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姚文元之死

公元2005年元旦刚过，一个消息传来：姚文元死了。前几天刚看完一本有关文革的书，听到这个消息真是百感交集。
　　
　　书中有这么一段：“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厅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幺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姚文元盖棺，自当论定。其实这个“论”，早在28年前审判四人帮和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官方就定了。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下姚文元和四人帮。
　　
　　“全面客观评价”很容易被人误解为“翻案”，其实前者只是对现有认识的修正和深化，而后者则是对现有认识的推翻和否定。我本无意为姚文元之流翻案，但认为有必要将其人“去妖魔化”。我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种“妖魔化”教育，从陈炯明、蒋介石、刘文彩一直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似乎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单向过程，似乎一个人政治死亡不仅仅代表着他“政治上死亡”，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个人道德和社会名誉的全面破产。这种所谓的“批倒批臭”恰恰不符合我们所一贯宣称的“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近现代历史之所以为人诟病，这种功利色彩可谓“功不可没”。
　　
　　“全面客观评价”不仅是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作用，将其与个人道德品质和社会名誉分离，更重要的是深入理解历史人物行为的社会动因，便于在今后出现类似社会环境时吸取历史教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鲜血真的是白白流进阴沟了。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妖魔并不可怕，因为它们很容易被人识破，可怕的是我们身边不显山不露水的常人。将历史上的负面人物妖魔化，远远起不到警醒世人的作用。只有将他还原成一个常人，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身后的社会力量，而后者才是悲剧的关键。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避免历史重演。
　　
　　德国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人，是为了告诉我们，希特勒的产生有其根基和土壤，他的诞生在一战后德国并非一个特殊事件，而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必然。德国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人，是德国反思的一个新高度。纳粹主义不再被归结为某一两个千年恶魔，而是发掘出其社会根源，标志着德国人反思中的智慧。
　　
　　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思虽然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但是类似的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德国，需要反思的也不仅仅是德国人。很遗憾，国内对于文革史和四人帮一直讳莫如深，官方口径就是唯一的口径。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后来的《芙蓉镇》水平上，不能不说是对五千年智慧民族的嘲讽。
　　
　　我倾向于不用个人品格去评价政治人物，或者说不将负面政治人物的历史作为归结为他个人道德败坏。个人品格很重要，但是政治人物的作为和个人品格并非线性关系。
　　
　　建国后，从反右开始排斥国内党内敢言之士，人们常常不得不在良心和党籍之间作选择。“左”的步子越来越快，直至文革。在领袖一手导演的时势下，怎么样才是对的，才有政治前途，当时的人如何抉择？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苦闷和仿惶。当时，极力排除“个人私心杂念”，努力赶上革命形势，十年以后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的大有人在。比如《历史的天空》里面的朱一刀。“跟着主席干了几十年，还得跟”，是一些老同志的想法。
　　
　　当然，被动跟上运动形势和四人帮那些运动主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们都是当时越来越左的形势的产物。在当时形势下，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积极投身并积极推动“崭新的，毛主席为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从“新革命形势”中找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者，大有人在，也能够理解。毕竟，引号内的几个形容词在当时都是有着巨大吸引力的。
　　
　　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现在还有人对此大唱颂歌。在民间，文革翻案之声不绝于耳。特别在现今官员日渐腐败的背景下，怀念毛时代的人越来越多，“左左”的队伍有壮大的趋势。上文中张春桥的话，在现在能产生共鸣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这一点从网友在藤讯公司“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病亡”消息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可以想见，既然有 “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么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并不是四人帮那么简单，文革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其实并不单纯。主动推波助澜的四人帮也好，当年腰扎皮带，满怀革命豪情，耀武扬威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女红卫兵们也好，被动跟上“革命形势”的老干部也好，都是时势的产物。
　　
　　记得陈毅元帅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形势比人强。”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为负面历史人物脱罪固不可能，他们行为的主动性不可否认。而在强调这些的同时，不把他们的作为归结到个人道德操守上，而是看到背后客观形势那只无形的推手。将个人主动性和形势客观性相结合，才是正道。以此观之，古往今来的一切负面历史人物，都有仔细打量一番的必要。非为翻案，重在理解。所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选择，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是：当时当地，历史如何产生了一个希特勒，一个汪精卫，一个姚文元这些被千万遍地诅咒的人物？诅咒完毕也该好好想一想，“妖魔”云云，恐怕不能说明历史必然性，只能说明历史偶然性。那么必然性在哪儿呢？个人无关紧要，也许理解身后的黑手会让人不寒而栗，相对来说把个人打成流氓混混人渣变态，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娃哈哈呀娃哈哈。
　　
　　这个贴子不只是要客观评价姚文元和四人帮，更是那整整一代“造反派”。昔日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们，如今又在何处？他们并非什么妖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越来越左的时势的产物。与其将他们刻画为一群变态人渣流氓的集团，不如反思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惟其如此，尚不至于重蹈覆辙。至于个人操守，不在讨论之列。
　　信马游缰，零零碎碎，不知看官以为然否？公元2005年元旦刚过，一个消息传来：姚文元死了。前几天刚看完一本有关文革的书，听到这个消息真是百感交集。
　　
　　书中有这么一段：“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厅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幺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姚文元盖棺，自当论定。其实这个“论”，早在28年前审判四人帮和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官方就定了。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下姚文元和四人帮。
　　
　　“全面客观评价”很容易被人误解为“翻案”，其实前者只是对现有认识的修正和深化，而后者则是对现有认识的推翻和否定。我本无意为姚文元之流翻案，但认为有必要将其人“去妖魔化”。我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种“妖魔化”教育，从陈炯明、蒋介石、刘文彩一直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似乎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单向过程，似乎一个人政治死亡不仅仅代表着他“政治上死亡”，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个人道德和社会名誉的全面破产。这种所谓的“批倒批臭”恰恰不符合我们所一贯宣称的“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近现代历史之所以为人诟病，这种功利色彩可谓“功不可没”。
　　
　　“全面客观评价”不仅是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作用，将其与个人道德品质和社会名誉分离，更重要的是深入理解历史人物行为的社会动因，便于在今后出现类似社会环境时吸取历史教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鲜血真的是白白流进阴沟了。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妖魔并不可怕，因为它们很容易被人识破，可怕的是我们身边不显山不露水的常人。将历史上的负面人物妖魔化，远远起不到警醒世人的作用。只有将他还原成一个常人，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身后的社会力量，而后者才是悲剧的关键。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避免历史重演。
　　
　　德国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人，是为了告诉我们，希特勒的产生有其根基和土壤，他的诞生在一战后德国并非一个特殊事件，而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必然。德国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人，是德国反思的一个新高度。纳粹主义不再被归结为某一两个千年恶魔，而是发掘出其社会根源，标志着德国人反思中的智慧。
　　
　　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思虽然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但是类似的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德国，需要反思的也不仅仅是德国人。很遗憾，国内对于文革史和四人帮一直讳莫如深，官方口径就是唯一的口径。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后来的《芙蓉镇》水平上，不能不说是对五千年智慧民族的嘲讽。
　　
　　我倾向于不用个人品格去评价政治人物，或者说不将负面政治人物的历史作为归结为他个人道德败坏。个人品格很重要，但是政治人物的作为和个人品格并非线性关系。
　　
　　建国后，从反右开始排斥国内党内敢言之士，人们常常不得不在良心和党籍之间作选择。“左”的步子越来越快，直至文革。在领袖一手导演的时势下，怎么样才是对的，才有政治前途，当时的人如何抉择？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苦闷和仿惶。当时，极力排除“个人私心杂念”，努力赶上革命形势，十年以后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的大有人在。比如《历史的天空》里面的朱一刀。“跟着主席干了几十年，还得跟”，是一些老同志的想法。
　　
　　当然，被动跟上运动形势和四人帮那些运动主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们都是当时越来越左的形势的产物。在当时形势下，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积极投身并积极推动“崭新的，毛主席为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从“新革命形势”中找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者，大有人在，也能够理解。毕竟，引号内的几个形容词在当时都是有着巨大吸引力的。
　　
　　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现在还有人对此大唱颂歌。在民间，文革翻案之声不绝于耳。特别在现今官员日渐腐败的背景下，怀念毛时代的人越来越多，“左左”的队伍有壮大的趋势。上文中张春桥的话，在现在能产生共鸣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这一点从网友在藤讯公司“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病亡”消息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可以想见，既然有 “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么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并不是四人帮那么简单，文革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其实并不单纯。主动推波助澜的四人帮也好，当年腰扎皮带，满怀革命豪情，耀武扬威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女红卫兵们也好，被动跟上“革命形势”的老干部也好，都是时势的产物。
　　
　　记得陈毅元帅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形势比人强。”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为负面历史人物脱罪固不可能，他们行为的主动性不可否认。而在强调这些的同时，不把他们的作为归结到个人道德操守上，而是看到背后客观形势那只无形的推手。将个人主动性和形势客观性相结合，才是正道。以此观之，古往今来的一切负面历史人物，都有仔细打量一番的必要。非为翻案，重在理解。所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选择，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是：当时当地，历史如何产生了一个希特勒，一个汪精卫，一个姚文元这些被千万遍地诅咒的人物？诅咒完毕也该好好想一想，“妖魔”云云，恐怕不能说明历史必然性，只能说明历史偶然性。那么必然性在哪儿呢？个人无关紧要，也许理解身后的黑手会让人不寒而栗，相对来说把个人打成流氓混混人渣变态，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娃哈哈呀娃哈哈。
　　
　　这个贴子不只是要客观评价姚文元和四人帮，更是那整整一代“造反派”。昔日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们，如今又在何处？他们并非什么妖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越来越左的时势的产物。与其将他们刻画为一群变态人渣流氓的集团，不如反思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惟其如此，尚不至于重蹈覆辙。至于个人操守，不在讨论之列。
　　信马游缰，零零碎碎，不知看官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