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美國構建跨太平洋區域秩序：中國開始制訂遊戲規則

亚洲时报

撰文 M K Bhadrakumar   
2007/01/23, 週二

俄羅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日前表示，世界格局已變，各種威脅正在迅速變化。“和今天相比，一切皆可預測和量化的冷戰時期就像是天堂。”此說似乎是將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對照現在大殺傷力武器擴散的威脅性趨勢。冷戰時期雖然兩超爭霸，但兩者相互牽制，相互妥協。相較而言，目前的多極格局更為混亂，籠罩在一片灰色陰影當中，缺乏透明性。1月11日，美國資深外交官內格羅蓬特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提到了這一點。

任國家情報總監的內格羅蓬特在其發表的《年度威脅評估》中指出，美國不用擔心來自中國的威脅，因為北京當局“將發展與美國的積極關係作為優先策略”，而且中國是東北亞區域穩定的促進因素。

中國外交策略一向強調同美國及鄰國發展友好關係。最近，中國不僅在改善中日、兩岸關係上取得了進展，同時還與東盟國家建立了雙邊和多邊的密切關係。內格羅蓬特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反映出中國渴望成為世界強國的雄心，但那是一種應對威脅的安全戰略，但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內格羅蓬特說，中國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維持社會安定、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實現發展平衡、打擊腐敗以鞏固中共政權等重點工作當中。這與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想法截然不同。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變了呢？

應該說，中國沒有怎麼改變。為國內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是中國一貫秉承的外交方針。不過，世界格局的確有一些改變了，這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失敗，也不是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全面收縮。這個改變是，美國外交陷入了一個困境：不願意接受真正的多邊合作，卻又不得不這麼辦。

於2004 年啟動的“普林斯頓國家安全項目”，正好說明了當前美國的掙扎。這是個三年長的跨黨派研究計劃，集合了美國政界、學術界和商界、民主共和兩黨的精英，由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里根時代）和前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克林頓時代）擔任共同主席。計劃的目標是建立名為“民主國家協約” （concert of democracies）的組織，以求為美國全球戰略創造一個良性的國際環境。

其研究報告的主要結論是，美國在面對危險和長期挑戰或機遇時，不必倉促選擇軍事手段，而是參考美國著名外交家、“圍堵之父”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策略。報告認為，在後冷戰時代，肯南的遏制策略將有助美國克服面對的重重困難，包括新強國的崛起、能源緊張、反美主義的高漲和經濟全球化。報告不失緬懷地指出，當年前蘇聯從內部崩潰瓦解，就證明了肯南的主張是對的。

普林斯頓國家安全項目的報告認為，美國21世紀的戰略必須符合以下六個基本準則：

1、必須“多面向”，即具有“像瑞士軍刀”一樣的可操作性，能夠及時地採用不同的策略，處理不同的情勢；
2、軟硬實力相“結合”，即強制力與吸引力兩者之間的結合；
3、以“利益為本而不是威脅為本”，與其他國家建立以共同利益為中心的合作框架，而不是堅持要它們接受美國對共同威脅優先次序的界定；
4、植根於希望和信心而不是危機感，提出積極而富於遠見的世界觀，並運用美國的實力，在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中推廣這種世界觀；
5、遵從“由內及外”的原則，先鞏固別國的國力、完整性和問責性，以此作為維護國際秩序和發揮國際職能的基礎；
6、適應資訊時代，“美國必須具有快速靈活的反應能力，以適應一個資訊瞬息萬變、行為者隨機應變的的世界”；在這個時代，經常有一些小組織為了特定的目標而短暫聚合，可能是擬定協議、改組企業、甚至策劃執行恐怖襲擊。

報告還指出：“在亞洲，美國應致力於構建一個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亞的區域秩序，即一個包括了美國在其中發揮全面作用的區域秩序。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國東亞戰略的基石……同時，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與亞洲另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印度之間的關係。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是處理中國崛起的關鍵。”

用報告的原話來說，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會帶領一眾亞太區國家（包括日本、澳洲、印度），與中國打交道，“讓中國在目前的國際秩序中實現正當合理的抱負，成為在亞洲及國際政治中，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顯然，內格羅蓬特的講話以及普林斯頓報告關於對華政策的闡述，多少都有些似是而非的成分；北京雖然甚少問口批評，但應該也心中有數。就著普林斯頓報告的出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曾在12月中旬作出回應。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普林斯頓報告說明了華府 “仍未打算停止和放棄將美國的民主標籤強加於世界”。

阮宗澤的文章還諷刺美國拋出“民主國家協約”，正值它在中東惹得一身是蟻。他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明顯的疲勞現象……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已經失敗……伊拉克局勢正走向內戰的邊緣……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布什政府必須考慮撤軍策略”。

不過，中國仍然願意在中東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因為如此重要的地區陷入混亂，是中國不願看到的。然而對於布什的新伊拉克政策，中國官方媒體《中國日報》認為其可行性及前景值得懷疑。《人民日報》亦認為，布什就伊拉克局勢對敘利亞和伊朗作出警告，也是徒然。

在伊朗問題上，中國認為美國已逐漸“失去耐心”，“與伊朗周旋的餘地正在縮小”，要是美國惱羞成怒而發難，其後果將會十分危險。因此，中國認為伊朗應當“暫時放下強硬的口吻，紓緩局勢中的壓力”。美國和伊朗的較量，將決定伊朗的外交方向。去年8月，《人民日報》曾希望伊朗的外交政策保持靈活性，“通過尋求對話和談判來實現國家利益”。

中國預測，“隨著西方國家之間，特別是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利益衝突不斷加劇，中東問題將會變得更加複雜，令該地區微妙的戰略平衡有變。”

中國的中東政策十分出色，擁有多手的準備，既審慎又實際。為了擴大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同時跟幾個陣營的主要相關國家打交道，包括伊朗、沙特、以色列。一方面，中國繼續同以色列維持良好關係；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客觀估計是，以色列在中東問題上並不佔優勢，因為以色列低估了敘利亞和伊朗的影響力。

而即使美國的中東政策宣告失敗，中國也不會趁機落井下石，反而會與之加強合作。如果布什政府希望讓有聯合國授權的親美阿拉伯國家的軍隊接管伊拉克，從而達到撤兵的目的，中國絕不會有任何異議，甚至還會說服伊朗忍氣吞聲。

莫斯科同樣渴望在中東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正如內格羅蓬特在上周的供詞中所說，俄羅斯的問題在於“過分自信”。俄前總理普里馬科夫日前表示，“美國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俄羅斯從旁協助，有許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以中東為例，除了我們外，沒有一個國家跟敘利亞有接觸。我們與伊朗和真主黨都有聯繫。”當俄羅斯開腔，譴責薩達姆被處決、美軍攻擊伊朗駐伊拉克領事館時，中國選擇了保持緘默。

與俄羅斯不同，中國是一個利益相關者。誠然，華府和北京都對彼此都有所忌憚，但中美雙邊貿易仍在增長。中國既是美國國債的一大買家，也是幫助美國經濟機器得以正常運轉的重要潤滑劑。如果中國經濟衰退或稍微放緩，美國所受到的影響都將會是巨大的。

當然，中國和俄羅斯都反對美國霸權。但（與美國相比）俄羅斯太弱，不足以成為中國的“夥伴”。無論如何，中美關係對中國實在太重要了，中國不會與任何國家聯手抗美，這只會損壞中美關係。1980年代的前蘇聯駐華外交官巴扎諾夫最近寫道，即使中國和俄羅斯結成反美聯盟，也只會步上50年代中蘇協議最後瓦解的後塵。“俄中兩國的差別太大，利益的交集太少。”

作者MK Bhadrakumar在印度外交部出任外交官29年，曾出任印度駐烏茲別克大使（1995-1998）和駐土耳其大使（1998-2001）。亚洲时报

撰文 M K Bhadrakumar   
2007/01/23, 週二

俄羅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日前表示，世界格局已變，各種威脅正在迅速變化。“和今天相比，一切皆可預測和量化的冷戰時期就像是天堂。”此說似乎是將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對照現在大殺傷力武器擴散的威脅性趨勢。冷戰時期雖然兩超爭霸，但兩者相互牽制，相互妥協。相較而言，目前的多極格局更為混亂，籠罩在一片灰色陰影當中，缺乏透明性。1月11日，美國資深外交官內格羅蓬特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提到了這一點。

任國家情報總監的內格羅蓬特在其發表的《年度威脅評估》中指出，美國不用擔心來自中國的威脅，因為北京當局“將發展與美國的積極關係作為優先策略”，而且中國是東北亞區域穩定的促進因素。

中國外交策略一向強調同美國及鄰國發展友好關係。最近，中國不僅在改善中日、兩岸關係上取得了進展，同時還與東盟國家建立了雙邊和多邊的密切關係。內格羅蓬特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反映出中國渴望成為世界強國的雄心，但那是一種應對威脅的安全戰略，但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內格羅蓬特說，中國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維持社會安定、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實現發展平衡、打擊腐敗以鞏固中共政權等重點工作當中。這與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想法截然不同。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變了呢？

應該說，中國沒有怎麼改變。為國內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是中國一貫秉承的外交方針。不過，世界格局的確有一些改變了，這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失敗，也不是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全面收縮。這個改變是，美國外交陷入了一個困境：不願意接受真正的多邊合作，卻又不得不這麼辦。

於2004 年啟動的“普林斯頓國家安全項目”，正好說明了當前美國的掙扎。這是個三年長的跨黨派研究計劃，集合了美國政界、學術界和商界、民主共和兩黨的精英，由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里根時代）和前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克林頓時代）擔任共同主席。計劃的目標是建立名為“民主國家協約” （concert of democracies）的組織，以求為美國全球戰略創造一個良性的國際環境。

其研究報告的主要結論是，美國在面對危險和長期挑戰或機遇時，不必倉促選擇軍事手段，而是參考美國著名外交家、“圍堵之父”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策略。報告認為，在後冷戰時代，肯南的遏制策略將有助美國克服面對的重重困難，包括新強國的崛起、能源緊張、反美主義的高漲和經濟全球化。報告不失緬懷地指出，當年前蘇聯從內部崩潰瓦解，就證明了肯南的主張是對的。

普林斯頓國家安全項目的報告認為，美國21世紀的戰略必須符合以下六個基本準則：

1、必須“多面向”，即具有“像瑞士軍刀”一樣的可操作性，能夠及時地採用不同的策略，處理不同的情勢；
2、軟硬實力相“結合”，即強制力與吸引力兩者之間的結合；
3、以“利益為本而不是威脅為本”，與其他國家建立以共同利益為中心的合作框架，而不是堅持要它們接受美國對共同威脅優先次序的界定；
4、植根於希望和信心而不是危機感，提出積極而富於遠見的世界觀，並運用美國的實力，在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中推廣這種世界觀；
5、遵從“由內及外”的原則，先鞏固別國的國力、完整性和問責性，以此作為維護國際秩序和發揮國際職能的基礎；
6、適應資訊時代，“美國必須具有快速靈活的反應能力，以適應一個資訊瞬息萬變、行為者隨機應變的的世界”；在這個時代，經常有一些小組織為了特定的目標而短暫聚合，可能是擬定協議、改組企業、甚至策劃執行恐怖襲擊。

報告還指出：“在亞洲，美國應致力於構建一個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亞的區域秩序，即一個包括了美國在其中發揮全面作用的區域秩序。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國東亞戰略的基石……同時，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與亞洲另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印度之間的關係。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是處理中國崛起的關鍵。”

用報告的原話來說，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會帶領一眾亞太區國家（包括日本、澳洲、印度），與中國打交道，“讓中國在目前的國際秩序中實現正當合理的抱負，成為在亞洲及國際政治中，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顯然，內格羅蓬特的講話以及普林斯頓報告關於對華政策的闡述，多少都有些似是而非的成分；北京雖然甚少問口批評，但應該也心中有數。就著普林斯頓報告的出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曾在12月中旬作出回應。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普林斯頓報告說明了華府 “仍未打算停止和放棄將美國的民主標籤強加於世界”。

阮宗澤的文章還諷刺美國拋出“民主國家協約”，正值它在中東惹得一身是蟻。他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明顯的疲勞現象……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已經失敗……伊拉克局勢正走向內戰的邊緣……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布什政府必須考慮撤軍策略”。

不過，中國仍然願意在中東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因為如此重要的地區陷入混亂，是中國不願看到的。然而對於布什的新伊拉克政策，中國官方媒體《中國日報》認為其可行性及前景值得懷疑。《人民日報》亦認為，布什就伊拉克局勢對敘利亞和伊朗作出警告，也是徒然。

在伊朗問題上，中國認為美國已逐漸“失去耐心”，“與伊朗周旋的餘地正在縮小”，要是美國惱羞成怒而發難，其後果將會十分危險。因此，中國認為伊朗應當“暫時放下強硬的口吻，紓緩局勢中的壓力”。美國和伊朗的較量，將決定伊朗的外交方向。去年8月，《人民日報》曾希望伊朗的外交政策保持靈活性，“通過尋求對話和談判來實現國家利益”。

中國預測，“隨著西方國家之間，特別是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利益衝突不斷加劇，中東問題將會變得更加複雜，令該地區微妙的戰略平衡有變。”

中國的中東政策十分出色，擁有多手的準備，既審慎又實際。為了擴大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同時跟幾個陣營的主要相關國家打交道，包括伊朗、沙特、以色列。一方面，中國繼續同以色列維持良好關係；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客觀估計是，以色列在中東問題上並不佔優勢，因為以色列低估了敘利亞和伊朗的影響力。

而即使美國的中東政策宣告失敗，中國也不會趁機落井下石，反而會與之加強合作。如果布什政府希望讓有聯合國授權的親美阿拉伯國家的軍隊接管伊拉克，從而達到撤兵的目的，中國絕不會有任何異議，甚至還會說服伊朗忍氣吞聲。

莫斯科同樣渴望在中東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正如內格羅蓬特在上周的供詞中所說，俄羅斯的問題在於“過分自信”。俄前總理普里馬科夫日前表示，“美國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俄羅斯從旁協助，有許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以中東為例，除了我們外，沒有一個國家跟敘利亞有接觸。我們與伊朗和真主黨都有聯繫。”當俄羅斯開腔，譴責薩達姆被處決、美軍攻擊伊朗駐伊拉克領事館時，中國選擇了保持緘默。

與俄羅斯不同，中國是一個利益相關者。誠然，華府和北京都對彼此都有所忌憚，但中美雙邊貿易仍在增長。中國既是美國國債的一大買家，也是幫助美國經濟機器得以正常運轉的重要潤滑劑。如果中國經濟衰退或稍微放緩，美國所受到的影響都將會是巨大的。

當然，中國和俄羅斯都反對美國霸權。但（與美國相比）俄羅斯太弱，不足以成為中國的“夥伴”。無論如何，中美關係對中國實在太重要了，中國不會與任何國家聯手抗美，這只會損壞中美關係。1980年代的前蘇聯駐華外交官巴扎諾夫最近寫道，即使中國和俄羅斯結成反美聯盟，也只會步上50年代中蘇協議最後瓦解的後塵。“俄中兩國的差別太大，利益的交集太少。”

作者MK Bhadrakumar在印度外交部出任外交官29年，曾出任印度駐烏茲別克大使（1995-1998）和駐土耳其大使（1998-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