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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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祝平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刘顺元在旅大期间，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军的专横霸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不同程度的抵制，导致苏军以“反苏”为由，在中国的国土上将刘顺元无理“驱逐出境”。
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
刘顺元是在旅大苏军占领区被“驱逐出境”的，因此首先要明白这一占领区的由来。此事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日后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占领管制。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这里的行政、防务、财政、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广播，全由苏军管理和监督。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刘顺元到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要求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但苏军也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大连成为中共的军工生产基地。刘顺元等人只得在距离大连较远较隐蔽的地方，秘密进行军工生产。刘顺元对这件事也很为困惑和不满，共产党为何不帮助共产党，而要顾全国民党？
筹组关东行政公署之争
苏联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在1947年3月以后，抓紧在旅大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为此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苏军坚持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关东银行行长。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总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苏军中的特务组织格伯乌加以逮捕。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旅大太上皇的苏联元帅来说，实在有失尊严，引起的恼怒可想而知。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作合营，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合作合营中，中方也只是挂个名，还是由苏方完全控制。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根本未考虑在签订协定之前与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刘顺元在苏军司令部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事先未经协商未见过面的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但刘顺元签字后，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以表示对苏方专横霸道的不满。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自此以后，刘顺元又继续抵制了苏军的一些活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的谈话和苏军司令部的电报，实际上就是驱逐刘顺元的最后通牒。巴申在谈话后不久还扬言，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指责了与刘顺元观点一致的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对这二人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与刘顺元见面。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和唐韵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5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3人（边章五在此之前已被宣布“离职休息”）。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虽然日后苏联不得不将旅大归还新中国，但苏军占领管制旅大期间，中国人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于1948年5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陈皆好言相慰。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正在济南施展政治才华的刘顺元，并未意识到1948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件事是，苏、保、罗、匈、波、捷、法、意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无直接关系，但对日后刘顺元的困难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件事是，1948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这两件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陷入无人能够挽回的困境。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1932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在济南相处一段时间，也曾被康生的表象所蒙蔽。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态度由热变冷，还在背后指责刘顺元是反苏分子。自此以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的消息，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不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于是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规划局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以后刘顺元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
■ 潘祝平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刘顺元在旅大期间，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军的专横霸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不同程度的抵制，导致苏军以“反苏”为由，在中国的国土上将刘顺元无理“驱逐出境”。
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
刘顺元是在旅大苏军占领区被“驱逐出境”的，因此首先要明白这一占领区的由来。此事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日后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占领管制。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这里的行政、防务、财政、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广播，全由苏军管理和监督。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刘顺元到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要求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但苏军也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大连成为中共的军工生产基地。刘顺元等人只得在距离大连较远较隐蔽的地方，秘密进行军工生产。刘顺元对这件事也很为困惑和不满，共产党为何不帮助共产党，而要顾全国民党？
筹组关东行政公署之争
苏联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在1947年3月以后，抓紧在旅大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为此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苏军坚持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关东银行行长。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总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苏军中的特务组织格伯乌加以逮捕。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旅大太上皇的苏联元帅来说，实在有失尊严，引起的恼怒可想而知。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作合营，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合作合营中，中方也只是挂个名，还是由苏方完全控制。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根本未考虑在签订协定之前与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刘顺元在苏军司令部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事先未经协商未见过面的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但刘顺元签字后，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以表示对苏方专横霸道的不满。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自此以后，刘顺元又继续抵制了苏军的一些活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的谈话和苏军司令部的电报，实际上就是驱逐刘顺元的最后通牒。巴申在谈话后不久还扬言，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指责了与刘顺元观点一致的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对这二人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与刘顺元见面。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和唐韵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5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3人（边章五在此之前已被宣布“离职休息”）。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虽然日后苏联不得不将旅大归还新中国，但苏军占领管制旅大期间，中国人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于1948年5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陈皆好言相慰。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正在济南施展政治才华的刘顺元，并未意识到1948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件事是，苏、保、罗、匈、波、捷、法、意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无直接关系，但对日后刘顺元的困难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件事是，1948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这两件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陷入无人能够挽回的困境。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1932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在济南相处一段时间，也曾被康生的表象所蒙蔽。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态度由热变冷，还在背后指责刘顺元是反苏分子。自此以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的消息，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不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于是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规划局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以后刘顺元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刘顺元在旅大期间，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军的专横霸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不同程度的抵制，导致苏军以“反苏”为由，在中国的国土上将刘顺元无理“驱逐出境”。
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
刘顺元是在旅大苏军占领区被“驱逐出境”的，因此首先要明白这一占领区的由来。此事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日后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占领管制。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这里的行政、防务、财政、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广播，全由苏军管理和监督。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刘顺元到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要求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但苏军也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大连成为中共的军工生产基地。刘顺元等人只得在距离大连较远较隐蔽的地方，秘密进行军工生产。刘顺元对这件事也很为困惑和不满，共产党为何不帮助共产党，而要顾全国民党？
筹组关东行政公署之争
苏联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在1947年3月以后，抓紧在旅大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为此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苏军坚持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关东银行行长。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总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苏军中的特务组织格伯乌加以逮捕。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旅大太上皇的苏联元帅来说，实在有失尊严，引起的恼怒可想而知。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作合营，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合作合营中，中方也只是挂个名，还是由苏方完全控制。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根本未考虑在签订协定之前与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刘顺元在苏军司令部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事先未经协商未见过面的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但刘顺元签字后，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以表示对苏方专横霸道的不满。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自此以后，刘顺元又继续抵制了苏军的一些活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的谈话和苏军司令部的电报，实际上就是驱逐刘顺元的最后通牒。巴申在谈话后不久还扬言，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指责了与刘顺元观点一致的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对这二人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与刘顺元见面。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和唐韵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5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3人（边章五在此之前已被宣布“离职休息”）。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虽然日后苏联不得不将旅大归还新中国，但苏军占领管制旅大期间，中国人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于1948年5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陈皆好言相慰。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正在济南施展政治才华的刘顺元，并未意识到1948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件事是，苏、保、罗、匈、波、捷、法、意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无直接关系，但对日后刘顺元的困难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件事是，1948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这两件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陷入无人能够挽回的困境。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1932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在济南相处一段时间，也曾被康生的表象所蒙蔽。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态度由热变冷，还在背后指责刘顺元是反苏分子。自此以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的消息，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不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于是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规划局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以后刘顺元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
■ 潘祝平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刘顺元在旅大期间，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军的专横霸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不同程度的抵制，导致苏军以“反苏”为由，在中国的国土上将刘顺元无理“驱逐出境”。
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
刘顺元是在旅大苏军占领区被“驱逐出境”的，因此首先要明白这一占领区的由来。此事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日后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占领管制。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这里的行政、防务、财政、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广播，全由苏军管理和监督。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刘顺元到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要求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但苏军也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大连成为中共的军工生产基地。刘顺元等人只得在距离大连较远较隐蔽的地方，秘密进行军工生产。刘顺元对这件事也很为困惑和不满，共产党为何不帮助共产党，而要顾全国民党？
筹组关东行政公署之争
苏联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在1947年3月以后，抓紧在旅大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为此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苏军坚持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关东银行行长。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总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苏军中的特务组织格伯乌加以逮捕。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旅大太上皇的苏联元帅来说，实在有失尊严，引起的恼怒可想而知。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作合营，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合作合营中，中方也只是挂个名，还是由苏方完全控制。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根本未考虑在签订协定之前与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刘顺元在苏军司令部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事先未经协商未见过面的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但刘顺元签字后，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以表示对苏方专横霸道的不满。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自此以后，刘顺元又继续抵制了苏军的一些活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的谈话和苏军司令部的电报，实际上就是驱逐刘顺元的最后通牒。巴申在谈话后不久还扬言，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指责了与刘顺元观点一致的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对这二人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与刘顺元见面。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和唐韵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5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3人（边章五在此之前已被宣布“离职休息”）。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虽然日后苏联不得不将旅大归还新中国，但苏军占领管制旅大期间，中国人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于1948年5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陈皆好言相慰。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正在济南施展政治才华的刘顺元，并未意识到1948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件事是，苏、保、罗、匈、波、捷、法、意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无直接关系，但对日后刘顺元的困难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件事是，1948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这两件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陷入无人能够挽回的困境。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1932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在济南相处一段时间，也曾被康生的表象所蒙蔽。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态度由热变冷，还在背后指责刘顺元是反苏分子。自此以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的消息，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不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于是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规划局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以后刘顺元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