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康熙说：“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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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安小虎 提交日期：2007-2-13 16:27:00
大明王朝在其灭亡的时候仍然是世界第一，给后世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遗产。可时间一长，中国落后了。这一切当然是其来有自!然而对于究属何因？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未有统一之论也！盖因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的原因吧！本文只讲事实，不讲笔者的看法。一切的结论皆由读者诸君自己去思考。下面先从两方面说说明朝的情况：
一.天文学
1.天文学理论和天文观测
明朝的天文学理论，较前代有一定的进步。董谷作《豢龙子》一书，对宇宙起源问题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设想，认为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极，而某一具体的天体系统则有一个生灭发展的过程。明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一书，认为“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明确提出行星运动是受太阳牵引的结果，这与刻卜勒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已开了万有引力说的先河。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著有《谈天》、《论气》等篇，认为“盈天地皆气也”，把“气”作为构成物的基础，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他还对日食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以上都说明明朝的天文学理论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明朝的天文设施、历法推算与仪器制造，较前代更为完善与精密。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鸡鸣山设观象台，台内设有天体仪、浑仪、简仪等。50年后，又复制了一套浑仪、简仪置于北京齐化门。这两件仪器至今尚存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明朝还在司天台设立回回科，把元代设在上都的回回天文台人员召回北京，翻译了《明译天文书》等。成化年间，贝琳又译出《七政推步》，介绍了回回历法的推算方法。明末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在苏州自制“千里镜”，据民国《吴县志》上说，在城郊七里外的虎丘山上用此镜观察城内，景物如在眼前，可见“千里镜”已大大超过目测能力，这可以说是我国自制望远镜的开始。此后，徐光启用望远镜亲自进行月蚀观测，发出了“与目测迥异”的感慨。在天象观测中，1572年与1604年对超新星爆发的观测是中国天文学家的一大贡献。1572年的超新星，我国比西方的第谷早发现3天，多观察了一个多月，而且观察周密，记录尽善。明朝天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航海天文学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明朝人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记载过洋牵星图4幅，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描述了从中国刘家港经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线路，这是航海天文学的宝贵资料。书中还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牵星术。用大小不同的牵星板进行观察，确定星辰高度，并与罗盘相配合，以解决海上的航向问题。
2.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与《祟祯历书》
明朝末期，随着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天文学知识逐渐传播，促使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利玛窦（1552—1610 年）首先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已测知的恒星，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等。随后，熊三拔（1575—1620 年）著《简平仪说》、《表度说》，详细介绍了简平仪的用法以及根据天文学原理测日定时的方法。1610 年来华的阳玛诺（1574—1659 年）著《天问略》，用问答形式说明了天象原理，并附有图片。崇祯年间，成立了历局并聘用龙华民（1559—1654 年）、邓玉函（1576—1630年）、汤若望（1591—1666年）等耶稣会教士参与历法修改，并翻译西方著作，编制天文图表，制作观测仪器等。在编纂《崇祯历书》时，确定了利用西方的方法“入大统之模型”的方针。这部长达137卷的历书于1634年完成，其中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此体系认为，日月在不同层次围绕地球运转，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行转，这虽是介于哥白尼与托勒密之间的折中体系，但在中国第一次冲破了地球中心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崇祯历书》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西方经纬度测定计算方法，使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蚀计算比传统方法更加精确。《崇祯历书》首先采用360度制，一天为96刻，经度以12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至90度。这个计算方法也比传统方法简便。此外，《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使中国天文学从代数系统转向几何系统。《崇祯历书》的编就，说明中国天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航海地理学的进展和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方面。
1.航海地理
明朝航海地理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其舰船多至200 多艘，将士与技术人员多达27000多人，宝船长150米，帆12张，有罗盘导航等设备。其活动范围从北纬27度至南纬7度，东经180度至东经44度，共计航程10万余里，到过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郑和船队在远航中，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他们在没有前图的情况下，坚持探路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山、滩、礁、沙，并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利用带坠的绳子测定深度，用绳子系上鸡毛测定流速，然后把测定所得形象地标在一张对景图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排列成航海图。这张航海图，至今仍保存于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之中，全图分20幅，42面，堪称精细。图上起点为南京龙江关（下关），经长江口，沿东海、南海，直至海外国家。图上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60里）计算距离，海岛画有内外线，它标明平潮时的礁石、浅滩、港口等。由于此图“详而不诬”，具有极高价值，故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赞扬。其次是关于海路与外国情况的记载。郑和的随员中有马欢、费信、巩珍等人，他们把航海所见记录下来，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内容是记述航行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水文、物产、民族、风俗、宗教、历史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过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所记。汪大渊所叙海路仅限印度半岛西岸与波斯湾口，而《星槎胜览》等书记述了更西的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刺撒（今索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达马达加斯加。三书所载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不仅超过了古人，而且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此外，三书所记明王朝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至南洋谋生居住的情况，是中外关系史上宝贵的资料。
2.溶洞、植被研究
明代对于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成果，在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1586—1641年）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得到集中反映。徐霞客从小热爱大自然，钻研地理学，他从21岁起至54岁止，走遍华东、华中、华南与西南各省，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他考察了华南石灰岩地貌，详尽地记录了各种溶洞的方向、高深，宽窄的具体数字，揭示了溶蚀地貌的特征，订定了石峰、环洼、石梁等地质地理名词，并对溶洞、钟乳石、石笋等成因进行了研究，得出石灰岩易为雨水与地下水所溶蚀而发育成为溶洞等比较符合科学的结论。这在世界上实属首创，比系统研究溶岩地貌的西方人克维治克要领先200余年，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同时，徐霞客还记录了由于高度与纬度不同，气候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植物群落。他指出，在高山之上，由于地势高，气温低、风速大，树木生长缓慢，故多为伏地矮小之树。在山顶上更往往只有荒草，而无树木；山上植物的花期，也比山下要迟。他对植物的生态作了科学的分析，论述了植物垂直分布不同状况及其原因，促进了植物地理学的发展。
3.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吸收
明朝后期，中国地理学家学习了西方的地理知识与绘图技术。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受广东肇庆地方官的委托，根据所携图册，采用华名、华里和华辰计算，绘出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虽然此图未经利玛窦复校，且刻工不慎，印刷错误尚多，但这是向中国第一次介绍地圆学说、地球大小、五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等，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其功不可没。图中所标洋名、国名、地名，如大西洋、亚细亚、欧罗巴等也为中国所承认，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图出版后，经过多次重刻，先在广州始印，十余年后在苏州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经利玛窦亲自修订后在南京刻印。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再次增订，在北京印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职方外纪》为西人艾儒略（1582—1649年）增订翻译，华人杨廷筠汇记。此书图文并存，卷首为五大洲总图，卷一至卷四分别述说亚洲、欧洲、美洲和南极地方，每卷都有总说与分说，介绍各国风土物产，条贯十分清楚。卷五为“四海总说”，介绍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舶、海道等。由于西方世界地图和地理学说在中国的流传，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全球的地理概况，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笔者读历史，认为综合来看，明朝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家争鸣，万花齐放的局面。夏咸淳在其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到了清朝，一切都变化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明朝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和奴才那里居然被说成“于理实为舛谬”！读者诸君，莫怪我此处用可笑一词。虽带感情色彩，然而读历史者亦是人也！是人即有人的感情，看到我们国家历史上这种非旦不进反而退步的事情，未能不愤怒也！
笔者读史，总是感觉有很多的事例证明明朝和清朝很不一样，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明和清差不多，是笔者所不能解者。他们或者是以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来解释中国的败落，或者是以其他来解释。但是笔者仍对其有不能解者。康熙说：“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诸君读到这里请多留心一下，这句话未尝不能昭示以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运呀！
本篇小文列举数端，不在于解析出中国败落究系何因，而在于给大家展示出一些情况和故事，让对此问题有兴趣之读者贤达自己去思考！相信诸君聪慧，必有具有眼光之正解！
http://www7.tianya.cn/new/public ... le=61089&flag=1作者：长安小虎 提交日期：2007-2-13 16:27:00
大明王朝在其灭亡的时候仍然是世界第一，给后世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遗产。可时间一长，中国落后了。这一切当然是其来有自!然而对于究属何因？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未有统一之论也！盖因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的原因吧！本文只讲事实，不讲笔者的看法。一切的结论皆由读者诸君自己去思考。下面先从两方面说说明朝的情况：
一.天文学
1.天文学理论和天文观测
明朝的天文学理论，较前代有一定的进步。董谷作《豢龙子》一书，对宇宙起源问题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设想，认为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极，而某一具体的天体系统则有一个生灭发展的过程。明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一书，认为“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明确提出行星运动是受太阳牵引的结果，这与刻卜勒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已开了万有引力说的先河。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著有《谈天》、《论气》等篇，认为“盈天地皆气也”，把“气”作为构成物的基础，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他还对日食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以上都说明明朝的天文学理论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明朝的天文设施、历法推算与仪器制造，较前代更为完善与精密。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鸡鸣山设观象台，台内设有天体仪、浑仪、简仪等。50年后，又复制了一套浑仪、简仪置于北京齐化门。这两件仪器至今尚存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明朝还在司天台设立回回科，把元代设在上都的回回天文台人员召回北京，翻译了《明译天文书》等。成化年间，贝琳又译出《七政推步》，介绍了回回历法的推算方法。明末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在苏州自制“千里镜”，据民国《吴县志》上说，在城郊七里外的虎丘山上用此镜观察城内，景物如在眼前，可见“千里镜”已大大超过目测能力，这可以说是我国自制望远镜的开始。此后，徐光启用望远镜亲自进行月蚀观测，发出了“与目测迥异”的感慨。在天象观测中，1572年与1604年对超新星爆发的观测是中国天文学家的一大贡献。1572年的超新星，我国比西方的第谷早发现3天，多观察了一个多月，而且观察周密，记录尽善。明朝天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航海天文学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明朝人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记载过洋牵星图4幅，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描述了从中国刘家港经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线路，这是航海天文学的宝贵资料。书中还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牵星术。用大小不同的牵星板进行观察，确定星辰高度，并与罗盘相配合，以解决海上的航向问题。
2.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与《祟祯历书》
明朝末期，随着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天文学知识逐渐传播，促使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利玛窦（1552—1610 年）首先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已测知的恒星，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等。随后，熊三拔（1575—1620 年）著《简平仪说》、《表度说》，详细介绍了简平仪的用法以及根据天文学原理测日定时的方法。1610 年来华的阳玛诺（1574—1659 年）著《天问略》，用问答形式说明了天象原理，并附有图片。崇祯年间，成立了历局并聘用龙华民（1559—1654 年）、邓玉函（1576—1630年）、汤若望（1591—1666年）等耶稣会教士参与历法修改，并翻译西方著作，编制天文图表，制作观测仪器等。在编纂《崇祯历书》时，确定了利用西方的方法“入大统之模型”的方针。这部长达137卷的历书于1634年完成，其中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此体系认为，日月在不同层次围绕地球运转，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行转，这虽是介于哥白尼与托勒密之间的折中体系，但在中国第一次冲破了地球中心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崇祯历书》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西方经纬度测定计算方法，使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蚀计算比传统方法更加精确。《崇祯历书》首先采用360度制，一天为96刻，经度以12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至90度。这个计算方法也比传统方法简便。此外，《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使中国天文学从代数系统转向几何系统。《崇祯历书》的编就，说明中国天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航海地理学的进展和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方面。
1.航海地理
明朝航海地理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其舰船多至200 多艘，将士与技术人员多达27000多人，宝船长150米，帆12张，有罗盘导航等设备。其活动范围从北纬27度至南纬7度，东经180度至东经44度，共计航程10万余里，到过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郑和船队在远航中，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他们在没有前图的情况下，坚持探路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山、滩、礁、沙，并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利用带坠的绳子测定深度，用绳子系上鸡毛测定流速，然后把测定所得形象地标在一张对景图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排列成航海图。这张航海图，至今仍保存于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之中，全图分20幅，42面，堪称精细。图上起点为南京龙江关（下关），经长江口，沿东海、南海，直至海外国家。图上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60里）计算距离，海岛画有内外线，它标明平潮时的礁石、浅滩、港口等。由于此图“详而不诬”，具有极高价值，故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赞扬。其次是关于海路与外国情况的记载。郑和的随员中有马欢、费信、巩珍等人，他们把航海所见记录下来，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内容是记述航行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水文、物产、民族、风俗、宗教、历史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过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所记。汪大渊所叙海路仅限印度半岛西岸与波斯湾口，而《星槎胜览》等书记述了更西的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刺撒（今索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达马达加斯加。三书所载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不仅超过了古人，而且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此外，三书所记明王朝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至南洋谋生居住的情况，是中外关系史上宝贵的资料。
2.溶洞、植被研究
明代对于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成果，在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1586—1641年）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得到集中反映。徐霞客从小热爱大自然，钻研地理学，他从21岁起至54岁止，走遍华东、华中、华南与西南各省，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他考察了华南石灰岩地貌，详尽地记录了各种溶洞的方向、高深，宽窄的具体数字，揭示了溶蚀地貌的特征，订定了石峰、环洼、石梁等地质地理名词，并对溶洞、钟乳石、石笋等成因进行了研究，得出石灰岩易为雨水与地下水所溶蚀而发育成为溶洞等比较符合科学的结论。这在世界上实属首创，比系统研究溶岩地貌的西方人克维治克要领先200余年，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同时，徐霞客还记录了由于高度与纬度不同，气候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植物群落。他指出，在高山之上，由于地势高，气温低、风速大，树木生长缓慢，故多为伏地矮小之树。在山顶上更往往只有荒草，而无树木；山上植物的花期，也比山下要迟。他对植物的生态作了科学的分析，论述了植物垂直分布不同状况及其原因，促进了植物地理学的发展。
3.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吸收
明朝后期，中国地理学家学习了西方的地理知识与绘图技术。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受广东肇庆地方官的委托，根据所携图册，采用华名、华里和华辰计算，绘出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虽然此图未经利玛窦复校，且刻工不慎，印刷错误尚多，但这是向中国第一次介绍地圆学说、地球大小、五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等，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其功不可没。图中所标洋名、国名、地名，如大西洋、亚细亚、欧罗巴等也为中国所承认，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图出版后，经过多次重刻，先在广州始印，十余年后在苏州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经利玛窦亲自修订后在南京刻印。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再次增订，在北京印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职方外纪》为西人艾儒略（1582—1649年）增订翻译，华人杨廷筠汇记。此书图文并存，卷首为五大洲总图，卷一至卷四分别述说亚洲、欧洲、美洲和南极地方，每卷都有总说与分说，介绍各国风土物产，条贯十分清楚。卷五为“四海总说”，介绍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舶、海道等。由于西方世界地图和地理学说在中国的流传，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全球的地理概况，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笔者读历史，认为综合来看，明朝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家争鸣，万花齐放的局面。夏咸淳在其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到了清朝，一切都变化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明朝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和奴才那里居然被说成“于理实为舛谬”！读者诸君，莫怪我此处用可笑一词。虽带感情色彩，然而读历史者亦是人也！是人即有人的感情，看到我们国家历史上这种非旦不进反而退步的事情，未能不愤怒也！
笔者读史，总是感觉有很多的事例证明明朝和清朝很不一样，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明和清差不多，是笔者所不能解者。他们或者是以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来解释中国的败落，或者是以其他来解释。但是笔者仍对其有不能解者。康熙说：“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诸君读到这里请多留心一下，这句话未尝不能昭示以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运呀！
本篇小文列举数端，不在于解析出中国败落究系何因，而在于给大家展示出一些情况和故事，让对此问题有兴趣之读者贤达自己去思考！相信诸君聪慧，必有具有眼光之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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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在其灭亡的时候仍然是世界第一，给后世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遗产。可时间一长，中国落后了。这一切当然是其来有自!然而对于究属何因？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未有统一之论也！盖因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的原因吧！本文只讲事实，不讲笔者的看法。一切的结论皆由读者诸君自己去思考。下面先从两方面说说明朝的情况：
一.天文学
1.天文学理论和天文观测
明朝的天文学理论，较前代有一定的进步。董谷作《豢龙子》一书，对宇宙起源问题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设想，认为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极，而某一具体的天体系统则有一个生灭发展的过程。明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一书，认为“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明确提出行星运动是受太阳牵引的结果，这与刻卜勒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已开了万有引力说的先河。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著有《谈天》、《论气》等篇，认为“盈天地皆气也”，把“气”作为构成物的基础，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他还对日食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以上都说明明朝的天文学理论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明朝的天文设施、历法推算与仪器制造，较前代更为完善与精密。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鸡鸣山设观象台，台内设有天体仪、浑仪、简仪等。50年后，又复制了一套浑仪、简仪置于北京齐化门。这两件仪器至今尚存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明朝还在司天台设立回回科，把元代设在上都的回回天文台人员召回北京，翻译了《明译天文书》等。成化年间，贝琳又译出《七政推步》，介绍了回回历法的推算方法。明末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在苏州自制“千里镜”，据民国《吴县志》上说，在城郊七里外的虎丘山上用此镜观察城内，景物如在眼前，可见“千里镜”已大大超过目测能力，这可以说是我国自制望远镜的开始。此后，徐光启用望远镜亲自进行月蚀观测，发出了“与目测迥异”的感慨。在天象观测中，1572年与1604年对超新星爆发的观测是中国天文学家的一大贡献。1572年的超新星，我国比西方的第谷早发现3天，多观察了一个多月，而且观察周密，记录尽善。明朝天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航海天文学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明朝人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记载过洋牵星图4幅，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描述了从中国刘家港经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线路，这是航海天文学的宝贵资料。书中还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牵星术。用大小不同的牵星板进行观察，确定星辰高度，并与罗盘相配合，以解决海上的航向问题。
2.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与《祟祯历书》
明朝末期，随着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天文学知识逐渐传播，促使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利玛窦（1552—1610 年）首先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已测知的恒星，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等。随后，熊三拔（1575—1620 年）著《简平仪说》、《表度说》，详细介绍了简平仪的用法以及根据天文学原理测日定时的方法。1610 年来华的阳玛诺（1574—1659 年）著《天问略》，用问答形式说明了天象原理，并附有图片。崇祯年间，成立了历局并聘用龙华民（1559—1654 年）、邓玉函（1576—1630年）、汤若望（1591—1666年）等耶稣会教士参与历法修改，并翻译西方著作，编制天文图表，制作观测仪器等。在编纂《崇祯历书》时，确定了利用西方的方法“入大统之模型”的方针。这部长达137卷的历书于1634年完成，其中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此体系认为，日月在不同层次围绕地球运转，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行转，这虽是介于哥白尼与托勒密之间的折中体系，但在中国第一次冲破了地球中心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崇祯历书》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西方经纬度测定计算方法，使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蚀计算比传统方法更加精确。《崇祯历书》首先采用360度制，一天为96刻，经度以12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至90度。这个计算方法也比传统方法简便。此外，《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使中国天文学从代数系统转向几何系统。《崇祯历书》的编就，说明中国天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航海地理学的进展和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方面。
1.航海地理
明朝航海地理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其舰船多至200 多艘，将士与技术人员多达27000多人，宝船长150米，帆12张，有罗盘导航等设备。其活动范围从北纬27度至南纬7度，东经180度至东经44度，共计航程10万余里，到过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郑和船队在远航中，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他们在没有前图的情况下，坚持探路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山、滩、礁、沙，并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利用带坠的绳子测定深度，用绳子系上鸡毛测定流速，然后把测定所得形象地标在一张对景图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排列成航海图。这张航海图，至今仍保存于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之中，全图分20幅，42面，堪称精细。图上起点为南京龙江关（下关），经长江口，沿东海、南海，直至海外国家。图上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60里）计算距离，海岛画有内外线，它标明平潮时的礁石、浅滩、港口等。由于此图“详而不诬”，具有极高价值，故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赞扬。其次是关于海路与外国情况的记载。郑和的随员中有马欢、费信、巩珍等人，他们把航海所见记录下来，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内容是记述航行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水文、物产、民族、风俗、宗教、历史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过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所记。汪大渊所叙海路仅限印度半岛西岸与波斯湾口，而《星槎胜览》等书记述了更西的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刺撒（今索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达马达加斯加。三书所载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不仅超过了古人，而且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此外，三书所记明王朝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至南洋谋生居住的情况，是中外关系史上宝贵的资料。
2.溶洞、植被研究
明代对于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成果，在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1586—1641年）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得到集中反映。徐霞客从小热爱大自然，钻研地理学，他从21岁起至54岁止，走遍华东、华中、华南与西南各省，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他考察了华南石灰岩地貌，详尽地记录了各种溶洞的方向、高深，宽窄的具体数字，揭示了溶蚀地貌的特征，订定了石峰、环洼、石梁等地质地理名词，并对溶洞、钟乳石、石笋等成因进行了研究，得出石灰岩易为雨水与地下水所溶蚀而发育成为溶洞等比较符合科学的结论。这在世界上实属首创，比系统研究溶岩地貌的西方人克维治克要领先200余年，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同时，徐霞客还记录了由于高度与纬度不同，气候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植物群落。他指出，在高山之上，由于地势高，气温低、风速大，树木生长缓慢，故多为伏地矮小之树。在山顶上更往往只有荒草，而无树木；山上植物的花期，也比山下要迟。他对植物的生态作了科学的分析，论述了植物垂直分布不同状况及其原因，促进了植物地理学的发展。
3.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吸收
明朝后期，中国地理学家学习了西方的地理知识与绘图技术。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受广东肇庆地方官的委托，根据所携图册，采用华名、华里和华辰计算，绘出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虽然此图未经利玛窦复校，且刻工不慎，印刷错误尚多，但这是向中国第一次介绍地圆学说、地球大小、五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等，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其功不可没。图中所标洋名、国名、地名，如大西洋、亚细亚、欧罗巴等也为中国所承认，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图出版后，经过多次重刻，先在广州始印，十余年后在苏州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经利玛窦亲自修订后在南京刻印。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再次增订，在北京印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职方外纪》为西人艾儒略（1582—1649年）增订翻译，华人杨廷筠汇记。此书图文并存，卷首为五大洲总图，卷一至卷四分别述说亚洲、欧洲、美洲和南极地方，每卷都有总说与分说，介绍各国风土物产，条贯十分清楚。卷五为“四海总说”，介绍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舶、海道等。由于西方世界地图和地理学说在中国的流传，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全球的地理概况，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笔者读历史，认为综合来看，明朝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家争鸣，万花齐放的局面。夏咸淳在其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到了清朝，一切都变化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明朝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和奴才那里居然被说成“于理实为舛谬”！读者诸君，莫怪我此处用可笑一词。虽带感情色彩，然而读历史者亦是人也！是人即有人的感情，看到我们国家历史上这种非旦不进反而退步的事情，未能不愤怒也！
笔者读史，总是感觉有很多的事例证明明朝和清朝很不一样，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明和清差不多，是笔者所不能解者。他们或者是以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来解释中国的败落，或者是以其他来解释。但是笔者仍对其有不能解者。康熙说：“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诸君读到这里请多留心一下，这句话未尝不能昭示以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运呀！
本篇小文列举数端，不在于解析出中国败落究系何因，而在于给大家展示出一些情况和故事，让对此问题有兴趣之读者贤达自己去思考！相信诸君聪慧，必有具有眼光之正解！
http://www7.tianya.cn/new/public ... le=61089&flag=1作者：长安小虎 提交日期：2007-2-13 16:27:00
大明王朝在其灭亡的时候仍然是世界第一，给后世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遗产。可时间一长，中国落后了。这一切当然是其来有自!然而对于究属何因？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未有统一之论也！盖因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的原因吧！本文只讲事实，不讲笔者的看法。一切的结论皆由读者诸君自己去思考。下面先从两方面说说明朝的情况：
一.天文学
1.天文学理论和天文观测
明朝的天文学理论，较前代有一定的进步。董谷作《豢龙子》一书，对宇宙起源问题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设想，认为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极，而某一具体的天体系统则有一个生灭发展的过程。明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一书，认为“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明确提出行星运动是受太阳牵引的结果，这与刻卜勒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已开了万有引力说的先河。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著有《谈天》、《论气》等篇，认为“盈天地皆气也”，把“气”作为构成物的基础，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他还对日食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以上都说明明朝的天文学理论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明朝的天文设施、历法推算与仪器制造，较前代更为完善与精密。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鸡鸣山设观象台，台内设有天体仪、浑仪、简仪等。50年后，又复制了一套浑仪、简仪置于北京齐化门。这两件仪器至今尚存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明朝还在司天台设立回回科，把元代设在上都的回回天文台人员召回北京，翻译了《明译天文书》等。成化年间，贝琳又译出《七政推步》，介绍了回回历法的推算方法。明末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在苏州自制“千里镜”，据民国《吴县志》上说，在城郊七里外的虎丘山上用此镜观察城内，景物如在眼前，可见“千里镜”已大大超过目测能力，这可以说是我国自制望远镜的开始。此后，徐光启用望远镜亲自进行月蚀观测，发出了“与目测迥异”的感慨。在天象观测中，1572年与1604年对超新星爆发的观测是中国天文学家的一大贡献。1572年的超新星，我国比西方的第谷早发现3天，多观察了一个多月，而且观察周密，记录尽善。明朝天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航海天文学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明朝人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记载过洋牵星图4幅，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描述了从中国刘家港经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线路，这是航海天文学的宝贵资料。书中还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牵星术。用大小不同的牵星板进行观察，确定星辰高度，并与罗盘相配合，以解决海上的航向问题。
2.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与《祟祯历书》
明朝末期，随着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天文学知识逐渐传播，促使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利玛窦（1552—1610 年）首先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已测知的恒星，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等。随后，熊三拔（1575—1620 年）著《简平仪说》、《表度说》，详细介绍了简平仪的用法以及根据天文学原理测日定时的方法。1610 年来华的阳玛诺（1574—1659 年）著《天问略》，用问答形式说明了天象原理，并附有图片。崇祯年间，成立了历局并聘用龙华民（1559—1654 年）、邓玉函（1576—1630年）、汤若望（1591—1666年）等耶稣会教士参与历法修改，并翻译西方著作，编制天文图表，制作观测仪器等。在编纂《崇祯历书》时，确定了利用西方的方法“入大统之模型”的方针。这部长达137卷的历书于1634年完成，其中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此体系认为，日月在不同层次围绕地球运转，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行转，这虽是介于哥白尼与托勒密之间的折中体系，但在中国第一次冲破了地球中心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崇祯历书》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西方经纬度测定计算方法，使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蚀计算比传统方法更加精确。《崇祯历书》首先采用360度制，一天为96刻，经度以12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至90度。这个计算方法也比传统方法简便。此外，《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使中国天文学从代数系统转向几何系统。《崇祯历书》的编就，说明中国天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航海地理学的进展和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方面。
1.航海地理
明朝航海地理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次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其舰船多至200 多艘，将士与技术人员多达27000多人，宝船长150米，帆12张，有罗盘导航等设备。其活动范围从北纬27度至南纬7度，东经180度至东经44度，共计航程10万余里，到过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郑和船队在远航中，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他们在没有前图的情况下，坚持探路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山、滩、礁、沙，并利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利用带坠的绳子测定深度，用绳子系上鸡毛测定流速，然后把测定所得形象地标在一张对景图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获得的对景图排列成航海图。这张航海图，至今仍保存于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之中，全图分20幅，42面，堪称精细。图上起点为南京龙江关（下关），经长江口，沿东海、南海，直至海外国家。图上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以“更”（一更相当于60里）计算距离，海岛画有内外线，它标明平潮时的礁石、浅滩、港口等。由于此图“详而不诬”，具有极高价值，故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赞扬。其次是关于海路与外国情况的记载。郑和的随员中有马欢、费信、巩珍等人，他们把航海所见记录下来，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内容是记述航行与沿途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水文、物产、民族、风俗、宗教、历史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过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所记。汪大渊所叙海路仅限印度半岛西岸与波斯湾口，而《星槎胜览》等书记述了更西的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刺撒（今索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达马达加斯加。三书所载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不仅超过了古人，而且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此外，三书所记明王朝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至南洋谋生居住的情况，是中外关系史上宝贵的资料。
2.溶洞、植被研究
明代对于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成果，在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1586—1641年）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得到集中反映。徐霞客从小热爱大自然，钻研地理学，他从21岁起至54岁止，走遍华东、华中、华南与西南各省，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他考察了华南石灰岩地貌，详尽地记录了各种溶洞的方向、高深，宽窄的具体数字，揭示了溶蚀地貌的特征，订定了石峰、环洼、石梁等地质地理名词，并对溶洞、钟乳石、石笋等成因进行了研究，得出石灰岩易为雨水与地下水所溶蚀而发育成为溶洞等比较符合科学的结论。这在世界上实属首创，比系统研究溶岩地貌的西方人克维治克要领先200余年，至今仍有应用价值。同时，徐霞客还记录了由于高度与纬度不同，气候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植物群落。他指出，在高山之上，由于地势高，气温低、风速大，树木生长缓慢，故多为伏地矮小之树。在山顶上更往往只有荒草，而无树木；山上植物的花期，也比山下要迟。他对植物的生态作了科学的分析，论述了植物垂直分布不同状况及其原因，促进了植物地理学的发展。
3.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吸收
明朝后期，中国地理学家学习了西方的地理知识与绘图技术。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受广东肇庆地方官的委托，根据所携图册，采用华名、华里和华辰计算，绘出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虽然此图未经利玛窦复校，且刻工不慎，印刷错误尚多，但这是向中国第一次介绍地圆学说、地球大小、五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等，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其功不可没。图中所标洋名、国名、地名，如大西洋、亚细亚、欧罗巴等也为中国所承认，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图出版后，经过多次重刻，先在广州始印，十余年后在苏州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经利玛窦亲自修订后在南京刻印。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再次增订，在北京印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职方外纪》为西人艾儒略（1582—1649年）增订翻译，华人杨廷筠汇记。此书图文并存，卷首为五大洲总图，卷一至卷四分别述说亚洲、欧洲、美洲和南极地方，每卷都有总说与分说，介绍各国风土物产，条贯十分清楚。卷五为“四海总说”，介绍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舶、海道等。由于西方世界地图和地理学说在中国的流传，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全球的地理概况，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笔者读历史，认为综合来看，明朝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家争鸣，万花齐放的局面。夏咸淳在其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到了清朝，一切都变化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明朝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和奴才那里居然被说成“于理实为舛谬”！读者诸君，莫怪我此处用可笑一词。虽带感情色彩，然而读历史者亦是人也！是人即有人的感情，看到我们国家历史上这种非旦不进反而退步的事情，未能不愤怒也！
笔者读史，总是感觉有很多的事例证明明朝和清朝很不一样，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明和清差不多，是笔者所不能解者。他们或者是以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来解释中国的败落，或者是以其他来解释。但是笔者仍对其有不能解者。康熙说：“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诸君读到这里请多留心一下，这句话未尝不能昭示以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运呀！
本篇小文列举数端，不在于解析出中国败落究系何因，而在于给大家展示出一些情况和故事，让对此问题有兴趣之读者贤达自己去思考！相信诸君聪慧，必有具有眼光之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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