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立三路线”后的李立三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0:14:25
到苏联“学习”和“改造”
1930年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免去了他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共产国际出于对李立三“对抗”共产国际(他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愤怒，不满瞿秋白、周恩来对李立三所持的“保护态度”(保留其为政治局委员)，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来信说共产国际和立三同志意见分歧的实质，是“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对立着”。来信还指责李立三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信还间接指责中共党的三中全会，没有真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这封来信10月从莫斯科发出，中共中央11月16日才收到。而王明等人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早已知道了信的内容。他们联名写信给政治局，并发表攻击文章，对党中央施加压力。党中央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于11月发出了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2月发出了第96号通告，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再也不能把李立三留在国内了，只能派他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李立三已经明白自己惹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极大恶感，行前他对家事作了诀别性的安排。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这时也在从事地下工作，她带着两个女儿，大的两岁，小的刚满一岁，腹中还怀着即将出世的第三个孩子。为减轻妻子负担，李立三决心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送人。他走后不久，李崇善生下了第三个女孩，受李立三委托的女工果然来把女孩抱走了。之后她辗转找到长期从事工运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谢庆斋，使这个孩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1933年释放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拖着两个孩子回家乡长沙寻找生路。在窘困中遇到了进步知识分子黄希素，两人成立了新家庭。
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随即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对他进行反复的长时间的指责和批判。除了前面信中所说罪名外，还将他所说的“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指斥为“叛徒的理论”；并说李立三及中国党的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犯了左倾托洛茨基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等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等人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次又一次检讨，终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认可。但主席团的曼努依斯基依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并提出，“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不料这一留，竟留了15年！
他改用李明的名字，又起了一个亚历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了列宁学校。1931年秋末，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来到莫斯科。从此以后，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来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专门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由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解的密码回国，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重建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为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不久又被指派负责《救国时报》的编辑工作。这期间李立三还在莫斯科郊区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并具有了副教授的职称。
莫斯科的“恨”与“爱”
1936年夏天，李立三从郊区住处乘车去莫斯科上班。下车拥挤时丢了一个皮包，被车站工作人员拾到后，第二天送还了李立三。王明硬说李立三是丢失并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了严厉批评。尽管李立三再三说明皮包里没有任何文件，但王明还是向克格勃密告了他。当时的苏联正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内务部开始监视李立三的行动，这也是后来逮捕李立三的一个借口。
其实，王明打击李立三有个人报复的因素。1930年3月，王明在上海被捕，当时巡捕不知道他的身份，让他出具保人即可释放。王明立即供出中央宣传部的地址，让巡捕去那里通知“保释”，并供出了自己住的地址。这事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党中央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派出代表。于是王明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他唆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充当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两人拿着倡议书请李立三签名，李立三严辞拒绝，并进行抵制。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了。
李立三到苏联不久，就得知妻子李崇善被捕了，以后他再也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他以为妻子牺牲了。1935年李立三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李莎。李莎是俄国人，共青团员，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两人产生了感情。一次李立三问李莎：“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立三路线错误吗？”“政治报告里说过，那是一次大错误，同布哈林等人的错误差不多。”李莎回答。“我就是立三路线的负责人李立三。李明是我这次来苏联后的化名。”李立三向李莎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事：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17岁时父亲强迫的婚姻，前妻已经去世；第二次婚姻生下一个男孩，但她离开他，又同别人结婚了；第三次婚姻，因为来莫斯科长期不回，早已断了消息。李莎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还是愿意嫁给李立三。他们在1936年2月结婚，陈云、欧阳钦等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原先已经谈定让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战，但就在启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更大的灾难随即临近，1938年2月23日，苏联内务部在突然逮捕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板参三等人的同时，也逮捕了李立三。在被内务部人员拖出门时，李立三对李莎说：“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李立三在苏联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内务部人员说他是托洛茨基集团的成员，又说他是日本特务，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任务，对他实行了肉刑逼供。起初李立三严厉驳斥内务部的无稽之谈，以后因被逼，只得说自己是日本特务，任务是刺杀斯大林……。克格勃以为发现了大案，换上了大头目来审问。李立三全部翻供，并揭露了刑讯逼供的事。1946年初，李立三曾对陈云说：我在苏联监狱使用了策略，才避免再受刑讯，否则，我早就死在他们的监狱里了。
允准回国，喜极而泣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内务部。从此李立三的案子急转直下，一个月后，内务部一个将军找李立三谈话，不再提间谍之类的事情，而是拿了一个文件，说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说中国共产党“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所领导的等等。李立三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当莫斯科内务局长找李立三谈话时，李立三对他说：“我要看你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要写批驳材料。”过了两天，这个局长送来了共产国际干部部长马尔特维诺夫(内务部干部部长)提供的文件。李立三在内务部用一个星期写了一百多页的材料，批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晚上，内务部官员又把李立三叫去说：“你写的反驳书我们替你保存。今天就放你，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就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为了避免给周恩来带来麻烦，李立三没去找他。其实早在半年前周恩来就来到苏联医治臂伤，李立三出狱同周恩来的营救有很大关系。李立三出狱后，在夫人李莎协助下，用俄文写了控告马尔特维诺夫的材料。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受李立三的要求，开会讨论李立三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到会，他在马尔特维诺夫为自己辩护时两次插话，批驳马的错误论点，支持李立三。这次会后周恩来动身回国，李立三仍据理驳斥他们对中共的污蔑。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说：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通通搞清楚了，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问题还得由中国党作结论。
出狱后的李立三遇到了新的巨大困难。按苏联当时的政策，从监狱出来的人不论是否有罪一律不准留住莫斯科。李立三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因此也失去了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秘书曼努依斯基帮助下，李立三才回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在中文部搞校对。1945年6月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大会，李立三曾三次会见他。郭沫若回国前，李立三请他带两封信回国。一封是转致党中央的，他要求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另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家里的，里边附有李立三及李莎和女儿的合照。郭沫若通过周恩来找到了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家里这才知道了他的近况。
郭沫若回国后，李立三日夜盼望祖国和党的召唤，但没有任何消息。其实早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已经正式向苏共中央发去一封信，询问李立三的情况，并通知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李立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七大”选举结果，李立三当选。然而李立三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45年8月底，即中共“七大”过后三个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才把李立三找去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但为了做回国的准备，还要学习一段时间。这段“学习”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正当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苏共中央联络部打电话并派车把李立三接去，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允准回国，这使李立三“喜极而泣”。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离开妻子和女儿(李英男，1943年生)，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火车启程回国。1946年10月李莎带着女儿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和特工部部长的丈夫团聚。
李立三在解放后曾任劳动部长等职。他于196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68岁。到苏联“学习”和“改造”
1930年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免去了他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共产国际出于对李立三“对抗”共产国际(他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愤怒，不满瞿秋白、周恩来对李立三所持的“保护态度”(保留其为政治局委员)，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来信说共产国际和立三同志意见分歧的实质，是“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对立着”。来信还指责李立三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信还间接指责中共党的三中全会，没有真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这封来信10月从莫斯科发出，中共中央11月16日才收到。而王明等人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早已知道了信的内容。他们联名写信给政治局，并发表攻击文章，对党中央施加压力。党中央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于11月发出了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2月发出了第96号通告，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再也不能把李立三留在国内了，只能派他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李立三已经明白自己惹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极大恶感，行前他对家事作了诀别性的安排。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这时也在从事地下工作，她带着两个女儿，大的两岁，小的刚满一岁，腹中还怀着即将出世的第三个孩子。为减轻妻子负担，李立三决心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送人。他走后不久，李崇善生下了第三个女孩，受李立三委托的女工果然来把女孩抱走了。之后她辗转找到长期从事工运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谢庆斋，使这个孩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1933年释放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拖着两个孩子回家乡长沙寻找生路。在窘困中遇到了进步知识分子黄希素，两人成立了新家庭。
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随即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对他进行反复的长时间的指责和批判。除了前面信中所说罪名外，还将他所说的“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指斥为“叛徒的理论”；并说李立三及中国党的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犯了左倾托洛茨基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等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等人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次又一次检讨，终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认可。但主席团的曼努依斯基依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并提出，“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不料这一留，竟留了15年！
他改用李明的名字，又起了一个亚历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了列宁学校。1931年秋末，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来到莫斯科。从此以后，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来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专门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由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解的密码回国，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重建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为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不久又被指派负责《救国时报》的编辑工作。这期间李立三还在莫斯科郊区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并具有了副教授的职称。
莫斯科的“恨”与“爱”
1936年夏天，李立三从郊区住处乘车去莫斯科上班。下车拥挤时丢了一个皮包，被车站工作人员拾到后，第二天送还了李立三。王明硬说李立三是丢失并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了严厉批评。尽管李立三再三说明皮包里没有任何文件，但王明还是向克格勃密告了他。当时的苏联正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内务部开始监视李立三的行动，这也是后来逮捕李立三的一个借口。
其实，王明打击李立三有个人报复的因素。1930年3月，王明在上海被捕，当时巡捕不知道他的身份，让他出具保人即可释放。王明立即供出中央宣传部的地址，让巡捕去那里通知“保释”，并供出了自己住的地址。这事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党中央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派出代表。于是王明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他唆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充当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两人拿着倡议书请李立三签名，李立三严辞拒绝，并进行抵制。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了。
李立三到苏联不久，就得知妻子李崇善被捕了，以后他再也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他以为妻子牺牲了。1935年李立三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李莎。李莎是俄国人，共青团员，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两人产生了感情。一次李立三问李莎：“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立三路线错误吗？”“政治报告里说过，那是一次大错误，同布哈林等人的错误差不多。”李莎回答。“我就是立三路线的负责人李立三。李明是我这次来苏联后的化名。”李立三向李莎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事：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17岁时父亲强迫的婚姻，前妻已经去世；第二次婚姻生下一个男孩，但她离开他，又同别人结婚了；第三次婚姻，因为来莫斯科长期不回，早已断了消息。李莎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还是愿意嫁给李立三。他们在1936年2月结婚，陈云、欧阳钦等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原先已经谈定让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战，但就在启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更大的灾难随即临近，1938年2月23日，苏联内务部在突然逮捕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板参三等人的同时，也逮捕了李立三。在被内务部人员拖出门时，李立三对李莎说：“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李立三在苏联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内务部人员说他是托洛茨基集团的成员，又说他是日本特务，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任务，对他实行了肉刑逼供。起初李立三严厉驳斥内务部的无稽之谈，以后因被逼，只得说自己是日本特务，任务是刺杀斯大林……。克格勃以为发现了大案，换上了大头目来审问。李立三全部翻供，并揭露了刑讯逼供的事。1946年初，李立三曾对陈云说：我在苏联监狱使用了策略，才避免再受刑讯，否则，我早就死在他们的监狱里了。
允准回国，喜极而泣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内务部。从此李立三的案子急转直下，一个月后，内务部一个将军找李立三谈话，不再提间谍之类的事情，而是拿了一个文件，说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说中国共产党“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所领导的等等。李立三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当莫斯科内务局长找李立三谈话时，李立三对他说：“我要看你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要写批驳材料。”过了两天，这个局长送来了共产国际干部部长马尔特维诺夫(内务部干部部长)提供的文件。李立三在内务部用一个星期写了一百多页的材料，批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晚上，内务部官员又把李立三叫去说：“你写的反驳书我们替你保存。今天就放你，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就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为了避免给周恩来带来麻烦，李立三没去找他。其实早在半年前周恩来就来到苏联医治臂伤，李立三出狱同周恩来的营救有很大关系。李立三出狱后，在夫人李莎协助下，用俄文写了控告马尔特维诺夫的材料。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受李立三的要求，开会讨论李立三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到会，他在马尔特维诺夫为自己辩护时两次插话，批驳马的错误论点，支持李立三。这次会后周恩来动身回国，李立三仍据理驳斥他们对中共的污蔑。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说：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通通搞清楚了，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问题还得由中国党作结论。
出狱后的李立三遇到了新的巨大困难。按苏联当时的政策，从监狱出来的人不论是否有罪一律不准留住莫斯科。李立三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因此也失去了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秘书曼努依斯基帮助下，李立三才回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在中文部搞校对。1945年6月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大会，李立三曾三次会见他。郭沫若回国前，李立三请他带两封信回国。一封是转致党中央的，他要求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另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家里的，里边附有李立三及李莎和女儿的合照。郭沫若通过周恩来找到了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家里这才知道了他的近况。
郭沫若回国后，李立三日夜盼望祖国和党的召唤，但没有任何消息。其实早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已经正式向苏共中央发去一封信，询问李立三的情况，并通知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李立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七大”选举结果，李立三当选。然而李立三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45年8月底，即中共“七大”过后三个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才把李立三找去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但为了做回国的准备，还要学习一段时间。这段“学习”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正当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苏共中央联络部打电话并派车把李立三接去，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允准回国，这使李立三“喜极而泣”。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离开妻子和女儿(李英男，1943年生)，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火车启程回国。1946年10月李莎带着女儿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和特工部部长的丈夫团聚。
李立三在解放后曾任劳动部长等职。他于196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68岁。
1930年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免去了他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共产国际出于对李立三“对抗”共产国际(他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愤怒，不满瞿秋白、周恩来对李立三所持的“保护态度”(保留其为政治局委员)，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来信说共产国际和立三同志意见分歧的实质，是“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对立着”。来信还指责李立三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信还间接指责中共党的三中全会，没有真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这封来信10月从莫斯科发出，中共中央11月16日才收到。而王明等人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早已知道了信的内容。他们联名写信给政治局，并发表攻击文章，对党中央施加压力。党中央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于11月发出了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2月发出了第96号通告，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再也不能把李立三留在国内了，只能派他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李立三已经明白自己惹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极大恶感，行前他对家事作了诀别性的安排。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这时也在从事地下工作，她带着两个女儿，大的两岁，小的刚满一岁，腹中还怀着即将出世的第三个孩子。为减轻妻子负担，李立三决心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送人。他走后不久，李崇善生下了第三个女孩，受李立三委托的女工果然来把女孩抱走了。之后她辗转找到长期从事工运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谢庆斋，使这个孩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1933年释放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拖着两个孩子回家乡长沙寻找生路。在窘困中遇到了进步知识分子黄希素，两人成立了新家庭。
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随即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对他进行反复的长时间的指责和批判。除了前面信中所说罪名外，还将他所说的“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指斥为“叛徒的理论”；并说李立三及中国党的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犯了左倾托洛茨基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等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等人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次又一次检讨，终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认可。但主席团的曼努依斯基依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并提出，“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不料这一留，竟留了15年！
他改用李明的名字，又起了一个亚历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了列宁学校。1931年秋末，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来到莫斯科。从此以后，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来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专门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由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解的密码回国，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重建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为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不久又被指派负责《救国时报》的编辑工作。这期间李立三还在莫斯科郊区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并具有了副教授的职称。
莫斯科的“恨”与“爱”
1936年夏天，李立三从郊区住处乘车去莫斯科上班。下车拥挤时丢了一个皮包，被车站工作人员拾到后，第二天送还了李立三。王明硬说李立三是丢失并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了严厉批评。尽管李立三再三说明皮包里没有任何文件，但王明还是向克格勃密告了他。当时的苏联正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内务部开始监视李立三的行动，这也是后来逮捕李立三的一个借口。
其实，王明打击李立三有个人报复的因素。1930年3月，王明在上海被捕，当时巡捕不知道他的身份，让他出具保人即可释放。王明立即供出中央宣传部的地址，让巡捕去那里通知“保释”，并供出了自己住的地址。这事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党中央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派出代表。于是王明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他唆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充当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两人拿着倡议书请李立三签名，李立三严辞拒绝，并进行抵制。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了。
李立三到苏联不久，就得知妻子李崇善被捕了，以后他再也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他以为妻子牺牲了。1935年李立三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李莎。李莎是俄国人，共青团员，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两人产生了感情。一次李立三问李莎：“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立三路线错误吗？”“政治报告里说过，那是一次大错误，同布哈林等人的错误差不多。”李莎回答。“我就是立三路线的负责人李立三。李明是我这次来苏联后的化名。”李立三向李莎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事：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17岁时父亲强迫的婚姻，前妻已经去世；第二次婚姻生下一个男孩，但她离开他，又同别人结婚了；第三次婚姻，因为来莫斯科长期不回，早已断了消息。李莎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还是愿意嫁给李立三。他们在1936年2月结婚，陈云、欧阳钦等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原先已经谈定让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战，但就在启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更大的灾难随即临近，1938年2月23日，苏联内务部在突然逮捕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板参三等人的同时，也逮捕了李立三。在被内务部人员拖出门时，李立三对李莎说：“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李立三在苏联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内务部人员说他是托洛茨基集团的成员，又说他是日本特务，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任务，对他实行了肉刑逼供。起初李立三严厉驳斥内务部的无稽之谈，以后因被逼，只得说自己是日本特务，任务是刺杀斯大林……。克格勃以为发现了大案，换上了大头目来审问。李立三全部翻供，并揭露了刑讯逼供的事。1946年初，李立三曾对陈云说：我在苏联监狱使用了策略，才避免再受刑讯，否则，我早就死在他们的监狱里了。
允准回国，喜极而泣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内务部。从此李立三的案子急转直下，一个月后，内务部一个将军找李立三谈话，不再提间谍之类的事情，而是拿了一个文件，说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说中国共产党“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所领导的等等。李立三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当莫斯科内务局长找李立三谈话时，李立三对他说：“我要看你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要写批驳材料。”过了两天，这个局长送来了共产国际干部部长马尔特维诺夫(内务部干部部长)提供的文件。李立三在内务部用一个星期写了一百多页的材料，批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晚上，内务部官员又把李立三叫去说：“你写的反驳书我们替你保存。今天就放你，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就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为了避免给周恩来带来麻烦，李立三没去找他。其实早在半年前周恩来就来到苏联医治臂伤，李立三出狱同周恩来的营救有很大关系。李立三出狱后，在夫人李莎协助下，用俄文写了控告马尔特维诺夫的材料。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受李立三的要求，开会讨论李立三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到会，他在马尔特维诺夫为自己辩护时两次插话，批驳马的错误论点，支持李立三。这次会后周恩来动身回国，李立三仍据理驳斥他们对中共的污蔑。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说：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通通搞清楚了，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问题还得由中国党作结论。
出狱后的李立三遇到了新的巨大困难。按苏联当时的政策，从监狱出来的人不论是否有罪一律不准留住莫斯科。李立三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因此也失去了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秘书曼努依斯基帮助下，李立三才回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在中文部搞校对。1945年6月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大会，李立三曾三次会见他。郭沫若回国前，李立三请他带两封信回国。一封是转致党中央的，他要求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另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家里的，里边附有李立三及李莎和女儿的合照。郭沫若通过周恩来找到了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家里这才知道了他的近况。
郭沫若回国后，李立三日夜盼望祖国和党的召唤，但没有任何消息。其实早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已经正式向苏共中央发去一封信，询问李立三的情况，并通知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李立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七大”选举结果，李立三当选。然而李立三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45年8月底，即中共“七大”过后三个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才把李立三找去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但为了做回国的准备，还要学习一段时间。这段“学习”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正当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苏共中央联络部打电话并派车把李立三接去，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允准回国，这使李立三“喜极而泣”。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离开妻子和女儿(李英男，1943年生)，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火车启程回国。1946年10月李莎带着女儿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和特工部部长的丈夫团聚。
李立三在解放后曾任劳动部长等职。他于196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68岁。到苏联“学习”和“改造”
1930年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免去了他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共产国际出于对李立三“对抗”共产国际(他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愤怒，不满瞿秋白、周恩来对李立三所持的“保护态度”(保留其为政治局委员)，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来信说共产国际和立三同志意见分歧的实质，是“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对立着”。来信还指责李立三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信还间接指责中共党的三中全会，没有真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这封来信10月从莫斯科发出，中共中央11月16日才收到。而王明等人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早已知道了信的内容。他们联名写信给政治局，并发表攻击文章，对党中央施加压力。党中央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于11月发出了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2月发出了第96号通告，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再也不能把李立三留在国内了，只能派他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李立三已经明白自己惹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极大恶感，行前他对家事作了诀别性的安排。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这时也在从事地下工作，她带着两个女儿，大的两岁，小的刚满一岁，腹中还怀着即将出世的第三个孩子。为减轻妻子负担，李立三决心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送人。他走后不久，李崇善生下了第三个女孩，受李立三委托的女工果然来把女孩抱走了。之后她辗转找到长期从事工运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谢庆斋，使这个孩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1933年释放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拖着两个孩子回家乡长沙寻找生路。在窘困中遇到了进步知识分子黄希素，两人成立了新家庭。
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随即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对他进行反复的长时间的指责和批判。除了前面信中所说罪名外，还将他所说的“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指斥为“叛徒的理论”；并说李立三及中国党的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犯了左倾托洛茨基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等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等人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次又一次检讨，终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认可。但主席团的曼努依斯基依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并提出，“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不料这一留，竟留了15年！
他改用李明的名字，又起了一个亚历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了列宁学校。1931年秋末，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来到莫斯科。从此以后，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来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专门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由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解的密码回国，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重建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为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不久又被指派负责《救国时报》的编辑工作。这期间李立三还在莫斯科郊区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并具有了副教授的职称。
莫斯科的“恨”与“爱”
1936年夏天，李立三从郊区住处乘车去莫斯科上班。下车拥挤时丢了一个皮包，被车站工作人员拾到后，第二天送还了李立三。王明硬说李立三是丢失并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了严厉批评。尽管李立三再三说明皮包里没有任何文件，但王明还是向克格勃密告了他。当时的苏联正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内务部开始监视李立三的行动，这也是后来逮捕李立三的一个借口。
其实，王明打击李立三有个人报复的因素。1930年3月，王明在上海被捕，当时巡捕不知道他的身份，让他出具保人即可释放。王明立即供出中央宣传部的地址，让巡捕去那里通知“保释”，并供出了自己住的地址。这事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党中央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派出代表。于是王明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他唆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充当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两人拿着倡议书请李立三签名，李立三严辞拒绝，并进行抵制。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了。
李立三到苏联不久，就得知妻子李崇善被捕了，以后他再也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他以为妻子牺牲了。1935年李立三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李莎。李莎是俄国人，共青团员，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两人产生了感情。一次李立三问李莎：“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立三路线错误吗？”“政治报告里说过，那是一次大错误，同布哈林等人的错误差不多。”李莎回答。“我就是立三路线的负责人李立三。李明是我这次来苏联后的化名。”李立三向李莎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事：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17岁时父亲强迫的婚姻，前妻已经去世；第二次婚姻生下一个男孩，但她离开他，又同别人结婚了；第三次婚姻，因为来莫斯科长期不回，早已断了消息。李莎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还是愿意嫁给李立三。他们在1936年2月结婚，陈云、欧阳钦等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原先已经谈定让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战，但就在启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更大的灾难随即临近，1938年2月23日，苏联内务部在突然逮捕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板参三等人的同时，也逮捕了李立三。在被内务部人员拖出门时，李立三对李莎说：“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李立三在苏联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内务部人员说他是托洛茨基集团的成员，又说他是日本特务，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任务，对他实行了肉刑逼供。起初李立三严厉驳斥内务部的无稽之谈，以后因被逼，只得说自己是日本特务，任务是刺杀斯大林……。克格勃以为发现了大案，换上了大头目来审问。李立三全部翻供，并揭露了刑讯逼供的事。1946年初，李立三曾对陈云说：我在苏联监狱使用了策略，才避免再受刑讯，否则，我早就死在他们的监狱里了。
允准回国，喜极而泣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内务部。从此李立三的案子急转直下，一个月后，内务部一个将军找李立三谈话，不再提间谍之类的事情，而是拿了一个文件，说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说中国共产党“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所领导的等等。李立三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当莫斯科内务局长找李立三谈话时，李立三对他说：“我要看你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要写批驳材料。”过了两天，这个局长送来了共产国际干部部长马尔特维诺夫(内务部干部部长)提供的文件。李立三在内务部用一个星期写了一百多页的材料，批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晚上，内务部官员又把李立三叫去说：“你写的反驳书我们替你保存。今天就放你，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就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为了避免给周恩来带来麻烦，李立三没去找他。其实早在半年前周恩来就来到苏联医治臂伤，李立三出狱同周恩来的营救有很大关系。李立三出狱后，在夫人李莎协助下，用俄文写了控告马尔特维诺夫的材料。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受李立三的要求，开会讨论李立三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到会，他在马尔特维诺夫为自己辩护时两次插话，批驳马的错误论点，支持李立三。这次会后周恩来动身回国，李立三仍据理驳斥他们对中共的污蔑。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说：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通通搞清楚了，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问题还得由中国党作结论。
出狱后的李立三遇到了新的巨大困难。按苏联当时的政策，从监狱出来的人不论是否有罪一律不准留住莫斯科。李立三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因此也失去了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秘书曼努依斯基帮助下，李立三才回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在中文部搞校对。1945年6月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大会，李立三曾三次会见他。郭沫若回国前，李立三请他带两封信回国。一封是转致党中央的，他要求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另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家里的，里边附有李立三及李莎和女儿的合照。郭沫若通过周恩来找到了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家里这才知道了他的近况。
郭沫若回国后，李立三日夜盼望祖国和党的召唤，但没有任何消息。其实早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已经正式向苏共中央发去一封信，询问李立三的情况，并通知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李立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七大”选举结果，李立三当选。然而李立三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45年8月底，即中共“七大”过后三个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才把李立三找去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但为了做回国的准备，还要学习一段时间。这段“学习”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正当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苏共中央联络部打电话并派车把李立三接去，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允准回国，这使李立三“喜极而泣”。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离开妻子和女儿(李英男，1943年生)，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火车启程回国。1946年10月李莎带着女儿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和特工部部长的丈夫团聚。
李立三在解放后曾任劳动部长等职。他于196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