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打倒贺龙残害刘少奇 康生骨灰被逐出八宝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8:32:58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他曾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他的骨灰也被请出了八宝山。本文部分摘自何虎生编著的《八宝山纪实》。
延安“抢救运动”抓“特务”
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康生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康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两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后来中共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打倒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成了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一股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做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去世后，林彪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要求中央党校出版林彪文集，规格要同毛泽东选集一样。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把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1967年4月，刘少奇开始被揪斗，受到人身迫害。3月，康生写信要求对刘少奇设立专案审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人民日报》4月1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文章结尾的八问，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明确了刘少奇的“问题”已超出内部的范围，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在报刊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专用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掀起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高潮。
7月18日，江青、康生、 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从此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不到一个月，刘少奇病逝于狱中。
骨灰被赶出八宝山
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中共和国家高层、民主党派高层和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骨灰却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1980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做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至此，康生的骨灰被逐出了八宝山。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他曾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他的骨灰也被请出了八宝山。本文部分摘自何虎生编著的《八宝山纪实》。
延安“抢救运动”抓“特务”
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康生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康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两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后来中共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打倒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成了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一股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做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去世后，林彪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要求中央党校出版林彪文集，规格要同毛泽东选集一样。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把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1967年4月，刘少奇开始被揪斗，受到人身迫害。3月，康生写信要求对刘少奇设立专案审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人民日报》4月1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文章结尾的八问，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明确了刘少奇的“问题”已超出内部的范围，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在报刊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专用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掀起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高潮。
7月18日，江青、康生、 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从此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不到一个月，刘少奇病逝于狱中。
骨灰被赶出八宝山
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中共和国家高层、民主党派高层和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骨灰却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1980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做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至此，康生的骨灰被逐出了八宝山。
延安“抢救运动”抓“特务”
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康生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康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两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后来中共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打倒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成了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一股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做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去世后，林彪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要求中央党校出版林彪文集，规格要同毛泽东选集一样。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把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1967年4月，刘少奇开始被揪斗，受到人身迫害。3月，康生写信要求对刘少奇设立专案审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人民日报》4月1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文章结尾的八问，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明确了刘少奇的“问题”已超出内部的范围，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在报刊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专用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掀起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高潮。
7月18日，江青、康生、 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从此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不到一个月，刘少奇病逝于狱中。
骨灰被赶出八宝山
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中共和国家高层、民主党派高层和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骨灰却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1980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做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至此，康生的骨灰被逐出了八宝山。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他曾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他的骨灰也被请出了八宝山。本文部分摘自何虎生编著的《八宝山纪实》。
延安“抢救运动”抓“特务”
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康生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康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两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后来中共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打倒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成了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一股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做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去世后，林彪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要求中央党校出版林彪文集，规格要同毛泽东选集一样。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把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1967年4月，刘少奇开始被揪斗，受到人身迫害。3月，康生写信要求对刘少奇设立专案审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人民日报》4月1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文章结尾的八问，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明确了刘少奇的“问题”已超出内部的范围，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在报刊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专用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掀起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高潮。
7月18日，江青、康生、 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从此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不到一个月，刘少奇病逝于狱中。
骨灰被赶出八宝山
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中共和国家高层、民主党派高层和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骨灰却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1980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做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至此，康生的骨灰被逐出了八宝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人为打倒刘少奇，策划了“六十一个叛徒”特大冤案。“六十一人案”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等六十一人的“投敌叛徒”案。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最终促使“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
刘少奇安排六十一人出狱
“六十一人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军侵入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六十一人，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被放出了监狱。
胡耀邦
当时，这六十一人是因为中共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进北平反省院的。尽管遭到严刑拷打，他们并没有叛变，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其时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缺少得力的人。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人履行“签字”手续出狱，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人，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国民党把这些人转押到南京，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中共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和北平市委另一位负责人徐冰委派当时担任地下交通的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中共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
1936年夏天，狱中中共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人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
康生文革中炮制“三六大案”
中国共产党1943年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他曾向毛泽东说过这段往事。毛泽东当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下令在“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人中已有19人死亡，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对这些幸存的人，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1人遭残酷迫害，他们的亲友也受到株连。
“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要求平反这个错案。1977年11月11日，两次向狱中中共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逝。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
不久，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他提出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恰在这时，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组部，申诉人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之一王其梅遗孀，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
1977年12月8日，王其梅向邓小平写了申诉信。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也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这封申诉信。他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三中全会前夕平反昭雪
然而，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人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这些人不以为然。他们强调，“六十一人案”不能随便翻过来。
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另起炉灶。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1978年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人去执行这项工作。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刘少奇安排六十一人出狱
“六十一人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军侵入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六十一人，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被放出了监狱。
胡耀邦
当时，这六十一人是因为中共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进北平反省院的。尽管遭到严刑拷打，他们并没有叛变，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其时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缺少得力的人。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人履行“签字”手续出狱，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人，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国民党把这些人转押到南京，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中共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和北平市委另一位负责人徐冰委派当时担任地下交通的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中共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
1936年夏天，狱中中共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人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
康生文革中炮制“三六大案”
中国共产党1943年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他曾向毛泽东说过这段往事。毛泽东当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下令在“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人中已有19人死亡，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对这些幸存的人，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1人遭残酷迫害，他们的亲友也受到株连。
“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要求平反这个错案。1977年11月11日，两次向狱中中共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逝。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
不久，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他提出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恰在这时，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组部，申诉人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之一王其梅遗孀，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
1977年12月8日，王其梅向邓小平写了申诉信。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也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这封申诉信。他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三中全会前夕平反昭雪
然而，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人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这些人不以为然。他们强调，“六十一人案”不能随便翻过来。
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另起炉灶。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1978年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人去执行这项工作。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