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蒋介石的两次下野与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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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两次下野与复出
2007年02月23日 13:34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的两次下野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第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第二次是在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前两次成为封面人物并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黯然下野。
第一次下野，自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但仅仅4个月过后，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南京、武汉两派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然返回老家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各方势力对他的支持；他还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并确立统治地位奠定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自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因为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本应是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好机遇。这场党内矛盾，是由他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的。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为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愤愤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这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５月，改组派①、西山会议派②、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会聚到了一起。1931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整个国家的被动局面。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
在出席此次会议开幕式之后，他遂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伺机而出。
复出的人骑在马上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两个月。
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这种安排，虽表面上看起来使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分割，自身又陷入分裂、内战，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一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这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在这次复出一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激战、抢劫、骚乱、悲惨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6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委员长就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马不停蹄地奔跑。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但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理会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个骑马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飘摇，在苦难中挣扎。对于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显然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伪“满洲国”的成立，还有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复出的他，仍坚持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美国要人眼中的蒋介石政策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自己的诞生地。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也超过传统列强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编织这一梦想。这一时期的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中国的危机。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的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编者注：宋美龄的父亲）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一个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4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4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
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的态度随之发生改变，开始充分重视蒋介石，他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的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不过蒋委派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会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了。”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关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抗日战争期间形势的发展证明，宋子文这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聪明之举。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生活在北京的亚洲问题专家，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几年后，他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1934年前后他在北京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京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京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京。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事件，成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历史象征。
（注①：改组派，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试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
注②：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因1925年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而得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来源: 人民网(北京)蒋介石的两次下野与复出
2007年02月23日 13:34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的两次下野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第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第二次是在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前两次成为封面人物并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黯然下野。
第一次下野，自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但仅仅4个月过后，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南京、武汉两派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然返回老家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各方势力对他的支持；他还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并确立统治地位奠定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自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因为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本应是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好机遇。这场党内矛盾，是由他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的。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为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愤愤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这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５月，改组派①、西山会议派②、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会聚到了一起。1931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整个国家的被动局面。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
在出席此次会议开幕式之后，他遂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伺机而出。
复出的人骑在马上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两个月。
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这种安排，虽表面上看起来使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分割，自身又陷入分裂、内战，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一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这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在这次复出一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激战、抢劫、骚乱、悲惨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6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委员长就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马不停蹄地奔跑。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但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理会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个骑马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飘摇，在苦难中挣扎。对于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显然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伪“满洲国”的成立，还有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复出的他，仍坚持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美国要人眼中的蒋介石政策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自己的诞生地。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也超过传统列强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编织这一梦想。这一时期的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中国的危机。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的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编者注：宋美龄的父亲）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一个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4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4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
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的态度随之发生改变，开始充分重视蒋介石，他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的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不过蒋委派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会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了。”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关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抗日战争期间形势的发展证明，宋子文这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聪明之举。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生活在北京的亚洲问题专家，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几年后，他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1934年前后他在北京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京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京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京。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事件，成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历史象征。
（注①：改组派，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试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
注②：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因1925年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而得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来源: 人民网(北京)
2007年02月23日 13:34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的两次下野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第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第二次是在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前两次成为封面人物并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黯然下野。
第一次下野，自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但仅仅4个月过后，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南京、武汉两派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然返回老家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各方势力对他的支持；他还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并确立统治地位奠定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自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因为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本应是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好机遇。这场党内矛盾，是由他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的。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为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愤愤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这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５月，改组派①、西山会议派②、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会聚到了一起。1931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整个国家的被动局面。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
在出席此次会议开幕式之后，他遂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伺机而出。
复出的人骑在马上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两个月。
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这种安排，虽表面上看起来使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分割，自身又陷入分裂、内战，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一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这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在这次复出一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激战、抢劫、骚乱、悲惨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6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委员长就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马不停蹄地奔跑。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但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理会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个骑马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飘摇，在苦难中挣扎。对于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显然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伪“满洲国”的成立，还有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复出的他，仍坚持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美国要人眼中的蒋介石政策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自己的诞生地。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也超过传统列强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编织这一梦想。这一时期的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中国的危机。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的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编者注：宋美龄的父亲）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一个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4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4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
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的态度随之发生改变，开始充分重视蒋介石，他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的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不过蒋委派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会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了。”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关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抗日战争期间形势的发展证明，宋子文这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聪明之举。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生活在北京的亚洲问题专家，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几年后，他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1934年前后他在北京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京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京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京。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事件，成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历史象征。
（注①：改组派，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试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
注②：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因1925年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而得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来源: 人民网(北京)蒋介石的两次下野与复出
2007年02月23日 13:34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的两次下野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第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第二次是在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前两次成为封面人物并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黯然下野。
第一次下野，自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但仅仅4个月过后，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南京、武汉两派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然返回老家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各方势力对他的支持；他还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并确立统治地位奠定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自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因为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本应是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好机遇。这场党内矛盾，是由他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的。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为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愤愤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这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５月，改组派①、西山会议派②、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会聚到了一起。1931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整个国家的被动局面。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
在出席此次会议开幕式之后，他遂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伺机而出。
复出的人骑在马上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两个月。
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这种安排，虽表面上看起来使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分割，自身又陷入分裂、内战，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一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这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在这次复出一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激战、抢劫、骚乱、悲惨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6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委员长就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马不停蹄地奔跑。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但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理会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个骑马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飘摇，在苦难中挣扎。对于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显然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伪“满洲国”的成立，还有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复出的他，仍坚持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美国要人眼中的蒋介石政策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自己的诞生地。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也超过传统列强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编织这一梦想。这一时期的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中国的危机。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的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编者注：宋美龄的父亲）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一个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4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4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
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的态度随之发生改变，开始充分重视蒋介石，他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的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不过蒋委派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会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了。”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关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抗日战争期间形势的发展证明，宋子文这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聪明之举。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生活在北京的亚洲问题专家，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几年后，他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1934年前后他在北京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京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京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京。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事件，成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历史象征。
（注①：改组派，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试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
注②：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因1925年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而得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来源: 人民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