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袁庚传》摘录：江泽民帮助解困 胡耀邦问要多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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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传》摘录：江泽民帮助解困 胡耀邦问要多大权力
袁庚欢欣鼓舞！中国的改革，开始多点进攻，全方位地启动起来了！ 现在好了！现在，有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蛇口有了同盟军，蛇口有了参照系，开始有了学习、仿效的旗帜和榜样。
《袁庚传》摘录：江泽民帮助解困 胡耀邦问要多大权力
涂俏《袁庚传·改革现场》封面图
（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袁庚传·改革现场》一书，作者涂俏，此次澎湃新闻转载已获作者授权。《袁庚传》共分三卷：《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袁庚传·蛇口试管》。其中《袁庚传·改革现场》，截取时间段为1978－1984年。） 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与底层群众都思谋改革，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以期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可是，相当多的衙门和既得利益集团坚守计划经济的陈规陋习，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人为地割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一段政令不通的“肠梗阻”。 在基层实际运作改革举措的袁庚在遭遇阻击时，往往向中央求助。中国高层与底层的心是相通的，袁庚从下而上的情况反映得到及时批示，再自上而下地给予解决。 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困 蛇口恢复超产奖，是袁庚向北京“告状”的胜利成果，对待200米的疮疤和通讯问题，袁庚只能继续向中央“告状”。后来，在1982年12月关于赤湾问题的讨论会上，袁庚抱怨“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有些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有可能垮的”，在座的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给他出主意说：“要多写点《内参》清样往上捅，中央同志看了《内参》清样，很有用。”袁庚望着刘田夫笑了起来。是的，是的，下情上达，让中央知道我们的难处，绝不搞报喜不报忧，蛇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立志于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的中央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特区前沿的改革攻坚战。仅在1980年这一年，为了解决蛇口的诸多问题，中央多次派工作组赴蛇口工业区视察。 1980年8月8日，江泽民以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率领工作组抵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这距他3月22日陪同谷牧首次视察蛇口才四五个月时间。袁庚因招商局公务不得不返回香港，无法聆听江泽民的指示，嘱咐许智明等人及时向他传达。 江泽民高度评价从他第一次到蛇口至今的几个月中，“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有章法、效果好”。对招商局碰到的许多困难问题，江泽民深刻地指出： “第一，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也有外国长期对我封锁的影响），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是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 谈及通讯问题，江泽民指出：通讯问题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讯不便是不行的。据了解，香港电话很普及，平均4个人就有一部电话，而且电话安装费很便宜。我们国家落后，电话太少了，申请安装个电话很困难，而且安装费十分贵。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江泽民请陪同他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他找邮电部长朱学范帮助解决。 袁庚深感打破封建割据之不易。十多天后，他把邮电部、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深圳市邮电局专家组请到蛇口来，与蛇口工业区进行会谈。这次开始于8月21日的会谈可以说是袁庚在邮电部舌战群儒的继续。可惜，袁庚又错了。当初，当他走出邮电部会议室时，含蓄地向座上诸君发出邀请，到蛇口去看看。他原以为，这帮京官离开皇城，到四化建设的火热现场来感同身受，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旧框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一回，袁庚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人家才不稀罕你的四化你的改革，人家要的是权益！在一场重新洗牌的博弈中，邮电部代表坚持通信建设由特区花钱自己搞，但收费必须由邮电部门收，长途电话和香港通话必须经长途局，不能直拨。 万般无奈中，袁庚再次设法向上反映情况。 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群体，往往与“东风第一枝”的改革同频共振，甚至率先鼓与呼。袁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的“厉害”，一直与记者保持良好的沟通。 9月3日，胡耀邦总书记看到新华社一份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447期）。当日，胡耀邦就作了批示： 谷牧同志： 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特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也遥遥无期。 1980年9月12日，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召集专题会议，江泽民主持会议，研究解决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四个“卡脖子”问题。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劳动总局、科技局等负责同志齐集一堂，参与“会诊”。 就安装通讯设备问题，邮电部“松绑”，确定在深圳市的通讯设备解决前，工业区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明年三四月份投产，由招商局自己管理，但不能让外商管理。 其他问题，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调配问题、施工设备进口问题，都放开了口子。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沥青问题，在座的人定不了。下午刘田夫到会后，当即表示广东省将积极配合工业区把道路打通。 会上，江泽民多次强调说：“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几天后，那位“卡、拿、要”的处长被革职。拿掉“卡脖子”的“铁手”之后的24小时内，200米公路铺上了沥青，蛇口工业区向外延伸的公路终于贯通了。 翌年8月13日，蛇口通讯微波站竣工，在蛇口通讯公司技术人员武克钢的操控下，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内的袁庚接到了蛇口打来的第一个越洋电话，这是由蛇口向境外直拨的第一个电话。蛇口微波站成为国内首次由企业以商办的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讯系统。 胡耀邦问袁庚要多大权力 中央重视蛇口。 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1980年4月27日视察蛇口工业区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袁庚。 2005年3月中旬，招商局档案馆馆长乐俊人让我阅读《胡耀邦接见袁庚同志谈话记录》的复印件。文件的最后一行，有极其慎重的声明：“袁庚追记，如有出入本人负责。”那天，袁庚离开中南海返回北京家中以后，立即在纸上留下了这份鲜活的记忆，存留在招商局档案馆里。 现在，我将这份珍贵的追记原封不动地转抄于后： 寒暄后胡耀邦同志首先询问了有关香港的情况，袁将香港现状作了一般性介绍。耀邦同志对照着港九地图从1842年《南京条约》、1856年《北京条约》直谈到1898年英帝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及其235个离岛的历史位置。胡问香港这一小点点地方怎么能容纳下600万人，袁说有人开玩笑说把香港人全从房子赶出来，马路是站不下的。胡问面积多少，袁答为了方便记忆，约为全国总面积万分之一（即1000平方公里），胡问港英对“1997”年有何反应，袁答他们到处试探我方态度，十分关心我方表态。 在袁谈到招商局历史从李鸿章到现在已经108年时，胡耀邦同志翻阅招商局（香港）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专刊，询问了目前企业的规模，当汇报到蛇口工业区发展情况谈到蛇口工业区不搞来料加工、不搞补偿贸易，不搞污染（指难于处理）工厂，不欢迎陈旧设备，不引进影响外贸出口的工厂时，胡问搞来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袁作了扼要的阐述。胡问哪些国家、企业在蛇口投资，袁详细作了介绍…… 袁汇报到耀邦同志两次在有关“蛇口”问题的“内参”清样上批示，使工业区解决了很大难题时，耀邦同志说“处理这些问题是我的职责”，又说那位公路局的什么处长真是可恶之极。袁说这种同志还不是个别，但我们不能什么难题都升级到中央书记处来解决，我深知国家领导同志日理万机。这样的小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我们心里实在不安。耀邦同志谦虚地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 袁谈到工业区还存在各种困难，不好解决。胡详细询问并在纸上一一记下来，当谈到入境签证、海关、边防，特区人员进出境宜简化手续时，耀邦同志说，具体问题我不了解，谷牧同志主管，他清楚，谷牧同志十六日回京，我会将你的意见转告他，你可找他解决。 耀邦同志问包玉刚船王究竟有多少船，袁答约2000万吨，胡又问有多少船是属于他自己的，袁答包玉刚的船队和我们国家船队情况不相同，包的船队实际上是银行的，主要是汇丰银行，其次是日本兴业银行(14.460, 0.20, 1.40%)。袁汇报了近二十年来由于西方航运大国船员工资高（以日美两航运大国为例，其船员工资几乎占管理费51%，而我们约为13%），因此，许多航运发达国家船东不愿直接经营船队，改为挂方便旗或支持香港船东出面经营。这样可以廉价雇佣第三世界的船员，包玉刚就是雇佣韩国、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船员，然后又将船租给支持他的、银行有关系的船东，这样银行、租方、船东都有利。这是近20年来香港方便旗船队发展的历史条件，同样将来我们有可能在世界航运事业上赶上西方，最有利的条件是我们有工资低素质好的大量船员。苏联所以能压低运价，把世界公会船冲得不亦乐乎，也就因为它们船员工资低，国家支持的缘故。 袁又汇报了和包玉刚合营船运公司可能上当的问题。耀邦同志都在纸上记下来。 当袁谈到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内外结合，要有相应权利，要有筹措资金来源，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时，耀邦同志问，你究竟要多大权力，是否把你的要求问题写个报告给我。 当谈到任仲夷、梁灵光同志到广东后的情况时，袁说任、梁同志到任不久就到深圳、蛇口视察，我向他们做了汇报，任仲夷同志说“你有什么麻烦，找我好了，我解决不了的到中央解决”，对我们鼓舞很大。耀邦同志说任仲夷思想很解放，问袁以前是否认识他，袁说以前不认识。袁说那天跟任、梁到蛇口的还有湖南第一把手毛致用同志，耀邦说他自己前天刚从湖南回来。 胡问袁你这次在京停留多久，袁答估计不会太长，主要是部里要我回来参加一个会议，可能是听省长会议精神传达，如有可能，即将召开的第一书记会议的精神我也想听听。看对特区和香港企业有什么新精神和新影响，耀邦同志说这次主要是谈经济问题、调整问题，你们仍旧干你们的，不影响你们特区的工作。 当谈到体制改革、某些企业合并时，耀邦同志说，他们不听中央的话，这件事让紫阳同志去解决吧。当袁谈到读了胡在纪委的讲话（即党风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中谈到的党内不良作风因而深感不安时，胡耀邦同志说，问题不少，要慢慢来。 最后，袁主动告辞，表示占用他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袁说没有了。问胡的健康状况，耀邦同志说，还好，就是疲劳一点。 胡嘱，以后你可以写信给我嘛。 （袁庚追记，如有出入本人负责。） 受到胡耀邦总书记召见的一周之后，谷牧在中南海接见袁庚，听取他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汇报。 汇报中，袁庚根据梁宪为他准备的各国（地区）加工区资料说：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都是国家（地区）的政府首脑和行政当局亲自领导的事例说明：“一个企业经营一个工业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谷牧表示已经了解袁庚所说的困难问题。在谈到工业区名称时，谷牧建议加上“深圳特区”几个字：“这样更可以使你们放开手脚，按照你们的办法和利用你们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放胆去发展。” 风风雨雨，又将走过一年。 1980年岁末。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办公室里，蚝民的小屋挡不住海面上吹来的寒风。袁庚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况，使在座的同志又一次感受到党中央对蛇口工业区的关心和重视。散会后，王今贵、陈金星、丁传作等工程人员还不愿散去，看见袁庚心情蛮好的，就围着他闲聊，热热闹闹的也不知道夜幕正悄悄地降临。 这次闲聊，大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8月间深圳市已正式被辟为经济特区，让大家兴高采烈。有位从广州加盟蛇口工业区的人说，他从广州到深圳，要过两个渡口，路上要走8个小时才到深圳。深圳墟镇又小又破，步行十几分钟就走完了，十分荒凉。站在街边喊一个人，全镇都听得见。 “建成特区后，”这位广州佬预见今后的深圳说，“恐怕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全市区。” 有人反驳道：“不可能，最多够走20分钟。” 王今贵转问袁庚的看法，袁庚从沉思中醒来，愕然道：“你们说什么？” 袁庚想的是现在。 1980年之前，袁庚处在改革的浪尖上，就像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孤独地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袁庚欢欣鼓舞！中国的改革，开始多点进攻，全方位地启动起来了！ 现在好了！现在，有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蛇口有了同盟军，蛇口有了参照系，开始有了学习、仿效的旗帜和榜样。 1980年岁末，袁庚一群人，在寒风中，在蚝民小屋里，听到春天正带着温暖、萌发和生长的气息，一阵阵地叩响南国的窗棂。 到开饭的时候，一伙人拥着袁庚走出办公室，这时，有人问袁庚，总书记真的问你要多大的权力吗？ 有人接嘴说：“袁总，你要个副总理吧？有权力把蛇口搞好！” 王今贵说：“没有用，没有哪个能说话管用的，除非你搞独立王国。” 立即有人反驳：“搞不得，立马要炸开你的‘土围子’！” 袁庚作举手状，发出顽童般的笑声：“别炸，留我老夫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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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俏《袁庚传·改革现场》封面图
（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袁庚传·改革现场》一书，作者涂俏，此次澎湃新闻转载已获作者授权。《袁庚传》共分三卷：《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袁庚传·蛇口试管》。其中《袁庚传·改革现场》，截取时间段为1978－1984年。）
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与底层群众都思谋改革，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以期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可是，相当多的衙门和既得利益集团坚守计划经济的陈规陋习，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人为地割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一段政令不通的“肠梗阻”。
在基层实际运作改革举措的袁庚在遭遇阻击时，往往向中央求助。中国高层与底层的心是相通的，袁庚从下而上的情况反映得到及时批示，再自上而下地给予解决。
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困
蛇口恢复超产奖，是袁庚向北京“告状”的胜利成果，对待200米的疮疤和通讯问题，袁庚只能继续向中央“告状”。后来，在1982年12月关于赤湾问题的讨论会上，袁庚抱怨“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有些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有可能垮的”，在座的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给他出主意说：“要多写点《内参》清样往上捅，中央同志看了《内参》清样，很有用。”袁庚望着刘田夫笑了起来。是的，是的，下情上达，让中央知道我们的难处，绝不搞报喜不报忧，蛇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立志于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的中央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特区前沿的改革攻坚战。仅在1980年这一年，为了解决蛇口的诸多问题，中央多次派工作组赴蛇口工业区视察。
1980年8月8日，江泽民以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率领工作组抵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这距他3月22日陪同谷牧首次视察蛇口才四五个月时间。袁庚因招商局公务不得不返回香港，无法聆听江泽民的指示，嘱咐许智明等人及时向他传达。
江泽民高度评价从他第一次到蛇口至今的几个月中，“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有章法、效果好”。对招商局碰到的许多困难问题，江泽民深刻地指出：
“第一，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也有外国长期对我封锁的影响），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是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
谈及通讯问题，江泽民指出：通讯问题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讯不便是不行的。据了解，香港电话很普及，平均4个人就有一部电话，而且电话安装费很便宜。我们国家落后，电话太少了，申请安装个电话很困难，而且安装费十分贵。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江泽民请陪同他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他找邮电部长朱学范帮助解决。
袁庚深感打破封建割据之不易。十多天后，他把邮电部、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深圳市邮电局专家组请到蛇口来，与蛇口工业区进行会谈。这次开始于8月21日的会谈可以说是袁庚在邮电部舌战群儒的继续。可惜，袁庚又错了。当初，当他走出邮电部会议室时，含蓄地向座上诸君发出邀请，到蛇口去看看。他原以为，这帮京官离开皇城，到四化建设的火热现场来感同身受，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旧框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一回，袁庚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人家才不稀罕你的四化你的改革，人家要的是权益！在一场重新洗牌的博弈中，邮电部代表坚持通信建设由特区花钱自己搞，但收费必须由邮电部门收，长途电话和香港通话必须经长途局，不能直拨。
万般无奈中，袁庚再次设法向上反映情况。
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群体，往往与“东风第一枝”的改革同频共振，甚至率先鼓与呼。袁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的“厉害”，一直与记者保持良好的沟通。
9月3日，胡耀邦总书记看到新华社一份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447期）。当日，胡耀邦就作了批示：
谷牧同志：
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特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也遥遥无期。
1980年9月12日，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召集专题会议，江泽民主持会议，研究解决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四个“卡脖子”问题。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劳动总局、科技局等负责同志齐集一堂，参与“会诊”。
就安装通讯设备问题，邮电部“松绑”，确定在深圳市的通讯设备解决前，工业区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明年三四月份投产，由招商局自己管理，但不能让外商管理。
其他问题，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调配问题、施工设备进口问题，都放开了口子。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沥青问题，在座的人定不了。下午刘田夫到会后，当即表示广东省将积极配合工业区把道路打通。
会上，江泽民多次强调说：“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几天后，那位“卡、拿、要”的处长被革职。拿掉“卡脖子”的“铁手”之后的24小时内，200米公路铺上了沥青，蛇口工业区向外延伸的公路终于贯通了。
翌年8月13日，蛇口通讯微波站竣工，在蛇口通讯公司技术人员武克钢的操控下，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内的袁庚接到了蛇口打来的第一个越洋电话，这是由蛇口向境外直拨的第一个电话。蛇口微波站成为国内首次由企业以商办的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讯系统。
胡耀邦问袁庚要多大权力
中央重视蛇口。
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1980年4月27日视察蛇口工业区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袁庚。
2005年3月中旬，招商局档案馆馆长乐俊人让我阅读《胡耀邦接见袁庚同志谈话记录》的复印件。文件的最后一行，有极其慎重的声明：“袁庚追记，如有出入本人负责。”那天，袁庚离开中南海返回北京家中以后，立即在纸上留下了这份鲜活的记忆，存留在招商局档案馆里。
现在，我将这份珍贵的追记原封不动地转抄于后：
寒暄后胡耀邦同志首先询问了有关香港的情况，袁将香港现状作了一般性介绍。耀邦同志对照着港九地图从1842年《南京条约》、1856年《北京条约》直谈到1898年英帝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及其235个离岛的历史位置。胡问香港这一小点点地方怎么能容纳下600万人，袁说有人开玩笑说把香港人全从房子赶出来，马路是站不下的。胡问面积多少，袁答为了方便记忆，约为全国总面积万分之一（即1000平方公里），胡问港英对“1997”年有何反应，袁答他们到处试探我方态度，十分关心我方表态。
在袁谈到招商局历史从李鸿章到现在已经108年时，胡耀邦同志翻阅招商局（香港）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专刊，询问了目前企业的规模，当汇报到蛇口工业区发展情况谈到蛇口工业区不搞来料加工、不搞补偿贸易，不搞污染（指难于处理）工厂，不欢迎陈旧设备，不引进影响外贸出口的工厂时，胡问搞来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袁作了扼要的阐述。胡问哪些国家、企业在蛇口投资，袁详细作了介绍……
袁汇报到耀邦同志两次在有关“蛇口”问题的“内参”清样上批示，使工业区解决了很大难题时，耀邦同志说“处理这些问题是我的职责”，又说那位公路局的什么处长真是可恶之极。袁说这种同志还不是个别，但我们不能什么难题都升级到中央书记处来解决，我深知国家领导同志日理万机。这样的小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我们心里实在不安。耀邦同志谦虚地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
袁谈到工业区还存在各种困难，不好解决。胡详细询问并在纸上一一记下来，当谈到入境签证、海关、边防，特区人员进出境宜简化手续时，耀邦同志说，具体问题我不了解，谷牧同志主管，他清楚，谷牧同志十六日回京，我会将你的意见转告他，你可找他解决。
耀邦同志问包玉刚船王究竟有多少船，袁答约2000万吨，胡又问有多少船是属于他自己的，袁答包玉刚的船队和我们国家船队情况不相同，包的船队实际上是银行的，主要是汇丰银行，其次是日本兴业银行(14.460, 0.20, 1.40%)。袁汇报了近二十年来由于西方航运大国船员工资高（以日美两航运大国为例，其船员工资几乎占管理费51%，而我们约为13%），因此，许多航运发达国家船东不愿直接经营船队，改为挂方便旗或支持香港船东出面经营。这样可以廉价雇佣第三世界的船员，包玉刚就是雇佣韩国、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船员，然后又将船租给支持他的、银行有关系的船东，这样银行、租方、船东都有利。这是近20年来香港方便旗船队发展的历史条件，同样将来我们有可能在世界航运事业上赶上西方，最有利的条件是我们有工资低素质好的大量船员。苏联所以能压低运价，把世界公会船冲得不亦乐乎，也就因为它们船员工资低，国家支持的缘故。
袁又汇报了和包玉刚合营船运公司可能上当的问题。耀邦同志都在纸上记下来。
当袁谈到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内外结合，要有相应权利，要有筹措资金来源，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时，耀邦同志问，你究竟要多大权力，是否把你的要求问题写个报告给我。
当谈到任仲夷、梁灵光同志到广东后的情况时，袁说任、梁同志到任不久就到深圳、蛇口视察，我向他们做了汇报，任仲夷同志说“你有什么麻烦，找我好了，我解决不了的到中央解决”，对我们鼓舞很大。耀邦同志说任仲夷思想很解放，问袁以前是否认识他，袁说以前不认识。袁说那天跟任、梁到蛇口的还有湖南第一把手毛致用同志，耀邦说他自己前天刚从湖南回来。
胡问袁你这次在京停留多久，袁答估计不会太长，主要是部里要我回来参加一个会议，可能是听省长会议精神传达，如有可能，即将召开的第一书记会议的精神我也想听听。看对特区和香港企业有什么新精神和新影响，耀邦同志说这次主要是谈经济问题、调整问题，你们仍旧干你们的，不影响你们特区的工作。
当谈到体制改革、某些企业合并时，耀邦同志说，他们不听中央的话，这件事让紫阳同志去解决吧。当袁谈到读了胡在纪委的讲话（即党风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中谈到的党内不良作风因而深感不安时，胡耀邦同志说，问题不少，要慢慢来。
最后，袁主动告辞，表示占用他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袁说没有了。问胡的健康状况，耀邦同志说，还好，就是疲劳一点。
胡嘱，以后你可以写信给我嘛。
（袁庚追记，如有出入本人负责。）
受到胡耀邦总书记召见的一周之后，谷牧在中南海接见袁庚，听取他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汇报。
汇报中，袁庚根据梁宪为他准备的各国（地区）加工区资料说：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都是国家（地区）的政府首脑和行政当局亲自领导的事例说明：“一个企业经营一个工业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谷牧表示已经了解袁庚所说的困难问题。在谈到工业区名称时，谷牧建议加上“深圳特区”几个字：“这样更可以使你们放开手脚，按照你们的办法和利用你们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放胆去发展。”
风风雨雨，又将走过一年。
1980年岁末。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办公室里，蚝民的小屋挡不住海面上吹来的寒风。袁庚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况，使在座的同志又一次感受到党中央对蛇口工业区的关心和重视。散会后，王今贵、陈金星、丁传作等工程人员还不愿散去，看见袁庚心情蛮好的，就围着他闲聊，热热闹闹的也不知道夜幕正悄悄地降临。
这次闲聊，大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8月间深圳市已正式被辟为经济特区，让大家兴高采烈。有位从广州加盟蛇口工业区的人说，他从广州到深圳，要过两个渡口，路上要走8个小时才到深圳。深圳墟镇又小又破，步行十几分钟就走完了，十分荒凉。站在街边喊一个人，全镇都听得见。
“建成特区后，”这位广州佬预见今后的深圳说，“恐怕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全市区。”
有人反驳道：“不可能，最多够走20分钟。”
王今贵转问袁庚的看法，袁庚从沉思中醒来，愕然道：“你们说什么？”
袁庚想的是现在。
1980年之前，袁庚处在改革的浪尖上，就像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孤独地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袁庚欢欣鼓舞！中国的改革，开始多点进攻，全方位地启动起来了！ 现在好了！现在，有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蛇口有了同盟军，蛇口有了参照系，开始有了学习、仿效的旗帜和榜样。
1980年岁末，袁庚一群人，在寒风中，在蚝民小屋里，听到春天正带着温暖、萌发和生长的气息，一阵阵地叩响南国的窗棂。
到开饭的时候，一伙人拥着袁庚走出办公室，这时，有人问袁庚，总书记真的问你要多大的权力吗？
有人接嘴说：“袁总，你要个副总理吧？有权力把蛇口搞好！”
王今贵说：“没有用，没有哪个能说话管用的，除非你搞独立王国。”
立即有人反驳：“搞不得，立马要炸开你的‘土围子’！”
袁庚作举手状，发出顽童般的笑声：“别炸，留我老夫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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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传》摘录：江泽民帮助解困 胡耀邦问要多大权力
涂俏《袁庚传·改革现场》封面图（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袁庚传·改革现场》一书，作者涂俏，此次澎湃新闻转载已获作者授权。《袁庚传》共分三卷：《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袁庚传·蛇口试管》。其中《袁庚传·改革现场》，截取时间段为1978－1984年。） 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与底层群众都思谋改革，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以期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可是，相当多的衙门和既得利益集团坚守计划经济的陈规陋习，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人为地割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一段政令不通的“肠梗阻”。 在基层实际运作改革举措的袁庚在遭遇阻击时，往往向中央求助。中国高层与底层的心是相通的，袁庚从下而上的情况反映得到及时批示，再自上而下地给予解决。 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困 蛇口恢复超产奖，是袁庚向北京“告状”的胜利成果，对待200米的疮疤和通讯问题，袁庚只能继续向中央“告状”。后来，在1982年12月关于赤湾问题的讨论会上，袁庚抱怨“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有些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有可能垮的”，在座的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给他出主意说：“要多写点《内参》清样往上捅，中央同志看了《内参》清样，很有用。”袁庚望着刘田夫笑了起来。是的，是的，下情上达，让中央知道我们的难处，绝不搞报喜不报忧，蛇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立志于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的中央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特区前沿的改革攻坚战。仅在1980年这一年，为了解决蛇口的诸多问题，中央多次派工作组赴蛇口工业区视察。 1980年8月8日，江泽民以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率领工作组抵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这距他3月22日陪同谷牧首次视察蛇口才四五个月时间。袁庚因招商局公务不得不返回香港，无法聆听江泽民的指示，嘱咐许智明等人及时向他传达。 江泽民高度评价从他第一次到蛇口至今的几个月中，“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有章法、效果好”。对招商局碰到的许多困难问题，江泽民深刻地指出： “第一，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也有外国长期对我封锁的影响），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是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 谈及通讯问题，江泽民指出：通讯问题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讯不便是不行的。据了解，香港电话很普及，平均4个人就有一部电话，而且电话安装费很便宜。我们国家落后，电话太少了，申请安装个电话很困难，而且安装费十分贵。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江泽民请陪同他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他找邮电部长朱学范帮助解决。 袁庚深感打破封建割据之不易。十多天后，他把邮电部、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深圳市邮电局专家组请到蛇口来，与蛇口工业区进行会谈。这次开始于8月21日的会谈可以说是袁庚在邮电部舌战群儒的继续。可惜，袁庚又错了。当初，当他走出邮电部会议室时，含蓄地向座上诸君发出邀请，到蛇口去看看。他原以为，这帮京官离开皇城，到四化建设的火热现场来感同身受，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旧框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一回，袁庚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人家才不稀罕你的四化你的改革，人家要的是权益！在一场重新洗牌的博弈中，邮电部代表坚持通信建设由特区花钱自己搞，但收费必须由邮电部门收，长途电话和香港通话必须经长途局，不能直拨。 万般无奈中，袁庚再次设法向上反映情况。 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群体，往往与“东风第一枝”的改革同频共振，甚至率先鼓与呼。袁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的“厉害”，一直与记者保持良好的沟通。 9月3日，胡耀邦总书记看到新华社一份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447期）。当日，胡耀邦就作了批示： 谷牧同志： 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特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也遥遥无期。 1980年9月12日，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召集专题会议，江泽民主持会议，研究解决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四个“卡脖子”问题。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劳动总局、科技局等负责同志齐集一堂，参与“会诊”。 就安装通讯设备问题，邮电部“松绑”，确定在深圳市的通讯设备解决前，工业区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明年三四月份投产，由招商局自己管理，但不能让外商管理。 其他问题，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调配问题、施工设备进口问题，都放开了口子。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沥青问题，在座的人定不了。下午刘田夫到会后，当即表示广东省将积极配合工业区把道路打通。 会上，江泽民多次强调说：“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几天后，那位“卡、拿、要”的处长被革职。拿掉“卡脖子”的“铁手”之后的24小时内，200米公路铺上了沥青，蛇口工业区向外延伸的公路终于贯通了。 翌年8月13日，蛇口通讯微波站竣工，在蛇口通讯公司技术人员武克钢的操控下，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内的袁庚接到了蛇口打来的第一个越洋电话，这是由蛇口向境外直拨的第一个电话。蛇口微波站成为国内首次由企业以商办的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讯系统。 胡耀邦问袁庚要多大权力 中央重视蛇口。 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1980年4月27日视察蛇口工业区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袁庚。 2005年3月中旬，招商局档案馆馆长乐俊人让我阅读《胡耀邦接见袁庚同志谈话记录》的复印件。文件的最后一行，有极其慎重的声明：“袁庚追记，如有出入本人负责。”那天，袁庚离开中南海返回北京家中以后，立即在纸上留下了这份鲜活的记忆，存留在招商局档案馆里。 现在，我将这份珍贵的追记原封不动地转抄于后： 寒暄后胡耀邦同志首先询问了有关香港的情况，袁将香港现状作了一般性介绍。耀邦同志对照着港九地图从1842年《南京条约》、1856年《北京条约》直谈到1898年英帝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及其235个离岛的历史位置。胡问香港这一小点点地方怎么能容纳下600万人，袁说有人开玩笑说把香港人全从房子赶出来，马路是站不下的。胡问面积多少，袁答为了方便记忆，约为全国总面积万分之一（即1000平方公里），胡问港英对“1997”年有何反应，袁答他们到处试探我方态度，十分关心我方表态。 在袁谈到招商局历史从李鸿章到现在已经108年时，胡耀邦同志翻阅招商局（香港）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专刊，询问了目前企业的规模，当汇报到蛇口工业区发展情况谈到蛇口工业区不搞来料加工、不搞补偿贸易，不搞污染（指难于处理）工厂，不欢迎陈旧设备，不引进影响外贸出口的工厂时，胡问搞来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袁作了扼要的阐述。胡问哪些国家、企业在蛇口投资，袁详细作了介绍…… 袁汇报到耀邦同志两次在有关“蛇口”问题的“内参”清样上批示，使工业区解决了很大难题时，耀邦同志说“处理这些问题是我的职责”，又说那位公路局的什么处长真是可恶之极。袁说这种同志还不是个别，但我们不能什么难题都升级到中央书记处来解决，我深知国家领导同志日理万机。这样的小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我们心里实在不安。耀邦同志谦虚地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 袁谈到工业区还存在各种困难，不好解决。胡详细询问并在纸上一一记下来，当谈到入境签证、海关、边防，特区人员进出境宜简化手续时，耀邦同志说，具体问题我不了解，谷牧同志主管，他清楚，谷牧同志十六日回京，我会将你的意见转告他，你可找他解决。 耀邦同志问包玉刚船王究竟有多少船，袁答约2000万吨，胡又问有多少船是属于他自己的，袁答包玉刚的船队和我们国家船队情况不相同，包的船队实际上是银行的，主要是汇丰银行，其次是日本兴业银行(14.460, 0.20, 1.40%)。袁汇报了近二十年来由于西方航运大国船员工资高（以日美两航运大国为例，其船员工资几乎占管理费51%，而我们约为13%），因此，许多航运发达国家船东不愿直接经营船队，改为挂方便旗或支持香港船东出面经营。这样可以廉价雇佣第三世界的船员，包玉刚就是雇佣韩国、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船员，然后又将船租给支持他的、银行有关系的船东，这样银行、租方、船东都有利。这是近20年来香港方便旗船队发展的历史条件，同样将来我们有可能在世界航运事业上赶上西方，最有利的条件是我们有工资低素质好的大量船员。苏联所以能压低运价，把世界公会船冲得不亦乐乎，也就因为它们船员工资低，国家支持的缘故。 袁又汇报了和包玉刚合营船运公司可能上当的问题。耀邦同志都在纸上记下来。 当袁谈到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内外结合，要有相应权利，要有筹措资金来源，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时，耀邦同志问，你究竟要多大权力，是否把你的要求问题写个报告给我。 当谈到任仲夷、梁灵光同志到广东后的情况时，袁说任、梁同志到任不久就到深圳、蛇口视察，我向他们做了汇报，任仲夷同志说“你有什么麻烦，找我好了，我解决不了的到中央解决”，对我们鼓舞很大。耀邦同志说任仲夷思想很解放，问袁以前是否认识他，袁说以前不认识。袁说那天跟任、梁到蛇口的还有湖南第一把手毛致用同志，耀邦说他自己前天刚从湖南回来。 胡问袁你这次在京停留多久，袁答估计不会太长，主要是部里要我回来参加一个会议，可能是听省长会议精神传达，如有可能，即将召开的第一书记会议的精神我也想听听。看对特区和香港企业有什么新精神和新影响，耀邦同志说这次主要是谈经济问题、调整问题，你们仍旧干你们的，不影响你们特区的工作。 当谈到体制改革、某些企业合并时，耀邦同志说，他们不听中央的话，这件事让紫阳同志去解决吧。当袁谈到读了胡在纪委的讲话（即党风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中谈到的党内不良作风因而深感不安时，胡耀邦同志说，问题不少，要慢慢来。 最后，袁主动告辞，表示占用他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袁说没有了。问胡的健康状况，耀邦同志说，还好，就是疲劳一点。 胡嘱，以后你可以写信给我嘛。 （袁庚追记，如有出入本人负责。） 受到胡耀邦总书记召见的一周之后，谷牧在中南海接见袁庚，听取他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汇报。 汇报中，袁庚根据梁宪为他准备的各国（地区）加工区资料说：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都是国家（地区）的政府首脑和行政当局亲自领导的事例说明：“一个企业经营一个工业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谷牧表示已经了解袁庚所说的困难问题。在谈到工业区名称时，谷牧建议加上“深圳特区”几个字：“这样更可以使你们放开手脚，按照你们的办法和利用你们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放胆去发展。” 风风雨雨，又将走过一年。 1980年岁末。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办公室里，蚝民的小屋挡不住海面上吹来的寒风。袁庚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况，使在座的同志又一次感受到党中央对蛇口工业区的关心和重视。散会后，王今贵、陈金星、丁传作等工程人员还不愿散去，看见袁庚心情蛮好的，就围着他闲聊，热热闹闹的也不知道夜幕正悄悄地降临。 这次闲聊，大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8月间深圳市已正式被辟为经济特区，让大家兴高采烈。有位从广州加盟蛇口工业区的人说，他从广州到深圳，要过两个渡口，路上要走8个小时才到深圳。深圳墟镇又小又破，步行十几分钟就走完了，十分荒凉。站在街边喊一个人，全镇都听得见。 “建成特区后，”这位广州佬预见今后的深圳说，“恐怕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全市区。” 有人反驳道：“不可能，最多够走20分钟。” 王今贵转问袁庚的看法，袁庚从沉思中醒来，愕然道：“你们说什么？” 袁庚想的是现在。 1980年之前，袁庚处在改革的浪尖上，就像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孤独地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袁庚欢欣鼓舞！中国的改革，开始多点进攻，全方位地启动起来了！ 现在好了！现在，有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蛇口有了同盟军，蛇口有了参照系，开始有了学习、仿效的旗帜和榜样。 1980年岁末，袁庚一群人，在寒风中，在蚝民小屋里，听到春天正带着温暖、萌发和生长的气息，一阵阵地叩响南国的窗棂。 到开饭的时候，一伙人拥着袁庚走出办公室，这时，有人问袁庚，总书记真的问你要多大的权力吗？ 有人接嘴说：“袁总，你要个副总理吧？有权力把蛇口搞好！” 王今贵说：“没有用，没有哪个能说话管用的，除非你搞独立王国。” 立即有人反驳：“搞不得，立马要炸开你的‘土围子’！” 袁庚作举手状，发出顽童般的笑声：“别炸，留我老夫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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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料还是很详细，我需要更多思考
记得当年蛇口好像是全国走私最猖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