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称中国民主需精英平民融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55:10
2007年05月22日10:46 中国江苏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记者 邵丛 发自北京
  “我的观点还没被清楚了解。”刘熙瑞在位于北京西郊国家行政学院的办公室说,“我不是一味维护现状,反对改革。我只是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有自己的道路。”
  近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在“特别策划”栏目组织了6名学者对“中国式民主”进行探讨。其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均在显要位置刊载了该文,国内的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以及境外的媒体也迅速跟进。
  文章刊出后,各方意见随之而来,或赞或弹、或褒或贬。虽然预料到文章发表后必然会引起这些反应,但是对别人认为他不再提倡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刘熙瑞认为有详细说明之必要。
  “我是主张改革的,但要走自己的路。”刘熙瑞说。
  中国民主有存在价值
  人物周刊:您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
  刘熙瑞:就是强调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民主发展模式,它和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一回事,民主模式并不是只有西方某些国家实行的那样一种。把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的一套做法看作一切民主的标志,用它来评判所有国家的民主,凡不符合的就不是民主,这是不对的,也是不行的。
  但现实中恰恰有人在这样做,一种是西方某些学者,用他们的标准对别人指手画脚;一种是我们国内某些同志,也用这个标准来裁判自己。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民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人物周刊:那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民主模式呢?
  刘熙瑞:所谓模式,是有自己的基本框架,它与其他的民主实现形式有区别,甚至是有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而且它又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性或借鉴意义。如果没有区别,就不能分出模式;如果没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或借鉴意义,也就不叫模式。
  就像我文章中强调的,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一些基本东西,且和某些西方国家的不一样,如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等。但它在中国的存在价值却是不容否认的。至于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国情接近的发展中国家,恐怕也不能说没有启发性。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可以谈借鉴意义的问题。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突破西方某些人的线性思维和单一思维的方式。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是完全肯定中国当前在现行制度方面的全部做法。
  刘熙瑞:文章发出后,许多网站是摘要转载,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文章全文,转载时概括也不一定很准确,从而产生了我不再提倡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误解。其实,我文章是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肯定我们确立了一个自己的模式,以及这个模式的基本内容;另一个则是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包括在重要的理论上创新。当然也有切实落实的问题。
    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个模式
  人物周刊:您在文中提到,制度如果都落实好,我们国家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有内容,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但现实似乎跟这有差距。
  刘熙瑞:一个国家建立了模式与完全落实好模式并不是一回事。现实中我们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里有些不是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模式的落实问题。我们有许多干部思想中带有封建意识,对我们的模式不了解或不理解,因而在他们管理的地方或部门,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不能落实好这个模式。打个比方,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让人为非作歹,但仍有不少人干坏事,那就是法律错了吗?模式也是这个道理。肯定模式存在,并不是维护现实中很多带封建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反对因素,而不是我们模式的本身。
  人物周刊:一个模式如果落实不了,是不是模式本身有问题?
  刘熙瑞:有模式而你不按此模式操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里可能有模式超前的问题。但现实中很多问题,不是不能做到,是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制度去做、去宣传、去落实、去检查。
  人物周刊:出现这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
  刘熙瑞:我想更多是人的原因,当然具体制度也有漏洞,还需要完善和补充,但人的素质问题非常关键。比如一把手现象,党委会规定是集体领导,党委书记和别人一样,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现在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却非常突出。
  全党要加强学习,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我们这个模式。要从思想上认识它,从制度上落实它,并加强检查。西方的民主一开始也是落实不了,有反复,200多年的实践,落实了。我们今天提出制度,明天就让它落实好,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为这个把制度否定了。
  人物周刊:您提出要把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结合起来。
  刘熙瑞:这恰是中国民主模式的实质内容,我认为它必须是实现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互相结合的机制。就像我在文中说的,它以融合主义为特征,使社会的精英群体和平民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
  人物周刊:那两者应该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刘熙瑞:从根本上说,平民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基础,是第一性的。而精英的凝集汇聚、归纳概括、启发引导和升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作用,是第二性因素。没有前者,精英的作用没有基础,也没有原料和素材,它无以附着,将是空中楼阁;而没有后者,前者也可能停留于较原始的层次,历史发展也会延滞。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不可。如果硬要区分谁重要的话,我只能说,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主导性的。
  中国要的是“融合主义”
  人物周刊:和西方的民主相比,中国民主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刘熙瑞:我思考过西方的民主,也实地考察过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实情况,比如选举,发现他们选举的核心要义是一个“争”字。而我们选举呢,则是“协”,充分协商,投票不是关键。两者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争”,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成本大,甚至有撕裂社会之虞;“协”,成本小,但个人意志体现较弱。
  人物周刊:您认为两者有高下之分吗?
  刘熙瑞:我们要做的是融合主义,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中国凡事都争起来,会分裂成两派、三派、若干派,会造成动乱,那将是不可收拾的。而且争的结果是赢者通吃,少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然,目前我们有些地方的协商也有问题,协商成了内定,不是和老百姓协商。真协商是尊重公民意见,让各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表达与保护。
  人物周刊:那如何实现呢?
  刘熙瑞:对这样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民主形式,国家及地方已经做了大量探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重庆开县麻柳乡就是一个,那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官民冲突,199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群聚性事件。领导层开始了反思:为什么人民政府却得不到人民拥护呢?他们为此做了整改。我曾前后两次去调研,把他们的那套方式概括为“问政于民,形成工作;决政于共,保证科学;行政于和,凝聚伟力;监政于公,落实结果。”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当然,他们的具体做法,不同级别的政府不一定完全照搬,但前述四条基本的机制,却有普遍的适用价值。这正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具体实现。
  人物周刊:您认为最适合中国的制度是什么?
  刘熙瑞: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发展,自乾隆以后,中国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从1840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一直是积贫积弱。哪一种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就用哪一种制度,谁也不能耽搁中国的发展,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只要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好制度。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05月22日10:46 中国江苏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记者 邵丛 发自北京
  “我的观点还没被清楚了解。”刘熙瑞在位于北京西郊国家行政学院的办公室说,“我不是一味维护现状,反对改革。我只是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有自己的道路。”
  近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在“特别策划”栏目组织了6名学者对“中国式民主”进行探讨。其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均在显要位置刊载了该文,国内的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以及境外的媒体也迅速跟进。
  文章刊出后,各方意见随之而来,或赞或弹、或褒或贬。虽然预料到文章发表后必然会引起这些反应,但是对别人认为他不再提倡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刘熙瑞认为有详细说明之必要。
  “我是主张改革的,但要走自己的路。”刘熙瑞说。
  中国民主有存在价值
  人物周刊:您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
  刘熙瑞:就是强调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民主发展模式,它和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一回事,民主模式并不是只有西方某些国家实行的那样一种。把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的一套做法看作一切民主的标志,用它来评判所有国家的民主,凡不符合的就不是民主,这是不对的,也是不行的。
  但现实中恰恰有人在这样做,一种是西方某些学者,用他们的标准对别人指手画脚;一种是我们国内某些同志,也用这个标准来裁判自己。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民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人物周刊:那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民主模式呢?
  刘熙瑞:所谓模式,是有自己的基本框架,它与其他的民主实现形式有区别,甚至是有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而且它又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性或借鉴意义。如果没有区别,就不能分出模式;如果没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或借鉴意义,也就不叫模式。
  就像我文章中强调的,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一些基本东西,且和某些西方国家的不一样,如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等。但它在中国的存在价值却是不容否认的。至于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国情接近的发展中国家,恐怕也不能说没有启发性。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可以谈借鉴意义的问题。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突破西方某些人的线性思维和单一思维的方式。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是完全肯定中国当前在现行制度方面的全部做法。
  刘熙瑞:文章发出后,许多网站是摘要转载,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文章全文,转载时概括也不一定很准确,从而产生了我不再提倡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误解。其实,我文章是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肯定我们确立了一个自己的模式,以及这个模式的基本内容;另一个则是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包括在重要的理论上创新。当然也有切实落实的问题。
    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个模式
  人物周刊:您在文中提到,制度如果都落实好,我们国家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有内容,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但现实似乎跟这有差距。
  刘熙瑞:一个国家建立了模式与完全落实好模式并不是一回事。现实中我们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里有些不是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模式的落实问题。我们有许多干部思想中带有封建意识,对我们的模式不了解或不理解,因而在他们管理的地方或部门,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不能落实好这个模式。打个比方,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让人为非作歹,但仍有不少人干坏事,那就是法律错了吗?模式也是这个道理。肯定模式存在,并不是维护现实中很多带封建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反对因素,而不是我们模式的本身。
  人物周刊:一个模式如果落实不了,是不是模式本身有问题?
  刘熙瑞:有模式而你不按此模式操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里可能有模式超前的问题。但现实中很多问题,不是不能做到,是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制度去做、去宣传、去落实、去检查。
  人物周刊:出现这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
  刘熙瑞:我想更多是人的原因,当然具体制度也有漏洞,还需要完善和补充,但人的素质问题非常关键。比如一把手现象,党委会规定是集体领导,党委书记和别人一样,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现在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却非常突出。
  全党要加强学习,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我们这个模式。要从思想上认识它,从制度上落实它,并加强检查。西方的民主一开始也是落实不了,有反复,200多年的实践,落实了。我们今天提出制度,明天就让它落实好,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为这个把制度否定了。
  人物周刊:您提出要把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结合起来。
  刘熙瑞:这恰是中国民主模式的实质内容,我认为它必须是实现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互相结合的机制。就像我在文中说的,它以融合主义为特征,使社会的精英群体和平民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
  人物周刊:那两者应该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刘熙瑞:从根本上说,平民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基础,是第一性的。而精英的凝集汇聚、归纳概括、启发引导和升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作用,是第二性因素。没有前者,精英的作用没有基础,也没有原料和素材,它无以附着,将是空中楼阁;而没有后者,前者也可能停留于较原始的层次,历史发展也会延滞。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不可。如果硬要区分谁重要的话,我只能说,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主导性的。
  中国要的是“融合主义”
  人物周刊:和西方的民主相比,中国民主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刘熙瑞:我思考过西方的民主,也实地考察过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实情况,比如选举,发现他们选举的核心要义是一个“争”字。而我们选举呢,则是“协”,充分协商,投票不是关键。两者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争”,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成本大,甚至有撕裂社会之虞;“协”,成本小,但个人意志体现较弱。
  人物周刊:您认为两者有高下之分吗?
  刘熙瑞:我们要做的是融合主义,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中国凡事都争起来,会分裂成两派、三派、若干派,会造成动乱,那将是不可收拾的。而且争的结果是赢者通吃,少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然,目前我们有些地方的协商也有问题,协商成了内定,不是和老百姓协商。真协商是尊重公民意见,让各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表达与保护。
  人物周刊:那如何实现呢?
  刘熙瑞:对这样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民主形式,国家及地方已经做了大量探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重庆开县麻柳乡就是一个,那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官民冲突,199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群聚性事件。领导层开始了反思:为什么人民政府却得不到人民拥护呢?他们为此做了整改。我曾前后两次去调研,把他们的那套方式概括为“问政于民,形成工作;决政于共,保证科学;行政于和,凝聚伟力;监政于公,落实结果。”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当然,他们的具体做法,不同级别的政府不一定完全照搬,但前述四条基本的机制,却有普遍的适用价值。这正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具体实现。
  人物周刊:您认为最适合中国的制度是什么?
  刘熙瑞: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发展,自乾隆以后,中国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从1840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一直是积贫积弱。哪一种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就用哪一种制度,谁也不能耽搁中国的发展,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只要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好制度。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