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牢骚怪论：联合政府 重新上路（七一感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2:34:44
文中思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二零零七年的七月一日，注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纪念日。并不仅仅是因为今年的七月一日是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而是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建立“联合政府”到1957年“联合政府”的“消失”再到2007年“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才是值得纪念的非常纪念日。因为，2007年的中国政府，终于再次出现了民主党派人士（致公党）和无党派人士出任中央政府部长职位的“联合政府”（万钢任科技部部长、陈竺任卫生部部长）。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未必知道万钢和陈竺任职“联合政府”部长职位的“政治解释”，但“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客观事实，注定了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的非常纪念意义，而这个意义就在于改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联合政府”的尴尬历史。
从1957年到2007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整个民族所需要的毛泽东设计的“联合政府”。尽管“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仍就是《宪法》原则，但必须看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真正的“联合政府”。换言之，“联合政府”并不在乎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关键的是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而“多党理政”又恰恰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者之间的权力共享，而权力共享的表现形式则是职位分配。回顾1949年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到1957年6月1日，著名的民主报人储安平先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许不难看到“联合政府”是怎样“消失”的。储安平先生说：“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也是共产党员），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摘自【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
毫无疑问，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吸引和团结无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社会民众支持共产党的反蒋战争，直至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政权并成立“联合政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自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原来在“联合政府”中任职部长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联合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没有了“联合政府”的半个世纪，发生了不少的“国家灾难”，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1958～1961年疯狂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1976年灾难性“十年文革运动”，姑且不论有多少人在那些“国家灾难”中死于非命，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再看1978年～2007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生活变化，但是，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三座大山”民怨栽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生态危机异常严重、权力滥用无处不在、官商勾结明暗不拘、权钱交易明火执仗、贪污腐败积重难返、公平正义严重缺乏、道德溃败一蹶不振、腐化堕落司空见惯、……等等等等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尖锐社会问题，难道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不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吗？
上述的社会问题，无疑与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存在因果关系，最大的原因并不在于“一党执政”，而在于“****”，在于失去了“多党理政”的“联合政府”的有效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才会在如今的权力层面上爆发出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才会凸现出政治清廉的希缺现象，也才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去严谨的科学性。古语曰：“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错误不可再犯，“联合政府”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面对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面前，却仍旧有不少的“极端思想”者，始终都在为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进行诡辩，而不是从深层次的矛盾中掀开现象看本质，并站在解放思想的高度，为中国的未来尽匹夫之责。这种现象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所言：“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都不是从技术层面论证来反对‘新事物’，而总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
综上不难看出，“联合政府”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是新事物，但缺席了半个世纪的“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对于众多改革开放新一代祖国的未来接班人来说，又恰恰是新事物。这里需要认识的是，“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完全是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技术层面”问题，它与“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宪法》精神并无冲突，更不应该以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对“联合政府”进行评价。换言之，中国最终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完全取决于“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设计、安排、步伐、规模、时间、空间等“技术层面”问题的解决。总之，这个“七.一”非同寻常，86生日感慨良多，“创业难，守业更难”，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团结国人、凝聚民心，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带领中国实现宏图大业。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２００７－７－１
文中思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二零零七年的七月一日，注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纪念日。并不仅仅是因为今年的七月一日是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而是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建立“联合政府”到1957年“联合政府”的“消失”再到2007年“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才是值得纪念的非常纪念日。因为，2007年的中国政府，终于再次出现了民主党派人士（致公党）和无党派人士出任中央政府部长职位的“联合政府”（万钢任科技部部长、陈竺任卫生部部长）。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未必知道万钢和陈竺任职“联合政府”部长职位的“政治解释”，但“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客观事实，注定了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的非常纪念意义，而这个意义就在于改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联合政府”的尴尬历史。
从1957年到2007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整个民族所需要的毛泽东设计的“联合政府”。尽管“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仍就是《宪法》原则，但必须看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真正的“联合政府”。换言之，“联合政府”并不在乎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关键的是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而“多党理政”又恰恰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者之间的权力共享，而权力共享的表现形式则是职位分配。回顾1949年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到1957年6月1日，著名的民主报人储安平先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许不难看到“联合政府”是怎样“消失”的。储安平先生说：“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也是共产党员），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摘自【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
毫无疑问，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吸引和团结无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社会民众支持共产党的反蒋战争，直至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政权并成立“联合政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自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原来在“联合政府”中任职部长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联合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没有了“联合政府”的半个世纪，发生了不少的“国家灾难”，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1958～1961年疯狂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1976年灾难性“十年文革运动”，姑且不论有多少人在那些“国家灾难”中死于非命，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再看1978年～2007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生活变化，但是，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三座大山”民怨栽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生态危机异常严重、权力滥用无处不在、官商勾结明暗不拘、权钱交易明火执仗、贪污腐败积重难返、公平正义严重缺乏、道德溃败一蹶不振、腐化堕落司空见惯、……等等等等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尖锐社会问题，难道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不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吗？
上述的社会问题，无疑与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存在因果关系，最大的原因并不在于“一党执政”，而在于“****”，在于失去了“多党理政”的“联合政府”的有效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才会在如今的权力层面上爆发出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才会凸现出政治清廉的希缺现象，也才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去严谨的科学性。古语曰：“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错误不可再犯，“联合政府”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面对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面前，却仍旧有不少的“极端思想”者，始终都在为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进行诡辩，而不是从深层次的矛盾中掀开现象看本质，并站在解放思想的高度，为中国的未来尽匹夫之责。这种现象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所言：“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都不是从技术层面论证来反对‘新事物’，而总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
综上不难看出，“联合政府”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是新事物，但缺席了半个世纪的“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对于众多改革开放新一代祖国的未来接班人来说，又恰恰是新事物。这里需要认识的是，“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完全是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技术层面”问题，它与“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宪法》精神并无冲突，更不应该以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对“联合政府”进行评价。换言之，中国最终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完全取决于“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设计、安排、步伐、规模、时间、空间等“技术层面”问题的解决。总之，这个“七.一”非同寻常，86生日感慨良多，“创业难，守业更难”，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团结国人、凝聚民心，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带领中国实现宏图大业。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２００７－７－１
二零零七年的七月一日，注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纪念日。并不仅仅是因为今年的七月一日是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而是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建立“联合政府”到1957年“联合政府”的“消失”再到2007年“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才是值得纪念的非常纪念日。因为，2007年的中国政府，终于再次出现了民主党派人士（致公党）和无党派人士出任中央政府部长职位的“联合政府”（万钢任科技部部长、陈竺任卫生部部长）。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未必知道万钢和陈竺任职“联合政府”部长职位的“政治解释”，但“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客观事实，注定了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的非常纪念意义，而这个意义就在于改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联合政府”的尴尬历史。
从1957年到2007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整个民族所需要的毛泽东设计的“联合政府”。尽管“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仍就是《宪法》原则，但必须看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真正的“联合政府”。换言之，“联合政府”并不在乎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关键的是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而“多党理政”又恰恰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者之间的权力共享，而权力共享的表现形式则是职位分配。回顾1949年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到1957年6月1日，著名的民主报人储安平先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许不难看到“联合政府”是怎样“消失”的。储安平先生说：“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也是共产党员），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摘自【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
毫无疑问，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吸引和团结无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社会民众支持共产党的反蒋战争，直至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政权并成立“联合政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自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原来在“联合政府”中任职部长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联合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没有了“联合政府”的半个世纪，发生了不少的“国家灾难”，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1958～1961年疯狂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1976年灾难性“十年文革运动”，姑且不论有多少人在那些“国家灾难”中死于非命，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再看1978年～2007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生活变化，但是，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三座大山”民怨栽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生态危机异常严重、权力滥用无处不在、官商勾结明暗不拘、权钱交易明火执仗、贪污腐败积重难返、公平正义严重缺乏、道德溃败一蹶不振、腐化堕落司空见惯、……等等等等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尖锐社会问题，难道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不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吗？
上述的社会问题，无疑与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存在因果关系，最大的原因并不在于“一党执政”，而在于“****”，在于失去了“多党理政”的“联合政府”的有效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才会在如今的权力层面上爆发出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才会凸现出政治清廉的希缺现象，也才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去严谨的科学性。古语曰：“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错误不可再犯，“联合政府”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面对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面前，却仍旧有不少的“极端思想”者，始终都在为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进行诡辩，而不是从深层次的矛盾中掀开现象看本质，并站在解放思想的高度，为中国的未来尽匹夫之责。这种现象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所言：“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都不是从技术层面论证来反对‘新事物’，而总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
综上不难看出，“联合政府”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是新事物，但缺席了半个世纪的“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对于众多改革开放新一代祖国的未来接班人来说，又恰恰是新事物。这里需要认识的是，“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完全是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技术层面”问题，它与“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宪法》精神并无冲突，更不应该以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对“联合政府”进行评价。换言之，中国最终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完全取决于“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设计、安排、步伐、规模、时间、空间等“技术层面”问题的解决。总之，这个“七.一”非同寻常，86生日感慨良多，“创业难，守业更难”，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团结国人、凝聚民心，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带领中国实现宏图大业。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２００７－７－１
文中思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二零零七年的七月一日，注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纪念日。并不仅仅是因为今年的七月一日是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而是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建立“联合政府”到1957年“联合政府”的“消失”再到2007年“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才是值得纪念的非常纪念日。因为，2007年的中国政府，终于再次出现了民主党派人士（致公党）和无党派人士出任中央政府部长职位的“联合政府”（万钢任科技部部长、陈竺任卫生部部长）。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未必知道万钢和陈竺任职“联合政府”部长职位的“政治解释”，但“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客观事实，注定了共产党诞辰86周年纪念日的非常纪念意义，而这个意义就在于改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联合政府”的尴尬历史。
从1957年到2007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整个民族所需要的毛泽东设计的“联合政府”。尽管“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仍就是《宪法》原则，但必须看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真正的“联合政府”。换言之，“联合政府”并不在乎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关键的是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而“多党理政”又恰恰要体现出“多党理政”者之间的权力共享，而权力共享的表现形式则是职位分配。回顾1949年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到1957年6月1日，著名的民主报人储安平先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许不难看到“联合政府”是怎样“消失”的。储安平先生说：“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也是共产党员），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摘自【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
毫无疑问，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废止****，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思，才是吸引和团结无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社会民众支持共产党的反蒋战争，直至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政权并成立“联合政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自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原来在“联合政府”中任职部长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联合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没有了“联合政府”的半个世纪，发生了不少的“国家灾难”，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1958～1961年疯狂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1976年灾难性“十年文革运动”，姑且不论有多少人在那些“国家灾难”中死于非命，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再看1978年～2007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生活变化，但是，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三座大山”民怨栽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生态危机异常严重、权力滥用无处不在、官商勾结明暗不拘、权钱交易明火执仗、贪污腐败积重难返、公平正义严重缺乏、道德溃败一蹶不振、腐化堕落司空见惯、……等等等等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尖锐社会问题，难道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不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吗？
上述的社会问题，无疑与现有的政府体制弊端存在因果关系，最大的原因并不在于“一党执政”，而在于“****”，在于失去了“多党理政”的“联合政府”的有效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才会在如今的权力层面上爆发出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才会凸现出政治清廉的希缺现象，也才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去严谨的科学性。古语曰：“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错误不可再犯，“联合政府”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面对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面前，却仍旧有不少的“极端思想”者，始终都在为当今无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府体制弊端进行诡辩，而不是从深层次的矛盾中掀开现象看本质，并站在解放思想的高度，为中国的未来尽匹夫之责。这种现象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所言：“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都不是从技术层面论证来反对‘新事物’，而总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
综上不难看出，“联合政府”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是新事物，但缺席了半个世纪的“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对于众多改革开放新一代祖国的未来接班人来说，又恰恰是新事物。这里需要认识的是，“联合政府，重新上路”完全是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技术层面”问题，它与“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宪法》精神并无冲突，更不应该以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对“联合政府”进行评价。换言之，中国最终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完全取决于“联合政府，重新上路”的设计、安排、步伐、规模、时间、空间等“技术层面”问题的解决。总之，这个“七.一”非同寻常，86生日感慨良多，“创业难，守业更难”，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团结国人、凝聚民心，唯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才能够带领中国实现宏图大业。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２００７－７－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