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打屁股：廷杖制度

戏文里有一句常用的台词：推出午门斩首。这不过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想像罢了。
　　 所谓午门，即皇宫外朝的正门。午门城台正中三个门洞，左右两翼各一掖门，每个门洞各有用途。平常，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五公出入右（西）门；左、右掖门只有朝会时打开，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而中门，则为皇帝专用的“御道”，皇帝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是皇帝结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进宫从中门入，但多数皇帝都成年婚后才登基，所以从中门入宫的皇后并不多。二是太和殿殿试传肿（宣布殿试结果）后，一甲三名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从中门出宫。
　　午门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古代非常注重的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每年腊月初一在午门隆重举行。国家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亲御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国家司法机关刑部会同文教礼仪机关礼部，将“匪酋”送赴午门下，皇帝说一声“赦”，就算免了他的死罪，表示国家又一次取得了“德胜”，文明终于克服了野蛮。
　　 把如此重要的典礼场所作为杀人刑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古代远自先秦时起，执行死刑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罪在立诛的犯人，一般死囚犯要到秋季才能处决。清朝规定，每年秋审刑部将死囚犯案卷呈送皇帝审批、皇帝认为当斩，即朱笔“勾到”，交刑部执行。
　　 那么，下层百姓为什么对午门有这样可怕的误解呢？
　　 一个生活在明朝的官员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午门从来就不是砍头的地方，而是打屁股的地方。
　　 在明朝，打屁股是十分流行的运动，所谓“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庄重严肃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屁股挨打。
　　 屁股这东西，算得上人体最微妙的部位，因为和性器官、排泄器官联系甚密，很有私密性、羞耻性和喜剧性，不但不能露，而且不可说。 小时候，被父母或老师打打屁股的还不算什么，可是成年以后，特别是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也要脱下裤子、撅起屁股，被人家狠狠抽上一通，那可就不仅仅是皮肉受苦了。
　　
　　 《明史·刑法志》曾被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赞许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廷杖和厂卫这两项明朝独有的制度。《刑法志》认为，廷杖是明朝的发明：“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而明史专家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已经在朝廷上用大棒子打人了。《资治通鉴》载：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
　　
　　 不过大规模、制度化、而且明显是出于侮辱动机的廷杖确实是明朝专利，况且，在“性猜忌”云云方面，朱元璋也可谓后来居上。
　　 《明史·刑法志》记载：明太祖曾经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半仙刘伯温）说：“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当时朱元璋还很表同意。而且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朱元璋说：“那么大的干部，受这种侮辱不合适。”命以俸赎罪。
　　 可是朱元璋对大臣们脸面的尊重没有什么“政策连续性”，“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这个“苦大仇深”的前和尚，在中国历史上全部皇帝中出身最苦，按成份论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１０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成了鬼墟。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
　　 很多人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尝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吴晗分析朱元璋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贴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因此，吴晗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
　　 这就是廷杖之刑的开始，原来也并没有载入明朝王法之中，是由皇帝本人一时喜怒决定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用不着由什么三法司来审定。既然祖宗创了例，后代子孙照此执行，就有了根据。
　　
　　 执行廷杖的具体情形是:行刑的前一日，有关方面通知获罪官员，明日准备受刑。行刑时，由侍卫和太监将大臣绑赴午门外，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行刑狱吏扑上来，将“罪犯”摁倒在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先由军校打三下，作为开场。然后，分别“着实打”和“用心打”，上百名军士一边哈喝壮威，一边轮流执杖施刑。打完，再用厚布将人裹起，几个人一齐用力，将其抛起，掷到地上。
　　 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被杖的人如果事前知道，都先吃点药准备挨打，如果突然被杖，则很少能活的。被打的人如果昏迷，据说喝人尿可以醒过来;受伤青痕如果不过膝盖，还可以救活，但救好以后，往往成为残废。明代官员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刑罚，有人甚至因此作梦也梦见挨打。
　　
　　 廷杖制度的一个大问题是：它的“操作灵活性”很高，特别适合具体执行者上下其手、推波助澜。负责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受杖的人的轻重死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说了算。一般来说，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则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被“用心打”的，一般决无生还之理。还据说锦衣校尉行杖时，只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双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还不致于将人打死，若靴尖向内一收，就休想活命了。 所以，廷杖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执行，而生死之权却是操纵在宦官手中。这无疑给了这些原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极大的权威和“主观能动性”，由此，廷杖从皇帝用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使士大夫乖乖听话的利器，渐渐成了宦官打击敌对的廷臣的工具。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主观意志和技术保证。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据说，这训练是：在砖头的上面盖一张纸，要求将砖头打碎，而纸一点不破。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这是个技术活儿，很讲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的。史载：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弹劾贪吏，触怒了大宦官刘瑾，矫旨杖三十。当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特地选卒练习数日，等技术过关了再打，李熙差点被打死。不知道就是要这个分寸，还是禁卒们临阵磨枪，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最初，执行廷杖的例子并不多。皇帝的本意，也许不过是借此树立威风、叫臣下老实听话罢了。但是由于有了以上的好处，廷杖执行者就更有热情使之“制度化”。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谁要冒犯了他，即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宪宗还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宪”的本意，就是“小聪明”），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叫他得意地摘了出来，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
　　 不过这个时候，受廷杖者还不脱衣服，并可用厚绵衣垫着，尽管耻辱，总还保留一点体面，而且挨打的人也不很多，受杖者犹须卧床数月，始得痊愈，“死亡率”也不算很高。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用事，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士大夫们皮开肉绽，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应了“作法自毙”的老话，对打别人屁股充满热情的大宦官刘瑾，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挨板子。不久后，他在宦官内讧中倒台，“是日……传言上御门，瑾上前，到午门上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珲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言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着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告，则各校官齐声应答如前”（《骨董琐记》）。在明王朝两百多年的漫长“打屁股史”中，只有这一次算得上是大快人心的。
　　
　　 在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制度可谓“发扬光大”了：不但挨板子的人多，被打死的人也多。而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１６８人的屁股，打死１５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１３４人的屁股，打死１７人。
　　 正德年间，武宗放荡不羁，耽于游乐，数次南北“巡幸”，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欲南巡，而明财赋主要就仰仗东南几个省区，武宗此举无异劳民伤财。“文死谏，武死战”，当时的朝臣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南巡的运动。
　　 武宗开始打算躲过这些呆头呆脑的士大夫，来了个称病不视朝。可是士大夫们伏阙俟旨，坚持请武宗收回成命。武宗于是大为震怒：“这帮读书人真是反了！”遂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人下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罚跪午门外5日，继而各杖30，降级调外用，黄、陆等各杖50，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以往的廷杖一般都是单独的个人或几人受刑，上百人伏在午门外的地上一起打屁股，不可不谓壮观，也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
　　 武宗只是空前，并未绝后，还有规模更大的。
　　 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明武宗朱厚照结束了他胡闹的一生。这个荒唐皇帝无子继承皇位，大臣们根据“兄终弟及”的祖训，立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骢为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骢此时已经１６岁，而且名声不坏，大臣们立他也是希望这个皇帝像样一点，听话一些，不要跟那个荒唐的堂兄一样。可是恰恰是这个皇帝，让士大夫们的屁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击。
　　　　因为世宗是以同辈庶兄弟身分登基的，旁支继任大统，当时大臣们的观点是“为人子者为人后”，要求朱厚骢要以孝宗为皇考，而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也就是认自己是孝宗（他的伯父）的儿子，而他的生父兴献王只能做“皇叔父”。
　　 但是朱厚骢不愿意：他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皇太子的，如果连亲生父亲都成了问题，这个皇帝不当也罢。于是，嘉靖帝即位刚六天，就出人意料地提出，要为他的生身父母上“皇帝”、“皇太后”的尊号。而因此遭到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议大礼”。今人可能觉得此争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正统观念，这却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
　　 “为人子者为人后”一派阵容强大，以内阁首辅杨延和为首；还有一派以新科进士张骢为首，看清楚了皇帝不愿意放弃家系，就主张应以兴献王为皇考，并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进兴献帝一代，号为睿宗，这一派人单势孤，却受到嘉靖的支持。
　　 于是这场争论延续了三年，是非非但没有越辩越明，矛盾还越弄越大。小皇帝也已羽毛渐丰，可以踢开这些绊脚石了，遂罢免杨廷和等数人，由张骢入阁，正式采纳其建议。
　　 更改尊号的谕旨一出，杨廷和之子杨慎在宫门外的金水桥边对百官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杨慎是当时士林的青年领袖，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杨慎入京会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这年他24岁。按说阁老之子高中状元，闲言碎语总不可免的，但杨慎却没经受这道“手续”，因为大家公认他有那个实力。此时他振臂一呼，向应者自然云集。
　　 于是，士大夫二百三十多人跪在左顺门哭谏请愿。金水桥畔哭声连天，紫禁城内如遭新丧，据说“哭声震瓦”，简直是无法收拾，晦气至极。皇帝下旨令退，但众人不肯，甚至连内阁毛纪和石宝也加入了跪伏。皇帝再令退，仍无效。就这么从早晨一直僵持到了正午。
　　 此时的嘉靖帝年方十九，血气方刚，正跃跃欲试，终于按捺不住愤怒，于是下令就地执行廷杖。将为首八人下狱，连同治罪的总计二百二十人，四品官以上的全部夺去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一百八十余人加杖刑，可怜群臣们一天没有吃饭，却吃一顿大根，痛打之下，当场毙命十七人，另有数十人被皇帝打入狱中，其余或残或伤，败下阵去。
　　
　　 杨慎倒还命大，虽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总算“毙而复苏”。廷杖后，被谪戍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前后三十多年。由于杨慎“天禀倔强”，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放弃，朝廷也始终不准赦还，最后在嘉靖38年（1559）含恨死于云南戍所，终年72岁。今天桂湖公园中升庵祠前，有联赞他：
　　投边益显宏文，全蜀才华推第一；
　　佐父同争大礼，有明忠谔叹无双。
　　
　　（杨慎词临江仙
　　《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后来这首词被清初的毛宗冈移置于《三国演义》卷首，因而名扬四海，倒没有几个人知道原作者是谁了。）
　　
　　 作为现代人，我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些忠心赤胆的士大夫们如此执著的必要性，当然，古人是很讲究名正言顺、规矩方圆的，可是这有那么重要吗？而且他们的道理真的就那么正确吗？如果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想想，除了凶相毕露，似乎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但是这一次大打出手，却让嘉靖尝到了甜头，简直有些乐此不疲，收不住手的意思。“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耀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不管多大官职，不管什么理由，都可以按在地上、亮出屁股打一顿，打死了算活该，没打死的还得马上爬起来上班办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嘉靖在位四十多年，杖杀的朝士，超过前代一倍多。
　　
　　 不光招惹了皇帝挨打，招惹了权臣权宦也一样挨打。最有名的当数张居正“夺情”事件了。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按照古代通常做法，做官者凡有此类“丁忧”之难，都要离任回乡亲自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不论宰辅大臣还是卑官胥吏都要如此。如恋位不归，在伦理观念与纲常世俗上来说是大逆不孝之事，一般说来，只有正在带兵打仗的将帅，才可以因军情紧急而“移孝作忠”，“化悲痛为力量，搞好本职工作”，即为“夺情”。
　　　　张居正当时贵为内阁首辅和帝师，权势正当如日中天，担心一去三年后大权失落，也打算“夺情”——但是自己不好说，理由也不充分，于是表面申请回乡守丧，却暗中示意太监头子冯保让神宗挽留，在朝臣方面，也发动与自己交好的李幼孜等人率先上书请留，营造出一种没有张先生，地球不能转的氛围。这些手段果然把小皇帝吓住了，十月，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守丧，神宗不准，称“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弃。”于是命张在职守丧，不上朝，穿丧服在家办公。
　　　　然而，士大夫却不吃这一套：皇帝他们是惹不起了，可是一个权臣休想过这一关。何况他们也自信真理在手，仁者无敌：这是涉及道德伦理的大事，事关纲常等高尚概念，是不容违背的。于是反对之声四起，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陈言请皇帝让张回乡尽孝，“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后刑部员外郎艾穆、沈思孝等更上书“揭批”张居正恋权贪位的丑恶嘴脸：“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张居正大怒，要来圣旨严惩。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削职为民，艾穆、沈思孝各杖八十，发配充军；正在打得热闹，另一位官员毛用澄又赶来奏上一本，也挨一通板子，这就是所谓“五直臣”事件。“五直臣”都被打得很重，尤其吴中行原是张的门生，所以张居正特别愤恨，授意将其打死，后来勉强保全一命。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家人还把打飞的肉拣回来，作成腊肉，作为“光荣资本”保存。
　　　　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在朝野上下的心目中，他由一个能干的首辅，立刻变成了一个不忠不孝、面目可憎的权臣，这也落下了他死后被削名抄家的祸根。
　　　　这场“夺情”之争和嘉靖时的“议大礼”一样，也不免让人啼笑皆非。张居正不失为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嘉靖至少在一开始，也不象一个坏皇帝，如果没有这两次大打屁股，明朝的局面会不会更好些呢？固然，士大夫们的坚持，不能完全说是意气用事，至少它反映了与皇帝或权臣之间情绪上的对立，对擅权专横行径的积怨，对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萎靡和世风日下的强烈不满，所以一旦爆发才会这么毫不妥协而义无返顾。可是，他们难道找不到一个更像样的挨打的理由吗？
　　
　　　　后来，神宗皇帝万历因为立嫡的事，跟大臣们闹意见，索性罢了工，几十年不上朝，也不看群臣上奏的折子。大臣们居然因祸得富，没有人再挨板子了。
　　　　说来可能叫人不信，最后终结廷杖制度的，居然是大宦官魏忠贤。《明史·刑法志》载：
　　　　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魏忠贤当时权倾朝野，揍个把人当然不在话下，也不会因叶向高的一句话立地成佛，事实上，这个注重实效的阉人对士大夫的脸面屁股均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在朝廷上用板子杀人，不但效率太低，而且响动太大，很不划算。当时的刑讯机关：厂、卫、镇抚司，都攥在他手里，谁不听话都弄到那里收拾，而且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也没有人说三道四。还想挨板子？做梦去吧。
　　
　　　　明朝皇帝这样滥施刑罚，折辱臣下，心里一定爽得很，但是对后果，他们可能想得少了些，或者根本就没有想。
　　　　就在屁板子声响个不停的嘉靖年间，詹事霍韬给皇帝上了一通奏章，写道：“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霍韬的奏章痛心疾首，说穿了明朝刑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惜予人以辱，使廉耻扫地以尽。不过“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明朝皇帝的利益着想，基本上还是鲁迅所说的“老爷，您衣服脏了，该换一换”之类的“奴才语言”：这样折辱臣下，最后倒霉的还是皇帝自己。你把大家的廉耻都打没了，还讲什么气节呢？人无气节，谁还为你效忠呢？可是嘉靖皇帝正打得过瘾，又怎听得进臣子的忠告？
　　 于是，板子打在屁股上，伤疤却落在精神上。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指出的那样，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士大夫们终于发现，所谓“尽忠报国”、“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过是傻瓜的痴人说梦，只有献媚、投机和相互倾轧，才是取得功名富贵的“成功之路”。官僚们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故明之政治，吏治腐败、权力斗争和道德堕落都是空前的。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自尽前无奈地哀叹：“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个又凶狠又可怜的皇帝，好像从没想过，在他列祖列宗劈劈啪啪的板子下面，还能爬出来什么像样的人物。戏文里有一句常用的台词：推出午门斩首。这不过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想像罢了。
　　 所谓午门，即皇宫外朝的正门。午门城台正中三个门洞，左右两翼各一掖门，每个门洞各有用途。平常，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五公出入右（西）门；左、右掖门只有朝会时打开，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而中门，则为皇帝专用的“御道”，皇帝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是皇帝结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进宫从中门入，但多数皇帝都成年婚后才登基，所以从中门入宫的皇后并不多。二是太和殿殿试传肿（宣布殿试结果）后，一甲三名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从中门出宫。
　　午门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古代非常注重的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每年腊月初一在午门隆重举行。国家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亲御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国家司法机关刑部会同文教礼仪机关礼部，将“匪酋”送赴午门下，皇帝说一声“赦”，就算免了他的死罪，表示国家又一次取得了“德胜”，文明终于克服了野蛮。
　　 把如此重要的典礼场所作为杀人刑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古代远自先秦时起，执行死刑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罪在立诛的犯人，一般死囚犯要到秋季才能处决。清朝规定，每年秋审刑部将死囚犯案卷呈送皇帝审批、皇帝认为当斩，即朱笔“勾到”，交刑部执行。
　　 那么，下层百姓为什么对午门有这样可怕的误解呢？
　　 一个生活在明朝的官员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午门从来就不是砍头的地方，而是打屁股的地方。
　　 在明朝，打屁股是十分流行的运动，所谓“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庄重严肃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屁股挨打。
　　 屁股这东西，算得上人体最微妙的部位，因为和性器官、排泄器官联系甚密，很有私密性、羞耻性和喜剧性，不但不能露，而且不可说。 小时候，被父母或老师打打屁股的还不算什么，可是成年以后，特别是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也要脱下裤子、撅起屁股，被人家狠狠抽上一通，那可就不仅仅是皮肉受苦了。
　　
　　 《明史·刑法志》曾被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赞许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廷杖和厂卫这两项明朝独有的制度。《刑法志》认为，廷杖是明朝的发明：“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而明史专家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已经在朝廷上用大棒子打人了。《资治通鉴》载：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
　　
　　 不过大规模、制度化、而且明显是出于侮辱动机的廷杖确实是明朝专利，况且，在“性猜忌”云云方面，朱元璋也可谓后来居上。
　　 《明史·刑法志》记载：明太祖曾经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半仙刘伯温）说：“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当时朱元璋还很表同意。而且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朱元璋说：“那么大的干部，受这种侮辱不合适。”命以俸赎罪。
　　 可是朱元璋对大臣们脸面的尊重没有什么“政策连续性”，“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这个“苦大仇深”的前和尚，在中国历史上全部皇帝中出身最苦，按成份论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１０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成了鬼墟。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
　　 很多人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尝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吴晗分析朱元璋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贴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因此，吴晗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
　　 这就是廷杖之刑的开始，原来也并没有载入明朝王法之中，是由皇帝本人一时喜怒决定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用不着由什么三法司来审定。既然祖宗创了例，后代子孙照此执行，就有了根据。
　　
　　 执行廷杖的具体情形是:行刑的前一日，有关方面通知获罪官员，明日准备受刑。行刑时，由侍卫和太监将大臣绑赴午门外，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行刑狱吏扑上来，将“罪犯”摁倒在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先由军校打三下，作为开场。然后，分别“着实打”和“用心打”，上百名军士一边哈喝壮威，一边轮流执杖施刑。打完，再用厚布将人裹起，几个人一齐用力，将其抛起，掷到地上。
　　 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被杖的人如果事前知道，都先吃点药准备挨打，如果突然被杖，则很少能活的。被打的人如果昏迷，据说喝人尿可以醒过来;受伤青痕如果不过膝盖，还可以救活，但救好以后，往往成为残废。明代官员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刑罚，有人甚至因此作梦也梦见挨打。
　　
　　 廷杖制度的一个大问题是：它的“操作灵活性”很高，特别适合具体执行者上下其手、推波助澜。负责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受杖的人的轻重死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说了算。一般来说，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则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被“用心打”的，一般决无生还之理。还据说锦衣校尉行杖时，只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双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还不致于将人打死，若靴尖向内一收，就休想活命了。 所以，廷杖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执行，而生死之权却是操纵在宦官手中。这无疑给了这些原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极大的权威和“主观能动性”，由此，廷杖从皇帝用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使士大夫乖乖听话的利器，渐渐成了宦官打击敌对的廷臣的工具。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主观意志和技术保证。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据说，这训练是：在砖头的上面盖一张纸，要求将砖头打碎，而纸一点不破。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这是个技术活儿，很讲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的。史载：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弹劾贪吏，触怒了大宦官刘瑾，矫旨杖三十。当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特地选卒练习数日，等技术过关了再打，李熙差点被打死。不知道就是要这个分寸，还是禁卒们临阵磨枪，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最初，执行廷杖的例子并不多。皇帝的本意，也许不过是借此树立威风、叫臣下老实听话罢了。但是由于有了以上的好处，廷杖执行者就更有热情使之“制度化”。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谁要冒犯了他，即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宪宗还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宪”的本意，就是“小聪明”），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叫他得意地摘了出来，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
　　 不过这个时候，受廷杖者还不脱衣服，并可用厚绵衣垫着，尽管耻辱，总还保留一点体面，而且挨打的人也不很多，受杖者犹须卧床数月，始得痊愈，“死亡率”也不算很高。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用事，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士大夫们皮开肉绽，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应了“作法自毙”的老话，对打别人屁股充满热情的大宦官刘瑾，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挨板子。不久后，他在宦官内讧中倒台，“是日……传言上御门，瑾上前，到午门上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珲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言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着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告，则各校官齐声应答如前”（《骨董琐记》）。在明王朝两百多年的漫长“打屁股史”中，只有这一次算得上是大快人心的。
　　
　　 在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制度可谓“发扬光大”了：不但挨板子的人多，被打死的人也多。而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１６８人的屁股，打死１５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１３４人的屁股，打死１７人。
　　 正德年间，武宗放荡不羁，耽于游乐，数次南北“巡幸”，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欲南巡，而明财赋主要就仰仗东南几个省区，武宗此举无异劳民伤财。“文死谏，武死战”，当时的朝臣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南巡的运动。
　　 武宗开始打算躲过这些呆头呆脑的士大夫，来了个称病不视朝。可是士大夫们伏阙俟旨，坚持请武宗收回成命。武宗于是大为震怒：“这帮读书人真是反了！”遂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人下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罚跪午门外5日，继而各杖30，降级调外用，黄、陆等各杖50，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以往的廷杖一般都是单独的个人或几人受刑，上百人伏在午门外的地上一起打屁股，不可不谓壮观，也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
　　 武宗只是空前，并未绝后，还有规模更大的。
　　 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明武宗朱厚照结束了他胡闹的一生。这个荒唐皇帝无子继承皇位，大臣们根据“兄终弟及”的祖训，立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骢为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骢此时已经１６岁，而且名声不坏，大臣们立他也是希望这个皇帝像样一点，听话一些，不要跟那个荒唐的堂兄一样。可是恰恰是这个皇帝，让士大夫们的屁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击。
　　　　因为世宗是以同辈庶兄弟身分登基的，旁支继任大统，当时大臣们的观点是“为人子者为人后”，要求朱厚骢要以孝宗为皇考，而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也就是认自己是孝宗（他的伯父）的儿子，而他的生父兴献王只能做“皇叔父”。
　　 但是朱厚骢不愿意：他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皇太子的，如果连亲生父亲都成了问题，这个皇帝不当也罢。于是，嘉靖帝即位刚六天，就出人意料地提出，要为他的生身父母上“皇帝”、“皇太后”的尊号。而因此遭到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议大礼”。今人可能觉得此争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正统观念，这却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
　　 “为人子者为人后”一派阵容强大，以内阁首辅杨延和为首；还有一派以新科进士张骢为首，看清楚了皇帝不愿意放弃家系，就主张应以兴献王为皇考，并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进兴献帝一代，号为睿宗，这一派人单势孤，却受到嘉靖的支持。
　　 于是这场争论延续了三年，是非非但没有越辩越明，矛盾还越弄越大。小皇帝也已羽毛渐丰，可以踢开这些绊脚石了，遂罢免杨廷和等数人，由张骢入阁，正式采纳其建议。
　　 更改尊号的谕旨一出，杨廷和之子杨慎在宫门外的金水桥边对百官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杨慎是当时士林的青年领袖，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杨慎入京会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这年他24岁。按说阁老之子高中状元，闲言碎语总不可免的，但杨慎却没经受这道“手续”，因为大家公认他有那个实力。此时他振臂一呼，向应者自然云集。
　　 于是，士大夫二百三十多人跪在左顺门哭谏请愿。金水桥畔哭声连天，紫禁城内如遭新丧，据说“哭声震瓦”，简直是无法收拾，晦气至极。皇帝下旨令退，但众人不肯，甚至连内阁毛纪和石宝也加入了跪伏。皇帝再令退，仍无效。就这么从早晨一直僵持到了正午。
　　 此时的嘉靖帝年方十九，血气方刚，正跃跃欲试，终于按捺不住愤怒，于是下令就地执行廷杖。将为首八人下狱，连同治罪的总计二百二十人，四品官以上的全部夺去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一百八十余人加杖刑，可怜群臣们一天没有吃饭，却吃一顿大根，痛打之下，当场毙命十七人，另有数十人被皇帝打入狱中，其余或残或伤，败下阵去。
　　
　　 杨慎倒还命大，虽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总算“毙而复苏”。廷杖后，被谪戍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前后三十多年。由于杨慎“天禀倔强”，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放弃，朝廷也始终不准赦还，最后在嘉靖38年（1559）含恨死于云南戍所，终年72岁。今天桂湖公园中升庵祠前，有联赞他：
　　投边益显宏文，全蜀才华推第一；
　　佐父同争大礼，有明忠谔叹无双。
　　
　　（杨慎词临江仙
　　《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后来这首词被清初的毛宗冈移置于《三国演义》卷首，因而名扬四海，倒没有几个人知道原作者是谁了。）
　　
　　 作为现代人，我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些忠心赤胆的士大夫们如此执著的必要性，当然，古人是很讲究名正言顺、规矩方圆的，可是这有那么重要吗？而且他们的道理真的就那么正确吗？如果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想想，除了凶相毕露，似乎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但是这一次大打出手，却让嘉靖尝到了甜头，简直有些乐此不疲，收不住手的意思。“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耀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不管多大官职，不管什么理由，都可以按在地上、亮出屁股打一顿，打死了算活该，没打死的还得马上爬起来上班办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嘉靖在位四十多年，杖杀的朝士，超过前代一倍多。
　　
　　 不光招惹了皇帝挨打，招惹了权臣权宦也一样挨打。最有名的当数张居正“夺情”事件了。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按照古代通常做法，做官者凡有此类“丁忧”之难，都要离任回乡亲自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不论宰辅大臣还是卑官胥吏都要如此。如恋位不归，在伦理观念与纲常世俗上来说是大逆不孝之事，一般说来，只有正在带兵打仗的将帅，才可以因军情紧急而“移孝作忠”，“化悲痛为力量，搞好本职工作”，即为“夺情”。
　　　　张居正当时贵为内阁首辅和帝师，权势正当如日中天，担心一去三年后大权失落，也打算“夺情”——但是自己不好说，理由也不充分，于是表面申请回乡守丧，却暗中示意太监头子冯保让神宗挽留，在朝臣方面，也发动与自己交好的李幼孜等人率先上书请留，营造出一种没有张先生，地球不能转的氛围。这些手段果然把小皇帝吓住了，十月，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守丧，神宗不准，称“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弃。”于是命张在职守丧，不上朝，穿丧服在家办公。
　　　　然而，士大夫却不吃这一套：皇帝他们是惹不起了，可是一个权臣休想过这一关。何况他们也自信真理在手，仁者无敌：这是涉及道德伦理的大事，事关纲常等高尚概念，是不容违背的。于是反对之声四起，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陈言请皇帝让张回乡尽孝，“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后刑部员外郎艾穆、沈思孝等更上书“揭批”张居正恋权贪位的丑恶嘴脸：“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张居正大怒，要来圣旨严惩。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削职为民，艾穆、沈思孝各杖八十，发配充军；正在打得热闹，另一位官员毛用澄又赶来奏上一本，也挨一通板子，这就是所谓“五直臣”事件。“五直臣”都被打得很重，尤其吴中行原是张的门生，所以张居正特别愤恨，授意将其打死，后来勉强保全一命。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家人还把打飞的肉拣回来，作成腊肉，作为“光荣资本”保存。
　　　　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在朝野上下的心目中，他由一个能干的首辅，立刻变成了一个不忠不孝、面目可憎的权臣，这也落下了他死后被削名抄家的祸根。
　　　　这场“夺情”之争和嘉靖时的“议大礼”一样，也不免让人啼笑皆非。张居正不失为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嘉靖至少在一开始，也不象一个坏皇帝，如果没有这两次大打屁股，明朝的局面会不会更好些呢？固然，士大夫们的坚持，不能完全说是意气用事，至少它反映了与皇帝或权臣之间情绪上的对立，对擅权专横行径的积怨，对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萎靡和世风日下的强烈不满，所以一旦爆发才会这么毫不妥协而义无返顾。可是，他们难道找不到一个更像样的挨打的理由吗？
　　
　　　　后来，神宗皇帝万历因为立嫡的事，跟大臣们闹意见，索性罢了工，几十年不上朝，也不看群臣上奏的折子。大臣们居然因祸得富，没有人再挨板子了。
　　　　说来可能叫人不信，最后终结廷杖制度的，居然是大宦官魏忠贤。《明史·刑法志》载：
　　　　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魏忠贤当时权倾朝野，揍个把人当然不在话下，也不会因叶向高的一句话立地成佛，事实上，这个注重实效的阉人对士大夫的脸面屁股均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在朝廷上用板子杀人，不但效率太低，而且响动太大，很不划算。当时的刑讯机关：厂、卫、镇抚司，都攥在他手里，谁不听话都弄到那里收拾，而且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也没有人说三道四。还想挨板子？做梦去吧。
　　
　　　　明朝皇帝这样滥施刑罚，折辱臣下，心里一定爽得很，但是对后果，他们可能想得少了些，或者根本就没有想。
　　　　就在屁板子声响个不停的嘉靖年间，詹事霍韬给皇帝上了一通奏章，写道：“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霍韬的奏章痛心疾首，说穿了明朝刑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惜予人以辱，使廉耻扫地以尽。不过“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明朝皇帝的利益着想，基本上还是鲁迅所说的“老爷，您衣服脏了，该换一换”之类的“奴才语言”：这样折辱臣下，最后倒霉的还是皇帝自己。你把大家的廉耻都打没了，还讲什么气节呢？人无气节，谁还为你效忠呢？可是嘉靖皇帝正打得过瘾，又怎听得进臣子的忠告？
　　 于是，板子打在屁股上，伤疤却落在精神上。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指出的那样，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士大夫们终于发现，所谓“尽忠报国”、“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过是傻瓜的痴人说梦，只有献媚、投机和相互倾轧，才是取得功名富贵的“成功之路”。官僚们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故明之政治，吏治腐败、权力斗争和道德堕落都是空前的。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自尽前无奈地哀叹：“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个又凶狠又可怜的皇帝，好像从没想过，在他列祖列宗劈劈啪啪的板子下面，还能爬出来什么像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