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解读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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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发展历史都是这样书写和论述的: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于绳纹文化时代的氏族原始社会。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上除少数地区有农耕外，人民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以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方式。他们采取野生果实、猎取野兽和捕捞鱼虾为生。人们到处流动，没有定居习惯。在这以后，尤其在中国的秦朝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的奴隶社会。到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东晋和南北朝初期），开始建立起了几百个奴隶制部落小国。
公元四世纪中期（中国南北朝后期），在日本本州中部畿内一带即现在奈良县境内，一个叫大和部落的邪马台国强大起来,形成了大和朝廷中央政权，并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奴隶主小国。到五世纪初，即中国的隋朝时期，以皇室为中心的大奴隶主势力进行兼并征伐，逐步统一了日本。
公元 654年，即中国初唐期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革新，对中国文明进行全方位引进，包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日本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1868年，日本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相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良运动和完成了全国统一战争，遂使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二）
笔者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在研究日本侵略扩张史的过程中，发现以上有关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成为封建主义社会，和在明治维新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个历史叙述和定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也无法解释清楚在大化革新以后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内外行为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具有强烈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性质特征的种种表现。
笔者认为,从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大化革新这段时期，日本实际上正在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一个以氏族社会为主的、还属于分裂状态的奴隶社会低级发展阶段。此时，几百个还不能算作是真正国家的氏族奴隶制部落小国刚刚建立起来，有一些奴隶主小国引进和借鉴了中国封建主义先进生产力。其中畿内一带的大和族依靠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移民和所带来的铁制农具、先进的农耕技术、养蚕织丝等手工技术，很快强大起来。它通过征战、兼并和联合，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建立了号称天皇的奴隶主君王制国.
公元593年（中国隋朝时期），奴隶主大贵族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拥立椎古女天皇，圣德太子摄政，掌握实权，才使奴隶主天皇制开始正式确立。但圣德太子死后，，朝政大权又被奴隶主贵族所夺取。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杀死篡掌实权的奴隶主大贵族苏我入鹿,迫使皇极天皇退位,立孝德天皇, 年号大化，并以皇太子名义执政，进行效仿中国唐朝制度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夺回了皇权，实行了看似与中国唐朝封建制度相仿的改革，但并不足以摈除日本刚从氏族社会过渡来的初级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社会基础和本质。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氏族部落和奴隶主小国刚刚翦除扫平后的日本建立形成一个由奴隶主皇权统治的奴隶制国家。此时，它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还只是刚刚建立，远未巩固和成熟。以大和部族为主体的全国各部落部族融合统一成为大和民族的进程也还刚刚开始。因此这场革新实际上是一场属于奴隶主义社会性质的革新，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奴隶制统一国家，强盛国力，并对外扩张。其发展阶段与中国刚刚建立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夏朝有些相仿。
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日本才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所不同的是，它将先进的中国封建主义文明，通过大化革新，进行符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而予以改头换面，并以此作为外壳和表象，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特性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甚至氏族社会特征的核心和心理严密地包裹起来，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封建主义，内里实质却是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的变异形态、变异种族和变异文化。
（三）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许多部落部族，从原始野蛮的氏族社会进化过渡到有阶级和国家的奴隶社会，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国就用三千年以上的时间；而从开始建立奴隶社会，再进化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形成统一民族，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从建立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夏朝，经过商、周、春秋、战国，到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秦朝，用了一千八百多年时间。
然而，日本从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的氏族原始社会，到公元五世纪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只用了七、八百年时间，与中国三千多年的进化史相比，可谓短矣；而日本从公元593年正式确立天皇制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645年通过一个政变式的大化革新,只用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五十二年时间，就使还刚刚进入统一政权奴隶社会的日本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这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难怪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它是从氏族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且不论此说正确与否，但这也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直到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它已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不论在内部行为和对外侵略中，都还保留有那么多属于氏族部落社会性质特征的极端原始低下、落后野蛮的陋习和暴行。比如喜欢吃人肉，在本族内盛行抛弃老人的陋习，把被侵略方的人不当人而当作动物任意杀戮残害奸淫，热衷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喜杀俘虏和弱者，信奉男女二神性交生下日本诸岛的神国神道，酷喜男女混澡、男女乱交，以及奸杀奸幼淫乱等等氏族社会中的动物性表现。
日本人的这种半人半兽、对内是人对外是兽的表现，正好说明了他们此时仍还强烈保留有这种氏族社会极其野蛮低下丑陋的素质特征，还没进化过来。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感慨过的：“直到明治维新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姓氏，其原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受到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种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朴素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酷烈，这样残忍。“郭沫若先生把日本人称之为“超级野蛮人。“
戴季陶也曾讥讽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 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注１】“’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可是在日本，“这一种事实不但社会上赞美，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注２】
（四）
笔者认为，大化革新以后到明治维新这个历史阶段，日本也并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完全成熟纯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在进一步将中国先进文明进行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的情况下，以封建主义为外壳、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为核心，逐步向封建主义社会过渡的变态社会。
日本在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自此到战败投降的七十七年间，其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技术等先进生产力进行对外侵略掠夺，发展起了以军火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经济实力，同时靠此建立起了一个神人合一、政教合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奴隶主神权统治制度。从中可以得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直在向封建主义过渡；在明治维新后，在还未建成成熟封建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又接着向资本主义过渡，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却始终仍然属于奴隶主义性质，甚至保留有强烈的氏族社会特征,并通过奴隶主军国主义天皇神权制度的强化而加强。这样也就使日本造成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用于对外扩张的军火工业迅猛发展，另方面在对外侵略和内部行为中充满了属于奴隶社会和氏族原始社会性质特征的各种最为野蛮、低下、血腥、残忍、贪婪和奸杀淫乱表现。这种用最先进和最落后的两种因素揉合一起的变异体,也就是日本自谓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和魂洋才“的真正含义。这个“东洋道德“与“和魂“，就是大和民族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性质的道德和灵魂。日本人把天皇看作神，而不是人，天皇也把自己装扮成是神。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发布的公告中赫然宣布：“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注３】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现人神“拜神教，只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级阶段的人才会把奴隶主首领当作真正的神来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天皇这个奴隶主首领才宣布是人而不是神,从虚假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带有封建主义人性色彩的帝王生涯。由此可见，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这个历史阶段，也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是一个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外壳，奴隶社会奴隶主军国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特征为核心的变异社会。
（五）
然而，由于人们机械教条地去套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级一级按步就班式社会发展阶段论，忽视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突变性过渡的、并不是单一纯正的变异形态，所以往往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跳跃式变异表现，把通过大化革新而刚刚进入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日本,误认为是已经进入像中国秦、汉、唐、宋那样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日本；把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天皇神权奴隶主中央集权的日本，误认为是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式现代社会日本。这种教条式理解，不仅把大化革新后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一切都往纯粹封建主义性质和表现上拉，而且对列宁等权威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说法不敢有半点质疑和逾越。加之日本人明知自己民族性中强烈存在有原始低下、野蛮残忍的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劣等基因而百般掩饰、死不承认，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日本人为了掩盖这种低下卑劣性和血腥罪行的残忍性，也使人们不易看清它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辉煌外壳严密包裹下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特征的核心与心理，以及靠先进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奴隶主军事帝国主义面目和本性。
这种在社会形态和民族特征上的误识误导，其严重后果是使我们主观人为地把日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日本人的进化素质程度大大的拔高了，提前了，于是在对待和处理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用君子之腹去度小人之心的偏差。忘记了看似先进文明的日本人，还存在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半人半兽的野兽动物性原始低级素质特征。日本人就连搞经济都带有这个特点，故世人也把战后的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当它自认为羽毛丰满以后，就又要敢说“不“了。
因此，对日本越是宽宏大度，不计前仇，以为可以“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会赢得日本人的“知恩感恩“，反倒会使他们认为你这是愚蠢傻气，软弱可欺，甚至认为我日本没有侵略过你而百般抵赖，死不认罪，并时时还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一旦它认为有必要时，定会复仇而反咬一口。
需要知道，具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特征的低素质民族，最惧怕强者，也最害怕虽弱却强硬并敢于抗击者。你越强硬，越蔑视他，敢顶他，打痛他，打败他，争赢他，他就越怕，越软，越尊重你，也越要“哈依哈依“地对你表示友好和服从。强者胜者为主宰一切的奴隶主，弱者败者为必须服从听命任受宰割的奴隶，这恰恰是日本人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的民族特性。
（六）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第五年即就吞并中国属国琉球。第六年，即1874年5月17日，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在1875年侵略中国的属国朝鲜，就此开始了长达七十一年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夺取了琉球、台湾和朝鲜，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国土和殖民地，同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七十余年持续不断地烧杀掠抡、奸淫奸杀和殖民奴役，真是无恶不作，比野兽还野兽，比奴隶主还奴隶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起来的无数财富和文明精华宝藏被掳掠一空，破坏殆尽，大量资源被抢夺，被屠杀残害者无以数计。仅日本在1937年以后的八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屠杀残害而死亡的中国人高达3500万人，伤残者亿计。日本的富强发达“文明“，完全是建筑在对外扩张侵略掠夺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靠掠抢中国的无数财富暴发起来的，是中国人的累累白骨堆出来的。据美国的一位学者估算，日本应该赔偿中国的损失和牺牲为62040亿美元【注４】。 追溯遥远的历史，日本在645年大化革新后不久，就出兵侵略朝鲜，并同中国唐朝发生大战。
公元642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日本勾结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侵犯新罗国，攻占城池40余座。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告急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即于644 年派李责率陆军6万人，又募兵4万人支援新罗。第二年，即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也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强盛国力以图扩张的大化革新。果然，九年以后， 即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已作好了扩张准备的日本天智天皇以支援百济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口与唐军展开大战，就此发生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尽管以唐军大败日本和百济联军而告终，但也就此揭开了中日两国历史上先后五次战争的序幕。日本明治维新后只六、七年就侵略琉球、台湾和朝鲜，这是一千二百年前大化革新后只九年就侵略朝鲜直指中国的翻版。
由此可见，日本的革新，总是和对外侵略扩张紧密联系的，不论大化革新还是明治维新都如出一辙。大化革新完全是为了利用和借鉴中国封建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行奴隶主义的扩张侵略。同样，明治维新也是为了利用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一步进行奴隶主义侵略扩张。这也暴露了曾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的日本民族其本质和心理的侵略扩张劣根性。这种劣根劣迹也在它大大得益于西方文明后却又向美英法荷大打出手而再次得到验证。而这种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极端民族利已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正是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所具有的最典型的国家和民族特征。而正是这一点，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却没有。因此对于建筑在奴隶主义侵略扩张基础上而发达起来的日本“富国强兵先进“经验，对虽然贫弱但比日本进化程度高,又没有侵略本性的中国人来说,却根本无法学，也始终学不会。
（七）
从以上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化过程中的变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中可以看到，按照史学界传统观点去认识和对待日本和日本人，许多问题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解释的。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把日本和日本人看得太高了，太先进文明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社会发展进化在阶段上和性质上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对日本人进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认定上也是有偏差的。我们被日本和日本人的封建主义继而资本主义的先进外壳蒙骗了，没有看到它具有强烈变异性的两面人特征，更没有看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进化程度实际上要比中国真正成熟的封建社会低了一级，甚至低了两级。这种误识使我们付出了长期而又惨痛的损失与牺牲。如果我们不能清醒认识，予以纠正，今后仍会因为对日本认识有误而出现偏差，大吃其亏。因为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仍然存有妄图东山再起、卷土复仇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因此，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了。
【注１】戴季陶著《日本论》，第103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注２】同上，第43－44页。
【注３】陆磊，吴有昌、胡若卿著《日本富国之谜》第7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
【注４】吴天威（美）《为促进中日两大民族长远和平友好－－日本必须解决战争遣留问题（下）》《日本侵华研究第27期（南京大屠杀六十年祭专辑）》第191页。（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出版，文中指出：“日本政府现已解决对华战争的遣留问题之一－－补发积欠台湾日本兵的薪饷，发放标准是原薪饷标准的120倍。“而对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1947年的远东委员会提出517亿美元赔款。此数乘以120倍,应为62040亿美元.“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9146.shtml
（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发展历史都是这样书写和论述的: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于绳纹文化时代的氏族原始社会。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上除少数地区有农耕外，人民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以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方式。他们采取野生果实、猎取野兽和捕捞鱼虾为生。人们到处流动，没有定居习惯。在这以后，尤其在中国的秦朝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的奴隶社会。到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东晋和南北朝初期），开始建立起了几百个奴隶制部落小国。
公元四世纪中期（中国南北朝后期），在日本本州中部畿内一带即现在奈良县境内，一个叫大和部落的邪马台国强大起来,形成了大和朝廷中央政权，并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奴隶主小国。到五世纪初，即中国的隋朝时期，以皇室为中心的大奴隶主势力进行兼并征伐，逐步统一了日本。
公元 654年，即中国初唐期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革新，对中国文明进行全方位引进，包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日本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1868年，日本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相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良运动和完成了全国统一战争，遂使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二）
笔者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在研究日本侵略扩张史的过程中，发现以上有关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成为封建主义社会，和在明治维新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个历史叙述和定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也无法解释清楚在大化革新以后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内外行为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具有强烈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性质特征的种种表现。
笔者认为,从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大化革新这段时期，日本实际上正在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一个以氏族社会为主的、还属于分裂状态的奴隶社会低级发展阶段。此时，几百个还不能算作是真正国家的氏族奴隶制部落小国刚刚建立起来，有一些奴隶主小国引进和借鉴了中国封建主义先进生产力。其中畿内一带的大和族依靠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移民和所带来的铁制农具、先进的农耕技术、养蚕织丝等手工技术，很快强大起来。它通过征战、兼并和联合，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建立了号称天皇的奴隶主君王制国.
公元593年（中国隋朝时期），奴隶主大贵族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拥立椎古女天皇，圣德太子摄政，掌握实权，才使奴隶主天皇制开始正式确立。但圣德太子死后，，朝政大权又被奴隶主贵族所夺取。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杀死篡掌实权的奴隶主大贵族苏我入鹿,迫使皇极天皇退位,立孝德天皇, 年号大化，并以皇太子名义执政，进行效仿中国唐朝制度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夺回了皇权，实行了看似与中国唐朝封建制度相仿的改革，但并不足以摈除日本刚从氏族社会过渡来的初级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社会基础和本质。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氏族部落和奴隶主小国刚刚翦除扫平后的日本建立形成一个由奴隶主皇权统治的奴隶制国家。此时，它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还只是刚刚建立，远未巩固和成熟。以大和部族为主体的全国各部落部族融合统一成为大和民族的进程也还刚刚开始。因此这场革新实际上是一场属于奴隶主义社会性质的革新，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奴隶制统一国家，强盛国力，并对外扩张。其发展阶段与中国刚刚建立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夏朝有些相仿。
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日本才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所不同的是，它将先进的中国封建主义文明，通过大化革新，进行符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而予以改头换面，并以此作为外壳和表象，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特性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甚至氏族社会特征的核心和心理严密地包裹起来，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封建主义，内里实质却是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的变异形态、变异种族和变异文化。
（三）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许多部落部族，从原始野蛮的氏族社会进化过渡到有阶级和国家的奴隶社会，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国就用三千年以上的时间；而从开始建立奴隶社会，再进化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形成统一民族，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从建立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夏朝，经过商、周、春秋、战国，到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秦朝，用了一千八百多年时间。
然而，日本从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的氏族原始社会，到公元五世纪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只用了七、八百年时间，与中国三千多年的进化史相比，可谓短矣；而日本从公元593年正式确立天皇制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645年通过一个政变式的大化革新,只用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五十二年时间，就使还刚刚进入统一政权奴隶社会的日本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这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难怪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它是从氏族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且不论此说正确与否，但这也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直到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它已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不论在内部行为和对外侵略中，都还保留有那么多属于氏族部落社会性质特征的极端原始低下、落后野蛮的陋习和暴行。比如喜欢吃人肉，在本族内盛行抛弃老人的陋习，把被侵略方的人不当人而当作动物任意杀戮残害奸淫，热衷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喜杀俘虏和弱者，信奉男女二神性交生下日本诸岛的神国神道，酷喜男女混澡、男女乱交，以及奸杀奸幼淫乱等等氏族社会中的动物性表现。
日本人的这种半人半兽、对内是人对外是兽的表现，正好说明了他们此时仍还强烈保留有这种氏族社会极其野蛮低下丑陋的素质特征，还没进化过来。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感慨过的：“直到明治维新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姓氏，其原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受到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种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朴素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酷烈，这样残忍。“郭沫若先生把日本人称之为“超级野蛮人。“
戴季陶也曾讥讽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 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注１】“’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可是在日本，“这一种事实不但社会上赞美，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注２】
（四）
笔者认为，大化革新以后到明治维新这个历史阶段，日本也并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完全成熟纯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在进一步将中国先进文明进行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的情况下，以封建主义为外壳、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为核心，逐步向封建主义社会过渡的变态社会。
日本在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自此到战败投降的七十七年间，其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技术等先进生产力进行对外侵略掠夺，发展起了以军火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经济实力，同时靠此建立起了一个神人合一、政教合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奴隶主神权统治制度。从中可以得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直在向封建主义过渡；在明治维新后，在还未建成成熟封建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又接着向资本主义过渡，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却始终仍然属于奴隶主义性质，甚至保留有强烈的氏族社会特征,并通过奴隶主军国主义天皇神权制度的强化而加强。这样也就使日本造成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用于对外扩张的军火工业迅猛发展，另方面在对外侵略和内部行为中充满了属于奴隶社会和氏族原始社会性质特征的各种最为野蛮、低下、血腥、残忍、贪婪和奸杀淫乱表现。这种用最先进和最落后的两种因素揉合一起的变异体,也就是日本自谓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和魂洋才“的真正含义。这个“东洋道德“与“和魂“，就是大和民族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性质的道德和灵魂。日本人把天皇看作神，而不是人，天皇也把自己装扮成是神。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发布的公告中赫然宣布：“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注３】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现人神“拜神教，只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级阶段的人才会把奴隶主首领当作真正的神来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天皇这个奴隶主首领才宣布是人而不是神,从虚假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带有封建主义人性色彩的帝王生涯。由此可见，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这个历史阶段，也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是一个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外壳，奴隶社会奴隶主军国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特征为核心的变异社会。
（五）
然而，由于人们机械教条地去套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级一级按步就班式社会发展阶段论，忽视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突变性过渡的、并不是单一纯正的变异形态，所以往往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跳跃式变异表现，把通过大化革新而刚刚进入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日本,误认为是已经进入像中国秦、汉、唐、宋那样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日本；把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天皇神权奴隶主中央集权的日本，误认为是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式现代社会日本。这种教条式理解，不仅把大化革新后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一切都往纯粹封建主义性质和表现上拉，而且对列宁等权威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说法不敢有半点质疑和逾越。加之日本人明知自己民族性中强烈存在有原始低下、野蛮残忍的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劣等基因而百般掩饰、死不承认，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日本人为了掩盖这种低下卑劣性和血腥罪行的残忍性，也使人们不易看清它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辉煌外壳严密包裹下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特征的核心与心理，以及靠先进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奴隶主军事帝国主义面目和本性。
这种在社会形态和民族特征上的误识误导，其严重后果是使我们主观人为地把日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日本人的进化素质程度大大的拔高了，提前了，于是在对待和处理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用君子之腹去度小人之心的偏差。忘记了看似先进文明的日本人，还存在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半人半兽的野兽动物性原始低级素质特征。日本人就连搞经济都带有这个特点，故世人也把战后的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当它自认为羽毛丰满以后，就又要敢说“不“了。
因此，对日本越是宽宏大度，不计前仇，以为可以“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会赢得日本人的“知恩感恩“，反倒会使他们认为你这是愚蠢傻气，软弱可欺，甚至认为我日本没有侵略过你而百般抵赖，死不认罪，并时时还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一旦它认为有必要时，定会复仇而反咬一口。
需要知道，具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特征的低素质民族，最惧怕强者，也最害怕虽弱却强硬并敢于抗击者。你越强硬，越蔑视他，敢顶他，打痛他，打败他，争赢他，他就越怕，越软，越尊重你，也越要“哈依哈依“地对你表示友好和服从。强者胜者为主宰一切的奴隶主，弱者败者为必须服从听命任受宰割的奴隶，这恰恰是日本人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的民族特性。
（六）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第五年即就吞并中国属国琉球。第六年，即1874年5月17日，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在1875年侵略中国的属国朝鲜，就此开始了长达七十一年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夺取了琉球、台湾和朝鲜，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国土和殖民地，同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七十余年持续不断地烧杀掠抡、奸淫奸杀和殖民奴役，真是无恶不作，比野兽还野兽，比奴隶主还奴隶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起来的无数财富和文明精华宝藏被掳掠一空，破坏殆尽，大量资源被抢夺，被屠杀残害者无以数计。仅日本在1937年以后的八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屠杀残害而死亡的中国人高达3500万人，伤残者亿计。日本的富强发达“文明“，完全是建筑在对外扩张侵略掠夺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靠掠抢中国的无数财富暴发起来的，是中国人的累累白骨堆出来的。据美国的一位学者估算，日本应该赔偿中国的损失和牺牲为62040亿美元【注４】。 追溯遥远的历史，日本在645年大化革新后不久，就出兵侵略朝鲜，并同中国唐朝发生大战。
公元642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日本勾结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侵犯新罗国，攻占城池40余座。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告急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即于644 年派李责率陆军6万人，又募兵4万人支援新罗。第二年，即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也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强盛国力以图扩张的大化革新。果然，九年以后， 即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已作好了扩张准备的日本天智天皇以支援百济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口与唐军展开大战，就此发生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尽管以唐军大败日本和百济联军而告终，但也就此揭开了中日两国历史上先后五次战争的序幕。日本明治维新后只六、七年就侵略琉球、台湾和朝鲜，这是一千二百年前大化革新后只九年就侵略朝鲜直指中国的翻版。
由此可见，日本的革新，总是和对外侵略扩张紧密联系的，不论大化革新还是明治维新都如出一辙。大化革新完全是为了利用和借鉴中国封建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行奴隶主义的扩张侵略。同样，明治维新也是为了利用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一步进行奴隶主义侵略扩张。这也暴露了曾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的日本民族其本质和心理的侵略扩张劣根性。这种劣根劣迹也在它大大得益于西方文明后却又向美英法荷大打出手而再次得到验证。而这种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极端民族利已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正是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所具有的最典型的国家和民族特征。而正是这一点，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却没有。因此对于建筑在奴隶主义侵略扩张基础上而发达起来的日本“富国强兵先进“经验，对虽然贫弱但比日本进化程度高,又没有侵略本性的中国人来说,却根本无法学，也始终学不会。
（七）
从以上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化过程中的变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中可以看到，按照史学界传统观点去认识和对待日本和日本人，许多问题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解释的。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把日本和日本人看得太高了，太先进文明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社会发展进化在阶段上和性质上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对日本人进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认定上也是有偏差的。我们被日本和日本人的封建主义继而资本主义的先进外壳蒙骗了，没有看到它具有强烈变异性的两面人特征，更没有看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进化程度实际上要比中国真正成熟的封建社会低了一级，甚至低了两级。这种误识使我们付出了长期而又惨痛的损失与牺牲。如果我们不能清醒认识，予以纠正，今后仍会因为对日本认识有误而出现偏差，大吃其亏。因为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仍然存有妄图东山再起、卷土复仇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因此，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了。
【注１】戴季陶著《日本论》，第103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注２】同上，第43－44页。
【注３】陆磊，吴有昌、胡若卿著《日本富国之谜》第7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
【注４】吴天威（美）《为促进中日两大民族长远和平友好－－日本必须解决战争遣留问题（下）》《日本侵华研究第27期（南京大屠杀六十年祭专辑）》第191页。（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出版，文中指出：“日本政府现已解决对华战争的遣留问题之一－－补发积欠台湾日本兵的薪饷，发放标准是原薪饷标准的120倍。“而对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1947年的远东委员会提出517亿美元赔款。此数乘以120倍,应为62040亿美元.“
（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发展历史都是这样书写和论述的: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于绳纹文化时代的氏族原始社会。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上除少数地区有农耕外，人民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以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方式。他们采取野生果实、猎取野兽和捕捞鱼虾为生。人们到处流动，没有定居习惯。在这以后，尤其在中国的秦朝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的奴隶社会。到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东晋和南北朝初期），开始建立起了几百个奴隶制部落小国。
公元四世纪中期（中国南北朝后期），在日本本州中部畿内一带即现在奈良县境内，一个叫大和部落的邪马台国强大起来,形成了大和朝廷中央政权，并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奴隶主小国。到五世纪初，即中国的隋朝时期，以皇室为中心的大奴隶主势力进行兼并征伐，逐步统一了日本。
公元 654年，即中国初唐期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革新，对中国文明进行全方位引进，包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日本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1868年，日本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相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良运动和完成了全国统一战争，遂使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二）
笔者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在研究日本侵略扩张史的过程中，发现以上有关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成为封建主义社会，和在明治维新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个历史叙述和定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也无法解释清楚在大化革新以后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内外行为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具有强烈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性质特征的种种表现。
笔者认为,从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大化革新这段时期，日本实际上正在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一个以氏族社会为主的、还属于分裂状态的奴隶社会低级发展阶段。此时，几百个还不能算作是真正国家的氏族奴隶制部落小国刚刚建立起来，有一些奴隶主小国引进和借鉴了中国封建主义先进生产力。其中畿内一带的大和族依靠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移民和所带来的铁制农具、先进的农耕技术、养蚕织丝等手工技术，很快强大起来。它通过征战、兼并和联合，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建立了号称天皇的奴隶主君王制国.
公元593年（中国隋朝时期），奴隶主大贵族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拥立椎古女天皇，圣德太子摄政，掌握实权，才使奴隶主天皇制开始正式确立。但圣德太子死后，，朝政大权又被奴隶主贵族所夺取。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杀死篡掌实权的奴隶主大贵族苏我入鹿,迫使皇极天皇退位,立孝德天皇, 年号大化，并以皇太子名义执政，进行效仿中国唐朝制度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夺回了皇权，实行了看似与中国唐朝封建制度相仿的改革，但并不足以摈除日本刚从氏族社会过渡来的初级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社会基础和本质。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氏族部落和奴隶主小国刚刚翦除扫平后的日本建立形成一个由奴隶主皇权统治的奴隶制国家。此时，它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还只是刚刚建立，远未巩固和成熟。以大和部族为主体的全国各部落部族融合统一成为大和民族的进程也还刚刚开始。因此这场革新实际上是一场属于奴隶主义社会性质的革新，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奴隶制统一国家，强盛国力，并对外扩张。其发展阶段与中国刚刚建立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夏朝有些相仿。
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日本才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所不同的是，它将先进的中国封建主义文明，通过大化革新，进行符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而予以改头换面，并以此作为外壳和表象，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特性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甚至氏族社会特征的核心和心理严密地包裹起来，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封建主义，内里实质却是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的变异形态、变异种族和变异文化。
（三）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许多部落部族，从原始野蛮的氏族社会进化过渡到有阶级和国家的奴隶社会，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国就用三千年以上的时间；而从开始建立奴隶社会，再进化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形成统一民族，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从建立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夏朝，经过商、周、春秋、战国，到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秦朝，用了一千八百多年时间。
然而，日本从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的氏族原始社会，到公元五世纪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只用了七、八百年时间，与中国三千多年的进化史相比，可谓短矣；而日本从公元593年正式确立天皇制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645年通过一个政变式的大化革新,只用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五十二年时间，就使还刚刚进入统一政权奴隶社会的日本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这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难怪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它是从氏族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且不论此说正确与否，但这也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直到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它已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不论在内部行为和对外侵略中，都还保留有那么多属于氏族部落社会性质特征的极端原始低下、落后野蛮的陋习和暴行。比如喜欢吃人肉，在本族内盛行抛弃老人的陋习，把被侵略方的人不当人而当作动物任意杀戮残害奸淫，热衷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喜杀俘虏和弱者，信奉男女二神性交生下日本诸岛的神国神道，酷喜男女混澡、男女乱交，以及奸杀奸幼淫乱等等氏族社会中的动物性表现。
日本人的这种半人半兽、对内是人对外是兽的表现，正好说明了他们此时仍还强烈保留有这种氏族社会极其野蛮低下丑陋的素质特征，还没进化过来。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感慨过的：“直到明治维新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姓氏，其原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受到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种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朴素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酷烈，这样残忍。“郭沫若先生把日本人称之为“超级野蛮人。“
戴季陶也曾讥讽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 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注１】“’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可是在日本，“这一种事实不但社会上赞美，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注２】
（四）
笔者认为，大化革新以后到明治维新这个历史阶段，日本也并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完全成熟纯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在进一步将中国先进文明进行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的情况下，以封建主义为外壳、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为核心，逐步向封建主义社会过渡的变态社会。
日本在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自此到战败投降的七十七年间，其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技术等先进生产力进行对外侵略掠夺，发展起了以军火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经济实力，同时靠此建立起了一个神人合一、政教合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奴隶主神权统治制度。从中可以得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直在向封建主义过渡；在明治维新后，在还未建成成熟封建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又接着向资本主义过渡，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却始终仍然属于奴隶主义性质，甚至保留有强烈的氏族社会特征,并通过奴隶主军国主义天皇神权制度的强化而加强。这样也就使日本造成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用于对外扩张的军火工业迅猛发展，另方面在对外侵略和内部行为中充满了属于奴隶社会和氏族原始社会性质特征的各种最为野蛮、低下、血腥、残忍、贪婪和奸杀淫乱表现。这种用最先进和最落后的两种因素揉合一起的变异体,也就是日本自谓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和魂洋才“的真正含义。这个“东洋道德“与“和魂“，就是大和民族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性质的道德和灵魂。日本人把天皇看作神，而不是人，天皇也把自己装扮成是神。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发布的公告中赫然宣布：“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注３】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现人神“拜神教，只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级阶段的人才会把奴隶主首领当作真正的神来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天皇这个奴隶主首领才宣布是人而不是神,从虚假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带有封建主义人性色彩的帝王生涯。由此可见，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这个历史阶段，也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是一个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外壳，奴隶社会奴隶主军国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特征为核心的变异社会。
（五）
然而，由于人们机械教条地去套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级一级按步就班式社会发展阶段论，忽视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突变性过渡的、并不是单一纯正的变异形态，所以往往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跳跃式变异表现，把通过大化革新而刚刚进入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日本,误认为是已经进入像中国秦、汉、唐、宋那样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日本；把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天皇神权奴隶主中央集权的日本，误认为是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式现代社会日本。这种教条式理解，不仅把大化革新后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一切都往纯粹封建主义性质和表现上拉，而且对列宁等权威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说法不敢有半点质疑和逾越。加之日本人明知自己民族性中强烈存在有原始低下、野蛮残忍的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劣等基因而百般掩饰、死不承认，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日本人为了掩盖这种低下卑劣性和血腥罪行的残忍性，也使人们不易看清它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辉煌外壳严密包裹下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特征的核心与心理，以及靠先进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奴隶主军事帝国主义面目和本性。
这种在社会形态和民族特征上的误识误导，其严重后果是使我们主观人为地把日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日本人的进化素质程度大大的拔高了，提前了，于是在对待和处理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用君子之腹去度小人之心的偏差。忘记了看似先进文明的日本人，还存在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半人半兽的野兽动物性原始低级素质特征。日本人就连搞经济都带有这个特点，故世人也把战后的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当它自认为羽毛丰满以后，就又要敢说“不“了。
因此，对日本越是宽宏大度，不计前仇，以为可以“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会赢得日本人的“知恩感恩“，反倒会使他们认为你这是愚蠢傻气，软弱可欺，甚至认为我日本没有侵略过你而百般抵赖，死不认罪，并时时还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一旦它认为有必要时，定会复仇而反咬一口。
需要知道，具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特征的低素质民族，最惧怕强者，也最害怕虽弱却强硬并敢于抗击者。你越强硬，越蔑视他，敢顶他，打痛他，打败他，争赢他，他就越怕，越软，越尊重你，也越要“哈依哈依“地对你表示友好和服从。强者胜者为主宰一切的奴隶主，弱者败者为必须服从听命任受宰割的奴隶，这恰恰是日本人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的民族特性。
（六）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第五年即就吞并中国属国琉球。第六年，即1874年5月17日，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在1875年侵略中国的属国朝鲜，就此开始了长达七十一年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夺取了琉球、台湾和朝鲜，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国土和殖民地，同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七十余年持续不断地烧杀掠抡、奸淫奸杀和殖民奴役，真是无恶不作，比野兽还野兽，比奴隶主还奴隶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起来的无数财富和文明精华宝藏被掳掠一空，破坏殆尽，大量资源被抢夺，被屠杀残害者无以数计。仅日本在1937年以后的八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屠杀残害而死亡的中国人高达3500万人，伤残者亿计。日本的富强发达“文明“，完全是建筑在对外扩张侵略掠夺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靠掠抢中国的无数财富暴发起来的，是中国人的累累白骨堆出来的。据美国的一位学者估算，日本应该赔偿中国的损失和牺牲为62040亿美元【注４】。 追溯遥远的历史，日本在645年大化革新后不久，就出兵侵略朝鲜，并同中国唐朝发生大战。
公元642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日本勾结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侵犯新罗国，攻占城池40余座。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告急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即于644 年派李责率陆军6万人，又募兵4万人支援新罗。第二年，即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也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强盛国力以图扩张的大化革新。果然，九年以后， 即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已作好了扩张准备的日本天智天皇以支援百济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口与唐军展开大战，就此发生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尽管以唐军大败日本和百济联军而告终，但也就此揭开了中日两国历史上先后五次战争的序幕。日本明治维新后只六、七年就侵略琉球、台湾和朝鲜，这是一千二百年前大化革新后只九年就侵略朝鲜直指中国的翻版。
由此可见，日本的革新，总是和对外侵略扩张紧密联系的，不论大化革新还是明治维新都如出一辙。大化革新完全是为了利用和借鉴中国封建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行奴隶主义的扩张侵略。同样，明治维新也是为了利用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一步进行奴隶主义侵略扩张。这也暴露了曾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的日本民族其本质和心理的侵略扩张劣根性。这种劣根劣迹也在它大大得益于西方文明后却又向美英法荷大打出手而再次得到验证。而这种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极端民族利已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正是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所具有的最典型的国家和民族特征。而正是这一点，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却没有。因此对于建筑在奴隶主义侵略扩张基础上而发达起来的日本“富国强兵先进“经验，对虽然贫弱但比日本进化程度高,又没有侵略本性的中国人来说,却根本无法学，也始终学不会。
（七）
从以上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化过程中的变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中可以看到，按照史学界传统观点去认识和对待日本和日本人，许多问题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解释的。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把日本和日本人看得太高了，太先进文明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社会发展进化在阶段上和性质上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对日本人进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认定上也是有偏差的。我们被日本和日本人的封建主义继而资本主义的先进外壳蒙骗了，没有看到它具有强烈变异性的两面人特征，更没有看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进化程度实际上要比中国真正成熟的封建社会低了一级，甚至低了两级。这种误识使我们付出了长期而又惨痛的损失与牺牲。如果我们不能清醒认识，予以纠正，今后仍会因为对日本认识有误而出现偏差，大吃其亏。因为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仍然存有妄图东山再起、卷土复仇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因此，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了。
【注１】戴季陶著《日本论》，第103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注２】同上，第43－44页。
【注３】陆磊，吴有昌、胡若卿著《日本富国之谜》第7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
【注４】吴天威（美）《为促进中日两大民族长远和平友好－－日本必须解决战争遣留问题（下）》《日本侵华研究第27期（南京大屠杀六十年祭专辑）》第191页。（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出版，文中指出：“日本政府现已解决对华战争的遣留问题之一－－补发积欠台湾日本兵的薪饷，发放标准是原薪饷标准的120倍。“而对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1947年的远东委员会提出517亿美元赔款。此数乘以120倍,应为62040亿美元.“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9146.shtml
（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发展历史都是这样书写和论述的: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于绳纹文化时代的氏族原始社会。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上除少数地区有农耕外，人民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以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方式。他们采取野生果实、猎取野兽和捕捞鱼虾为生。人们到处流动，没有定居习惯。在这以后，尤其在中国的秦朝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的奴隶社会。到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东晋和南北朝初期），开始建立起了几百个奴隶制部落小国。
公元四世纪中期（中国南北朝后期），在日本本州中部畿内一带即现在奈良县境内，一个叫大和部落的邪马台国强大起来,形成了大和朝廷中央政权，并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奴隶主小国。到五世纪初，即中国的隋朝时期，以皇室为中心的大奴隶主势力进行兼并征伐，逐步统一了日本。
公元 654年，即中国初唐期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革新，对中国文明进行全方位引进，包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日本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1868年，日本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相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良运动和完成了全国统一战争，遂使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二）
笔者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在研究日本侵略扩张史的过程中，发现以上有关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成为封建主义社会，和在明治维新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个历史叙述和定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也无法解释清楚在大化革新以后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内外行为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具有强烈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性质特征的种种表现。
笔者认为,从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大化革新这段时期，日本实际上正在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一个以氏族社会为主的、还属于分裂状态的奴隶社会低级发展阶段。此时，几百个还不能算作是真正国家的氏族奴隶制部落小国刚刚建立起来，有一些奴隶主小国引进和借鉴了中国封建主义先进生产力。其中畿内一带的大和族依靠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移民和所带来的铁制农具、先进的农耕技术、养蚕织丝等手工技术，很快强大起来。它通过征战、兼并和联合，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建立了号称天皇的奴隶主君王制国.
公元593年（中国隋朝时期），奴隶主大贵族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拥立椎古女天皇，圣德太子摄政，掌握实权，才使奴隶主天皇制开始正式确立。但圣德太子死后，，朝政大权又被奴隶主贵族所夺取。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杀死篡掌实权的奴隶主大贵族苏我入鹿,迫使皇极天皇退位,立孝德天皇, 年号大化，并以皇太子名义执政，进行效仿中国唐朝制度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夺回了皇权，实行了看似与中国唐朝封建制度相仿的改革，但并不足以摈除日本刚从氏族社会过渡来的初级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社会基础和本质。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氏族部落和奴隶主小国刚刚翦除扫平后的日本建立形成一个由奴隶主皇权统治的奴隶制国家。此时，它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还只是刚刚建立，远未巩固和成熟。以大和部族为主体的全国各部落部族融合统一成为大和民族的进程也还刚刚开始。因此这场革新实际上是一场属于奴隶主义社会性质的革新，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奴隶制统一国家，强盛国力，并对外扩张。其发展阶段与中国刚刚建立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夏朝有些相仿。
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日本才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所不同的是，它将先进的中国封建主义文明，通过大化革新，进行符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而予以改头换面，并以此作为外壳和表象，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特性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甚至氏族社会特征的核心和心理严密地包裹起来，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封建主义，内里实质却是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的变异形态、变异种族和变异文化。
（三）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许多部落部族，从原始野蛮的氏族社会进化过渡到有阶级和国家的奴隶社会，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国就用三千年以上的时间；而从开始建立奴隶社会，再进化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形成统一民族，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从建立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夏朝，经过商、周、春秋、战国，到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秦朝，用了一千八百多年时间。
然而，日本从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的氏族原始社会，到公元五世纪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只用了七、八百年时间，与中国三千多年的进化史相比，可谓短矣；而日本从公元593年正式确立天皇制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645年通过一个政变式的大化革新,只用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五十二年时间，就使还刚刚进入统一政权奴隶社会的日本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这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难怪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它是从氏族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且不论此说正确与否，但这也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直到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它已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不论在内部行为和对外侵略中，都还保留有那么多属于氏族部落社会性质特征的极端原始低下、落后野蛮的陋习和暴行。比如喜欢吃人肉，在本族内盛行抛弃老人的陋习，把被侵略方的人不当人而当作动物任意杀戮残害奸淫，热衷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喜杀俘虏和弱者，信奉男女二神性交生下日本诸岛的神国神道，酷喜男女混澡、男女乱交，以及奸杀奸幼淫乱等等氏族社会中的动物性表现。
日本人的这种半人半兽、对内是人对外是兽的表现，正好说明了他们此时仍还强烈保留有这种氏族社会极其野蛮低下丑陋的素质特征，还没进化过来。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感慨过的：“直到明治维新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姓氏，其原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受到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种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朴素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酷烈，这样残忍。“郭沫若先生把日本人称之为“超级野蛮人。“
戴季陶也曾讥讽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 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注１】“’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可是在日本，“这一种事实不但社会上赞美，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注２】
（四）
笔者认为，大化革新以后到明治维新这个历史阶段，日本也并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完全成熟纯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在进一步将中国先进文明进行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的情况下，以封建主义为外壳、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为核心，逐步向封建主义社会过渡的变态社会。
日本在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自此到战败投降的七十七年间，其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技术等先进生产力进行对外侵略掠夺，发展起了以军火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经济实力，同时靠此建立起了一个神人合一、政教合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奴隶主神权统治制度。从中可以得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直在向封建主义过渡；在明治维新后，在还未建成成熟封建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又接着向资本主义过渡，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却始终仍然属于奴隶主义性质，甚至保留有强烈的氏族社会特征,并通过奴隶主军国主义天皇神权制度的强化而加强。这样也就使日本造成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用于对外扩张的军火工业迅猛发展，另方面在对外侵略和内部行为中充满了属于奴隶社会和氏族原始社会性质特征的各种最为野蛮、低下、血腥、残忍、贪婪和奸杀淫乱表现。这种用最先进和最落后的两种因素揉合一起的变异体,也就是日本自谓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和魂洋才“的真正含义。这个“东洋道德“与“和魂“，就是大和民族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性质的道德和灵魂。日本人把天皇看作神，而不是人，天皇也把自己装扮成是神。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发布的公告中赫然宣布：“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注３】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现人神“拜神教，只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级阶段的人才会把奴隶主首领当作真正的神来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天皇这个奴隶主首领才宣布是人而不是神,从虚假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带有封建主义人性色彩的帝王生涯。由此可见，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这个历史阶段，也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是一个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外壳，奴隶社会奴隶主军国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特征为核心的变异社会。
（五）
然而，由于人们机械教条地去套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级一级按步就班式社会发展阶段论，忽视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突变性过渡的、并不是单一纯正的变异形态，所以往往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跳跃式变异表现，把通过大化革新而刚刚进入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日本,误认为是已经进入像中国秦、汉、唐、宋那样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日本；把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天皇神权奴隶主中央集权的日本，误认为是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式现代社会日本。这种教条式理解，不仅把大化革新后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一切都往纯粹封建主义性质和表现上拉，而且对列宁等权威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说法不敢有半点质疑和逾越。加之日本人明知自己民族性中强烈存在有原始低下、野蛮残忍的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劣等基因而百般掩饰、死不承认，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日本人为了掩盖这种低下卑劣性和血腥罪行的残忍性，也使人们不易看清它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辉煌外壳严密包裹下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特征的核心与心理，以及靠先进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奴隶主军事帝国主义面目和本性。
这种在社会形态和民族特征上的误识误导，其严重后果是使我们主观人为地把日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日本人的进化素质程度大大的拔高了，提前了，于是在对待和处理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用君子之腹去度小人之心的偏差。忘记了看似先进文明的日本人，还存在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半人半兽的野兽动物性原始低级素质特征。日本人就连搞经济都带有这个特点，故世人也把战后的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当它自认为羽毛丰满以后，就又要敢说“不“了。
因此，对日本越是宽宏大度，不计前仇，以为可以“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会赢得日本人的“知恩感恩“，反倒会使他们认为你这是愚蠢傻气，软弱可欺，甚至认为我日本没有侵略过你而百般抵赖，死不认罪，并时时还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一旦它认为有必要时，定会复仇而反咬一口。
需要知道，具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特征的低素质民族，最惧怕强者，也最害怕虽弱却强硬并敢于抗击者。你越强硬，越蔑视他，敢顶他，打痛他，打败他，争赢他，他就越怕，越软，越尊重你，也越要“哈依哈依“地对你表示友好和服从。强者胜者为主宰一切的奴隶主，弱者败者为必须服从听命任受宰割的奴隶，这恰恰是日本人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的民族特性。
（六）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第五年即就吞并中国属国琉球。第六年，即1874年5月17日，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在1875年侵略中国的属国朝鲜，就此开始了长达七十一年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夺取了琉球、台湾和朝鲜，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国土和殖民地，同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七十余年持续不断地烧杀掠抡、奸淫奸杀和殖民奴役，真是无恶不作，比野兽还野兽，比奴隶主还奴隶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起来的无数财富和文明精华宝藏被掳掠一空，破坏殆尽，大量资源被抢夺，被屠杀残害者无以数计。仅日本在1937年以后的八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屠杀残害而死亡的中国人高达3500万人，伤残者亿计。日本的富强发达“文明“，完全是建筑在对外扩张侵略掠夺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靠掠抢中国的无数财富暴发起来的，是中国人的累累白骨堆出来的。据美国的一位学者估算，日本应该赔偿中国的损失和牺牲为62040亿美元【注４】。 追溯遥远的历史，日本在645年大化革新后不久，就出兵侵略朝鲜，并同中国唐朝发生大战。
公元642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日本勾结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侵犯新罗国，攻占城池40余座。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告急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即于644 年派李责率陆军6万人，又募兵4万人支援新罗。第二年，即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也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强盛国力以图扩张的大化革新。果然，九年以后， 即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已作好了扩张准备的日本天智天皇以支援百济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口与唐军展开大战，就此发生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尽管以唐军大败日本和百济联军而告终，但也就此揭开了中日两国历史上先后五次战争的序幕。日本明治维新后只六、七年就侵略琉球、台湾和朝鲜，这是一千二百年前大化革新后只九年就侵略朝鲜直指中国的翻版。
由此可见，日本的革新，总是和对外侵略扩张紧密联系的，不论大化革新还是明治维新都如出一辙。大化革新完全是为了利用和借鉴中国封建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行奴隶主义的扩张侵略。同样，明治维新也是为了利用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一步进行奴隶主义侵略扩张。这也暴露了曾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的日本民族其本质和心理的侵略扩张劣根性。这种劣根劣迹也在它大大得益于西方文明后却又向美英法荷大打出手而再次得到验证。而这种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极端民族利已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正是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所具有的最典型的国家和民族特征。而正是这一点，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却没有。因此对于建筑在奴隶主义侵略扩张基础上而发达起来的日本“富国强兵先进“经验，对虽然贫弱但比日本进化程度高,又没有侵略本性的中国人来说,却根本无法学，也始终学不会。
（七）
从以上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化过程中的变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中可以看到，按照史学界传统观点去认识和对待日本和日本人，许多问题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解释的。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把日本和日本人看得太高了，太先进文明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社会发展进化在阶段上和性质上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对日本人进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认定上也是有偏差的。我们被日本和日本人的封建主义继而资本主义的先进外壳蒙骗了，没有看到它具有强烈变异性的两面人特征，更没有看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进化程度实际上要比中国真正成熟的封建社会低了一级，甚至低了两级。这种误识使我们付出了长期而又惨痛的损失与牺牲。如果我们不能清醒认识，予以纠正，今后仍会因为对日本认识有误而出现偏差，大吃其亏。因为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仍然存有妄图东山再起、卷土复仇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因此，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了。
【注１】戴季陶著《日本论》，第103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注２】同上，第43－44页。
【注３】陆磊，吴有昌、胡若卿著《日本富国之谜》第7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
【注４】吴天威（美）《为促进中日两大民族长远和平友好－－日本必须解决战争遣留问题（下）》《日本侵华研究第27期（南京大屠杀六十年祭专辑）》第191页。（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出版，文中指出：“日本政府现已解决对华战争的遣留问题之一－－补发积欠台湾日本兵的薪饷，发放标准是原薪饷标准的120倍。“而对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1947年的远东委员会提出517亿美元赔款。此数乘以120倍,应为62040亿美元.“
楼主似乎发错了地方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