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和谐农村”仍是遥远的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12:13
来源：英国《经济学人》
两万名抗议者，1500名警察以及准军事力量，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十人受伤和一名中学生死亡。在中国中部省份发生的这一起群起事件，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暴乱问题，同时也让中国中央政府对社会稳定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这一基本原则亟待予以贯彻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寻找农村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做了艰辛的努力。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增加对农村卫生保健和教育的经费，同时也计划增加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的计划。然而，中国政府在农村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中国中央政府在农村发展上的投资仍然不足，仍指望当地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大多数资金。中央政府公布的这些政策，在实施起来都需要当地政府的合作，而地方政府往往又是导致农村抗议示威不断的非法占地及腐败的从犯。
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现象严重
这次发生在湖南的农村暴乱事件，直接原因是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将搭乘公共汽车的费用突然增加一倍，而住在这地区的很多人都靠这线路来拜访亲人。然而，这一动乱是中国农村逐渐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宣泄，中国农村面临贫穷、不平等、腐败、医疗卫生费用增加、非法占地等问题，这导致了农村居民对现状的不满。2006年，中国全国群众事件大约为二万三千起，低于2005年两万六千起。尽管这些数字可靠性有待考证，对“群众事件”的准确定义也值得怀疑，但这无疑说明中国在解决这一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其实，此次湖南农村的群起事件，原因不仅仅为当地政府增加公交车费用。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广大农民对地方政府腐败憎恨的一种情感宣泄。
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苦于“上令下不达”
中国最高领导集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都曾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做过官，他们为了解决农村社会群起事件的根本问题，做出了艰辛的改革工作。今年三月初，中国在政府宣布，中央政府将对卫生医疗的投资增加90%，对教育的投资增加40%。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农村发展投资3920亿人民币，这比往年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
为了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补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拨给农村的费用将用在扩大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体系上。为了减少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对社会的不满，中国政府还计划改革失业保险体系，对工伤赔偿计划进行大规模改革。为了减少因非法占地而导致的农村群体事件，中央政府对土地转换利用制定了更加严厉的规格。中国两会通过的私有财产保护法，虽然没有对农村土地租赁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也强调，对占用土地的情况，农民必须得到足够的赔偿，这一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尽管中国政府对解决农村问题非常认真，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障碍众多。第一，尽管2007年增加到3920亿元，但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仍然非常不足。由于地方政府宣继续承担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多数，所以，中央政府最近宣布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医疗和教育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北京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障碍：中央政府要执行自己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然而，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都是农村居民所承受痛苦的始作俑者或从犯。这在非法占用农民耕地进行城市或工业发展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地方政府缺乏现金，为了获得丰厚利润，征用农民耕地，租给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方式。开发商和其他投资者付给政府的土地使用费用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关键来源之一，而且，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没有这些钱，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少很多。
另外，即便在一些省份资金充裕，地方政府也非常合作，很多国家级的计划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各级政府间不同程度的协调合作。缺乏个人账户的中国失业保险体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加失业保险体制的人是很零星的，它给外来务工人员所提供的保护也很少。中国共有1.2亿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很多雇主都不给这些工人购买保险，只有不到4.5万人能得到失业补助。
尽管有这些困难，中国政府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比如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城镇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过去十五年，中国粮食价格一直下滑，这是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地区居民收入而言止步不前的关键原因，城乡差别由此而凸显。随着可耕种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国内市场对农作物的需求增加，而农民栽种也从粮食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粮食价格也随之有所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因此有所上升。沿海地区工厂提高工资，也将让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员得到更高的收入。
“和谐农村”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总理温家宝高声宣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缺少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这让中央政府“消除贫困、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努力受阻。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都没有成型，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过于突出，六亿农村居民不敢随意将自己存下来的钱进行提高农场生产力的活动当中，因为担心万一土地被收回或征用，自己将血本无归。其结果，政府没能将足够的资源引向农村建设，这就导致农村发展偏缓，政府解决起于城乡差别和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起来就更加困难。
然而，从政治角度看，像湖南省这样的小规模暴乱只是农村人口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对中央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威胁。很多这样的农村群体事件都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政府往往都是迅速采取行动，逮捕肇事者，安抚其他人。绝大多数受到地方政府压制的农村居民都认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地方官员横行乡里。这一现象的很明显特征，就是如今有大量来自农村的上访者，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控诉地方政府，就像中国封建社会告御状一样，希望“京官”能在了解他们的苦难之后帮他们一把。来源：英国《经济学人》
两万名抗议者，1500名警察以及准军事力量，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十人受伤和一名中学生死亡。在中国中部省份发生的这一起群起事件，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暴乱问题，同时也让中国中央政府对社会稳定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这一基本原则亟待予以贯彻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寻找农村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做了艰辛的努力。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增加对农村卫生保健和教育的经费，同时也计划增加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的计划。然而，中国政府在农村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中国中央政府在农村发展上的投资仍然不足，仍指望当地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大多数资金。中央政府公布的这些政策，在实施起来都需要当地政府的合作，而地方政府往往又是导致农村抗议示威不断的非法占地及腐败的从犯。
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现象严重
这次发生在湖南的农村暴乱事件，直接原因是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将搭乘公共汽车的费用突然增加一倍，而住在这地区的很多人都靠这线路来拜访亲人。然而，这一动乱是中国农村逐渐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宣泄，中国农村面临贫穷、不平等、腐败、医疗卫生费用增加、非法占地等问题，这导致了农村居民对现状的不满。2006年，中国全国群众事件大约为二万三千起，低于2005年两万六千起。尽管这些数字可靠性有待考证，对“群众事件”的准确定义也值得怀疑，但这无疑说明中国在解决这一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其实，此次湖南农村的群起事件，原因不仅仅为当地政府增加公交车费用。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广大农民对地方政府腐败憎恨的一种情感宣泄。
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苦于“上令下不达”
中国最高领导集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都曾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做过官，他们为了解决农村社会群起事件的根本问题，做出了艰辛的改革工作。今年三月初，中国在政府宣布，中央政府将对卫生医疗的投资增加90%，对教育的投资增加40%。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农村发展投资3920亿人民币，这比往年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
为了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补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拨给农村的费用将用在扩大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体系上。为了减少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对社会的不满，中国政府还计划改革失业保险体系，对工伤赔偿计划进行大规模改革。为了减少因非法占地而导致的农村群体事件，中央政府对土地转换利用制定了更加严厉的规格。中国两会通过的私有财产保护法，虽然没有对农村土地租赁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也强调，对占用土地的情况，农民必须得到足够的赔偿，这一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尽管中国政府对解决农村问题非常认真，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障碍众多。第一，尽管2007年增加到3920亿元，但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仍然非常不足。由于地方政府宣继续承担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多数，所以，中央政府最近宣布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医疗和教育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北京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障碍：中央政府要执行自己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然而，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都是农村居民所承受痛苦的始作俑者或从犯。这在非法占用农民耕地进行城市或工业发展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地方政府缺乏现金，为了获得丰厚利润，征用农民耕地，租给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方式。开发商和其他投资者付给政府的土地使用费用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关键来源之一，而且，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没有这些钱，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少很多。
另外，即便在一些省份资金充裕，地方政府也非常合作，很多国家级的计划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各级政府间不同程度的协调合作。缺乏个人账户的中国失业保险体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加失业保险体制的人是很零星的，它给外来务工人员所提供的保护也很少。中国共有1.2亿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很多雇主都不给这些工人购买保险，只有不到4.5万人能得到失业补助。
尽管有这些困难，中国政府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比如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城镇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过去十五年，中国粮食价格一直下滑，这是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地区居民收入而言止步不前的关键原因，城乡差别由此而凸显。随着可耕种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国内市场对农作物的需求增加，而农民栽种也从粮食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粮食价格也随之有所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因此有所上升。沿海地区工厂提高工资，也将让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员得到更高的收入。
“和谐农村”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总理温家宝高声宣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缺少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这让中央政府“消除贫困、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努力受阻。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都没有成型，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过于突出，六亿农村居民不敢随意将自己存下来的钱进行提高农场生产力的活动当中，因为担心万一土地被收回或征用，自己将血本无归。其结果，政府没能将足够的资源引向农村建设，这就导致农村发展偏缓，政府解决起于城乡差别和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起来就更加困难。
然而，从政治角度看，像湖南省这样的小规模暴乱只是农村人口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对中央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威胁。很多这样的农村群体事件都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政府往往都是迅速采取行动，逮捕肇事者，安抚其他人。绝大多数受到地方政府压制的农村居民都认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地方官员横行乡里。这一现象的很明显特征，就是如今有大量来自农村的上访者，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控诉地方政府，就像中国封建社会告御状一样，希望“京官”能在了解他们的苦难之后帮他们一把。
两万名抗议者，1500名警察以及准军事力量，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十人受伤和一名中学生死亡。在中国中部省份发生的这一起群起事件，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暴乱问题，同时也让中国中央政府对社会稳定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这一基本原则亟待予以贯彻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寻找农村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做了艰辛的努力。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增加对农村卫生保健和教育的经费，同时也计划增加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的计划。然而，中国政府在农村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中国中央政府在农村发展上的投资仍然不足，仍指望当地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大多数资金。中央政府公布的这些政策，在实施起来都需要当地政府的合作，而地方政府往往又是导致农村抗议示威不断的非法占地及腐败的从犯。
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现象严重
这次发生在湖南的农村暴乱事件，直接原因是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将搭乘公共汽车的费用突然增加一倍，而住在这地区的很多人都靠这线路来拜访亲人。然而，这一动乱是中国农村逐渐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宣泄，中国农村面临贫穷、不平等、腐败、医疗卫生费用增加、非法占地等问题，这导致了农村居民对现状的不满。2006年，中国全国群众事件大约为二万三千起，低于2005年两万六千起。尽管这些数字可靠性有待考证，对“群众事件”的准确定义也值得怀疑，但这无疑说明中国在解决这一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其实，此次湖南农村的群起事件，原因不仅仅为当地政府增加公交车费用。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广大农民对地方政府腐败憎恨的一种情感宣泄。
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苦于“上令下不达”
中国最高领导集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都曾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做过官，他们为了解决农村社会群起事件的根本问题，做出了艰辛的改革工作。今年三月初，中国在政府宣布，中央政府将对卫生医疗的投资增加90%，对教育的投资增加40%。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农村发展投资3920亿人民币，这比往年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
为了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补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拨给农村的费用将用在扩大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体系上。为了减少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对社会的不满，中国政府还计划改革失业保险体系，对工伤赔偿计划进行大规模改革。为了减少因非法占地而导致的农村群体事件，中央政府对土地转换利用制定了更加严厉的规格。中国两会通过的私有财产保护法，虽然没有对农村土地租赁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也强调，对占用土地的情况，农民必须得到足够的赔偿，这一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尽管中国政府对解决农村问题非常认真，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障碍众多。第一，尽管2007年增加到3920亿元，但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仍然非常不足。由于地方政府宣继续承担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多数，所以，中央政府最近宣布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医疗和教育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北京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障碍：中央政府要执行自己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然而，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都是农村居民所承受痛苦的始作俑者或从犯。这在非法占用农民耕地进行城市或工业发展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地方政府缺乏现金，为了获得丰厚利润，征用农民耕地，租给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方式。开发商和其他投资者付给政府的土地使用费用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关键来源之一，而且，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没有这些钱，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少很多。
另外，即便在一些省份资金充裕，地方政府也非常合作，很多国家级的计划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各级政府间不同程度的协调合作。缺乏个人账户的中国失业保险体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加失业保险体制的人是很零星的，它给外来务工人员所提供的保护也很少。中国共有1.2亿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很多雇主都不给这些工人购买保险，只有不到4.5万人能得到失业补助。
尽管有这些困难，中国政府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比如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城镇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过去十五年，中国粮食价格一直下滑，这是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地区居民收入而言止步不前的关键原因，城乡差别由此而凸显。随着可耕种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国内市场对农作物的需求增加，而农民栽种也从粮食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粮食价格也随之有所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因此有所上升。沿海地区工厂提高工资，也将让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员得到更高的收入。
“和谐农村”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总理温家宝高声宣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缺少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这让中央政府“消除贫困、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努力受阻。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都没有成型，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过于突出，六亿农村居民不敢随意将自己存下来的钱进行提高农场生产力的活动当中，因为担心万一土地被收回或征用，自己将血本无归。其结果，政府没能将足够的资源引向农村建设，这就导致农村发展偏缓，政府解决起于城乡差别和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起来就更加困难。
然而，从政治角度看，像湖南省这样的小规模暴乱只是农村人口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对中央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威胁。很多这样的农村群体事件都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政府往往都是迅速采取行动，逮捕肇事者，安抚其他人。绝大多数受到地方政府压制的农村居民都认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地方官员横行乡里。这一现象的很明显特征，就是如今有大量来自农村的上访者，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控诉地方政府，就像中国封建社会告御状一样，希望“京官”能在了解他们的苦难之后帮他们一把。来源：英国《经济学人》
两万名抗议者，1500名警察以及准军事力量，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十人受伤和一名中学生死亡。在中国中部省份发生的这一起群起事件，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暴乱问题，同时也让中国中央政府对社会稳定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这一基本原则亟待予以贯彻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寻找农村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做了艰辛的努力。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增加对农村卫生保健和教育的经费，同时也计划增加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的计划。然而，中国政府在农村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中国中央政府在农村发展上的投资仍然不足，仍指望当地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大多数资金。中央政府公布的这些政策，在实施起来都需要当地政府的合作，而地方政府往往又是导致农村抗议示威不断的非法占地及腐败的从犯。
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现象严重
这次发生在湖南的农村暴乱事件，直接原因是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将搭乘公共汽车的费用突然增加一倍，而住在这地区的很多人都靠这线路来拜访亲人。然而，这一动乱是中国农村逐渐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宣泄，中国农村面临贫穷、不平等、腐败、医疗卫生费用增加、非法占地等问题，这导致了农村居民对现状的不满。2006年，中国全国群众事件大约为二万三千起，低于2005年两万六千起。尽管这些数字可靠性有待考证，对“群众事件”的准确定义也值得怀疑，但这无疑说明中国在解决这一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其实，此次湖南农村的群起事件，原因不仅仅为当地政府增加公交车费用。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广大农民对地方政府腐败憎恨的一种情感宣泄。
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苦于“上令下不达”
中国最高领导集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都曾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做过官，他们为了解决农村社会群起事件的根本问题，做出了艰辛的改革工作。今年三月初，中国在政府宣布，中央政府将对卫生医疗的投资增加90%，对教育的投资增加40%。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农村发展投资3920亿人民币，这比往年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
为了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补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拨给农村的费用将用在扩大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体系上。为了减少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对社会的不满，中国政府还计划改革失业保险体系，对工伤赔偿计划进行大规模改革。为了减少因非法占地而导致的农村群体事件，中央政府对土地转换利用制定了更加严厉的规格。中国两会通过的私有财产保护法，虽然没有对农村土地租赁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也强调，对占用土地的情况，农民必须得到足够的赔偿，这一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尽管中国政府对解决农村问题非常认真，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障碍众多。第一，尽管2007年增加到3920亿元，但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仍然非常不足。由于地方政府宣继续承担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多数，所以，中央政府最近宣布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医疗和教育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北京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障碍：中央政府要执行自己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然而，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都是农村居民所承受痛苦的始作俑者或从犯。这在非法占用农民耕地进行城市或工业发展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地方政府缺乏现金，为了获得丰厚利润，征用农民耕地，租给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方式。开发商和其他投资者付给政府的土地使用费用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关键来源之一，而且，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没有这些钱，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少很多。
另外，即便在一些省份资金充裕，地方政府也非常合作，很多国家级的计划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各级政府间不同程度的协调合作。缺乏个人账户的中国失业保险体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加失业保险体制的人是很零星的，它给外来务工人员所提供的保护也很少。中国共有1.2亿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很多雇主都不给这些工人购买保险，只有不到4.5万人能得到失业补助。
尽管有这些困难，中国政府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比如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城镇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过去十五年，中国粮食价格一直下滑，这是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地区居民收入而言止步不前的关键原因，城乡差别由此而凸显。随着可耕种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国内市场对农作物的需求增加，而农民栽种也从粮食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粮食价格也随之有所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因此有所上升。沿海地区工厂提高工资，也将让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员得到更高的收入。
“和谐农村”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总理温家宝高声宣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缺少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这让中央政府“消除贫困、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努力受阻。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都没有成型，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过于突出，六亿农村居民不敢随意将自己存下来的钱进行提高农场生产力的活动当中，因为担心万一土地被收回或征用，自己将血本无归。其结果，政府没能将足够的资源引向农村建设，这就导致农村发展偏缓，政府解决起于城乡差别和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起来就更加困难。
然而，从政治角度看，像湖南省这样的小规模暴乱只是农村人口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对中央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威胁。很多这样的农村群体事件都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政府往往都是迅速采取行动，逮捕肇事者，安抚其他人。绝大多数受到地方政府压制的农村居民都认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地方官员横行乡里。这一现象的很明显特征，就是如今有大量来自农村的上访者，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控诉地方政府，就像中国封建社会告御状一样，希望“京官”能在了解他们的苦难之后帮他们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