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 探索中国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8:11:16
探索中国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庞中英
中国和亚洲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如何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是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在回顾2003年和展望2004年的时候，笔者想谈谈中国与亚洲的关系问题。
根深蒂固的周边观
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地区”层次上处理她与亚洲的关系的。这种情况应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总结对外关系成就时，中国从来都是分别阐述在对日关系、对朝鲜半岛关系、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印度的关系、对巴基斯坦的关系这样的双边关系，很少分析中国与亚洲的整体关系。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仍然具有不自觉的地区主义思想，这就是把亚洲当作中国的“周边”。“周边”本质上是个“地区”概念，只是这里的“周边”不包括中国，于是形成了“中国”与自己的“周边”这样的与中国—亚洲关系。
如果中国接受现代地区主义的思想，她与亚洲的关系将与现在的“中国对中国的周边”这样的模式大不相同。所以，中国需要把“周边”上升为“地区”，把中国彻底融入地区，不再按照传统的中国中心思路区别中国与中国的周边，把“睦邻友好”政策发展为“地区融合”政策。
中国在亚洲的未来作用，就是要努力使这个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地区。
过去一年的许多东亚和美国的舆论，“中国的亚洲外交”是个热门话题。不少论者认为东亚将来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秩序。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写道（《朝日周刊》2003年11月7日）：“美国担心，东南亚可能纳入中国的经济区，东亚的地区主义可能纳入中国新的朝贡贸易体系”。
《中国是如何修建帝国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11月7日）的长篇述评认为，“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重新确立其封建统治鼎盛时期享有的战略核心地位——那时亚洲各国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纷纷向北京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
不可能复兴“朝贡体系”
到底什么是“朝贡体系”？就笔者所知，中国学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不很多，反而是日本学者对“朝贡体系”做了大量研究。滨下武志教授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有这样的概括：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亚洲经济圈”。
朝贡（册封）是支撑排外的中华帝国体系的手段，“它是将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外省-藩部-朝贡诸国-互市（通商）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把握”。他强调，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
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张朱照（音译，Teo Chu Cheow）《中国“复活”朝贡体制》一文（《海峡时报》2003年11月27日）中指出，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达善意，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
这名新加坡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恢复历史，这方面的迹象是中国最近的地缘政治举动：中国坚决拒绝日本首相访华，除非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越南树立“兄弟般的榜样”，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海军演习，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计划与亚细安在 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
张朱照认为中国与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这已经体现在其“早期丰收计划”中，中国做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他的结论是，中国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回到亚洲的现实和未来，是否真的出现了“朝贡体系”的某种迹象？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
不是“中心国”和“霸权国”
当提出这些问题时，笔者想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范式“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解释了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作为霸权国自愿承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代价。该理论认定，若没有这样的霸权国，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冷战时，为了抗衡苏联，美国不惜巨额贸易逆差，单方面向盟国开放市场，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朝贡体系论”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并未再次变成亚洲的“中心国”，更非亚洲的“霸权国”。中国经济即使有可能超过日本，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如此，顶多也是与日本等在亚洲平起平坐。现实上，亚洲的霸权国，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这样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即使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
所以，一些美国人和亚洲人在今天谈论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朝贡体系”，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过虑了。
如上所述，地区主义是与“朝贡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种国际秩序观。地区主义的形成当然需要一个或者几个大国起带头作用，但地区主义强调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
笔者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在亚洲地区复兴“朝贡体系”秩序。因为亚洲早已不是历史上的亚洲，中国的所谓“周边”早已不是几个藩属国。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在亚洲有着广泛深入的存在和影响。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亚洲，一个全球化的亚洲。历史不可能循环，中国必须探索她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的“亚洲政策”需要充实
这些年来，亚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与亚洲地区的复杂互动中，为了安全和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亚洲。
2003年，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亚洲政策”，越来越把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试图按照新的思路驾御与亚洲的关系。不过，这一方针还比较笼统，缺少理论上的规范定义。至于到底如何与亚洲亲善和合作，仍然是不具体的。
亚洲对中国来说具有中心性，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最离不开的就是亚洲。为此，中国需要与亚洲建立起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定义这种关系。这种新理论，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朝贡体系论”，而可能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关系“和平变化”的地区主义。地区主义是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融合的理论，只有地区主义才是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模式。
·作者是北京国际关系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探索中国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庞中英
中国和亚洲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如何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是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在回顾2003年和展望2004年的时候，笔者想谈谈中国与亚洲的关系问题。
根深蒂固的周边观
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地区”层次上处理她与亚洲的关系的。这种情况应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总结对外关系成就时，中国从来都是分别阐述在对日关系、对朝鲜半岛关系、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印度的关系、对巴基斯坦的关系这样的双边关系，很少分析中国与亚洲的整体关系。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仍然具有不自觉的地区主义思想，这就是把亚洲当作中国的“周边”。“周边”本质上是个“地区”概念，只是这里的“周边”不包括中国，于是形成了“中国”与自己的“周边”这样的与中国—亚洲关系。
如果中国接受现代地区主义的思想，她与亚洲的关系将与现在的“中国对中国的周边”这样的模式大不相同。所以，中国需要把“周边”上升为“地区”，把中国彻底融入地区，不再按照传统的中国中心思路区别中国与中国的周边，把“睦邻友好”政策发展为“地区融合”政策。
中国在亚洲的未来作用，就是要努力使这个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地区。
过去一年的许多东亚和美国的舆论，“中国的亚洲外交”是个热门话题。不少论者认为东亚将来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秩序。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写道（《朝日周刊》2003年11月7日）：“美国担心，东南亚可能纳入中国的经济区，东亚的地区主义可能纳入中国新的朝贡贸易体系”。
《中国是如何修建帝国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11月7日）的长篇述评认为，“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重新确立其封建统治鼎盛时期享有的战略核心地位——那时亚洲各国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纷纷向北京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
不可能复兴“朝贡体系”
到底什么是“朝贡体系”？就笔者所知，中国学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不很多，反而是日本学者对“朝贡体系”做了大量研究。滨下武志教授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有这样的概括：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亚洲经济圈”。
朝贡（册封）是支撑排外的中华帝国体系的手段，“它是将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外省-藩部-朝贡诸国-互市（通商）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把握”。他强调，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
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张朱照（音译，Teo Chu Cheow）《中国“复活”朝贡体制》一文（《海峡时报》2003年11月27日）中指出，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达善意，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
这名新加坡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恢复历史，这方面的迹象是中国最近的地缘政治举动：中国坚决拒绝日本首相访华，除非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越南树立“兄弟般的榜样”，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海军演习，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计划与亚细安在 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
张朱照认为中国与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这已经体现在其“早期丰收计划”中，中国做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他的结论是，中国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回到亚洲的现实和未来，是否真的出现了“朝贡体系”的某种迹象？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
不是“中心国”和“霸权国”
当提出这些问题时，笔者想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范式“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解释了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作为霸权国自愿承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代价。该理论认定，若没有这样的霸权国，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冷战时，为了抗衡苏联，美国不惜巨额贸易逆差，单方面向盟国开放市场，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朝贡体系论”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并未再次变成亚洲的“中心国”，更非亚洲的“霸权国”。中国经济即使有可能超过日本，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如此，顶多也是与日本等在亚洲平起平坐。现实上，亚洲的霸权国，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这样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即使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
所以，一些美国人和亚洲人在今天谈论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朝贡体系”，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过虑了。
如上所述，地区主义是与“朝贡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种国际秩序观。地区主义的形成当然需要一个或者几个大国起带头作用，但地区主义强调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
笔者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在亚洲地区复兴“朝贡体系”秩序。因为亚洲早已不是历史上的亚洲，中国的所谓“周边”早已不是几个藩属国。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在亚洲有着广泛深入的存在和影响。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亚洲，一个全球化的亚洲。历史不可能循环，中国必须探索她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的“亚洲政策”需要充实
这些年来，亚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与亚洲地区的复杂互动中，为了安全和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亚洲。
2003年，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亚洲政策”，越来越把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试图按照新的思路驾御与亚洲的关系。不过，这一方针还比较笼统，缺少理论上的规范定义。至于到底如何与亚洲亲善和合作，仍然是不具体的。
亚洲对中国来说具有中心性，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最离不开的就是亚洲。为此，中国需要与亚洲建立起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定义这种关系。这种新理论，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朝贡体系论”，而可能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关系“和平变化”的地区主义。地区主义是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融合的理论，只有地区主义才是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模式。
·作者是北京国际关系学者、南开大学教授
中国和亚洲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如何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是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在回顾2003年和展望2004年的时候，笔者想谈谈中国与亚洲的关系问题。
根深蒂固的周边观
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地区”层次上处理她与亚洲的关系的。这种情况应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总结对外关系成就时，中国从来都是分别阐述在对日关系、对朝鲜半岛关系、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印度的关系、对巴基斯坦的关系这样的双边关系，很少分析中国与亚洲的整体关系。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仍然具有不自觉的地区主义思想，这就是把亚洲当作中国的“周边”。“周边”本质上是个“地区”概念，只是这里的“周边”不包括中国，于是形成了“中国”与自己的“周边”这样的与中国—亚洲关系。
如果中国接受现代地区主义的思想，她与亚洲的关系将与现在的“中国对中国的周边”这样的模式大不相同。所以，中国需要把“周边”上升为“地区”，把中国彻底融入地区，不再按照传统的中国中心思路区别中国与中国的周边，把“睦邻友好”政策发展为“地区融合”政策。
中国在亚洲的未来作用，就是要努力使这个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地区。
过去一年的许多东亚和美国的舆论，“中国的亚洲外交”是个热门话题。不少论者认为东亚将来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秩序。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写道（《朝日周刊》2003年11月7日）：“美国担心，东南亚可能纳入中国的经济区，东亚的地区主义可能纳入中国新的朝贡贸易体系”。
《中国是如何修建帝国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11月7日）的长篇述评认为，“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重新确立其封建统治鼎盛时期享有的战略核心地位——那时亚洲各国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纷纷向北京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
不可能复兴“朝贡体系”
到底什么是“朝贡体系”？就笔者所知，中国学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不很多，反而是日本学者对“朝贡体系”做了大量研究。滨下武志教授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有这样的概括：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亚洲经济圈”。
朝贡（册封）是支撑排外的中华帝国体系的手段，“它是将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外省-藩部-朝贡诸国-互市（通商）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把握”。他强调，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
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张朱照（音译，Teo Chu Cheow）《中国“复活”朝贡体制》一文（《海峡时报》2003年11月27日）中指出，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达善意，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
这名新加坡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恢复历史，这方面的迹象是中国最近的地缘政治举动：中国坚决拒绝日本首相访华，除非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越南树立“兄弟般的榜样”，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海军演习，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计划与亚细安在 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
张朱照认为中国与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这已经体现在其“早期丰收计划”中，中国做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他的结论是，中国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回到亚洲的现实和未来，是否真的出现了“朝贡体系”的某种迹象？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
不是“中心国”和“霸权国”
当提出这些问题时，笔者想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范式“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解释了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作为霸权国自愿承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代价。该理论认定，若没有这样的霸权国，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冷战时，为了抗衡苏联，美国不惜巨额贸易逆差，单方面向盟国开放市场，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朝贡体系论”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并未再次变成亚洲的“中心国”，更非亚洲的“霸权国”。中国经济即使有可能超过日本，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如此，顶多也是与日本等在亚洲平起平坐。现实上，亚洲的霸权国，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这样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即使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
所以，一些美国人和亚洲人在今天谈论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朝贡体系”，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过虑了。
如上所述，地区主义是与“朝贡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种国际秩序观。地区主义的形成当然需要一个或者几个大国起带头作用，但地区主义强调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
笔者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在亚洲地区复兴“朝贡体系”秩序。因为亚洲早已不是历史上的亚洲，中国的所谓“周边”早已不是几个藩属国。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在亚洲有着广泛深入的存在和影响。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亚洲，一个全球化的亚洲。历史不可能循环，中国必须探索她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的“亚洲政策”需要充实
这些年来，亚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与亚洲地区的复杂互动中，为了安全和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亚洲。
2003年，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亚洲政策”，越来越把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试图按照新的思路驾御与亚洲的关系。不过，这一方针还比较笼统，缺少理论上的规范定义。至于到底如何与亚洲亲善和合作，仍然是不具体的。
亚洲对中国来说具有中心性，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最离不开的就是亚洲。为此，中国需要与亚洲建立起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定义这种关系。这种新理论，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朝贡体系论”，而可能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关系“和平变化”的地区主义。地区主义是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融合的理论，只有地区主义才是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模式。
·作者是北京国际关系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探索中国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庞中英
中国和亚洲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如何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是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在回顾2003年和展望2004年的时候，笔者想谈谈中国与亚洲的关系问题。
根深蒂固的周边观
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地区”层次上处理她与亚洲的关系的。这种情况应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总结对外关系成就时，中国从来都是分别阐述在对日关系、对朝鲜半岛关系、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印度的关系、对巴基斯坦的关系这样的双边关系，很少分析中国与亚洲的整体关系。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仍然具有不自觉的地区主义思想，这就是把亚洲当作中国的“周边”。“周边”本质上是个“地区”概念，只是这里的“周边”不包括中国，于是形成了“中国”与自己的“周边”这样的与中国—亚洲关系。
如果中国接受现代地区主义的思想，她与亚洲的关系将与现在的“中国对中国的周边”这样的模式大不相同。所以，中国需要把“周边”上升为“地区”，把中国彻底融入地区，不再按照传统的中国中心思路区别中国与中国的周边，把“睦邻友好”政策发展为“地区融合”政策。
中国在亚洲的未来作用，就是要努力使这个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地区。
过去一年的许多东亚和美国的舆论，“中国的亚洲外交”是个热门话题。不少论者认为东亚将来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秩序。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写道（《朝日周刊》2003年11月7日）：“美国担心，东南亚可能纳入中国的经济区，东亚的地区主义可能纳入中国新的朝贡贸易体系”。
《中国是如何修建帝国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11月7日）的长篇述评认为，“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重新确立其封建统治鼎盛时期享有的战略核心地位——那时亚洲各国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纷纷向北京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
不可能复兴“朝贡体系”
到底什么是“朝贡体系”？就笔者所知，中国学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不很多，反而是日本学者对“朝贡体系”做了大量研究。滨下武志教授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有这样的概括：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亚洲经济圈”。
朝贡（册封）是支撑排外的中华帝国体系的手段，“它是将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外省-藩部-朝贡诸国-互市（通商）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把握”。他强调，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
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张朱照（音译，Teo Chu Cheow）《中国“复活”朝贡体制》一文（《海峡时报》2003年11月27日）中指出，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达善意，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
这名新加坡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恢复历史，这方面的迹象是中国最近的地缘政治举动：中国坚决拒绝日本首相访华，除非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越南树立“兄弟般的榜样”，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海军演习，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计划与亚细安在 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
张朱照认为中国与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这已经体现在其“早期丰收计划”中，中国做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他的结论是，中国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回到亚洲的现实和未来，是否真的出现了“朝贡体系”的某种迹象？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
不是“中心国”和“霸权国”
当提出这些问题时，笔者想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范式“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解释了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作为霸权国自愿承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代价。该理论认定，若没有这样的霸权国，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冷战时，为了抗衡苏联，美国不惜巨额贸易逆差，单方面向盟国开放市场，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朝贡体系论”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并未再次变成亚洲的“中心国”，更非亚洲的“霸权国”。中国经济即使有可能超过日本，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如此，顶多也是与日本等在亚洲平起平坐。现实上，亚洲的霸权国，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这样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即使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
所以，一些美国人和亚洲人在今天谈论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朝贡体系”，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过虑了。
如上所述，地区主义是与“朝贡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种国际秩序观。地区主义的形成当然需要一个或者几个大国起带头作用，但地区主义强调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
笔者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在亚洲地区复兴“朝贡体系”秩序。因为亚洲早已不是历史上的亚洲，中国的所谓“周边”早已不是几个藩属国。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在亚洲有着广泛深入的存在和影响。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亚洲，一个全球化的亚洲。历史不可能循环，中国必须探索她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的“亚洲政策”需要充实
这些年来，亚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与亚洲地区的复杂互动中，为了安全和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亚洲。
2003年，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亚洲政策”，越来越把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试图按照新的思路驾御与亚洲的关系。不过，这一方针还比较笼统，缺少理论上的规范定义。至于到底如何与亚洲亲善和合作，仍然是不具体的。
亚洲对中国来说具有中心性，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最离不开的就是亚洲。为此，中国需要与亚洲建立起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定义这种关系。这种新理论，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朝贡体系论”，而可能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关系“和平变化”的地区主义。地区主义是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融合的理论，只有地区主义才是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模式。
·作者是北京国际关系学者、南开大学教授
应该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与每一个国家的交往都是我国亚洲战略的一部分，都是为这个整体而服务的。我很喜欢“融合”这个词汇，它应该是中国亚洲战略的目标之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把各国与中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对整个亚洲都是有利的。我不喜欢“中心国”与“霸权国”这两个提法，它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色彩，极易引起亚洲各国的戒心，而且它也是西方国家强加于我们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朝贡贸易出现于周朝，它是各诸侯国向王室的纳贡，因此也不能作为我们的方针。
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汉奸了。比较现实的是：服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争当亚洲代理人。
以下是引用沧__浪__之__水.在2004-1-3 2:57:00的发言：在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汉奸了。比较现实的是：服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争当亚洲代理人。
以下是引用沧__浪__之__水.在2004-1-3 2:57:00的发言：
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汉奸了。比较现实的是：服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争当亚洲代理人。
霉国岂容中国壮大.
以下是引用沧__浪__之__水.在2004-1-3 2:57:00的发言：
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汉奸了。比较现实的是：服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争当亚洲代理人。
关键是美国不愿意亚洲有这么个强大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