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冯玉祥与小弟蒋介石的故事

大哥冯玉祥：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画家、诗人，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小弟蒋介石：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任职吗太多了就不写了；
   冯玉祥对小弟是哀叹加无奈，蒋介石对大哥是又敬又怕又爱又恨。兄弟两个一起影响了民国的历史走向。
   兄弟两个到底是敌还是友呢？简单的用敌友分是很不恰当的，笔者认为，这兄弟俩是亦敌亦友--更准确的说是敌友的叠加态，是敌还是友要看观察者自己的立场。
1928年郑州，冯玉祥与蒋介石互换兰谱，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由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恩怨纠葛。
1930年玉祥兄和中正弟话不投机开始大打出手，史称“中原大战”。相较以后的岁月，笔者个人认为，这次大战还是视为哥两个为争抢糖果而打了场小架比较恰当。开战之初，哥两相互买对方的人头，打完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冯玉祥还是大哥，蒋介石仍然是小弟。大哥虽然成了光杆将军，但是通过上泰山读书学习，完成从一名军阀到一名民主战士的转变。这场架还是有意义的。只是此后，这俩兄弟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离得越来越远。
九一八事变后，大哥在泰山坐不住了，终于在1933年到察哈尔组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振奋了全国人民。可小弟又不愿意了，当时正和日本何谈，大哥这不是捣乱吗。遂调集了15个师的兵力去“请"大哥会泰山继续学习。
时间到了1935年9月，小弟又想起来了共患难的大哥，发电报请求大哥出山。期间往来电报如下：“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
　　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
　　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
　　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
　　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
　　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
　　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卅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叩卅传密京。”
    就这样，小弟连哄带骗把大哥给请到了南京,住在中山陵原蒋介石的官邸四方城寓所。从此时到1946年，哥俩个开始了蜜月生活。大哥对小弟的教导，小弟就总是回答好好好是是是。
    1936年，小弟有了打两广的主意，大哥就多次规劝，两广是自家兄弟，日本才是我们的敌人。最终大哥说动了小弟，取消了战争计划。如若不然，此仗打起来很难预料中国会成什么样子。蒋介石的把兄弟有10多个，但是能在抗战时期，进入决策层还能有发言权的也就大哥冯玉祥一人而已。几年以后，将又是大哥说动了小弟，彻底放弃投降路线，将抗战进行到底。这是后话，以后再细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小弟介石被扣做人质，大哥玉祥坐镇中央，积极展开营救。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何应钦（军政部长）极力想要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何自己就能当委员长），大哥冯玉祥极力反对，最终改成轰炸渭南。（千万别相信电影上，宋美龄到何应钦那里哭闹一番就能使何应钦放弃轰炸西安）冯玉祥一面密令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要轻举妄动等待命令，一面对张杨连哄带骗，承诺张杨，只要把小弟放了，一切都好说，大哥愿意担保张杨的安全。后来又说愿意去西安替小弟当人质。甚至在12月20日派人给杨虎城送去亲笔信，放了蒋介石，担保他当国民革命军副司令长官。（这个听起来就像忽悠）当时的情况，大哥冯玉祥在南京是极度危险的，何应钦派宪兵将大哥“保护”在办公楼里，又在对面的楼里架上重机枪和迫击炮，随时准备动手除去这哥俩。何应钦算漏了一点，他派去“保护”冯玉祥的宪兵连连长被冯玉祥的魅力而折服，提前将计划报告给了冯玉祥，冯玉祥马上准备了应变计划，一旦形势危急即渡江北上撤离南京。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大哥冯玉祥形容小弟蒋介石当时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随后蒋介石将张学良软禁起来。（什么你说当初冯玉祥和宋子文的承诺？别天真了，那怎么能当真。）
    西安事变虽然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毛泽东等不急了，请文化界人士去当说客。蔡元培先生以绝食相逼，还是被蒋介石给忽悠回去了。没有办法，周恩来只好去请老将冯玉祥出马了。1937年6月间，冯玉祥风风火火的闯进南京总统府。质问小弟蒋介石为何国共谈判这么大的事也瞒着他。蒋介石说，大哥消消气，这又是被什么人蛊惑了吧？冯玉祥回答，我刚刚见了周恩来，至于说蛊惑吗，我认为我冯玉祥还是有主见的。人家要求上前线打鬼子，这有什么不好的,你为什么不批准呢？蒋介石说，GCD历来狡猾，万一他们借机扩大实力，将来反对政府怎么办？冯玉祥说：“贤弟真是愚笨，你只给他3个师的番号，然后划定防区，不可越雷池一步不就行了？”小弟知道，这次要是不答应，大哥肯定是没完了。就同意了改编。马上叫来何应钦和周恩来，将第八路军（原桂军番号）、115,120,129师（原东北军番号）给了红军。由这天起，让日本鬼子心惊胆战的八路军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7月19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冯玉祥说，以后他愿意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冯玉祥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1937年7月29日，大哥冯玉祥被委派担任淞沪战场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来此职由小弟兼任）。8月15日，冯率领参谋人员进驻无锡，未几，接到白沟堡方面日舰及商轮百余艘企图登陆。冯立即命令各警戒区域有关部队注意防范。随后决定亲临前线视察。在苏州郊外，听闻果军炮兵的隆隆炮声，大呼这是民族的怒吼声，痛快！痛快！冯玉祥长官部一行到达张治中设在上海市郊的前敌指挥部，见到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等人。互相寒暄过后，冯问他们有何困难尽管提，张发奎说一是指挥不统一，二是缺乏炮兵。冯玉祥答应日后和蒋介石商量，果然，冯玉祥说到做到，替部署一一解决了问题。
    冯玉祥发现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大锅做大米饭吃，由于日机掌握了制空权，不管是白天晚上，一点火冒烟就遭到日机轰炸，很多前线部队根本吃不上饭。（几年以后，冯玉祥建议用煎饼做军粮著有《煎饼：抗日与军食 》一书，蒋介石批准向全军推广）
   冯玉祥能做也就是这么多，协调下后方。前线部队都是蒋介石在南京遥控指挥，他实在不便插手。
    过了不久，平津失陷，蒋介石又想到了要同患难的大哥，将其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路上的果军。虽说这些部队都是原西北军旧部，但事过境迁，昔日的部下早已不是穷丘八了，如今都是手握兵权的一方大将。经过济南时，冯玉祥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复榘满口应承。随后遇到被押解进京的张自忠将军，冯玉祥手书一封给小弟的亲笔信。保下了张自忠的性命，才有了后来张自忠率部杀敌，光荣殉国的事情。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望过去的老板，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冯玉祥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虽然冯玉祥经常当面呵斥小弟这做的不对，哪个也不对。但是不允许身边的人说小弟的不是。）。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冯玉祥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老板都知道。冯玉祥在河北发现，士兵都光着脚泡在水里，腿和脚都肿了。就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买十万双鞋。何应钦不肯出钱，在电话里吵了10分钟，最终答应每人给1块钱自己买。
    部队退到沧州后，冯玉祥着手制定反击计划，命令鹿钟麟、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不料，只有鹿钟麟的一路听从命令发起进攻。无奈只好继续撤退，一路退到邯郸，随后第六战区便与第一战区合并归程潜指挥。冯玉祥结束了短暂了战区司令生涯，回到南京。在外的冯玉祥充其量只能指挥一个战区的抗战，而回到统帅部后，将可以影响全国抗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小弟蒋介石还是需要时刻鞭策着抗日的。
    1937年12月3日晚上的九点钟，在南京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冯正在第六战区任上未参加此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秘书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1938年8月初，冯玉祥因急病住进武汉东湖疗养院，一连昏迷数日，一日猛醒过来，让夫人李德全拿来纸笔记录遗嘱，这份遗嘱是留给小弟蒋介石的，内容有四点：一善待壮丁；二整治腐败；三发动民众；四将抗战进行到底。并嘱咐李德全在他死后用火柴支起眼皮，并转告盟弟，就说他大哥不看到抗战胜利死不瞑目。又昏迷数日后，8月13日再次苏醒，蒋介石来看望大哥，冯玉祥问抗战形势如何。蒋介石说：“大哥勿挂，安心养病，早日康愈。”冯玉祥几次请蒋介石离开，蒋都不肯离去，一直陪坐床前。
   九月份，冯玉祥奉命去鄂东河南检视以及马当查看堵塞长江的办法。冯从鄂东开始到九江之后去河南。在舞阳县，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冯去当兵不可。冯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结果，冯玉祥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冯玉祥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冯玉祥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喜喜欢欢的，可见只要受了教育，没有不能做的事。随后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冯玉祥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冯玉祥说：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冯玉祥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冯玉祥非常地感激的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
   冯玉祥一行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大哥：“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冯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他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冯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10月份，蒋再次派大哥去湘黔川各省检视军队。就在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冯玉祥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冯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冯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冯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跺，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冯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是与汪最后的一面。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冯玉祥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营养太差。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冯玉祥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冯玉祥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冯玉祥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冯玉祥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冯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冯玉祥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
   在桂林一家招待所，李烈钧来找冯玉祥，一见面他就问冯：“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冯说：“刚听见的。”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恐怕蒋介石就要投降敌人，现在他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冯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劝动蒋介石，蒋要打广东、广西的事还不是一件证明么?我是亲耳听见你同蒋说的，他果然没有打他们。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冯玉祥立即出发到了衡山得知蒋已经飞去长沙了，又连夜赶往长沙。终于在第二天11点多在何健的公馆见到了蒋。于是蒋、冯、唐三人共进午餐，蒋介石带着吃惊的表情对冯玉祥说：“大哥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冯玉祥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蒋问：“武汉失守，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冯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蒋介石说：“好极了。”冯就说：“在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惟君侯你不可说投降。’孙权问：‘怎么讲呢?’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冯玉祥说完了这话，就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冯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蒋说：“很好，一定照您的话去办。”冯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冯说：“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嘎吃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冯玉祥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你知道么?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随即用大刀砍去桌子一角。散了之后，有人来请冯玉祥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冯玉祥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当时汪精卫正在重庆宣扬抗战亡国论）
   广播稿如下：“今天蒋先生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么?这不应当枪决吗?”
   随后冯玉祥回到挂林，然后又去贵阳。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冯玉祥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当时便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后来在贵州负责新兵的副司令何辑五（何应钦的胞弟）被撤职查办。
   回到重庆后冯玉祥把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蒋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重要的几件如下：一，士兵吃不饱；二，士兵穿不暖；三，各级官长不拿着士兵当人看，随便打骂；四，军队空缺太多，饷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五，壮丁未入营之前，在路上用绳子捆着；六，送壮丁的人在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叫士兵们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官长收藏，让壮丁跑不了；七，怕士兵跑，把房门锁上，士兵们就在屋里拉屎、撒尿；八，未入营前在路上捆着不给吃饱，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肠子都饿细了，一到营里，吃得过饱，胀死的很多；九，无论什么时候士兵有了病，缺乏医生更缺乏药品。
   起初冯玉祥在巴山中学居住，后来巴山中学被炸，搬到了上清寺。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冯玉祥。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最近他又调到复兴关，特别来受高级训练。他住在白崇禧将军的公馆里。这次见冯玉祥就哭起来，愈哭愈厉害。韩说：“随便杀人，真是暗无天日。”冯对韩练成说：“什么事，你对我说一说。”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又在陆大毕业，当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这位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着定了罪，刘师长六年监禁；参谋长五年监禁；保长三年监禁。公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画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这样一个好好的军官，就随随便便给枪决了，国家还有法律没有?”说着，韩练成大哭起来，他哭得非常的沉痛。冯玉祥对韩练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他要杀刘师长他们三人，请先把我姓冯的杀掉，不然他就不能这样办。”韩一听冯的话就不哭了，他说他先去对白崇禧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
   冯玉祥拿起笔来写了一个四扇屏，写了4则皇帝听谏不乱杀人的典故。又写上送给贤弟的五月端阳礼物。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有一位姓陈的对冯玉祥说：“你写了四条屏给蒋介石是不?”冯说：“你怎么知道?”陈说：“蒋读了那四条屏之后说：‘除了大哥给我写这之外，再没有人给我说。’”当天晚上蒋介石找冯去谈话，说到刘师长被枪决的事情。冯说：“你一喜欢就叫人活，一不高兴就杀人；这样，我不能在这里，让你胡来吧?”蒋说：“这件事，实在是我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冯玉祥继续去检视军队，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请冯玉祥去讲话。冯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冯玉祥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冯说：“是那样吗?”
  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又派冯玉祥去督练他的三个嫡系中央军（36军，99军和18军）。冯玉祥只对18军的训练比较满意（国民党五大主力吗），认为36军和99军都不堪一击。
  最高国防会议是国名党最高军事统帅机关，但是蒋介石一般不出席这个会议。会议通常由孔祥熙主持。有一天开最高国防会议，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冯玉祥就说：
　　“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冯玉祥又说：“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我们张口说同志，闭口说同志，同志就是仇敌么?况且没有一个不知道我和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都是好朋友，今天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他们这些话，我不说话实在对不起这些朋友；假若有人说这种谣言的话，我不起来说话，以后谁还跟我交朋友?”
　　冯玉祥刚说完这话，于右任说：“有了这种谣言，我们可以自己杀自己，自己打自己，不要日本人亡我们，我们自己就亡了我们。”接着孔祥熙说到美洲，由美洲说到欧洲，又说到中国，我记得很清楚的，孔祥熙说过这两句：“我们把法西斯快收起来吧!美国人不喜欢那一套。”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冯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那家伙糊里糊涂，共产党预备好了，他是干的。”冯说：“你的眼睛认不出人来的，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何应钦打了圆场说：“也许大概不确实吧”。
    孙科连着发表五篇文章都是说：“非民主不可”；并且把他的五篇演讲都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当时冯玉祥正在自贡市主持献金运动的，接到孙科寄来的书。便回到重庆见了孙科，对孙科说：“你那五篇文章非常地好，你有没有对蒋介石谈过呢?”孙科说：“没有同蒋介石谈过。”冯问孙科：“为什么你不同蒋介石谈呢?”孙科说：“你是知道的，蒋要当党里的总裁，你我就推他当总裁。可是常务会议，他到底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他要当主席，我们就推他当主席，他也是不出席。这样上哪里见他的面呀!纪念周上可以见他的面，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能说话呢?蒋介石找人谈话，从不找我，这样有什么话能对他说呢?”孙科愈说愈气，他说：“我父亲活到五十九岁就死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了，我能把话都带到棺材里么?说出事来，再说吧，我现在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第二天蒋介石找冯玉祥到南山去谈话，冯就把孙科谈的话一件一件地全对蒋介石说了。问蒋介石：“党里的常务会议你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你不出席。孙科所说民主的事是非常重要，你为什么不找孙科来谈一谈呢?你还怕孙科造反么?孙科还不是爱党爱国的人吗?”总算还好，蒋介石说：“我打电话找孙科。”
　　第二天午前十一点，冯玉祥在桂堂的客厅里看见孙科。说：“你来了!”孙说：“蒋打电话找我来的，不知什么事?”在楼底下的客厅中坐了有半点钟。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戴傅贤、吴铁城等从楼上下来，他们是开秘密会议来的。吴铁城头一个下来，无精打采地说：“中央训练团这十几万万算白花了，训练的结果竟是共产党，奇怪不奇怪。”看吴铁城说话的光景，他想不到冯玉祥和孙科在那里坐着。
　　吴铁城一群人走了，蒋介石就找孙科谈话。十二点半吃午饭，冯玉祥没有看见孙科在那里吃饭。便问蒋：“孙科先生呢?”蒋说：“只谈了半点钟的话，他就走了。他有会议要到北碚去。”冯玉祥问蒋：“你和孙科谈到他的那五篇民主文章没有?”蒋说：“没有。”冯说：“真是可惜得很!”
    蒋介石请冯玉祥在南山多住几天同他谈话。有一天，蒋介石向冯玉祥说：“现在许多人都说民主，真是大错误。现在说民主的人细细地一看，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民主拿民主来打击我们。真是民主起来，我们还能建国么?大家乱吵蛤蟆坑，张说张的对，李说李的对，那还成什么事呢!”蒋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运动了美国的共产党，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是指摘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真是岂有此理!”
　　冯玉祥看蒋介石在说得津津有味。便说：“我有一个故事，说给你听听好不好?”当时陈布雷也在座。冯说：“有好多人说，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民主，不必向外国学习。这话大错特错。我们必须跟着人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学习学习才成。若是每天都说，我们都有了，都对了；那可就坏了。前几年美国国会议员裴培尔说：‘德国和日本这样疯狂的闹，我们美国应当赶紧征兵，并且应当通过一个征兵法案。’国会里头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日子。最后一天讨论这件事，国会门口来了很多老太婆，贴了很多标语；还不算，糊了一个纸人，上面写着：国会议员裴培尔。等到国会把这议案通过了，当散会以后，裴培尔走出国会门口的时候，老太婆们拿着刀子、剪刀，就扎那纸人。而且喊着说：‘扎死裴培尔!剪死裴培尔!’最后，用一根绳子拴在纸人的脖子上，把绳子一拉吊到空中去。大家嚷着：‘勒死裴培尔!勒死裴培尔!’裴培尔站在门口对老太婆笑着说：‘这真表现出我们美国民主的精神来。’裴培尔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征兵的案子通过了吗?我请你们大家到咖啡店去，我向你们报告报告：为什么我提议这个案子。’老太婆们说：‘好好好。’大家喝着咖啡，裴培尔就说起来了：‘这个征兵案子一通过，你们的儿子、孙子、侄子，就要去当兵了，你们为了爱你们的孩子，就痛恨我提这个案子。你们晓得打仗的人不是都可能受伤或是阵亡的，像日俄战争一千人中死伤的不到十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人中不到十六个半；这不是牺牲极少数的人救了极大多数的人吗?假如我们不征兵的话，有一天德国由东边来了，日本由西边来了，到那时候美国的青年想拿枪也不行了，还不都当了俘虏么?我提这个案子，不但是救青年，还救你们这些老太婆们，因为有了征兵，敌人就不能来了。这样说起来，你们大家不但不应当反对，而且还要拥护我这案子才对哪!’说到这里，老太婆们鼓起掌来说：‘我们拥护你，我们拥护你!’”说到这里，我问蒋介石：
　　“你看人家被人家骂，被人家拿锤子、剪子扎他，而且用绳子吊起来，人家还是不慌不忙地把大家说服了，也没有派特务去活埋人家，用手枪、炸弹对付人家。这种说服人的精神，我们不应当学习么?你怎么说共产党才民主呢?”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说：“这样的民主真好!这样的民主真好!”
    关于他说到美国的报纸批评他说的事，冯玉祥也不长不短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在战国时代，燕国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递国书，楚国当然也要有国书回答燕国。国书写好了，楚国国务院的秘书长拿着这文书请国务总理签名。国务总理坐在一个很矮很软的大椅子上，拿起笔来要在文书上签名。秘书在旁边端着蜡烛，端得太低了，国务总理就拿一张纸写三个大字‘高举烛’，给那边端蜡烛的秘书看。秘书一看，就把那蜡烛端高了。常说的话：‘高烛下亮’，这一来国务总理签了名，秘书长把公事拿到桌子上去，盖了国宝，封上，交给燕国来的使臣，那使臣就把这文书带到燕国去了。燕国的王把这文书打开一看，除了国书以外，还有‘高举烛’三个字，写得很飞舞。燕王就问他的军机大臣：这‘高举烛’是什么意思?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到底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了弄清楚‘高举烛’的意思，于是燕王召集文武百官开会讨论。因为在燕王想来，楚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强国，若没有意思，决不会写‘高举烛’三个字放在里面。文武百官都来了，讨论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说：‘烛要举得高了，下边就亮。这是不好意思明说我们国家政治黑暗，而暗示我们要修明内政，完全是把一个“明”字告诉我们。’燕王说：‘既是这样就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都写出来。’不多的工夫，大家把一切黑暗的事都写出来了。如同：用人不公，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等等的事情。燕王说：‘我们现在就组织一个内政改革促进会好不好?’大家都赞成。燕王说：‘这一次与往日不同，谁要担这个责任，就要认真去做。如到三年，负这个责任的若没有成绩的话，必须从严治罪。’结果，在各方面，都规定出负责任的人来。果然三年以后，燕国的政治都上了轨道。有人提议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呀!今天我们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好，完全是楚国用‘高举烛’三个字教训了我们，我们不应当谢谢人家?’于是就备办了北方的许多礼物，备了国书，派大臣出去致谢楚国。礼物有三份：一份送给国王，一份送给总理，其余一份是送给秘书长的。使臣见了国务总理，除递国书外，口中总是千恩万谢的。国务总理总是不明白，他对燕国有什么好处，使燕国送来这样的重礼，又说这么多的好话。国务总理对秘书长说：‘公宴之外还有私享，你在你们家里预备些好酒、好菜，单同燕国的使臣谈一谈，问他我们对燕国到底有什么好处?’秘书长就照着国务总理的话去办，在他自己家里宴享燕国的使臣。到酒足饭饱的时候，秘书长问那使臣：‘你这次来说，我们对贵国有好处，到底有什么好处?请你说给我听听。’使臣说：‘可了不得!我们对别人有一点好处，总是挂在嘴上，你们待人有好处都会忘了，这真是伟大极了!’秘书长说：‘请你说出来，我们待你们有什么好处吧!’那使臣说：‘就是“高举烛”三个字，我们得到这三个字之后，是怎样的开会讨论去实行改造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上了轨道。’说着说着又是千恩万谢起来了。”
　　冯玉祥对蒋介石把这段故事说完了，然后话归本题。说：“我们看人家说的话，有没有意思，不管好意思或是坏意思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人家的话当作教训，研究研究，看他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没有?现在你一听见美国人说你的不对，你就说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美国人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国民党也派了很多人在美国宣传，美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国民党的宣传?我们应该承认，总是我们有些坏处，人家才来批评我们，我们应该欢迎美国人的批评。如果美国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我们就拿燕国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如果一听到人家说不好的话，马上就恼了，那比什么都危险!”蒋介石说：“‘高举烛’三个字好得很，我永远不会忘的。”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冯玉祥有什么意见，冯玉祥说：“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陈诚和各将领商量好的，我们在这里挑剔，不是说没法，就是说难办，前方的大将怎么办事呀?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
　　
     




大哥冯玉祥：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画家、诗人，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小弟蒋介石：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任职吗太多了就不写了；
   冯玉祥对小弟是哀叹加无奈，蒋介石对大哥是又敬又怕又爱又恨。兄弟两个一起影响了民国的历史走向。
   兄弟两个到底是敌还是友呢？简单的用敌友分是很不恰当的，笔者认为，这兄弟俩是亦敌亦友--更准确的说是敌友的叠加态，是敌还是友要看观察者自己的立场。
1928年郑州，冯玉祥与蒋介石互换兰谱，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由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恩怨纠葛。
1930年玉祥兄和中正弟话不投机开始大打出手，史称“中原大战”。相较以后的岁月，笔者个人认为，这次大战还是视为哥两个为争抢糖果而打了场小架比较恰当。开战之初，哥两相互买对方的人头，打完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冯玉祥还是大哥，蒋介石仍然是小弟。大哥虽然成了光杆将军，但是通过上泰山读书学习，完成从一名军阀到一名民主战士的转变。这场架还是有意义的。只是此后，这俩兄弟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离得越来越远。
九一八事变后，大哥在泰山坐不住了，终于在1933年到察哈尔组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振奋了全国人民。可小弟又不愿意了，当时正和日本何谈，大哥这不是捣乱吗。遂调集了15个师的兵力去“请"大哥会泰山继续学习。
时间到了1935年9月，小弟又想起来了共患难的大哥，发电报请求大哥出山。期间往来电报如下：“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
　　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
　　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
　　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
　　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
　　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
　　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卅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叩卅传密京。”
    就这样，小弟连哄带骗把大哥给请到了南京,住在中山陵原蒋介石的官邸四方城寓所。从此时到1946年，哥俩个开始了蜜月生活。大哥对小弟的教导，小弟就总是回答好好好是是是。
    1936年，小弟有了打两广的主意，大哥就多次规劝，两广是自家兄弟，日本才是我们的敌人。最终大哥说动了小弟，取消了战争计划。如若不然，此仗打起来很难预料中国会成什么样子。蒋介石的把兄弟有10多个，但是能在抗战时期，进入决策层还能有发言权的也就大哥冯玉祥一人而已。几年以后，将又是大哥说动了小弟，彻底放弃投降路线，将抗战进行到底。这是后话，以后再细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小弟介石被扣做人质，大哥玉祥坐镇中央，积极展开营救。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何应钦（军政部长）极力想要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何自己就能当委员长），大哥冯玉祥极力反对，最终改成轰炸渭南。（千万别相信电影上，宋美龄到何应钦那里哭闹一番就能使何应钦放弃轰炸西安）冯玉祥一面密令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要轻举妄动等待命令，一面对张杨连哄带骗，承诺张杨，只要把小弟放了，一切都好说，大哥愿意担保张杨的安全。后来又说愿意去西安替小弟当人质。甚至在12月20日派人给杨虎城送去亲笔信，放了蒋介石，担保他当国民革命军副司令长官。（这个听起来就像忽悠）当时的情况，大哥冯玉祥在南京是极度危险的，何应钦派宪兵将大哥“保护”在办公楼里，又在对面的楼里架上重机枪和迫击炮，随时准备动手除去这哥俩。何应钦算漏了一点，他派去“保护”冯玉祥的宪兵连连长被冯玉祥的魅力而折服，提前将计划报告给了冯玉祥，冯玉祥马上准备了应变计划，一旦形势危急即渡江北上撤离南京。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大哥冯玉祥形容小弟蒋介石当时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随后蒋介石将张学良软禁起来。（什么你说当初冯玉祥和宋子文的承诺？别天真了，那怎么能当真。）
    西安事变虽然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毛泽东等不急了，请文化界人士去当说客。蔡元培先生以绝食相逼，还是被蒋介石给忽悠回去了。没有办法，周恩来只好去请老将冯玉祥出马了。1937年6月间，冯玉祥风风火火的闯进南京总统府。质问小弟蒋介石为何国共谈判这么大的事也瞒着他。蒋介石说，大哥消消气，这又是被什么人蛊惑了吧？冯玉祥回答，我刚刚见了周恩来，至于说蛊惑吗，我认为我冯玉祥还是有主见的。人家要求上前线打鬼子，这有什么不好的,你为什么不批准呢？蒋介石说，GCD历来狡猾，万一他们借机扩大实力，将来反对政府怎么办？冯玉祥说：“贤弟真是愚笨，你只给他3个师的番号，然后划定防区，不可越雷池一步不就行了？”小弟知道，这次要是不答应，大哥肯定是没完了。就同意了改编。马上叫来何应钦和周恩来，将第八路军（原桂军番号）、115,120,129师（原东北军番号）给了红军。由这天起，让日本鬼子心惊胆战的八路军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7月19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冯玉祥说，以后他愿意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冯玉祥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1937年7月29日，大哥冯玉祥被委派担任淞沪战场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来此职由小弟兼任）。8月15日，冯率领参谋人员进驻无锡，未几，接到白沟堡方面日舰及商轮百余艘企图登陆。冯立即命令各警戒区域有关部队注意防范。随后决定亲临前线视察。在苏州郊外，听闻果军炮兵的隆隆炮声，大呼这是民族的怒吼声，痛快！痛快！冯玉祥长官部一行到达张治中设在上海市郊的前敌指挥部，见到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等人。互相寒暄过后，冯问他们有何困难尽管提，张发奎说一是指挥不统一，二是缺乏炮兵。冯玉祥答应日后和蒋介石商量，果然，冯玉祥说到做到，替部署一一解决了问题。
    冯玉祥发现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大锅做大米饭吃，由于日机掌握了制空权，不管是白天晚上，一点火冒烟就遭到日机轰炸，很多前线部队根本吃不上饭。（几年以后，冯玉祥建议用煎饼做军粮著有《煎饼：抗日与军食 》一书，蒋介石批准向全军推广）
   冯玉祥能做也就是这么多，协调下后方。前线部队都是蒋介石在南京遥控指挥，他实在不便插手。
    过了不久，平津失陷，蒋介石又想到了要同患难的大哥，将其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路上的果军。虽说这些部队都是原西北军旧部，但事过境迁，昔日的部下早已不是穷丘八了，如今都是手握兵权的一方大将。经过济南时，冯玉祥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复榘满口应承。随后遇到被押解进京的张自忠将军，冯玉祥手书一封给小弟的亲笔信。保下了张自忠的性命，才有了后来张自忠率部杀敌，光荣殉国的事情。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望过去的老板，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冯玉祥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虽然冯玉祥经常当面呵斥小弟这做的不对，哪个也不对。但是不允许身边的人说小弟的不是。）。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冯玉祥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老板都知道。冯玉祥在河北发现，士兵都光着脚泡在水里，腿和脚都肿了。就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买十万双鞋。何应钦不肯出钱，在电话里吵了10分钟，最终答应每人给1块钱自己买。
    部队退到沧州后，冯玉祥着手制定反击计划，命令鹿钟麟、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不料，只有鹿钟麟的一路听从命令发起进攻。无奈只好继续撤退，一路退到邯郸，随后第六战区便与第一战区合并归程潜指挥。冯玉祥结束了短暂了战区司令生涯，回到南京。在外的冯玉祥充其量只能指挥一个战区的抗战，而回到统帅部后，将可以影响全国抗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小弟蒋介石还是需要时刻鞭策着抗日的。
    1937年12月3日晚上的九点钟，在南京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冯正在第六战区任上未参加此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秘书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1938年8月初，冯玉祥因急病住进武汉东湖疗养院，一连昏迷数日，一日猛醒过来，让夫人李德全拿来纸笔记录遗嘱，这份遗嘱是留给小弟蒋介石的，内容有四点：一善待壮丁；二整治腐败；三发动民众；四将抗战进行到底。并嘱咐李德全在他死后用火柴支起眼皮，并转告盟弟，就说他大哥不看到抗战胜利死不瞑目。又昏迷数日后，8月13日再次苏醒，蒋介石来看望大哥，冯玉祥问抗战形势如何。蒋介石说：“大哥勿挂，安心养病，早日康愈。”冯玉祥几次请蒋介石离开，蒋都不肯离去，一直陪坐床前。
   九月份，冯玉祥奉命去鄂东河南检视以及马当查看堵塞长江的办法。冯从鄂东开始到九江之后去河南。在舞阳县，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冯去当兵不可。冯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结果，冯玉祥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冯玉祥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冯玉祥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喜喜欢欢的，可见只要受了教育，没有不能做的事。随后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冯玉祥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冯玉祥说：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冯玉祥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冯玉祥非常地感激的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
   冯玉祥一行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大哥：“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冯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他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冯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10月份，蒋再次派大哥去湘黔川各省检视军队。就在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冯玉祥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冯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冯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冯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跺，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冯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是与汪最后的一面。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冯玉祥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营养太差。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冯玉祥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冯玉祥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冯玉祥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冯玉祥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冯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冯玉祥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
   在桂林一家招待所，李烈钧来找冯玉祥，一见面他就问冯：“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冯说：“刚听见的。”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恐怕蒋介石就要投降敌人，现在他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冯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劝动蒋介石，蒋要打广东、广西的事还不是一件证明么?我是亲耳听见你同蒋说的，他果然没有打他们。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冯玉祥立即出发到了衡山得知蒋已经飞去长沙了，又连夜赶往长沙。终于在第二天11点多在何健的公馆见到了蒋。于是蒋、冯、唐三人共进午餐，蒋介石带着吃惊的表情对冯玉祥说：“大哥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冯玉祥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蒋问：“武汉失守，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冯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蒋介石说：“好极了。”冯就说：“在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惟君侯你不可说投降。’孙权问：‘怎么讲呢?’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冯玉祥说完了这话，就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冯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蒋说：“很好，一定照您的话去办。”冯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冯说：“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嘎吃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冯玉祥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你知道么?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随即用大刀砍去桌子一角。散了之后，有人来请冯玉祥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冯玉祥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当时汪精卫正在重庆宣扬抗战亡国论）
   广播稿如下：“今天蒋先生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么?这不应当枪决吗?”
   随后冯玉祥回到挂林，然后又去贵阳。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冯玉祥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当时便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后来在贵州负责新兵的副司令何辑五（何应钦的胞弟）被撤职查办。
   回到重庆后冯玉祥把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蒋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重要的几件如下：一，士兵吃不饱；二，士兵穿不暖；三，各级官长不拿着士兵当人看，随便打骂；四，军队空缺太多，饷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五，壮丁未入营之前，在路上用绳子捆着；六，送壮丁的人在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叫士兵们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官长收藏，让壮丁跑不了；七，怕士兵跑，把房门锁上，士兵们就在屋里拉屎、撒尿；八，未入营前在路上捆着不给吃饱，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肠子都饿细了，一到营里，吃得过饱，胀死的很多；九，无论什么时候士兵有了病，缺乏医生更缺乏药品。
   起初冯玉祥在巴山中学居住，后来巴山中学被炸，搬到了上清寺。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冯玉祥。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最近他又调到复兴关，特别来受高级训练。他住在白崇禧将军的公馆里。这次见冯玉祥就哭起来，愈哭愈厉害。韩说：“随便杀人，真是暗无天日。”冯对韩练成说：“什么事，你对我说一说。”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又在陆大毕业，当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这位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着定了罪，刘师长六年监禁；参谋长五年监禁；保长三年监禁。公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画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这样一个好好的军官，就随随便便给枪决了，国家还有法律没有?”说着，韩练成大哭起来，他哭得非常的沉痛。冯玉祥对韩练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他要杀刘师长他们三人，请先把我姓冯的杀掉，不然他就不能这样办。”韩一听冯的话就不哭了，他说他先去对白崇禧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
   冯玉祥拿起笔来写了一个四扇屏，写了4则皇帝听谏不乱杀人的典故。又写上送给贤弟的五月端阳礼物。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有一位姓陈的对冯玉祥说：“你写了四条屏给蒋介石是不?”冯说：“你怎么知道?”陈说：“蒋读了那四条屏之后说：‘除了大哥给我写这之外，再没有人给我说。’”当天晚上蒋介石找冯去谈话，说到刘师长被枪决的事情。冯说：“你一喜欢就叫人活，一不高兴就杀人；这样，我不能在这里，让你胡来吧?”蒋说：“这件事，实在是我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冯玉祥继续去检视军队，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请冯玉祥去讲话。冯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冯玉祥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冯说：“是那样吗?”
  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又派冯玉祥去督练他的三个嫡系中央军（36军，99军和18军）。冯玉祥只对18军的训练比较满意（国民党五大主力吗），认为36军和99军都不堪一击。
  最高国防会议是国名党最高军事统帅机关，但是蒋介石一般不出席这个会议。会议通常由孔祥熙主持。有一天开最高国防会议，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冯玉祥就说：
　　“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冯玉祥又说：“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我们张口说同志，闭口说同志，同志就是仇敌么?况且没有一个不知道我和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都是好朋友，今天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他们这些话，我不说话实在对不起这些朋友；假若有人说这种谣言的话，我不起来说话，以后谁还跟我交朋友?”
　　冯玉祥刚说完这话，于右任说：“有了这种谣言，我们可以自己杀自己，自己打自己，不要日本人亡我们，我们自己就亡了我们。”接着孔祥熙说到美洲，由美洲说到欧洲，又说到中国，我记得很清楚的，孔祥熙说过这两句：“我们把法西斯快收起来吧!美国人不喜欢那一套。”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冯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那家伙糊里糊涂，共产党预备好了，他是干的。”冯说：“你的眼睛认不出人来的，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何应钦打了圆场说：“也许大概不确实吧”。
    孙科连着发表五篇文章都是说：“非民主不可”；并且把他的五篇演讲都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当时冯玉祥正在自贡市主持献金运动的，接到孙科寄来的书。便回到重庆见了孙科，对孙科说：“你那五篇文章非常地好，你有没有对蒋介石谈过呢?”孙科说：“没有同蒋介石谈过。”冯问孙科：“为什么你不同蒋介石谈呢?”孙科说：“你是知道的，蒋要当党里的总裁，你我就推他当总裁。可是常务会议，他到底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他要当主席，我们就推他当主席，他也是不出席。这样上哪里见他的面呀!纪念周上可以见他的面，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能说话呢?蒋介石找人谈话，从不找我，这样有什么话能对他说呢?”孙科愈说愈气，他说：“我父亲活到五十九岁就死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了，我能把话都带到棺材里么?说出事来，再说吧，我现在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第二天蒋介石找冯玉祥到南山去谈话，冯就把孙科谈的话一件一件地全对蒋介石说了。问蒋介石：“党里的常务会议你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你不出席。孙科所说民主的事是非常重要，你为什么不找孙科来谈一谈呢?你还怕孙科造反么?孙科还不是爱党爱国的人吗?”总算还好，蒋介石说：“我打电话找孙科。”
　　第二天午前十一点，冯玉祥在桂堂的客厅里看见孙科。说：“你来了!”孙说：“蒋打电话找我来的，不知什么事?”在楼底下的客厅中坐了有半点钟。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戴傅贤、吴铁城等从楼上下来，他们是开秘密会议来的。吴铁城头一个下来，无精打采地说：“中央训练团这十几万万算白花了，训练的结果竟是共产党，奇怪不奇怪。”看吴铁城说话的光景，他想不到冯玉祥和孙科在那里坐着。
　　吴铁城一群人走了，蒋介石就找孙科谈话。十二点半吃午饭，冯玉祥没有看见孙科在那里吃饭。便问蒋：“孙科先生呢?”蒋说：“只谈了半点钟的话，他就走了。他有会议要到北碚去。”冯玉祥问蒋：“你和孙科谈到他的那五篇民主文章没有?”蒋说：“没有。”冯说：“真是可惜得很!”
    蒋介石请冯玉祥在南山多住几天同他谈话。有一天，蒋介石向冯玉祥说：“现在许多人都说民主，真是大错误。现在说民主的人细细地一看，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民主拿民主来打击我们。真是民主起来，我们还能建国么?大家乱吵蛤蟆坑，张说张的对，李说李的对，那还成什么事呢!”蒋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运动了美国的共产党，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是指摘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真是岂有此理!”
　　冯玉祥看蒋介石在说得津津有味。便说：“我有一个故事，说给你听听好不好?”当时陈布雷也在座。冯说：“有好多人说，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民主，不必向外国学习。这话大错特错。我们必须跟着人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学习学习才成。若是每天都说，我们都有了，都对了；那可就坏了。前几年美国国会议员裴培尔说：‘德国和日本这样疯狂的闹，我们美国应当赶紧征兵，并且应当通过一个征兵法案。’国会里头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日子。最后一天讨论这件事，国会门口来了很多老太婆，贴了很多标语；还不算，糊了一个纸人，上面写着：国会议员裴培尔。等到国会把这议案通过了，当散会以后，裴培尔走出国会门口的时候，老太婆们拿着刀子、剪刀，就扎那纸人。而且喊着说：‘扎死裴培尔!剪死裴培尔!’最后，用一根绳子拴在纸人的脖子上，把绳子一拉吊到空中去。大家嚷着：‘勒死裴培尔!勒死裴培尔!’裴培尔站在门口对老太婆笑着说：‘这真表现出我们美国民主的精神来。’裴培尔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征兵的案子通过了吗?我请你们大家到咖啡店去，我向你们报告报告：为什么我提议这个案子。’老太婆们说：‘好好好。’大家喝着咖啡，裴培尔就说起来了：‘这个征兵案子一通过，你们的儿子、孙子、侄子，就要去当兵了，你们为了爱你们的孩子，就痛恨我提这个案子。你们晓得打仗的人不是都可能受伤或是阵亡的，像日俄战争一千人中死伤的不到十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人中不到十六个半；这不是牺牲极少数的人救了极大多数的人吗?假如我们不征兵的话，有一天德国由东边来了，日本由西边来了，到那时候美国的青年想拿枪也不行了，还不都当了俘虏么?我提这个案子，不但是救青年，还救你们这些老太婆们，因为有了征兵，敌人就不能来了。这样说起来，你们大家不但不应当反对，而且还要拥护我这案子才对哪!’说到这里，老太婆们鼓起掌来说：‘我们拥护你，我们拥护你!’”说到这里，我问蒋介石：
　　“你看人家被人家骂，被人家拿锤子、剪子扎他，而且用绳子吊起来，人家还是不慌不忙地把大家说服了，也没有派特务去活埋人家，用手枪、炸弹对付人家。这种说服人的精神，我们不应当学习么?你怎么说共产党才民主呢?”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说：“这样的民主真好!这样的民主真好!”
    关于他说到美国的报纸批评他说的事，冯玉祥也不长不短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在战国时代，燕国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递国书，楚国当然也要有国书回答燕国。国书写好了，楚国国务院的秘书长拿着这文书请国务总理签名。国务总理坐在一个很矮很软的大椅子上，拿起笔来要在文书上签名。秘书在旁边端着蜡烛，端得太低了，国务总理就拿一张纸写三个大字‘高举烛’，给那边端蜡烛的秘书看。秘书一看，就把那蜡烛端高了。常说的话：‘高烛下亮’，这一来国务总理签了名，秘书长把公事拿到桌子上去，盖了国宝，封上，交给燕国来的使臣，那使臣就把这文书带到燕国去了。燕国的王把这文书打开一看，除了国书以外，还有‘高举烛’三个字，写得很飞舞。燕王就问他的军机大臣：这‘高举烛’是什么意思?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到底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了弄清楚‘高举烛’的意思，于是燕王召集文武百官开会讨论。因为在燕王想来，楚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强国，若没有意思，决不会写‘高举烛’三个字放在里面。文武百官都来了，讨论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说：‘烛要举得高了，下边就亮。这是不好意思明说我们国家政治黑暗，而暗示我们要修明内政，完全是把一个“明”字告诉我们。’燕王说：‘既是这样就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都写出来。’不多的工夫，大家把一切黑暗的事都写出来了。如同：用人不公，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等等的事情。燕王说：‘我们现在就组织一个内政改革促进会好不好?’大家都赞成。燕王说：‘这一次与往日不同，谁要担这个责任，就要认真去做。如到三年，负这个责任的若没有成绩的话，必须从严治罪。’结果，在各方面，都规定出负责任的人来。果然三年以后，燕国的政治都上了轨道。有人提议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呀!今天我们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好，完全是楚国用‘高举烛’三个字教训了我们，我们不应当谢谢人家?’于是就备办了北方的许多礼物，备了国书，派大臣出去致谢楚国。礼物有三份：一份送给国王，一份送给总理，其余一份是送给秘书长的。使臣见了国务总理，除递国书外，口中总是千恩万谢的。国务总理总是不明白，他对燕国有什么好处，使燕国送来这样的重礼，又说这么多的好话。国务总理对秘书长说：‘公宴之外还有私享，你在你们家里预备些好酒、好菜，单同燕国的使臣谈一谈，问他我们对燕国到底有什么好处?’秘书长就照着国务总理的话去办，在他自己家里宴享燕国的使臣。到酒足饭饱的时候，秘书长问那使臣：‘你这次来说，我们对贵国有好处，到底有什么好处?请你说给我听听。’使臣说：‘可了不得!我们对别人有一点好处，总是挂在嘴上，你们待人有好处都会忘了，这真是伟大极了!’秘书长说：‘请你说出来，我们待你们有什么好处吧!’那使臣说：‘就是“高举烛”三个字，我们得到这三个字之后，是怎样的开会讨论去实行改造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上了轨道。’说着说着又是千恩万谢起来了。”
　　冯玉祥对蒋介石把这段故事说完了，然后话归本题。说：“我们看人家说的话，有没有意思，不管好意思或是坏意思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人家的话当作教训，研究研究，看他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没有?现在你一听见美国人说你的不对，你就说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美国人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国民党也派了很多人在美国宣传，美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国民党的宣传?我们应该承认，总是我们有些坏处，人家才来批评我们，我们应该欢迎美国人的批评。如果美国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我们就拿燕国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如果一听到人家说不好的话，马上就恼了，那比什么都危险!”蒋介石说：“‘高举烛’三个字好得很，我永远不会忘的。”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冯玉祥有什么意见，冯玉祥说：“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陈诚和各将领商量好的，我们在这里挑剔，不是说没法，就是说难办，前方的大将怎么办事呀?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