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男子照顾瘫痪哥哥42年 妻子谎称走亲戚一去未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1:17:43
【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10岁父亲去世，12岁因家贫被迫辍学，14岁开始照顾瘫痪在床的哥哥，至今年逾半百的何发仁仍然守着他这个贫寒寂寥的家
何发仁说：“一个是我上了年纪的母亲，一个是我卧床不起的哥哥，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
他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
文图/首席记者 范亚湘 通讯员 郑彦 聂煜
为了给哥哥治病，他连自己睡觉的床都卖了
湖南省浏阳市（县级市）普迹镇团结村新立组住着一户何姓三口之家，今年56岁的何发仁是家中惟一的劳动力，他每天除了为生计奔波外，还要陪伴年迈的母亲、照看瘫痪在床的哥哥。村里人说：“何发仁不仅是难得的孝子，也是兄弟情深的榜样。”
11月12日，记者经过多方打听，一路颠簸，走近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刚下车，一个黝黑的汉子走了过来，同行的人介绍说：“这就是何发仁。”记者赶紧走上前与他握手，但他两只手却情不自禁地在裤腿上搓了搓后才握住了记者的手。
“老何家来贵客了！”邻居在一旁笑着说。“这是邻居家，我家在后边。”何发仁边说边带着记者穿过邻家的堂屋，拐一个弯后才到了他家。这是一栋简陋的土砖结构的平房，虽然墙面用油漆漆过，但四处已是斑驳的一片。房前并不宽敞的禾场上晒着新收获的谷子。一条蜿蜒小路从禾场通向远处的机耕稻，小路一边种着辣椒，一边是收割过后的稻田。
“你这房子盖了有些年了？”记者问。
“1973年盖的。”何发仁说。见来了人，坐在禾场上劈柴的何母赶忙起身进屋了。老何搬出椅子，热情地递来茶水，和记者坐在禾场上聊了起来。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瘫痪的？”
“1964年，那一年他才18岁……他在16岁多的时候，就感到膝盖痛得厉害，后来一查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大概一年多后，他就不能下床了。”
“当时家里给他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老何无奈地笑了笑：“没办法可想啊，家里条件就这个样子。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想不到后来哥哥又得了这个怪病……”
村里人管他哥哥何耀生这种病叫“不死的癌症”。11月15日，记者从一份相关的资料上看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类风湿，病因至今未明，手、腕、足等关节最先受累；早期呈现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晚期关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强硬和畸形，并有骨和骨骼肌萎缩，是一种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
“哥哥年纪轻轻就只能躺在床上，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哭爹叫娘地喊。我娘一边照顾他一边掉眼泪，后来日子久了他整天卧在床上话也不说了，人也变呆了……我那个时候还小，听到哭喊声心里就受不了。没事的时候我会陪在他床前跟他说说话，有时他还被我逗得哈哈直笑。”
自从何发仁懂事起，他每天的生活就和卧病在床的哥哥分不开了。何耀生生活不能自理，吃饭、洗澡、上厕所都离不开弟弟。12岁那年，何发仁小学毕业。“我读书时成绩还可以，但是，家里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再去读书了。”年幼的他不得不每天拼命干农活挣工分，让母亲和哥哥“有口饭吃”。“幸亏我个子高，做起农活来还可以搞得赢几个人。”何发仁说。
成年后，何发仁为哥哥的病花了不少心思，“我20多岁的时候，和几个乡亲用轿子抬着他，送他去长沙当时最好的医院看病……那时药品买不到，就通过熟人为哥哥去买药，花了大几百块钱，但吃了没有什么效果。”单方、偏方、甚至请巫师驱邪的办法也尝试了，然而，哥哥的病情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卖掉了，连我睡觉的床都卖了啊，最后我只好拿张门板搭在砖头上做床。”
说话间，满头银发的何母笑着给记者端来了一份“零食”——几片自制的糖蜜生姜。
“你母亲多大年纪了？”记者问何发仁。
“今年已是85岁的人了，连耳朵都听不见了。”
何发仁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对记者说：“我母亲也是一个苦命的人，5岁做童养媳，20多岁就死了第一任丈夫，她改嫁给我父亲后也只和我父亲生活了十几年……”
为了照顾哥哥，放弃湘潭钢铁厂招工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想过去外面做点事？那样可以增加收入啊！”记者对头发花白的何发仁说。
“年轻的时候想过。”老何告诉记者，他曾有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969年冬天，湘潭钢铁厂到何发仁所在的村里招工人，当时19岁的何发仁报了名，凭着年轻力壮和老实勤快，他给负责招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体检、面试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 “最后确定了3个人去钢铁厂上班，我就是其中一个。”
何发仁兴冲冲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母亲，谁知母亲听了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闷闷不乐地抹眼泪，她说：“你哥哥又痛得不想吃饭了。”那段时间我哥哥的病情日益加重，被折磨得日夜呻吟。他那变形的身体和日渐消瘦的脸让妈妈焦虑不安，她有时甚至会抱着我哥哥一起哭。”
何发仁最终放弃了去钢铁厂上班，把名额让给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要是我去了钢铁厂，家里就没人来照顾我哥哥了。我怕我就是去了湘潭也不能心安……”事后，村里有几位老人一碰到何发仁就连连摇头说：“何伢子你失策了……可惜了啊！”每当这时何发仁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老何起身，领记者进屋看他哥，这个时候，记者才注意到房子里的地面是裸露的泥土，整个家除了几盏灯泡和一些农具，几乎找不到任何电器。“我们家就只这两样东西值钱点。”何发仁指着堂屋里堆放的两口棺材对记者：“一口是给我母亲准备的，另一口是给我哥哥准备的，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说不准哪天说走就会走的啊！”
老何来到堂屋后的侧房，扯亮电灯，昏黄的灯光下，一张简易的木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空间，虽然早已立冬，床上仍铺着夏天用的凉席，走近时隐约可以嗅出一股让人不快的气味。听到声响，蜷在床上的何耀生努力了半天，方才头从被子里探了出来。
记者打了一个招呼，他伸出一截纤细的手臂胡乱地晃了晃，没吱声。
“现在是糊涂的，你打招呼他不懂。”何发仁看着哥哥对记者说：“最近这四、五年他变得神志有些不清了，清醒的时候能说话，糊涂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好多次他连屎尿就拉在床上，我只要一闻到气味就得马上给他清理。夏天的时候，我怕他身上被蚊子咬生疮什么的，就天天给他翻身擦洗，还弄些草药敷在他的身上。”
何发仁告诉记者，何耀生清醒的时候常会一个人叹气、流眼泪，对他说“连累你了，对不起你这个弟弟”，但是，“现在就连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他说了，他已经很难得高兴一回了。”
因为舍不得哥哥，新婚的妻子离他而去
“你是不是没结过婚，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回到禾场上坐下，记者问何发仁。
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结过一次婚……后来没在一起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1982年，她是我们附近镇上的人。”
何发仁32岁那年，有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对几间土砖房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装饰，把妻子迎娶进门。“你看，这墙的红油漆就是那时涂的。”何发仁说。
小夫妻俩开始时还恩恩爱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婚才一个月，一天，妻子突然提出要去醴陵走亲戚。“唉，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我这个家来了。”
“你去找过她没有？”
“当然找过。我多次去她亲戚家接她，但她始终不肯跟我回来。”
“她为什么不肯回来，是不是和你合不来？”
何发仁笑了笑说：“那不是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与我离婚的原因是嫌我瘫痪的哥哥，她亲口对我说，‘我不可能像你这样过一辈子。’”
“那她后来怎么样？”
“一年后她提出了离婚，我同意了。她后来有了新家，现在儿女都很大了。”老何淡淡地说。
“你怨她吗？”
“不怨。”
老何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单身，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了。母亲年纪大了、哥哥重病、家里赤贫如洗，让何发仁不得不去忘记失去妻子的难过，继续支撑起这个不幸的家庭。
“你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什么？”记者问。
“家里种有两亩多田，今年我种了亩把地的辣椒，其余的种水稻。” 老何指着屋前一片辣椒地说，“种的水稻可以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辣椒一年下来卖了1000多元钱。”
老何说，家里从来都是青菜萝卜粗茶淡饭，“我们平常连油都不买的，只有到了过年时才买个10来斤肉。”没钱烧煤，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烧柴做饭。
“你平时很少外出吧？”
“一般出不得门，出去半天就要回来，更不敢在外面过夜，家里离不得人啊。”
“那空闲时候做些什么？”
“年轻的时候喜欢拉拉二胡，我自己做了一把二胡，没事的时候自己拉一拉。”
“喜欢拉什么曲子？”
“《瓜子红》，但是拉得不好……”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以前哥哥心情好的时候，会伴着他拉的二胡跟着唱歌。“我哥的歌唱得好啊，要是他不得这个病，肯定是一个很会过生活的人。”
何发仁还喜欢下象棋，遇上下雨没农活忙的时候，他就跑到对面邻居家“杀”上几盘。家里没有电视机，晚上邻居们有时会叫他过去看看电视。“别人打牌我只在旁边看看，从不参与……我更愿意看邻居家影碟机放的花鼓戏，每次都听得入神。”老何还对记者说，虽然邻居们都挺关照他的，但他不好意思多去打扰人家，时常吃过晚饭七八点钟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你自己的身体还好吗？”
“没什么大问题。”老何粗糙的大手又在腰间搓了搓。
“要是你母亲和哥哥都不在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怎样生活？”
“母亲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没什么牵挂了，至于哥哥……只要他在世上活一天我就会尽能力把他照顾好一天。”何发仁吸了一口烟，望着前方青青的辣椒地说：“要是他也不在了，我自己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何仁发值不值？（三言二拍）
●范亚湘
去采访何发仁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临出发时遇到一位朋友。他笑着对我说：“老范，去写什么新闻哦，星期天也去采访值不值？”没调查当然就没发言权，我只好笑笑说：“没办法啊，做了这个事情！”
虽然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天，但那天的阳光很好。陪同我去采访的人说：“这样的天气开车在农村里跑一跑真是一种享受。”谁知当采访车开进普迹镇时，四处修路，车子只能走在七弯八拐、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灰尘满天飞，我们连车窗也不敢开，还何谈是一种享受？甚至为了过一道坎，我们还得从车上下来以减轻对汽车底板的压力……唉，这路也实在是太难走了。这个时候，我猛然想到了那位朋友“值不值”的问题，花这样大的精力去写一个农民如何照顾瘫痪的哥哥的话题，值吗？
我们边行边问才总算摸到了何发仁家里。坐在何家的禾场上边晒着太阳边与何发仁聊天，我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是同情还是敬佩？我真的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我始终在控制着采访的气氛，我不想因为我的采访去过多地触碰何发仁痛苦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我要求他说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今年的辣椒卖了多少钱、你的二胡拉得好不好等等我都问得很详细。但我就是不敢去问他的婚姻，直到转了好大一个弯，我才鼓起勇气提到这件事。当看到他非常平静地回答我的提问时，我的心情也方才跟着平静了下来。
采访结束时，我循着何家通向村中机耕道的那条蜿蜒小路看了看，在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已经收割完了的稻田，对面的山坡上，几栋楼房十分抢眼。何发仁说，他已经有20来年几乎没出过村子了。当然，不是他不向往外面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对瘫痪在床的哥哥实在是放心不下。
何发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他房前的那条蜿蜒小路。多少次，他通过那条蜿蜒小路去干农活，但是，他却始终没能够走出那条蜿蜒小路。或许，某一天他会从那条蜿蜒小路走到繁华的小镇直至更远的世界，但这一天竟是那么的遥远。
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没怎么言语，脑子里还是在想着那个“值不值”的问题。我们这一趟采访的确辛苦，但是，何发仁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而且，为了哥哥，他不得不放弃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进城工作的绝好机会，不得不忍痛看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家而去，值吗？也许，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值与不值去评说的，谁能告诉我何发仁的行为是值还是不值？【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10岁父亲去世，12岁因家贫被迫辍学，14岁开始照顾瘫痪在床的哥哥，至今年逾半百的何发仁仍然守着他这个贫寒寂寥的家
何发仁说：“一个是我上了年纪的母亲，一个是我卧床不起的哥哥，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
他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
文图/首席记者 范亚湘 通讯员 郑彦 聂煜
为了给哥哥治病，他连自己睡觉的床都卖了
湖南省浏阳市（县级市）普迹镇团结村新立组住着一户何姓三口之家，今年56岁的何发仁是家中惟一的劳动力，他每天除了为生计奔波外，还要陪伴年迈的母亲、照看瘫痪在床的哥哥。村里人说：“何发仁不仅是难得的孝子，也是兄弟情深的榜样。”
11月12日，记者经过多方打听，一路颠簸，走近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刚下车，一个黝黑的汉子走了过来，同行的人介绍说：“这就是何发仁。”记者赶紧走上前与他握手，但他两只手却情不自禁地在裤腿上搓了搓后才握住了记者的手。
“老何家来贵客了！”邻居在一旁笑着说。“这是邻居家，我家在后边。”何发仁边说边带着记者穿过邻家的堂屋，拐一个弯后才到了他家。这是一栋简陋的土砖结构的平房，虽然墙面用油漆漆过，但四处已是斑驳的一片。房前并不宽敞的禾场上晒着新收获的谷子。一条蜿蜒小路从禾场通向远处的机耕稻，小路一边种着辣椒，一边是收割过后的稻田。
“你这房子盖了有些年了？”记者问。
“1973年盖的。”何发仁说。见来了人，坐在禾场上劈柴的何母赶忙起身进屋了。老何搬出椅子，热情地递来茶水，和记者坐在禾场上聊了起来。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瘫痪的？”
“1964年，那一年他才18岁……他在16岁多的时候，就感到膝盖痛得厉害，后来一查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大概一年多后，他就不能下床了。”
“当时家里给他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老何无奈地笑了笑：“没办法可想啊，家里条件就这个样子。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想不到后来哥哥又得了这个怪病……”
村里人管他哥哥何耀生这种病叫“不死的癌症”。11月15日，记者从一份相关的资料上看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类风湿，病因至今未明，手、腕、足等关节最先受累；早期呈现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晚期关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强硬和畸形，并有骨和骨骼肌萎缩，是一种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
“哥哥年纪轻轻就只能躺在床上，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哭爹叫娘地喊。我娘一边照顾他一边掉眼泪，后来日子久了他整天卧在床上话也不说了，人也变呆了……我那个时候还小，听到哭喊声心里就受不了。没事的时候我会陪在他床前跟他说说话，有时他还被我逗得哈哈直笑。”
自从何发仁懂事起，他每天的生活就和卧病在床的哥哥分不开了。何耀生生活不能自理，吃饭、洗澡、上厕所都离不开弟弟。12岁那年，何发仁小学毕业。“我读书时成绩还可以，但是，家里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再去读书了。”年幼的他不得不每天拼命干农活挣工分，让母亲和哥哥“有口饭吃”。“幸亏我个子高，做起农活来还可以搞得赢几个人。”何发仁说。
成年后，何发仁为哥哥的病花了不少心思，“我20多岁的时候，和几个乡亲用轿子抬着他，送他去长沙当时最好的医院看病……那时药品买不到，就通过熟人为哥哥去买药，花了大几百块钱，但吃了没有什么效果。”单方、偏方、甚至请巫师驱邪的办法也尝试了，然而，哥哥的病情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卖掉了，连我睡觉的床都卖了啊，最后我只好拿张门板搭在砖头上做床。”
说话间，满头银发的何母笑着给记者端来了一份“零食”——几片自制的糖蜜生姜。
“你母亲多大年纪了？”记者问何发仁。
“今年已是85岁的人了，连耳朵都听不见了。”
何发仁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对记者说：“我母亲也是一个苦命的人，5岁做童养媳，20多岁就死了第一任丈夫，她改嫁给我父亲后也只和我父亲生活了十几年……”
为了照顾哥哥，放弃湘潭钢铁厂招工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想过去外面做点事？那样可以增加收入啊！”记者对头发花白的何发仁说。
“年轻的时候想过。”老何告诉记者，他曾有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969年冬天，湘潭钢铁厂到何发仁所在的村里招工人，当时19岁的何发仁报了名，凭着年轻力壮和老实勤快，他给负责招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体检、面试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 “最后确定了3个人去钢铁厂上班，我就是其中一个。”
何发仁兴冲冲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母亲，谁知母亲听了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闷闷不乐地抹眼泪，她说：“你哥哥又痛得不想吃饭了。”那段时间我哥哥的病情日益加重，被折磨得日夜呻吟。他那变形的身体和日渐消瘦的脸让妈妈焦虑不安，她有时甚至会抱着我哥哥一起哭。”
何发仁最终放弃了去钢铁厂上班，把名额让给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要是我去了钢铁厂，家里就没人来照顾我哥哥了。我怕我就是去了湘潭也不能心安……”事后，村里有几位老人一碰到何发仁就连连摇头说：“何伢子你失策了……可惜了啊！”每当这时何发仁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老何起身，领记者进屋看他哥，这个时候，记者才注意到房子里的地面是裸露的泥土，整个家除了几盏灯泡和一些农具，几乎找不到任何电器。“我们家就只这两样东西值钱点。”何发仁指着堂屋里堆放的两口棺材对记者：“一口是给我母亲准备的，另一口是给我哥哥准备的，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说不准哪天说走就会走的啊！”
老何来到堂屋后的侧房，扯亮电灯，昏黄的灯光下，一张简易的木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空间，虽然早已立冬，床上仍铺着夏天用的凉席，走近时隐约可以嗅出一股让人不快的气味。听到声响，蜷在床上的何耀生努力了半天，方才头从被子里探了出来。
记者打了一个招呼，他伸出一截纤细的手臂胡乱地晃了晃，没吱声。
“现在是糊涂的，你打招呼他不懂。”何发仁看着哥哥对记者说：“最近这四、五年他变得神志有些不清了，清醒的时候能说话，糊涂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好多次他连屎尿就拉在床上，我只要一闻到气味就得马上给他清理。夏天的时候，我怕他身上被蚊子咬生疮什么的，就天天给他翻身擦洗，还弄些草药敷在他的身上。”
何发仁告诉记者，何耀生清醒的时候常会一个人叹气、流眼泪，对他说“连累你了，对不起你这个弟弟”，但是，“现在就连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他说了，他已经很难得高兴一回了。”
因为舍不得哥哥，新婚的妻子离他而去
“你是不是没结过婚，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回到禾场上坐下，记者问何发仁。
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结过一次婚……后来没在一起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1982年，她是我们附近镇上的人。”
何发仁32岁那年，有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对几间土砖房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装饰，把妻子迎娶进门。“你看，这墙的红油漆就是那时涂的。”何发仁说。
小夫妻俩开始时还恩恩爱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婚才一个月，一天，妻子突然提出要去醴陵走亲戚。“唉，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我这个家来了。”
“你去找过她没有？”
“当然找过。我多次去她亲戚家接她，但她始终不肯跟我回来。”
“她为什么不肯回来，是不是和你合不来？”
何发仁笑了笑说：“那不是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与我离婚的原因是嫌我瘫痪的哥哥，她亲口对我说，‘我不可能像你这样过一辈子。’”
“那她后来怎么样？”
“一年后她提出了离婚，我同意了。她后来有了新家，现在儿女都很大了。”老何淡淡地说。
“你怨她吗？”
“不怨。”
老何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单身，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了。母亲年纪大了、哥哥重病、家里赤贫如洗，让何发仁不得不去忘记失去妻子的难过，继续支撑起这个不幸的家庭。
“你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什么？”记者问。
“家里种有两亩多田，今年我种了亩把地的辣椒，其余的种水稻。” 老何指着屋前一片辣椒地说，“种的水稻可以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辣椒一年下来卖了1000多元钱。”
老何说，家里从来都是青菜萝卜粗茶淡饭，“我们平常连油都不买的，只有到了过年时才买个10来斤肉。”没钱烧煤，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烧柴做饭。
“你平时很少外出吧？”
“一般出不得门，出去半天就要回来，更不敢在外面过夜，家里离不得人啊。”
“那空闲时候做些什么？”
“年轻的时候喜欢拉拉二胡，我自己做了一把二胡，没事的时候自己拉一拉。”
“喜欢拉什么曲子？”
“《瓜子红》，但是拉得不好……”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以前哥哥心情好的时候，会伴着他拉的二胡跟着唱歌。“我哥的歌唱得好啊，要是他不得这个病，肯定是一个很会过生活的人。”
何发仁还喜欢下象棋，遇上下雨没农活忙的时候，他就跑到对面邻居家“杀”上几盘。家里没有电视机，晚上邻居们有时会叫他过去看看电视。“别人打牌我只在旁边看看，从不参与……我更愿意看邻居家影碟机放的花鼓戏，每次都听得入神。”老何还对记者说，虽然邻居们都挺关照他的，但他不好意思多去打扰人家，时常吃过晚饭七八点钟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你自己的身体还好吗？”
“没什么大问题。”老何粗糙的大手又在腰间搓了搓。
“要是你母亲和哥哥都不在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怎样生活？”
“母亲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没什么牵挂了，至于哥哥……只要他在世上活一天我就会尽能力把他照顾好一天。”何发仁吸了一口烟，望着前方青青的辣椒地说：“要是他也不在了，我自己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何仁发值不值？（三言二拍）
●范亚湘
去采访何发仁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临出发时遇到一位朋友。他笑着对我说：“老范，去写什么新闻哦，星期天也去采访值不值？”没调查当然就没发言权，我只好笑笑说：“没办法啊，做了这个事情！”
虽然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天，但那天的阳光很好。陪同我去采访的人说：“这样的天气开车在农村里跑一跑真是一种享受。”谁知当采访车开进普迹镇时，四处修路，车子只能走在七弯八拐、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灰尘满天飞，我们连车窗也不敢开，还何谈是一种享受？甚至为了过一道坎，我们还得从车上下来以减轻对汽车底板的压力……唉，这路也实在是太难走了。这个时候，我猛然想到了那位朋友“值不值”的问题，花这样大的精力去写一个农民如何照顾瘫痪的哥哥的话题，值吗？
我们边行边问才总算摸到了何发仁家里。坐在何家的禾场上边晒着太阳边与何发仁聊天，我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是同情还是敬佩？我真的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我始终在控制着采访的气氛，我不想因为我的采访去过多地触碰何发仁痛苦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我要求他说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今年的辣椒卖了多少钱、你的二胡拉得好不好等等我都问得很详细。但我就是不敢去问他的婚姻，直到转了好大一个弯，我才鼓起勇气提到这件事。当看到他非常平静地回答我的提问时，我的心情也方才跟着平静了下来。
采访结束时，我循着何家通向村中机耕道的那条蜿蜒小路看了看，在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已经收割完了的稻田，对面的山坡上，几栋楼房十分抢眼。何发仁说，他已经有20来年几乎没出过村子了。当然，不是他不向往外面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对瘫痪在床的哥哥实在是放心不下。
何发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他房前的那条蜿蜒小路。多少次，他通过那条蜿蜒小路去干农活，但是，他却始终没能够走出那条蜿蜒小路。或许，某一天他会从那条蜿蜒小路走到繁华的小镇直至更远的世界，但这一天竟是那么的遥远。
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没怎么言语，脑子里还是在想着那个“值不值”的问题。我们这一趟采访的确辛苦，但是，何发仁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而且，为了哥哥，他不得不放弃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进城工作的绝好机会，不得不忍痛看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家而去，值吗？也许，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值与不值去评说的，谁能告诉我何发仁的行为是值还是不值？
10岁父亲去世，12岁因家贫被迫辍学，14岁开始照顾瘫痪在床的哥哥，至今年逾半百的何发仁仍然守着他这个贫寒寂寥的家
何发仁说：“一个是我上了年纪的母亲，一个是我卧床不起的哥哥，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
他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
文图/首席记者 范亚湘 通讯员 郑彦 聂煜
为了给哥哥治病，他连自己睡觉的床都卖了
湖南省浏阳市（县级市）普迹镇团结村新立组住着一户何姓三口之家，今年56岁的何发仁是家中惟一的劳动力，他每天除了为生计奔波外，还要陪伴年迈的母亲、照看瘫痪在床的哥哥。村里人说：“何发仁不仅是难得的孝子，也是兄弟情深的榜样。”
11月12日，记者经过多方打听，一路颠簸，走近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刚下车，一个黝黑的汉子走了过来，同行的人介绍说：“这就是何发仁。”记者赶紧走上前与他握手，但他两只手却情不自禁地在裤腿上搓了搓后才握住了记者的手。
“老何家来贵客了！”邻居在一旁笑着说。“这是邻居家，我家在后边。”何发仁边说边带着记者穿过邻家的堂屋，拐一个弯后才到了他家。这是一栋简陋的土砖结构的平房，虽然墙面用油漆漆过，但四处已是斑驳的一片。房前并不宽敞的禾场上晒着新收获的谷子。一条蜿蜒小路从禾场通向远处的机耕稻，小路一边种着辣椒，一边是收割过后的稻田。
“你这房子盖了有些年了？”记者问。
“1973年盖的。”何发仁说。见来了人，坐在禾场上劈柴的何母赶忙起身进屋了。老何搬出椅子，热情地递来茶水，和记者坐在禾场上聊了起来。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瘫痪的？”
“1964年，那一年他才18岁……他在16岁多的时候，就感到膝盖痛得厉害，后来一查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大概一年多后，他就不能下床了。”
“当时家里给他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老何无奈地笑了笑：“没办法可想啊，家里条件就这个样子。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想不到后来哥哥又得了这个怪病……”
村里人管他哥哥何耀生这种病叫“不死的癌症”。11月15日，记者从一份相关的资料上看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类风湿，病因至今未明，手、腕、足等关节最先受累；早期呈现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晚期关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强硬和畸形，并有骨和骨骼肌萎缩，是一种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
“哥哥年纪轻轻就只能躺在床上，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哭爹叫娘地喊。我娘一边照顾他一边掉眼泪，后来日子久了他整天卧在床上话也不说了，人也变呆了……我那个时候还小，听到哭喊声心里就受不了。没事的时候我会陪在他床前跟他说说话，有时他还被我逗得哈哈直笑。”
自从何发仁懂事起，他每天的生活就和卧病在床的哥哥分不开了。何耀生生活不能自理，吃饭、洗澡、上厕所都离不开弟弟。12岁那年，何发仁小学毕业。“我读书时成绩还可以，但是，家里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再去读书了。”年幼的他不得不每天拼命干农活挣工分，让母亲和哥哥“有口饭吃”。“幸亏我个子高，做起农活来还可以搞得赢几个人。”何发仁说。
成年后，何发仁为哥哥的病花了不少心思，“我20多岁的时候，和几个乡亲用轿子抬着他，送他去长沙当时最好的医院看病……那时药品买不到，就通过熟人为哥哥去买药，花了大几百块钱，但吃了没有什么效果。”单方、偏方、甚至请巫师驱邪的办法也尝试了，然而，哥哥的病情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卖掉了，连我睡觉的床都卖了啊，最后我只好拿张门板搭在砖头上做床。”
说话间，满头银发的何母笑着给记者端来了一份“零食”——几片自制的糖蜜生姜。
“你母亲多大年纪了？”记者问何发仁。
“今年已是85岁的人了，连耳朵都听不见了。”
何发仁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对记者说：“我母亲也是一个苦命的人，5岁做童养媳，20多岁就死了第一任丈夫，她改嫁给我父亲后也只和我父亲生活了十几年……”
为了照顾哥哥，放弃湘潭钢铁厂招工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想过去外面做点事？那样可以增加收入啊！”记者对头发花白的何发仁说。
“年轻的时候想过。”老何告诉记者，他曾有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969年冬天，湘潭钢铁厂到何发仁所在的村里招工人，当时19岁的何发仁报了名，凭着年轻力壮和老实勤快，他给负责招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体检、面试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 “最后确定了3个人去钢铁厂上班，我就是其中一个。”
何发仁兴冲冲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母亲，谁知母亲听了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闷闷不乐地抹眼泪，她说：“你哥哥又痛得不想吃饭了。”那段时间我哥哥的病情日益加重，被折磨得日夜呻吟。他那变形的身体和日渐消瘦的脸让妈妈焦虑不安，她有时甚至会抱着我哥哥一起哭。”
何发仁最终放弃了去钢铁厂上班，把名额让给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要是我去了钢铁厂，家里就没人来照顾我哥哥了。我怕我就是去了湘潭也不能心安……”事后，村里有几位老人一碰到何发仁就连连摇头说：“何伢子你失策了……可惜了啊！”每当这时何发仁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老何起身，领记者进屋看他哥，这个时候，记者才注意到房子里的地面是裸露的泥土，整个家除了几盏灯泡和一些农具，几乎找不到任何电器。“我们家就只这两样东西值钱点。”何发仁指着堂屋里堆放的两口棺材对记者：“一口是给我母亲准备的，另一口是给我哥哥准备的，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说不准哪天说走就会走的啊！”
老何来到堂屋后的侧房，扯亮电灯，昏黄的灯光下，一张简易的木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空间，虽然早已立冬，床上仍铺着夏天用的凉席，走近时隐约可以嗅出一股让人不快的气味。听到声响，蜷在床上的何耀生努力了半天，方才头从被子里探了出来。
记者打了一个招呼，他伸出一截纤细的手臂胡乱地晃了晃，没吱声。
“现在是糊涂的，你打招呼他不懂。”何发仁看着哥哥对记者说：“最近这四、五年他变得神志有些不清了，清醒的时候能说话，糊涂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好多次他连屎尿就拉在床上，我只要一闻到气味就得马上给他清理。夏天的时候，我怕他身上被蚊子咬生疮什么的，就天天给他翻身擦洗，还弄些草药敷在他的身上。”
何发仁告诉记者，何耀生清醒的时候常会一个人叹气、流眼泪，对他说“连累你了，对不起你这个弟弟”，但是，“现在就连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他说了，他已经很难得高兴一回了。”
因为舍不得哥哥，新婚的妻子离他而去
“你是不是没结过婚，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回到禾场上坐下，记者问何发仁。
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结过一次婚……后来没在一起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1982年，她是我们附近镇上的人。”
何发仁32岁那年，有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对几间土砖房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装饰，把妻子迎娶进门。“你看，这墙的红油漆就是那时涂的。”何发仁说。
小夫妻俩开始时还恩恩爱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婚才一个月，一天，妻子突然提出要去醴陵走亲戚。“唉，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我这个家来了。”
“你去找过她没有？”
“当然找过。我多次去她亲戚家接她，但她始终不肯跟我回来。”
“她为什么不肯回来，是不是和你合不来？”
何发仁笑了笑说：“那不是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与我离婚的原因是嫌我瘫痪的哥哥，她亲口对我说，‘我不可能像你这样过一辈子。’”
“那她后来怎么样？”
“一年后她提出了离婚，我同意了。她后来有了新家，现在儿女都很大了。”老何淡淡地说。
“你怨她吗？”
“不怨。”
老何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单身，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了。母亲年纪大了、哥哥重病、家里赤贫如洗，让何发仁不得不去忘记失去妻子的难过，继续支撑起这个不幸的家庭。
“你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什么？”记者问。
“家里种有两亩多田，今年我种了亩把地的辣椒，其余的种水稻。” 老何指着屋前一片辣椒地说，“种的水稻可以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辣椒一年下来卖了1000多元钱。”
老何说，家里从来都是青菜萝卜粗茶淡饭，“我们平常连油都不买的，只有到了过年时才买个10来斤肉。”没钱烧煤，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烧柴做饭。
“你平时很少外出吧？”
“一般出不得门，出去半天就要回来，更不敢在外面过夜，家里离不得人啊。”
“那空闲时候做些什么？”
“年轻的时候喜欢拉拉二胡，我自己做了一把二胡，没事的时候自己拉一拉。”
“喜欢拉什么曲子？”
“《瓜子红》，但是拉得不好……”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以前哥哥心情好的时候，会伴着他拉的二胡跟着唱歌。“我哥的歌唱得好啊，要是他不得这个病，肯定是一个很会过生活的人。”
何发仁还喜欢下象棋，遇上下雨没农活忙的时候，他就跑到对面邻居家“杀”上几盘。家里没有电视机，晚上邻居们有时会叫他过去看看电视。“别人打牌我只在旁边看看，从不参与……我更愿意看邻居家影碟机放的花鼓戏，每次都听得入神。”老何还对记者说，虽然邻居们都挺关照他的，但他不好意思多去打扰人家，时常吃过晚饭七八点钟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你自己的身体还好吗？”
“没什么大问题。”老何粗糙的大手又在腰间搓了搓。
“要是你母亲和哥哥都不在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怎样生活？”
“母亲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没什么牵挂了，至于哥哥……只要他在世上活一天我就会尽能力把他照顾好一天。”何发仁吸了一口烟，望着前方青青的辣椒地说：“要是他也不在了，我自己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何仁发值不值？（三言二拍）
●范亚湘
去采访何发仁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临出发时遇到一位朋友。他笑着对我说：“老范，去写什么新闻哦，星期天也去采访值不值？”没调查当然就没发言权，我只好笑笑说：“没办法啊，做了这个事情！”
虽然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天，但那天的阳光很好。陪同我去采访的人说：“这样的天气开车在农村里跑一跑真是一种享受。”谁知当采访车开进普迹镇时，四处修路，车子只能走在七弯八拐、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灰尘满天飞，我们连车窗也不敢开，还何谈是一种享受？甚至为了过一道坎，我们还得从车上下来以减轻对汽车底板的压力……唉，这路也实在是太难走了。这个时候，我猛然想到了那位朋友“值不值”的问题，花这样大的精力去写一个农民如何照顾瘫痪的哥哥的话题，值吗？
我们边行边问才总算摸到了何发仁家里。坐在何家的禾场上边晒着太阳边与何发仁聊天，我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是同情还是敬佩？我真的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我始终在控制着采访的气氛，我不想因为我的采访去过多地触碰何发仁痛苦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我要求他说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今年的辣椒卖了多少钱、你的二胡拉得好不好等等我都问得很详细。但我就是不敢去问他的婚姻，直到转了好大一个弯，我才鼓起勇气提到这件事。当看到他非常平静地回答我的提问时，我的心情也方才跟着平静了下来。
采访结束时，我循着何家通向村中机耕道的那条蜿蜒小路看了看，在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已经收割完了的稻田，对面的山坡上，几栋楼房十分抢眼。何发仁说，他已经有20来年几乎没出过村子了。当然，不是他不向往外面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对瘫痪在床的哥哥实在是放心不下。
何发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他房前的那条蜿蜒小路。多少次，他通过那条蜿蜒小路去干农活，但是，他却始终没能够走出那条蜿蜒小路。或许，某一天他会从那条蜿蜒小路走到繁华的小镇直至更远的世界，但这一天竟是那么的遥远。
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没怎么言语，脑子里还是在想着那个“值不值”的问题。我们这一趟采访的确辛苦，但是，何发仁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而且，为了哥哥，他不得不放弃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进城工作的绝好机会，不得不忍痛看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家而去，值吗？也许，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值与不值去评说的，谁能告诉我何发仁的行为是值还是不值？【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10岁父亲去世，12岁因家贫被迫辍学，14岁开始照顾瘫痪在床的哥哥，至今年逾半百的何发仁仍然守着他这个贫寒寂寥的家
何发仁说：“一个是我上了年纪的母亲，一个是我卧床不起的哥哥，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
他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
文图/首席记者 范亚湘 通讯员 郑彦 聂煜
为了给哥哥治病，他连自己睡觉的床都卖了
湖南省浏阳市（县级市）普迹镇团结村新立组住着一户何姓三口之家，今年56岁的何发仁是家中惟一的劳动力，他每天除了为生计奔波外，还要陪伴年迈的母亲、照看瘫痪在床的哥哥。村里人说：“何发仁不仅是难得的孝子，也是兄弟情深的榜样。”
11月12日，记者经过多方打听，一路颠簸，走近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刚下车，一个黝黑的汉子走了过来，同行的人介绍说：“这就是何发仁。”记者赶紧走上前与他握手，但他两只手却情不自禁地在裤腿上搓了搓后才握住了记者的手。
“老何家来贵客了！”邻居在一旁笑着说。“这是邻居家，我家在后边。”何发仁边说边带着记者穿过邻家的堂屋，拐一个弯后才到了他家。这是一栋简陋的土砖结构的平房，虽然墙面用油漆漆过，但四处已是斑驳的一片。房前并不宽敞的禾场上晒着新收获的谷子。一条蜿蜒小路从禾场通向远处的机耕稻，小路一边种着辣椒，一边是收割过后的稻田。
“你这房子盖了有些年了？”记者问。
“1973年盖的。”何发仁说。见来了人，坐在禾场上劈柴的何母赶忙起身进屋了。老何搬出椅子，热情地递来茶水，和记者坐在禾场上聊了起来。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瘫痪的？”
“1964年，那一年他才18岁……他在16岁多的时候，就感到膝盖痛得厉害，后来一查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大概一年多后，他就不能下床了。”
“当时家里给他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老何无奈地笑了笑：“没办法可想啊，家里条件就这个样子。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想不到后来哥哥又得了这个怪病……”
村里人管他哥哥何耀生这种病叫“不死的癌症”。11月15日，记者从一份相关的资料上看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类风湿，病因至今未明，手、腕、足等关节最先受累；早期呈现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晚期关节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强硬和畸形，并有骨和骨骼肌萎缩，是一种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
“哥哥年纪轻轻就只能躺在床上，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哭爹叫娘地喊。我娘一边照顾他一边掉眼泪，后来日子久了他整天卧在床上话也不说了，人也变呆了……我那个时候还小，听到哭喊声心里就受不了。没事的时候我会陪在他床前跟他说说话，有时他还被我逗得哈哈直笑。”
自从何发仁懂事起，他每天的生活就和卧病在床的哥哥分不开了。何耀生生活不能自理，吃饭、洗澡、上厕所都离不开弟弟。12岁那年，何发仁小学毕业。“我读书时成绩还可以，但是，家里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再去读书了。”年幼的他不得不每天拼命干农活挣工分，让母亲和哥哥“有口饭吃”。“幸亏我个子高，做起农活来还可以搞得赢几个人。”何发仁说。
成年后，何发仁为哥哥的病花了不少心思，“我20多岁的时候，和几个乡亲用轿子抬着他，送他去长沙当时最好的医院看病……那时药品买不到，就通过熟人为哥哥去买药，花了大几百块钱，但吃了没有什么效果。”单方、偏方、甚至请巫师驱邪的办法也尝试了，然而，哥哥的病情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卖掉了，连我睡觉的床都卖了啊，最后我只好拿张门板搭在砖头上做床。”
说话间，满头银发的何母笑着给记者端来了一份“零食”——几片自制的糖蜜生姜。
“你母亲多大年纪了？”记者问何发仁。
“今年已是85岁的人了，连耳朵都听不见了。”
何发仁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对记者说：“我母亲也是一个苦命的人，5岁做童养媳，20多岁就死了第一任丈夫，她改嫁给我父亲后也只和我父亲生活了十几年……”
为了照顾哥哥，放弃湘潭钢铁厂招工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想过去外面做点事？那样可以增加收入啊！”记者对头发花白的何发仁说。
“年轻的时候想过。”老何告诉记者，他曾有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969年冬天，湘潭钢铁厂到何发仁所在的村里招工人，当时19岁的何发仁报了名，凭着年轻力壮和老实勤快，他给负责招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体检、面试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 “最后确定了3个人去钢铁厂上班，我就是其中一个。”
何发仁兴冲冲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母亲，谁知母亲听了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闷闷不乐地抹眼泪，她说：“你哥哥又痛得不想吃饭了。”那段时间我哥哥的病情日益加重，被折磨得日夜呻吟。他那变形的身体和日渐消瘦的脸让妈妈焦虑不安，她有时甚至会抱着我哥哥一起哭。”
何发仁最终放弃了去钢铁厂上班，把名额让给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要是我去了钢铁厂，家里就没人来照顾我哥哥了。我怕我就是去了湘潭也不能心安……”事后，村里有几位老人一碰到何发仁就连连摇头说：“何伢子你失策了……可惜了啊！”每当这时何发仁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老何起身，领记者进屋看他哥，这个时候，记者才注意到房子里的地面是裸露的泥土，整个家除了几盏灯泡和一些农具，几乎找不到任何电器。“我们家就只这两样东西值钱点。”何发仁指着堂屋里堆放的两口棺材对记者：“一口是给我母亲准备的，另一口是给我哥哥准备的，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说不准哪天说走就会走的啊！”
老何来到堂屋后的侧房，扯亮电灯，昏黄的灯光下，一张简易的木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空间，虽然早已立冬，床上仍铺着夏天用的凉席，走近时隐约可以嗅出一股让人不快的气味。听到声响，蜷在床上的何耀生努力了半天，方才头从被子里探了出来。
记者打了一个招呼，他伸出一截纤细的手臂胡乱地晃了晃，没吱声。
“现在是糊涂的，你打招呼他不懂。”何发仁看着哥哥对记者说：“最近这四、五年他变得神志有些不清了，清醒的时候能说话，糊涂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好多次他连屎尿就拉在床上，我只要一闻到气味就得马上给他清理。夏天的时候，我怕他身上被蚊子咬生疮什么的，就天天给他翻身擦洗，还弄些草药敷在他的身上。”
何发仁告诉记者，何耀生清醒的时候常会一个人叹气、流眼泪，对他说“连累你了，对不起你这个弟弟”，但是，“现在就连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他说了，他已经很难得高兴一回了。”
因为舍不得哥哥，新婚的妻子离他而去
“你是不是没结过婚，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回到禾场上坐下，记者问何发仁。
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结过一次婚……后来没在一起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1982年，她是我们附近镇上的人。”
何发仁32岁那年，有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对几间土砖房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装饰，把妻子迎娶进门。“你看，这墙的红油漆就是那时涂的。”何发仁说。
小夫妻俩开始时还恩恩爱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婚才一个月，一天，妻子突然提出要去醴陵走亲戚。“唉，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我这个家来了。”
“你去找过她没有？”
“当然找过。我多次去她亲戚家接她，但她始终不肯跟我回来。”
“她为什么不肯回来，是不是和你合不来？”
何发仁笑了笑说：“那不是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与我离婚的原因是嫌我瘫痪的哥哥，她亲口对我说，‘我不可能像你这样过一辈子。’”
“那她后来怎么样？”
“一年后她提出了离婚，我同意了。她后来有了新家，现在儿女都很大了。”老何淡淡地说。
“你怨她吗？”
“不怨。”
老何告诉记者，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单身，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了。母亲年纪大了、哥哥重病、家里赤贫如洗，让何发仁不得不去忘记失去妻子的难过，继续支撑起这个不幸的家庭。
“你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什么？”记者问。
“家里种有两亩多田，今年我种了亩把地的辣椒，其余的种水稻。” 老何指着屋前一片辣椒地说，“种的水稻可以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辣椒一年下来卖了1000多元钱。”
老何说，家里从来都是青菜萝卜粗茶淡饭，“我们平常连油都不买的，只有到了过年时才买个10来斤肉。”没钱烧煤，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烧柴做饭。
“你平时很少外出吧？”
“一般出不得门，出去半天就要回来，更不敢在外面过夜，家里离不得人啊。”
“那空闲时候做些什么？”
“年轻的时候喜欢拉拉二胡，我自己做了一把二胡，没事的时候自己拉一拉。”
“喜欢拉什么曲子？”
“《瓜子红》，但是拉得不好……”老何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以前哥哥心情好的时候，会伴着他拉的二胡跟着唱歌。“我哥的歌唱得好啊，要是他不得这个病，肯定是一个很会过生活的人。”
何发仁还喜欢下象棋，遇上下雨没农活忙的时候，他就跑到对面邻居家“杀”上几盘。家里没有电视机，晚上邻居们有时会叫他过去看看电视。“别人打牌我只在旁边看看，从不参与……我更愿意看邻居家影碟机放的花鼓戏，每次都听得入神。”老何还对记者说，虽然邻居们都挺关照他的，但他不好意思多去打扰人家，时常吃过晚饭七八点钟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你自己的身体还好吗？”
“没什么大问题。”老何粗糙的大手又在腰间搓了搓。
“要是你母亲和哥哥都不在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怎样生活？”
“母亲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没什么牵挂了，至于哥哥……只要他在世上活一天我就会尽能力把他照顾好一天。”何发仁吸了一口烟，望着前方青青的辣椒地说：“要是他也不在了，我自己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何仁发值不值？（三言二拍）
●范亚湘
去采访何发仁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临出发时遇到一位朋友。他笑着对我说：“老范，去写什么新闻哦，星期天也去采访值不值？”没调查当然就没发言权，我只好笑笑说：“没办法啊，做了这个事情！”
虽然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天，但那天的阳光很好。陪同我去采访的人说：“这样的天气开车在农村里跑一跑真是一种享受。”谁知当采访车开进普迹镇时，四处修路，车子只能走在七弯八拐、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灰尘满天飞，我们连车窗也不敢开，还何谈是一种享受？甚至为了过一道坎，我们还得从车上下来以减轻对汽车底板的压力……唉，这路也实在是太难走了。这个时候，我猛然想到了那位朋友“值不值”的问题，花这样大的精力去写一个农民如何照顾瘫痪的哥哥的话题，值吗？
我们边行边问才总算摸到了何发仁家里。坐在何家的禾场上边晒着太阳边与何发仁聊天，我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是同情还是敬佩？我真的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我始终在控制着采访的气氛，我不想因为我的采访去过多地触碰何发仁痛苦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我要求他说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今年的辣椒卖了多少钱、你的二胡拉得好不好等等我都问得很详细。但我就是不敢去问他的婚姻，直到转了好大一个弯，我才鼓起勇气提到这件事。当看到他非常平静地回答我的提问时，我的心情也方才跟着平静了下来。
采访结束时，我循着何家通向村中机耕道的那条蜿蜒小路看了看，在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已经收割完了的稻田，对面的山坡上，几栋楼房十分抢眼。何发仁说，他已经有20来年几乎没出过村子了。当然，不是他不向往外面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对瘫痪在床的哥哥实在是放心不下。
何发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他房前的那条蜿蜒小路。多少次，他通过那条蜿蜒小路去干农活，但是，他却始终没能够走出那条蜿蜒小路。或许，某一天他会从那条蜿蜒小路走到繁华的小镇直至更远的世界，但这一天竟是那么的遥远。
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没怎么言语，脑子里还是在想着那个“值不值”的问题。我们这一趟采访的确辛苦，但是，何发仁照顾瘫痪的哥哥42年，而且，为了哥哥，他不得不放弃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进城工作的绝好机会，不得不忍痛看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家而去，值吗？也许，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值与不值去评说的，谁能告诉我何发仁的行为是值还是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