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中日关系打开僵局重现曙光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将于12月16日出版的中国《环球》杂志刊载题为《“中日关系打开僵局重现曙光”——专访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的署名文章，现将全文转发如下：


　　《环球》：你认为日本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王毅：中日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史，这是其他国与国关系所没有的。漫长交往史中积淀了先人的诸多智慧与遗产，我们可以取之不尽。古代，中国曾是日本长时期学习借鉴甚至是模仿的对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则给中华民族造成过一场浩劫。可以说，中日双方在不同意义上都曾对彼此的民族进程产生过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日关系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全方位外交，视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日本既是大国之一，又是周边近邻，具有双重属性，是我们在运筹外交全局中经常需从多角度考虑权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两国贸易额今年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与中国和整个欧盟的贸易水平相当。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超过3．6万个项目，中日之间结有近300对以上友好城市，今年两国人员往来将超过450万人。双方在经济上已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赢关系。


　　中日同属赶超型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较之其他国家颇具参考之处，对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和日本同为对全球尤其是对亚洲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双方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也有必要加强对话与沟通。


　　可以说，无论从历史渊源、现实利害还是地缘互动看，日本在中国外交全局中都占有独特及重要的地位。


　　《环球》：今年中日关系为什么能够实现转圜？


　　王毅：过去5年多时间里，由于日本前领导人一意孤行，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复交以来最困难局面。众所周知，中日关系战后得以重建发展的政治基础，是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承诺正确对待这段历史。而甲级战犯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祸首的象征，任何美化或肯定甲级战犯的言行，中国人民都决不同意，亚洲各国及国际社会也难以接受。


　　靖国神社问题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要由日方自己做出判断。几年来，经过日本国内的讨论和反思，不赞同参拜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今年8、9月间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根据日本民调结果，八成以上的日本民众要求尽快改善对华关系，打开邻国外交。在此背景下，双方通过认真和反复磋商，终于就克服这一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推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健康发展达成一致。从而为恢复两国领导人会晤，启动改善关系进程创造了必要环境和条件。


　　中日关系近年来呈现不少矛盾和摩擦，焦点表现为靖国神社问题，而更大的背景则是，中日两国国力不同程度同时上升，双边关系正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和过渡期。一位日本高官曾向我说过，中国的发展振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正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不适应日本的上升一样，现在日本很多人也尚未完全做好接受中国发展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中日关系真正理顺，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双方不断为此做出努力。


　　《环球》：如何评价安倍首相访华成果？


　　王毅：今年10月8日，安倍首相上任不到两周即决断出访中国，从而成为日本战后60多年来第一位把中国作为首访国的首相。访华期间，安倍首相分别与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访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打开了两国关系希望之窗，朝着改善与发展两国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我认为，中日关系由此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恢复了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交往，启动了重建相互信任的进程。胡锦涛主席不久前在河内ＡＰＥＣ会议期间再次会见了安倍首相。中日还就明年实现高层互访达成原则共识。


——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双方同意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明确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从而实现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描绘了两国关系的长远蓝图，勾画了两国关系的战略框架。


——确定了今后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双方同意加强在节能、环保、通讯、能源、金融以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加强两国文化、青少年等交流，还同意在朝鲜半岛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与合作。


　　《环球》：中日关系前景如何？


　　王毅：政治僵局打开后，中日关系各个领域明显呈现改善和发展势头。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不断为改善进程提供政治动力。高层往来络绎不绝，继日本参院议长访华后，众院议长即将成行，安倍内阁的重要阁僚相继准备访华，日主要党派负责人也纷纷酝酿访华。两国各领域主管部门都在研讨今后的中长期合作规划。两国军事交往得以重新启动。不久前“中国文化节”在东京隆重开幕，日本皇室成员、众参两院议长、内阁官房长官等阁僚、70多位国会议员及各界名人出席，盛况空前。


　　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政治障碍得以克服，两国关系就能重现活力；只要做出正确政治判断，就能开辟双赢和互利前景。中日友好仍然是有基础的，两国之间具备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合作的条件和可能。


　　我认为，要保持这一得来不易的改善势头，使中日关系重新进入良性循环，我们一应进一步巩固政治基础，即切实妥善处理有关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二应扩大社会基础，即下力气修复国民感情，正确引导舆论；三应深化经济基础，即大力开展互利合作，多做一些对两国人民都有利的实事。


　　《环球》：如何理解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王毅：中日双方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具有积极意义。一是表明日本对华战略走向出现积极调整，二是弥补了中国构筑大国战略关系框架的一个空白，三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新的定位。对于这一关系的内涵，两国外交当局已开始进行研究。我的思考是，至少似可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各自坚持和平发展。日本战后汲取历史教训，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上树立了新形象，也给自身带来了重要利益，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我们希望日本能继续坚持而不是背弃这一走向。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这不仅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也是我们的现实抉择，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期待。


　　二是超越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中日两国国情各异，社会体制不一样是正常的，这不应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因为我们互为近邻，需要也只能和睦相处；我们又都是亚洲成员，共有东方传统文明及价值取向的积淀。中日之间应该也完全可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实现“和而不同”。


　　三是推动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双方应在珍惜和弘扬友好传统基础上，尽可能扩大利益汇合点，加强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今年5月双方在政治环境仍然严峻情况下成功举办了首届中日节能环保大型综合论坛，就是一个例证。节能环保合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双方，影响全球。


　　四是携手共振亚洲，开创亚洲未来。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亚洲尤其是东亚发展前景，中日两国在区域事务上开展协调与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合作与开放的亚洲，不仅是我们双方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将成为今后中日两国最重要的共同利益，自然也是战略互惠关系的最重要内涵之一。


　　《环球》：如何从亚洲视角来看待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


　　王毅：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的大国，两国ＧＤＰ占东亚80％以上，人口和贸易额分别占东亚70％和60％以上，对亚洲的走向显然具有举足轻重影响。东亚共同体目标能否实现，和谐亚洲能否建成，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同时也与中日两国各自采取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及中日双边关系紧密相关。


　　我不认为中日两国在亚洲合作中存在主导权之争。因为第一，中日在地区合作中角色互补。日本的相对优势是充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相对优势是巨大市场、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等。双方之间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并存。第二，中日在地区事务中存在许多利益汇合点。双方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半岛面临的问题，都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都重视10＋3、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都在致力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亚洲一体化进程从经济合作开始，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启动。中国今后也将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相信日本也会采取同样态度。


　　总之，中国欢迎日本作为亚洲重要一员，更多关注亚洲的发展，发挥自身的优势，为推进区域合作以及亚洲一体化做出应有贡献。


　　《环球》：你出使日本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王毅：第一个感受是中日友好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两年多来我通过演讲、走访等方式，去过不少日本地方城市和乡村，向日本各界介绍中国的情况，阐明中国的立场。尽管政治气氛颇为严峻，时有争论甚至交锋，但多数听众最后还是能够予以理解和认可。这首先是由于我们说话做事坚持有理有据，同时我感到大多数日本民众都对中国怀有一份友好之情。使馆主要是对外打交道的。我的体会是，我们必须也完全可能维护好国家的利益，因为中国的利益本质上是与时代演变的潮流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我们必须也完全可能坚持好自己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本质上是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以及国际正义与常理相吻合的。


　　第二个感受是日本上下极为关注中国和中日关系。也许是由于离得太近，或是历史恩怨与现实利害交织太深，日本报纸、电视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报道量和关注度在世界上恐怕名列前茅。我到任后不久曾邀请使馆周围邻居来馆做客，通过交谈我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在我们国内，民众对日本的各种动向也历来十分关注。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全球化、信息化潮流的变化，适应当今内外事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趋势，增强把握好内外两个大局的能力。这一点事实上在处理中日关系时表现得比较典型。


　　第三个感受是两国之间需要增进新的相互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国际上包括日本国内仍有一些人对华习惯沿用陈旧的标准或冷战式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深化过程中，社会发展不断涌现积极因素，但日本有些媒体却往往聚焦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至于日本，战后社情民情也有了重大变化，这些年来也在推进各方面改革。因此，我认为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大力加强两国各层次交往，增进两国民众新的相互理解。交往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信任的基础。人际之间需要不断增进了解，国家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受到各族人民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当然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我们还应努力使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也能理解和赞赏我们所做的一切，意识到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的贡献，从而为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提供更为宽松和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与舆论环境。在这方面，驻外使馆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将恪尽职守，与时俱进，在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争取做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和平发展道路的宣传者，和平形象的推介者以及和谐世界的开拓者。


（来源：新华网北京12月11日电）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将于12月16日出版的中国《环球》杂志刊载题为《“中日关系打开僵局重现曙光”——专访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的署名文章，现将全文转发如下：


　　《环球》：你认为日本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王毅：中日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史，这是其他国与国关系所没有的。漫长交往史中积淀了先人的诸多智慧与遗产，我们可以取之不尽。古代，中国曾是日本长时期学习借鉴甚至是模仿的对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则给中华民族造成过一场浩劫。可以说，中日双方在不同意义上都曾对彼此的民族进程产生过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日关系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全方位外交，视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日本既是大国之一，又是周边近邻，具有双重属性，是我们在运筹外交全局中经常需从多角度考虑权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两国贸易额今年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与中国和整个欧盟的贸易水平相当。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超过3．6万个项目，中日之间结有近300对以上友好城市，今年两国人员往来将超过450万人。双方在经济上已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赢关系。


　　中日同属赶超型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较之其他国家颇具参考之处，对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和日本同为对全球尤其是对亚洲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双方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也有必要加强对话与沟通。


　　可以说，无论从历史渊源、现实利害还是地缘互动看，日本在中国外交全局中都占有独特及重要的地位。


　　《环球》：今年中日关系为什么能够实现转圜？


　　王毅：过去5年多时间里，由于日本前领导人一意孤行，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复交以来最困难局面。众所周知，中日关系战后得以重建发展的政治基础，是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承诺正确对待这段历史。而甲级战犯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祸首的象征，任何美化或肯定甲级战犯的言行，中国人民都决不同意，亚洲各国及国际社会也难以接受。


　　靖国神社问题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要由日方自己做出判断。几年来，经过日本国内的讨论和反思，不赞同参拜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今年8、9月间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根据日本民调结果，八成以上的日本民众要求尽快改善对华关系，打开邻国外交。在此背景下，双方通过认真和反复磋商，终于就克服这一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推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健康发展达成一致。从而为恢复两国领导人会晤，启动改善关系进程创造了必要环境和条件。


　　中日关系近年来呈现不少矛盾和摩擦，焦点表现为靖国神社问题，而更大的背景则是，中日两国国力不同程度同时上升，双边关系正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和过渡期。一位日本高官曾向我说过，中国的发展振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正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不适应日本的上升一样，现在日本很多人也尚未完全做好接受中国发展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中日关系真正理顺，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双方不断为此做出努力。


　　《环球》：如何评价安倍首相访华成果？


　　王毅：今年10月8日，安倍首相上任不到两周即决断出访中国，从而成为日本战后60多年来第一位把中国作为首访国的首相。访华期间，安倍首相分别与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访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打开了两国关系希望之窗，朝着改善与发展两国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我认为，中日关系由此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恢复了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交往，启动了重建相互信任的进程。胡锦涛主席不久前在河内ＡＰＥＣ会议期间再次会见了安倍首相。中日还就明年实现高层互访达成原则共识。


——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双方同意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明确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从而实现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描绘了两国关系的长远蓝图，勾画了两国关系的战略框架。


——确定了今后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双方同意加强在节能、环保、通讯、能源、金融以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加强两国文化、青少年等交流，还同意在朝鲜半岛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与合作。


　　《环球》：中日关系前景如何？


　　王毅：政治僵局打开后，中日关系各个领域明显呈现改善和发展势头。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不断为改善进程提供政治动力。高层往来络绎不绝，继日本参院议长访华后，众院议长即将成行，安倍内阁的重要阁僚相继准备访华，日主要党派负责人也纷纷酝酿访华。两国各领域主管部门都在研讨今后的中长期合作规划。两国军事交往得以重新启动。不久前“中国文化节”在东京隆重开幕，日本皇室成员、众参两院议长、内阁官房长官等阁僚、70多位国会议员及各界名人出席，盛况空前。


　　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政治障碍得以克服，两国关系就能重现活力；只要做出正确政治判断，就能开辟双赢和互利前景。中日友好仍然是有基础的，两国之间具备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合作的条件和可能。


　　我认为，要保持这一得来不易的改善势头，使中日关系重新进入良性循环，我们一应进一步巩固政治基础，即切实妥善处理有关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二应扩大社会基础，即下力气修复国民感情，正确引导舆论；三应深化经济基础，即大力开展互利合作，多做一些对两国人民都有利的实事。


　　《环球》：如何理解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王毅：中日双方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具有积极意义。一是表明日本对华战略走向出现积极调整，二是弥补了中国构筑大国战略关系框架的一个空白，三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新的定位。对于这一关系的内涵，两国外交当局已开始进行研究。我的思考是，至少似可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各自坚持和平发展。日本战后汲取历史教训，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上树立了新形象，也给自身带来了重要利益，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我们希望日本能继续坚持而不是背弃这一走向。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这不仅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也是我们的现实抉择，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期待。


　　二是超越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中日两国国情各异，社会体制不一样是正常的，这不应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因为我们互为近邻，需要也只能和睦相处；我们又都是亚洲成员，共有东方传统文明及价值取向的积淀。中日之间应该也完全可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实现“和而不同”。


　　三是推动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双方应在珍惜和弘扬友好传统基础上，尽可能扩大利益汇合点，加强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今年5月双方在政治环境仍然严峻情况下成功举办了首届中日节能环保大型综合论坛，就是一个例证。节能环保合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双方，影响全球。


　　四是携手共振亚洲，开创亚洲未来。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亚洲尤其是东亚发展前景，中日两国在区域事务上开展协调与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合作与开放的亚洲，不仅是我们双方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将成为今后中日两国最重要的共同利益，自然也是战略互惠关系的最重要内涵之一。


　　《环球》：如何从亚洲视角来看待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


　　王毅：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的大国，两国ＧＤＰ占东亚80％以上，人口和贸易额分别占东亚70％和60％以上，对亚洲的走向显然具有举足轻重影响。东亚共同体目标能否实现，和谐亚洲能否建成，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同时也与中日两国各自采取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及中日双边关系紧密相关。


　　我不认为中日两国在亚洲合作中存在主导权之争。因为第一，中日在地区合作中角色互补。日本的相对优势是充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相对优势是巨大市场、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等。双方之间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并存。第二，中日在地区事务中存在许多利益汇合点。双方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半岛面临的问题，都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都重视10＋3、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都在致力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亚洲一体化进程从经济合作开始，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启动。中国今后也将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相信日本也会采取同样态度。


　　总之，中国欢迎日本作为亚洲重要一员，更多关注亚洲的发展，发挥自身的优势，为推进区域合作以及亚洲一体化做出应有贡献。


　　《环球》：你出使日本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王毅：第一个感受是中日友好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两年多来我通过演讲、走访等方式，去过不少日本地方城市和乡村，向日本各界介绍中国的情况，阐明中国的立场。尽管政治气氛颇为严峻，时有争论甚至交锋，但多数听众最后还是能够予以理解和认可。这首先是由于我们说话做事坚持有理有据，同时我感到大多数日本民众都对中国怀有一份友好之情。使馆主要是对外打交道的。我的体会是，我们必须也完全可能维护好国家的利益，因为中国的利益本质上是与时代演变的潮流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我们必须也完全可能坚持好自己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本质上是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以及国际正义与常理相吻合的。


　　第二个感受是日本上下极为关注中国和中日关系。也许是由于离得太近，或是历史恩怨与现实利害交织太深，日本报纸、电视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报道量和关注度在世界上恐怕名列前茅。我到任后不久曾邀请使馆周围邻居来馆做客，通过交谈我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在我们国内，民众对日本的各种动向也历来十分关注。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全球化、信息化潮流的变化，适应当今内外事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趋势，增强把握好内外两个大局的能力。这一点事实上在处理中日关系时表现得比较典型。


　　第三个感受是两国之间需要增进新的相互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国际上包括日本国内仍有一些人对华习惯沿用陈旧的标准或冷战式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深化过程中，社会发展不断涌现积极因素，但日本有些媒体却往往聚焦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至于日本，战后社情民情也有了重大变化，这些年来也在推进各方面改革。因此，我认为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大力加强两国各层次交往，增进两国民众新的相互理解。交往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信任的基础。人际之间需要不断增进了解，国家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受到各族人民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当然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我们还应努力使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也能理解和赞赏我们所做的一切，意识到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的贡献，从而为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提供更为宽松和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与舆论环境。在这方面，驻外使馆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将恪尽职守，与时俱进，在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争取做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和平发展道路的宣传者，和平形象的推介者以及和谐世界的开拓者。


（来源：新华网北京12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