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呼吁把大学经费直接拨给学生

来源:新京报

立法不能只批判不建设，而要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才行。人大代表不能只提出问题，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要为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一个制度框架。

　　中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拟了《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痛批四大名校掠夺教育资源，媒体一片喝彩声。但是，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立即站出来指责洪代表不公：洪代表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都兼职。所谓“名校”如果是指教育部“985工程”所支持的高校的话，第一批34所中就包括洪代表任职的三所。所谓“四大名校”，除了清华与北大，复旦不时要与南大、浙大等校竞争才能挤进，而洪代表还是指上海交大很难进入第四。另外，清华和北大由教育部拨款18亿元；复旦与交大则由教育部拨款6亿元，上海市政府6亿元，合计12亿元。洪代表任职的三校其实与复旦、交大享受同样待遇。把复旦、交大与清华、北大并列为“四大名校”多少有些杜撰，不符合“985工程”的实际。

　　洪代表的建议触及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即投入上的巨大落差，引起了高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并且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可惜，他一方面希望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一方面又不愿意触犯自己所任职的学校的既得利益，甚至有为自己学校争利益嫌疑，也难怪被葛教授抓住。

　　洪代表的建议，还透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种建议对现实只批判，不建设，没有可行的政策措施，没有操作性。这实际反映了一些代表对两会的传统态度：两会是提意见的地方，具体解决问题还要靠政府。

　　人们谈论要加强两会的职能已经许久。那么，首先要加强什么职能呢？首先要把两会在法律上的地位落实。比如，人大是个立法机构。立法不能只批判不建设，而要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才行。人大代表不能只提出问题，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要为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一个制度框架。比如，要解决教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就应该考虑具体的教育券的立法。

　　关于以教育券的方式解决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公的建议，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并在《谁的大学》、《草根才是主流》等书中反复讨论过。我所针对的就是洪代表所指出的名校掠夺教育资源的现象。不过，其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政府不对大学进行直接财政拨款，而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把教育经费直接送到学生手里。简单地说，就是政府以教育券的形式，给每一个达到一定考分并来自普通收入家庭的考生一笔教育经费，由考生来决定哪个大学最好，自己应该到哪里读书，自己手中这笔教育经费应该给谁。这样，赢得了学生的学校才能赢得经费。那些只管盖大楼而不顾学生利益和教育质量的学校，就会因为没人来就读而破产。这可能是目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最公平的办法，也保证了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原则。

　　许多人对这样的建议不屑一顾，觉得太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从这次两会看，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和代表们的建议，正在朝教育券的方向移动。比如，政府已经宣布，拿出两百亿元作为政府奖学金和助学金，直接送到学生手里的资源已经比过去大幅度提高。问题是，如今中国的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两千万以上。就算有一千万需要资助，这笔钱摊到每个学生手里也才两百元，可谓杯水车薪。真要解决问题，让每个合格的学生能享受高等教育，这笔经费就要至少增加二三十倍。哪里来那么多钱？

　　没有钱，主要是因为很多钱被瓜分滥用。这就是洪代表所提出的名校掠夺教育资源的问题。希望他的调查能更细致些，把所有掠夺教育资源的学校（包括自己所任职的学校）都列出来，提出个可操作性的方案。

　　作为一个被代表的纳税人，以下是笔者给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高等教育的经费是有限的。钱直接拨到大学手里，就无法直接拨到学生手里。大学和学生之间在争夺直接教育拨款上，基本是一个零和游戏，此多则彼少。洪代表列举的“疯狂贷款大兴土木”、“欺世盗名成风”、“上市圈钱与民争利”等等腐败现象，一大原因就是一些大学可以轻易从政府那里拿来钱，如今要对之监察，监察本身也需要经费，还不如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断了其财源。而直接把钱给学生，学生则会更有责任地为自己的前途投资，把经费花在最要紧的地方。

　　所以，笔者希望人大代表提出一个渐进改革的建议：在未来几年内，政府对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按一定比例递减；同时，对学生的财政资助按大体相同的比例递增，逐渐把教育资源从那些不负责任的学校转到学生手里。这样，才能逼着大学建立健全财政纪律，降低教育成本，并把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这样，才能少花钱多办事，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更有效率地利用。

（作者 知名学者薛涌）来源:新京报

立法不能只批判不建设，而要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才行。人大代表不能只提出问题，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要为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一个制度框架。

　　中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拟了《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痛批四大名校掠夺教育资源，媒体一片喝彩声。但是，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立即站出来指责洪代表不公：洪代表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都兼职。所谓“名校”如果是指教育部“985工程”所支持的高校的话，第一批34所中就包括洪代表任职的三所。所谓“四大名校”，除了清华与北大，复旦不时要与南大、浙大等校竞争才能挤进，而洪代表还是指上海交大很难进入第四。另外，清华和北大由教育部拨款18亿元；复旦与交大则由教育部拨款6亿元，上海市政府6亿元，合计12亿元。洪代表任职的三校其实与复旦、交大享受同样待遇。把复旦、交大与清华、北大并列为“四大名校”多少有些杜撰，不符合“985工程”的实际。

　　洪代表的建议触及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即投入上的巨大落差，引起了高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并且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可惜，他一方面希望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一方面又不愿意触犯自己所任职的学校的既得利益，甚至有为自己学校争利益嫌疑，也难怪被葛教授抓住。

　　洪代表的建议，还透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种建议对现实只批判，不建设，没有可行的政策措施，没有操作性。这实际反映了一些代表对两会的传统态度：两会是提意见的地方，具体解决问题还要靠政府。

　　人们谈论要加强两会的职能已经许久。那么，首先要加强什么职能呢？首先要把两会在法律上的地位落实。比如，人大是个立法机构。立法不能只批判不建设，而要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才行。人大代表不能只提出问题，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要为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一个制度框架。比如，要解决教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就应该考虑具体的教育券的立法。

　　关于以教育券的方式解决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公的建议，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并在《谁的大学》、《草根才是主流》等书中反复讨论过。我所针对的就是洪代表所指出的名校掠夺教育资源的现象。不过，其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政府不对大学进行直接财政拨款，而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把教育经费直接送到学生手里。简单地说，就是政府以教育券的形式，给每一个达到一定考分并来自普通收入家庭的考生一笔教育经费，由考生来决定哪个大学最好，自己应该到哪里读书，自己手中这笔教育经费应该给谁。这样，赢得了学生的学校才能赢得经费。那些只管盖大楼而不顾学生利益和教育质量的学校，就会因为没人来就读而破产。这可能是目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最公平的办法，也保证了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原则。

　　许多人对这样的建议不屑一顾，觉得太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从这次两会看，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和代表们的建议，正在朝教育券的方向移动。比如，政府已经宣布，拿出两百亿元作为政府奖学金和助学金，直接送到学生手里的资源已经比过去大幅度提高。问题是，如今中国的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两千万以上。就算有一千万需要资助，这笔钱摊到每个学生手里也才两百元，可谓杯水车薪。真要解决问题，让每个合格的学生能享受高等教育，这笔经费就要至少增加二三十倍。哪里来那么多钱？

　　没有钱，主要是因为很多钱被瓜分滥用。这就是洪代表所提出的名校掠夺教育资源的问题。希望他的调查能更细致些，把所有掠夺教育资源的学校（包括自己所任职的学校）都列出来，提出个可操作性的方案。

　　作为一个被代表的纳税人，以下是笔者给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高等教育的经费是有限的。钱直接拨到大学手里，就无法直接拨到学生手里。大学和学生之间在争夺直接教育拨款上，基本是一个零和游戏，此多则彼少。洪代表列举的“疯狂贷款大兴土木”、“欺世盗名成风”、“上市圈钱与民争利”等等腐败现象，一大原因就是一些大学可以轻易从政府那里拿来钱，如今要对之监察，监察本身也需要经费，还不如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断了其财源。而直接把钱给学生，学生则会更有责任地为自己的前途投资，把经费花在最要紧的地方。

　　所以，笔者希望人大代表提出一个渐进改革的建议：在未来几年内，政府对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按一定比例递减；同时，对学生的财政资助按大体相同的比例递增，逐渐把教育资源从那些不负责任的学校转到学生手里。这样，才能逼着大学建立健全财政纪律，降低教育成本，并把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这样，才能少花钱多办事，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更有效率地利用。

（作者 知名学者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