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黑窑事件: 公权力何在！法治何在！

　　中评社香港6月15日电／发生在山西部分地区的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震惊全国，天怨人怒。大公网报道，内地媒体在刊发大量报导的同时，纷纷发表评论，提出要在查案的同时严肃查处失职的官员，同时希望这一事件能够推动中国劳工保护和法治的进步。

　　根除黑窑，务必先治麻木渎职之官

　　《新京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欲治“黑砖窑”务必先治官。文章说，这几天，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撼了舆论，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常常见到表达愤怒的辞汇，“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不过，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现代包身工”并不限于洪洞县曹生村黑砖场一地，山西还存在着大量使用“现代包身工”的黑砖窑。看来，这个庞大的产业，还有着更多黑幕有待深挖。

　　社论指出，多年来，“现代包身工”现象在各地一直不断出现，屡屡挑战公众容忍的底线，引发政府部门的查处风暴，但为何至今难以禁绝？难道只是源于暴利驱使和人心沦丧？面对事件的反复重来，面对这次山西出现大范围的、可能涉及上千人的“现代包身工”现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此多的黑砖窑无证经营，大规模拐骗外地人做工，养狼狗、雇打手，营造监狱式工厂，这不可能偷偷摸摸进行，当地政府部门不可能一点不知情。以往的经验表明，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是因为其背后有保护伞。这种保护伞的“痕迹”，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彼彼皆是。看来，黑砖窑的背后，更透露着勾结与合谋。

　　社论说，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所以，和治矿先治官一样，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核心，仍然是“治官”，向某些地方官员的惰性、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权钱交易网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建设关怀弱势、保护善良、尊重生命的社会。

　　京剧《玉堂春》中，被冤屈的苏三就发生在洪洞县。600年前，当权者没有好好保护柔弱的苏三，600年后，公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成为“现代包身工”的依靠。但不同的是，以前是封建专制社会，现在是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的核心在于依法治官，对那些手握公权却涉嫌贪渎的官员，绝不能宽容。因此，当清查黑砖窑的风暴即将掀起之时，建议同时启动问责风暴，惟其如此，才能还“包身工”及其家人以慰藉，还人间以公道。

　　查黑窑案，必先问责“甩手掌柜”

　　湖南“红网”也发表慕毅飞的文章提出，针对黑砖窑案，须问责那些“甩手掌柜”，即当地的官员们。

　　文章说，至迟在5月15日，报纸就曾披露临猗县北景乡一个黑砖窑，40多名来自四川等地的农民在这里被强迫劳动达数月。半个月后，更黑暗、更残忍的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被揭发。对这一事件，曹生村的领导是迟钝的，广胜寺镇的领导是迟钝的，洪洞县的领导也是迟钝的。在这些“甩手掌柜”看来，这事就这样大可化小、小可化了了。

　　等到中央领导有了亲笔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员6月13日直抵洪洞，洪洞县的领导这才如梦初醒，确定了由一个副书记办理此案，确定了要向31名受害的农民工正式道歉，确定了由县财政拨出20万元垫付工资，还要给农民工每人发放1000元的慰问金……等等。

　　文章质问：事情早就在那里摆着，真有这般诚心，早干吗去了？而且，原先唯恐打发不走的受害农民工，需要联系的时候，却多数联系不上，尤其是遣返的智障人，更是下落不明。向谁道歉？发钱给谁？“甩手掌柜”们自讨了一个没趣。


　　文章指出，正是这种对事业无心，对法治无畏，对民生无情的“甩手掌柜”，才治下这样的一方胆敢靠残暴、残忍、残酷生财的恶土。只要为官一任者守土有责，理事有道，治民有方，黑砖窑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问世之机。黑砖窑是没有围墙的，“甩手掌柜”却可以浑然无知；生产了那么久带血的砖头，“甩手掌柜”却可以俨然没事；受害者是被劳务仲介拐卖的，解救时遭遇过当地警员的推诿，“甩手掌柜”却可以长期失察；令人发指的案件大白于天下了，“甩手掌柜”还想一“甩”了之……

　　要还世道一个公正，要还人间一个正义，要铲除一切类似山西黑砖窑这等现代奴隶制的土壤，就须问责一切这样的“甩手掌柜”！

　　童奴事件，能否推动中国法治车轮

　　《北京青年报》发表舒圣祥的文章发问：童奴事件能否推动中国笨重的法治车轮。文章说，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悲惨世界”在“世界无童工日”（6月12日）左右被媒体披露，也许纯粹是一个巧合，却“巧合”得让人如此心痛。

　　文章指出，解救那些可怜的孩子，给他们应得的赔偿；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追究他们责任，这些当然是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公众必须看到乌纱帽落地，必须看到有人被送进监牢，必须看到法律作用在每一个罪犯身上的正义。但是，仅仅有这些就够了吗？

　　毋庸讳言，山西黑砖窑案注定会和孙志刚案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的奇耻大辱。后者稍许让人欣慰的是，它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血的代价总算换来了法治车轮的进步；那么山西黑砖窑案呢？不可谓不残忍至极的这一血泪事件，能给中国法治进步带来什么？它能推动笨重的法治车轮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前进吗？

　　所有的民工故事都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当《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被人当奴隶一样买卖，而且早已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劳动法》的保护力度是否太弱，对执行《劳动法》的部门责任是否规定的太少太轻？当一部法律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那么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

　　文章又说，山西黑砖窑案还揭露了一个可怕的执法现象：本地执法部门只保护本地人利益。比如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比如当地员警，在面对不远万里赶来的孩子父母时，是无比冷漠的，甚至奉劝他们“应该回河南报案”。以至于河南省警方只有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其督促山西警方采取解救行动。显然，执法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广泛存在的，这不仅大大削弱了整体的执法力度，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执法公平。中评社香港6月15日电／发生在山西部分地区的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震惊全国，天怨人怒。大公网报道，内地媒体在刊发大量报导的同时，纷纷发表评论，提出要在查案的同时严肃查处失职的官员，同时希望这一事件能够推动中国劳工保护和法治的进步。

　　根除黑窑，务必先治麻木渎职之官

　　《新京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欲治“黑砖窑”务必先治官。文章说，这几天，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撼了舆论，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常常见到表达愤怒的辞汇，“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不过，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现代包身工”并不限于洪洞县曹生村黑砖场一地，山西还存在着大量使用“现代包身工”的黑砖窑。看来，这个庞大的产业，还有着更多黑幕有待深挖。

　　社论指出，多年来，“现代包身工”现象在各地一直不断出现，屡屡挑战公众容忍的底线，引发政府部门的查处风暴，但为何至今难以禁绝？难道只是源于暴利驱使和人心沦丧？面对事件的反复重来，面对这次山西出现大范围的、可能涉及上千人的“现代包身工”现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此多的黑砖窑无证经营，大规模拐骗外地人做工，养狼狗、雇打手，营造监狱式工厂，这不可能偷偷摸摸进行，当地政府部门不可能一点不知情。以往的经验表明，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是因为其背后有保护伞。这种保护伞的“痕迹”，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彼彼皆是。看来，黑砖窑的背后，更透露着勾结与合谋。

　　社论说，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所以，和治矿先治官一样，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核心，仍然是“治官”，向某些地方官员的惰性、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权钱交易网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建设关怀弱势、保护善良、尊重生命的社会。

　　京剧《玉堂春》中，被冤屈的苏三就发生在洪洞县。600年前，当权者没有好好保护柔弱的苏三，600年后，公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成为“现代包身工”的依靠。但不同的是，以前是封建专制社会，现在是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的核心在于依法治官，对那些手握公权却涉嫌贪渎的官员，绝不能宽容。因此，当清查黑砖窑的风暴即将掀起之时，建议同时启动问责风暴，惟其如此，才能还“包身工”及其家人以慰藉，还人间以公道。

　　查黑窑案，必先问责“甩手掌柜”

　　湖南“红网”也发表慕毅飞的文章提出，针对黑砖窑案，须问责那些“甩手掌柜”，即当地的官员们。

　　文章说，至迟在5月15日，报纸就曾披露临猗县北景乡一个黑砖窑，40多名来自四川等地的农民在这里被强迫劳动达数月。半个月后，更黑暗、更残忍的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被揭发。对这一事件，曹生村的领导是迟钝的，广胜寺镇的领导是迟钝的，洪洞县的领导也是迟钝的。在这些“甩手掌柜”看来，这事就这样大可化小、小可化了了。

　　等到中央领导有了亲笔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员6月13日直抵洪洞，洪洞县的领导这才如梦初醒，确定了由一个副书记办理此案，确定了要向31名受害的农民工正式道歉，确定了由县财政拨出20万元垫付工资，还要给农民工每人发放1000元的慰问金……等等。

　　文章质问：事情早就在那里摆着，真有这般诚心，早干吗去了？而且，原先唯恐打发不走的受害农民工，需要联系的时候，却多数联系不上，尤其是遣返的智障人，更是下落不明。向谁道歉？发钱给谁？“甩手掌柜”们自讨了一个没趣。


　　文章指出，正是这种对事业无心，对法治无畏，对民生无情的“甩手掌柜”，才治下这样的一方胆敢靠残暴、残忍、残酷生财的恶土。只要为官一任者守土有责，理事有道，治民有方，黑砖窑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问世之机。黑砖窑是没有围墙的，“甩手掌柜”却可以浑然无知；生产了那么久带血的砖头，“甩手掌柜”却可以俨然没事；受害者是被劳务仲介拐卖的，解救时遭遇过当地警员的推诿，“甩手掌柜”却可以长期失察；令人发指的案件大白于天下了，“甩手掌柜”还想一“甩”了之……

　　要还世道一个公正，要还人间一个正义，要铲除一切类似山西黑砖窑这等现代奴隶制的土壤，就须问责一切这样的“甩手掌柜”！

　　童奴事件，能否推动中国法治车轮

　　《北京青年报》发表舒圣祥的文章发问：童奴事件能否推动中国笨重的法治车轮。文章说，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悲惨世界”在“世界无童工日”（6月12日）左右被媒体披露，也许纯粹是一个巧合，却“巧合”得让人如此心痛。

　　文章指出，解救那些可怜的孩子，给他们应得的赔偿；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追究他们责任，这些当然是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公众必须看到乌纱帽落地，必须看到有人被送进监牢，必须看到法律作用在每一个罪犯身上的正义。但是，仅仅有这些就够了吗？

　　毋庸讳言，山西黑砖窑案注定会和孙志刚案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的奇耻大辱。后者稍许让人欣慰的是，它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血的代价总算换来了法治车轮的进步；那么山西黑砖窑案呢？不可谓不残忍至极的这一血泪事件，能给中国法治进步带来什么？它能推动笨重的法治车轮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前进吗？

　　所有的民工故事都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当《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被人当奴隶一样买卖，而且早已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劳动法》的保护力度是否太弱，对执行《劳动法》的部门责任是否规定的太少太轻？当一部法律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那么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

　　文章又说，山西黑砖窑案还揭露了一个可怕的执法现象：本地执法部门只保护本地人利益。比如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比如当地员警，在面对不远万里赶来的孩子父母时，是无比冷漠的，甚至奉劝他们“应该回河南报案”。以至于河南省警方只有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其督促山西警方采取解救行动。显然，执法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广泛存在的，这不仅大大削弱了整体的执法力度，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执法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