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诬陷贺龙阴谋夺权 毛泽东：不保了

　　吴法宪（1915年－2004年10月17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要成员之一，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他在监狱里交待了很多问题。马克昌所著的《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对这段历史有记载。


　　1980年11月16日，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到秦城监狱会见吴法宪，律师的目的是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


　　起诉书第十三条指控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
   
　　吴法宪说：“1966年8月，林彪找我汇报。他说你们的会，贺龙插了手。我说空军中傅传作到贺龙那里去，说吴法宪领导不了空军。贺龙说那你就领导。林彪说你看，这是贺龙要夺你的权。我写了报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指挥空军党委。”
   
　　贺龙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最后含冤去世。当代中国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贺龙传》，对这段史实作了详尽的披露。


贺龙知道林彪的心病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贺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

　　中共建政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地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此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人参加外事活动，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同意。于是他们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人员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部门，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董必武为此事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她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得拉不动，用了很大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

　　但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但贺龙与林彪话不投机，这次谈话也没有什么结果。



周恩来：“我也是保你的”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请贺龙到前面就座，他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

　　12月26日，周恩来劝贺龙搬到新六所去住，到新六所没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

　　1967年1月19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林彪江青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称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称贺龙搞“二月兵变”，指使群众成立“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称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员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

　　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表示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毛泽东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非常气愤，他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贺龙还不知道，毛泽东已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贺龙逝世。吴法宪（1915年－2004年10月17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要成员之一，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他在监狱里交待了很多问题。马克昌所著的《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对这段历史有记载。


　　1980年11月16日，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到秦城监狱会见吴法宪，律师的目的是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


　　起诉书第十三条指控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
   
　　吴法宪说：“1966年8月，林彪找我汇报。他说你们的会，贺龙插了手。我说空军中傅传作到贺龙那里去，说吴法宪领导不了空军。贺龙说那你就领导。林彪说你看，这是贺龙要夺你的权。我写了报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指挥空军党委。”
   
　　贺龙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最后含冤去世。当代中国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贺龙传》，对这段史实作了详尽的披露。


贺龙知道林彪的心病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贺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

　　中共建政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地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此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人参加外事活动，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同意。于是他们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人员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部门，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董必武为此事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她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得拉不动，用了很大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

　　但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但贺龙与林彪话不投机，这次谈话也没有什么结果。



周恩来：“我也是保你的”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请贺龙到前面就座，他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

　　12月26日，周恩来劝贺龙搬到新六所去住，到新六所没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

　　1967年1月19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林彪江青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称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称贺龙搞“二月兵变”，指使群众成立“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称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员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

　　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表示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毛泽东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非常气愤，他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贺龙还不知道，毛泽东已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贺龙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