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破裂的历史影响。

中苏结盟基础是PRC建国的时候中方一边倒。后来的事实证明，中苏双方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无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况且中苏关系破裂是双方的事情，苏联一直把称霸放在首位。

<B>以下是引用<I>山人0504</I>在2005-2-22 14:09:00的发言：</B>

<P>中国则可以继续向50年代那样从苏联获得（有偿的）技术转移，军事技术水平将继续快速得到发展。</P>
<P>在经济等领域，两国的合作也同样可以为两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可惜，两国的关系，还是因为一些本可容忍的矛盾而破裂了。两国为此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而沉重的。</P>

<P>   两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老毛子想把我们变成为他们的农产品基地。当时我们发展核武器向老大哥学技术，老毛子说：造什么核武器啊，又贵又难保存，我们有就行了。所以奢望苏联带我们进入军事现代化简直是无稽之谈。</P>

<B>以下是引用<I>罐头云</I>在2005-2-26 21:47:00的发言：</B>
&gt;
<P>   两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老毛子想把我们变成为他们的农产品基地。当时我们发展核武器向老大哥学技术，老毛子说：造什么核武器啊，又贵又难保存，我们有就行了。所以奢望苏联带我们进入军事现代化简直是无稽之谈。</P>

支持

<P>不，我不认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是两国政策太强硬了。中国但是及时不象今天这样韬光养晦，也完全没有必要那么锋芒毕露，在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无关中国实际利益的国际事物中，与苏联唱反调。</P><P>苏联当时为了拉拢中国，使中国不反对他，支持他，也还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些好处的，这些好处比争个意识形态更有利于中国。</P>

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P></P> <P></P></P>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同苏联结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一边。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苏结盟前十年，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相互支援和合作。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帮助我们建设起一个工业基础。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也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了苏联。在此期间，中国和苏联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什么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并最后走向分裂呢?</P>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也时有表现。例如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期间，在一些协定谈判中，关于中长铁路，苏方坚持中苏双方轮流任铁路局长，不同意我方提出的由中方任铁路局长的建议；苏方提出，苏联专家在中国犯错误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苏方要求下，兴办起几个以苏联为主的中苏合营企业；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和在这些地区居留；等等。这些都是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表现。赫鲁晓夫上台后，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第一，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来函要求在中国海岸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由于苏方坚持苏方出资一定要占多数，坚持不同意电台主权归中国，结果没有达成协议。赫鲁晓夫极为不满，后来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竟然指责中国共产党说：连一个电台都达不成协议，还算是共产党啊!在他心目中，只要是共产党，就应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苏联需要。第二，1958年7月，在我方提出希望在原子潜艇建设方面取得苏方援助之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苏共中央委托，向毛主席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同舰队。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长，条件很好。毛主席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提出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中国。赫鲁晓夫于7月底来华，同毛主席会谈，当面否认，说从来没有过共同舰队想法的影子，只是共同研究舰队发展方向问题。这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了误会。后来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不止一次提到，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三，在对美国的政策上，也是只考虑苏联一方的利益，而置中国利益于不顾。例如，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途经中国，举行中苏会谈时，要求中国党在台湾问题上，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对台湾不使用武力，为我拒绝。第四，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第五，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告党员公开信，全面对我攻击，而且同美、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伙同美国垄断核武器，束缚中国手脚。第六，1964年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反华报告，说要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赫鲁晓夫根本不同中国党商量，宣布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筹备所谓国际会议，实际上作为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的组织手段。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来了，仍继续坚持赫鲁晓夫时期定下来的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主张，而且终于在1965年单方面地召开只有十九个党参加的会议，从而使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第七，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苏联依仗其强大军事力量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拥有的导弹数占苏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P>以上七点不过是苏联领导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中苏关系上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荦荦大端。由此可见，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的不平等态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 </P>自然，说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的那一套，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一点责任，也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2]因此，总结中苏两党关系由恶化到终于破裂的历史教训，就要根除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交往中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根除以我为主、发号施令的那一套。党与党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来建立和发展这种新型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些可以说是中国同苏联在长期结盟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P><B> <P></P></B></P><B>二 如何处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争论问题<P></P></B></P><B> <P></P></B></P>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P>中苏之间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争论中，双方都把争论提高到原则高度，互扣“帽子”，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P>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苏争论中，我方轻易地把两党分歧和争论提高到意识形态原则高度，是不适当的。中苏两国、两党由于处境不同，在内外政策上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当时出现的许多分歧，如果全面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考虑几十年来的实践，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为了团结反帝，完全可以用同公开论战不同的方式，即通过相互协商来处理。国内政策，中苏各有国情，外人不宜干预；而对外政策上有分歧，则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当时由于美国是中苏的共同敌人，这样做，也是可能的。但是，当时由于对出现的分歧缺乏实事求是的研究，一下子就把中苏两党分歧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原则高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分歧的高度，这样就难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了。</P>60年代初，我党首先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对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到1959年访美途经中国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论点，以及回国后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报告中有关争取和平、避免战争、主张和平过渡等论点，开始在内部进行批判。当然赫鲁晓夫的某些论点有缺点，有片面性，但把这些论点都上升到“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的高度，就过分了。根据这种判断，我们率先发动了意识形态原则争论，四月借纪念列宁诞辰之机，发表批判修正主义的三篇文章，靶子是南斯拉夫，实际指向苏共；甚至在国际群众团体，如六月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理事会上，也大批修正主义。后来在发表公开批判修正主义的八篇文章时，不顾苏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继续坚持公开论战。实际上我们当时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后来又称之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以及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并没有深入研究，很多问题是若明若暗，只停留在对马列主义理论概念原则的理解上。在这种情况下，抓住苏联领导人在某些国际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判断的片面性缺点，把这些同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相对照，无限上纲，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后来又把对方要求停止论战看成是“示弱”、“求饶”，甚至在同苏联领导人对话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苏共就得放弃其“20大”、 "22大”的路线，显然这种要求是过高了。之所以这样，就因当时误以为苏联内部反修正主义斗争正表面化，赫鲁晓夫的地位已朝不保夕。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主观臆断，把苏联内部传来的苏联有人同情中国党主张的信息当成是普遍现象，因而力主论战到底，一定要见个胜负。这就成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成为树立一个、打倒一个的斗争，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对立面。但是，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因此，从率先发起意识形态原则争论方面来说，中苏两党分裂，我党事实上也负有很大责任。</P>历史已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原则的尖锐争论，或者说“大论战”，其后果对中苏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在我国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苏联说来，争论的后果是推动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日趋僵化，什么改革也难以进行，而这又成为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论战实际上成为推动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P><B> <P></P></B></P><B>三 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P></P></B></P><B> <P></P></B></P>战后时期，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逐步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论及中苏争论时，曾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所谓“空话”，就是双方都讲马列词句，却没有结合战后时期一个新时代已逐渐出现这个变化了的实际。</P>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他一方面带有很大片面性地批判斯大林，另一方面，却又因袭继承了斯大林模式的许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他对内不顾苏联经济还相对落后的实际，继续搞超越历史阶段的共产主义建设，幻想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上，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对外不顾战后世界的新变化，继续坚持战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大搞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竞赛，力图赶上并超过最大的资本主义对手，以图借此推进所谓的世界革命。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则继续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内外政策的出发点，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观点，尽管他们在同中国党争论中攻击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似乎是他们考虑到“世界新变化”了，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新变化”不过是对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过分夸张，再加上一点对资本主义最大国家美国领导人的某些幻想，并不是真正对战后世界新变化有了什么认真深入的研究。因此，赫鲁晓夫虽有右的东西，但称之为“修正主义”并不合适。因为，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的主要表现，并非是右的，更多显示出来的倒是“左”的教条主义。</P>从中国党的方面看，在争论中也说了不少“空话”，即只大讲马列主义词句，而没有能结合苏联的实际和战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并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同苏联争论中的有些问题，如战后的时代问题，我们仍然称之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定义，已不能反映战后时代的新变化。不过，苏联方面虽然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大争特争，但在苏共“22大”党纲中所列时代定义的观点，实际上又是与中国党的论点基本相同的。因此，中苏两党的争论，除去中国反对苏联有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的争论有实质意义外，其他许多争论，常常只是“左”与“更左”之争。例如，苏联批评中国“大跃进”口号是“左”，但苏联自己“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也是“左”的，只不过中国经济条件更落后，显得更“左”而已。因而这种争论只能成为“空话”。中苏两家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即拘守过时的教条主义观点，没有深入研究战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因此，尽管在宣传中双方都可大讲自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却只是教条主义的“空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评语是确切而深刻的。邓小平同志正是总结了中苏争论讲“空话”的历史教训，深刻分析了战后历史条件的新变化，才得以打破教条主义，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创造了光辉的范例。</P><B> <P></P></B></P><B>四 彻底破除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问题<P></P></B></P><B> <P></P></B></P>所谓斯大林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是从共产国际时期延续下来的。在共产国际存在时，由共产国际来指挥所属的各国党，实际上也就是由苏共来指挥各国党。共产国际解散后，仍然维持着这个传统，各国党把苏共视为“中心”，视为“领导党”。斯大林之后，这种不言自明的责任，就由苏共通过召开各国党的国际会议来实现。这种模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有一个头，有一个中心，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力量来指挥，通过某种形式来规定各国党的共同任务。而苏共以外的各国党，则要自觉服从这个需要，听从指挥，这叫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现在回顾战后几十年来的实践，可以说，正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模式，注定要引起分裂。因为这种模式，是把它的活动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大国党指挥其他一些较小、较弱的当政或未当政党的无条件服从之上；而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任务多种多样，各国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独立自主意识也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过去那种硬性统一、行政命令的运动模式，就不能不引起党与党之间的分歧、摩擦，以至最后破裂。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直到最后完全破裂，就是一个突出例证。</P>总结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绝不能凭借大国大党地位，称王称霸，对别国搞什么意识形态争论，去干涉别国内政。80年代末，苏联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之际，由于我们有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作法，处理好了中苏关系，以后又比较顺利地过渡到中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遵循了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3]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这些指示，不仅是我们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在苏联解体后顺利过渡到中俄两国建立关系和发展关系的思想和政策的指针，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指出了破除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的根本方向。这里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决不当头。实际上也就是决不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不称霸，不以某种意识形态正统自居，去发起争论，去批评别的国家，发号施令。同时，也不接受别的国家的请求去当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而且这是根本国策。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共运模式。二是别的国家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都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不应该从旁边去议论，去说三道四，更不应该去搞意识形态争论。这就根除了用传统共运模式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三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各方面的关系，这也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原则。</P>正是凭借这个“根本国策”，我们不仅处理好了苏联发生变化之际的中苏关系，也使中苏关系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在几年之内，使中俄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直到今天，建立起中俄两大国之间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也是在当前形势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的步骤。</P>

<B>4月22日  中苏论战开始
</B>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料到，这一天，奉行他革命理论的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他的理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战。

    众所周知，中苏两党、两国曾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内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国际上鼓吹美苏合作，和平过渡。这样，中苏两党就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苏共当时以大国党自居，要求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它的指挥棒转，受它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战略需要，甚至提出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横加指责。

    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进行必要的反击。3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在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同时准备加紧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对我党的指责。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以后，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引起很大的反响。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同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不屈服压力，进行有力抗争。同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也严重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以后，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1966年3月，两党关系中断。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一个党和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

    这场论战固然已成为历史，但中国共产党面对霸权主义，顶住压力，表现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大无畏精神，毫无疑问将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自豪，也毫无疑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人民网 2001年4月22日

苏联不希望中国的能力超过“自保”的范围，蜜月期的援助〔战略上是有偿的〕只是希望中国仅仅拥有“自保”的能力而已，以免一个太弱小的中国影响其以西欧以及大西洋两岸的主导战略。令苏联没想到的是中国根本不愿意再次成为别国的附庸，这种误判可能是基于对19世纪的中国贫弱的印象吧。政治上又都想当老大，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苏的决裂是必然的也是很正常的，如楼主所说除非哪一方做出让步，可是到头来谁也不肯让步

长波基站和联合舰队本来都不是不可以商量的事情，我国暂时也确实需要借助苏联的海军力量来维护海疆安全。（50年代，包括朝鲜战争中美国几次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是苏联为中国撑开了核保护伞才使蘑菇云没有在中国升起的这是客观事实）
当然毛主席为首的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一向主张自力更生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这个是促成我国下决心发展战略武器的主要动力。苏联也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其盟友，来承担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责任（就如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一样），在欧洲的华约国家中找不到一个有这样潜力的国家，只有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承担这样的角色。而在初期，苏联并不阻扰，而是帮助中国发展战略武器，这种帮助的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当年帮助英国发展战略武器所做的。问题不出在二国的传统矛盾问题上，而是在交往中，中国逐渐感觉到苏联领导人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们也并不敢于真正起来领导无产阶级来与资本主义做斗争。赫鲁晓夫这些人更像是一群口气大、“力气小”的小丑，而不是战士。在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分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才逐渐冷却的，期间以往民族主义矛盾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掩盖了矛盾的本质。

胡志明在临死前还劝解到“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吵了”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名也哀，由此可见中苏决裂在全世界无产者心中留下的是永远的痛啊。

<B>以下是引用<I>山人0504</I>在2005-2-22 14:09:00的发言：</B>

<P>中苏关系的破裂，对后来冷战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战略性影响，90年前后，冷战以苏联的亡国结束，与此有密切关系。而中国的发展，也深受其害，我们因此失去了一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捷径。</P>
<P>如果中苏关系没有破裂并成为敌人，始终是关系不亚于美法关系的盟友，中苏不必在边境大举陈兵，相互进行军备竞赛，虚耗国力。两国的军队建设目标，将一致对准西方，苏联将不至于落到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地步，军备竞赛的压力将得以减轻。中国则可以继续向50年代那样从苏联获得（有偿的）技术转移，军事技术水平将继续快速得到发展。</P>
<P>在经济等领域，两国的合作也同样可以为两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可惜，两国的关系，还是因为一些本可容忍的矛盾而破裂了。两国为此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而沉重的。</P>

<P>不搞改革开放一样完蛋！</P>

&lt;P&gt;你说我们在60年代什么都百废待兴的时候没有了苏联的帮组好一点&lt;/P&gt;&lt;P&gt;还是到90年代初，什么都成型的时候失去了苏联帮组好呢&lt;/P&gt;

<B>以下是引用<I>molar</I>在2005-3-8 19:25:00的发言：</B>

<P>你说我们在60年代什么都百废待兴的时候没有了苏联的帮组好一点</P>
<P>还是到90年代初，什么都成型的时候失去了苏联帮组好呢</P>

<P>以事后诸葛们来看当然是“塞翁失马”了</P>

<P>我也在苏联主义论坛注了册</P><P>名字叫红色警戒</P><P>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P><P>这是我们与60年代与苏联的决裂使得我们在90年代避免了一场灾难</P>

<P>molar</P><P>中国60年代靠苏联，不等于80年代还那样靠苏联，70年代末，我们要改革，苏联也拦不住。再说，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比苏联解体，对古巴的影响大多少，甚至和越南差不多。</P>

<P>哎  ~~~</P><P>说什么好呢     古语   远交近攻       谁愿意有个强大的邻国呢？？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除非合并
</P>

<P>苏联的大国主义vs中国的民族主义。</P><P>如果共产主义有复兴的那一天，这两者的冲突必将被作为反面教材。</P>

<P>世界不是按照一厢情愿的逻辑运转的，不是你想象那么好！再说没发生过的假设你不要去幻想，呵呵</P>

<P>国家的交往都存在一些利益,</P><P>不身在其中,不能知道其中的内幕,</P><P>中苏的恶交不是那么简单!</P>

<P>中苏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国家利益之争跟所谓的意识主义一点都不沾边！</P><P>楼主，你这个事后诸葛亮是一厢情愿。</P>

一个集团内部不可能有两个头领，中国是个大国，不可能久居人下。中国的发展注定要与苏联分道扬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em05]

应该辨正地看待。如果中苏关系不破裂，那中国就不会经历文革，因此，也不会痛改前非，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会延着苏联的方向路线走下去，最终的结果是两国共产党政权都将倒台。

自力,自强,自信!

楼主次帖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一种"想当然"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必然决裂的

中国当年不答应老毛子的那些条件, 远小于后来为了和老美结盟付出的条件.
中国当年从老毛子那获得的, 远大与后来从西方得到的.
中苏友好时, 我们占便宜, 中美友好时, 我们吃亏.
可是就想人与人之间交朋友一样, 影响两人关系的因素太多了.
欺骗有时反而是能得到比真诚还有多的交情.
老美对人的心理的把握十分在行.
老毛子就太直了.

一山不容二虎,不像美国二战后在西方有绝对老大地位,中国是不可能一直当小弟的

楼主从根本上不了解苏联和何鲁晓夫。
苏联虽然名义上叫社会主义，实际上根本是个封建帝国。首先，苏联的十月革命更接近一场政变，而不是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布尔什维克直至十月革命前夕，都是个规模很小的政治派别，大部分民众没有听说过什么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代表里，布尔什维克直至内战后才达到了50%。另外，沙皇俄国的统治根深蒂固，仅一场革命无法改变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列宁以后的苏联人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时代，等级分明严重，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党员领导富有，别墅，汽车一样不少，这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作风是天壤之别。但是，导火索还是何鲁晓夫这个人。
赫鲁晓夫反对一切斯大林支持的，包括对中国的支持。赫鲁晓夫对革命没兴趣，相反对苏联复兴沙皇俄国的势力很感兴趣。他从根本上歧视中国人，尤其是看到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后。他还要求邻国对苏联绝对忠诚，不能有半点抵触情绪，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牺牲品。对于核武器，赫认为没有胜算，牺牲太大。这正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因为若不拿出同归于尽的立场，帝国主义是不害怕的，抗美援朝就证明了只有敢战善战才能避免战争。一句话，赫德身上没有一点是革命的，反而是保守的，有白人至上倾向的，圆滑的。对于领土的野心不小于沙皇。里根叫苏联邪恶帝国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苏联解体是必然。苏联的所作所为早就为解体埋下了基础。没有必要同情苏联，中国人靠自己能解决一些。

这么大的题目，小弟说不上什么话，就给各位高人一点资料：
沈志华谈中苏关系:最新档案披露
rtsp://realvideo.ust.hk/ptc/HUMA/Mao.rm

山人0504有道理，而且个人认为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受损害，第三世界利益受损害，欧洲强国也受害不浅，看现在法国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吧。

其实~~中苏关系是和个很复杂的问题~
表面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
其实,实质上却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国内矛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9 1:35:41编辑过]

最大的影响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此出现了不可缝合的裂痕，本可以团结一致共同发展的局面不复存在，也为日后苏东巨变打下了伏笔

中苏关系的破裂,责任不完全在苏联,虽然是苏联为了称霸为了控制中国而首先挑起了这场矛盾.
毛泽东的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干涉苏联的内政(批判苏联所谓的"修正主义"),为苏联扩张主义者制造了打压中国的最好的借口.

[B]以下是引用[I]samhrj22[/I]在2005-3-23 13:12:00的发言：[/B][BR]<P>中苏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国家利益之争跟所谓的意识主义一点都不沾边！</P><P>楼主，你这个事后诸葛亮是一厢情愿。</P>

我完全赞同这位兄弟的关系.中苏冲突是国家战略利益之争,不是意识形态之争.
但你也不能否认,在这过程中,双方曾经利用过意识之争作为借口.比如说,当时中国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实质已经干涉了苏联的内政,这为苏联制造了打压中国最有力的借口.

我个人觉得中国和苏联的交恶是必然的。
一边是妄图利用控制中国的苏联，一边是强硬的中共，一山不容二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31 1:36:4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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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苏联解体对我国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嗯。nod  第 17 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