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评抗战中蒋介石政权的战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48:29
九·一八”事变
历时4 个月零18 天，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20万东北军面对1.5万日军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 年为32.2 万吨，占进口的73％；1933 年为45.3 万吨，占进口的71％；1934 年为40.9 万吨，占进口的6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为703 万多吨，1933 年为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1055万多吨，1935 年为 1127 万余吨，1936 年为 1214 万多吨，1937 年达1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 年生产粗油6.3 万吨，1935 年增至14 万多吨，1936 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 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 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 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 年至1937 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 万吨，占总输出的46％。
“一·二八”事变
第19 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除派张治中率第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还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 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在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
（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 22.5 8.73 38.8%
1934 21.6 9.41 43.5%
1935 22.1 10.32 46.7%
1936 22.8 10.78 47.3%
从1931 年至1936 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 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 倍，计2400 挺，火炮增长6 倍，计590 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 架。从1932 年至1936 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 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 年1937 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45%的枪支和山炮，70%的弹药产自当年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中国军队迅速的主要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 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 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从1937 年8 月13 日开始，至11 月12 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 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 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 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 余个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 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南京失陷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 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入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会战
日军先后集中8 个师团、5 个旅团（支队），约24 万人，于1938 年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 战区先后调集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虽然有个台儿庄大捷，但60万国军最后还是败在24万日军手下。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导致数十万军队差点被日军合围！
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 月9 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 省40 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 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是不是这近90 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
武汉会战
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 集团军共9 个师团的兵力，约25 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 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 艘，各型飞机约300 架。国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 个集团军、47 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 架，舰艇30 余艘。总兵力近100 万人。打的怎么样呢，比以前有进步吧，对了，还有一个万家岭大捷，不过且不说106师团战斗力如何，只消灭3000人就敢吹重创日军一个师团也属国军的特产。武汉会战中由于蒋介石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广州失陷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而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万吨，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而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关东军11个师团。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1941这4年，日本相当一部分注意力也不在中国。九·一八”事变
历时4 个月零18 天，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20万东北军面对1.5万日军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 年为32.2 万吨，占进口的73％；1933 年为45.3 万吨，占进口的71％；1934 年为40.9 万吨，占进口的6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为703 万多吨，1933 年为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1055万多吨，1935 年为 1127 万余吨，1936 年为 1214 万多吨，1937 年达1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 年生产粗油6.3 万吨，1935 年增至14 万多吨，1936 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 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 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 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 年至1937 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 万吨，占总输出的46％。
“一·二八”事变
第19 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除派张治中率第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还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 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在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
（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 22.5 8.73 38.8%
1934 21.6 9.41 43.5%
1935 22.1 10.32 46.7%
1936 22.8 10.78 47.3%
从1931 年至1936 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 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 倍，计2400 挺，火炮增长6 倍，计590 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 架。从1932 年至1936 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 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 年1937 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45%的枪支和山炮，70%的弹药产自当年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中国军队迅速的主要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 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 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从1937 年8 月13 日开始，至11 月12 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 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 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 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 余个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 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南京失陷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 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入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会战
日军先后集中8 个师团、5 个旅团（支队），约24 万人，于1938 年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 战区先后调集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虽然有个台儿庄大捷，但60万国军最后还是败在24万日军手下。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导致数十万军队差点被日军合围！
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 月9 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 省40 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 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是不是这近90 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
武汉会战
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 集团军共9 个师团的兵力，约25 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 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 艘，各型飞机约300 架。国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 个集团军、47 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 架，舰艇30 余艘。总兵力近100 万人。打的怎么样呢，比以前有进步吧，对了，还有一个万家岭大捷，不过且不说106师团战斗力如何，只消灭3000人就敢吹重创日军一个师团也属国军的特产。武汉会战中由于蒋介石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广州失陷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而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万吨，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而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关东军11个师团。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1941这4年，日本相当一部分注意力也不在中国。
历时4 个月零18 天，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20万东北军面对1.5万日军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 年为32.2 万吨，占进口的73％；1933 年为45.3 万吨，占进口的71％；1934 年为40.9 万吨，占进口的6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为703 万多吨，1933 年为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1055万多吨，1935 年为 1127 万余吨，1936 年为 1214 万多吨，1937 年达1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 年生产粗油6.3 万吨，1935 年增至14 万多吨，1936 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 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 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 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 年至1937 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 万吨，占总输出的46％。
“一·二八”事变
第19 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除派张治中率第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还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 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在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
（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 22.5 8.73 38.8%
1934 21.6 9.41 43.5%
1935 22.1 10.32 46.7%
1936 22.8 10.78 47.3%
从1931 年至1936 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 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 倍，计2400 挺，火炮增长6 倍，计590 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 架。从1932 年至1936 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 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 年1937 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45%的枪支和山炮，70%的弹药产自当年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中国军队迅速的主要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 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 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从1937 年8 月13 日开始，至11 月12 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 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 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 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 余个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 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南京失陷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 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入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会战
日军先后集中8 个师团、5 个旅团（支队），约24 万人，于1938 年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 战区先后调集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虽然有个台儿庄大捷，但60万国军最后还是败在24万日军手下。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导致数十万军队差点被日军合围！
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 月9 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 省40 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 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是不是这近90 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
武汉会战
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 集团军共9 个师团的兵力，约25 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 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 艘，各型飞机约300 架。国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 个集团军、47 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 架，舰艇30 余艘。总兵力近100 万人。打的怎么样呢，比以前有进步吧，对了，还有一个万家岭大捷，不过且不说106师团战斗力如何，只消灭3000人就敢吹重创日军一个师团也属国军的特产。武汉会战中由于蒋介石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广州失陷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而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万吨，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而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关东军11个师团。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1941这4年，日本相当一部分注意力也不在中国。九·一八”事变
历时4 个月零18 天，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20万东北军面对1.5万日军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 年为32.2 万吨，占进口的73％；1933 年为45.3 万吨，占进口的71％；1934 年为40.9 万吨，占进口的6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为703 万多吨，1933 年为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1055万多吨，1935 年为 1127 万余吨，1936 年为 1214 万多吨，1937 年达1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 年生产粗油6.3 万吨，1935 年增至14 万多吨，1936 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 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 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 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 年至1937 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 万吨，占总输出的46％。
“一·二八”事变
第19 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除派张治中率第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还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 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在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
（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 22.5 8.73 38.8%
1934 21.6 9.41 43.5%
1935 22.1 10.32 46.7%
1936 22.8 10.78 47.3%
从1931 年至1936 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 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 倍，计2400 挺，火炮增长6 倍，计590 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 架。从1932 年至1936 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 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 年1937 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45%的枪支和山炮，70%的弹药产自当年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中国军队迅速的主要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 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 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从1937 年8 月13 日开始，至11 月12 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 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 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 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 余个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 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南京失陷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 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入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会战
日军先后集中8 个师团、5 个旅团（支队），约24 万人，于1938 年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 战区先后调集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虽然有个台儿庄大捷，但60万国军最后还是败在24万日军手下。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导致数十万军队差点被日军合围！
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 月9 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 省40 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 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是不是这近90 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
武汉会战
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 集团军共9 个师团的兵力，约25 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 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 艘，各型飞机约300 架。国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 个集团军、47 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 架，舰艇30 余艘。总兵力近100 万人。打的怎么样呢，比以前有进步吧，对了，还有一个万家岭大捷，不过且不说106师团战斗力如何，只消灭3000人就敢吹重创日军一个师团也属国军的特产。武汉会战中由于蒋介石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广州失陷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而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万吨，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而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关东军11个师团。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1941这4年，日本相当一部分注意力也不在中国。
南昌会战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由于蒋介石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随枣会战
1939 年5 月初，日军第11 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 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 余天的随枣会战。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 万余人，第5 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因为第２１集团军、右翼军与江防军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 年9 月14 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2 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 万余人。国军在会战中采用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
海南岛、汕头沦陷
由于第4战区作战不力，海南岛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汕头丢了。
桂南会战
会战初期，日军参战兵力３万多人；随着中国军队反攻的增强，第２１军又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初将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陆军兵力达到７万人左右。另海军第５舰队有航空舰１艘、巡洋舰３艘、飞机约７０架。中国方面初期参战兵力为１个集团军２个军６个师２４个独立团，约６万人，后期增加到４个集团军９个军２５个师，约１５万人，另有空军第２路，飞机约１００架。虽然有昆仑关大捷（昆仑关不久就被日军夺回），但个别亮点不能掩盖整体的失败。桂南会战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日军由此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计，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军突然进攻时，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也不能组织有力的纵深防御，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并占领南宁（据日军战史统计，这一阶段的作战，日军仅战死１４５人，负伤３１５人）；而中国援军则直到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开到集结位置，仓促组织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判断和部署失算，是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中昆仑关反攻，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作战，在兵力火力都强于日军的情况下，消灭日军4千人，而仅第5 军就伤11100 人，阵亡约5600 人，失踪约800 人。5军是当时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辖３个师又加强１个战车团和重炮兵），用机械化部队攻山头是一大昏招，这个应由白崇禧负主要责任，同时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时任5军军长的杜聿明的指挥乏善可陈。此次会战，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５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３５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４６军军长何宣、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１月２８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３７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３８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３６、第６６、第９９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３６军参谋长郭肃，第４９、第１６０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由于桂南会战失败，南宁被日军占领，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
危害西南大后方。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难辞其咎。
1939 年冬季攻势
1939 年10 月，国民党军第2 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 战区和第2 战区，准备于11 月下旬及12 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 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这本来是中国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良好开端，但蒋介石及军事当局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在后来的６年中，直到抗战结束，再没有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攻势。蒋介石反复强调的“须以全力取攻势”成了一句空话，又退回到“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的消极持久战略中去。这次冬季攻势中存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如有些战区根本没有按统一计划行动，只求苟安自保、我行我素；有些战区以优势兵力已构成对日军某些孤立且只有一两个小队守备的据点的严密包围，本来可以攻克，或因攻击决心不强，或因兵力使用不当，结果也未攻克。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１１军在当时的总结中不无讽刺地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７１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
枣宜会战
1940 年5～6 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会战的结果是宜昌失守，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阵亡。会战一开始，蒋介石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１３军调运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１１军，并以６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宜昌是重庆的门户，宜昌的失守使蒋介石不得不重设第6战区。
上高会战
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参战部队主要是第７４、第７０、第７２、第４９军，加上在武宁方向策应的第７８军，有５个军。在会战中国军方面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过半的日军第３４师团四面包围，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７日连攻３天，仍未能将其全歼；２７日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所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７４军全军迎击于前，７０军尾击于后，４９军（欠１师）侧击于右，７２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
中条山会战
对国军来说这是一场非常惨重的失败。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 4.2 万余人，被俘3.5 万余人，日军仅以1：20 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顺便说一句，中条山国军隶属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谁啊，卫立煌啊。有人还说什么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有通共的嫌疑，哈哈，就凭他中条山惨败的水平，需要他通共吗？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 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 万人。但日军也
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 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此役共毙伤日军5 万余人，俘日军139 人,的确可以算是胜仗，不过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由于蒋介石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随枣会战
1939 年5 月初，日军第11 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 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 余天的随枣会战。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 万余人，第5 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因为第２１集团军、右翼军与江防军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 年9 月14 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2 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 万余人。国军在会战中采用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
海南岛、汕头沦陷
由于第4战区作战不力，海南岛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汕头丢了。
桂南会战
会战初期，日军参战兵力３万多人；随着中国军队反攻的增强，第２１军又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初将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陆军兵力达到７万人左右。另海军第５舰队有航空舰１艘、巡洋舰３艘、飞机约７０架。中国方面初期参战兵力为１个集团军２个军６个师２４个独立团，约６万人，后期增加到４个集团军９个军２５个师，约１５万人，另有空军第２路，飞机约１００架。虽然有昆仑关大捷（昆仑关不久就被日军夺回），但个别亮点不能掩盖整体的失败。桂南会战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日军由此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计，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军突然进攻时，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也不能组织有力的纵深防御，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并占领南宁（据日军战史统计，这一阶段的作战，日军仅战死１４５人，负伤３１５人）；而中国援军则直到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开到集结位置，仓促组织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判断和部署失算，是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中昆仑关反攻，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作战，在兵力火力都强于日军的情况下，消灭日军4千人，而仅第5 军就伤11100 人，阵亡约5600 人，失踪约800 人。5军是当时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辖３个师又加强１个战车团和重炮兵），用机械化部队攻山头是一大昏招，这个应由白崇禧负主要责任，同时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时任5军军长的杜聿明的指挥乏善可陈。此次会战，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５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３５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４６军军长何宣、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１月２８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３７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３８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３６、第６６、第９９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３６军参谋长郭肃，第４９、第１６０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由于桂南会战失败，南宁被日军占领，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
危害西南大后方。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难辞其咎。
1939 年冬季攻势
1939 年10 月，国民党军第2 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 战区和第2 战区，准备于11 月下旬及12 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 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这本来是中国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良好开端，但蒋介石及军事当局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在后来的６年中，直到抗战结束，再没有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攻势。蒋介石反复强调的“须以全力取攻势”成了一句空话，又退回到“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的消极持久战略中去。这次冬季攻势中存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如有些战区根本没有按统一计划行动，只求苟安自保、我行我素；有些战区以优势兵力已构成对日军某些孤立且只有一两个小队守备的据点的严密包围，本来可以攻克，或因攻击决心不强，或因兵力使用不当，结果也未攻克。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１１军在当时的总结中不无讽刺地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７１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
枣宜会战
1940 年5～6 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会战的结果是宜昌失守，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阵亡。会战一开始，蒋介石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１３军调运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１１军，并以６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宜昌是重庆的门户，宜昌的失守使蒋介石不得不重设第6战区。
上高会战
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参战部队主要是第７４、第７０、第７２、第４９军，加上在武宁方向策应的第７８军，有５个军。在会战中国军方面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过半的日军第３４师团四面包围，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７日连攻３天，仍未能将其全歼；２７日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所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７４军全军迎击于前，７０军尾击于后，４９军（欠１师）侧击于右，７２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
中条山会战
对国军来说这是一场非常惨重的失败。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 4.2 万余人，被俘3.5 万余人，日军仅以1：20 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顺便说一句，中条山国军隶属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谁啊，卫立煌啊。有人还说什么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有通共的嫌疑，哈哈，就凭他中条山惨败的水平，需要他通共吗？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 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 万人。但日军也
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 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此役共毙伤日军5 万余人，俘日军139 人,的确可以算是胜仗，不过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5军、6军、66军再加少量远征军长官部直属部队共10万大军入缅，整个作战以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间孙立人的新38师打败了日军一个大队级的单位被大吹特吹。10万大军入缅不仅没有能挽回缅甸战局，还损失惨重，到8 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仅有4 万人。虽然英国人有部分责任，但做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的罗卓英、杜聿明（代）难辞其咎。
浙赣会战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２６〕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１人被炸死，伤亡官兵１７１４８人（包括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１１８１２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４０１８８人，被俘１０８４７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２３辆，车厢１８５节，汽车１２９辆，民船１２８２艘，铜、铁、铝材１０２５吨，石油１５５９０桶，桐油９４０００桶，粮食７６７５吨，木材４０００立方米，被服合钱４００万日元。〔２８〕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鄂西会战
鄂西会战被蒋介石政权吹嘘为“鄂西大捷”。但认真分析一下，实际上这是一次失败的会战。就战役企图而言，日军虽未能完全达到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的目的，但严重打击了第六战区的防守部队，达到了使“宜昌附近船舶在下游通航”的目的；而且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而可以认为基本上实现了战役企图。第六战区虽然在防御战斗，特别是在追击战斗中给予日军以相当的杀伤，但既未能粉碎日军的战役企图，也未能“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给日军造成的损耗，更远较自身的损耗为少。据80年代末期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统计，第六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日军统计第11军在这次会战中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称日军死伤3500余人，而过去夸大说日军仅弃尸即万余)，俘虏第六战区部队4729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虽仍吹嘘获得了胜利，但也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
常德会战
74军57师守常德的确顽强，不过据整个会战看，日军能按照其预定计划长驱而入，复扬长而去；而第六战区伤亡４万之众，阵亡了３个师长，作战计划却未能贯彻实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许多高级指挥官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作战不力，致战斗行动不能保证作战指导的落实。其二，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打击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常德会战时中国空军及援华美军的第１４航空队已经逐步掌握了制空权。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 年10 月至1945 年3月，历时17 个月，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挺进2400 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 余座，解放缅甸领土13 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 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 万余人，俘日军647 人，缴获步枪1. 1 万余支、轻重机枪600 挺、火炮160 门、坦克12 辆、汽车606 辆、飞机3 架。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 万人。缅北、滇西反攻是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抗战史的“重头戏”，可仔细分析，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整个缅甸战场的形势，日军缅甸方面军辖15军（辖第15师团 第31师团 第33师团）、28军（辖第54师团 第55师团）、第33军 （辖18、56师团），方面军直辖部队还有2师团、49师团 、53师团 独立混成第24旅团独立混成第105旅团。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交战的主要是33军的18、56师团，2师团基本未与中国军队交战，49师团只168联队参战，53师团作为方面军直辖部队参战也不多。
整个态势就是33军的18师团在缅北对付中国驻印军（10万人），33军的56师团在滇西对抗中国远征军（20万人），而日军缅甸方面军的主力用来对付英帕尔方向的英军。而整个缅甸战场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
先说滇西反攻，中国远征军辖11、20两个集团军和部分直属部队，20万人，基本换装美械，而当面日军的56师团为1.5万人。中国远征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可20万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却打得不怎么样，虽获得了胜利，但伤亡过大。这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作战指导而言，假如采用全线同时进攻，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求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支援驻印军的作战。同时，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喷火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对龙陵、松山、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再说缅北反攻，中国驻印军辖新1军、新6军和大量直属部队，10万人，全美械装备，并享受美军的空中优势和补给，当面的日军18师团为1.5万人，并且分散配置。不要说，优势比远征军更明显。有必要说一下18师团当时的状况，18师团本来确实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在驻印军缅北反攻时实力有了很大的下降，1943年8月，第18师团正式改编为三单位制师团，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驻印军开始反攻时，第18师团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在如此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孙立人和廖耀湘要是再打不赢，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有人引用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在缅死亡的16.2万日军（另外还有“军属”即随军附属人员2万人死亡）中，4.1万人属于缅北的第18、第56师团，方面军直属的部队又有1万多人死于这一地区。若扣除美军轰炸和英军突击队（空降兵）的战果，至少有4万日军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乍一看确实如此，但对照日本史料，就会发现日军18、56师团主要损失在缅甸中部与英军作战中。日军战史记载，45年1月33军脱离接触退到缅甸中部时，18师团为7190人、56师团为5610人，另外在后方还有5000伤病员，合计1.78万人。而在战前18、56师团的实际人员各约1.5万人，合计3万人。可见所谓“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 师团”纯属无稽之谈。综合而论，在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作战中，日军总损失约4万人，死亡、失踪约1.16万人，其中18师团死亡3200人，56师团等部死亡8400人。从18师团死亡3200人可以看出，驻印军击毙的日军不会超过5千人。至于什么孙立人消灭10万日军，活埋日军1200名俘虏，稍有常识之人均知纯属意淫。
5军、6军、66军再加少量远征军长官部直属部队共10万大军入缅，整个作战以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间孙立人的新38师打败了日军一个大队级的单位被大吹特吹。10万大军入缅不仅没有能挽回缅甸战局，还损失惨重，到8 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仅有4 万人。虽然英国人有部分责任，但做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的罗卓英、杜聿明（代）难辞其咎。
浙赣会战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２６〕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１人被炸死，伤亡官兵１７１４８人（包括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１１８１２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４０１８８人，被俘１０８４７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２３辆，车厢１８５节，汽车１２９辆，民船１２８２艘，铜、铁、铝材１０２５吨，石油１５５９０桶，桐油９４０００桶，粮食７６７５吨，木材４０００立方米，被服合钱４００万日元。〔２８〕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鄂西会战
鄂西会战被蒋介石政权吹嘘为“鄂西大捷”。但认真分析一下，实际上这是一次失败的会战。就战役企图而言，日军虽未能完全达到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的目的，但严重打击了第六战区的防守部队，达到了使“宜昌附近船舶在下游通航”的目的；而且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而可以认为基本上实现了战役企图。第六战区虽然在防御战斗，特别是在追击战斗中给予日军以相当的杀伤，但既未能粉碎日军的战役企图，也未能“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给日军造成的损耗，更远较自身的损耗为少。据80年代末期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统计，第六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日军统计第11军在这次会战中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称日军死伤3500余人，而过去夸大说日军仅弃尸即万余)，俘虏第六战区部队4729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虽仍吹嘘获得了胜利，但也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
常德会战
74军57师守常德的确顽强，不过据整个会战看，日军能按照其预定计划长驱而入，复扬长而去；而第六战区伤亡４万之众，阵亡了３个师长，作战计划却未能贯彻实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许多高级指挥官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作战不力，致战斗行动不能保证作战指导的落实。其二，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打击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常德会战时中国空军及援华美军的第１４航空队已经逐步掌握了制空权。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 年10 月至1945 年3月，历时17 个月，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挺进2400 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 余座，解放缅甸领土13 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 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 万余人，俘日军647 人，缴获步枪1. 1 万余支、轻重机枪600 挺、火炮160 门、坦克12 辆、汽车606 辆、飞机3 架。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 万人。缅北、滇西反攻是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抗战史的“重头戏”，可仔细分析，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整个缅甸战场的形势，日军缅甸方面军辖15军（辖第15师团 第31师团 第33师团）、28军（辖第54师团 第55师团）、第33军 （辖18、56师团），方面军直辖部队还有2师团、49师团 、53师团 独立混成第24旅团独立混成第105旅团。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交战的主要是33军的18、56师团，2师团基本未与中国军队交战，49师团只168联队参战，53师团作为方面军直辖部队参战也不多。
整个态势就是33军的18师团在缅北对付中国驻印军（10万人），33军的56师团在滇西对抗中国远征军（20万人），而日军缅甸方面军的主力用来对付英帕尔方向的英军。而整个缅甸战场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
先说滇西反攻，中国远征军辖11、20两个集团军和部分直属部队，20万人，基本换装美械，而当面日军的56师团为1.5万人。中国远征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可20万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却打得不怎么样，虽获得了胜利，但伤亡过大。这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作战指导而言，假如采用全线同时进攻，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求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支援驻印军的作战。同时，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喷火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对龙陵、松山、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再说缅北反攻，中国驻印军辖新1军、新6军和大量直属部队，10万人，全美械装备，并享受美军的空中优势和补给，当面的日军18师团为1.5万人，并且分散配置。不要说，优势比远征军更明显。有必要说一下18师团当时的状况，18师团本来确实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在驻印军缅北反攻时实力有了很大的下降，1943年8月，第18师团正式改编为三单位制师团，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驻印军开始反攻时，第18师团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在如此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孙立人和廖耀湘要是再打不赢，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有人引用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在缅死亡的16.2万日军（另外还有“军属”即随军附属人员2万人死亡）中，4.1万人属于缅北的第18、第56师团，方面军直属的部队又有1万多人死于这一地区。若扣除美军轰炸和英军突击队（空降兵）的战果，至少有4万日军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乍一看确实如此，但对照日本史料，就会发现日军18、56师团主要损失在缅甸中部与英军作战中。日军战史记载，45年1月33军脱离接触退到缅甸中部时，18师团为7190人、56师团为5610人，另外在后方还有5000伤病员，合计1.78万人。而在战前18、56师团的实际人员各约1.5万人，合计3万人。可见所谓“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 师团”纯属无稽之谈。综合而论，在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作战中，日军总损失约4万人，死亡、失踪约1.16万人，其中18师团死亡3200人，56师团等部死亡8400人。从18师团死亡3200人可以看出，驻印军击毙的日军不会超过5千人。至于什么孙立人消灭10万日军，活埋日军1200名俘虏，稍有常识之人均知纯属意淫。
豫湘桂大溃败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可气的一幕，这到什么时候了？1944年了！什么！你说你最精锐的部队在缅北、滇西？请问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在哪里？太平洋战场？还是对付苏联远东地区的关东军？还是几百万国军中只有在缅北、滇西的那30万所谓最精锐的部队能打仗？豫湘桂大溃败分为三场会战：豫中、长衡、桂柳。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３３５０人，中国军队阵亡３２２９０人，被俘７８００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长衡会战：守衡阳的10军军长方先觉向日军缴械投降，中国军队不仅未能打破日军攻略长沙、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而且损耗自己大量军队及武器装备，并丧失湖南大片国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需要注意的是，长衡会战过程中，直接协助第九战区作战的中国空军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迫使日军航空兵及地面部队的大规模行动多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进行。
桂柳会战：1944 年8 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桂林等地失陷，日军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 万军队，丢失大小146 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 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 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 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国民政府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４０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２５万吨、武器数千吨，超过了国民政府１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１９４３年征兵３５２６８０人，征借粮２０９３００００市石，而１９４４年征兵３９１１１２人，征借粮２４８０００００市石。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空军第１４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１４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１９４５年１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 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豫西鄂北会战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5 万余人，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
湘西会战
中国空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控制了战场上空，几使日军航空兵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所以日军航空兵出动很少。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出动过７架飞机，进行了５次空袭，共投弹２２枚。中国空军以第２、第３、第５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第１大队支援作战，战斗机出动９６０架次，轰炸机出动１７１架次，共投掷炸弹２９吨。日军只得多在黑夜行动。国军投入第3、第4两个方面军，包括18军、73军、74军、100军、86军之13师、94军、92军、26军和新六军。五大主力有其三，参战部队基本换装美械，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仅这15个师的战斗力就优于日军数倍，再加上另11个师，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投入１１６师团、４７师团、５８旅团、６９旅团，兵力、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不说，光看部队的质量，４７师团是直到1943年5月14日才成立的三单位制治安师团，116师团看番号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而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消耗，日军兵员不足，116师团在芷江作战时多为娃娃兵，６９旅团原属64师团，而64师团为增设师团，战斗力很差，且在芷江作战前毫无作战经验，至于５８旅团的战斗力简直可以用垃圾来形容。这种绝对优势的仗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抗战也胜利了，中国也是战胜国。不错，中国是战胜国，可这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对蒋介石政权就只剩下歌功颂德了？德国是战败国，波兰是战胜国，是不是波兰就可以吹当年的波兰政府如何英明，如何雄才大略？有人说如果蒋介石投降如何如何，有句话说的好，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即使蒋介石投降，国民党內的爱国将领也不会投降，中国共产党仍然会抵抗下去（哪怕是打游击），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美国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援助共产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不会改变，中国不会亡！抗战的胜利首先得益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怎么胜利的？是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儿、戴高乐、毛泽东等领导人领导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而取得的。而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法国的雷诺政权，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有人为蒋介石政权辩护，总是一味地强调困难，大谈中日国力如何悬殊，可实际上只要认真一想就会明白，日本国力比中国强是一回事，有多少用在中国又是一回事，可实际上二战时日本大部分国力、军力根本没有用在中国战场，比如日本耗费巨资建造的这些东西跟中国战场就没有关系：战列舰: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
航空母舰: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60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是相当有限的。1941年，国军已达400万，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62万，而同期日本陆军总兵力21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30%，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400万国军只对付30万日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5%。1945年，国军已达600万，中美空军也掌握了制空权，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105万，而同期日军总兵力是72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15%，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以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600万国军只对付50万日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7%。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困难肯定有，战争本来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困难，要说困难，哪个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困难？说二战中有多少国家亡了而中国没亡，可仔细想想，那些国家中有几个比中国的一个省大？都说二战中国表现比法国强，可仔细一想，中国多大，法国多大，光不战而弃的东北就相当于三个法国！说蒋介石政权抗战不力是从战争整体分析，而不是具体纠缠于某个战役。从整个战争看，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没有人要求蒋介石政权做出美苏的贡献，这确实不现实，但打仗的相对水平是可以比较的（注意是相对水平而不是贡献的绝对量），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军，如果论贡献的绝对量，铁托军的贡献当然很小，可如果考虑到其自身的实力和面对的敌人数量，铁托军的成绩还是很好的，相对水平还是很高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铁托军的打仗水平，还是能够打赢轴心国的。反之，如果都像中国的蒋介石政权那样，这也困难，那也困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仗打不赢，那个仗也胜不了，二战只能以轴心国的胜利结束，就这么简单。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可气的一幕，这到什么时候了？1944年了！什么！你说你最精锐的部队在缅北、滇西？请问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在哪里？太平洋战场？还是对付苏联远东地区的关东军？还是几百万国军中只有在缅北、滇西的那30万所谓最精锐的部队能打仗？豫湘桂大溃败分为三场会战：豫中、长衡、桂柳。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３３５０人，中国军队阵亡３２２９０人，被俘７８００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长衡会战：守衡阳的10军军长方先觉向日军缴械投降，中国军队不仅未能打破日军攻略长沙、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而且损耗自己大量军队及武器装备，并丧失湖南大片国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需要注意的是，长衡会战过程中，直接协助第九战区作战的中国空军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迫使日军航空兵及地面部队的大规模行动多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进行。
桂柳会战：1944 年8 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桂林等地失陷，日军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 万军队，丢失大小146 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 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 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 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国民政府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４０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２５万吨、武器数千吨，超过了国民政府１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１９４３年征兵３５２６８０人，征借粮２０９３００００市石，而１９４４年征兵３９１１１２人，征借粮２４８０００００市石。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空军第１４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１４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１９４５年１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 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豫西鄂北会战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5 万余人，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
湘西会战
中国空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控制了战场上空，几使日军航空兵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所以日军航空兵出动很少。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出动过７架飞机，进行了５次空袭，共投弹２２枚。中国空军以第２、第３、第５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第１大队支援作战，战斗机出动９６０架次，轰炸机出动１７１架次，共投掷炸弹２９吨。日军只得多在黑夜行动。国军投入第3、第4两个方面军，包括18军、73军、74军、100军、86军之13师、94军、92军、26军和新六军。五大主力有其三，参战部队基本换装美械，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仅这15个师的战斗力就优于日军数倍，再加上另11个师，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投入１１６师团、４７师团、５８旅团、６９旅团，兵力、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不说，光看部队的质量，４７师团是直到1943年5月14日才成立的三单位制治安师团，116师团看番号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而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消耗，日军兵员不足，116师团在芷江作战时多为娃娃兵，６９旅团原属64师团，而64师团为增设师团，战斗力很差，且在芷江作战前毫无作战经验，至于５８旅团的战斗力简直可以用垃圾来形容。这种绝对优势的仗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抗战也胜利了，中国也是战胜国。不错，中国是战胜国，可这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对蒋介石政权就只剩下歌功颂德了？德国是战败国，波兰是战胜国，是不是波兰就可以吹当年的波兰政府如何英明，如何雄才大略？有人说如果蒋介石投降如何如何，有句话说的好，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即使蒋介石投降，国民党內的爱国将领也不会投降，中国共产党仍然会抵抗下去（哪怕是打游击），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美国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援助共产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不会改变，中国不会亡！抗战的胜利首先得益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怎么胜利的？是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儿、戴高乐、毛泽东等领导人领导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而取得的。而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法国的雷诺政权，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有人为蒋介石政权辩护，总是一味地强调困难，大谈中日国力如何悬殊，可实际上只要认真一想就会明白，日本国力比中国强是一回事，有多少用在中国又是一回事，可实际上二战时日本大部分国力、军力根本没有用在中国战场，比如日本耗费巨资建造的这些东西跟中国战场就没有关系：战列舰: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
航空母舰: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60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是相当有限的。1941年，国军已达400万，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62万，而同期日本陆军总兵力21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30%，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400万国军只对付30万日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5%。1945年，国军已达600万，中美空军也掌握了制空权，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105万，而同期日军总兵力是72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15%，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以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600万国军只对付50万日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7%。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困难肯定有，战争本来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困难，要说困难，哪个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困难？说二战中有多少国家亡了而中国没亡，可仔细想想，那些国家中有几个比中国的一个省大？都说二战中国表现比法国强，可仔细一想，中国多大，法国多大，光不战而弃的东北就相当于三个法国！说蒋介石政权抗战不力是从战争整体分析，而不是具体纠缠于某个战役。从整个战争看，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没有人要求蒋介石政权做出美苏的贡献，这确实不现实，但打仗的相对水平是可以比较的（注意是相对水平而不是贡献的绝对量），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军，如果论贡献的绝对量，铁托军的贡献当然很小，可如果考虑到其自身的实力和面对的敌人数量，铁托军的成绩还是很好的，相对水平还是很高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铁托军的打仗水平，还是能够打赢轴心国的。反之，如果都像中国的蒋介石政权那样，这也困难，那也困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仗打不赢，那个仗也胜不了，二战只能以轴心国的胜利结束，就这么简单。
哈!!!顶一下!!!:victory:
香山大漠快来看看你的偶像的英勇战绩;P
香山大漠快来看看你的偶像的英勇战绩;P
来支持一下！
我也支持一下。
老夫若是在前两年,可以驳的楼主脑力崩溃而死.
现在不行了,人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哪有你们年轻人这么有活力.
现在不行了,人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哪有你们年轻人这么有活力.
你一向是人老心不老!人家侮辱你的偶像!这还了得??要我怎么也得与他争的鱼死网破!!!我等都等这你驳的楼主脑力崩溃而死哪!!!!!;P
原帖由 香山大漠 于 2006-12-6 20:17 发表
老夫若是在前两年,可以驳的楼主脑力崩溃而死.
现在不行了,人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哪有你们年轻人这么有活力.
嘿嘿，不怕不怕。
岂不闻“朝闻道，夕死足矣”
老头子闲着没事逗两句嘴又有什么关系！！
说得还是不错的，很详细，楼主是原创么？
是原创.谢谢
原帖由 香山大漠 于 2006-12-6 20:17 发表
老夫若是在前两年,可以驳的楼主脑力崩溃而死.
现在不行了,人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哪有你们年轻人这么有活力.
你老了？不会吧，见你在论坛上蹦跶得挺欢的，可谓活力四谢啊！;P
不知阁下如何看待这个贴子，能否与作者来翻较量啊，我等小辈实在期盼。
说老实话吧。
香山大漠老人家跟铁血上的大雁老师是何等的相象啊。;P ;P
一个多月没去铁血瞻仰了。:b
不知道大雁老师是否活着在:D :D
香山大漠老人家跟铁血上的大雁老师是何等的相象啊。;P ;P
一个多月没去铁血瞻仰了。:b
不知道大雁老师是否活着在:D :D
较量,那是老夫在自降身份,借用本坛大佬竹子的一句话"踩死他"
大家盛情难却,老夫就踩他一脚.
首先说918的问题,这位楼主写抗战,文章一开头,先是大肆的痛骂一通不抵抗,然后说东北给日本人带去了何许何许的好处.大家是否思考过明朝的灭亡问题?明朝的灭亡,是民族败类李自成和满清内外夹攻而灭亡的,顾内顾不了外,顾外顾不了内,内贼外敌相互配合,把一个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明朝给灭亡了.
而918时的国民政府面对的内外形势,和大明崇祯皇帝是何等的相似?历史是一面镜子,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大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也不是当时的小小满请,当时南方以毛泽东为主的红军也是有苏联这个大靠山的,李自成和红军比起来算什么?
历史的教训在那里摆着,抵抗必亡!亡国亡种,中华民族会在被蒙古人,满请人征服后,再一次的被日本人征服.最好的结果,也会被日苏瓜分,西藏,新疆,外蒙独立,日本占据中国本土.
当时日本人要做的很简单,如果中国胆敢抵抗,那朝鲜的日本驻军8万人立刻会加入作战,本土的军队会从大连登陆,会从朝鲜开赴东北,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东北是不可能守住的.
日本人肯定会直接进攻上海,攻击南京,再直取武汉,直接灭亡南京国民政府,那中国就完蛋了,群龙无首,那很容易会被各个击破.
然后是南方的红军,他们发财的机会来了,就如在抗战中卖鸦片一样,他们的机会的确来了,当年李自成能做的事情,他们也能做,日本人和红军两面夹击,国民政府是毫无机会的.
然后是日本人在东北的问题,楼主只说了掠夺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日本人在东北掠夺是掠夺,投资却是更多的,东北是日本的两大战略重心之一(本土和东北),日本人在那里下了大资本来投资重工业,这和其他占领区是不同的.
大家盛情难却,老夫就踩他一脚.
首先说918的问题,这位楼主写抗战,文章一开头,先是大肆的痛骂一通不抵抗,然后说东北给日本人带去了何许何许的好处.大家是否思考过明朝的灭亡问题?明朝的灭亡,是民族败类李自成和满清内外夹攻而灭亡的,顾内顾不了外,顾外顾不了内,内贼外敌相互配合,把一个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明朝给灭亡了.
而918时的国民政府面对的内外形势,和大明崇祯皇帝是何等的相似?历史是一面镜子,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大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也不是当时的小小满请,当时南方以毛泽东为主的红军也是有苏联这个大靠山的,李自成和红军比起来算什么?
历史的教训在那里摆着,抵抗必亡!亡国亡种,中华民族会在被蒙古人,满请人征服后,再一次的被日本人征服.最好的结果,也会被日苏瓜分,西藏,新疆,外蒙独立,日本占据中国本土.
当时日本人要做的很简单,如果中国胆敢抵抗,那朝鲜的日本驻军8万人立刻会加入作战,本土的军队会从大连登陆,会从朝鲜开赴东北,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东北是不可能守住的.
日本人肯定会直接进攻上海,攻击南京,再直取武汉,直接灭亡南京国民政府,那中国就完蛋了,群龙无首,那很容易会被各个击破.
然后是南方的红军,他们发财的机会来了,就如在抗战中卖鸦片一样,他们的机会的确来了,当年李自成能做的事情,他们也能做,日本人和红军两面夹击,国民政府是毫无机会的.
然后是日本人在东北的问题,楼主只说了掠夺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日本人在东北掠夺是掠夺,投资却是更多的,东北是日本的两大战略重心之一(本土和东北),日本人在那里下了大资本来投资重工业,这和其他占领区是不同的.
如果918是国耻,那也是那些内贼民族败类带给中华民族的,与国民政府,中正先生何干?请大家在这里一起骂猪狗不如的内贼民族败类.
128事变,就是日本人在上海对国民政府的一次试探性的战略歼灭行动,如果战事扩大,日本人一口气灭了南京国民政府不是没可能的.当代日本人最捶胸顿足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袭击珍珠港,而是128,这是日本人永远的痛.
当时的国民政府北有民族败类冯玉祥的残部,南有红军,桂系,西南,西北全部是独立状态,这样的政府,日本人两个月就可以灭亡了,和中国取得西南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等级的事情.
当时的国民政府北有民族败类冯玉祥的残部,南有红军,桂系,西南,西北全部是独立状态,这样的政府,日本人两个月就可以灭亡了,和中国取得西南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等级的事情.
918的责任在蒋？开什么玩笑，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少帅下的
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挡住日军，国内军阀互不买帐，冯玉祥，阎西山，朱毛……我到要问楼主怎么抵抗
其实日本在七七事变时也没打算全面侵华，只是我们的反日情绪经西安事变已经到达顶点，所以决定全面抗战。一直到淞沪东京的大本营才决定扩大侵华，如果抗战能在39年开打，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挡住日军，国内军阀互不买帐，冯玉祥，阎西山，朱毛……我到要问楼主怎么抵抗
其实日本在七七事变时也没打算全面侵华，只是我们的反日情绪经西安事变已经到达顶点，所以决定全面抗战。一直到淞沪东京的大本营才决定扩大侵华，如果抗战能在39年开打，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长城抗战,是918的延续,停战的理由上同918.
至于吉鸿昌这个民族败类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不要提了,他们不听中央统一抗战规划,擅自行事,随时都有给日本人挑起全面战事的借口,他们不是在爱国,是在害国.
最后他们灭亡的原因的事实是,他们放着日本人不去抗,主动去攻击北平的宋哲元部,而被宋部在北平附近歼灭(绝大部分被收编),这也是吉鸿昌是民族败类的铁证.
至于吉鸿昌这个民族败类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不要提了,他们不听中央统一抗战规划,擅自行事,随时都有给日本人挑起全面战事的借口,他们不是在爱国,是在害国.
最后他们灭亡的原因的事实是,他们放着日本人不去抗,主动去攻击北平的宋哲元部,而被宋部在北平附近歼灭(绝大部分被收编),这也是吉鸿昌是民族败类的铁证.
原帖由 红魔的元帅 于 2006-12-7 13:59 发表
918的责任在蒋？开什么玩笑，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少帅下的
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挡住日军，国内军阀互不买帐，冯玉祥，阎西山，朱毛……我到要问楼主怎么抵抗
其实日本在七七事变时也没打算全面侵华，只是我们的 ...
简直是史盲加军盲,77事变,是日本人开始武力夺取中国的心脏地带华北的战争的开始,华北如果丢失,那中国就等于心被日本人掏了去,国将不国,如果这样的事变挑不起两国全面的对抗,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华北和华东,山西,武汉同处于一个战略联区,仗在这里开打,除非一方完全占据中原,否则是无法停下来的.
遂远抗战和中央扯不上任何关系?这就如你和你母亲扯不上任何关系一样的荒谬的说法,当时的遂远抗战是中正先生一手指挥,傅作义一手按照中央指令执行的一次抗战,杨奎松教授对此有专门的针对性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楼主赶快去补课去.
算了,老夫就先驳到这里,上课太累.
瞧您说的，好像是中国的抵抗才招致日本全面的全面侵华……
呵!!!不要说话,看他们表演!!!!;P
原帖由 红魔的元帅 于 2006-12-7 13:59 发表
918的责任在蒋？开什么玩笑，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少帅下的
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挡住日军，国内军阀互不买帐，冯玉祥，阎西山，朱毛……我到要问楼主怎么抵抗
其实日本在七七事变时也没打算全面侵华，只是我们的 ...
你的言论与小日本的新教科书没什么区别！:@ :@
9。18抗战的话，东北可能就丢了。可不反抗，马上就丢了。一反抗中国就亡国了，可我们反抗了，中国没亡国。不知大漠老先生怎么解释啊？
日本是因为中国的抗战才侵略的吗
这个论调也太扯了
这个论调也太扯了
人不知丑, 脸厚得刀都砍不进!
是37年得到四川和云南,贵州这些大后方后才开始反抗的,并且中国国力已经得到大大加强,内贼已经被基本剿灭,赶到了西北.这与31年反抗是两个概念.
香山教主奇谈怪论满塞!!!!!!!!!!!!!:D
某人遇到一只要吃人的狼，为了满足狼的食欲，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喂狼。希望能够让狼吃饱了，能够让自己多苟延残喘一会。
结果是狼越吃越壮，割自己肉的家伙越来越虚弱。这就是花生米的伟大战略决策。
结果是狼越吃越壮，割自己肉的家伙越来越虚弱。这就是花生米的伟大战略决策。
这种胸无点墨的人理他做甚,当个笑话看看就好.对这种人真是连驳斥的兴趣都没有.
也别看某人开口闭口自称老夫,估计也就二十出头刚学会上网的愤青一个,要不活偌大年纪就那点知识水平?不是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吧?
也别看某人开口闭口自称老夫,估计也就二十出头刚学会上网的愤青一个,要不活偌大年纪就那点知识水平?不是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吧?
这家伙真能掰！
了解历史的不多，红卫兵倒很多。
原帖由 云烟过水 于 2006-12-7 19:15 发表
这种胸无点墨的人理他做甚,当个笑话看看就好.对这种人真是连驳斥的兴趣都没有.
也别看某人开口闭口自称老夫,估计也就二十出头刚学会上网的愤青一个,要不活偌大年纪就那点知识水平?不是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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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以前他的贴我每次必驳,可如今想开了,驳斥他就是给他长脸提高他的贴子的暴光率,所以偶都懒的屌他了,就让他的烂贴自己沉下去吧!!!跟狗屎辩论自己都有失身份!!!!!
公道自在人心，不是一党之历史书可写的！
某些书还是会深深影响绝大部分人的
某些书还是会深深影响绝大部分人的
嗯，很好，楼主很有说服力
事实证明，国民党过去是垃圾，现在是垃圾，将来还是垃圾
事实证明，国民党过去是垃圾，现在是垃圾，将来还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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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现在在台湾都生存困难，还好意思说大陆？？？:@ :@
说到信口雌黄你可不比别人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