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仇家恨重勾起，还我父亲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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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仇家恨重勾起，还我父亲郁达夫 | ||
本报记者 王国平 发布时间： 2007-02-28 10:00 光明日报 | ||
 “归来吧！爸爸……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等着您的归帆呢！” 这段话摘自1942年某期《东南日报》，标题是《寻找爸爸郁达夫》，作者郁黎民，17岁。当时的《东南日报》与郁达夫渊源很深，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士哀。 谁怜身饲虎，万里不归来。 祖国衰贫甚，颓唐事岂真？ 旌旗弄鬼蜮，慷慨一诗人。 一门著节烈，惨痛那堪言。 今日应含笑，繁华灿故园。 异域埋忠骨，于今二十年。 随着年龄增长，郁黎民对父亲多了一份理解。她反复阅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记》和《离乱家诗》，越来越感慨父亲命运的可悲。“可怜的父亲，真是一个‘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孤臣孽子啊！”在一篇回忆文字中，她写道。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郁黎民完全由母亲抚养成人，在感情上自然更倾向于母亲孙荃。孙荃1897年出生在富阳县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兰坡，上过私塾，精通旧体诗词。1917年8月30日，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孙荃与郁达夫订婚。旋即郁达夫赴日留学，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甚至决定给未婚妻改名，并且赠诗曰： 缘微怜子女，惆怅望南天。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郁达夫甚至还要为她出版诗集，“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众人”。 1920年7月24日，两人正式结婚。随后的六七年时间，尽管经历了丧子之痛，但夫妻二人的生活充满甜蜜。1922年春，郁达夫要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离别让两人陡生伤感，于是携手和声填词《卖花声——送外东行》：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下笔漫云若有神，先生爱国见忠心。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1985年8月29日，郁达夫殉难4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应邀出席，口占一绝： 投身北伐识奸宄，负笈东瀛叹陆沉。 吉稽殷墟文物远，案翻魏武议论申。 弥留喜诵春光好，四化征途看骏奔。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这是郁达夫散落在全国各地的8个子女首度团聚。这些骨肉兄弟曾经杳无联系。当年新加坡沦陷前夕，跟随郁达夫出国的郁飞回到重庆，在报章上看到转载的《寻找爸爸郁达夫》，才知道父亲早就有一家人留在了富春江边。 郁黎民也没想到她会到湘南的一个小城扎根。1950年她跟随丈夫来到桂阳县，成了一名教师，并以此为终身职业。郁黎民从不以郁达夫女儿自居，初来学校时要填写干部履历表，她写的是“父名文，以卖文为生”。当时桂阳很少有人注意到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她一直不为人们关注。 1987年，郁黎民退休。现在，她每天坚持看书看报，而且经常动笔写文章。由于年岁已高，她很少出门。让她很欣慰的是，膝下的四个儿女都很孝顺，特别是大儿子邹诚，一直对外祖父很有感情，他所开办的公司就叫深圳市夫迅实业有限公司，这是因为郁达夫和鲁迅是至交，各取两人姓名中的一个字，以表对两位前辈的敬意。 2006年12月7日，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郁黎民和弟弟妹妹们再度相逢，让他们挂心的是，“父亲的遗骨到底在哪里”。1995年郁正民就写诗呼吁：“历史已去事作古，仍有日人改史书。国仇家恨重勾起，还我父亲郁达夫。”“还我父亲郁达夫”，成了郁家后代共同的心声。（资料照片）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
“归来吧！爸爸……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等着您的归帆呢！” 这段话摘自1942年某期《东南日报》，标题是《寻找爸爸郁达夫》，作者郁黎民，17岁。当时的《东南日报》与郁达夫渊源很深， 他早年所写的很多诗文，都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度发表。郁黎民心想：向《东南日报》投稿，父亲看到的几率应该很大吧？但结果杳无音信。 2006年末，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的一个小院里，81岁的郁黎民操着浓浓富阳口音，向记者讲述着关于父亲、关于母亲、关于亲情的尘封往事。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士哀” 1925年农历正月初六，郁黎民出生于浙江富阳城满舟弄一号院。当时母亲孙荃患有疟疾，无法母乳哺养，只好把小黎民寄养在一个奶娘家里。在一个冬日早晨，大雪纷飞，郁达夫到奶娘家看望小黎民。一进门，发现小黎民冻得全身发紫，赤着身子号啕大哭，奶娘却在楼下安然地准备早餐。郁达夫立刻解开身上的皮袍，把小黎民紧紧地裹住，亲自把女儿送到离城15公里外的岳母家，托岳母另请奶娘哺育小黎民。 郁黎民说：“这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 郁黎民在外婆家生活了6年，直到上学读书才回到母亲身边。在这期间，郁达夫从外地回富阳，都会带着弟弟熊儿（天民）来看望她，但郁黎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父亲更多的重视。 回到了母亲身边，郁黎民不时能见到父亲，但他身旁都有王映霞陪伴。1937年春天，郁黎民在春江宾馆前遇到了父亲，“大约是他送王映霞来富阳避难”。从此，郁黎民只能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行踪了。 郁黎民一直期盼着父亲归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父亲的噩耗——1945年8月29日，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诱骗杀害，时年49岁。 1965年8月29日，郁达夫殉难20周年。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几乎没有声音来缅怀一代文豪郁达夫。幸好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冰心的一篇纪念文章，这让郁黎民“心潮起伏、夜不能寐”，写下了四首五绝律诗，“作为女儿私自对他的纪念”——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士哀。谁怜身饲虎，万里不归来。祖国衰贫甚，颓唐事岂真？
旌旗弄鬼蜮，慷慨一诗人。一门著节烈，惨痛那堪言。
今日应含笑，繁华灿故园。异域埋忠骨，于今二十年。
缘微怜子女，惆怅望南天。 随着年龄增长，郁黎民对父亲多了一份理解。她反复阅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记》和《离乱家诗》，越来越感慨父亲命运的可悲。“可怜的父亲，真是一个‘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孤臣孽子啊！”在一篇回忆文字中，她写道。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郁黎民完全由母亲抚养成人，在感情上自然更倾向于母亲孙荃。孙荃1897年出生在富阳县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兰坡，上过私塾，精通旧体诗词。1917年8月30日，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孙荃与郁达夫订婚。旋即郁达夫赴日留学，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甚至决定给未婚妻改名，并且赠诗曰：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郁达夫甚至还要为她出版诗集，“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众人”。 1920年7月24日，两人正式结婚。随后的六七年时间，尽管经历了丧子之痛，但夫妻二人的生活充满甜蜜。1922年春，郁达夫要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离别让两人陡生伤感，于是携手和声填词《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夫妻情深让郁达夫唏嘘不已，一到日本，他就寄来两句诗：“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但好景不长，192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同居，这对孙荃的打击不可想象。“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久别的妻儿，他分外激动。但孙荃不肯原谅，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不过在饮食上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细心烹制。 半个月过去了，郁达夫要赶回上海，孙荃带着郁天民到渡口送别。回家时，她发现郁达夫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道：“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得逢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想起杨爱就是钱牧斋之妾、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顿时痛哭流涕，不知道是怜还是恨。 郁黎民觉得母亲起初对父亲有所怨恨，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郁达夫的侄女郁风也提到后来三婶慢慢抛弃了对三叔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文革”期间，郁黎民从湖南逃到母亲身边，母女俩经常彻夜长谈。一次，母亲说起她有一桩未了的心事，就是当时郁达夫的作品还没有整理出版。她对女儿说，等到政治清明的那一天，总会有人来从事郁达夫研究，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正的地位。 1978年3月29日，孙荃患心力衰竭去世。待郁黎民匆匆赶回浙江老家，母亲已先一日下葬。悲痛中，郁黎民拟就一幅挽联，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 一生茹苦忆慈亲，最难忘国难家仇，长夜漫漫，心伤杜宇。 千里奔丧怜弱女，徒怅望衡云浙水，横空渺渺，目断惊鸿。 “吉稽殷墟文物远，案翻魏武议论申” “文革”期间，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被打成“反革命”。1975年，全国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怀揣母亲寄来的100元钱，郁黎民只身奔赴北京，为丈夫的平反奔波。 到了北京，她首先想到找郭沫若。 郭沫若与郁达夫1914年就在日本相识，且是同班同学。1921年，他们和成仿吾一道发起成立了创造社。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传为文坛佳话，曾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郭沫若就向中央提议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那时，郁黎民斗胆给郭沫若写信，希望能协助安排工作，郭沫若很快回信，告诉她先参加学习班。待学习班毕业，郭沫若帮郁黎民安排了一份会计工作，但郁黎民对此不感兴趣，只好作罢。郭沫若并没有生气，一直与郁黎民保持着通信来往。据郁黎民粗略回忆，郭沫若给她的信有七八封，但大多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在还保留着半封残信，是“文革”结束由学校退回的。 一到北京，郁黎民就给郭沫若打电话。但当时郭沫若正生病住院，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王廷芳。王廷芳热心地接待了她，许诺会安排地方政府及时解决她反映的问题。 这一次，郁黎民离郭沫若最近，但苦于郭沫若身体不适，且时局多变，她没有机会同郭沫若见面。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借用赵朴初诗作的原韵赋诗一首，寄托了两人的哀思： 下笔漫云若有神，先生爱国见忠心。
投身北伐识奸宄，负笈东瀛叹陆沉。
吉稽殷墟文物远，案翻魏武议论申。
弥留喜诵春光好，四化征途看骏奔。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1985年8月29日，郁达夫殉难4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应邀出席，口占一绝：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这是郁达夫散落在全国各地的8个子女首度团聚。这些骨肉兄弟曾经杳无联系。当年新加坡沦陷前夕，跟随郁达夫出国的郁飞回到重庆，在报章上看到转载的《寻找爸爸郁达夫》，才知道父亲早就有一家人留在了富春江边。 郁黎民也没想到她会到湘南的一个小城扎根。1950年她跟随丈夫来到桂阳县，成了一名教师，并以此为终身职业。郁黎民从不以郁达夫女儿自居，初来学校时要填写干部履历表，她写的是“父名文，以卖文为生”。当时桂阳很少有人注意到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她一直不为人们关注。 1987年，郁黎民退休。现在，她每天坚持看书看报，而且经常动笔写文章。由于年岁已高，她很少出门。让她很欣慰的是，膝下的四个儿女都很孝顺，特别是大儿子邹诚，一直对外祖父很有感情，他所开办的公司就叫深圳市夫迅实业有限公司，这是因为郁达夫和鲁迅是至交，各取两人姓名中的一个字，以表对两位前辈的敬意。 2006年12月7日，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郁黎民和弟弟妹妹们再度相逢，让他们挂心的是，“父亲的遗骨到底在哪里”。1995年郁正民就写诗呼吁：“历史已去事作古，仍有日人改史书。国仇家恨重勾起，还我父亲郁达夫。”“还我父亲郁达夫”，成了郁家后代共同的心声。（资料照片）
郁达夫烈士永垂不朽
回忆流亡中的郁达夫
张楚琨 发布时间： 2007-02-28 10:00 郁达夫专题网站
我和郁达夫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期间，一道工作，一道流亡，瞬息40年了。他离开我们也37年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轰炸新加坡，在马来亚哥打吉鲁登陆。当时，我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兼《南洋商报晚报》评论员；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主编《晨星》等三个副刊兼主编新加坡英政
府公共联络部(俗称情报部)办的《华侨周：刊》。作为南洋华侨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这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热潮。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的领导下，为负起对广大群众开展精神动员的责任，决定成立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者有新闻界、教育界、书业界、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代表，包括南来的知名人士郁达夫、王叔畅、沈兹九、王纪元、张企程、杨骚等。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选出来了，即胡愈之、郁达夫、庄奎章、王叔旸和张楚琨。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叔场任宣传部长，庄奎章任训练部长。
文化界先走一步，接着全星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陈嘉庚，下辖劳工服务团、保卫团、民众武装部。胡愈之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到街头去，到工厂去，到码头去，到防空壕去，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活(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战局越来越严重，英军节节败退，热血沸腾的新加坡华侨青年，由刚释放出来的政治犯 (绝大多数是马共党员)带头一再要求武装起来，参加新加坡保卫战。英当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仍没有忘记对待殖民地人民的那些老框框和老套套，压制、压制、再压制。柔佛通新加坡岛的长堤自动炸断了，丝里打军港的防御设备自动炸毁了，贮油池自动放火焚烧了，总之，准备放弃新加坡了。只有在这时候，才开始发1000支19世纪的旧枪给3000名星华 义勇军，把他们送到最前线当炮灰。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勇敢的突击队，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店员、工人、舞女、学生等。每人拿了四毛钱的“起身费”，斗志昂扬地开往最前线去了。我们青训班有不少学员如罗骚等当了义勇军的政训人员，写作人陈如旧从青训班指导员变为流星队指导员；但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再传到抗敌总会和战时工作团来。我们在晋江会馆(抗敌动员总会总部>听取前线回来的青训班成员的汇报时，郁达夫大队长急切地问：
“英军究竟发给你们什么样的武装?”
“不知从哪里搬出来的旧枪。打打鸟还可以，打日本可不灵!”穿着蓝色制服，头上盘着黄色布，右臂上缠着一块三角的红布的青训班学员(现在是义勇军的政训人员)高声回答。没有钢盔，没有军帽，没有英澳军那样的全副武装，倒像农民游击队员。
“我们强烈抗议：干嘛发这样的武器?义勇军司令官、团长英国人打里上校回答： ‘这里没有现代武器，等到新的运到再换吧。’大家知道，丝里打军港把大批新式弹药填海了!”另一个学员差点没骂出声来。
“我们要求和英澳军一律平等的待遇，英总司令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生活水平不一样，平等待遇办不到。’我们志在****杀敌，渴望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只好将就了。”一个排长叙述了他们和总司令交涉的经过。
这时，郁达夫细小的眼睛突然发出愤怒的光，额上青筋一条条浮起来，扯着嗓门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重演！”
他从切身经验看透了英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真面目，强烈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性格使他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插曲表现了郁达夫的另一侧面。
郁达夫在星洲三年多，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一度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救国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以《敌我之间》为题的《致新居格氏》尤为脍炙人口。新居格氏是日本文艺批评家，由东京《读卖新闻》社转来一封他致郁达夫的公开信，表示“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日除去”。郁达夫站在民族立场答复道：“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心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郁达夫相信，“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行文得体，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此外，郁达夫在扶掖马华文学青年方面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然而郁达夫主编《晨星》开头第一炮却打得并不漂亮。1939年1月21日，即到达新加坡的第四星期，郁达夫在《晨星》发表了题为《几个问题》的杂感文，谈的都是南洋文艺青年所关心的、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鲁迅风问题，南洋文艺的创立问题，新启蒙运动问题，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郁达夫在原则上肯定了问题的重要性和提法，而立论的轻率和给青年泼冷水的态度，却使大多数读者感到意外。郁达夫对于“学习鲁迅风”这样提：“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终于有何益处?”又说：“持这一种态度的问题提出者和讨论参加者，我们只有对他表示敬意，即使那问题是一愚问。我们只有惊叹着他‘其愚不可及’而不能施以谩骂和轻薄。”华侨青年尊敬鲁迅，要求学习鲁迅的杂文体，学习导师那种反托派、反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分子的战斗精神，而郁达夫一笔抹煞，指为“愚问”而且“其愚不可及”，“不必这样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读者的失望是很自然的。关于南洋文艺的创立，郁达夫的论点更为大胆：“南洋若能产生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这么一说，马华(马来亚华侨简称)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和文艺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只要等待“产生二位大作家”，南洋文艺就“成立了”。郁达夫也赞成新启蒙运动，但是认为…首先还应大家来选出若干部书，开一个书目出来，教育青年去读。”按那时马华青年读书风气很盛，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抗战文艺作品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再翻印，读者们很担心郁达夫又要搬过来施蛰存的庄子那一套。况且把新启蒙运动和“教育青年去读”等同起来，未免太狭隘了。
反应的强烈可以想见，青年作家和广大读者在我主编的删币声》上纷纷发表商榷的文章。我在《编者附言》中写道：“郁达夫先生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沉沦》、《迷羊》虽然充满了肉的颓废的气息，却也反映了当时另一部分不健全的苦闷青年的倾向，在文学史上占着相当地位。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也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诚希冀的原因。不过郁达夫先生开场第一炮，便使我们失望。”(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4日)
郁达夫从抗战正酣的汉口，而福州、而杭州，到香港乘船：于1938年北月28日抵达新加坡。抵星不到一个月，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与马华青年广泛接触，没有摸清文化界的脉搏，只听了槟城个别人的反映，便贸贸然发言了。文化界强烈的反响，使他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他在《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一文中说：“楚琨先生：承蒙你们不弃，把我当作一个讨论目标；天天座谈之余，写些‘颓废’、‘迴避’、‘默认’、‘历史装饰’的话来表明态度。……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文艺’不是‘武艺’，‘时论’不是‘抗战’。我自信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历史’，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或周恩来、吴玉章等的交情，所以觉得用不着五窍生烟。”(《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7日)
我的答复有这么几句：“《狮声》这次检讨郁先生的大作，完全是为了爱护真理，毫无恶意杂在里头。我们对那些无耻的文化人和托匪之流固然不惜‘迎头痛击’，而对尚不失正义感的郁先生则雅不欲如此，也不应该如此!”(《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8日)
论争的第二星期，郁达夫在一篇答辩文章中追述在上海时曾对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说过：“I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反应更大了。《狮声》的投稿者和《狮声》编者认为无论在革命年代或抗战时期，作家都应该是战士。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爱国作家，可以等待。
论争是这样结束的：《晨星》出了一个专号，文章很不严肃。《编者启事》说：“这一回，因为楚琨先生在《狮声》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三者们来稿极多。……这一种文字愈积愈多了，不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晨星》1939年2月7日)
《狮声》编者唱了收场白：“昨天《晨星》出了一个谩骂与攻击的专号，目标是《狮声》及编者个人，全版充满吹、捧、骂、意气，把‘乞丐儿、浪人、伪君子、小人’之类的骂语都扯上，……我愿再诚恳地正告郁达夫先生：我们要讨沦问题，就得抓紧主题，采取严肃而诚恳的态度……万万不能把精力浪费在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狮声》1939年2月8日)
论争结束的第二个月，3月5日香港出版的《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发表了郁达夫的绝唱 《毁家诗纪》。当时王映霞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对他家庭的悲剧深表同情，同时又为他国难当头，自扬家丑感到惋惜。
在新加坡积极备战的1941年，郁达夫又由一位李小姐的推荐，在英政府公共联络部兼了一个职务——《华侨周报》主编。我们再次为之惋惜：为什么一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要在英政府当雇员?
由于思想有这许多隔阂，虽同在一条街(罗敏申律)工作，我们却极少过从。
不久，战火烧掉了这道墙，郁达夫成为一个战土了，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了。
马来亚战争和所谓“新加坡防御战”’是一场丢尽“大英帝国”面子、出尽没落帝国主义洋相的滑稽剧。战争以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开始，以投降将军白思华率领十万大军向三万日军“齐解甲”告终。为时两个月零一星期。最后一个星期，即所谓“新加坡防御战”，实际上是自动撤防，不战而降。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充满战争迫近的紧张气氛的星期六，在星期日（8日)午夜后4点钟，我突然被一连串的爆炸声惊醒，是雷鸣还是防空演习?推窗一看，草地上挤满了惊慌的人群，远处一、二建筑物升起浓烟，但是灯火辉煌，有如平日，警报是后来才吼起来的。战争临到马来亚了!几个月来，天天搞防空演习和灯光管制，敌人真的投弹了，既无警报，又无灯光管制，这就是英帝国主义所谓“警惕的眼睛”!
“大英帝国”自夸新加坡是“攻不陷的要塞”。丝里打军港有世界第三的大船坞，有可供大队军舰使用半年以上燃料的贮油库，有足以打穿世界最大主力舰甲板的海防大炮，用在军港的建设金额达五亿叻币(二亿五千万美元)。
英国派遣镇守新加坡的两只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及击退号极尽耀武扬威之能事。屡获战功，名闻全球的威尔斯太子号的船长对我们一群采访记者微笑道：“大家放心，我坚信新加坡不会失陷！”
当12月3日，日本船队集中越南，大举南移的时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对出勤在非洲的澳军司令孟纳发了一个电报：“此间平静，没有战争即将发生的景象，不必急于回来，”
五天后，日本在马来亚的哥打峇鲁登陆，炸弹落住“平静”的新加坡。12日，两主力舰在马来亚关丹海面同时被日机炸沉，统率两主力舰的远东英海军总司令非立斯海军中将失踪。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缺乏飞机护航的起码军事常识!
马来亚战争打了53天，第54天(1942年1月3l日)英军从柔佛新山撤退到柔佛海峡南岸的新加坡岛。日军不从正面进攻，而是用从屁股绕过来的迂迴战术得逞了，新加坡成为四面被围的孤岛了。
日军2月1日开始从海峡北岸轰击新加坡，日本航空部队同时进行第56次轰炸。
轰炸越频繁，炮弹越多打到市区来，抗敌工作越加紧进行。抗敌动员总会总部的晋江会馆沸腾起来了。救护队员、保卫团员、劳工服务团员、义勇军成员、宣传队员……像长龙翻腾在这座三层楼房，这里和陈嘉庚主席居住的怡和轩仅一楼之隔。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这时也集中到总部来办公，战斗在这座楼的人们对频繁的警报满不在乎，直到炸弹在附近爆炸，才从容不迫地到后院堆着沙包的小圈圈休息一下，仰看头上飞过的敌机。
在最初的日子里，郁达夫团长同我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侨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和爱同学校(青训班所在地)之间，精神抖擞。新加坡被围后，考虑到他的年龄大些 (46岁)，身体瘦弱，不能再跟20多岁的小伙子到处跑了，决定让他坐镇总部，联系各方面。他按时上班，会议很少缺席，可是1月30日那一天没有来。
“我把孩子送走了，现在我是孑然一身广第二天，他对我们说，他把13岁的郁飞交托朋友转道送回国了。
他似乎有些抑郁，不大讲话，脸色苍白，什么心事缠住了他?从王任叔那里得知(他和王任叔很熟，什么话都说)，李小姐已随英方官员撤往巴城去了。他在流亡初期作的《乱离杂诗》第七首，便是抒发这时心情的：
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酒能损肺休多饮，事决临机莫过迟。
漫学东方耽戏谑，好呼南八是男儿。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
爱情，对郁达夫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有时几乎成为压到一切的不可抗拒的魔力。“萧郎”虽然“鬓渐丝”了，但在生命随时可以在敌机轰炸下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一直追忆着“高楼诀别词”。他梦寐以求的是：“乱离鱼雁双藏影”，“鬓影烟波共一庐”，但是现实十分冷酷：他只是英政府公共联络部的临时雇员，《华侨周报》是“临时附属刊物”，不在人事编制之列，不能随英方撤退，李小姐费尽口舌为之交涉，只能徒呼奈何。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如此，对殖民地人民呼之来，使之去，习以为常，他们连抗敌动员总会领导人陈嘉庚主席都极不尊重，对郁达夫哪放在眼里!
请看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如何对待华侨领袖：
丝里打军港的自动炸毁，英妇孺的总撤退以及一系列放弃新加坡的迹象，使得陈嘉庚主席不得不向新加坡英当局问个清楚。1月30日陈主席约定抗敌动员总务主任叶玉堆、分配船位委员陈振传等往见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爵士时问道：新加坡防御如何?紧急时刻能给抗敌工作人员的撤退提供什么方便?重庆政府来电要求安全撤退总领事馆人员及官方代表，有无提及侨领和****工作人员?对此，早下投降决心的汤姆斯的态度极不负责，他一面哄骗，一面支吾其词，甚至不耐烦地说：
“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好了”舢板是一种木造的用手划的小渡船。在轰炸中，在布雷的海面上，划着舢板撤退，开什么玩笑?
“重庆来电是有的，但没有提及君等。”
陈主席非常愤慨，召集一些身旁的工作人员谈话，说明英当局没有坚守新加坡的决心，新加坡很快就要失陷，各人要有准备。最后用激昂的声调说：“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
陈主席对于英当局发枪枝给毫无训练、仓促成军的华侨青年，让他们去当炮灰极不满意； 2月12日晚上对我说：“大祸临头了，残暴的日寇一定报复!我已打定了主意，你们也走吧。”
陈主席于2月3日凌晨四点多钟和刘玉水(抗敌动员总会总务部副主任)、陈贵贱(木材．商)和陈永义，乘陈贵贱运载木材的小火轮，悄悄地离开铁巴杀码头，转移到苏门答腊的英德其里港去了。
胡愈之召集文化界抗敌工作人员举行一次20分钟的紧急集会，大家决定从围城撤往荷属苏门答腊山芭(丛林)，因为最后一班轮船开走了，别无其他出路。时间定为第二天(4日)凌晨，集合地点在怡和轩或中街后面大舶码头。
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我们大伙儿从怡和轩来到中街后面大舶码头，那里停着一只我和刘武丹接洽好的破旧的摩托舢板，还有一批人焦急地等着。大家都不约而同：一手皮箱，一手小提包，袋里装着没有荷兰领事馆签证的中国护照。队伍当然不大整齐，老的老，少的少，共28个。其中有胡愈之、李铁民、邵宗汉、王纪元、唐伯涛、汪金丁、郑楚云、蔡高岗、王任叔夫妇、刘道南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李振殿一家老少，还有郁达夫和我。年纪最大的是李振殿 (南侨筹赈总会财政)，70多岁；最小的是谁家的幼儿记不清了，只有几岁。这一天，日军的炮兵正从海峡北岸大规摸地集中轰击漳宜后港一带。头上的飞机在轰炸，大伙儿的生命随时可能化为灰烬。没有喧哗声，默默地坐在无遮拦的船舱里，把命运寄托在这一叶扁舟上。
摩托舢板沿着狭小的新加坡河疾驶，两岸尽是我们熟悉的建筑物。这条弯弯曲曲的驳运小航道，我前后三次旅居新加坡从未游过，风光很不错，可是谁有心思来欣赏呢!不到一个小时，出了河口，过了红灯码头和防波堤，著名的马六甲海峡的内海展现在面前了。尽管是内海，却是一望无际，白浪滔天。胡愈之感慨地说：“别了，新加坡!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再见呢?”由于小船船身只有四公尺长，吃水几十公分，安全驶过了布满水雷的海面，躲过了敌机的侦察。
从新加坡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开往荷属苏门答腊的行叻班让(SelatPandjang)不过几十哩，正常班的小火轮一个上午就到达了。我们的小船却行了两天两夜，原因是海上第一站就经受一场虚惊，临行匆促，来不及细细检查那破旧的摩托船板，一路老停下来修理，真急死人。好容易到达峇来吉里汶，已经是傍晚了。这是最接近新加坡的廖内群岛的一个荷兰人管辖的小岛，草木皆兵的荷兰武装人员以为日军登陆了，朝空放了几枪，经过解释，允许上岸，扣留了两天才放行。中华学校校长连啸鸥是我们的文友，会同商界福建同乡们热情招待一番，甚至留我们住下来说：“这里是转运站，不设防，不妨事!”
张楚琨 发布时间： 2007-02-28 10:00 郁达夫专题网站
我和郁达夫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期间，一道工作，一道流亡，瞬息40年了。他离开我们也37年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轰炸新加坡，在马来亚哥打吉鲁登陆。当时，我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兼《南洋商报晚报》评论员；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主编《晨星》等三个副刊兼主编新加坡英政
府公共联络部(俗称情报部)办的《华侨周：刊》。作为南洋华侨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这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热潮。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的领导下，为负起对广大群众开展精神动员的责任，决定成立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者有新闻界、教育界、书业界、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代表，包括南来的知名人士郁达夫、王叔畅、沈兹九、王纪元、张企程、杨骚等。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选出来了，即胡愈之、郁达夫、庄奎章、王叔旸和张楚琨。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叔场任宣传部长，庄奎章任训练部长。
文化界先走一步，接着全星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陈嘉庚，下辖劳工服务团、保卫团、民众武装部。胡愈之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到街头去，到工厂去，到码头去，到防空壕去，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活(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战局越来越严重，英军节节败退，热血沸腾的新加坡华侨青年，由刚释放出来的政治犯 (绝大多数是马共党员)带头一再要求武装起来，参加新加坡保卫战。英当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仍没有忘记对待殖民地人民的那些老框框和老套套，压制、压制、再压制。柔佛通新加坡岛的长堤自动炸断了，丝里打军港的防御设备自动炸毁了，贮油池自动放火焚烧了，总之，准备放弃新加坡了。只有在这时候，才开始发1000支19世纪的旧枪给3000名星华 义勇军，把他们送到最前线当炮灰。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勇敢的突击队，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店员、工人、舞女、学生等。每人拿了四毛钱的“起身费”，斗志昂扬地开往最前线去了。我们青训班有不少学员如罗骚等当了义勇军的政训人员，写作人陈如旧从青训班指导员变为流星队指导员；但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再传到抗敌总会和战时工作团来。我们在晋江会馆(抗敌动员总会总部>听取前线回来的青训班成员的汇报时，郁达夫大队长急切地问：
“英军究竟发给你们什么样的武装?”
“不知从哪里搬出来的旧枪。打打鸟还可以，打日本可不灵!”穿着蓝色制服，头上盘着黄色布，右臂上缠着一块三角的红布的青训班学员(现在是义勇军的政训人员)高声回答。没有钢盔，没有军帽，没有英澳军那样的全副武装，倒像农民游击队员。
“我们强烈抗议：干嘛发这样的武器?义勇军司令官、团长英国人打里上校回答： ‘这里没有现代武器，等到新的运到再换吧。’大家知道，丝里打军港把大批新式弹药填海了!”另一个学员差点没骂出声来。
“我们要求和英澳军一律平等的待遇，英总司令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生活水平不一样，平等待遇办不到。’我们志在****杀敌，渴望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只好将就了。”一个排长叙述了他们和总司令交涉的经过。
这时，郁达夫细小的眼睛突然发出愤怒的光，额上青筋一条条浮起来，扯着嗓门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重演！”
他从切身经验看透了英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真面目，强烈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性格使他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插曲表现了郁达夫的另一侧面。
郁达夫在星洲三年多，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一度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救国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以《敌我之间》为题的《致新居格氏》尤为脍炙人口。新居格氏是日本文艺批评家，由东京《读卖新闻》社转来一封他致郁达夫的公开信，表示“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日除去”。郁达夫站在民族立场答复道：“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心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郁达夫相信，“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行文得体，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此外，郁达夫在扶掖马华文学青年方面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然而郁达夫主编《晨星》开头第一炮却打得并不漂亮。1939年1月21日，即到达新加坡的第四星期，郁达夫在《晨星》发表了题为《几个问题》的杂感文，谈的都是南洋文艺青年所关心的、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鲁迅风问题，南洋文艺的创立问题，新启蒙运动问题，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郁达夫在原则上肯定了问题的重要性和提法，而立论的轻率和给青年泼冷水的态度，却使大多数读者感到意外。郁达夫对于“学习鲁迅风”这样提：“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终于有何益处?”又说：“持这一种态度的问题提出者和讨论参加者，我们只有对他表示敬意，即使那问题是一愚问。我们只有惊叹着他‘其愚不可及’而不能施以谩骂和轻薄。”华侨青年尊敬鲁迅，要求学习鲁迅的杂文体，学习导师那种反托派、反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分子的战斗精神，而郁达夫一笔抹煞，指为“愚问”而且“其愚不可及”，“不必这样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读者的失望是很自然的。关于南洋文艺的创立，郁达夫的论点更为大胆：“南洋若能产生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这么一说，马华(马来亚华侨简称)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和文艺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只要等待“产生二位大作家”，南洋文艺就“成立了”。郁达夫也赞成新启蒙运动，但是认为…首先还应大家来选出若干部书，开一个书目出来，教育青年去读。”按那时马华青年读书风气很盛，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抗战文艺作品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再翻印，读者们很担心郁达夫又要搬过来施蛰存的庄子那一套。况且把新启蒙运动和“教育青年去读”等同起来，未免太狭隘了。
反应的强烈可以想见，青年作家和广大读者在我主编的删币声》上纷纷发表商榷的文章。我在《编者附言》中写道：“郁达夫先生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沉沦》、《迷羊》虽然充满了肉的颓废的气息，却也反映了当时另一部分不健全的苦闷青年的倾向，在文学史上占着相当地位。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也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诚希冀的原因。不过郁达夫先生开场第一炮，便使我们失望。”(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4日)
郁达夫从抗战正酣的汉口，而福州、而杭州，到香港乘船：于1938年北月28日抵达新加坡。抵星不到一个月，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与马华青年广泛接触，没有摸清文化界的脉搏，只听了槟城个别人的反映，便贸贸然发言了。文化界强烈的反响，使他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他在《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一文中说：“楚琨先生：承蒙你们不弃，把我当作一个讨论目标；天天座谈之余，写些‘颓废’、‘迴避’、‘默认’、‘历史装饰’的话来表明态度。……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文艺’不是‘武艺’，‘时论’不是‘抗战’。我自信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历史’，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或周恩来、吴玉章等的交情，所以觉得用不着五窍生烟。”(《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7日)
我的答复有这么几句：“《狮声》这次检讨郁先生的大作，完全是为了爱护真理，毫无恶意杂在里头。我们对那些无耻的文化人和托匪之流固然不惜‘迎头痛击’，而对尚不失正义感的郁先生则雅不欲如此，也不应该如此!”(《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8日)
论争的第二星期，郁达夫在一篇答辩文章中追述在上海时曾对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说过：“I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反应更大了。《狮声》的投稿者和《狮声》编者认为无论在革命年代或抗战时期，作家都应该是战士。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爱国作家，可以等待。
论争是这样结束的：《晨星》出了一个专号，文章很不严肃。《编者启事》说：“这一回，因为楚琨先生在《狮声》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三者们来稿极多。……这一种文字愈积愈多了，不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晨星》1939年2月7日)
《狮声》编者唱了收场白：“昨天《晨星》出了一个谩骂与攻击的专号，目标是《狮声》及编者个人，全版充满吹、捧、骂、意气，把‘乞丐儿、浪人、伪君子、小人’之类的骂语都扯上，……我愿再诚恳地正告郁达夫先生：我们要讨沦问题，就得抓紧主题，采取严肃而诚恳的态度……万万不能把精力浪费在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狮声》1939年2月8日)
论争结束的第二个月，3月5日香港出版的《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发表了郁达夫的绝唱 《毁家诗纪》。当时王映霞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对他家庭的悲剧深表同情，同时又为他国难当头，自扬家丑感到惋惜。
在新加坡积极备战的1941年，郁达夫又由一位李小姐的推荐，在英政府公共联络部兼了一个职务——《华侨周报》主编。我们再次为之惋惜：为什么一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要在英政府当雇员?
由于思想有这许多隔阂，虽同在一条街(罗敏申律)工作，我们却极少过从。
不久，战火烧掉了这道墙，郁达夫成为一个战土了，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了。
马来亚战争和所谓“新加坡防御战”’是一场丢尽“大英帝国”面子、出尽没落帝国主义洋相的滑稽剧。战争以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开始，以投降将军白思华率领十万大军向三万日军“齐解甲”告终。为时两个月零一星期。最后一个星期，即所谓“新加坡防御战”，实际上是自动撤防，不战而降。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充满战争迫近的紧张气氛的星期六，在星期日（8日)午夜后4点钟，我突然被一连串的爆炸声惊醒，是雷鸣还是防空演习?推窗一看，草地上挤满了惊慌的人群，远处一、二建筑物升起浓烟，但是灯火辉煌，有如平日，警报是后来才吼起来的。战争临到马来亚了!几个月来，天天搞防空演习和灯光管制，敌人真的投弹了，既无警报，又无灯光管制，这就是英帝国主义所谓“警惕的眼睛”!
“大英帝国”自夸新加坡是“攻不陷的要塞”。丝里打军港有世界第三的大船坞，有可供大队军舰使用半年以上燃料的贮油库，有足以打穿世界最大主力舰甲板的海防大炮，用在军港的建设金额达五亿叻币(二亿五千万美元)。
英国派遣镇守新加坡的两只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及击退号极尽耀武扬威之能事。屡获战功，名闻全球的威尔斯太子号的船长对我们一群采访记者微笑道：“大家放心，我坚信新加坡不会失陷！”
当12月3日，日本船队集中越南，大举南移的时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对出勤在非洲的澳军司令孟纳发了一个电报：“此间平静，没有战争即将发生的景象，不必急于回来，”
五天后，日本在马来亚的哥打峇鲁登陆，炸弹落住“平静”的新加坡。12日，两主力舰在马来亚关丹海面同时被日机炸沉，统率两主力舰的远东英海军总司令非立斯海军中将失踪。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缺乏飞机护航的起码军事常识!
马来亚战争打了53天，第54天(1942年1月3l日)英军从柔佛新山撤退到柔佛海峡南岸的新加坡岛。日军不从正面进攻，而是用从屁股绕过来的迂迴战术得逞了，新加坡成为四面被围的孤岛了。
日军2月1日开始从海峡北岸轰击新加坡，日本航空部队同时进行第56次轰炸。
轰炸越频繁，炮弹越多打到市区来，抗敌工作越加紧进行。抗敌动员总会总部的晋江会馆沸腾起来了。救护队员、保卫团员、劳工服务团员、义勇军成员、宣传队员……像长龙翻腾在这座三层楼房，这里和陈嘉庚主席居住的怡和轩仅一楼之隔。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这时也集中到总部来办公，战斗在这座楼的人们对频繁的警报满不在乎，直到炸弹在附近爆炸，才从容不迫地到后院堆着沙包的小圈圈休息一下，仰看头上飞过的敌机。
在最初的日子里，郁达夫团长同我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侨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和爱同学校(青训班所在地)之间，精神抖擞。新加坡被围后，考虑到他的年龄大些 (46岁)，身体瘦弱，不能再跟20多岁的小伙子到处跑了，决定让他坐镇总部，联系各方面。他按时上班，会议很少缺席，可是1月30日那一天没有来。
“我把孩子送走了，现在我是孑然一身广第二天，他对我们说，他把13岁的郁飞交托朋友转道送回国了。
他似乎有些抑郁，不大讲话，脸色苍白，什么心事缠住了他?从王任叔那里得知(他和王任叔很熟，什么话都说)，李小姐已随英方官员撤往巴城去了。他在流亡初期作的《乱离杂诗》第七首，便是抒发这时心情的：
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酒能损肺休多饮，事决临机莫过迟。
漫学东方耽戏谑，好呼南八是男儿。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
爱情，对郁达夫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有时几乎成为压到一切的不可抗拒的魔力。“萧郎”虽然“鬓渐丝”了，但在生命随时可以在敌机轰炸下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一直追忆着“高楼诀别词”。他梦寐以求的是：“乱离鱼雁双藏影”，“鬓影烟波共一庐”，但是现实十分冷酷：他只是英政府公共联络部的临时雇员，《华侨周报》是“临时附属刊物”，不在人事编制之列，不能随英方撤退，李小姐费尽口舌为之交涉，只能徒呼奈何。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如此，对殖民地人民呼之来，使之去，习以为常，他们连抗敌动员总会领导人陈嘉庚主席都极不尊重，对郁达夫哪放在眼里!
请看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如何对待华侨领袖：
丝里打军港的自动炸毁，英妇孺的总撤退以及一系列放弃新加坡的迹象，使得陈嘉庚主席不得不向新加坡英当局问个清楚。1月30日陈主席约定抗敌动员总务主任叶玉堆、分配船位委员陈振传等往见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爵士时问道：新加坡防御如何?紧急时刻能给抗敌工作人员的撤退提供什么方便?重庆政府来电要求安全撤退总领事馆人员及官方代表，有无提及侨领和****工作人员?对此，早下投降决心的汤姆斯的态度极不负责，他一面哄骗，一面支吾其词，甚至不耐烦地说：
“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好了”舢板是一种木造的用手划的小渡船。在轰炸中，在布雷的海面上，划着舢板撤退，开什么玩笑?
“重庆来电是有的，但没有提及君等。”
陈主席非常愤慨，召集一些身旁的工作人员谈话，说明英当局没有坚守新加坡的决心，新加坡很快就要失陷，各人要有准备。最后用激昂的声调说：“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
陈主席对于英当局发枪枝给毫无训练、仓促成军的华侨青年，让他们去当炮灰极不满意； 2月12日晚上对我说：“大祸临头了，残暴的日寇一定报复!我已打定了主意，你们也走吧。”
陈主席于2月3日凌晨四点多钟和刘玉水(抗敌动员总会总务部副主任)、陈贵贱(木材．商)和陈永义，乘陈贵贱运载木材的小火轮，悄悄地离开铁巴杀码头，转移到苏门答腊的英德其里港去了。
胡愈之召集文化界抗敌工作人员举行一次20分钟的紧急集会，大家决定从围城撤往荷属苏门答腊山芭(丛林)，因为最后一班轮船开走了，别无其他出路。时间定为第二天(4日)凌晨，集合地点在怡和轩或中街后面大舶码头。
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我们大伙儿从怡和轩来到中街后面大舶码头，那里停着一只我和刘武丹接洽好的破旧的摩托舢板，还有一批人焦急地等着。大家都不约而同：一手皮箱，一手小提包，袋里装着没有荷兰领事馆签证的中国护照。队伍当然不大整齐，老的老，少的少，共28个。其中有胡愈之、李铁民、邵宗汉、王纪元、唐伯涛、汪金丁、郑楚云、蔡高岗、王任叔夫妇、刘道南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李振殿一家老少，还有郁达夫和我。年纪最大的是李振殿 (南侨筹赈总会财政)，70多岁；最小的是谁家的幼儿记不清了，只有几岁。这一天，日军的炮兵正从海峡北岸大规摸地集中轰击漳宜后港一带。头上的飞机在轰炸，大伙儿的生命随时可能化为灰烬。没有喧哗声，默默地坐在无遮拦的船舱里，把命运寄托在这一叶扁舟上。
摩托舢板沿着狭小的新加坡河疾驶，两岸尽是我们熟悉的建筑物。这条弯弯曲曲的驳运小航道，我前后三次旅居新加坡从未游过，风光很不错，可是谁有心思来欣赏呢!不到一个小时，出了河口，过了红灯码头和防波堤，著名的马六甲海峡的内海展现在面前了。尽管是内海，却是一望无际，白浪滔天。胡愈之感慨地说：“别了，新加坡!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再见呢?”由于小船船身只有四公尺长，吃水几十公分，安全驶过了布满水雷的海面，躲过了敌机的侦察。
从新加坡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开往荷属苏门答腊的行叻班让(SelatPandjang)不过几十哩，正常班的小火轮一个上午就到达了。我们的小船却行了两天两夜，原因是海上第一站就经受一场虚惊，临行匆促，来不及细细检查那破旧的摩托船板，一路老停下来修理，真急死人。好容易到达峇来吉里汶，已经是傍晚了。这是最接近新加坡的廖内群岛的一个荷兰人管辖的小岛，草木皆兵的荷兰武装人员以为日军登陆了，朝空放了几枪，经过解释，允许上岸，扣留了两天才放行。中华学校校长连啸鸥是我们的文友，会同商界福建同乡们热情招待一番，甚至留我们住下来说：“这里是转运站，不设防，不妨事!”
我们继续前进。
6日中午到石叻班让。这是一个仅有数干人口的小岛，数十家华侨商店，还有数家“沙莪廊”(沙莪粉加工厂)和“峇来廊”(木材加工厂)。南洋女中学生的家长也有好几家，他们对老师汪金丁、高云览、刘道南等表示热烈的欢迎，素昧萨生的华侨商人和廊主抢着招待我们，腾出房间来让我们住下。他们的亲热、慷慨、好客使这班举目无亲的文化难民感到无限欣慰。闯到这个平静小岛来的，不只我们一只难民船。在新加坡15日沦陷之前，几乎每天都有摩托舢板、机帆船、小火轮川流不息地载着侨领、富商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到这卫避难。还有漏网的没有当俘虏的少数英澳军，服装不整，一副狼狈相，神色沮丧地从此地转往苏西。这个平静的小岛，闯进这许多难民，变得熙熙攘攘了。
荷兰官在日军压境准备逃之天天的关头，对这二三百个闯入的难民，却一再刁难。对要求签证转往爪哇的，坚持说必须到另一个大岛望加丽去。那里有荷兰分州长做得了主。胡愈之、郁达夫、王纪元、沈兹九、邵宗汉、张绿漪等希望转道爪哇回国，于九日先行。我和其他同志暂住下来观望。
胡愈之、郁达夫一行到了望加丽，没有达到签证的目的。新加坡于2月15日沦陷，望加丽的荷兰分州长逃跑了，难民行动再不受限制了。但是一切重要船只都被荷兰人扣留．插翅难飞。热心好客的金门籍华侨陈仲培(电船公司经理，还经营峇来廊)把他们接到望加丽对面的山芭(丛林)名叫保东的小“鉴公”(村子)住下来避风。
原始森林的景色十分壮丽，高达十数丈的阔叶树林几乎把太阳遮盖了，成群结队的猴子飞跃其间。潺潺流着的小河映着倒挂的椰树影，被偶尔划过的独木舟打碎了。有时小鳄鱼会爬进小河同洗澡者打起架来，大鳄龟则躺在海边懒洋洋地晒太阳。保东便是这样一个“乱世桃源”。
胡愈之、郁达夫等六人在保东住了一个半月。周围尽是印尼人，学印尼活的条件很好。为了匿名隐蔽，学印尼话成为他们的必修课。郁达夫每天写一首诗。至今尚留下了残缺不全的十一首《乱离杂诗》。其中留别陈仲培是第七、第八两首：
多谢陈蕃扫榻迎，欲留无计又西征。偶攀红豆来南国，为访云英上玉京。
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河山两戒重光日，约取金门海上盟。
陈蕃即陈仲培，盛情欲留无计，只好西上巴东寻求缥缈的云英(即李小姐)。他相信河山必能重光．与陈蕃重会金门的盟约必能实现。
迥肠九转，他又觉得“蓬山”未必有路可通(李商隐无题诗有“蓬山此去无多路”之句)，可是“乱世桃源非乐土”，保东不可留，不得不“扬帆从此去”，像“征鸥”一样飞向渺渺的长天。
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佻源非乐土， 炎荒草泽尽英雄。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第九首在彭鹤岭作。巴城荷印总督3日9日向日军投降。巴城的路断了。日军接管廖内群岛已是时间问题。保东的风声很紧，胡愈之等六个人决定分为更小的两个小组。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纪元化名汪国材，隐匿到另一个荒僻的小岛彭鹤岭去。在那里，两人拿出20元作本钱，借当地热心家之力，开了一爿“吉来”(小副食店)，卖的是：一分钱盐，一两椰油，一块“杏来煎”(臭虾酱)等等。这两个突然出现的老板和伙计都不会说闽南话，印尼话的口音又很怪，东西卖得十分便宜。一阵小小的轰动。货物就抢购光了。汪国材劈柴煮饭，赵德清洗碗。吃的是番薯叶，喝的是腐叶水，这种诸葛亮式的“隆中抱膝”的日子，其实呆不下去。诗人遥望烽火，国难方殷，家仇未报，身陷炎荒，伊人已远，不禁心潮澎湃，慷慨放歌了。这是首儿女情牵和书生意气相结合的佳作，主旋律是激昂的：
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
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新加坡沦陷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本法西斯恨透了敢于抵抗的新加坡人民．以“检证”为名进行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成千成万的无辜人民，捆绑成串，载到郊外活埋，或用机关枪扫射，或投之大海。日本投降后查到尸骨和被杀害证据的达4万人。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由于交通的恢复，不断传到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内地来。1942年4月间．“昭南岛”日本宪兵派了两名附敌分子，到石叻班让“邀请”知名侨领回昭南岛。第一批四个人回去了，还要“邀请”第二批、第三批……(回去后被关起来)
石叻班让和周围小岛，充满恐怖气氛，彭鹤岭的郁达夫一组和巴唐岛“木材廊”(即末旦)的胡愈之一组随时可以成为搜索对象。眼看无法安心住下去，除了沿硕克河西上，从卜干峇鲁转往无人认识的苏西(苏门答腊西部巴东一带)，别无选择。郁达夫一不会讲闽南活，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初时颇为犹豫，但又找不出其他办法，况且王纪元又病了，如何是好?他终于想通了，以文天祥的《正气歌》武装自己，独自一人搭乘孤舟，勇敢地前进了。下面一首即在途中口占的：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未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送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我和妻、女一家三口，还有刘道南夫妇、蔡高岗等，逗留在石叻班让的闽南同乡家里半个多月。因为风声紧，一个月来，悽悽惶惶，转移了三个点儿：“峇来廊”、陈辅来“吉来”所在地和寇文成的普罗峇迪。峇来廊和陈辅来所在地．都是遍布原始森林的小岛。前者只有一家福建人经营的伐木加工厂?从祖国被贩卖出来的“褚仔”，曾在这里劳动，老死，并埋葬在这里。现有“猪仔”不存在了，数十个“自由”的伐木工人对我们说：“先生，瞧我们怎样生活在这磨死人的地方?”后者是个小码头，两家“吉来”，卖粮食、副食，收购零星土产，代雇舢板，供应三两个客人的伙食。陈辅来头家安慰我们说：“放心吧，这是小山芭，日本鬼子不会来的。”这些小岛的四周纵横着犬牙交错的港汉，鳄鱼出没其间，红树林无穷无尽地排列在海滩两岸，似乎永远走不完；岸上古木参天，阒无人烟，很难想像吴柳斯一组和王任叔一组就住在里面。
我和妻女单独成为一组了，把命运交给渺茫的一线希望：投靠巴东亲戚，即妻吴梅的姨母。“渺茫”在于不知道她家的状况，连住在那一条街也弄不清。
我们沿着弯弯的硕克河前进，在寇文成的普罗峇迪呆了几天。寇文成是福州人，原是华侨学校教师，后来改了行，开一爿“吉来”。一见面他就认出我来，像老友重逢一样喜出望外，普罗峇迪濒河而居的水上人家的风光，颇有威尼斯味道。但是日本已接管了石叻班让，很快就追上来，我必须和他们赛跑，到卜干峇鲁搭车西往。
我越过赤道村孟金浪，进入后来我们数十个文化人聚居、郁达夫发生悲剧的地方巴雅公务，询问讲福建话的侨胞：“到巴东怎样乘车?”真凑巧，碰到了侠骨义肠乐于助人的金门人许乃昌，那时他买卖做得不大，是行商，经常往来于巴雅公务与巴东之间。我们素未谋面，他马上猜出我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以兄弟般的情谊，表示愿意带我同行到巴东去．说他认识妻的姨母一家。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来许乃昌成为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兴办酒厂，他帮助很大。)
我至今犹抱着感激之情的是：我和妻女受到姨母吴兰、姨丈林振庸一家富于道义和情谊的接待和掩护。姨丈是店员，兄弟众多，全家几十口人，过去和我这流亡：的远客没有丝毫联系，只凭一番自我介绍，不怕担当干系，便把我三口安置下来。谁知道日军和我同时进了城，第二天醒来，日军“和平”接管这苏西最大的港口。有些无知群众。像看热闹似的去看“皇军”，结果挨打的，被拉去强奸的，被抢去东西的，接连发生，才知道魔鬼来了。我目睹当地一家荷兰办的印尼报，前一天还在报道联军准备反攻的消息，过了一夜，便高唱欢迎皇军的调子了。我化了装，改名张止观，同姨丈一家一起，安然领取了“居民证”。一有机会就偷听收音机。一天，隔壁中华学校校长张紫薇(四川人，爱好文艺。后来以了娜笔名写《郁达夫流亡外记》)突然问我：“你听过这个消息么?有个姓赵的，有胡子，会讲很好的日本话，来到巴雅公务，住在海天旅馆，自称为古董商人，人家说他是大间谍呢!”我回答：“我也听说过，但不明真相。”姨丈在侨长(甲必丹)吴顺通公司当店员，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心里突然一亮：莫非郁达夫来了?何不到巴雅公务走一趟探探虚实!
过了几天，我到巴雅公务去，已记不清是哪一天在哪一家同郁达夫相会了。相会的情景是难忘的。他大我十六岁，我也年届而立了。这时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又握手，又拥抱，我低声说：“原来是您!达夫先生！”他露出因抽烟而发黄的牙齿笑道：“想不到又相会了，小兄弟!”
他向我叙述了三个月来传奇式的经历：怎样在卜干峇鲁第一次碰到日本兵，说了日本话；怎样在访问巴雅公务侨长(甲必丹)蔡承连家，遇见日本军官说他的日本话比他说得还雅；怎样见到巴东州长官藤山，藤山留他在巴东做事，他不干；怎样被武吉丁宜宪兵部硬拉去当通译等等。
“这是无可奈何的，不干怎么办?我已声明是义务职，有人代替就走。”(后来他只干了七个月，就借口“肺病”脱身了。)我注意到，在他平静的神态中，日本式的小胡子有些抖动：“愈之、兹九、任叔、宗汉都在这儿哩!”
谁曾想到，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又在距离日本军政监所在地武吉丁宜33公里的巴雅公务碰头了!但是身份和形象有了变化：胡愈之改名金子仙，剃了光头，留了胡子，印尼理发师称之为Tuan Besar(大人、日本人的意思)；邵宗汉改名为张德生；王任叔则成了郁达夫的厨子，大师傅打扮。这回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这不驻日本兵的巴稚公务隐蔽下来，大家找个什么职业掩护。
胡愈之夫妇通过药店老板曾玉印的关系，在市镇近郊拉母西朗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所为难民搭起来的“阿答屋”(茅庐)。椰林婆娑，环境幽静，又是一个“乱世桃源”。屋主曾连发是个受过中学教育的爱国青年。他觉得这位“大人”有点面熟，找出巴城新报的纪念刊的文章和照片一对，哦!原来不是什么金子仙“大人”，而是以写国际问题文章出名的胡愈之先生!
郁达夫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呆下来。这是米南加某(Minangkabau)地区常见的高架木屋，门前有个小小的花园，种着一些热带花草。凉台、前厅、后厅、厢房俱全。在巴雅公务这样三等市镇，就像个“富商”住宅，颇为排场的了。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 (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和我听了大笑起来，觉得他演得真妙。
实武牙筹赈会几个爱国分子给我们苏西流亡的文化人赠送四百盾，由内兄吴蕴山拿到巴东让我转交。我再一次到巴雅公务。大家认为这笔款可以办一个什么行业，让居住巴雅公务的人不至于无业。那时市面酒很缺，一家日本老太婆酿造的又不吃香，郁达夫愿意出面申请一个酒厂执照，赵豫记酒厂就这样开起来了。老板不用说是赵廉，经理和酿造师的职务落在我的肩上。赵豫记的厂名是郁达夫起的，没有什么出处，正如赵廉这名字也没有什么出处。
厂的创业十分艰巨，400盾要办个酒厂，对文化人来说，比合著一本巨书难多了。哪儿找厂址?哪儿找技术人才?怎么搞基建?怎么购置工具?课题是新的，考验是严峻的。
依靠爱国侨胞许乃昌的支持，解决了厂址问题。在拉母西朗胡愈之茅庐的对面还有一片难民园，空地数亩，茅舍数椽，一口井，房子空着，没有人住，随时可搬。技术人材找不到，只有自力更生。
我们花100盾盖了一所“阿答”(茅草)工棚，花100多盾订制数十个发酵用大木桶、大玻璃瓶和土法蒸馏锅。其余作为购买原料、瓶子、木箱的流动资金。许乃昌的内兄欧阳允成教我一点酿造米酒的方法(荷兰统治时期不许私人酿酒，允成是在国内农村酿土酒的)，又钻研从日本翻译的一套《工业大全》的酿造一章。我在大学是学法律的，化学工业一窍不通，这时也只好试验、试验、再试验，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了。
第一锅酒的诞生，是在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等人的围观中完成的。郁达夫第一个品尝，喝了一口说：“还可以，不够浓。”我那时用两斤米酿一斤酒，不懂加糖泡子，醇而淡，成本很高。
我又死翻《工业大全》，然后又试验。郁达夫每次到酒厂看我老捧着这本破烂的大书，总是笑着说：“啊啊，你又在钻《工业大全》。”他把酒厂当做一桩正经事业来办，每次从武吉丁宜来，总是在酒厂呆半天。
两种酒上市了，一种叫“双清”，一种叫“初恋”。沈兹九在日本留过学，取了日本人喜欢的酒名。
我押货到巴雅公务市上分给零售户，也常常上武吉丁宜推销，武吉丁宜离巴雅公务33公里，有火车可达。郁达夫在日本人中大事宣传，又很认真地委托那里的商家代理。商家看“赵大人”的面子，颇为卖力。
武吉丁宜(意即高山)又名“花的国”，位于海拔9，488英尺的麦拉比火山之麓，风景优美，是日本苏岛军政监所在地，驻有重兵。最有名的奇观叫做“那崖”，是数万年前的火山口遗迹，深数十米，口径数公里。崖中长满椰子树、槟树、王棕和不知名的阔叶树。我推销完了，郁达夫常常带我到那里散步。他没有吟诗，感叹说：“这样美好的河山，却让人糟踏了！”他悄悄问我：“如果我不暴露讲日本话，你看情况会怎么样?”我看出他的思想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尽管外表是那么平静，这种斗争一定延续了好几个月。矛盾和苦恼从第一天进宪兵部就噬着他的心，那种环境当然不便谈话，我轻声回了一句“也许麻烦少一点。”
郁达夫是个旷达不羁的诗人，好交游，好活动，好到处转转。他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买书、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怎不喜形于色呢?他颇为得意地带我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我看：
“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酒厂办得有点起色。胡愈之的成本会计算得很精，逼得我非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叫我把酒糟用了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每次加大量的棕榈糖，于是成本低了，酒精度数高了，味浓烈了，利润猛增了。凡参加工作和干活的都拿20元工资(当地物价便宜，维持生活不成问题，老板的应酬费不在此限；沈兹九、邵宗汉干轻活，装装酒；吴柳斯、汪金丁、林醒黄等不久也来到巴雅公务酒厂凑夥，当了酿酒师；杨骚、高云览则在洒厂暂作“寓公”，准备转移。巴雅公务真是沸沸扬扬了。
郁达夫利用职权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嗜好，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会说高雅的日本话，写通顺的日本文，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到巴雅公务自修学会的)印尼文倒不甚高明，发音不准。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高云览为了一件小事被扣，就是他保释的。也有印尼人，犯了联军“间谍”嫌疑，经“赵大人”当着宪兵面前训斥一番，也放了。犯人和“赵大人”说的印尼语，宪兵听不懂，宪兵的日本话，犯人听不懂，“通译”是可以“大显神通”的，
凭着郁达夫的掩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有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胡愈之认为应该排除“速胜论”，看到战争的长期性．胜利取决于欧洲战场，即苏联和英美联军转入反攻的到来。后来形势发展证明了他预见的正确。
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我们没有让他参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顾他的处境。参加这样的地下组织必然使他不便，成为负担。但他是看出来的：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他对我们的态度十分谅解。
然而一年过后，震动听闻的消息终于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郁达夫从武吉丁宜来，一下火车就到胡愈之的“椰庐”来：
“宪兵部来了一个翻译叫洪根培，他是昭南岛受过训练的特务，当然认得我，我弄个小计把他稳住了。”他表面上很镇静，大家都看出他内心是焦急的。他停了一下说：“一时也许不会出事，但是应该逐步化整为零。”
在座者都同意郎达夫的看法：巴雅公务一个小地方集中这么多人，目标太大了， 日本宪兵并不睡大觉。我们同时都感到郁达夫的善良和友谊，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真挚动人，不啻是《水浒传》里舍着性命奔往东溪村晁盖庄园报讯的宋押司。
邵宗汉、王任叔早些时候到了苏东棉兰，我和高云览、林枫疏散到苏南去，同杨骚、温端方会合，不久胡愈之、沈兹九也上苏东马达山了。
我和高云览、杨骚、林枫、端方分别在巨港、直落勿洞靠制肥皂的手工业躲过日寇的魔掌。日本投降了，我欢庆将和郁达夫等聚首一堂，开怀畅饮，但是他给日本法西斯杀害了，永远看不见了，留下了热情、善良、厚道、正直的爱国诗人的形象在我的心里!
6日中午到石叻班让。这是一个仅有数干人口的小岛，数十家华侨商店，还有数家“沙莪廊”(沙莪粉加工厂)和“峇来廊”(木材加工厂)。南洋女中学生的家长也有好几家，他们对老师汪金丁、高云览、刘道南等表示热烈的欢迎，素昧萨生的华侨商人和廊主抢着招待我们，腾出房间来让我们住下。他们的亲热、慷慨、好客使这班举目无亲的文化难民感到无限欣慰。闯到这个平静小岛来的，不只我们一只难民船。在新加坡15日沦陷之前，几乎每天都有摩托舢板、机帆船、小火轮川流不息地载着侨领、富商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到这卫避难。还有漏网的没有当俘虏的少数英澳军，服装不整，一副狼狈相，神色沮丧地从此地转往苏西。这个平静的小岛，闯进这许多难民，变得熙熙攘攘了。
荷兰官在日军压境准备逃之天天的关头，对这二三百个闯入的难民，却一再刁难。对要求签证转往爪哇的，坚持说必须到另一个大岛望加丽去。那里有荷兰分州长做得了主。胡愈之、郁达夫、王纪元、沈兹九、邵宗汉、张绿漪等希望转道爪哇回国，于九日先行。我和其他同志暂住下来观望。
胡愈之、郁达夫一行到了望加丽，没有达到签证的目的。新加坡于2月15日沦陷，望加丽的荷兰分州长逃跑了，难民行动再不受限制了。但是一切重要船只都被荷兰人扣留．插翅难飞。热心好客的金门籍华侨陈仲培(电船公司经理，还经营峇来廊)把他们接到望加丽对面的山芭(丛林)名叫保东的小“鉴公”(村子)住下来避风。
原始森林的景色十分壮丽，高达十数丈的阔叶树林几乎把太阳遮盖了，成群结队的猴子飞跃其间。潺潺流着的小河映着倒挂的椰树影，被偶尔划过的独木舟打碎了。有时小鳄鱼会爬进小河同洗澡者打起架来，大鳄龟则躺在海边懒洋洋地晒太阳。保东便是这样一个“乱世桃源”。
胡愈之、郁达夫等六人在保东住了一个半月。周围尽是印尼人，学印尼活的条件很好。为了匿名隐蔽，学印尼话成为他们的必修课。郁达夫每天写一首诗。至今尚留下了残缺不全的十一首《乱离杂诗》。其中留别陈仲培是第七、第八两首：
多谢陈蕃扫榻迎，欲留无计又西征。偶攀红豆来南国，为访云英上玉京。
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河山两戒重光日，约取金门海上盟。
陈蕃即陈仲培，盛情欲留无计，只好西上巴东寻求缥缈的云英(即李小姐)。他相信河山必能重光．与陈蕃重会金门的盟约必能实现。
迥肠九转，他又觉得“蓬山”未必有路可通(李商隐无题诗有“蓬山此去无多路”之句)，可是“乱世桃源非乐土”，保东不可留，不得不“扬帆从此去”，像“征鸥”一样飞向渺渺的长天。
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佻源非乐土， 炎荒草泽尽英雄。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第九首在彭鹤岭作。巴城荷印总督3日9日向日军投降。巴城的路断了。日军接管廖内群岛已是时间问题。保东的风声很紧，胡愈之等六个人决定分为更小的两个小组。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纪元化名汪国材，隐匿到另一个荒僻的小岛彭鹤岭去。在那里，两人拿出20元作本钱，借当地热心家之力，开了一爿“吉来”(小副食店)，卖的是：一分钱盐，一两椰油，一块“杏来煎”(臭虾酱)等等。这两个突然出现的老板和伙计都不会说闽南话，印尼话的口音又很怪，东西卖得十分便宜。一阵小小的轰动。货物就抢购光了。汪国材劈柴煮饭，赵德清洗碗。吃的是番薯叶，喝的是腐叶水，这种诸葛亮式的“隆中抱膝”的日子，其实呆不下去。诗人遥望烽火，国难方殷，家仇未报，身陷炎荒，伊人已远，不禁心潮澎湃，慷慨放歌了。这是首儿女情牵和书生意气相结合的佳作，主旋律是激昂的：
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
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新加坡沦陷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本法西斯恨透了敢于抵抗的新加坡人民．以“检证”为名进行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成千成万的无辜人民，捆绑成串，载到郊外活埋，或用机关枪扫射，或投之大海。日本投降后查到尸骨和被杀害证据的达4万人。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由于交通的恢复，不断传到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内地来。1942年4月间．“昭南岛”日本宪兵派了两名附敌分子，到石叻班让“邀请”知名侨领回昭南岛。第一批四个人回去了，还要“邀请”第二批、第三批……(回去后被关起来)
石叻班让和周围小岛，充满恐怖气氛，彭鹤岭的郁达夫一组和巴唐岛“木材廊”(即末旦)的胡愈之一组随时可以成为搜索对象。眼看无法安心住下去，除了沿硕克河西上，从卜干峇鲁转往无人认识的苏西(苏门答腊西部巴东一带)，别无选择。郁达夫一不会讲闽南活，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初时颇为犹豫，但又找不出其他办法，况且王纪元又病了，如何是好?他终于想通了，以文天祥的《正气歌》武装自己，独自一人搭乘孤舟，勇敢地前进了。下面一首即在途中口占的：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未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送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我和妻、女一家三口，还有刘道南夫妇、蔡高岗等，逗留在石叻班让的闽南同乡家里半个多月。因为风声紧，一个月来，悽悽惶惶，转移了三个点儿：“峇来廊”、陈辅来“吉来”所在地和寇文成的普罗峇迪。峇来廊和陈辅来所在地．都是遍布原始森林的小岛。前者只有一家福建人经营的伐木加工厂?从祖国被贩卖出来的“褚仔”，曾在这里劳动，老死，并埋葬在这里。现有“猪仔”不存在了，数十个“自由”的伐木工人对我们说：“先生，瞧我们怎样生活在这磨死人的地方?”后者是个小码头，两家“吉来”，卖粮食、副食，收购零星土产，代雇舢板，供应三两个客人的伙食。陈辅来头家安慰我们说：“放心吧，这是小山芭，日本鬼子不会来的。”这些小岛的四周纵横着犬牙交错的港汉，鳄鱼出没其间，红树林无穷无尽地排列在海滩两岸，似乎永远走不完；岸上古木参天，阒无人烟，很难想像吴柳斯一组和王任叔一组就住在里面。
我和妻女单独成为一组了，把命运交给渺茫的一线希望：投靠巴东亲戚，即妻吴梅的姨母。“渺茫”在于不知道她家的状况，连住在那一条街也弄不清。
我们沿着弯弯的硕克河前进，在寇文成的普罗峇迪呆了几天。寇文成是福州人，原是华侨学校教师，后来改了行，开一爿“吉来”。一见面他就认出我来，像老友重逢一样喜出望外，普罗峇迪濒河而居的水上人家的风光，颇有威尼斯味道。但是日本已接管了石叻班让，很快就追上来，我必须和他们赛跑，到卜干峇鲁搭车西往。
我越过赤道村孟金浪，进入后来我们数十个文化人聚居、郁达夫发生悲剧的地方巴雅公务，询问讲福建话的侨胞：“到巴东怎样乘车?”真凑巧，碰到了侠骨义肠乐于助人的金门人许乃昌，那时他买卖做得不大，是行商，经常往来于巴雅公务与巴东之间。我们素未谋面，他马上猜出我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以兄弟般的情谊，表示愿意带我同行到巴东去．说他认识妻的姨母一家。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来许乃昌成为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兴办酒厂，他帮助很大。)
我至今犹抱着感激之情的是：我和妻女受到姨母吴兰、姨丈林振庸一家富于道义和情谊的接待和掩护。姨丈是店员，兄弟众多，全家几十口人，过去和我这流亡：的远客没有丝毫联系，只凭一番自我介绍，不怕担当干系，便把我三口安置下来。谁知道日军和我同时进了城，第二天醒来，日军“和平”接管这苏西最大的港口。有些无知群众。像看热闹似的去看“皇军”，结果挨打的，被拉去强奸的，被抢去东西的，接连发生，才知道魔鬼来了。我目睹当地一家荷兰办的印尼报，前一天还在报道联军准备反攻的消息，过了一夜，便高唱欢迎皇军的调子了。我化了装，改名张止观，同姨丈一家一起，安然领取了“居民证”。一有机会就偷听收音机。一天，隔壁中华学校校长张紫薇(四川人，爱好文艺。后来以了娜笔名写《郁达夫流亡外记》)突然问我：“你听过这个消息么?有个姓赵的，有胡子，会讲很好的日本话，来到巴雅公务，住在海天旅馆，自称为古董商人，人家说他是大间谍呢!”我回答：“我也听说过，但不明真相。”姨丈在侨长(甲必丹)吴顺通公司当店员，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心里突然一亮：莫非郁达夫来了?何不到巴雅公务走一趟探探虚实!
过了几天，我到巴雅公务去，已记不清是哪一天在哪一家同郁达夫相会了。相会的情景是难忘的。他大我十六岁，我也年届而立了。这时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又握手，又拥抱，我低声说：“原来是您!达夫先生！”他露出因抽烟而发黄的牙齿笑道：“想不到又相会了，小兄弟!”
他向我叙述了三个月来传奇式的经历：怎样在卜干峇鲁第一次碰到日本兵，说了日本话；怎样在访问巴雅公务侨长(甲必丹)蔡承连家，遇见日本军官说他的日本话比他说得还雅；怎样见到巴东州长官藤山，藤山留他在巴东做事，他不干；怎样被武吉丁宜宪兵部硬拉去当通译等等。
“这是无可奈何的，不干怎么办?我已声明是义务职，有人代替就走。”(后来他只干了七个月，就借口“肺病”脱身了。)我注意到，在他平静的神态中，日本式的小胡子有些抖动：“愈之、兹九、任叔、宗汉都在这儿哩!”
谁曾想到，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又在距离日本军政监所在地武吉丁宜33公里的巴雅公务碰头了!但是身份和形象有了变化：胡愈之改名金子仙，剃了光头，留了胡子，印尼理发师称之为Tuan Besar(大人、日本人的意思)；邵宗汉改名为张德生；王任叔则成了郁达夫的厨子，大师傅打扮。这回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这不驻日本兵的巴稚公务隐蔽下来，大家找个什么职业掩护。
胡愈之夫妇通过药店老板曾玉印的关系，在市镇近郊拉母西朗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所为难民搭起来的“阿答屋”(茅庐)。椰林婆娑，环境幽静，又是一个“乱世桃源”。屋主曾连发是个受过中学教育的爱国青年。他觉得这位“大人”有点面熟，找出巴城新报的纪念刊的文章和照片一对，哦!原来不是什么金子仙“大人”，而是以写国际问题文章出名的胡愈之先生!
郁达夫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呆下来。这是米南加某(Minangkabau)地区常见的高架木屋，门前有个小小的花园，种着一些热带花草。凉台、前厅、后厅、厢房俱全。在巴雅公务这样三等市镇，就像个“富商”住宅，颇为排场的了。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 (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和我听了大笑起来，觉得他演得真妙。
实武牙筹赈会几个爱国分子给我们苏西流亡的文化人赠送四百盾，由内兄吴蕴山拿到巴东让我转交。我再一次到巴雅公务。大家认为这笔款可以办一个什么行业，让居住巴雅公务的人不至于无业。那时市面酒很缺，一家日本老太婆酿造的又不吃香，郁达夫愿意出面申请一个酒厂执照，赵豫记酒厂就这样开起来了。老板不用说是赵廉，经理和酿造师的职务落在我的肩上。赵豫记的厂名是郁达夫起的，没有什么出处，正如赵廉这名字也没有什么出处。
厂的创业十分艰巨，400盾要办个酒厂，对文化人来说，比合著一本巨书难多了。哪儿找厂址?哪儿找技术人才?怎么搞基建?怎么购置工具?课题是新的，考验是严峻的。
依靠爱国侨胞许乃昌的支持，解决了厂址问题。在拉母西朗胡愈之茅庐的对面还有一片难民园，空地数亩，茅舍数椽，一口井，房子空着，没有人住，随时可搬。技术人材找不到，只有自力更生。
我们花100盾盖了一所“阿答”(茅草)工棚，花100多盾订制数十个发酵用大木桶、大玻璃瓶和土法蒸馏锅。其余作为购买原料、瓶子、木箱的流动资金。许乃昌的内兄欧阳允成教我一点酿造米酒的方法(荷兰统治时期不许私人酿酒，允成是在国内农村酿土酒的)，又钻研从日本翻译的一套《工业大全》的酿造一章。我在大学是学法律的，化学工业一窍不通，这时也只好试验、试验、再试验，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了。
第一锅酒的诞生，是在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等人的围观中完成的。郁达夫第一个品尝，喝了一口说：“还可以，不够浓。”我那时用两斤米酿一斤酒，不懂加糖泡子，醇而淡，成本很高。
我又死翻《工业大全》，然后又试验。郁达夫每次到酒厂看我老捧着这本破烂的大书，总是笑着说：“啊啊，你又在钻《工业大全》。”他把酒厂当做一桩正经事业来办，每次从武吉丁宜来，总是在酒厂呆半天。
两种酒上市了，一种叫“双清”，一种叫“初恋”。沈兹九在日本留过学，取了日本人喜欢的酒名。
我押货到巴雅公务市上分给零售户，也常常上武吉丁宜推销，武吉丁宜离巴雅公务33公里，有火车可达。郁达夫在日本人中大事宣传，又很认真地委托那里的商家代理。商家看“赵大人”的面子，颇为卖力。
武吉丁宜(意即高山)又名“花的国”，位于海拔9，488英尺的麦拉比火山之麓，风景优美，是日本苏岛军政监所在地，驻有重兵。最有名的奇观叫做“那崖”，是数万年前的火山口遗迹，深数十米，口径数公里。崖中长满椰子树、槟树、王棕和不知名的阔叶树。我推销完了，郁达夫常常带我到那里散步。他没有吟诗，感叹说：“这样美好的河山，却让人糟踏了！”他悄悄问我：“如果我不暴露讲日本话，你看情况会怎么样?”我看出他的思想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尽管外表是那么平静，这种斗争一定延续了好几个月。矛盾和苦恼从第一天进宪兵部就噬着他的心，那种环境当然不便谈话，我轻声回了一句“也许麻烦少一点。”
郁达夫是个旷达不羁的诗人，好交游，好活动，好到处转转。他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买书、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怎不喜形于色呢?他颇为得意地带我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我看：
“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酒厂办得有点起色。胡愈之的成本会计算得很精，逼得我非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叫我把酒糟用了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每次加大量的棕榈糖，于是成本低了，酒精度数高了，味浓烈了，利润猛增了。凡参加工作和干活的都拿20元工资(当地物价便宜，维持生活不成问题，老板的应酬费不在此限；沈兹九、邵宗汉干轻活，装装酒；吴柳斯、汪金丁、林醒黄等不久也来到巴雅公务酒厂凑夥，当了酿酒师；杨骚、高云览则在洒厂暂作“寓公”，准备转移。巴雅公务真是沸沸扬扬了。
郁达夫利用职权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嗜好，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会说高雅的日本话，写通顺的日本文，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到巴雅公务自修学会的)印尼文倒不甚高明，发音不准。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高云览为了一件小事被扣，就是他保释的。也有印尼人，犯了联军“间谍”嫌疑，经“赵大人”当着宪兵面前训斥一番，也放了。犯人和“赵大人”说的印尼语，宪兵听不懂，宪兵的日本话，犯人听不懂，“通译”是可以“大显神通”的，
凭着郁达夫的掩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有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胡愈之认为应该排除“速胜论”，看到战争的长期性．胜利取决于欧洲战场，即苏联和英美联军转入反攻的到来。后来形势发展证明了他预见的正确。
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我们没有让他参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顾他的处境。参加这样的地下组织必然使他不便，成为负担。但他是看出来的：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他对我们的态度十分谅解。
然而一年过后，震动听闻的消息终于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郁达夫从武吉丁宜来，一下火车就到胡愈之的“椰庐”来：
“宪兵部来了一个翻译叫洪根培，他是昭南岛受过训练的特务，当然认得我，我弄个小计把他稳住了。”他表面上很镇静，大家都看出他内心是焦急的。他停了一下说：“一时也许不会出事，但是应该逐步化整为零。”
在座者都同意郎达夫的看法：巴雅公务一个小地方集中这么多人，目标太大了， 日本宪兵并不睡大觉。我们同时都感到郁达夫的善良和友谊，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真挚动人，不啻是《水浒传》里舍着性命奔往东溪村晁盖庄园报讯的宋押司。
邵宗汉、王任叔早些时候到了苏东棉兰，我和高云览、林枫疏散到苏南去，同杨骚、温端方会合，不久胡愈之、沈兹九也上苏东马达山了。
我和高云览、杨骚、林枫、端方分别在巨港、直落勿洞靠制肥皂的手工业躲过日寇的魔掌。日本投降了，我欢庆将和郁达夫等聚首一堂，开怀畅饮，但是他给日本法西斯杀害了，永远看不见了，留下了热情、善良、厚道、正直的爱国诗人的形象在我的心里!
郁达夫与史迪威交往秘闻
曹景滇/供稿 发布时间： 2007-02-28 郁达夫专题网站
郁达夫与史迪威，一个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艺活动家，一个是毛泽东肯定和赞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名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短暂而富有意义的交往。
1938年3月，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中，郁达夫应郭沫若的邀请，到武汉出任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常务理事。4月7日，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官兵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在徐州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毙伤日军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一万多人。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大胜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以有力的打击，大长了 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郁达夫也为之欢欣雀跃，写诗曰：“大战临城捷讯驰，倭寇一蹶势难支。拼成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自有期。”
十天之后，郁达夫等四人组成政治部代表团，与盛成组成的全国文协代表团，携带“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前线劳军。他们于9月21日抵达徐州，下榻花园饭店。郁达夫和盛成等人会见了李宗仁和直接指挥台儿庄战役的31师师长池峰城，向第五战区广大官兵献旗致敬，并领导第五战区的文化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史迪威也赶到了徐州，他也住在花园饭店，是专程调查台儿庄大捷经过的。
史迪威1911年就踏足中国，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有着友好的感情，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经常奔走在炮火纷飞的战区，了解中国军队的战斗情况并及时向有关方面提供建议。但他此次到徐州后却受到阻止无法前往台儿庄。原因是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窃取军事情报，政治部已给各战区司令官下达密令，禁止所有外国记者和军官到前线。
4月23日清晨，史迪威在散步时巧遇盛成。盛成得知史迪威的困难后找郁达夫商量，郁达夫当即和盛成一起去见李宗仁，向他反映史迪威的要求。李宗仁采纳了郁达夫的意见，当天下午即与郁达夫、盛成一起会见了史迪威。双方纵论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局，甚为融洽。李宗仁还设宴招待，畅叙到夜深。临别时史迪威不失时机地提出到台儿庄实地考察的要求，在政治部正式代表郁达夫的默认下，李宗仁答应了。
郁达夫、盛成一行和史迪威在第五战区长官部参议陈江的陪同下，连夜赶往台儿庄，进行了三天的考察。他们巡视了激战的战斗现场，向抗日将士散发慰劳品，并摄影留念。
史迪威在考察中每事必问，对台儿庄战役的经过情形、李宗仁部队的组成及战斗能力等作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并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前仆后继、勇猛杀敌的精神所感动，相信中国必将在抗日战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他当即决定起草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向美国国内介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战绩。
考虑到这次台儿庄之行是被破例批准的，史迪威要求郁达夫和盛成为他保密。
郁达夫回到武汉后，先后写下《黄河南岸》、《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在警报声里》等文章，生动地描绘了在台儿庄前线的所见所闻，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但文中只字未提史迪威，他和盛成联名写给政治部和全国文协的内部报告中也未提及。他们严格遵从史迪威本人的意愿，始终末将此事公开。直到半个世纪后，盛成才对朋友披露。
郁达夫、盛成与史迪威的邂逅和台儿庄之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中国的全面抗战虽已开始，美国政府和军方中的许多人对中国能否抗战到底持怀疑态度，史迪威对此颇为不满。正是由于郁达夫当机立断，促成了史迪威与李宗仁的会见和台儿庄之行，使史迪威得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很大反响，开始考虑改变对中日战争观望的政策。郁达夫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功不可没。
曹景滇/供稿 发布时间： 2007-02-28 郁达夫专题网站
郁达夫与史迪威，一个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艺活动家，一个是毛泽东肯定和赞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名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短暂而富有意义的交往。
1938年3月，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中，郁达夫应郭沫若的邀请，到武汉出任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常务理事。4月7日，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官兵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在徐州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毙伤日军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一万多人。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大胜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以有力的打击，大长了 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郁达夫也为之欢欣雀跃，写诗曰：“大战临城捷讯驰，倭寇一蹶势难支。拼成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自有期。”
十天之后，郁达夫等四人组成政治部代表团，与盛成组成的全国文协代表团，携带“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前线劳军。他们于9月21日抵达徐州，下榻花园饭店。郁达夫和盛成等人会见了李宗仁和直接指挥台儿庄战役的31师师长池峰城，向第五战区广大官兵献旗致敬，并领导第五战区的文化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史迪威也赶到了徐州，他也住在花园饭店，是专程调查台儿庄大捷经过的。
史迪威1911年就踏足中国，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有着友好的感情，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经常奔走在炮火纷飞的战区，了解中国军队的战斗情况并及时向有关方面提供建议。但他此次到徐州后却受到阻止无法前往台儿庄。原因是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窃取军事情报，政治部已给各战区司令官下达密令，禁止所有外国记者和军官到前线。
4月23日清晨，史迪威在散步时巧遇盛成。盛成得知史迪威的困难后找郁达夫商量，郁达夫当即和盛成一起去见李宗仁，向他反映史迪威的要求。李宗仁采纳了郁达夫的意见，当天下午即与郁达夫、盛成一起会见了史迪威。双方纵论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局，甚为融洽。李宗仁还设宴招待，畅叙到夜深。临别时史迪威不失时机地提出到台儿庄实地考察的要求，在政治部正式代表郁达夫的默认下，李宗仁答应了。
郁达夫、盛成一行和史迪威在第五战区长官部参议陈江的陪同下，连夜赶往台儿庄，进行了三天的考察。他们巡视了激战的战斗现场，向抗日将士散发慰劳品，并摄影留念。
史迪威在考察中每事必问，对台儿庄战役的经过情形、李宗仁部队的组成及战斗能力等作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并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前仆后继、勇猛杀敌的精神所感动，相信中国必将在抗日战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他当即决定起草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向美国国内介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战绩。
考虑到这次台儿庄之行是被破例批准的，史迪威要求郁达夫和盛成为他保密。
郁达夫回到武汉后，先后写下《黄河南岸》、《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在警报声里》等文章，生动地描绘了在台儿庄前线的所见所闻，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但文中只字未提史迪威，他和盛成联名写给政治部和全国文协的内部报告中也未提及。他们严格遵从史迪威本人的意愿，始终末将此事公开。直到半个世纪后，盛成才对朋友披露。
郁达夫、盛成与史迪威的邂逅和台儿庄之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中国的全面抗战虽已开始，美国政府和军方中的许多人对中国能否抗战到底持怀疑态度，史迪威对此颇为不满。正是由于郁达夫当机立断，促成了史迪威与李宗仁的会见和台儿庄之行，使史迪威得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很大反响，开始考虑改变对中日战争观望的政策。郁达夫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功不可没。
原配夫人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
陆费澄 发布时间： 2007-02-28 郁达夫专题网站
孙荃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郁天民的母亲，我的婆婆。我与孙荃夫人相处三十年，婆媳之情胜似母女。如今在世的亲属中数我与她相处的时日最长了。
孙荃于1978年病故，享年81岁。这十多年来，每每我想起她时，爽朗的声音仿佛就在空中回旋。
天民是个孝顺儿子，每晚至少抽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母亲聊天解
闷，谈国家时事，谈农事节气，内容无所不及。当然，我婆婆谈得最多的是她的过去，尤其是对郁达夫的深深回忆。
孙荃自幼聪慧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知书达礼的才女。郁达夫对她的诗词也赞赏有加，而孙荃对郁达夫的饱学多才更是十分钦佩！两人于1917年8月30日（农历7月13日）订婚，从此开始书信诗词往来。远在日本的郁达夫对孙荃和的诗词总是精心批阅修改。在鸿雁往来中，孙荃不仅诗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对郁达夫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也有了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在1917年8月，郁达夫寄给孙荃的、称之谓《云里一鳞》的长信，就使孙荃感受到他的博学多才。这封信的内容丰富多采，尤其是“诗论一束”部分，孙荃常常为之叫绝。其中有“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义集乎！”从对历代诗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到了郁达夫的读诗素养是高人一等的。又如1917年10月11日孙荃寄给郁达夫的《秋闺》之一，原稿是：
暑退凉秋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者，触我深闺万里情。
郁达夫为之改了六个字以后则成：
风动帘珠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所改诗句，有的仅一字之差，但描神写意的情调就显然不同了。
孙荃对郁达夫的钦佩还表现在对他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孙荃回忆郁达夫留日生活时特别提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在郁达夫寄给孙荃的书信中，以及郁达夫从日本带回富阳交孙荃保管的早年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他身为弱国子民，在日本受人欺凌和侮辱所发出的愤慨，以及对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痛恨。1917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上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孙荃是最早看到这些以身许国的誓言的人，是真正理解郁达夫的人。在郁达夫的《沉沦》出版以前，也是孙荃最早读完这本惊世骇俗的大作，并深刻的领会其主题。所以，当郁达夫因该书的出版而遭受攻击时，孙荃则劝他：“犯不着为这批人生气，看不到主题，盯着那几句低下情趣的描写不放是别有用心的。”
孙荃和郁达夫于1920年7月24日（农历6月9日）结婚。这个一生唯一的婚姻不知给孙荃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悲哀和多少追悔的回忆。但是不管怎样，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总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孙荃夫人常常跟我谈及记忆，婚后六年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那是1922年春，郁达夫将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前夜，两人在离情别绪的伤感中还和声填词一首：
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荃）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达夫）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这五十四个字的词作浓缩了多少夫妻的恩和爱呵！
当然，郁达夫的再娶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所带来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在我与她几十年朝夕相伴的时候，甚至她在晚年的回忆里，从没有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郁达夫虽然是个较快接受新思想的人，但我国传统道德在他头脑中夜是较深的。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他人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哥哥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黑色的钢笔，虽已破残不堪无法再用，但总不忍丢弃，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故居西楼书桌的抽斗里。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当孙荃回忆起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那次的情况时，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熊儿问他住几天，他只说很多天，没有确切日数。孙荃追忆这段往事时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无动于衷。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妻子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父子（女）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四年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是显然不同了。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容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荃盼望丈夫有欣然归来的一天。当丈夫牺牲海外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后，孙荃夫人的唯一愿望是想将郁达夫近五百万字的著作和未搜集的诗词出一套《郁达夫全集》，可惜至1978年3月孙荃夫人逝世时尚未能如愿。如今不但有了全集，而且不同版本的著述陆续问世，孙荃夫人如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郁达夫一生娶了三位妻子，最后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士证书的，只有孙荃。这也是她晚年的精神寄托。同时，她为郁达夫感到骄傲，因为他终于实践了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完成了“为国而死”的心愿。如今，我的婆婆孙荃夫人作古近二十年了，每当忆及，我总在想：孙荃夫人仍在等待，等待丈夫魂归故里，九泉相会。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富阳郁达夫故居
（作者系郁达夫长媳）
陆费澄 发布时间： 2007-02-28 郁达夫专题网站
孙荃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郁天民的母亲，我的婆婆。我与孙荃夫人相处三十年，婆媳之情胜似母女。如今在世的亲属中数我与她相处的时日最长了。
孙荃于1978年病故，享年81岁。这十多年来，每每我想起她时，爽朗的声音仿佛就在空中回旋。
天民是个孝顺儿子，每晚至少抽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母亲聊天解
闷，谈国家时事，谈农事节气，内容无所不及。当然，我婆婆谈得最多的是她的过去，尤其是对郁达夫的深深回忆。
孙荃自幼聪慧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知书达礼的才女。郁达夫对她的诗词也赞赏有加，而孙荃对郁达夫的饱学多才更是十分钦佩！两人于1917年8月30日（农历7月13日）订婚，从此开始书信诗词往来。远在日本的郁达夫对孙荃和的诗词总是精心批阅修改。在鸿雁往来中，孙荃不仅诗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对郁达夫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也有了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在1917年8月，郁达夫寄给孙荃的、称之谓《云里一鳞》的长信，就使孙荃感受到他的博学多才。这封信的内容丰富多采，尤其是“诗论一束”部分，孙荃常常为之叫绝。其中有“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义集乎！”从对历代诗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到了郁达夫的读诗素养是高人一等的。又如1917年10月11日孙荃寄给郁达夫的《秋闺》之一，原稿是：
暑退凉秋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者，触我深闺万里情。
郁达夫为之改了六个字以后则成：
风动帘珠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所改诗句，有的仅一字之差，但描神写意的情调就显然不同了。
孙荃对郁达夫的钦佩还表现在对他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孙荃回忆郁达夫留日生活时特别提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在郁达夫寄给孙荃的书信中，以及郁达夫从日本带回富阳交孙荃保管的早年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他身为弱国子民，在日本受人欺凌和侮辱所发出的愤慨，以及对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痛恨。1917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上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孙荃是最早看到这些以身许国的誓言的人，是真正理解郁达夫的人。在郁达夫的《沉沦》出版以前，也是孙荃最早读完这本惊世骇俗的大作，并深刻的领会其主题。所以，当郁达夫因该书的出版而遭受攻击时，孙荃则劝他：“犯不着为这批人生气，看不到主题，盯着那几句低下情趣的描写不放是别有用心的。”
孙荃和郁达夫于1920年7月24日（农历6月9日）结婚。这个一生唯一的婚姻不知给孙荃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悲哀和多少追悔的回忆。但是不管怎样，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总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孙荃夫人常常跟我谈及记忆，婚后六年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那是1922年春，郁达夫将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前夜，两人在离情别绪的伤感中还和声填词一首：
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荃）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达夫）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这五十四个字的词作浓缩了多少夫妻的恩和爱呵！
当然，郁达夫的再娶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所带来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在我与她几十年朝夕相伴的时候，甚至她在晚年的回忆里，从没有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郁达夫虽然是个较快接受新思想的人，但我国传统道德在他头脑中夜是较深的。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他人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哥哥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黑色的钢笔，虽已破残不堪无法再用，但总不忍丢弃，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故居西楼书桌的抽斗里。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当孙荃回忆起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那次的情况时，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熊儿问他住几天，他只说很多天，没有确切日数。孙荃追忆这段往事时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无动于衷。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妻子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父子（女）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四年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是显然不同了。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容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荃盼望丈夫有欣然归来的一天。当丈夫牺牲海外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后，孙荃夫人的唯一愿望是想将郁达夫近五百万字的著作和未搜集的诗词出一套《郁达夫全集》，可惜至1978年3月孙荃夫人逝世时尚未能如愿。如今不但有了全集，而且不同版本的著述陆续问世，孙荃夫人如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郁达夫一生娶了三位妻子，最后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士证书的，只有孙荃。这也是她晚年的精神寄托。同时，她为郁达夫感到骄傲，因为他终于实践了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完成了“为国而死”的心愿。如今，我的婆婆孙荃夫人作古近二十年了，每当忆及，我总在想：孙荃夫人仍在等待，等待丈夫魂归故里，九泉相会。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富阳郁达夫故居
（作者系郁达夫长媳）
"1945年8月29日，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诱骗杀害，时年49岁。"
日本已经投降还敢这么干。
日本已经投降还敢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