口径高射炮36门、瑞士制造的索罗通高平两用机关炮(Solothurn)20mm口径,48门。
    高射炮兵第42团:装备瑞士制索罗通20mm口径高平两用机关炮108门。
    1937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防空总监部,以黄镇球将军为总监,防空总监部编有高炮部队第41、42、43、45、48、49等团,有德式75mm、俄式76.2mm高射炮,另有37mm炮,20mm炮,13.2mm机枪,并配备辅助对空作战的指挥仪等装备和专职的探测队。
    国民党炮兵其军衔的底色为兵种专用的蓝色,其军装分德制师使用的黄绿色军服和地方部队的灰色军装两种。其配戴的钢盔也是,分德式与英式钢盔两种。国民党炮兵的个人装具包括,水壶、饭盒、干粮袋、毛巾和防毒面具等。同时还配发其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已存放炮兵的专业维修工具。

国军中央军战车兵少尉,头戴德国早期装甲兵的防撞头盔,配有毛瑟“二十响”手枪
战车兵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形成,广州的国民政府与各系军阀纷纷开始拥有小型的机械化装甲武力,其中多为自制的铁甲汽车、卡车及铁甲列车,军阀机械化部队中较有规模并经常拿来参战的部队就是北京政府张作霖的奉军了,而最早在中国和战车打过仗的军队,则是西北军。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换下了五色旗,升上青天白日旗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后,改称“东北军”的奉军,虽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但和其它非中央军系一样,对珍贵难得的装甲车辆,通常是继续留在“前大帅”身边当直属部队,不会上缴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仍无法拥有能够直接用来保卫其统治地区的直属机械化部队,故南京政府于1929年三月在南京新小营,将财政部税警总团移交的18辆英国造履带式重机枪轻型战车(Vickers-Carden-Loyd Mk. VI machine gun carriers),编成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命张杰英中校任队长,但此时该部队仍是一支隶属陆军步兵师的种子车队,并非独立兵种。1932年五月,上级觉得战车队不宜归步兵师管辖,又将其改为隶属于以辎重为目的的陆军交通兵第二团,进驻南京的通光营房,以利后勤保修。此期间,张学良对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也有部分协助,但少帅自己东北省军中的机械化装备,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大半毁俘于日本关东军手中。
    1933年前,国军就开始进行机械化的训练了,但仅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员中进行,中央军校中也只有美制的水陆两用一吨小型战车两辆、法国制三吨雷诺战车两辆,只供学员驾驶训练使用。同时,在南京还有两个交通兵团。每个团分三个大队,分别装备美、英、德产二吨半或三吨不同型号的卡车,负责运送军用物资。该团驻扎南京城内三十四标。另外国军还有一个辎重兵学校,驻南京城外岔路口,内分学员队和学生队。学员队由各辎重兵部队现役军官的保送生组成,学生队则为招考入校的青年学生,训练课程为人力、畜力、汽车、船舶、铁道、航空等输送和后勤兵站业务。1933年,国军成立汽车训练班,隶属交通第二团。1934年底,国民政府从欧洲购入的战车和摩托车开始陆续运抵我国(1934年春,孔祥熙奉命考察欧洲各国,并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于该年11月从英国购入“维克斯”型战车32辆,其中16辆为维克斯6T E六吨半重,乘员2人,装有47mm炮一门和7.9mm机枪一挺。其它16辆为VCL水陆两用战车,战斗全重三吨半,乘员2人,装有7.9mm机枪一挺。以及若干英国产“哈雷”二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军政部速成立军政部直属战车营,该营驻扎南京城内马标,归军政部直接指挥。部队装备意大利两吨半菲亚特CV-33战车和英国维克斯6T E六吨半战车各16辆。1935年,国军将交通第二团的汽车训练班和军政部战车营及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通辎重学校,学校位于南京城内丁家桥。1936年2月,国民政府组成了以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德访问,在前任赴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会见了希特勒等德国军政首脑,磋商了中国向德国购买军火的技术、付款方式的问题。当时的订单中编号10020和10030分别是德I式(Pz.Kpfw.I-A型,也称“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sd.kfz.222(也称“毫须”式)装甲车。德I式A型战车,战斗全重5.4吨,乘员2人,装有2挺7.9mm机枪,订购17辆(一个连);毫须式装甲车,战斗全重4.5吨,乘员3人,装有1门20mm机关炮和1挺7.9mm机枪,订购12辆(一个连)。充实给直属战车营。同年5月,蒋介石决定将直属战车营及交通兵二团所属的装甲车队合并,在南京方山成立陆军装甲兵团。1937年“八一三”事变,装甲兵团战车营的第一、第二连在杜聿明带领下赴上海参战,两个连的连长均壮烈牺牲。战后,两个连残部撤回南京恢复建制。南京保卫战时期,装甲兵团将战车第一连残余的菲亚特CV-33战车留下参加战斗,其余部队分两路撤退,南路经南昌撤至湖南湘潭,北路计划渡江经铁路输送到郑州,但战事急剧变化,该部装备大多被遗弃或自毁,部分人员勉强渡江,被友军收容。1938年春,苏联产T-26、BT-5轻型坦克,BA-3/6/10/20轮式战车约108辆运抵广州,随同苏联战车一同而来的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200余人,团长高尚夫,总翻译李修业。同时期运抵广州的还有德国产装甲汽车18辆,奔驰柴油卡车40余辆、美式福特卡车约400辆、意大利产摩托车约40辆。上述车辆不久陆续输送到湖南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该师还配属有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团长冯尔骏,装备有德国制造的PAK-37战防炮,具体情况不详。第200师师部驻湘潭,搜索营驻浏阳,其他部队分别驻扎湘潭附近和云湖桥等地。其中1149团装备充足,而1150团只有人员却无装备。第200师先后派遣部队参加了台儿庄和兰封战役。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是师直属搜索营的一个装甲车连,在战斗中全部损失;兰封战役期间,1149团第三营、第四营(苏式战车54辆)由火车运送到兰封协同友军作战,战后被调至陕西华阴、大荔等地,被划编到胡宗南的第一军由陶峙岳指挥,1941年改编为战车第二团,郭彦任团长,调归胡宗南管辖,就此脱离200师编制。



戴便帽的国军战车兵(因战车兵最早隶属于交通兵,所以早期的战车兵领章的兵种色为交通兵的黑色)

1939年新11军改编为第五军。该军特配有战车防御炮团, 下辖两个营,第一营装备有德制PAK-37战防炮24门。第二营则是搜罗第2、9师残留的苏罗通-47战防炮连组成的,有炮24门。该军除军直属战车团外,其他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之虚名。(该军在入缅作战时,用卡车运送了8辆菲亚特CV-33战车参战,配属给66军5辆,基本损失干净。其余战车及后来又搜罗了英国丢弃的维克斯战车9辆退回国内。这些战车后来都调到汉中修整。200师的T-26是82辆,再加上三大两小五辆修理车,共计87辆。)
    1942年,为保卫抗战的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补给线,国民政府将第五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3月底,中国装甲兵在缅甸首开与外国盟军联合作战的记录,战败被迫撤回国内。此后随着大量美援陆续运抵,国民政府开始在印度蓝姆伽编练美制的国民革民军新军-中国驻印军,这群“美械中央军”乃是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所编成的最精锐部队,初期为步兵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后来扩编为新六军、新一军。新二十二师曾在缅北索卡道打过一场不折不扣的典型歼灭战,让日军尸盈山壑,从两军战斗结束后累积的战果来看,足已使抗战前期的所谓“德械”中央军相形见绌。在此精锐的中国驻印军之下,陆军机械化学校便成立了“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负责培训官兵;并又于驻印军之下成立“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计划下辖七个战车营,负责作战。同年八月,便将第一批战训班结训官兵编成以美制M3A3史都华(Stuart)轻战车为主的战车第一营。
    1944年初,战车群美籍指挥官命令赵振宇上校为营长、赵志华为副营长,带队由蓝姆加至加尔各答接收作战用车辆。战车第一营为中国驻印军的军直属战车部队,也是国民党陆军使用美制战车作战的开始。由于战车第一营的骁勇善战,美军司令部又决定在瓦鲁班战役后再提供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战车一个连,补充给该营作战使用,加强战力。其后该部队在缅北其它战役中继续协同,中、美等国友军部队并肩作战,经常扮演冲锋陷阵的关键角色,更曾与日军战车联队于缅北的贵街,发生了战史上少见的“中日坦克战”,结果当然是以装甲火力俱差的日本战车被歼收场,该部对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具有整体的杰出表现,直到抗战胜利,加上随后在蓝姆加训练未上阵的六个战车营官兵,与国内留存的老战车部队的两个团,使国民党陆军装甲兵发展到达巅峰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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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的战车兵是以德国军事顾问依据德国的装甲兵发展经验而成立的。但由于德国顾问们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思想都停留在一战的军事理论中(步兵是战斗的绝对核心,战车只作为步兵的辅助支援火力。这种思想在日军和许多二战初期战败的西方国家军队中都普遍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战车兵在早期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陆军交通兵即辎重兵。随着军事思想的进步,条件的成熟,国民革命军也有了自己独有的战车兵。早期的战车兵使用的兵种专用色为黑色(国民革命军陆军辎重兵的兵种专用色),后期建立了装甲兵这一兵种,其兵种专用色也改为银色,同时有其特殊的军衔领章.叫做“克罗米领章”(铬质的电镀章)。
    早期的独立战车营因其隶属于交通兵第二团,故其臂章的部队符号为X2。装甲兵头戴的是一种橡胶制的防撞头盔。其型号与德国机械化部队早期所使用的相同,在执行训练和维修保养作业时,穿连身工作服,戴布制野战帽。进行检阅和参加战斗时,战车乘员习惯穿着一般的野战制服,带防撞头盔。有的还戴有德式钢盔,配发驳壳枪及专用弹匣包,战车内的每位乘员配发德国原装或国内仿制的德军制式风镜。
    抗战中期的第五军直辖的战车兵团还沿用早期的军服,接收意大利菲亚特CV-33战车时随车配给了数量不详的意大利式橡胶头盔。1938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苏联坦克,但没有资料记载军队是否使用过苏制的坦克帽。

国民革命军抗日战争期间的坦克部队历程:

抗战前中国坦克部队的发展
  中国最早装备坦克的是奉系军阀。
  1922年,张作霖为同直系军阀进行最后的决战,从英法等国购买了大量的军备,包括36辆“雷诺”FT-17型坦克。首批10辆“雷诺”坦克于1924年运到大连,型号为只装备机枪或装备37毫米炮的两种。
  从1928年起,奉系军阀开始用“雷诺”坦克来抵抗蒋介石国民党北伐军的“二次北伐”。战车队被派往河南参加战斗,损失6辆坦克。不久奉军败退,战车队随奉军撤回东北。
  在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军队曾通过铁路向满洲里前线运送FT-17坦克,但尚未到达,苏联红军便取得全面胜利。
  1931年夏,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储存在东北的坦克几乎全被日军缴获或摧毁,原东北军的大量装备落入了日军手中,驻扎在沈阳的战车队的12辆FT-17坦克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标志着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活动史的结束。
  这些FT-17坦克后来和日军拥有的FT-17合编,参加了进攻黑龙江马占山抗日力量的作战,一部分FT-17坦克后来编入了“满洲国”的伪军——皇协军中的装甲车队。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从英国为自己的税警总队购买了24辆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开启了国民政府中央系军队的机械化历程。
  1930年德国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来华,大力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特种兵军校,包括了交辎学校,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正规化发展。
  193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成立了辎重兵学校,1935年10月,筹建中的交通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辎学校,徐庭瑶中将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实际管理学校,徐庭瑶同时任即将成立的通讯兵学校教育长),开始战车战术的教学,学校中有一个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
   在交辎学校成立时,还进口了一批新式的器材用作教学和训练,其中包括了坦克和装甲车。交辎学校成立不久,学员队队长李承恩和徐庭瑶发生矛盾,李承恩辞去了队长职。适逢刚从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的杜聿明不想回25师任副师长(他和师长关麟征相处得不太好),徐庭瑶将杜聿明调来任学员队队长。期间中国从德国购买了10辆PzKpfwI型轻型坦克,从意大利买了20辆CV33超轻型坦克。
  1935-1936年从英国购买20辆维克斯6TE型坦克和另外29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坦克(VCL)。
  到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军队中的坦克大约是96辆(含地方军阀掌握的数量)。
  193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方山成立了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团,这通常被视为是中国装甲部队之始。这支部队是一支多兵种合成的装甲部队,而非以前的单一兵种部队,其规模也远胜于国内其他的装甲部队。装甲兵团包括了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等单位,团长杜聿明。
  抗战全面爆发前,装甲兵团共有三个营:战车营、搜索车营和战车防御炮营。
  战车营至少有三个连,其中战车第一连装备英制维克斯6T坦克,分成4个排,每排5辆车,排长车装有电台;战车第三连装备德制I型坦克(Sd.Kfz101),分为3个排,每排5辆车,另外连部有两台I号指挥坦克;战车第二连装备卡登-洛伊德式两栖坦克,从税警总队转来,数量和编制不明。搜索车营装备有德制Sd.Kfz221/222型装甲搜索车,估计还装备有其他型号的车辆和装甲车。战车防御炮营装备德制37毫米反坦克炮。



国民革命军T26B坦克在湖南

淞沪会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规化、大规模的全面对外战争是中国各种力量都无法承受的。
  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日军没有像样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均无法有效地在决定性战役中给予日本军队以致命性打击。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由于受市区建筑的限制和坦克本身的机械问题的影响,坦克发挥的作用有限。
  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坦克首次交锋,但这些战斗并没有对战役结果造成多大影响,双方的坦克均从属于步兵方阵,掩护步兵冲锋。当然,这些数目有限的坦克也对战役部署仍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国民政府在此次会战中动用了40万大军,张发奎中将指挥第8和第10集团军在战线右翼(包括浦东、川沙),朱绍良上将指挥第5和第17集团军在战线的中央位置,陈诚中将的第15和第19集团军布置在左翼(包括宝山)。这些国民革命军的精锐部分都是由德国军官训练,采用德式先进装备,号称“国军精华”。
  与之对阵的为日本第10军,包括从华北抽调的第5和第6师团、从东北调来的第18和第114师团,第1和第2预备步兵旅团,一个战车联队和3个从日本本土运来的独立轻型坦克大队。截止同年1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所属的9个师团在日本海军第3、第4特遣舰队(含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护送下,全部抵达上海战区。此时,日军在当地集结了30万官兵、200辆坦克、200架战机和庞大的舰队。
  8月19日,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参战。据当时参战人员史说(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回忆,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坦克重7吨)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师长王敬久)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坦克全部被击毁,两个连长阵亡。
  8月20日,新调来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参加攻击。当日凌晨,一队轻型坦克参加了36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据资料记载,这些坦克当时正在厂内修理,临时拉出参加战斗。由于没有步兵配合,这些坦克也全部被击毁。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和第二连坦克全被击毁。
  经过长达3个月、在上海南京路不足10平方公里范围的艰苦巷战后,10万精锐的国民革命军和超过半数的坦克被消耗在这个“东方凡尔登”绞肉机里,而日军大约损失掉6万人左右。

国民革命军从德国引进的 Sd-Kfz-222-2  

                                                     徐州-台儿庄战役
  夺取上海和随后迅速占领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日军认为很快能够取得对华作战的胜利。
  而此时中国国民党则重建了63个师,并在徐州附近集结,兵力多达80万,由桂系名将李宗仁指挥,但人数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却无法拥有与淞沪会战类似的精良装备,有的部队连基本的步枪都无法保证。许多从各个内地省份征召甚至抓捕的壮丁被补充到国民革命军嫡系中央军和地方派系部队中,缺乏良好训练,而且因抗战初期的不断失利而士气低落。
  为了迅速取得对华作战全面胜利,日本陆军总部拟定了一个连接南北战区的贯穿作战计划,核心目标就是徐州,日军让从青岛登陆的部队担任进攻的主力,日军陆军总部乐观地认为,这将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如果日军能摧毁这些中国部队,那么山穷水尽的中国国民政府将不得不屈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在徐州战役开始的第一阶段,日本坦克表现出一些亮点,在岩中大佐的指挥下,日本第1、第2战车大队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的西侧,迫使中国军队继续收缩防线,徐州仿佛已在眼前。
  然而日本最终没能如愿,中国第31军在安徽淮河岸边明光县城迟滞了日军行动长达40天,日军没能及时利用岩中大佐的胜利,后续增援部队迟迟无法到达。这使得驻守该地的大部分中国军队得以从容和有组织地撤退,南京战役的那种大溃败没有再次上演。
  中国士兵的士气高涨,他们集中在台儿庄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革命军在台儿庄周围驻扎有第2、第20、第40、第41和59军,在南线与之相对峙的是日本帝国陆军第9、第13、第116和第106师团,北线是日军第5、第10、第16、第103、第104、第105以及第14师团,参战的日军达到了40万。
  为了消灭撤退的国民革命军,日本帝国陆军总部命令北线日军全线出击,南线的军队全力防止国民革命军突围。这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日军担任突击任务的是由板垣征四郎少将指挥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少将指挥的第10师团。当时日军的这两个师团负责指挥在中国战区的所有作战装甲力量,它们是日军中唯一编制有独立坦克团的单位:每个团大约辖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这是日军最具战斗力和机动能力的两支部队。
  在台儿庄,李宗仁正在考虑如何给日军设下陷阱。他深知,过于自信的日军将会全速前进,直取台儿庄,这样就没有必要的部队来保护通信线和补给线。速度缓慢的日军大部队根本无法跟上一路狂奔的第5和第10师团并为其提供支援。台儿庄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如果日军占领台儿庄,那么驻扎徐州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将会被分割成片。因此,日军如果想要占领徐州,必须攻占台儿庄。
  对于李宗仁来讲,他制定的防御计划很简单:将日军先头机动部队拖入台儿庄巷战,赢取重新集结兵力的时间,最后对市内的日军进行围歼。
  正如李宗仁所料,日军第5和第10师团一路猛进,钻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包围圈。此前,李宗仁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分成5个据点部署,其中4个据点各包括4个军的兵力,他们的任务就是挖战壕隐蔽,放日军过去,然后切断其联系。李宗仁亲自率领一支由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46、第22和第75军以及4个独立师组成的强大部队,准备对日军实施致命一击。
  台儿庄的防御重任就落在了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的肩上了。他们挖掘了大量战壕,同时配备了机枪,用于扫射跟在装甲车后面的日本步兵。而日军坦克为了保护步兵,通常会加速前进以试图消灭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当日军坦克冲到中国防御阵地一百余米时,中国装备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就会冲出阵地与日军坦克厮杀。当日军坦克冲到战壕附近时,中国军人就会勇敢地跳出来将绑扎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履带下面。国民革命军部队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是那些浑身绑满了炸药誓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国军敢死队员们。 由于缺少步兵的支援,日军的坦克根本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快被消灭干净。
  经过两个星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高达70%的人员阵亡。李宗仁命令幸存的勇士们利用夜间袭击日军以挫败其攻击计划。李宗仁同时还下达了死命令—任何人不准后退,否则就地正法。而此时,行动迟缓的日本陆军北方集团军主力在山东腾县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驻扎此地的是从四川急调过来的第41军。该军作战英勇顽强,特别是第122师,整个师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全部阵亡,没有一名军人投降。最终,他们成功地抵抗住了日军近乎疯狂的进攻,收紧了包围圈。
  在中国军队奋力抵抗日军第5、10师团的时候,李宗仁命令他的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从南面也就是日本帝国陆军的背后发起攻击。日军不但损失了最精锐的两个师团,而且速战速胜的希望也被彻底击碎。到1938年4月时,在中国领土上的110万日本陆军中有25%或阵亡或受伤,到1939年时,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50万。
  台儿庄战役的受挫使日军学乖了不少,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日军没有发动过一场装甲突击行动,直到1944年“一号作战”的时候第3坦克师团南下。台儿庄战役并没有给日军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和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它表明国民革命军军人的血肉之躯可以挡住日军的装甲部队,它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最终,日本人在从中国东北增兵30万的情况下还是占领了徐州,但是他们并没有消灭掉一支国民革命军军队。而国民革命军守军以3万人阵亡的代价,有序地组织起了撤退。此次,日本帝国陆军再也不敢使用装甲部队进行追击了。




侵占上海的倭狗的89-1 (狗日)
                                         恢复战斗力  
  1937年9月,蒋介石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军事代表团(名义为实业考察团)赴苏联谈判军事援助的问题,谈判结果是苏联方面愿意提供战车、飞机、火炮、弹药等援助。以后直到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前,各种军事装备和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到中国。这是那段艰苦的时间里中国唯一的外援,总值173175810美元。除了物资援助,苏联还派出名为志愿队的正规军,驾驶战斗机和担任军队顾问。可以说,这些援助是雪中送炭,特别是当时急需的战斗机,当时国民革命军空军已经损失殆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不愿意出售,正是这些苏联I-15、I-16战斗机和苏联志愿队阻止了日机的肆虐。
  在1938年3-6月间运到的第一批装备中,包括83辆T-26(1933年型)轻型坦克,同时苏联还援助了一些BA-3/6/10型和BA-20型装甲车,以及45毫米反坦克炮和各种车辆。为了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些机械化装备,国民革命军决定将装甲兵团扩编成第200师,装甲兵团中经历过初期抗战的原有旧装备,拨给由交辎学校分离出来的机械化学校(教育长仍为徐庭瑶)作教学用途,全新的苏式装备由200师接收。
  1938年1月15日,装甲兵团正式扩编为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从番号上看,200师本身就与众不同,因战前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只编到102师。200师是国民革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下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炮兵团。据杜聿明回忆,200师共接收70辆T-26、4辆BT-5、18辆菲亚特CV-33(有资料称是20辆,是1934年孔祥熙到意大利考察航空时采购,一直封存在南昌,这时匆匆编入了200师)。装甲团有苏联的BAE系列装甲车50余辆。摩托化步兵团装备的也是苏联卡车。炮兵团有12门122榴弹炮,还有45毫米战防炮,75毫米野战炮。步兵使用的是苏联步机枪。看来国军在美械化之前还进行过苏械化。




国民革命军维克斯6吨坦克在上海  
                                                    武汉大会战
  武汉位于长江的中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中国主要的铁路枢纽,拥有当时唯一的一条全国性铁路—平汉与粤汉铁路的交汇点。这座重要的城市是第二次中日双方激战的地方。
  1938年5月初期,经过台儿庄战役元气大伤的日本南方集团军补充了200多辆坦克后,在一支海军中队的支援下,杀气腾腾地向中国内陆扑来,同时北方集团军新的先头部队——第14师团,集合了20000人和数百辆坦克向南进发。很快,他们就遭遇到了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第74、第64和第8军的阻击。蒋介石急调新整编的两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第28军和第200机械化师参战,以加强第一战区的力量,阻止日军对武汉的合围。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装甲战。
  第28军和第200机械化师司令官战争前都曾在德国的军事院校深造。当第200机械化师抵达第一战区的时候,日军第14师团在山东潍坊被国民革命军第71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住,但最后仍被他突围出去。未能与日军的这支精锐部队过招的第200机械化师副师长邱清泉非常失望。在随后的几天里,邱清泉私下里一直在廊坊附近率领一支包括他自己乘坐的苏制T-26轻型坦克在内的8辆战车寻找日军。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支100多人的日军侦察连,他毫不犹豫地径直向日军冲去,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这群惊愕的敌人。随后,他又乘胜追击7千米,直到遭到日军反坦克火力的猛烈反击方才罢休。这一事件被宣传为中国装甲部队的一场胜利,提高了国民革命军军队的士气。受这场“胜利”的鼓舞,国民革命军总部下令第200机械化师对日军北方集团军发起总攻。不幸的是,此时的日本帝国陆军也已准备好攻击了。23日晚,借助夜色的掩护,日军一战车团在重炮及一支步兵旅的支援下突然夺取了潍坊,国民革命军部队处于随时被分割的危险之中。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第28军两天内务必夺回潍坊。第28军花了整整3天时间以伤亡5000人(包括3个旅长)的代价才将日军赶出潍坊。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装甲战就这样结束了。第28军军长由于未能按时收复失地而被解职,守备潍坊的第36师师长被中央政府处决。
  同年6月中旬,日本北方集团军第2军突破国民革命军第8集团军在郑州的防线,中国西翼几乎门户洞开,国民政府开始从武汉撤出。为了赢取时间重新集结部队,构筑武汉地区的防御工事,蒋介石下令自掘黄河大堤以迟滞日本第2军的前进速度。在这场大水中有许多无辜平民被淹死。蒋介石明白历史也不会原谅他的举动,因此他在命令书上并没有盖上自己的印章。日军无法前行,在此停留了近3个月时间。
  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共在此屯国民革命军120多万,其中还包括国民革命军空军整个家底的100架飞机和国民革命军海军仅有的40艘军舰。他将兵力分为南北两线,其中北线由23个军组成,由在台儿庄战役中威名远扬的李宗仁将军指挥;南线包括26个军,由其心腹爱将陈诚指挥。由于北线受长江洪水的影响,路面泥泞,因此南线成了武汉会战的主战场。武汉所有重要部门、工厂、设备等都向内陆,如“陪都”重庆、昆明、宜昌、湖南和西南地区转移。
  经过台儿庄和廊坊战役的教训后,日本陆军总部下令不准实施独自的装甲突击行动,禁止速战的想法。日本人决定沿袭古老而缓慢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夺取武汉。
  四个月后,当日军第11军进入武汉时,日军的损失已接近20万人,而国民革命军的损失更是高达40万。
  1939年年中,武汉失守。尽管当时李宗仁动员50个师的兵力从北线展开反攻,并且一次就将30多万日军困在城内,但由于得不到海空支援(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海空兵力已经撤出战斗),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及时到来后李宗仁不得不撤退,付出了5万人阵亡的代价。
  在侵华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日军仅仅是将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例如,新成立的第1独立混编旅所属40辆坦克(主要是95式轻型坦克和89乙中型坦克)全部分配到步兵师团使用,而不是作为一支装甲突击力量集中利用,这也与第1混编旅成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坦克仅仅是一种“机动邮箱”罢了。因此,在1939年8月23日,当日军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时,日本人连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在一周时间内,第6集团军40%的坦克和几乎所有的战场指挥官全部被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消灭,苏军部署的力量包括3个师及6个坦克旅。

国民革命军缴获的94超轻型坦克
                            战局僵持
  夺取武汉后,日军开始选择攻击下一个目标了。
  1939年秋,第6、第33、第101、第3、第13师团以及海军300艘军舰和一支陆战旅团共计18万日军计划在9月30日前夺取长沙。
  长沙位于国民政府第五和第九战区之间。日军还是遵循其一贯的作战计划,一半兵力从南面直接攻击长沙,一半兵力在北面部署到西面张网准备围剿逃跑的国民革命军守军。
  长沙战役于9月14日打响。日军第101、106师团开始向南面的国民革命军第15集团军发起进攻。9月2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和第3师团在舰炮支援下从东面登陆,长沙三面受困。为了保住国民革命军军队的力量,蒋介石在武汉会战的巨大损失后下令,允许地区司令官自行决定是否后撤。但是驻守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将军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表示誓与长沙共存亡,而不愿弃城。随后战斗进入了僵持阶段,国民革命军的中央军与共产党游击队密切合作,游击队在后方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他们炸毁了每一座桥梁,在公路上铺设地雷,袭扰日军。这使得第九战区内的第27和第15集团军成功地阻击了日军的推进。第五战区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也化整为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不断袭击日军的补给车队、武器库以及通迅线路。到10月初,由于补给供应下降到了危险的地步,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弃了推进的脚步。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损失4万人,其中一等陆尉以上军衔的军官就有40名。这场战役同时也标志着日军在中国中部地区推进的终结。
  总体来讲,国民政府并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战术是建立在人多地广的基础之上,其军队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日军相比。然而,他们的坦克部队在战争中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
  1938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辖扩编的新编22师和200师,从湘潭移驻广西全州,军长徐庭瑶,副军长杜聿明。新11军番号不久改为第5军,增编了荣誉第1师,杜聿明任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第5军下辖200师,荣誉1师和新编22师三个师。第200师是5军的基本部队,直到第5军在淮海战役中覆没,一直在第5军编制内,师长戴安澜,黄埔三期,原89师副师长。荣誉1师,官兵是从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所以在番号前加上荣誉二字,战斗力相当强,副军长郑洞国兼任荣誉1师师长,原是98军军长。新22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师长邱清泉是原200师副师长。原200师辖的机械化部队转为军直属,200师变为普通步兵师编制。扩编后,第5军加紧训练,并在1939年3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对全国国民革命军各军教练训练的校阅中,第5军被评为全国第一。1939年秋,第5军在广西界首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长达一月之久。
  当1939年中日两军在中国中部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为了打破僵局,日军决定从后方攻击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1939年11月15日,日军集合了2个师团和1个陆战旅团的兵力,其中一个师团为新组建的第5师团,在广西南部的北部湾钦州龙门港登陆,随后占领钦州、防城,11月24日占领南宁,国民政府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决心集中所部,收复南宁。
  1939年12月4日,当日军部队抵达战略要地昆仑关时,遭到了国民革命军军队的反击。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国民革命军动用了步兵、山炮以及从第200机械化师抽调的15辆坦克对日军前线展开了攻击,几天之后他们收复了昆仑关要地,从侧翼运动的第200机械化师的坦克也将日本守军全部包围。这次行动消灭了日本第5师团从台湾抽调的第21旅团,包括一名陆军少将补级军官。国民革命军空军也少有地参加了这一战役,他们对日军的增援部队实施空中轰炸,极大地支援了陆军作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交战各方不断增兵,昆仑关也三度易手。最后,国民革命军军队在投入了第5、第6、第99、第36、第31、第64、第66以及第46军总共15.4万人的总兵力后,终于迫使日军在新年前撤出广西南部。对于日本人来讲,从此以后取得胜利再也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了。在这场战役中,国民革命军共损失了2.7万人。
  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日军在中国中部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击行动,但鲜有成功,其中数攻占宜昌最为“出名”。这座城市日军在1938年至1941年间共从北面发动了8次进攻,每次都被打退。在1942年1月15日结束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日军共损失5.6万名倭人。英国的《伦敦时报》将这次战役称为二战期间盟军的第一场大捷。20天后,美国政府向中国捐赠了价值5亿美元的物资。中日之战开始变成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要国民革命军军队在中部坚持,外界盟军援助的物资就不断地涌入,补给其每天巨大的消耗。
  然而,到了1941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军手中,缅甸成了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远征缅甸
  当中国大陆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时,日本人开始把眼光放到法属印度支那(含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和英属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得援助的渠道。
  在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国民革命军军队因英印驻军的背叛而腹背受敌,最终丢失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唯一“陆地窗口”,但国民革命军军队仍在某些局部战斗中取得胜利,例如在同古和仁安羌。其中被广为传诵的是仁安羌解围,1942年4月,日军在夺取仰光后,将英军两个旅和一个坦克营包围在中缅甸的仁安羌油田地带。当时盟军缅甸战区总指挥、美国将军史迪威匆忙命令中国第200师(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师)从蜡戍方向出击,解救危在旦夕的英军。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拼杀,4月17-18日,由孙立人将军指挥的中国部队击溃了日本第33师团,击毙1000多名日军,俘虏500人,营救出7000名英印士兵。这是中国军队在缅甸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仅仅在一周前,史迪威在评价中国坦克部队时还认为:“他们都是些战争的生手,许多人还平生第一次开坦克或摩托车……”
  但零星的胜利不足以停顿日本人吞并缅甸的步伐,由于第200师的仁安羌行动,导致中国军队的侧翼暴露,日军迅速穿插到中国军队防线的后方,威胁中国军队从密支那到畹町的补给线,不久日军进占蜡戍,国民革命军军队的最后防线实际已经崩溃。在许多中国军官眼里,是史迪威出于维护白人朋友的利益,牺牲了第200师,牺牲了整个入缅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军队,而他们又是当时国民革命军军队中的精华。在中国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的眼里,史迪威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能力和公正性也开始逐渐瓦解。
  在1938-1939年间,中国从苏联总共进口了88辆1933年生产的T-26型坦克。其中,有许多T-26坦克在回转炮塔上都装有体外天线。一些坦克甚至还在主炮上方靠近斗篷的地方装有两部搜索灯,而苏联方面在早期也只是为其指挥坦克安装体外天线。随着第200机械化师在缅甸的失败,这些坦克大部分被日军摧毁。
  1941年1月份,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加入《租借法案》,随着在当年10月份,第一批36辆M3A1坦克由美国海运至中国。不久,国民政府又接收了35辆美制M4A4型谢尔曼坦克和44辆M5轻型坦克。中国军队也像日本方面一样,将有限的装甲力量分散配置在步兵师当中。尽管有美国人为国民革命军训练精锐部队,以及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二战前作为中尉军官曾在德国陆军服役等等,这些都没有使国民党领会装甲作战的意义。国民革命军没有有效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专业军士、通信装备、后勤及支援的缺乏对国民革命军军队来讲,意味着要想实施像德国人那样的坦克大战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还要特别提到,国民政府曾从纳粹德国进口了一批威力令日本人胆颤的88毫米高平两用加农炮,但中国军队一直将这些装备用来对空防御,而没有用于打击日军的坦克。
  然而,当国民革命军经过正确的训练、装备和指挥后,他们也像其它地区的军队一样变得坚不可摧。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全部由美国人装备、训练的国民革命军在缅甸北部一直战斗了7个月,向前推进了近千千米,消灭了2万日军,而本身却无一败绩。中国新成立的一支坦克营营长,美国人罗斯威尔H布朗上校就曾经指挥着一些坦克参加了第二次入缅作战。至1944年12月,又有800名日军被消灭,剩余的少数日军逃离八莫进入深山,没有向盟军投降。
  M3A3/M5A1斯图尔特轻型坦克以及M4A4谢尔曼坦克,这些都是国民革命军第1暂编坦克大队的主要装备。在此,特别提到M4A4谢尔曼坦克,国民革命军士兵在该型坦克上涂有老虎的标志:主炮管的两边是一对恶狠狠老虎眼睛,在正驾驶、副驾驶以及炮塔的前方是巨大的虎爪。(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也对他们的M4A3谢尔曼和M46巴顿坦克作了类似的“手术”,希望以此能吓住那些勇敢的中国士兵。)
                                                广东方面的坦克作战
  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在1927年蒋介石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在广东不断私人加强力量,以备将来和蒋介石对抗。1936年,陈济棠从英国进口了12辆轻型坦克和15辆装甲车,组建了一支新式的机械化部队—战车大队。
  坦克是维克斯6吨坦克,装甲车中有14辆是两吨半重型号,装轻重机枪各一挺,载员8-10人;另一种是指挥车,重5吨,装20毫米炮一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一挺,载员14人。12辆坦克编为一个战车中队,装甲车编为装甲车中队,总称战车大队,第一任大队长由邓鄂担任。1936年陈济棠反蒋不成,被迫下野,广东部队由余汉谋接掌,战车大队几易指挥官,1938年日军登陆广东时,战车大队大队长是曾留学德国的曹绍恩中校,战车队驻地在广州皇婆洞原中大试验农场。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澳头、淡水,随即向广州方向前进,15日攻陷重镇惠阳,余汉谋决心在增城一线组织防御。16日晚,战车大队受命驰援增城方向,17日晚到达增城附近,受186师指挥(作者提到186师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援提供,诸如情报、通讯、补给等等),18、19两天,战车大队都在构筑阵地和进行战斗准备。20日晨,战车大队鉴于敌情严重,将6辆坦克布置在第一线,6辆在第二线,第三线是从装甲车上卸下的20毫米炮和机枪,装甲车则隐蔽在树林中,全体人员进入阵地,准备作战。天刚破晓,日机开始空袭,炸毁装甲车5辆,人员伤亡数十人。随后日军出动数十辆轻型坦克冲击(186师仍然没有任何支援),战车大队撤退必经之路上的一条桥也被炸毁了,装甲车中队人员只好将车辆爆破后,向后撤退。战车中队则只有一辆能够突围,后来作为教练车使用。广东军队的战车大队一战便全军覆没。1939年,日本陆军省责成石川岛汽车制造所根据从中国广东缴获的维克斯6吨坦克研制可水陆两栖使用的战车,最终出现了一种SRIII型水陆两用车。
  (国民革命军典型的步兵师编制一般在6000~8000人,而日本帝国陆军“师”的人数为26354人。在中国,人们容易对日本“师”的概念产生混淆。因此,最准确、直接的翻译名称应称之为“师团大队”或“师团”。)
国军在大陆时期的炮兵史:
北洋建制
    民国建国伊始,全国陆军建制未得统一。1912年6月,陆军部与参谋部约定规程进行统一规划,分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序列编制。一师辖2旅,直辖炮兵1团。炮兵团按“三三制”,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配属6门炮。(1)
    当然,这种编制的实际火力配属上基本是徒有空架子而已。一者全国无法得到普遍实行,二者根本无力将重型火力配备到每一个炮兵建制单位(这种情况甚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全盛时期的国军都无法做到)
    北伐前后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639人,这时军校已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到一批青年士兵,蒋介石以军校教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了两个军官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每团下辖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26至30名士兵,由刘峙、顾祝同、严重等人为营长,另建炮兵营,全军3000人左右。
    1925年初,黄埔军校从苏联运回一批火炮。炮兵营以在校二期学生为骨干,蔡忠笏为营长,陈诚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蔡忠笏兼第二连连长,罗卓英为第三连连长。
    此间,平定广西后的黄绍竑和白崇禧赴广州,经和国民政府协商,广西军队编为第七军,由李宗仁担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第七军是国民革命军中这时最大的1个军,全军辖9旅21团另加炮兵营和工兵营。
    1925年8月至次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共编八个军,每军辖3师或增加1个教导师,师设炮兵营。
    经历了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在重新上台伊始便开始重用“永远忠于总司令”的陈诚。第二次北伐开始后,1928年4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本人兼任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指挥炮兵第一团姚永安部、炮兵第二团杨德良部。
    陈诚作为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炮兵指挥官随军北伐,这一次基本上未参加前线作战。一路上只是:“时闻隆隆炮声”。和时见“路旁之敌人炮弹破片”。5月1日,陈诚随第一集团军方振武军团进入徐州,住在总司令部所在地张宗昌督军署内。蒋介石为避免和日军的冲突扩大,撤出城外后,陈诚所部炮兵由平阴后撤至宁阳待命。“济南惨案”发生后,两个炮兵团随第一集团军渡黄河北进,陈诚率部分警卫部队回到南京。
    总体而言,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炮兵部队甚少。1928年北伐结束后,着手编练炮兵。共编成炮兵8个团,第一、二、三、五团为卜福斯山炮;第四、七团为三八式野炮;第六团为克式野炮;第八团为榴弹炮。山炮和榴弹炮团各4个营,野炮团为3个营,1932年东,军委会将第一、第五团编成第一旅;第二、第三团编为第二旅,其余各团由训练总监部炮兵监负责整训。(2)
    北伐之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作出对全国军队进行编遣的决定。 1929年三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17日,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按照大纲规定,编遣后的全国陆军不超过65师,四个集团军各约12个师,总计兵额80万人。在这其中,炮兵团编有16个。(3)
    除了中央军外,各地方军中炮兵部队战斗力较强的要数晋军和东北军。
    晋(山西)军炮兵:(4)
    1917年阎锡山投靠段祺瑞,是时所辖部队中含一炮兵团。团长周玳。至1927年其炮兵部队已以周玳炮兵团为骨干,扩充至8个炮兵团,平时集中训练,战时分散使用。(周玳曾帮助阎锡山于1927年收编了徐永昌的部队)
    中原大战期间的晋军炮兵司令为周玳,辖辜仁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毅、卢珖、周俊杰、冯鹏锗7个炮兵旅。10月晋军大败后张学良将晋军编为4个军,后来又编了一些部队其中包括1个炮兵队,仍以周玳为司令。
    1932年1月阎锡山重回山西,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下辖炮兵司令部。
    1931年张学良将原晋军炮兵改编为山西炮兵监,辖3个旅。原晋军炮兵第一至第十团依中央炮兵番号改称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团。1932年改称陆军炮兵司令部(阎锡山已回晋),以周玳为司令,刘振衡、周俊杰为副司令,取消旅部,各团依旧。团长分别为:李伯庆、施国藩、李锡九、郝庆隆、张映启、介青海、赵忠保、董泽善、张潜、刘彭祖。其中多人在日后的第二战区炮兵部队中也任部队长。
    第二战区炮兵序列详见后面专述。
    奉(东北)军炮兵:(5)
    张作霖当权之前,1914年上将军张锡銮致函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扩编部队。其中预计将奉天右路巡防队统领、东边镇守使马龙潭所部巡防队改编为混成一旅。辖步兵2团每团辖炮兵1营。炮兵1营辖3连,连辖3排,排辖3棚。后段复电张锡銮,谓“此时强邻窥伺,实力未充,从事改编,徒有增兵之名,致招外人之忌”,于是改编“姑从缓议”。(6)
    1922年,张作霖整顿奉军,以旅作为平时最高建制单位,旅直辖炮兵1团、迫击炮1连。并在战时组建师。师编制分甲乙两种,甲种师辖6团成2旅,每团附迫击炮1连,另直辖炮兵1旅;乙种师辖4团成2旅,团编制同甲种师,另直辖山炮兵1营。
    此外,奉军编制中有骑兵师,骑兵4团成2旅,每团附迫击炮、山炮各1连。
    独立炮兵旅,按照“三三制”编制,每连4门炮。炮兵旅的名称后来改为了炮兵军,实力并未扩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之后,奉军实力大增,其中张学良部辖炮兵2个旅。
    纵观易帜前的奉军炮兵编制体系,可以发现,它一直很重视基层火力的配属(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编制要求),这应是东北拥有当时全国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兵工业的缘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之后,实力大增,其张学良部辖炮兵2个旅。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抵沈阳,此后便开始作易帜的准备,首先整编部队,整编后辖炮兵3个旅。是年底再次改编部队,分为国防军和省防军,炮兵改为团制。国防军辖东北独立炮兵第一至第十团。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军留驻关外的炮兵部队只有独立炮兵第九、第十团分别为吉林、黑龙江驻防军。其余炮兵部队分别在30年和31年为了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以及讨伐石友三而调入关内。即使是留在关外的部队其部署方向也是以防范苏联为主的,日本并非在东北军的假想敌中排在第一位。日后在保卫长春的战斗中,第九团的36门野炮由于日军的破晓突然袭击而未发挥作用。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炮兵第六旅违抗事变时张学良占领洛阳的命令,叛张投蒋。1937年之后,以“二二事件”王以哲军长被害为标志,东北军被大规模分化,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定成立豫苏皖3省军事整理委员会(此时东北军已陆续被调至该地区),东北军以中央军为标准被“国军化”。其炮兵第六(黄永安)、第八旅(乔方)被整理。(7)东北军被“消化”前后的炮兵部队沿革及作战情况详见下面记述。
    其他地方部队
    龙云滇军1930年代,龙云第十路军直辖有一炮兵团(团长杨文宗)(8)
    中原大战前后
    陈诚十一师在津浦路:所辖独立旅(周至柔――陈诚保定同期同学)一团编有迫击炮连
    1930年即将接受陈诚改编的教导第三师:共辖2个步兵旅和1个攻城旅,共有9个团,另有炮兵、工兵、辎重等特种兵营。
    教导三个师都参加了中原大战,其中教导一师直辖一个炮兵营,教导二师直辖一个炮兵团。两师均在第二军团旗下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年底,分别与俞济时国民政府警卫旅合并为国民政府警卫师(俞济时任副师长)以及改为第四师。(警卫三师改为第十四师)(9) 改编后原教导三师攻城旅改为十四师师部直辖,旅长李延年。
    经过新的吞并,组建后的陈诚第十八军:
    辖两个师一个攻城旅,当陈诚接管第十四师时(后很快把周至柔扶正),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罗卓英升任。十一师仍辖3个旅,每旅下辖3个团,每团2000人左右;师部直属部队有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全师约22000人左右。第十四师2旅6团,加上师直属部队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营和特务连、骑兵连,全师15000人。攻城旅3个团,约6000人。全军共18个团43000人左右。相当强悍。
    每个步兵团82迫4门(民二十式),随炮炮弹80-120枚。十八军进入江西与红军作战时,还配备有日造七五山炮(明治41式或大正6式)、三七平射炮(大正11年式或沈、汉厂仿型)。
抗战前夕
    九一八前后:(10)
    1931年马占山在黑龙江嫩江桥重创日军,使得蔡廷锴激动不已,此时的蔡廷锴其部队刚刚在第三此“围剿”红军中受到了重创,不愿再打内战,于是召集全陆军旅以上军官商议组织志愿官兵赴北援马,其余部队缩编归还中央。各将领表示赞同。其后选出支援官兵6000名,编为2个独立旅、1个警卫营、1个山炮连,定名为“西南国民义勇军”。后因淞沪爆发战事,北上一事便取消了。
    1932年军委会制定了陆军暂行编制表(二十一年编制)。师辖2旅、旅辖2团、团辖3营附步兵炮或迫击炮连、营辖小炮1排。师直辖炮兵1团,并按三三制编组。1933年经军政部核准,胡宗南师混成团编制为步兵4营,附山炮团1连,营编制未变,增加了输送兵连,这使得改装了山炮之后,部队的后勤运输能力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相应提高。
    长城抗战中的炮兵:(11)
    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被划分为9个军团,基本上由东北军、晋军和原西北军的血脉组成。
    第一军团为张学良的部队,于学忠任总指挥。辖炮兵第六旅(欠第十一团)、炮兵第十七团。王和华为炮兵指挥。
    第二军团为原晋军部队,总指挥为商震。军团辖炮兵第十六团第三营、第十八团第一营、第十五团(欠第二营),炮兵总指挥为乔方。该军团的主力部队为商震亲自指挥的第三十二军。该军在中原大战之后曾接受过张学良的整编临时编为第四军,后依中央军序列改称为第三十二军。1932年,商震曾扩编该军,关于炮兵当时增加了1个大队。
    临阵脱逃的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旗下部队主力为其基本部队第五十五军,辖炮兵第三十六团,团长汤玉铭。(汤玉麟任人唯亲非常直接,其第五十五军除了下辖三十六师外还有骑兵、炮兵各1个团,除了前面提到的炮兵团外,骑兵团第三十六团团长为汤玉书,也是汤玉麟的兄弟。)
    第七军团总指挥为傅作义,军团构成为原晋军。基本部队第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下辖山西炮兵第二十一团(团长李伯庆)。
    第八军团总指挥为杨杰,后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代任。该军团以中央军为主力(长城抗战前后,徐庭瑶、顾祝同、汤恩伯、黄杰、郑洞国、关麟征、杜聿明等嫡系将领都在该军团中的中央军部队中任过职),另有一些杂牌部队如“九一八”之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部队。军团直辖炮兵部队为炮兵第八旅(欠十七、十八团),另有炮兵1个营(番号不详)。第十七军辖炮兵第四团;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队配属炮兵部队。
    红军战略转移之后国民革命军全军系统的整编:
    1934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理全国军队,“以备‘抗日’”。陈诚即率参谋长郭仟前往武汉组织陆军整理处,并以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杨正治为副处长。陈诚原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一职,由罗卓英代理。
    在陈诚就任陆军整理处长之前,蒋介石曾要求陈诚草拟整军计划,陈诚于是草拟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整理炮兵建设》。3月1日,陆军整理处在武昌正式成立,由陈诚任处长,杨杰、周亚卫、俞大维、邹作华、卢致德、郑大章、冯庸等人为研究委员。3月18日,陈诚到北平,同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商量华北驻军整理方案,检阅了华北晋军、东北军和中央军的第二、二十五师。4月28日,陈诚赴贵阳,同正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见面,商讨整军方案。
    按陈诚的整编方案,全国陆军在4年内,完成整编60个师,其中1935年整编6-10个师,1936年整编16-20个师,1937年整编20-30个师,1938年整编4-16个师。
    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又命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关于炮兵部队,陈诚决定:炮兵将现有可用火炮457门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营4个。
    此时国民党各种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滇军等共有180师、94旅和40个独立团。炮兵共有炮567门,其中已不能使用的110门过于陈旧的,予以废弃。
    至1937年,共整理24个师,调整15个师,同时调整东北军10个师,运用调整师编制而未调整充实的5个师,整理广东10个师,川康26个师、9个独立旅。整理师辖师属炮兵1个团;调整师辖师属炮兵1个营。另外,根据1933年南昌行营厘订的陆军步兵师编制表,“剿匪”部队设有专门编制,各师原有炮兵营统一调归南昌总司令部集中训练。(12)
    全面抗战前夕中央军炮兵整理:(13)
    国军抗战前夕的整军是从35年开始的。由于稳定了长江流域,并且在英美支持下实行了法币政策从而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蒋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购进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并于36年在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负责抗日准备。
    在陈诚拟定的调整师方案中,每个步兵师直辖一个野炮团,加之两个步兵旅的装备,共有步兵炮24门、迫击炮24门、野炮36门。(14)而另据张其昀《抗日战史》所记载,调整师中各式火炮、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有些人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由于国内火炮产量有限,国家外汇捉襟见肘,进口火炮的计划并没有全如人愿得以完成。
    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如前所述,此时国军堪用的火炮共有457门,整理时按照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经过改订编制,划一炮种,裁汰老弱,除炮兵第一、第二旅(瑞典卜福斯式75山炮)及炮兵第四(日三八式75野炮)、六(日三八式75野炮)、八团(民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辽十四式)仍旧外,其余与东北炮兵合并改编成炮兵第六、第八旅。第六旅(克式野炮)辖第七、第十二团,第八旅(民十四式77野炮――辽十四式)辖第十五、第十六团。此外,又编成独立炮兵第十七团(民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辽十四式),及山炮第一、第二、第三营,野炮第四、第五、第六营。
    以上各部均为马拽山野炮、榴弹炮部队。1937年,由德国买来十五生榴弹炮24门,编成机械化重炮兵一个团,番号定为炮兵第十团。一切运动、指挥、观测均以汽车拖引,成为国民革命军中最新式的炮兵部队。是时,又将第三十二师所属炮兵团划出,改编为独立炮兵第九团,辖野炮、重迫营各1个。不久,将野炮营划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第一、第二、第三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同时将广东省所属山炮28门(法制士奈德式75毫米山炮)重新编成炮兵第九团(原为克式75野炮和重迫各1营),辖重山炮1个营、轻山炮2个营。
    综上共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第一、二、六、八旅),独立团6个(第四、六、八、九、十、十七团),独立山炮营(第一、二、三营)3个、独立野炮营3个(第四、五、六营)、独立步兵炮团1个(辖4个重迫营:原独立重迫第一、二、三营及原第三十二师重迫营)。
    至于战防炮部队,抗战前仅有装甲兵1个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1队,辖3营12个连;又1个步炮营(辖4个连),以及第四师、第八十八师各配属37毫米苏罗通炮1个连(6门)。
    除上述中央所属炮兵外,太原绥靖公署所属炮兵,广东、广西绥靖公署所属炮兵,滇、川地方部队的炮兵,在编制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增长和更新。
全面抗战
    初期: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此时的国军,据白崇禧回忆,共有轻炮兵30团,重炮兵5团,高射炮7团。(15)此时全国炮兵共计4旅及20个独立团,而战时预定可用于一线兵力为炮兵2旅和16个独立团。(16)根据二十六年师编制,师直辖炮兵加上团营炮兵共应配属46门。(17)
     至1938年11月,结束了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国民革命军配属炮兵团22个。(18)
     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得以恢复部队、组建新军坚持抗战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当时上海报纸记载到:“苏联军器从西北方面越山过岭源源而来”。(19)据苏联公布数字,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靠贷款中国向苏联购买了野山炮1300门。(20)这些炮在战术、战役层面上,无疑对于中国政府将战局拖向相持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1939年年初,国民政府对军队编制和火力装备进行了调整,为了适应山地作战等需要,使部队运用更为灵活,旅级编制被取消,每师直辖3个步兵团和1个野战补充团,每团直辖迫击炮、战防炮各1个连。每军辖3个师,另直辖1个炮兵营。作为1个军级单位来说,营级编制实在是太小了。
    相持阶段陆炮部队发展:(21)
    抗战初期,国军炮兵共有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在淞沪会战这样的战役中,炮兵损失非常惨重。1938年徐州会战后,在国外订购的火炮陆续运到,为便利指挥,除第六、第九团及机械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团等团独立外,另设置了6个旅部统辖其余的16个团(第一旅至第四旅每旅辖3个团,第5第6旅每旅辖2个团)独立步炮团则以2个营划拨师属,其余2个营仍旧。
    武汉会战后,调整编并,最大编制仍为旅。
    第一旅辖3个山炮团,每团2个营6个连,每连以卜式山炮3门编成;
    第二、第三旅各辖3个团,每团3个营9个连,以野炮、榴弹炮混合编成;
    第四旅辖3个团,每团3个营9个连,每连以轻迫击炮4门编成;
    第五旅辖第六、第九团,每团3个营9个连,第六团每连以轻迫击炮4门编成,第九团以轻重士B德及六年式山炮混合编成;
    第六旅辖第十二、第十七两个团,第十二团三营九连制,第17团三营六连制,各团每连均以野(榴弹)炮3门编成;
    第七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四三个团,第十团三营六连制,每连以十五生榴炮4门编成,第十一团三营九连制,每连以十五生榴炮4门编成,第十四团三营六连制,全团共计十五生榴炮17门。
    其后,为加强各军装备,取消第一、第六旅2个旅部,变更各旅建制,将一部分炮兵以营为单位,编拨各军建制,而以编并4个团部及编余官兵、各旅补充营及渝万要塞4个重迫击炮营为基干,暂编为重迫击炮4个团。
    1940年5月取消各骡马炮兵旅旅部(机械化炮兵第七旅仍保留),各骡马炮兵团改为独立团,直辖军政部。将取消的旅部全部改为各战区炮兵指挥部,6月将炮兵第七旅改编为重炮第一、第二旅两个旅,原有机械化炮兵3个团改编为4个团,分属重炮2个旅。
    1941年春从苏联运入野炮200门,分别装备7个团,并改编轻迫击炮2个团。7月分别在桂林、西安各成立一个炮兵补训处。1942年将两处撤消,各缩编为1个团,1943年4月又将2个团撤消,设立骡马炮兵第三旅,该旅辖第一、第十八团。至此,共有机械化炮兵2个旅(4个团)、野山炮兵12个团、轻迫击炮兵2个团、重迫击炮4个团,共计22个团。此外,晋绥炮兵(第2战区)仍由该战区独立使用,以胡三余为司令,共有5个团。
    经过历年建设,到抗战后期,军队装备野炮(骡马炮兵)多属俄式,榴弹炮(机械化炮兵)多属德式。共计俄式76.2炮编为40个连,115榴弹炮编为20个连,德试105榴弹炮编为10个连,150榴弹炮编为6个连,另有美式炮装备部队,大多为1944年以后接受美国援助而装备。
    炮兵各团除上述外,另辖重迫击炮4个团(实为化学炮兵)。
    至1941年,从武汉战役后开始的整训计划进行了4期。在这段时间内,那些调至后方进行整训的部队在人员、装备、训练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还是许高阳《国防年鉴》的记载,1940年国军1个军通常辖2个正规师和1个新编师,直辖炮兵1个营,编山炮6门;(17)每个师辖正规团3个、补充团1个,另辖山炮营1个(6门),战防炮连1个(4门);每团直辖轻迫团1个。这样全师装备迫击炮36门、山炮6门、战防炮4门。
    除此之外,在蒋军嫡系部队中建立了四支“攻击军”。分别是第一(丁德隆)、第二(李延年)、第五(杜聿明)、第七十四军(王耀武)。这些军每军辖步兵师3个,野山炮混合炮团1个、战防炮营、重迫炮营各1个。每个师辖山炮或重迫1个营,战防炮1个连、20厘米高炮1队。
    各次会战
    直到中印公路开通,美国援助大批到来以后(当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减少了援华措施)重庆的军队才重又得到了实质的外来补充。而在内陆地区,即使到了抗战后期,在军、师级部队中,国军拥有的炮兵与日军相比处于明显的下风。抗战结束之初,利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央部队也是有限的。(22)
    中条山会战(1941年春)时,日军动用陆军6个师团(1940年师团编制)、4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共有75毫米以上火炮500余门。而相比之下,国军第一战区主力7个军约20万人马,平均每师只有75毫米以上火炮1门。(23)
    据一些材料反映,全面抗战前夕中国的师一级单位与日本的师团级相比较(人员比为1:2),野山炮比例为1:5,步兵炮比例为1:1.5。山野炮方面中国师只有9-12门,相对于编制人数来说,比之其他几项对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差距。(24)另外,淞沪会战前的精锐调整师(如第八十七、八十八师)装备各式火炮46门、战防炮6门(比前面例子中的部队各种火炮多出10-13门)。(25)
    在抗战前期,如果说中国正规国防军一个师能对付日军一个联队的话,(26)那么后期如豫湘贵战役时期,一个军能抵御一个联队就不错了。这固然和官兵素质下降、斗志下降、单位部队在编人数下降(兵源减少、长官吃空额等原因)这些种种非技术原因有关,但是内陆地区部队装备水平太低,战场火力太弱也是重要的原因。
    重建远征军:(27)
    1943年,为了进行滇西反攻并配合缅北作战,国军接受了美国人的建议调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分别赴云南整训。一军辖2到3个师(滇西11个师、滇南6个师、昆明3个师、拱卫陪都部队3个师、第六战区4个师等共30个师。在编制问题上,陈诚与史迪威的看法就不同。史迪威主张每军2师,而陈诚认为3师比较合适。最后陈诚决定远征军编制为每军3师,但目前每军按编制仅先补充装备2个师。既照顾了史迪威的意见,又未改变原有编制)。反攻前,远征军各部兵员缺乏严重,至43年8月仍缺编2.2508万人。
    至44年滇西反攻开始时,原定的整训计划并没有完成,共部署了步兵13个师和炮兵14个营。这些炮兵部队分别是:二十集团军直辖之高炮第四十九团第三营,第6军山炮营;第十一集团军第6军直辖战防炮一个营,第200师辖第5军之炮兵营;炮兵指挥部节制之重炮第七、十团,迫击炮第二团(即重迫第二团,可对照后面内容)。
    接受美式装备的远征军以军为战略单位,军直辖一炮兵团及战防炮营。但是当时只有第二军原有炮兵团,其余各军实际都为75mm山炮营;战防炮营装备37mm战防炮,额定数量24门,但是由于缺炮,有些军只有以迫击炮代替之。这样在作战使用上使得兵种与编制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
    到师一级,缺炮的问题更加严重。原定的直属山炮营直到中印公路打通后才于45年春夏之交陆续交付组建。
    步兵团直辖82mm迫击炮连,装备六门;战防炮连装备37mm战防炮4门。但是由于战防炮和吉普车一直未到位,团属战防炮连也未得以组建。截止43年底,各师以下各步兵团的武器仍是将2个师的配备标准平均拨给3个师,缺机枪212挺,82口径迫击炮69门。所缺兵器根据计划由中方提供掷弹筒、82迫击炮,美方提供战防炮576门、60毫米臼炮900门、75毫米榴弹炮40门。
步兵连一级配属60炮排,装备2门。
    驻印部队:(28)
    与重组的远征军不同,驻印部队是以师为战略单位的,在装备和训练上(以及战绩方面)都要比云南整训的第二次远征军强一些。一个师中一般有以下炮兵部队:
    师直属:榴弹炮营×1:每营105×12,该营为机械化炮兵营。
    山炮营×2:每营75×12,这两个营的行动依靠骡马驮载。
    团属炮兵(师辖3团):
    迫击炮连:82×12
    战防炮连:37×8、57×4
    营辖1战防排(团辖3营)
    连辖3排,排辖轻迫班。
    全师15000人,车辆300,骡马1000
    理论总计:105榴12门,75山24门,57战防12门,37战防24门,82迫36门,60迫162门,火箭筒108具。
    总部直属3个炮兵团,每团重炮36门;2个化学兵团,每团重迫击炮48门。
    蒋大宗老师是当时参军大学生中的一员,1944年他同14位联大的学工程的同学一同被孙立人招到了新三十八师的旗下。虽然他没有在炮兵部队供职,但是他关于那时的回忆还是值得参考的。“那时的装备,我们的炮兵营用75mm的山炮,是拆成几件用骡马驮着行动,所以可以穿插密林配合行动。步兵就背着迫击炮随着连队行动,火力比日军强。主力的大炮为105mm的,由车拉或马拉。它就只能在有道路的正面使用。往往到原始的公路已经可以接上,弹药方可由汽车送上。” 他回忆:“我第一次遇到炮火的洗礼是到前线后第一个迂回战役。随着师部上了山后,有任务又回到河边的正面前沿。在正面有着一个重炮的营,出现了观察哨和炮阵地间新发下的对讲无线电机通话不好。那是一种老式的超短波调频对讲机。师部通信官云大哥领着我走了一段再乘吉普车去了炮阵地。很快就发现是双方不会调到同频率,经过短时间的训练,问题解决了。” (29)
    日本战史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和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30)
    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31)
    1943年4月1日,该训练团的步兵、炮兵训练中心成立。由于中方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适当军官参加训练,各个训练班的学员从未满额过。炮兵训练中心设在昆明东郊的干海子,56名美国教官、12名中国助教、23名翻译官。1943年全年炮兵训练中心的受训人数约为原计划25%。这些军官虽然当时都还是菜鸟但是学习进度非常快,说明当时中国中下层军官中不乏渴望接触新知识、掌握新的战争规律的有志军人。炮兵训练班是将各军炮兵部队全部官兵调到昆明炮兵训练中心来进行训练和装备,训练后再划归各军建制。火炮与驮炮的骡马都由印度经驼峰航线空运昆明。训练对象为参训各部队副团长以下各级干部。
    青年军:(32)
    1944年豫湘贵战役(日称“一号作战”)之中,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除去衡阳保卫战尚有抗战初期的抗战精神,其余战场皆暴露了国军长期未战战斗力下降、国民政府坐待胜利的消极避战思想。面对正面战场的溃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此后组建了青年军9个师另2个团。这些青年军师各辖炮兵2个营。
    美援:(33)
    在豫湘贵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由于大溃败而元气大伤,为了维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把日本人继续困在中国战场,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军的装备支援。包括上面提到的远征军和驻印部队,至日军投降,国军共有12个中央军军级单位接受了全美械装备、3个地方军军级单位和1个中央军军级单位接受了半美械装备。(34)这些部队的额定编制中,师辖1个七五山炮营(12门);团辖平射炮(战防炮4门)、迫击炮各1个连;营辖八一迫炮(2门)、火箭炮排(各配炮2门)各1个;连配备六〇小炮6门(每排2门);排辖60迫击炮1个班。而在各美械军中,“五大王牌”(35)火力属最强,辖三个步兵师外,直辖榴弹炮1个团(12门)和平射炮、战防炮各1个营。
独立炮兵部队建制、番号:(50)
    由于火炮数量的限制,在美制装备大量进入国军基层部队之前,国军在建军整军过程中始终将炮兵集中编组独立使用,与军、师共同构成了全国陆军基本战略单位的组成部分。
    1937年8月20日
    第一战区(蒋中正兼):炮兵第六旅(黄永安)
    炮兵第八旅(刘翰东)
    独立炮兵第四团(孔庆桂)
    独立炮兵第六团(纪毓鲁)
    独立炮兵第七团(张广厚)
    防御战车炮两营
    第二战区(阎锡山): 第六集团军(杨爱源) 炮兵三团
    第三战区(冯玉祥): 炮兵第一旅(史文桂)、炮兵第二旅(蔡忠芴)、独立炮兵第八团(娄绍凯)、重炮兵第十团(彭孟缉)
    淞沪战场
    1937年9月11日淞沪会战
    第三战区(蒋中正)
    第八集团军(张发奎):炮兵第二旅(蔡忠芴)
    第九集团军(张治中)
    右翼军(孙元良):炮兵第三团第一营、战防炮第一营第一连
    左翼军(王敬久):炮兵第三团第三营
    第十五集团军(陈诚)
    右翼军(胡宗南):炮兵十六团第三营
    左翼军(刘和鼎):迫击炮第二营
    1937年9月21日淞沪会战
    第三战区(蒋中正)
    右翼作战军(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兼):炮兵第二旅第二团
    中央作战军(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朱绍良兼)
    右翼军(孙元良):炮兵第三团第一营、战防炮第一营第一连
    左翼军(王敬久):炮兵第三团第二营
    左翼作战军(陈诚)
    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炮兵第十六团、高射炮第一、第十连
    1937年10月15日至26日淞沪会战
    第三战区(蒋中正)
    右翼作战军(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兼):炮兵第二旅第二团、教导总队炮兵营
    左翼作战军(陈诚)
    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炮兵第十六团、高射炮第二、第十连
    江防总司令(刘兴)
    炮兵第八团第一营、炮兵第十团(一营)
    第十一军团(上官云相)
    炮兵指挥官(刘翰东):炮兵第三团第一营、炮兵第四团、炮兵第十团(一营)、炮校练习营(两连)
    平型关战斗地区部队(1939年9月下旬)
    第二战区(阎锡山):炮兵 副司令刘振衡
    忻口作战参战部队(1937年10月1日)
    第二战区(阎锡山)
    中央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
    炮兵第五团(史宏熹)、炮兵第二十三团(欠第三营 李锡九)、炮兵第二十七团(张映启)、炮兵第二十八团(欠第三营 董泽善)、战车防御炮营(郭定远)
    左集团军(杨爱源)
    炮兵第二十三团第三营、炮兵第二十四团第三营、炮兵第二十八团第三营
    预备集团军(第七集团军)(傅作义)
    炮兵第二十一团(李柏庆)、炮兵第二十二团(刘倚衡)、炮兵第二十五团第二营
    (朱德领115师、129师、73师、101师、新2师任右集团军,却没有任何独立炮兵部队支援)
    豫北豫东作战(1938年2月)
    第一战区(程潜):炮兵第六旅(黄永安)、独立炮兵第十团(彭孟缉)、炮兵第一旅第五团(李康庵)、独立炮兵第七团(张广厚)、独立炮兵第九团(广雨岩)
    台儿庄(1938年4月)
    第五战区(李宗仁)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炮兵第四团
    晋绥第二战区序列(1938年6月)
    司令长官阎锡山
    西路军(杨爱源):炮兵第二十三团(戴英)、炮兵第二十四团(李春光)、炮兵第二十五团(刘振蘅)、炮兵第二十七团(阎作林)、炮兵第二十八团(谏叆普)
    (当时北路军傅作义、东路军朱德、南路军卫立煌均未获得炮兵部队)
    武汉会战参战(1938年7月)
    第九战区(陈诚):湖北全省防空部队
    1939年4月至1940年7月国军序列
    第五战区(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安徽南部)(李宗仁)
    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郭忏)
    炮兵第十五团一个连、炮兵第二团第一营
    1940年7月
    第二战区(阎锡山)
    炮兵司令部(周玳)
    炮兵第二十三团(戴英)、炮兵第二十四团(李春光)、炮兵第二十五团(刘振蘅)、炮兵第二十七团(阎作林)、炮兵第二十八团(谏叆普)、炮干团(刘倚衡)
    第三战区(顾祝同)
    温台宁守备军(余济时)
    温台防守司令部(黄权)
    海军炮第六分队
    1943年4月国军序列(除下列列出外,其余战区或边区均没有独立炮兵部队)
    第一战区(蒋鼎文)
    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炮兵第九团第二营、炮兵第五十二团第二营
    第二战区(阎锡山-蒋鼎文为该战区副司令长官之一)
    炮兵指挥官(胡三徐)
    炮兵第二十三团、炮兵第二十四团(李春光)、炮兵第二十七团(阎作霖)、炮兵第二十八团(郑仪)、炮兵干部团(金振声)
    第三战区(顾祝同)
    炮兵指挥官(唐子长)
    炮兵第一团第二营(马相臣)、炮兵第五十三团(刘景龙)、军校高射炮连
    第五战区(李宗仁)
    炮兵指挥官(张广厚)
    炮兵第七团(郑琦)、炮兵第九团(欠一、二营)(廖瑾瑜)、炮兵第十六团(刘“火享”)、炮兵第二十团第一营(营长王增麟)、炮兵第五十六团、炮兵第五十七团(刘文钊)
    第六战区(陈诚)
    炮兵指挥官(孔庆桂)
    炮兵第一团第一连、炮兵第二团(欠第二营营部、二、五连)(张缉熙)、炮兵第十团(欠第一、三营)(团长郑瑞)、重迫炮第一团(欠第三营)(梁顺德)、重迫炮第四团(黄伯容)、炮兵第五十一团第一营(欠第四、五连)、炮兵第五十一团第二营、炮兵第五十一团第三营第十二连
    闽粤赣边区(香翰屏)
    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炮兵第五十四团第一营(黄子琼)
    第八战区(朱绍良)
    第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
    陕东河防炮兵指挥官(黄正成兼):炮兵第十一团(欠一、三营)(罗直云)、炮兵第六团(欠第三团)(胡屏章)、炮兵第十三团第一营(吴宗礼)、炮兵第二十三团第三营、炮兵第二十团(欠第一营)、炮兵第五十二团(欠第二营)、炮兵第五十六团第一营(欠第一、四连)、重迫炮第三团(欠第一营)(郭彦)
    晋陕绥边区(绥西副长官部 傅作义 总司令 邓宝珊)
    第三十五军(傅作义兼):炮兵第二十五团(刘振蘅)
    炮兵第三团(侯志磐)
    第九战区(薛岳)
    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炮兵第一团(欠第二营第一连)、炮兵第二团第二营、炮兵第五十四团第二、第三营、军迫炮第二团(江讯中)
    昆明行营(龙云)
    第一集团军(卢汉):重迫炮第一团第三营
    第九集团军(关麟征):炮兵第五十四团第一连
    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炮兵第十三团(欠第一、第三营)、炮兵第一团第三营、炮兵第十四团第一营、炮兵纵队第三营
炮兵指挥官(哉永康):山炮一团、炮兵第四十一团(李申二)、炮兵第四十三团第三营
    入缅部队
    远征军第一路军(罗卓英)
    第六军(甘丽初):炮兵第十三团第一营、炮兵第五十二团第五、六连
    第六十六军(欠新编第二十九师)(张轸):炮兵第十八团第一营、战炮总队第一营两个连
    (另杜聿明的第五军中没有独立炮兵部队)
    鲁苏皖豫边区(汤恩伯):炮兵第九团第二营、炮兵第五十二团第二营(欠第五、六连)(划拨入缅部队建制)???属于第十五集团军还是边区直辖炮兵?
    军委会直辖炮兵:
    炮兵第一旅(洪士奇)、炮兵第十团第三营、炮兵第十四团(欠第一营――归昆明行营节制)(吕国桢)、炮兵第二旅(黄正成)、炮兵第十八团(欠第一营――划归入缅部队)(湛先耀)、战防总队直属第二营、炮兵第五十四团团部(归第九战区节制)、炮兵第五十六团(欠第一、二营,第九连)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至6月1日)
    第五战区(李宗仁)
    炮兵部队总指挥(黄明润)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5日至1940年11月30日)
    分为防守南宁、反攻南宁、宾阳附近作战、收复南宁作战四个阶段
    反攻南宁作战(1939年12月18日至1940年1月24日)
    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白崇禧)
    第四战区(张发奎)
    炮兵第十四团第一营(十五榴、六门)、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炮兵第九团第二营第二连(山炮二门)、第四十六军山炮连(四门、四十六军何宣)、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七连、桂绥署高射炮部队
    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
    第五军(杜聿明):战防炮营
    宾阳附近作战(1940年1月26日至2月8日)
    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白崇禧)
    第四战区(张发奎)
    炮兵第十四团第一营、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炮兵第四十三团第二营、炮兵第四十八团第七连、炮兵第四十二团第十二连、桂绥署高射炮连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7日至10月12日)
    第九战区(薛岳)
    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炮兵第一团(欠第二营及第一营第二连)(李康庵)、炮兵第二团第二营、炮兵第十九团(欠第一、第二营)(金定洲)、炮兵第五十一团(欠第一、第二营)(赵继和)、炮兵第五十四团第二营、重迫炮第二团(谷宗仁)
    滇缅路作战(1942年3月上旬至9月上旬)
    中英联军(胡敦 后亚历山大)
    中国远征军(卫立煌 后杜聿明代行其职至4月3日由罗卓英接任)
    炮兵第十八团第一营、陆军战防炮直属第一营、野战重炮兵第二旅第十三团第一营
    (远征军第五军有炮兵团、战防炮营,第六军没有)
    鄂西会战(1943年5月上旬至6月下旬)
    第六战区(陈诚 孙连仲代)
    长江上游江防军(吴奇伟):重迫炮第四团(周钟懿)、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杨秉义)
    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炮兵第四十二团(胡家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日至1944年1月5日)
    第六战区(陈诚 孙连仲代)
    长江上游江防军(吴奇伟):重迫炮第四团(周钟懿)、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杨秉义)
    第五战区(李宗仁)
    第二集团军(刘汝明):炮兵第十六团野炮营
    1944年4月国军战斗序列(十个战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晋察;昆明行营、远征军、驻印军、重庆卫戍部队、直辖部队、绥靖部队)
    第一战区(蒋鼎文,同时兼第二战区“第一”副司令):炮兵第六团(欠第二营)(程维翰)、炮兵第十一团第三营
    第二战区(阎锡山)
    炮兵司令部(胡三徐):炮兵第二十三团(欠第一营)(侯殿成)、炮兵第二十四团(李翰斋)、炮兵第二十七团(阎作霖)、炮兵第二十八团(郑仪)、炮兵干部团(郭如彬)
    第三战区(顾祝同)
    直属重迫击炮营
    第四战区(张发奎)
    炮兵第十四团(梁均)、炮兵第十八团(熊再勋)
    第五战区(李宗仁)
    炮兵第九团(廖瑾瑜)、炮兵第十六团(刘 )、战防炮第五十七团(朱式勤)
    第六战区(孙连仲)
    炮兵第八团(邓善谋)、重迫炮第四团(钟懿)
    第七战区(余汉谋)
    重迫炮第二团第一营、战防炮第五十四团第一营(欠一连)
    第八战区(朱绍良)
    胡宗南部:炮兵第二旅兼陕东河防炮兵指挥部(黄正成)、炮兵第六团第二营、炮兵第十一团(欠第三营)、炮兵第十三团第三营、炮兵第二十三团第一营、重迫炮第三团(涂建)、战防炮第五十二团(欠第一、二营)
    傅作义部:炮兵第二十五团(刘振蘅)、战防炮第五十二团第一营(欠第三连)
    战区直辖:第十七集团军
    炮兵第三团(孟渊)
    第九战区(薛岳)
    炮兵第三旅(欠第十六团)(王若卿)、炮兵第十四团第一营、战防炮第五十四团(欠第一营)(赵纲)
    昆明行营(龙云)
    昆明行营山炮兵团(代永康)、炮兵第十三团(黄幼勉)、炮兵第四十一团(李申之)、炮兵第四十三团第三营、炮兵第四十九团(宫龙阁)、昆明行营高射炮大队
    中国远征军(陈诚 卫立煌代)
    炮兵指挥官(邵百昌):炮兵第七团(郑琦)、炮兵第十团(欠第三营)(杨宗藩)、炮兵第二十一团(杨友梅)、高射炮第四十九团第二连、重迫第二团(欠第一营)(廖治民)
    驻印部队(史迪威)
    炮兵总指挥(金镇):炮兵第四团(蒋公权)、炮兵第五团(刘措宜)、炮兵第十二团(侯志磐)、
    重庆卫戍区(刘峙):炮兵第十四团第二营
    军委直辖部队
    炮兵第一旅(欠4个营)(彭孟缉――原十五生克式炮第十团团长)、战防炮教导总队(欠第一营)(张权)
    桂柳会战(1944年9月上旬至12月中旬)
    第四战区(张发奎)
    炮兵总指挥(彭孟缉):炮兵第二十九团、炮兵第五十四团、炮兵第十团第三营、炮兵第十四团第三营、炮兵第十八团第一营
高射炮第三区指挥所(岭鉴):第三、四、五分区
    1945年1月国军战斗序列(十战区: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冀察;驻印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约1/4的全国部队、地方绥靖部队、军委直辖部队)
    第一战区(胡宗南代)
    炮兵第二旅(黄正成)(兼陕东河防炮兵指挥官)、炮兵第十一团(罗直云)、重迫第三团(涂建)、战防炮第五十二团(欠第一营)(周宇寰)
    第二战区(阎锡山)(炮兵部队建制最稳定)
    炮兵司令(胡三徐):炮兵第二十三团(侯殿成)、炮兵第二十四团(李翰斋)、炮兵第二十七团(阎作霖)、炮兵第二十八团(郑仪)、炮兵干部团(郭如彬)
    第三战区(顾祝同)
    直属重迫营
    第五战区(刘峙)
    炮兵第十六团(刘 )、战防炮第五十七团(朱式勤)
    第六战区(孙连仲)
    炮兵指挥部(刘倚衡):炮兵第八团(周心糓)、重炮兵第四团(杨云鹄)、重迫炮第十四团第四连
    第八战区(朱绍良)
    傅作义部:炮兵第二十五团(刘振蘅)、战防炮第五十二团第一营(欠第三连)
    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炮兵第三团(孟渊)
    第九战区(薛岳)
    战防炮第五十四团第二、三营
    昆明行营(龙云)
    昆明行营山炮兵团(戴永康)、炮兵第十三团(黄幼勉)、炮兵第四十一团、炮兵第四十三团第三营、炮兵第四十九团(文山)、昆明行营高射炮大队(向木东)
    驻印军(萨尔登)
    炮兵第四团(蒋公权)、炮兵第五团(刘措宜)、炮兵第十二团(侯志磐)、重迫团(徐懋禧)
    重庆卫戍部队(刘峙)
    炮兵第十四团第三营(欠一连)
    军委直辖部队
    炮兵第四旅(邵百昌)、炮兵第五旅(金镇)、炮兵第六旅(王观洲)、炮兵第十八团(熊再勋)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兼)
    远征军(卫立煌)
    炮兵指挥官(邵百昌)
    炮兵第七团(陈竸清)、炮兵第十团(欠第三营)(胡克先)、炮兵第四十九团第二连
    黔桂湘边区(汤恩伯)
    炮兵第一旅兼炮兵指挥官(彭孟缉)
    炮兵第二十一团(杨友梅)、炮兵第二十九团(王朔叔代)
    炮兵第十团第三营、炮兵第五十四团(赵纲)、炮兵第五十二团(张权)
    豫西鄂北会战(1945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
    第五战区(刘峙)
    鄂西方面中央兵团(孙震):炮兵第十六团
    缅北滇西作战(1943年12月下旬至1945年3月下旬)
    驻印军(1943年1月)(史迪威)
    炮兵第四团、炮兵第五团、重迫第十一团、炮兵第十二团
    驻印军(1944年10月)(史迪威,10月29日索尔登接任)
    重迫第十一团(林冠雄)、炮兵第四、五、十二团
    远征军(1944年5月)(陈诚,卫立煌代)
    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
    第五十四军(方天):高射炮第四十九团第三营、第六军山炮营(欠一连)
    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
    第六军(黄杰兼,史宏烈代):战防炮营
    第五军炮兵营
    直属部队
    炮兵指挥部(邵百昌):重炮第十团(胡克先)、重炮第七团(吕钦黄)、重迫第二团(廖治民)

1945年4月国军序列
    国军为加强部分军队的美械装备及充实炮兵实力,适应反攻作战的需要,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变为4个方面军以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等部。新设立了汉中行营、东南行辕、成都行辕、西昌行辕。
    国军陆军编成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汉中行营(辖一、五、十、冀察战区及28集团军),东南行辕(辖三、七、九战区),第二、六、八战区,驻印军,重庆卫戍司令部,昆明行营,成都行辕、西昌行辕,绥靖部队及军委会直辖部队。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兼)
    第一方面军(卢汉):昆明行营山炮兵团(戴永康)、昆明行营高射炮大队(向木东)
    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炮兵第一旅第十团第三营、炮兵第五十一团(李道恭)
    直辖炮兵:炮兵第五团(欠第二、三营)(林潞生)、炮兵第十团(欠第二、三营)(胡克光)、炮兵第十三团(黄幼勉)、炮兵第四十一团、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三营、炮兵第四十九团(文山)
    汉中行营(李宗仁)
    第一战区(胡宗南代)
    炮兵第二旅(黄正成)(兼陕东河防炮兵指挥官)
    炮兵第十一团(罗直云)
    重迫第三团(欠第三营)(涂建)
    战防炮第五十二团(欠第一营)(周宇寰)
    第五战区(刘峙):炮兵第十六团(刘 )
    东南行辕(赣州行辕)(顾祝同)
    第三战区(顾祝同):直属重迫炮营
    第二战区(阎锡山)
    炮兵司令(胡三徐):炮兵第二十三团(侯殿成)、炮兵第二十四团(李翰斋)、炮兵第二十七团(阎作霖)、炮兵第二十八团(郑仪)、炮兵干部团(郭如彬)
    第六战区(孙连仲)
    炮兵指挥部(刘倚衡):炮兵第八团(周心糓)、重炮兵第四团(杨云鹄)、重迫炮第十四团第四连、第十四军炮兵团(黄养威)(十四军 余金源,原属军委直辖,暂归重庆卫戍司令部节制)
    第八战区(朱绍良)
    傅作义部
    晋陕绥边区(邓宝珊):炮兵第二十五团(刘振蘅)、战防炮第五十二团第一营(欠第三连)
    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炮兵第三团(孟渊)
    驻印军(萨尔登):炮兵第四团(蒋公权)、炮兵第十二团(侯志磐)、炮兵第五团第二营、重迫团(徐懋禧)
    重庆卫戍部队(王赞绪):炮兵第十团第二营(欠第二连)
    军委会直辖炮兵:炮兵第四旅(邵百昌)、炮兵第五旅(金镇)、炮兵第六旅(王观洲)、炮兵第五十四团(赵纲)、炮兵第五十七团(朱式勤)
    要塞炮兵:(51)
    除了野战陆炮部队之外,应该说,国军炮兵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要塞炮兵。由于中国军队在现代化过程中无力对海军的建设进行很大的投入,因此在海防和江防方面固定要塞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说,在要塞建设方面,国民政府不可谓不认真,但是在日后的战争中(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与共产党军队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内战),各要塞因为种种原因,其所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吴淞要塞各炮台
    炮台          备炮口径和种类                                 射程(公里) 门数  建筑时间  炮台情况
    南石塘北炮台  30.5厘米(12英寸)(800磅)阿姆斯特朗前膛钢炮   7           4     1886年   射向为扇面不能射击后路
                  20厘米(8英寸)(180磅)克鲁伯后膛钢炮          6           2
                  20厘米(8英寸)(180磅)阿姆斯特朗后膛钢炮      6           2      
    南石塘南炮台  12厘米(4英寸8分)克鲁伯后膛炮(护台炮)        2           3     1900年
                  15厘米(6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4                          每门炮相距约23米,中间
                  5.7厘米(2英寸2分)阿姆斯特朗快炮               6           4              有隔堆。皆圆盘式新炮
                  12厘米(4英寸8分)克鲁伯后膛炮                  3                          能射击360度。
    狮子林炮台    30.5厘米(12英寸)沪局仿阿姆斯特朗长式后膛炮    8           2     1890年
                  22.5厘米(9英寸)沪局仿阿姆斯特朗长式后膛炮     8           4
                  12厘米(4英寸8分)克鲁伯后膛炮(护台炮)        2           2
                  30.5厘米(12英寸)沪局仿阿姆斯特朗长式后膛炮    8           2     1894年
                  15厘米(6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2                 1900年
                  12厘米(4英寸8分)克鲁伯后膛炮                  2
    第一次淞沪抗战后全面抗战前准备之江阴要塞各炮台
    炮台          配炮口径及种类                     门数     炮位             配置
    鹅山炮台      22.5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       两炮并列
                  20.2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
    西山炮台
                  31.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                        三层配置大口径在上小口径在最低层
                  30.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2
                  15.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2
    东山炮台      31.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       一高二低
                  30.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2
    黄山炮台      20.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       平列一线
                  21.5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2
                  15.0厘米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2
    附记
    以上火炮射程是8100米至10800米
    武汉会战之前长江中游主要要塞的修整
    1.马当要塞
      下辖马一台(马当)、马二台(湖口)。
      马一台增装12厘米(4英寸8分)海炮8门:娘娘庙西端三门(第一分台)
      太子庙北端三门(第二分台)
      牛山两门(第三分台)
      马二台增装10.5厘米(4英寸)海炮6门:拓机东端三门(第四分台)
      拓机西端高地两门(第五分台)
    2.田家镇要塞
      炮台名称         备炮类型         数量          安装地点
      田一台第一分台   10.5厘米海炮      4            南岸郭家湾
            第二分台   10.5厘米海炮      4            南岸龙王庙
      田二台第三分台   10.5厘米海炮      4            北岸它山
            第四分台   10.5厘米海炮      4            北岸象山
      田家镇游动炮兵(江防部队野战火炮):
      半壁山:步兵一个师,榴×7,7.7厘米野×8
      田家镇:步兵两个师,野炮两个营:日造三十一式×8,奥造史高德×2、沈厂十四式7.7厘米野×12。另有10.5厘米轻榴×4,2厘米高×4,3.7厘米战防×6
    3.黄鄂要塞区
      增装7.5厘米至12厘米海炮10门
      黄石港至石灰窑方面:江防守备队一个师(欠一团),炮兵一个营又一个连:7.62厘米野炮×12、10.5厘米榴×4
      鄂城方面:江防守备队两个营,炮兵一个连,俄式野炮×8
      葛店设立武汉区炮队(葛店、横店为德国顾问参与修建的模范阵地,纵深一公里,因为野战军主动后撤,弃之未用)
    中游各要塞起到了一定阻敌作用,但是因为陆正面被围,野战军后撤,不得已,炮台均自毁,唯有宜昌下游江南岸的红花套、宜都等江防炮台,结合江防部队,使敌舰不能沿江西侵,北岸日军难以南渡,隔江对峙长达3年有余。
    总之,为了应对日军的进攻,在对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前,国民政府对海防、江防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完善工作,其中重点整理和新建了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9个要塞,这些要塞拥有炮台41座,各型火炮273门。(52)但是,由于工程质量未完全按照计划达标、指挥、使用不当等多方面原因,这些要塞在阻挡日军进攻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生产、型号(53)
    军队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如没有武器装备的国产化便无从谈起。自洋务运动以来,至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防装备生产体系被初步的建立了起来,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能够制式化生产大多数轻型武器。在此之前像火炮这样的重型装备,我国在中央及地方掌握的一些主要军火生产单位已有能力进行仿制(虽然产量有限)。但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这一本就薄弱的生产基础进一步遭到了破坏,可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国产火炮是达不到战争需要的。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军大量依赖美式装备和训练,国内的军火生产更是遭到了打击。
    以下是国民革命军使用过的各炮种的各种型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现了国产化的。
全面抗战前夕,汉阳厂可造7.5厘米野炮、10厘米榴弹炮和2厘米高炮。(54)有火炮生产能力的各家兵工厂年产量如下:(55)
    金陵兵工厂:年产八二迫击炮1800门;
    上海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6门;
    汉阳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2门。
    从1933年至1937年,七五炮弹增产1.1倍,八二迫击炮炮弹增产1.5倍,八二迫击炮增产1.88倍。(56)
    不过据另外一些材料的记载,数量有些出入,八二迫击炮方面的出入较大。据兵工署制造司1937年3月编制的1932年至1936年《五年来各兵工厂所造主要枪弹统计表》记载,1936年全年八二迫击炮的生产量为565门。(57)对于数据出现差异的原因,郭老等人并未给出解释。不过,我们有理由怀疑台湾方面80年代出版论文中数据的真实性。很有可能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数字过分夸大;也有可能,问题出在计算方式上面,例如将反厂修理的炮算作了新出厂产品,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怀疑论文作者犯这种错误的原因。
    1934年年底,军政部召集有关部门讨论了一些需求量大而国内又可生产的装备的制式化问题,最终确定了轻重机枪、迫击炮等装备的制式化仿制目标。八二迫击炮系由法制迫击炮仿制而来。据后来部队反映:“射击威力甚为显著,实不在敌人使用之同种兵器之下,尤以迫击炮、马克沁重机枪两项兵器威力最大。淞沪三个月之支持,前项步兵兵器之支撑力收有相当之实效。”(58)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中国兵器工业自身基础薄弱的限制,也由于日军封锁所造成的原料来源中断、机器设备缺乏等原因,大后方各兵工厂虽然倾其最大努力开发、研制各种新产品,但仍有手提式机枪、火箭筒、步山野榴炮等7种武器弹药不能生产,完全需要仰仗外援供给,尽管这部分械弹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而战场所必需的主要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后方兵工厂的生产量大都能满足前方战事的需要并绰绰有余,他们每月的生产数分别为每月消耗数的164%、244%、325%、143%,其他前线大量需求的械弹如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等,也基本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59)
    榴弹炮、加农炮、野山炮、步兵炮、战防炮
    克式75×14山炮(1905年-光绪31年,沪厂始制,至民国后仍大量生产)
    炮架:双轮单脚
    炮闩:横楔式
    行列全长4600mm,放列全长3230mm
    行列全重405公斤,放列全重386公斤
    高低射角-8+15,方向射角左右各2
    榴弹5.3公斤,初速280米/秒
    最大射程4300米,有效射程4000米
    (1912年,德国葛尔兹光学机械厂制成巴诺拉马瞄准镜,使得间瞄射击更加精确,最大射程便成为理论上的有效射程)
    运动方式:四马驮载或一马挽曳
    1913年沪厂、汉厂仿克式75×29野炮
    行列全长7595mm,行列全重1475公斤
    高低射角-8+16,方向射角左右各3.5
    榴弹6公斤,初速510米/秒
    最大射程6000米
    运动方式:六马挽曳
    1921年汉厂民十年式75×18山炮(仿自日本明治41式,晋、沈厂亦皆有仿制)
    1925年沈厂民十四式75×18山炮(仿自日本大正6式)
    此两型性能相近:
    炮闩:断隔螺式
    榴弹5.74公斤,锥孔榴弹3.74公斤,破甲弹6.575公斤,及榴霰弹
    初速360米/秒
    最大射程6400米
    运动方式:六马驮载或二马挽曳
    1924年沈厂民十三式75×31野炮(仿明治38年式)
    最大射程8250米
    1925年沈厂77×30野炮(仿奥百禄兵工厂18式)
    初速528米/秒
    最大射程11000米
    1925年沈厂150×12榴弹炮(仿日38式)
    炮身长:1800mm
    行列全重:1850公斤
    弹种:榴弹、破甲弹,分一、二、三号装药
    初速:对应一、二、三号装药分别为275、200、150米/秒
    最大射程5900米
    运动方式:六马挽曳
    沈厂105×34加农炮(类似日大正14――1925式105)
    榴弹:16公斤
    射程:11000米
    (大正14式):
    炮架:射向60度双轮开脚式
    弹种:榴弹、破甲弹、榴霰弹、化学弹
    初速:一、二号装药 640、553米/秒
    最大射程:11300米、11350米
    射速:6-8发/分
    沈厂1924年、汉厂1925年 37×37步兵平射炮(仿日大正11年式)
    放列全重:112.5公斤
    高低射界:-6+16
    方向射界:8(沈厂:20)
    初速:432/秒(沈厂:450米/秒)
    最大射程:4000米
    半自动炮闩
    射速:20-25发/分
    步兵平射炮乃源于一战中的实际需要,因为步兵轻武器火力大大提升,伴随步兵突击的火力需求大增,而野炮、山炮均不能满足这类需要,因此,出现了轻便的步兵炮。后来在战防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相继出现后,步兵炮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制无坐力炮开始输入我国,当时的口径有两种:75mm和57mm。山地炮虽有其缺点如射速低、尾喷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害和暴露目标,但是由于其省去了制退复进机和繁重的炮身,轻便、大射角使其在山地作战、伴随步兵攻坚作战、反坦克作战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75mm:
    炮身长:2.44米
    炮管长:1.98米(26.4倍径)
    炮身重:47.73公斤(结合炮架重为同口径山炮重量的八分之一)
    炮架:三脚架 24.19公斤
    初速:304米/秒
    最大射程:6812.28米
    侵彻力:3.625英寸钢板(9.2075mm)
    57mm:
    炮身长:1.87米
    炮管长:1.46米(25.6倍径)
    炮身重:17.36公斤(结合炮架重为同口径山炮重量的八分之一)
    炮架:三脚架 24.19公斤
    初速:365.76米/秒
    最大射程:3931.92米
    侵彻力:3英寸钢板(7.62mm)或8英寸钢筋水泥(20.32mm)
    迫击炮
    汉厂、沪厂1923至1924年仿造英制斯托克斯式82迫
    宁厂民二十年式82迫击炮
    (改自法布朗德1930式82迫,有效射程3100米,配光学瞄准镜)
    炮身:1326mm
    高低射界:45-85
    方向射界:150-440密位
    放列全重:69公斤
    弹种及弹重:榴弹3.8公斤,黄磷弹4.05公斤
    初速:榴弹8药包 196米/秒
    最大射程:榴弹2850米
    运动方式:一马驮载或三人肩负
    1940-1944,150迫击炮 1944年后停产,为民三十三取代
    炮管长:1900mm 最大射程:3143米
    炮管长:1600mm 最大射程:2807米
    炮管长:1450mm 最大射程:2680米
    西南厂民三三式120迫击炮(用于团炮兵或山地作战)
    射程:5000米
    弹种弹重:榴弹 10.5公斤
    初速:底火40.7米/秒 六药包256米/秒
    炮管长:1500mm
    炮身重:78.5公斤
    脚架重:70.5公斤
    底钣重:62.5公斤
    放列全重:212.7公斤
    行列全重:313公斤
    运动方式:人力抬运或一马拖曳或四马驮载
    民三一式60迫击炮(仿法布朗德式60迫击炮)(装备于步兵连)
    高低射界:45-85
    方向射界:11
    放列全重:18公斤
    瞄准具:昆明造或美制M4
    榴弹:1.545公斤
    初速:底火50米/秒,四药包148米/秒
    最大射程:1400米
    最大射速:30-32发/分
    战斗射速:18发/分
    运动方式:一人背负
    美制4.2英寸(106.7mm)化学迫击炮(抗战初始输入)
    高低射角:60(高低射界过小)
    高低射界:300-1066密位
    方位射界:200密位
    放列全重:305磅
    行列全重:500磅
    最大射程:4000米
    射速:10-20发/分
    运动方式:人负或马挽
    起初使用化学炮弹,后来使用榴弹,靠其大装药量和较高初速,达成支援步兵的目的。
机关炮、高射机关炮、高射炮
    1930年以后,我国相继输入以下几种20毫米机关炮:德制苏罗通、丹麦麦得森、瑞典欧立根、意制伯来达。以苏罗通为最多。三种炮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并且均由于口径太小,造成平射不能对付装甲目标,防空又不足以应付航速和高度均已提升的飞机,使得其逐渐被淘汰。
    苏罗通
    全重:750公斤(三脚双轮式 294公斤)
    最大射程:5600米
    最大射高:3600米(实际射高 2000米上下)
    方向射界:360
    高低射界:-10+90(三脚双轮式 -15+85)
    射速:220-300发/分(实际射速 150发/分左右)
    初速:850米/秒
    运动方式:旋台双轮 机械化,三脚双轮 马拉或驮载
    之后引进的一些高射机关炮是对20毫米系列的发展,它们包括德制37mm和瑞典卜福斯40mm以及系由瑞典仿制而来的美制40mm。美制炮在炮架方面进行了改进,可高平两用,也可通过指挥仪进行射击。总体而言德制37mm高炮的性能不及瑞典炮。
    德式37
    放列全重:1660公斤
    最大射高:4000米
    方向射界:360
    高低射界:-5+85
    初速:820米/秒
    射速:150发/分
    运动方式:挽曳或牵引车牵引
    瑞典40mm
    放列全重:2000公斤
    最大射高:4740米
    最大射程:8500米
    方向射界:360
    高低射界:-5+90
    初速:9000米/秒
    射速:120发/分
    运动方式:牵引车牵引
    随着防空作战的发展,高射机关炮的口径也已不能满足作战需要,于是在国军装备序列中高射炮也逐渐多了起来。与上述两种小口径火炮一样,高射炮的种类和生产国别也显得纷繁复杂。抗战前后输入我国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德制88mm、苏制76.2mm(3英寸)、瑞典卜福斯式75mm、日造88年式75mm和11年式75mm。
    卜福斯75mm
    放列全重:2500公斤
    最大射程:14500米
    最大射高:9400米
    高低射界:-3+80
    方向射界:360
    初速:750米/秒
    日式两种炮
    性能与瑞典炮相仿
    苏制76.2mm
    最大射程18000米
    最大射高10000米
    德制88mm
    放列全重:5245公斤
    最大射程14175米
    最大射高10100米
    除德炮以外,其他三种炮均可作防空与野战、都市防御两用。而德制88高射炮则最终被改型为一代著名的反坦克炮及坦克炮,当作为反坦克炮使用时,其高射炮式的十字型底盘得以保留使其仍然具有环射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国民政府积极恢复了受到战火破坏的军火工业。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共有兵工厂15个,员工4万人。(60)但是其生产能力并没有达到对日战争前全国各兵工厂(中央掌握及地方势力拥有的)生产能力的顶峰。(虽能生产少量山炮、榴炮及其弹药,但是为了应付内战之需,还是主要靠美援装备武装部队。)
    在1948年内战局势对于国民党政府急转直下的时候,国防部发布的《国防部卅七年(1948)下半年度计划纲要》中,对于装备生产下达了一系列指标,在这半个年度共40亿元的拨款中,将用于生产迫击炮3558门、山炮12门、火箭炮20门、榴弹炮72门、化学抛射弹4.5万发、拆换旧有舰艇炮械10艘、迫击炮弹73.35万发、炮弹15.5223万发、火箭弹7000发、榴弹弹头1500颗、20公分炮弹12.2万颗。(61)除去这些自产装备外,还有外购高射炮13门及牵引车。通过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国民党在即将败退台湾之际,其重武器生产能力已经萎缩得相当厉害,虽然丧失了北方的大片领土,但是中央政府本来所能掌握的军火工厂基本还在蒋介石的手里,可是其生产指标却如此之低,足见抗战之后的国民党政权在军工生产上面临着极大的问题。抛开美援不计,单以国民政府自产火炮炮弹数量来计,15万发的数量甚至不能满足内战爆发之初的消耗。(62)
    再结合前文记述过的上海防御时汤恩伯所囤积的弹药数量,便可以清晰地得知国军在内战中对于美援的依赖到了何等程度。
战例
    两次东征陈炯明,陈诚炮兵连两次立功
    1925年1月15日东征开始。
    大元帅府的东征军共分三路:左路由杨希闵的滇军组成,中路由刘震寰的桂军承担,蒋介石率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一部为右路。按照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制订的攻击计划,东征军左路滇军由河源、老隆赴五华、兴宁,攻击陈炯明部林虎的防地;中路桂军,负责围攻惠州;右路粤军和黄埔军教导团,由淡水、海丰、陆丰赴潮汕,攻击陈炯明部洪兆麟防地。
    2月1日,教导团由黄埔出发。2月3日陈诚炮兵连随校本部由黄埔乘船到虎门太平圩。2月15日,蒋介石下令攻击淡水,陈诚指挥炮兵轰坍了淡水城墙,攻城敢死队乘机攻入。东征军拂晓展开攻击,至晨7时,便攻克了陈炯明部3000多人驻守的淡水。随后教导团乘胜攻入潮州、汕头,至3月7日,已全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正当右翼教导团和粤军进展顺利时,担负左翼作战的滇军和中路作战的桂军并未认真展开攻击,而是同林虎密约,让他从容集结陈炯明各部,对付右翼的教导团和粤军,按兵观望,静观成败。林虎很快就集结了主力两万多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右翼军后路,企图将右路军一举消灭在揭阳、潮汕之间。在前后受击的情况下,3月12日,蒋介石下令粤军第二师留守潮汕,亲率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回师棉湖,迎击林虎部。12日夜,蒋介石发布攻击令,命教导第一团占棉湖,攻击和顺之敌;教导第二团占池尾,攻击鲤湖之敌。陈诚部炮兵随第一团作战。13日晨7时半,何应钦教导一团先头部队第一营在距和顺约4华里的曾塘村后和林虎部先头部队遭遇,两军随即交火,双方交战兵士,教导第一团不满两千,林虎部一万多人。
    两军交火后,陈诚炮兵连奉命占领曾塘村东北方小高地,向对面山地密集处开炮,但因距离太远,炮击多次,致使撞针发软不能再发射,仍未取得满意结果。不得已,陈诚只得命令将炮拆下,抬到团部所在地。
    这时林虎军已占曾塘村,教导一团一营二连已被缴枪数十枝,一连和三连也已不支后退。林虎军直向教导一团团部冲来,前锋距团部指挥所仅200-300米。这时蒋介石、廖仲恺、苏联顾问加仑和周恩来都在前线督战,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坚决顶住,不得后退。何应钦于是命令教导一团二营营长刘峙率该营向敌后迂回进攻,以减轻林虎的攻击。又令陈诚向只距几百米的林虎军射击。陈诚命令士兵将全部6门旧式七五大炮(应为沪厂产的克式七五山炮)全部架了起来,由他亲自瞄准,第一炮向正在进攻的散兵打去,散兵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接着陈诚第二炮向村东端打去,林虎军退入曾塘村中心。陈诚再向村中心射击,林虎军被迫撤出村子。何应钦立即下令追击,占领了曾塘村。
    下午2点,教导一团第三营向和顺方向追击林虎军,遇到伏击,伤亡惨重。随后第一营、第三营被包围。几经突围,都未成功,两营官兵伤亡了两百多人。这时团部只剩下官兵几十人和陈诚连炮兵,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四、五百米。何应钦只得唱空城计,命令士兵多插旗帜,又命炮兵猛烈射击。林虎军以为将受到更大进攻,未敢对包围圈内的教导团进行攻击。下午5点,钱大钧率教导二团赶到,直接攻击林虎军司令部,林军不支败走。
    东征军棉湖取胜后,3月18日攻取五华,20日占兴宁。4月11日移驻梅县,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棉湖之役,教导一团以不足两千人,击溃林虎军万余人,陈诚的炮兵连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次东征由于是黄埔学生军初次参加作战,胜与败对黄埔军校的声誉影响甚大。所以战后蒋介石说:“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首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何应钦一直将棉湖之役当作他的得意之笔,所以每逢棉湖之战爆发纪念日(3月12日),他都出面邀请参加过棉湖之役的黄埔学生聚餐,以示庆贺。当然,陈诚在关键时候打响第一炮,经常会成为聚餐的话题。多年以后,何应钦回忆说:“棉湖之役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吃力的一仗,那时的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拉拽,那时的炮,要由人扛抬。在那种情况下,身为炮兵连连长的辞公,不论步兵行军多么快,他总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炮弹有限,但他弹无虚发,对促使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最有功的人士之一。”陈诚自己对在棉湖之役中的表现也颇为得意,他后来回忆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大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如有神助。”
    6月15日是部队休息日,东征士兵,久征疲惫,又住在广州附近,便纷纷请假外出,也有一些到河边去洗衣服。不料上午9点左右,一股敌军突然窜到校场附近。陈诚无事在营中闭走,偶向城外的白云山上望去,竟见到有旌旗摇动,陈诚忙命本部士兵前往侦探,回报为滇军余部。陈诚当机立断,立即集结留营炮兵,亲自发炮,一炮即将其军旗击倒。散在各地的党军士兵听到炮声,迅速归队拿起武器,向滇军包抄过去。经过激烈战斗,滇军余部全被消灭。
    原来,这股滇军是杨希闵的胡思舜部,奉命前来支援,不知滇桂军已失败,正徘徊在白云山时,被陈诚发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陈诚任行政院长,和行政院政务委员黄季陆谈起了这件事。黄问陈说:“这次你是不是又百发百中?”陈诚回答说:“虽然不是百发百中,但效果比百发百中还大。”黄季陆又问:“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离营呢?”陈诚得意地回答说:“当军人,就要在这种地方见功夫。”
    其实这时陈诚父亲去世不过一个月,回家葬父妻子吴舜莲又自杀(得被抢救),陈诚在家只住了三宿,满怀烦恼返回军营,哪里有心情出营游玩。
    第二次东征双方军队以惠州为中心展开。东征军的攻击目标是惠州,陈炯明也将他的几乎全部兵力集中在惠州附近。10月6日东征军到达石龙,10日占博罗,11日抵达惠州城下。
    惠州向称天险,前临西湖,后枕东江,三面环水,“有宋以来,从未攻下”。惠州县志称惠州“铁练锁狐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如此险要,所以蒋介石在拟定攻占惠州的作战计划时,就把炮兵摆在了首位:“炮火集中攻射北城门,待炮火奏效以后,步兵准备爬城。”“炮兵的射击目标:城内公园里的敌人炮兵阵地、电灯局、敌司令部、东门桥、北门城上的敌人军棚、北门、南门及城的东南门、西门。’”中国近代,由于炮兵少、装备落后,而且炮兵行动不便,历来是不受重视的,蒋介石此次作战如此布置,可见其对炮兵的倚重。蒋介石还决定由他本人在炮兵阵地实施指挥,实行总攻击,以党旗左右摇动,各炮齐响为号。
    13日上午9时30分,东征军炮兵开始攻击。陈诚的炮兵连担任支援配合攻城主力第四团的任务,集中炮火,轰击北门。至下午2时,北门的城楼城垛已被轰塌多处,其它军事设施也破坏很多,何应钦于是下令攻城。
    此次陈炯明决定在惠州和东征军决战,是有充分准备的,修筑了大批的隐蔽机枪阵地。由于国民军是初次以炮兵攻城,经验不足,只知道射击重点目标,而且没有步炮协同作战经验,步兵也不等炮兵轰击充分就急于冲锋爬城,所以第一次爬城很快就失败了。下午5时半再次组织进攻,终因城墙没有缺口和敌军火力太猛而失败。两次爬城进攻,东征军第一纵队第四团损失惨重,团长刘光寰也阵亡在城下。不得已,何应钦只得下令停止进攻,明日再战。
    当天夜里,陈诚部下抓住陈炯明军一名侦探,陈诚亲自招待酒饭,劝其戴罪立功,弃暗投明。该侦探向陈诚提供了北门城楼旁边小棚内隐藏的机枪工事的位置。14日午后2时,东征军攻城部队调整部署,调谭曙卿师第八团增援,再次实施攻击,但仍不凑效。此时蒋介石正在陈诚的炮兵阵地指挥,陈乃向蒋建议调整作战部署,先由炮兵击毁敌火力工事,然后再组织步兵进攻,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陈诚于是将大炮推到离城只有500米的地方,直接瞄准,第一炮就击中了北门城上的敌机枪阵地草棚,敌军大吃一惊。陈炯明的惠州守将杨坤如急忙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又是一炮打来,将隐蔽的机枪工事彻底摧毁。杨坤如跑回去,第三炮飞来,击中了杨的卫队。何应钦指挥步兵趁机爬城,攻入惠州。陈诚令炮兵轰击撤退的敌人,并把杨坤如击伤。杨看大势已去,逃离了惠州。惠州陈炯明守军失去指挥,四散逃命。14日下午4时,东征军攻克惠州。至11月底,统一了广州。
    当陈诚在城下指挥炮兵攻击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正在炮兵阵地指挥战斗。看到陈诚连发命中,苏联顾问不禁赞扬说:“我还没看到过像陈诚这样勇敢而又精于炮战技术的人。”蒋介石对陈诚也大为欣赏,下令赏银洋500元。
    惠州战后,陈诚升任第一军炮兵二营少校营长,兼任黄埔二、三期炮兵队区队长。1926年1月,升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长。5月,任炮兵大队队长。
随着国民革命军在广州站稳脚跟,陈诚也“几炮走红”,慢慢地走到了国军历史的中心。
    江西“剿共”:(63)
    1934年的广昌战役期间,十八军各师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沿南丰至广昌的公路,成扇形前进。根据罗卓英的部署,十四师、九十八师、六十七师为一线进攻部队,九十四师和十一师为其亲自掌握,担任预备队。这里地形起伏,小丘陵遍布,而期间密布的水网稻田使得无论是防守部队还是进攻部队都没有突出地可资利用,国军将领认为在这样的地带作战,火力效用显得格外突出,此虽不假,但失策的是,国军以此为借口低估了红军在生死之战中的英勇用命。虽国军对红军进攻前沿进行了弹幕射击,但是红军战士却依然一波一波地接近了国军阵地,向以稳健著称的十四师阵地开始动摇。红军冒炮火跟踪前进,竟进至师长霍揆彰的指挥所。情急之下,霍倒也冷静,开始组织预备队反扑,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促迫击炮手猛烈射击。因发射速度过快,炮手一时慌乱,以致一门炮发生炸膛,当场炸死十余人。霍因离此炮数十米,幸免遇难。正是在这场红军的死生之战中,国军的火炮最终发挥了作用。在不到五百公尺的阵地正面,红军阵亡尸体达数百具之多,其景惨不忍睹。
    以十八军为代表,军政部给予参加“围剿”的部队火力上的加强,其直辖之炮兵第一团、第五团以营、连为单位配属至各“围剿部队”。这两个团装备卜式75山炮,配有全副观、通器材,炮弹为复装药,可进行空炸、碰炸,命中精度较好。此外,宋子文的税警总团所属迫击炮营也被调至前线参战。该团使用法制八一迫炮,其观瞄设备较之国军垂球规尺瞄准更加精良。针对这些国军火力的加强措施,红军作出了直接的反应。原来高达矗立的碉堡逐渐被巨木掩盖的地堡取代。在对这些地堡的进攻中,国军的步炮结合做得并不是很成功,显得非常死板。在石城攻势中,以汤恩伯第四师为主力,国军先以炮兵集中轰击红军地堡,尔后步兵逐堡争夺,伤亡甚大。红军经常在地堡工事内利用蒋军先炮后步、步步为营的战术,等待步兵接近,甚或先放前锋通过,再拦腰截断或从侧背射击、或短其后卫。在这种打击下,国军费心整顿的“剿匪军”损失了大量的官兵,尤其是中下级军官。
    下面这段是宋希濂在朋口战役中一次战斗前的准备情况。首先,进攻白衣洋岭前他来到炮兵阵地,用观测镜观察红军阵地,未见红军战士,而见工事密布,证明红军防御准备、隐蔽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回到师部后(第三十六师),宋组织战前会议讨论进攻方法和兵力配属,主要问题集中在火力上。与会军官普遍认为红军阵地强固,单靠师内拥有的迫击炮很难完成摧毁工事的行动(这一细节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三十六师全面改装德式装备前的状况)。除了当场与炮兵第五团各级主官进行协商外,宋电话请示了龙岩的顾祝同,并提请空军支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发挥火力优势当然是减少伤亡、加快战役、战斗进程的好方法,但是这又从侧面,衬托出了国军将领对于兵力、兵器使用在创造性、灵活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后来,宋希濂在这场战斗中负伤,而其部队凭借火力优势也取得了胜利。
抗战烽火
    昆仑关(64)
    在反攻昆仑关的战斗中,国军的合成化、现代化作战方式得到了检验。12月下旬,在敌凭借空运补充兵员、粮弹负隅顽抗之际,白崇禧命令一五九师进入昆仑关东北高地,在步炮密切协同下,先后占领了数处高地,成俯瞰之势。随后,白亲赴炮兵阵地观测(由于配属指挥官的观察器械并不充足,经常可以见到国军将领亲赴炮兵阵地的情形,在上面记述的“剿共”期间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并命轻炮(卜式山炮与俄制战防炮各一连),移防敌左侧前已占领之高地,向敌阵地侧射。这次炮击的结果,敌阵地铁丝网被破坏,随即新二十二师、一五九师发起正面冲锋,终占领敌阵地。这次昆仑关战役,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应算作是国军的第一次成功的攻坚作战。合成作战的较好实施是首次反攻时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在日寇大量修筑反斜面工事,并附有多处支撑点、副防御阵地的情况下,白崇禧作出的炮兵移防决定相当及时,而时任炮兵指挥官的邵百昌(前面已多次提及此人)在短时间内指挥炮兵官兵完成拆卸、搬运、架设、瞄准的任务,并在向高地转移之后,于体力大大下降之时可作出准确的射击,足以证明,在主力部队中技术兵种(特种兵)的训练是过关的。
    昆仑关战役是国军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关于这一点,白将军后来的总结虽未免有直线性思维之嫌,但是实践证明,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化观点指导下,战役进行中的合同战役、战斗得到了实施:“现代战争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压倒速度,以纵深突破纵深。”
    中央直辖炮兵团在各战区的分布情况(1944.12)
    1战区:胡宗南 炮兵第11团 罗直云 重迫击炮第3团 涂键 战防炮第52团 周宇寰
    2战区:阎锡山 炮兵第23团 侯殿成 炮兵第27团 阎作霖 炮兵第28团 郑 仪
    3战区:顾祝同 无
    5战区:李宗仁 炮兵第16团 刘 亨 战防炮第57团 朱式勤
    6战区:孙连仲 炮兵第8团 张心毂
    7战区:余汉谋 无
    8战区:朱绍良 炮兵第25团 刘振蘅 炮兵第3团 孟渊
    驻印军:郑洞国 炮兵第4团 蒋公权 炮兵第5团 刘措宜 炮兵第12团 侯志馨 重迫击炮团 徐懋禧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炮兵第5团 林潞生 炮兵第13团 黄幼勉 炮兵第14团(不详)炮兵第49团 文山
    第一方面军:卢汉 昆明行营山炮团 戴永山
    第二方面军:张发奎 无
    第三方面军:汤恩伯 炮兵第1旅 彭孟缉 炮兵第51团 李道恭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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