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问世间,酒是何物,直教人难舍难弃——八八史上的酒人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6:19:08
作者:东南一箫

  历史上喝酒的冠军是谁?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喝酒巨量的人和事,读来令人胡天胡帝,不知高低。
  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有一个小统计:
  汉朝的司法部长于定国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
  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
  汉朝的卢植有一石的酒量。
  魏晋刘伶的酒量是一石五斗。
  还有北史记载:有个叫柳謇的人,也能喝一石。
  ……
  这里的酒量记录,显然是以一天里面喝而不醉为前提的。假如喝了醉,醉了喝,象李白自诩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那样,就无法计算,而且还将增加无数的记录。
  比如东汉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蔡邕先生,据说也能喝一石,不过他老先生常常喝醉,而且常常醉倒在路上“呼呼”大睡,古人有教养,送他个雅号叫“醉龙”(古人确实有教养,象这种现象,被今天的人看到,说一声“醉鬼”已经是客气的了;若是醉倒在雨后的泥泞地里,肯定被叫做“醉泥鳅”而决不会名之高贵的“龙”的)。赵崇绚先生没把此类人算进去显然是对的。
  但赵崇绚先生还是细中有粗,没有剔除著名的刘伶。
  刘伶先生是历史上著名的酒鬼,大约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他一天到晚喝着酒游山玩水,后面还跟一个背着铲子的小仆人,他常跟这小仆人说:叫你拿铲子的目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一死,你就随地挖坑把我埋了!
  刘伶先生还写过著名的《酒德颂》,在文章里自诩:“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呵呵,停的时候也喝酒,动的时候也喝酒,除了酒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关心,真正是的而且确的酒鬼自画像啊。
  但刘伶先生只是名声在外,酒量其实并不怎么样,至多也就是如蔡邕先生一般,常常要醉倒的——这可并非在下污蔑刘伶先生,而是有史料为证的:
  《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嗜酒成性,常常向老婆讨酒喝(当然肯定是老婆采取强制手段,限制他喝酒了)。他老婆倒掉酒,毁坏酒器,流着泪对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我可不想过早的做寡妇,你一定要把酒戒掉啊!
  刘先生假装楞一下,说:老婆啊,你说的太对了。但我自己戒不了啊。这样吧,我如果在神鬼面前发誓戒酒,就一定能戒了。你快准备好酒和肉,让我向神鬼发誓吧。
  于是刘先生的老婆拿来酒肉,放于神案前,叫刘伶去发誓。
  刘伶暗暗诡笑,去跪下祷告道:老天爷啊,我刘伶生下来就是以酒为命的啊。我一次喝一斛,五斗除酒病。我怎么能听这女人的话啊!说完,刘伶拿过酒就喝,不一会儿就醉倒了。
  这则记载,一般都把它当作刘伶嗜酒成性、用手段骗过老婆的笑话来读,确实也是如此。但最后一句话,却暴露了刘伶的酒量并不怎么样——想想看,家里的酒已经被老婆倒光了,此番只能临时去买,或者向邻居借了。临时去买或借,当然不会太多。何况放在神案上,能有多少,最多二、三斤一壶也就差不多了。可就是这区区几斤酒,刘伶先生竟然很快喝醉了,可见他的酒量如何了。
  所以刘伶先生也是排不进喝酒冠军pk台的。
  尽管剔除了许多人,剩下的人的酒量,从字面上看仍然是惊人的:
  斛,是一个量具单位,在宋朝以前其容量是十斗(宋以后改为五斗了)。一斗十斤,所以郑康成先生的酒量达到一百斤。而石,作为量具单位时,十斗为石,其容量也是一百斤。也就是说,卢植和柳謇先生酒量也都达一百斤。如此一来,似乎这三人的酒量是并列的。
  一百斤啊,已经了不起了,但与于定国一比就是小儿科了,因为——
  于定国部长可喝数石而不醉!所谓数石,最小也是三石吧。也就是说,于部长的酒量达到惊人的三百斤!
  不光如此,据说于部长不喝酒时还有点糊涂,喝了酒反而头脑清醒,断案更明智,所谓“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
  一天只有24小时,就是于部长24小时全都喝,每小时也得往肚子里灌十多斤物质啊——他的肚子受得了吗,他的神经受得了吗,他的肝脏受得了吗,他的膀胱受得了吗?不光受得了,反而更聪明,可能吗?
  古人早就提出了疑问,但没有必要和理由认为更古的人是在故意欺骗后代吧,于是人们认为是古今度量衡不同而引起的误读。
  宋人叶适在《石林笔记》里写道:汉朝的一石,只相当于宋朝的19斤多一点。
  更有名的沈括先生则在《梦溪笔谈》里写道:秦、汉时的六斗只等于宋朝的一斗八升不到一点,三斤只相当宋朝的十三两,一石则只有三十二斤。
  叶适先生恐怕在科学方面是不能与沈括先生相比的,而沈括先生此举又是皇帝委托他进行的,如果一个不慎,被人辩驳,沈括先生将犯下欺君大罪。所以沈括先生的论证必然是极为精细而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应该认为沈括的话是正确的。
  一石只有三十二斤,如此算来,于定国的酒量不过是百把斤左右,和郑康成差不多,其余二位则远远不如了。但在下计算于定国的量是以“数石”的下限即三石为据的,假如他非下限,如四石,既可达130斤左右,则远超郑康成了。
  古往今来,再没有饮酒之量超过于定国的,所以直到明朝,有位谢谢肇浙先生写《五杂俎》时,仍然将于定国定为饮酒冠军。
  如此说来,古人喝酒的冠军应该是于定国了?
  非也,非也!正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古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孔子孔老夫子,他能喝二百斤酒,那才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喝酒冠军哪!
  
  作者:东南一箫

  历史上喝酒的冠军是谁?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喝酒巨量的人和事,读来令人胡天胡帝,不知高低。
  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有一个小统计:
  汉朝的司法部长于定国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
  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
  汉朝的卢植有一石的酒量。
  魏晋刘伶的酒量是一石五斗。
  还有北史记载:有个叫柳謇的人,也能喝一石。
  ……
  这里的酒量记录,显然是以一天里面喝而不醉为前提的。假如喝了醉,醉了喝,象李白自诩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那样,就无法计算,而且还将增加无数的记录。
  比如东汉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蔡邕先生,据说也能喝一石,不过他老先生常常喝醉,而且常常醉倒在路上“呼呼”大睡,古人有教养,送他个雅号叫“醉龙”(古人确实有教养,象这种现象,被今天的人看到,说一声“醉鬼”已经是客气的了;若是醉倒在雨后的泥泞地里,肯定被叫做“醉泥鳅”而决不会名之高贵的“龙”的)。赵崇绚先生没把此类人算进去显然是对的。
  但赵崇绚先生还是细中有粗,没有剔除著名的刘伶。
  刘伶先生是历史上著名的酒鬼,大约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他一天到晚喝着酒游山玩水,后面还跟一个背着铲子的小仆人,他常跟这小仆人说:叫你拿铲子的目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一死,你就随地挖坑把我埋了!
  刘伶先生还写过著名的《酒德颂》,在文章里自诩:“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呵呵,停的时候也喝酒,动的时候也喝酒,除了酒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关心,真正是的而且确的酒鬼自画像啊。
  但刘伶先生只是名声在外,酒量其实并不怎么样,至多也就是如蔡邕先生一般,常常要醉倒的——这可并非在下污蔑刘伶先生,而是有史料为证的:
  《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嗜酒成性,常常向老婆讨酒喝(当然肯定是老婆采取强制手段,限制他喝酒了)。他老婆倒掉酒,毁坏酒器,流着泪对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我可不想过早的做寡妇,你一定要把酒戒掉啊!
  刘先生假装楞一下,说:老婆啊,你说的太对了。但我自己戒不了啊。这样吧,我如果在神鬼面前发誓戒酒,就一定能戒了。你快准备好酒和肉,让我向神鬼发誓吧。
  于是刘先生的老婆拿来酒肉,放于神案前,叫刘伶去发誓。
  刘伶暗暗诡笑,去跪下祷告道:老天爷啊,我刘伶生下来就是以酒为命的啊。我一次喝一斛,五斗除酒病。我怎么能听这女人的话啊!说完,刘伶拿过酒就喝,不一会儿就醉倒了。
  这则记载,一般都把它当作刘伶嗜酒成性、用手段骗过老婆的笑话来读,确实也是如此。但最后一句话,却暴露了刘伶的酒量并不怎么样——想想看,家里的酒已经被老婆倒光了,此番只能临时去买,或者向邻居借了。临时去买或借,当然不会太多。何况放在神案上,能有多少,最多二、三斤一壶也就差不多了。可就是这区区几斤酒,刘伶先生竟然很快喝醉了,可见他的酒量如何了。
  所以刘伶先生也是排不进喝酒冠军pk台的。
  尽管剔除了许多人,剩下的人的酒量,从字面上看仍然是惊人的:
  斛,是一个量具单位,在宋朝以前其容量是十斗(宋以后改为五斗了)。一斗十斤,所以郑康成先生的酒量达到一百斤。而石,作为量具单位时,十斗为石,其容量也是一百斤。也就是说,卢植和柳謇先生酒量也都达一百斤。如此一来,似乎这三人的酒量是并列的。
  一百斤啊,已经了不起了,但与于定国一比就是小儿科了,因为——
  于定国部长可喝数石而不醉!所谓数石,最小也是三石吧。也就是说,于部长的酒量达到惊人的三百斤!
  不光如此,据说于部长不喝酒时还有点糊涂,喝了酒反而头脑清醒,断案更明智,所谓“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
  一天只有24小时,就是于部长24小时全都喝,每小时也得往肚子里灌十多斤物质啊——他的肚子受得了吗,他的神经受得了吗,他的肝脏受得了吗,他的膀胱受得了吗?不光受得了,反而更聪明,可能吗?
  古人早就提出了疑问,但没有必要和理由认为更古的人是在故意欺骗后代吧,于是人们认为是古今度量衡不同而引起的误读。
  宋人叶适在《石林笔记》里写道:汉朝的一石,只相当于宋朝的19斤多一点。
  更有名的沈括先生则在《梦溪笔谈》里写道:秦、汉时的六斗只等于宋朝的一斗八升不到一点,三斤只相当宋朝的十三两,一石则只有三十二斤。
  叶适先生恐怕在科学方面是不能与沈括先生相比的,而沈括先生此举又是皇帝委托他进行的,如果一个不慎,被人辩驳,沈括先生将犯下欺君大罪。所以沈括先生的论证必然是极为精细而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应该认为沈括的话是正确的。
  一石只有三十二斤,如此算来,于定国的酒量不过是百把斤左右,和郑康成差不多,其余二位则远远不如了。但在下计算于定国的量是以“数石”的下限即三石为据的,假如他非下限,如四石,既可达130斤左右,则远超郑康成了。
  古往今来,再没有饮酒之量超过于定国的,所以直到明朝,有位谢谢肇浙先生写《五杂俎》时,仍然将于定国定为饮酒冠军。
  如此说来,古人喝酒的冠军应该是于定国了?
  非也,非也!正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古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孔子孔老夫子,他能喝二百斤酒,那才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喝酒冠军哪!
  
孔老夫子才是真正的喝酒冠军
  
  如今可以看到的最早说孔老夫子酒量达二百斤的,并非别人,乃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名鼎鼎的孔融先生。

  孔融,字文举,因当过北海市长,又称孔北海。孔融自小博学多识,聪慧异常,三岁时就因让梨给gg而为人称道,十岁时更闹出一桩大事,从而名动天下——当时首都市长是著名文士李膺,李先生眼高于顶,不将一般人放在眼里,告诉门人:除了当世名人和通家好友,其他人一律不见,你们连通报都不要给他们通报。十岁的孔融却偏偏要见他,就到李府,对门人说:偶是李先生的通家子弟,快去通报。李膺见是个不认识的孩子,就问:你家祖上何人与我李家有旧啊?孔融道:我家先君孔子与你家先君老子曾是师友关系,我们岂不是有几百年的通家历史了么!当时座中多少名士高官,听了无不称赞这孩子聪明有文化。偏偏有一人不以为然,说:小时候聪明的人,大起来未必能干。孔融立刻说道:如此说来,先生你小时候一定非常聪明了(所以你现在才这么笨啊)!说得那人一楞一楞的,又不敢当场打小孩,大约只能忽然晕倒了。


  孔融在著名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里写道:“尧不千锺,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也就是说:尧的酒量能喝一千杯,而孔子的酒量达到一百觚。觚,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容量为两升。这升不是1000克的公升,而是我国500克的市升,也就是市斤。就是市斤,孔子的酒量也达到惊人的200斤。远远超过了于定国和郑康成。

  这话可信么?
  尧千锺的说法肯定是不可信的,因为尧时,中国人还不会造酒,至多也就是能发现一些天然形成的酒,数量是极少的,决不能供一个人(哪怕此人是伟大领袖)一次喝千杯。此说很有可能是后世的好事好酒之徒,为提高领袖的光辉形象,也为自己的好酒脸上涂金而杜撰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尧先生经常喝所谓的“玄酒”而流传下来的。

  但孔百觚的说法就并非无稽之谈了,这不光是因为孔融是孔子的直系后代,吾国向来以孝治国,崇拜祖宗,普通人尚且如此,作为一个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孔融更不可能给经过几百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风吹拂而声望日隆将成圣人的自己老祖宗的脸上泼污水(圣人而迹近酒徒,岂非于圣迹有亏)。而且还因为:

  1、孔子的身体长大,而且力大无比。《史记》载: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这个尺寸依照沈括先生考据出来的古今尺寸之比,换算成今天的公制依然达海拔2•21米(比姚明还长耶)!另有多种史籍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与邑人争门,举关决植。”(2)呵呵呵呵,我们小时看《说唐》,看到天下第四条好汉雄阔海在敌人关下城门意图关门打狗的紧急关头,力举千斤闸,救出天下英雄,看得人血脉偾张,没想到真正能如此做到的乃是心目中文质彬彬的孔老夫子啊!孔夫子如此长大且力大,显然须有极大的胃口以补充能量,客观上就具备了好酒量的条件。

  2、孔子自己也说过:“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前一句是说:只有酒我是可以无限制的饮,而不至于醉的。大多数解读者都认为孔子此话是在告诫弟子:喝酒要有节制,不要喝醉了,并以此作为儒家的“饮须有礼”的证据之一。其实这也是如因为“圣人不能迹近酒徒”故而从不提孔子喝酒海量般的为孔子讳和辩护罢了。因为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等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孔老先生不可能要求自己的学生都有如此高的餐饮水平(何况其中还有类似颜回那样的穷困学生),更不可能要求学生也不吃买来的酒和肉。所以,显然这句话和其他几句一样,也是孔子在说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偏好,应该解为夫子自况。后一句也是在沾沾自喜:喝酒而不醉,于我一点都不难啊。


  3、同时代还有不少相似言论可与孔融相证,如王肃编的《孔丛子》一书也说到“尧舜千锺,孔子百觚”。又如三国时吴国后主孙皓有一次与中书令张尚饮酒,喝到醉醺醺时,孙皓问张尚:我的酒量可以与谁相比?张尚道:陛下真有百觚之量啊。孙皓虽是暴君,却是有文化的暴君(有文化的暴君往往比没文化的暴君更可怕)竟因此怒道:你拿我比孔子啊,你明明晓得孔子没有当过帝王,如此比喻,是想让我也当不成帝王啊!张尚先生竟为这样一句话而被下放去做造船工人,最后还送了命。(3)


  所以,孔子先生的酒量肯定是大的,200斤可能是个约数,但他酒量极大而且从来没有喝醉过,应该是不争的事情。“孔百觚”的说法不可能是孔融先生第一个生造出来的,在秦汉时肯定广泛流传。只是因为汉代开始,孔老夫子有了圣人的崇高身份,后世的舆论控制者都是读书人,而中华读书人向来都是孔老夫子门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祖师爷爷是个迹近酒徒的人,谁都不愿意孔老夫子因肾(圣)亏而给江湖那些卖补肾药海狗方的人创造利润,所以谁都不提此事罢了。
  当然万物总是有例外的,还是有个别胆大者会说的,如明末清初有个叫黄周星的文化人,写了一首《楚州酒人歌》,其中有诗句如此说:

   请与酒人构一凌云烁日之高堂,
   以尧舜为酒帝,羲农为酒皇,
   淳于为酒伯,仲尼为酒王,
   陶潜李白坐两庑,
   糟粕余子蹲两旁。
   门外醉乡风拂拂,
   门内酒泉流汤汤……(4)

  呵呵呵呵,在酒圣酒仙酒徒酒鬼济济一堂酣饮猛灌的地方,孔老夫子赫然高坐,名列酒王。在那封建礼教严酷的时代,假如没有一点历史根据,黄周星先生敢如此说么!
  前面说到于定国先生酒量数石,假如我们把这个“数”再提高为六,这应该是一个上限了,32x6=192,仍然还不到孔子的200斤。
  所以,我们尊敬的孔老夫子才是历史上真正的酒量冠军。
 三、孔老夫子为何能有如此大的酒量
  
  那么,为何孔子有如此大的酒量而未酒精中毒直活到73岁呢?
  说穿了也不稀奇:一是如前面是所说:孔老先生身长个大食量也大,客观上有肠胃容量大的条件;二是即使身量不大,也可能是天赋异禀,天生就能喝而不醉,此类人当今也并不少见;三是酒量大并不代表他酗酒,能喝这么多并不表示天天喝这么多;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酒酒精含量都极低,而鲁国的酒含量尤其低得好笑。

  我国宋朝以前的酒都是酒精度很低的米酒和果酒,大约和如今的啤酒差不多,所以古人常见有惊人的成石成斗的酒量。而据记载,春秋时鲁国做的酒,不知什么原因,比其他地方更淡(君子之交淡如水,鲁国人发明了这句话,大约认为君子之酒也应该淡如水吧),以至于历史上竟因为鲁酒薄而引起过战争:

  《庄子》里有一句话说:“鲁酒薄而邯郸围”。鲁酒薄和赵国的首都邯郸被包围有什么关系呢?邯郸被包围当然不会是如今热门的玄幻小说《诛仙》里写的兽妖来进攻青云山,而应该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这战争是因酒而引起的。

  大约这场战争知名度不高,或者知道它是因为酒而引起的人不多,所以只有《庄子》里讲了这件事情。但庄子先生似乎没必要生造此事,所以后人解释说:

  有一次楚王大会诸侯,鲁国和赵国都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国的官员就要赵国再多拿点美酒出来。没想到赵国的官员不知是没多带还是本国本来就没有多少,竟不肯再给。楚国的官员恼怒之下,竟将鲁国的薄酒说成是赵国的酒,给楚王喝(看看这些高级公务员的嘴脸吧:索贿不成,竟然随意污蔑人!)。楚王以前肯定喝过赵国的美酒,这回一喝,竟然毫无酒味,和以前喝过的大不相同。楚王立刻大怒:你小小赵国美酒不献献差酒,明明看不起偶也!于是楚国发兵直扑邯郸,将邯郸围得铁桶不漏。这场战争是以赵国献酒结束还是其他原因结束就不得而知了。


  但楚国离赵国很远,似乎历史上也没有楚国的兵马到过邯郸的记录,故此又有一种解释是:鲁国献的酒确实很薄,楚宣王很不高兴,当场责问鲁恭公。鲁恭公想不到酒薄都会惹恼人,俺们君子之国的酒从来就是如此的,岂是你们野蛮人所能知晓的!莫非你恼俺不会恼么!于是鲁恭公也懊恼了一回,并且不辞而别,顾自打道回国。于是楚王发怒了,就联合了齐国一起去攻打鲁国。当时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梁国的梁惠王一直不满赵国,早想攻打赵国,却因为楚赵结盟,只怕楚国救赵而不敢打。这时见楚国攻鲁,显然一时没有精力管其他事,就大举出兵攻赵并包围了邯郸。

  不管这事情起因和结局如何,鲁国的酒度数很低显然是出了名的。后人庾信在著名的《哀江南赋》里还写道:“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四面楚歌,自然令项羽只有哀伤和恐惧,哪里还乐得起来。从来说的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著名的解忧之物,而鲁酒却连解忧的作用都起不到,可见度数之低了。白居易有诗曰:“鲁酒薄如水,邯郸开战场”,更把这山东酒贬得厉害,大约这鲁酒连如今的香槟酒都不如吧?


  如此的低度酒,碰上天生好酒量的孔老先生,慢慢地喝它个一、二百斤而不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如果孔老夫子去喝赵国(孔子时,三家还未分晋,也许说赵地更妥当)的酒,就肯定喝不了这么多了。故此,孔老夫子一生周游列国,齐、陈、蔡、卫、宋、楚,等等都去过,却就是没去过赵地。有一次,他已经走在去赵地的路上了,到了黄河边,看着滚滚黄河水,却忽然叹道:啊,波涛滚滚、宽阔美丽的黄河啊,我孔丘今天不能渡过去,真正命中所定啊!于是掉头而回。弟子们不解,问他为何忽然改变主意,孔老夫子随便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过去(《史记•孔子世家》的原文是:孔子既不得用于韂,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其实依在下看来,真正的原因,是他忽然想起此事,怕去了赵地,喝不了那么多的烈性酒,喝酒冠军的称号被人夺走耶!
  不管酒的厚薄如何,孔老先生终究在喝酒的数量上远超侪辈,戴定了从古至今喝酒冠军的桂冠。
  孔老夫子成为饮酒pk王,于圣德有亏乎?
  我看这完全是多此一虑。首先他并不酗酒,并不倚酒做坏事;其次,他的著述工作、教育工作、游说列国工作都未受到影响,说不定如于定国先生一样,反而取得更大成绩,又何亏之有哉!
 四、有关酒量的其他事情
  
  关于古人酒量的问题,始终是有心人关心的事,沈括的解释是一种,其他还有一种解释是:斗,并非仅指量具能容10斤的斗,而本身是一种类似酒杯的酒具,或者是酒杯的一种泛指。《诗经》有句曰:“酌以大斗”,意思就是倒上一大杯酒。

  由于两个斗字相同,后来人就将作为酒杯的“斗”混同于作为容器的“斗”了,既然容器的斗能容10斤,那么10斗自然就是一石100斤了。所以,所谓能喝10斗一石酒的人,其实不过是喝了十大杯。这杯再大,大约也不过和孔老夫子用的觚差不多吧,一斗二斤,那么所谓的一石也不过二十斤而已。

  这也是一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显然有不少情况是由于这种误读引起的。
  但如果全部将斗解释为杯,却又将引起许多混乱。比如杜甫先生的著名诗句:李白一斗诗百篇(许多引文都写的是“李白斗酒诗百篇”,其实应该是“一斗诗百篇”),是讲酒是触发李白诗兴的媒介,酒喝得多,诗的产量也高。假如这里的斗也解为杯,李白喝一杯酒就能产生大量诗歌,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也是对李白先生酒量的低贬吧。


  类似的还有:三国曹植有诗曰:“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后来唐朝的王维也有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如果按普通量具的斗来计算,斗酒十千,则一、二斤酒的价格竟然贵至一千钱。如果说曹植处于三国战乱时代,其父还一度禁过酒,酒少人多,这个价格虽然离谱但多少还有点道理,那么,唐朝和平时期的酒不可能这么贵吧!这还是把斗当斗(十斤)来算的,如果把这“斗”解释为杯,一杯酒竟然要一万钱,那就更是不可思议了。莫非这新丰美酒真是玉皇大帝的琼浆玉液么?
  所以这种说法只能录以存疑了。

  宋朝人喜欢喝茶,虽然也喝酒,但非常讲究儒雅,讲究适可而止,所以宋朝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饮酒海量的记录。张耒的《明道杂志》说到这一情况:“平生饮徒,大抵只能饮五升以上,未有至斗者。唯刘仲平学士、杨器之朝奉能大杯满爵,然不过六、七升醉矣。”欧阳修先生自号“醉翁”,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稍饮即醉,令人搞不清楚他究竟是醉于酒还是醉于美丽景色。

  到了明朝,忽然又有大酒量的记录了。谢肇浙先生在《五杂俎》里提到好几个人都有惊人的酒量。其中最惊人的是一个叫冯衍的大司成(大司成是汉朝的称呼,后世改称国子监祭酒)。文中说:
  
  冯司成放春榜,每进士陪一杯,遂迄三百杯。兴未尽,复于中择善饮者五人,与立酬酢,又百余爵。五人皆踉跄不醒,而冯无恙。
  
  这冯衍先生真正了不得,琼林宴上陪新科进士喝酒,竟能一饮三百杯,不但无事,还要再挑酒量大的五个人,再喝一百杯。人家全部醉翻了,他还笑嘻嘻的安然无事。真可称是喝遍天下无敌手了。
  这四百杯如果一杯一斤,就是400斤啊,远远超过孔老夫子,更别说于定国等人了。但谢肇浙并没把冯衍定为喝酒冠军,相反,似乎仍然认为于定国先生乃古今冠军(孔老夫子的事他当然当作没看过不知道)。看来,只能认为冯衍先生用的酒杯非常小,大约那杯如同当今用来喝白酒的小酒盅,每杯只有一两吧。(宋元以往,随着酒精含量的不断提高,酒杯的容量有明显缩小趋向。元末著名的杨铁崖先生,开创了一个著名的荒唐记录:用小脚女人的鞋子盛酒杯而喝酒。三寸金莲后面的空处能有多大,能装下多大的酒杯?)但就是每杯一两,冯先生喝的也多达40余斤了!

  关于明朝人的酒量,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

  曾棨,是明朝永乐二年的状元。据说他文才极好,为文如泉涌,皇帝招他当场作文,写个一、二万字不用打草稿。他曾任《永乐大典》的副总裁,入值文渊阁。他不光文才好,而且酒量特海,没人说得清楚他究竟能喝多少。有一次,著名的越战英雄英国公张辅想测试一下他的确切酒量,就悄悄地派人量了曾棨的胸腹大小,然后依样做了一个空心的俑,放在厅后的角落里。然后请曾棨先生来府饮酒,又叫家中仆人盯着曾棨,曾棨喝一杯,就用同样大小的杯子往俑里倒一杯。

  如此这般,曾棨一杯一杯的喝,仆人一杯一杯的倒。一天下来,俑里的液体已经溢出来了,曾棨先生仍然在喝。于是又拿了一只瓮,再倒进去。直到瓮里也满出来了,曾棨仍然若无其事。不过此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曾棨先生知书识礼,告别回去。张辅先生是厚道人,怕曾棨路上就支持不住醉翻在地,特意备了车马派人送他回去。并交代派去的人,如果曾棨醉了,定要好好照拂,安全送到。

  没想到曾棨先生一点事情没有,好好地回到了家。一到家,就叫仆人赶快拿酒菜出来,招待送来的人。曾棨先生自己也拿了杯子,陪他再喝,并且拼命劝酒。结果送来的那人不胜酒力,很快喝醉,曾棨先生却仍然一点事情没有。叫人送了送来的人回去后,曾棨先生方安然就寝。(5)
  张辅先生真正有心人哪,如此计算出来的酒量大约有多少呢——一肚一瓮,大约至少也有三、五十斤吧。

  清朝也有酒量惊人的记录:有个叫吴文溥的人写了一本《南野堂笔记》,其中写到他的父亲,能够豪饮数斗而不醉。(6)
  明清时候,酒里的酒精含量显然已经比唐宋以前高得多多了,但仍然有人能够喝到几十斤,看来吾国自古以来,喝酒英雄真是不少啊。
五、酒量是个变数,依情景不同而不同
  
  关于酒量是个变数而非常数的事,《史记•滑稽列传》上有个著名的例子:
  公元前349年,楚国突然发大兵侵略齐国。齐国一面抵抗,一面派著名的外交家淳于髡紧急赶赴赵国请求支援。齐威王交淳于髡带去的礼物是黄金一百斤,马车十辆。淳于髡笑道:大王你真正寒酸啊,求人出兵是件大事,这点儿东东能办啥啊!
  于是齐威王拿出黄金二万四千两,高级白璧十双,马车一百辆交淳于髡带去。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赵国收到这份厚礼,马上派出精兵十万,战车千辆,前来抗楚援齐。楚王一听,自知不敌,赶紧退兵了事。
  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齐威王高兴啊,马上置酒後宫,犒赏厥功巨伟的淳于髡先生。
  君臣喝酒喝到醉醺醺之际,齐威王问道:“淳于先生,听说你很会喝酒啊,那么到底你能喝多少才会醉呢?”
  淳于髡道:“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齐威王呵呵笑道:“先生既然饮一斗就醉,怎能饮一石呢!这不是很矛盾么,能说出个道理来么?”
  淳于髡道:“大王你真要偶说呀,那偶就慢慢喝,慢慢讲喽。”
  于是淳于髡说出中国酒史上一段著名的高论:
  
  “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卷韝鞠卺,待酒於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後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
  
  呵呵,在君主面前喝法酒时,一斗就醉;在长辈前面喝时,二斗而已;若老友相逢,回首青春,就能喝上个五、六斗了;若是良辰美景之下,mm丛杂之时,则能喝上十大斗了! 真正男女搭配,喝酒不醉啊。
  不同的情境之下,酒量能有十倍之差,虽然司马迁认为淳于先生这样说是故意夸大其词,是用来讽谏齐威王不要过量饮酒的。其实这段言论跨越千年,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因为它非常符合近代心理学说——人在激动(或者慌乱)的状态下,身体和神经系统的细胞都被充分激活和唤醒了。
  就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早有“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逢知己千杯少”“白日放歌须纵酒”等等俗语和诗句,说的都是遇到高兴或兴奋的事,人们能做出平时难以做到的事,能喝下平时难以喝下的酒。
  现代不少也有确凿的事例证明这一论断,最著名的就是:三十年前,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遍神州大地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时当金秋,各地的螃蟹被卖到断档,酒店也卖到无货。多少平时酒量一般般的人,这时都酣饮痛醉;多少平时不喝酒的人,这时也拿起了酒杯——多年来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的恶棍们终于落到了应有的下场,人们纷纷以加倍的喝酒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而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的《祝酒歌》更是伴随着那时少有的几台收音机和众多的高音喇叭传入人们耳朵,助长着人们的酒兴: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酒满幸福堆。
  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在下知道:一位倍受四人帮折磨的老前辈,平时只能喝两瓶啤酒,那晚竟然买了两瓶茅台,一顿喝完!尽管当晚他因脑溢血而去世,但那是心情舒畅的逝,是吐完胸中浊气的去,他并不会为此而后悔。据说那段时间如此而去世的人还不在少数呢。
  淳于髡先生以他的酒量和这段著名言论,而被后世的黄周星先生排名为酒伯,也并非是虚夸之言啊。
  明白了酒量因为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道理,我们也许更能理解古人酒量巨大的原因。就拿孔老夫子来说,他显然不可能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周游岁月里喝下那么多的酒,也不可能在愁叹“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心境下喝这么多酒。而很可能是在当上了大司寇的那一天,或者是在三月春光美好的日子里,脱下笨厚的冬装,穿上轻雅的春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在如此的日子里,感到人生美好,心旷神怡,从而创下酒量记录的。如此的日子,在孔老夫子的岁月中,并没有多少,责备他喝酒太多而圣迹有亏的人,真正太不懂世事了!
  宋人有词云:
  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
  好友相聚,精英荟萃,美酒对月,丝竹清风,长夜欢饮而不知东方之既白,咏的大约也正是如此意境。
  历史上有一个酒量变化的另类例子,十分有趣,在下将之录于此文,以与诸位共享吾国历史之奇丽:
  宋朝有个著名武将叫王审琦,他年轻时就与赵匡胤一起效力于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入宋后,官至节度使兼同平章事。《宋史》说他:“重厚有方略,尤善骑射。”
  这王大将军虽是武人,却是向来不会喝酒的。宋太祖赵匡胤常常为此而遗憾。有一次,赵匡胤招他喝酒,赵匡胤喝得醉醺醺,王审琦依然滴酒不沾。赵匡胤自己是个好酒之人,好酒之人与不喝酒的人一起喝酒,就如喜欢说话的人与闷葫芦在一起谈天,好不自在!于是赵匡胤举起酒杯向天祷祝道:“老天爷啊,酒,乃是你赐给我们的美好东东;王审琦,乃是我布衣时就交下的好朋友。如今天下太平,我正要和他共享富贵,你为何要那么小气,让他连酒都喝不来啊!”
  祝完,赵匡胤对王审琦说:“好了,老天爷一定听了我的话,赐你酒量。快试试喝喝看,别害怕。”
  王审琦听了,果然连喝十杯而无事。从此之后,王大将军只要陪赵匡胤喝酒就能够喝不少。但奇怪的是:他回家想喝就要难受,如果强喝下去往往会生病。所以,王大将军在宫中酒量不错,回家后竟又滴酒不饮(不是不想喝,而是不能喝),真正应了一句后话: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7)
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做部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