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浅谈美国核武器－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32:38
30多年以前，ICBM 洲际弹道导弹已经逐步成为美国战略核武器。这些导弹也是美国海军战略武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ICBM的最早研究者并不是美国，而是1944年的纳粹德国。德国人开发研制的A-9/A-10导弹成为后来美国的阿特拉斯（ATLAS）与大力神 I型（TITAN 1）导弹的先驱。战后，美国科学家在研制出小型氢弹后继续德国人的工作，于1955年开始发展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
从各个方面考虑，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是性能不够可靠、打击目标不准确、极易受攻击且价格昂贵的武器系统。这些问题，同样在当时的苏联也的的确确存在着。由于它们的不准确性以至于无法使用其对敌国的军事目标甚至政府建筑物等大型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而且其飞行的速度也无法满足军方第一次打击的要求。
最先克服这些局限性而真正成为美国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要数1962年开发成功的“民兵”1。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使得“按钮式的武装力量”成为现实。并且该型导弹在准确性、快速突防、可靠性（超过90％）、战场存活力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况且价格较从前也低廉许多。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民兵”导弹发射井的诞生。
“民兵”的出现，不但单方面使增强了美国核武器系统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增强，而且也引起了战后美苏之间的武器装备竞赛。后来两国经过协商，决定控制两国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数量，并最终达成一致。而几乎就在同时，双方又开始开发MIRV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例如美国的“民兵”Ⅲ。
如今，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所装备的包括有服役期超过25年的“民兵”Ⅲ和新式的“和平卫士”导弹。根据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将有可能被撤出服役。这样，到2000年美国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将在数量上拥有比1969年更少的导弹与弹头。
大力神系列洲际弹道导弹（SM-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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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ATLAS（D） ATLAS（E） ATLAS（F）
长度： 75英尺 82英尺6英寸 82英尺6英寸
直径： 所有型号均为10英尺
重量： 所有型号，从260,000到268,000磅
－－－－－－－－－－－－－－－－－－－－－－－－－－－－－－－－－－－
速度：15,000公里/小时 远地点：500公里
射程：5,500－9,000公里 圆概率误差：2,000英尺
动力系统：所有的阿特拉斯型弹道导弹都采用一台主动式发动机和两部增压发动机作为动力。
燃料为煤油，氧化剂为液态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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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是美国开发研制的第一种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当时1959年的世界来说美国以其拥有的核武器暂时获得了霸权地位；而对于美国自身来说，将核武器运用到某一场冲突或战争中却是极其困难的。
几乎就在德国投降的瞬间，美国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们便随即展开了对纳粹德国遗留下来的著名的V-2导弹计划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德国科学家的帮助，包括他们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有关于A-9/A-10导弹的大量研究成果与许多有价值的计算数据。该型导弹曾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也是当时希特勒想要的“终极武器”。1946年美国军方的指定部门开始对远射程导弹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其中一项名为CV MX-774计划于1946年4月19日正式启动。
MX-774计划包括有两项不同方案：一是亚音速巡航导弹，另一个是超音速弹道导弹。其中巡航导弹的研制方案拥有成熟且先进的技术基础支持，而弹道导弹则具备优秀的突防能力。至此，军方的研究人员认为弹道导弹应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技术难题需要攻克。而就在一年之后，军方又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决定取消巡航导弹的研究而以诺斯罗普的“蛇鲨”（MX-775计划）所取代。
研究者们决定使用新的轻型结构技术，计划建造一枚V-2尺寸大小、重量为其一半的试验型导弹运载系统（MX-774火箭）。相同燃料动力系统，重量则减轻了一半，是否其射程会达到V-2导弹的2倍，科学家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外形上虽与V-2相似，但MX-774火箭却在导弹设计方面颇具革命性。MX－774还一改V-2式的内部燃料舱结构而采用完全的外表式的燃料舱设计。弹身还安装有火箭发动机，它的强劲动力可以保证导弹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飞行直抵目标。最后在导弹的顶部安装一个可分离的圆锥体结构，这个结构将能使整个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周围产生的热气流罩得到一定的减弱。
关于MX－774计划的另一项设计概念是压力稳定飞行结构。主要是取消原火箭内部的结构支撑体系，而取而代之的是在火箭的内部加比大气压稍大的气压以保证整个导弹结构完整性与承受能力。就像一个膨胀的足球可以抵御外界对它的各种压力。并且这种还可以保证导弹的外壳可以作得比一角钱的硬币还薄。但这项设计也自然有它的缺点，就是一旦外壳某处出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洞，它内部的气压都将会瞬间流失，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并且导弹很快会被它自身的重量所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国会很快便开始削减军费开支。到了1947年，空军方面已经无法再承担关于任何导弹及火箭开发的费用了。于是，军方决定将那些被认为是重复开发或具有投机性质的计划一一取缔。其中，由于多方面都认为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很不具现实性，因此MX-774计划也没有逃脱被暂时取消的厄运，于1947年6月末被中止。
尽管计划被中止，但研究部门还是得到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得以研制出用以进行实际测试试验的MX-774导弹并先后进行了3次试射。首枚实验型导弹于1948年7月1日进行了试射，但再在成功发射后约1分钟后便出现了故障，主要原因是其主发动机突然停车。第二次发射试验于当年9月27日进行，这次试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当导弹飞行至40英里高度时，其自身出现的故障最终导致了导弹突然爆炸的结局。最后一次发射试验是在12月2日进行的。同样在这次试射当中，导弹飞行了一段时间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还是由于导弹内部的某处发生爆炸而最终毁掉了整个导弹。虽然，这三次试射都最终不可思议地以失败收场，但却为将来的研究设计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数据资料。
在宣布计划被停止后的大约三年时间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们始终都未停止过对远程弹道导弹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主要工程师卡尔·J·博萨特的主持下，于1949年5月开发出一级和二级导弹设计方案。此种优秀的导弹设计方案为整个设计机构赢得了很大的转机，并得到了研制新武器系统所需的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这期间还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他们于1949年8月19日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此后的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更加速了美军开发远程导弹的决心。最终于1951年1月23日CONVAIR导弹研制机构正式获得了开发MX-1593远程导弹的合约。并于当年9月政府正式将该计划命名为阿特拉斯导弹计划。
阿特拉斯计划正式启动后不久的1952年11月1日，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人类首个百万吨级的高热原子核反应炸弹（H-BOMB）试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核能时代，并且对阿特拉斯计划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时ICBM洲际弹道导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却是当使用千吨级当量的弹头时其精确度无法令人满意。如果阿特拉斯导弹使用较小的氢弹弹头，误差则会在1英里左右，但仍然可以有效的打击目标。如此一来，留给科学家们要急需解决的问题便是设计出可以搭载重量为65吨的弹头的弹体。
1953年，CONVAIR在原子能委员会AEC提供的关于有效载荷的数据资料等的帮助下，完成了阿特拉斯导弹的初步设计工作。可以说研究设计组进入了战后8年来这项研究工作的颠峰时期。初期型的阿特拉斯导弹具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只有一角钱硬币厚度，采用加压方式填充的完全式燃料舱；换向式火箭发动机；以维持弹体旋转的表面小型引擎；一级或二级推进的发射方式。从外形上看，这枚导弹即大又略显怪异：90英尺长，12英尺宽，加上5部主发动机总重量达到了600,000磅。这样的导弹可谓尽显笨重。
1954年2月10日，战术导弹评估委员会宣布将有可能以体积和重量更小但威力更大的氢弹作为远程弹道导弹的弹头来进行下一步的开发工作。3月1日，可能成为现实。当时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的名为“城堡”的军事演习中成功引爆了一枚氢弹。这枚名为“喝彩”的氢弹不但成功地完成了试爆，并且还大大超过了预期的7,000,000吨当量的爆炸程度，最终达到了当量15,000,000吨。
由于“喝彩”在试爆中大大超过了预期设计的当量值，所以作为阿特拉斯导弹的弹头部分还可以比原设计进一步缩小。也正因为如此，该设计计划再一次于1954年12月被冻结，而不久后的55年1月14日，空军又重新与CONVAIR签订了研制和测试阿特拉斯导弹的合约。
同年，该项合约正式启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还获得了有关于苏联也正在开发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准确情报。这一事实充分证实了俄国人已经成功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IRBM），这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在弹道导弹技术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这更加促使了官方对加快阿特拉斯导弹研究步伐的决心。很快最先面世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并没有安装主发动机，而弹头也使用的是虚拟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真正开发出洲际导弹之前对各项设计技术进行验证阶段的考察以建立阿特拉斯系列导弹的设计基础。这项工作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首次试射是在1957年的6月11日进行的。在经过成功的起飞过程之后，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了大约1分钟，此后导弹的助推发动机便出现了一系列故障，迫使地面控制中心不得不主动摧毁这枚错误飞行中的导弹。两个月后的8月20号，苏联公开宣布已经成功发射并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控制技术。虽然现在已无从考证这条消息的真实性，然而这条公告在当时就像天主教的传道一样很快便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因此，美国更加快了开发工作的步伐。1957年9月25日，第二枚阿特拉斯A型导弹进行试射。像第一次一样，导弹从点火到发射升空都很顺利，并且成功地飞行了3分钟，但最终又因为发生故障而不得不毁掉。而9天后，苏联又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更是大大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1957年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正式批准了第一个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计划。该计划要求，于1962年12月之前将要组建4支阿特拉斯洲际导弹中队和4支大力神导弹中队。据此，美国空军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建立首个洲际弹道导弹于中程弹道导弹训练营。此后于12月12日进一步将该计划扩大至在1962年之前建立9支弹道导弹中队。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试射首次获得完全成功是在1957年12月17日进行的该型导弹的第三次试射中，该导弹成功按预定方案飞行了600英里。
1958年6月3日进行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第8次发射试验只成功地完成了前半级的飞行。具有3发动机的阿特拉斯B型导弹的测试工作于1958年7月9日正式启动，并且该B型导弹于当年的8月2日首次成功的飞行了2500英里远。成功的远距离飞行测试连续出现在8月28日和9月14日的试射中，并且于11月28日进行的第7次发射试验中，导弹首次完成了全程飞行，达到6,325英里。此后又经过改进，于12月23日开始相继进行了阿特拉斯C型导弹的大量测试工作（在阿特拉斯D型导弹正式进入测试阶段之前总共进行了25次导弹发射试验）。
阿特拉斯D型导弹
由于阿特拉斯B型和C型的获得的大量成功经验，所以于1959年7月29日开始开发生产第一批生产型导弹——阿特拉斯D型。两个月后的1959年9月9日11:49:30PDT（美国太平洋时区），首枚生产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从位于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的发射架成功起飞。这次导弹的成功发射正式开启了美国掌握和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历史。在1959年10月31日，第一枚安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被作为威慑武力安装在576A－1发射井中。
第一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部署有两个人造卫星基地，每个基地包括一个发射控制中心和三个开放式的发射台。然而，时间退回到1957年时，如此暴露的导弹基地将会对安全问题产生很大的威胁。因此国防部颁布指令，发展并建立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这种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被命名为COFFIN（“棺材”），并且该发射装置可以抵住25PSI的过压。
从表面上看，一个COFFIN发射台就像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仓库一样，并且还带有一个巨大的可折叠金属门。导弹的安装设置工作还算简单：就是将导弹固定在发射支架上，平时则将其与发射架整个旋转（也可以说是放倒）收纳于大金属门内；要进行发射时，则将门打开导弹与发射架旋转至与地面垂直即可进入发射状态。（整个发射台几乎位于地平线高度）当接到命令需要发射时，导弹很快便会进入垂直状态，然后开始进行导弹的燃料填充，这一过程开始到导弹可以发射只需短短的15分钟。
第一个COFFIN发射台建造工作开始于1958年6月，地点位于沃伦战略空军基地。阿特拉斯D型导弹首次成功的于COFFIN发射台发射升空是在1960年4月22日。此后，第二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被命名为第564战略导弹中队（SMS）于1960年9月2日宣布进入正式服役。该部队编制与组成几乎与第一支建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完全相同。其组成部分中的每个卫星基地包括有一个控制中心和三个地上COFFIN发射台。在此后不久的1961年3月7日，第565SMS也在沃伦战略空军基地成立；并且于当月30日，第549SMS在奥弗特战略空军基地完成部署。后成立的两支导弹部队与先前的有所不同，每支中队由3个卫星基地组成。
尽管使用了新式的COFFIN发射台，但阿特拉斯D型导弹仍然受着传统的无线电制导的很大约束。除了很易受到一定的干扰外，该系统在导弹发射前需要超过5分钟的准备时间，加上添加燃料的15分钟时间，再加上其它硬件方面的准备耗时，发射一枚阿特拉斯D型导弹，足足要等上超过30分钟。(待续)
『本人译自外刊』
然而，ICBM的最早研究者并不是美国，而是1944年的纳粹德国。德国人开发研制的A-9/A-10导弹成为后来美国的阿特拉斯（ATLAS）与大力神 I型（TITAN 1）导弹的先驱。战后，美国科学家在研制出小型氢弹后继续德国人的工作，于1955年开始发展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
从各个方面考虑，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是性能不够可靠、打击目标不准确、极易受攻击且价格昂贵的武器系统。这些问题，同样在当时的苏联也的的确确存在着。由于它们的不准确性以至于无法使用其对敌国的军事目标甚至政府建筑物等大型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而且其飞行的速度也无法满足军方第一次打击的要求。
最先克服这些局限性而真正成为美国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要数1962年开发成功的“民兵”1。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使得“按钮式的武装力量”成为现实。并且该型导弹在准确性、快速突防、可靠性（超过90％）、战场存活力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况且价格较从前也低廉许多。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民兵”导弹发射井的诞生。
“民兵”的出现，不但单方面使增强了美国核武器系统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增强，而且也引起了战后美苏之间的武器装备竞赛。后来两国经过协商，决定控制两国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数量，并最终达成一致。而几乎就在同时，双方又开始开发MIRV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例如美国的“民兵”Ⅲ。
如今，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所装备的包括有服役期超过25年的“民兵”Ⅲ和新式的“和平卫士”导弹。根据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将有可能被撤出服役。这样，到2000年美国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将在数量上拥有比1969年更少的导弹与弹头。
大力神系列洲际弹道导弹（SM-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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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ATLAS（D） ATLAS（E） ATLAS（F）
长度： 75英尺 82英尺6英寸 82英尺6英寸
直径： 所有型号均为10英尺
重量： 所有型号，从260,000到268,0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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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15,000公里/小时 远地点：500公里
射程：5,500－9,000公里 圆概率误差：2,000英尺
动力系统：所有的阿特拉斯型弹道导弹都采用一台主动式发动机和两部增压发动机作为动力。
燃料为煤油，氧化剂为液态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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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是美国开发研制的第一种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当时1959年的世界来说美国以其拥有的核武器暂时获得了霸权地位；而对于美国自身来说，将核武器运用到某一场冲突或战争中却是极其困难的。
几乎就在德国投降的瞬间，美国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们便随即展开了对纳粹德国遗留下来的著名的V-2导弹计划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德国科学家的帮助，包括他们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有关于A-9/A-10导弹的大量研究成果与许多有价值的计算数据。该型导弹曾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也是当时希特勒想要的“终极武器”。1946年美国军方的指定部门开始对远射程导弹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其中一项名为CV MX-774计划于1946年4月19日正式启动。
MX-774计划包括有两项不同方案：一是亚音速巡航导弹，另一个是超音速弹道导弹。其中巡航导弹的研制方案拥有成熟且先进的技术基础支持，而弹道导弹则具备优秀的突防能力。至此，军方的研究人员认为弹道导弹应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技术难题需要攻克。而就在一年之后，军方又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决定取消巡航导弹的研究而以诺斯罗普的“蛇鲨”（MX-775计划）所取代。
研究者们决定使用新的轻型结构技术，计划建造一枚V-2尺寸大小、重量为其一半的试验型导弹运载系统（MX-774火箭）。相同燃料动力系统，重量则减轻了一半，是否其射程会达到V-2导弹的2倍，科学家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外形上虽与V-2相似，但MX-774火箭却在导弹设计方面颇具革命性。MX－774还一改V-2式的内部燃料舱结构而采用完全的外表式的燃料舱设计。弹身还安装有火箭发动机，它的强劲动力可以保证导弹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飞行直抵目标。最后在导弹的顶部安装一个可分离的圆锥体结构，这个结构将能使整个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周围产生的热气流罩得到一定的减弱。
关于MX－774计划的另一项设计概念是压力稳定飞行结构。主要是取消原火箭内部的结构支撑体系，而取而代之的是在火箭的内部加比大气压稍大的气压以保证整个导弹结构完整性与承受能力。就像一个膨胀的足球可以抵御外界对它的各种压力。并且这种还可以保证导弹的外壳可以作得比一角钱的硬币还薄。但这项设计也自然有它的缺点，就是一旦外壳某处出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洞，它内部的气压都将会瞬间流失，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并且导弹很快会被它自身的重量所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国会很快便开始削减军费开支。到了1947年，空军方面已经无法再承担关于任何导弹及火箭开发的费用了。于是，军方决定将那些被认为是重复开发或具有投机性质的计划一一取缔。其中，由于多方面都认为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很不具现实性，因此MX-774计划也没有逃脱被暂时取消的厄运，于1947年6月末被中止。
尽管计划被中止，但研究部门还是得到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得以研制出用以进行实际测试试验的MX-774导弹并先后进行了3次试射。首枚实验型导弹于1948年7月1日进行了试射，但再在成功发射后约1分钟后便出现了故障，主要原因是其主发动机突然停车。第二次发射试验于当年9月27日进行，这次试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当导弹飞行至40英里高度时，其自身出现的故障最终导致了导弹突然爆炸的结局。最后一次发射试验是在12月2日进行的。同样在这次试射当中，导弹飞行了一段时间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还是由于导弹内部的某处发生爆炸而最终毁掉了整个导弹。虽然，这三次试射都最终不可思议地以失败收场，但却为将来的研究设计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数据资料。
在宣布计划被停止后的大约三年时间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们始终都未停止过对远程弹道导弹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主要工程师卡尔·J·博萨特的主持下，于1949年5月开发出一级和二级导弹设计方案。此种优秀的导弹设计方案为整个设计机构赢得了很大的转机，并得到了研制新武器系统所需的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这期间还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他们于1949年8月19日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此后的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更加速了美军开发远程导弹的决心。最终于1951年1月23日CONVAIR导弹研制机构正式获得了开发MX-1593远程导弹的合约。并于当年9月政府正式将该计划命名为阿特拉斯导弹计划。
阿特拉斯计划正式启动后不久的1952年11月1日，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人类首个百万吨级的高热原子核反应炸弹（H-BOMB）试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核能时代，并且对阿特拉斯计划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时ICBM洲际弹道导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却是当使用千吨级当量的弹头时其精确度无法令人满意。如果阿特拉斯导弹使用较小的氢弹弹头，误差则会在1英里左右，但仍然可以有效的打击目标。如此一来，留给科学家们要急需解决的问题便是设计出可以搭载重量为65吨的弹头的弹体。
1953年，CONVAIR在原子能委员会AEC提供的关于有效载荷的数据资料等的帮助下，完成了阿特拉斯导弹的初步设计工作。可以说研究设计组进入了战后8年来这项研究工作的颠峰时期。初期型的阿特拉斯导弹具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只有一角钱硬币厚度，采用加压方式填充的完全式燃料舱；换向式火箭发动机；以维持弹体旋转的表面小型引擎；一级或二级推进的发射方式。从外形上看，这枚导弹即大又略显怪异：90英尺长，12英尺宽，加上5部主发动机总重量达到了600,000磅。这样的导弹可谓尽显笨重。
1954年2月10日，战术导弹评估委员会宣布将有可能以体积和重量更小但威力更大的氢弹作为远程弹道导弹的弹头来进行下一步的开发工作。3月1日，可能成为现实。当时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的名为“城堡”的军事演习中成功引爆了一枚氢弹。这枚名为“喝彩”的氢弹不但成功地完成了试爆，并且还大大超过了预期的7,000,000吨当量的爆炸程度，最终达到了当量15,000,000吨。
由于“喝彩”在试爆中大大超过了预期设计的当量值，所以作为阿特拉斯导弹的弹头部分还可以比原设计进一步缩小。也正因为如此，该设计计划再一次于1954年12月被冻结，而不久后的55年1月14日，空军又重新与CONVAIR签订了研制和测试阿特拉斯导弹的合约。
同年，该项合约正式启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还获得了有关于苏联也正在开发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准确情报。这一事实充分证实了俄国人已经成功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IRBM），这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在弹道导弹技术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这更加促使了官方对加快阿特拉斯导弹研究步伐的决心。很快最先面世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并没有安装主发动机，而弹头也使用的是虚拟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真正开发出洲际导弹之前对各项设计技术进行验证阶段的考察以建立阿特拉斯系列导弹的设计基础。这项工作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首次试射是在1957年的6月11日进行的。在经过成功的起飞过程之后，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了大约1分钟，此后导弹的助推发动机便出现了一系列故障，迫使地面控制中心不得不主动摧毁这枚错误飞行中的导弹。两个月后的8月20号，苏联公开宣布已经成功发射并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控制技术。虽然现在已无从考证这条消息的真实性，然而这条公告在当时就像天主教的传道一样很快便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因此，美国更加快了开发工作的步伐。1957年9月25日，第二枚阿特拉斯A型导弹进行试射。像第一次一样，导弹从点火到发射升空都很顺利，并且成功地飞行了3分钟，但最终又因为发生故障而不得不毁掉。而9天后，苏联又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更是大大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1957年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正式批准了第一个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计划。该计划要求，于1962年12月之前将要组建4支阿特拉斯洲际导弹中队和4支大力神导弹中队。据此，美国空军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建立首个洲际弹道导弹于中程弹道导弹训练营。此后于12月12日进一步将该计划扩大至在1962年之前建立9支弹道导弹中队。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试射首次获得完全成功是在1957年12月17日进行的该型导弹的第三次试射中，该导弹成功按预定方案飞行了600英里。
1958年6月3日进行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第8次发射试验只成功地完成了前半级的飞行。具有3发动机的阿特拉斯B型导弹的测试工作于1958年7月9日正式启动，并且该B型导弹于当年的8月2日首次成功的飞行了2500英里远。成功的远距离飞行测试连续出现在8月28日和9月14日的试射中，并且于11月28日进行的第7次发射试验中，导弹首次完成了全程飞行，达到6,325英里。此后又经过改进，于12月23日开始相继进行了阿特拉斯C型导弹的大量测试工作（在阿特拉斯D型导弹正式进入测试阶段之前总共进行了25次导弹发射试验）。
阿特拉斯D型导弹
由于阿特拉斯B型和C型的获得的大量成功经验，所以于1959年7月29日开始开发生产第一批生产型导弹——阿特拉斯D型。两个月后的1959年9月9日11:49:30PDT（美国太平洋时区），首枚生产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从位于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的发射架成功起飞。这次导弹的成功发射正式开启了美国掌握和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历史。在1959年10月31日，第一枚安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被作为威慑武力安装在576A－1发射井中。
第一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部署有两个人造卫星基地，每个基地包括一个发射控制中心和三个开放式的发射台。然而，时间退回到1957年时，如此暴露的导弹基地将会对安全问题产生很大的威胁。因此国防部颁布指令，发展并建立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这种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被命名为COFFIN（“棺材”），并且该发射装置可以抵住25PSI的过压。
从表面上看，一个COFFIN发射台就像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仓库一样，并且还带有一个巨大的可折叠金属门。导弹的安装设置工作还算简单：就是将导弹固定在发射支架上，平时则将其与发射架整个旋转（也可以说是放倒）收纳于大金属门内；要进行发射时，则将门打开导弹与发射架旋转至与地面垂直即可进入发射状态。（整个发射台几乎位于地平线高度）当接到命令需要发射时，导弹很快便会进入垂直状态，然后开始进行导弹的燃料填充，这一过程开始到导弹可以发射只需短短的15分钟。
第一个COFFIN发射台建造工作开始于1958年6月，地点位于沃伦战略空军基地。阿特拉斯D型导弹首次成功的于COFFIN发射台发射升空是在1960年4月22日。此后，第二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被命名为第564战略导弹中队（SMS）于1960年9月2日宣布进入正式服役。该部队编制与组成几乎与第一支建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完全相同。其组成部分中的每个卫星基地包括有一个控制中心和三个地上COFFIN发射台。在此后不久的1961年3月7日，第565SMS也在沃伦战略空军基地成立；并且于当月30日，第549SMS在奥弗特战略空军基地完成部署。后成立的两支导弹部队与先前的有所不同，每支中队由3个卫星基地组成。
尽管使用了新式的COFFIN发射台，但阿特拉斯D型导弹仍然受着传统的无线电制导的很大约束。除了很易受到一定的干扰外，该系统在导弹发射前需要超过5分钟的准备时间，加上添加燃料的15分钟时间，再加上其它硬件方面的准备耗时，发射一枚阿特拉斯D型导弹，足足要等上超过30分钟。(待续)
『本人译自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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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ICBM的最早研究者并不是美国，而是1944年的纳粹德国。德国人开发研制的A-9/A-10导弹成为后来美国的阿特拉斯（ATLAS）与大力神 I型（TITAN 1）导弹的先驱。战后，美国科学家在研制出小型氢弹后继续德国人的工作，于1955年开始发展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
从各个方面考虑，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是性能不够可靠、打击目标不准确、极易受攻击且价格昂贵的武器系统。这些问题，同样在当时的苏联也的的确确存在着。由于它们的不准确性以至于无法使用其对敌国的军事目标甚至政府建筑物等大型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而且其飞行的速度也无法满足军方第一次打击的要求。
最先克服这些局限性而真正成为美国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要数1962年开发成功的“民兵”1。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使得“按钮式的武装力量”成为现实。并且该型导弹在准确性、快速突防、可靠性（超过90％）、战场存活力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况且价格较从前也低廉许多。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民兵”导弹发射井的诞生。
“民兵”的出现，不但单方面使增强了美国核武器系统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增强，而且也引起了战后美苏之间的武器装备竞赛。后来两国经过协商，决定控制两国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数量，并最终达成一致。而几乎就在同时，双方又开始开发MIRV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例如美国的“民兵”Ⅲ。
如今，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所装备的包括有服役期超过25年的“民兵”Ⅲ和新式的“和平卫士”导弹。根据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将有可能被撤出服役。这样，到2000年美国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将在数量上拥有比1969年更少的导弹与弹头。
大力神系列洲际弹道导弹（SM-65）
－－－－－－－－－－－－－－－－－－－－－－－－－－－－－－－－－－－
型号： ATLAS（D） ATLAS（E） ATLAS（F）
长度： 75英尺 82英尺6英寸 82英尺6英寸
直径： 所有型号均为10英尺
重量： 所有型号，从260,000到268,000磅
－－－－－－－－－－－－－－－－－－－－－－－－－－－－－－－－－－－
速度：15,000公里/小时 远地点：500公里
射程：5,500－9,000公里 圆概率误差：2,000英尺
动力系统：所有的阿特拉斯型弹道导弹都采用一台主动式发动机和两部增压发动机作为动力。
燃料为煤油，氧化剂为液态氧。
－－－－－－－－－－－－－－－－－－－－－－－－－－－－－－－－－－－
阿特拉斯是美国开发研制的第一种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当时1959年的世界来说美国以其拥有的核武器暂时获得了霸权地位；而对于美国自身来说，将核武器运用到某一场冲突或战争中却是极其困难的。
几乎就在德国投降的瞬间，美国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们便随即展开了对纳粹德国遗留下来的著名的V-2导弹计划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德国科学家的帮助，包括他们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有关于A-9/A-10导弹的大量研究成果与许多有价值的计算数据。该型导弹曾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也是当时希特勒想要的“终极武器”。1946年美国军方的指定部门开始对远射程导弹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其中一项名为CV MX-774计划于1946年4月19日正式启动。
MX-774计划包括有两项不同方案：一是亚音速巡航导弹，另一个是超音速弹道导弹。其中巡航导弹的研制方案拥有成熟且先进的技术基础支持，而弹道导弹则具备优秀的突防能力。至此，军方的研究人员认为弹道导弹应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技术难题需要攻克。而就在一年之后，军方又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决定取消巡航导弹的研究而以诺斯罗普的“蛇鲨”（MX-775计划）所取代。
研究者们决定使用新的轻型结构技术，计划建造一枚V-2尺寸大小、重量为其一半的试验型导弹运载系统（MX-774火箭）。相同燃料动力系统，重量则减轻了一半，是否其射程会达到V-2导弹的2倍，科学家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外形上虽与V-2相似，但MX-774火箭却在导弹设计方面颇具革命性。MX－774还一改V-2式的内部燃料舱结构而采用完全的外表式的燃料舱设计。弹身还安装有火箭发动机，它的强劲动力可以保证导弹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飞行直抵目标。最后在导弹的顶部安装一个可分离的圆锥体结构，这个结构将能使整个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周围产生的热气流罩得到一定的减弱。
关于MX－774计划的另一项设计概念是压力稳定飞行结构。主要是取消原火箭内部的结构支撑体系，而取而代之的是在火箭的内部加比大气压稍大的气压以保证整个导弹结构完整性与承受能力。就像一个膨胀的足球可以抵御外界对它的各种压力。并且这种还可以保证导弹的外壳可以作得比一角钱的硬币还薄。但这项设计也自然有它的缺点，就是一旦外壳某处出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洞，它内部的气压都将会瞬间流失，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并且导弹很快会被它自身的重量所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国会很快便开始削减军费开支。到了1947年，空军方面已经无法再承担关于任何导弹及火箭开发的费用了。于是，军方决定将那些被认为是重复开发或具有投机性质的计划一一取缔。其中，由于多方面都认为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很不具现实性，因此MX-774计划也没有逃脱被暂时取消的厄运，于1947年6月末被中止。
尽管计划被中止，但研究部门还是得到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得以研制出用以进行实际测试试验的MX-774导弹并先后进行了3次试射。首枚实验型导弹于1948年7月1日进行了试射，但再在成功发射后约1分钟后便出现了故障，主要原因是其主发动机突然停车。第二次发射试验于当年9月27日进行，这次试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当导弹飞行至40英里高度时，其自身出现的故障最终导致了导弹突然爆炸的结局。最后一次发射试验是在12月2日进行的。同样在这次试射当中，导弹飞行了一段时间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还是由于导弹内部的某处发生爆炸而最终毁掉了整个导弹。虽然，这三次试射都最终不可思议地以失败收场，但却为将来的研究设计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数据资料。
在宣布计划被停止后的大约三年时间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们始终都未停止过对远程弹道导弹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主要工程师卡尔·J·博萨特的主持下，于1949年5月开发出一级和二级导弹设计方案。此种优秀的导弹设计方案为整个设计机构赢得了很大的转机，并得到了研制新武器系统所需的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这期间还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他们于1949年8月19日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此后的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更加速了美军开发远程导弹的决心。最终于1951年1月23日CONVAIR导弹研制机构正式获得了开发MX-1593远程导弹的合约。并于当年9月政府正式将该计划命名为阿特拉斯导弹计划。
阿特拉斯计划正式启动后不久的1952年11月1日，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人类首个百万吨级的高热原子核反应炸弹（H-BOMB）试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核能时代，并且对阿特拉斯计划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时ICBM洲际弹道导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却是当使用千吨级当量的弹头时其精确度无法令人满意。如果阿特拉斯导弹使用较小的氢弹弹头，误差则会在1英里左右，但仍然可以有效的打击目标。如此一来，留给科学家们要急需解决的问题便是设计出可以搭载重量为65吨的弹头的弹体。
1953年，CONVAIR在原子能委员会AEC提供的关于有效载荷的数据资料等的帮助下，完成了阿特拉斯导弹的初步设计工作。可以说研究设计组进入了战后8年来这项研究工作的颠峰时期。初期型的阿特拉斯导弹具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只有一角钱硬币厚度，采用加压方式填充的完全式燃料舱；换向式火箭发动机；以维持弹体旋转的表面小型引擎；一级或二级推进的发射方式。从外形上看，这枚导弹即大又略显怪异：90英尺长，12英尺宽，加上5部主发动机总重量达到了600,000磅。这样的导弹可谓尽显笨重。
1954年2月10日，战术导弹评估委员会宣布将有可能以体积和重量更小但威力更大的氢弹作为远程弹道导弹的弹头来进行下一步的开发工作。3月1日，可能成为现实。当时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的名为“城堡”的军事演习中成功引爆了一枚氢弹。这枚名为“喝彩”的氢弹不但成功地完成了试爆，并且还大大超过了预期的7,000,000吨当量的爆炸程度，最终达到了当量15,000,000吨。
由于“喝彩”在试爆中大大超过了预期设计的当量值，所以作为阿特拉斯导弹的弹头部分还可以比原设计进一步缩小。也正因为如此，该设计计划再一次于1954年12月被冻结，而不久后的55年1月14日，空军又重新与CONVAIR签订了研制和测试阿特拉斯导弹的合约。
同年，该项合约正式启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还获得了有关于苏联也正在开发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准确情报。这一事实充分证实了俄国人已经成功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IRBM），这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在弹道导弹技术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这更加促使了官方对加快阿特拉斯导弹研究步伐的决心。很快最先面世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并没有安装主发动机，而弹头也使用的是虚拟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真正开发出洲际导弹之前对各项设计技术进行验证阶段的考察以建立阿特拉斯系列导弹的设计基础。这项工作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首次试射是在1957年的6月11日进行的。在经过成功的起飞过程之后，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了大约1分钟，此后导弹的助推发动机便出现了一系列故障，迫使地面控制中心不得不主动摧毁这枚错误飞行中的导弹。两个月后的8月20号，苏联公开宣布已经成功发射并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控制技术。虽然现在已无从考证这条消息的真实性，然而这条公告在当时就像天主教的传道一样很快便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因此，美国更加快了开发工作的步伐。1957年9月25日，第二枚阿特拉斯A型导弹进行试射。像第一次一样，导弹从点火到发射升空都很顺利，并且成功地飞行了3分钟，但最终又因为发生故障而不得不毁掉。而9天后，苏联又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更是大大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1957年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正式批准了第一个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计划。该计划要求，于1962年12月之前将要组建4支阿特拉斯洲际导弹中队和4支大力神导弹中队。据此，美国空军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建立首个洲际弹道导弹于中程弹道导弹训练营。此后于12月12日进一步将该计划扩大至在1962年之前建立9支弹道导弹中队。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试射首次获得完全成功是在1957年12月17日进行的该型导弹的第三次试射中，该导弹成功按预定方案飞行了600英里。
1958年6月3日进行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第8次发射试验只成功地完成了前半级的飞行。具有3发动机的阿特拉斯B型导弹的测试工作于1958年7月9日正式启动，并且该B型导弹于当年的8月2日首次成功的飞行了2500英里远。成功的远距离飞行测试连续出现在8月28日和9月14日的试射中，并且于11月28日进行的第7次发射试验中，导弹首次完成了全程飞行，达到6,325英里。此后又经过改进，于12月23日开始相继进行了阿特拉斯C型导弹的大量测试工作（在阿特拉斯D型导弹正式进入测试阶段之前总共进行了25次导弹发射试验）。
阿特拉斯D型导弹
由于阿特拉斯B型和C型的获得的大量成功经验，所以于1959年7月29日开始开发生产第一批生产型导弹——阿特拉斯D型。两个月后的1959年9月9日11:49:30PDT（美国太平洋时区），首枚生产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从位于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的发射架成功起飞。这次导弹的成功发射正式开启了美国掌握和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历史。在1959年10月31日，第一枚安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被作为威慑武力安装在576A－1发射井中。
第一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部署有两个人造卫星基地，每个基地包括一个发射控制中心和三个开放式的发射台。然而，时间退回到1957年时，如此暴露的导弹基地将会对安全问题产生很大的威胁。因此国防部颁布指令，发展并建立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这种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被命名为COFFIN（“棺材”），并且该发射装置可以抵住25PSI的过压。
从表面上看，一个COFFIN发射台就像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仓库一样，并且还带有一个巨大的可折叠金属门。导弹的安装设置工作还算简单：就是将导弹固定在发射支架上，平时则将其与发射架整个旋转（也可以说是放倒）收纳于大金属门内；要进行发射时，则将门打开导弹与发射架旋转至与地面垂直即可进入发射状态。（整个发射台几乎位于地平线高度）当接到命令需要发射时，导弹很快便会进入垂直状态，然后开始进行导弹的燃料填充，这一过程开始到导弹可以发射只需短短的15分钟。
第一个COFFIN发射台建造工作开始于1958年6月，地点位于沃伦战略空军基地。阿特拉斯D型导弹首次成功的于COFFIN发射台发射升空是在1960年4月22日。此后，第二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被命名为第564战略导弹中队（SMS）于1960年9月2日宣布进入正式服役。该部队编制与组成几乎与第一支建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完全相同。其组成部分中的每个卫星基地包括有一个控制中心和三个地上COFFIN发射台。在此后不久的1961年3月7日，第565SMS也在沃伦战略空军基地成立；并且于当月30日，第549SMS在奥弗特战略空军基地完成部署。后成立的两支导弹部队与先前的有所不同，每支中队由3个卫星基地组成。
尽管使用了新式的COFFIN发射台，但阿特拉斯D型导弹仍然受着传统的无线电制导的很大约束。除了很易受到一定的干扰外，该系统在导弹发射前需要超过5分钟的准备时间，加上添加燃料的15分钟时间，再加上其它硬件方面的准备耗时，发射一枚阿特拉斯D型导弹，足足要等上超过30分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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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以前，ICBM 洲际弹道导弹已经逐步成为美国战略核武器。这些导弹也是美国海军战略武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ICBM的最早研究者并不是美国，而是1944年的纳粹德国。德国人开发研制的A-9/A-10导弹成为后来美国的阿特拉斯（ATLAS）与大力神 I型（TITAN 1）导弹的先驱。战后，美国科学家在研制出小型氢弹后继续德国人的工作，于1955年开始发展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
从各个方面考虑，阿特拉斯与大力神 I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是性能不够可靠、打击目标不准确、极易受攻击且价格昂贵的武器系统。这些问题，同样在当时的苏联也的的确确存在着。由于它们的不准确性以至于无法使用其对敌国的军事目标甚至政府建筑物等大型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而且其飞行的速度也无法满足军方第一次打击的要求。
最先克服这些局限性而真正成为美国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要数1962年开发成功的“民兵”1。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使得“按钮式的武装力量”成为现实。并且该型导弹在准确性、快速突防、可靠性（超过90％）、战场存活力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况且价格较从前也低廉许多。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民兵”导弹发射井的诞生。
“民兵”的出现，不但单方面使增强了美国核武器系统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增强，而且也引起了战后美苏之间的武器装备竞赛。后来两国经过协商，决定控制两国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数量，并最终达成一致。而几乎就在同时，双方又开始开发MIRV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例如美国的“民兵”Ⅲ。
如今，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所装备的包括有服役期超过25年的“民兵”Ⅲ和新式的“和平卫士”导弹。根据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将有可能被撤出服役。这样，到2000年美国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将在数量上拥有比1969年更少的导弹与弹头。
大力神系列洲际弹道导弹（SM-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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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ATLAS（D） ATLAS（E） ATLAS（F）
长度： 75英尺 82英尺6英寸 82英尺6英寸
直径： 所有型号均为10英尺
重量： 所有型号，从260,000到268,0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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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15,000公里/小时 远地点：500公里
射程：5,500－9,000公里 圆概率误差：2,000英尺
动力系统：所有的阿特拉斯型弹道导弹都采用一台主动式发动机和两部增压发动机作为动力。
燃料为煤油，氧化剂为液态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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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是美国开发研制的第一种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当时1959年的世界来说美国以其拥有的核武器暂时获得了霸权地位；而对于美国自身来说，将核武器运用到某一场冲突或战争中却是极其困难的。
几乎就在德国投降的瞬间，美国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们便随即展开了对纳粹德国遗留下来的著名的V-2导弹计划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德国科学家的帮助，包括他们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有关于A-9/A-10导弹的大量研究成果与许多有价值的计算数据。该型导弹曾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也是当时希特勒想要的“终极武器”。1946年美国军方的指定部门开始对远射程导弹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其中一项名为CV MX-774计划于1946年4月19日正式启动。
MX-774计划包括有两项不同方案：一是亚音速巡航导弹，另一个是超音速弹道导弹。其中巡航导弹的研制方案拥有成熟且先进的技术基础支持，而弹道导弹则具备优秀的突防能力。至此，军方的研究人员认为弹道导弹应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技术难题需要攻克。而就在一年之后，军方又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决定取消巡航导弹的研究而以诺斯罗普的“蛇鲨”（MX-775计划）所取代。
研究者们决定使用新的轻型结构技术，计划建造一枚V-2尺寸大小、重量为其一半的试验型导弹运载系统（MX-774火箭）。相同燃料动力系统，重量则减轻了一半，是否其射程会达到V-2导弹的2倍，科学家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外形上虽与V-2相似，但MX-774火箭却在导弹设计方面颇具革命性。MX－774还一改V-2式的内部燃料舱结构而采用完全的外表式的燃料舱设计。弹身还安装有火箭发动机，它的强劲动力可以保证导弹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飞行直抵目标。最后在导弹的顶部安装一个可分离的圆锥体结构，这个结构将能使整个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周围产生的热气流罩得到一定的减弱。
关于MX－774计划的另一项设计概念是压力稳定飞行结构。主要是取消原火箭内部的结构支撑体系，而取而代之的是在火箭的内部加比大气压稍大的气压以保证整个导弹结构完整性与承受能力。就像一个膨胀的足球可以抵御外界对它的各种压力。并且这种还可以保证导弹的外壳可以作得比一角钱的硬币还薄。但这项设计也自然有它的缺点，就是一旦外壳某处出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洞，它内部的气压都将会瞬间流失，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并且导弹很快会被它自身的重量所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国会很快便开始削减军费开支。到了1947年，空军方面已经无法再承担关于任何导弹及火箭开发的费用了。于是，军方决定将那些被认为是重复开发或具有投机性质的计划一一取缔。其中，由于多方面都认为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很不具现实性，因此MX-774计划也没有逃脱被暂时取消的厄运，于1947年6月末被中止。
尽管计划被中止，但研究部门还是得到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得以研制出用以进行实际测试试验的MX-774导弹并先后进行了3次试射。首枚实验型导弹于1948年7月1日进行了试射，但再在成功发射后约1分钟后便出现了故障，主要原因是其主发动机突然停车。第二次发射试验于当年9月27日进行，这次试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当导弹飞行至40英里高度时，其自身出现的故障最终导致了导弹突然爆炸的结局。最后一次发射试验是在12月2日进行的。同样在这次试射当中，导弹飞行了一段时间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还是由于导弹内部的某处发生爆炸而最终毁掉了整个导弹。虽然，这三次试射都最终不可思议地以失败收场，但却为将来的研究设计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数据资料。
在宣布计划被停止后的大约三年时间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们始终都未停止过对远程弹道导弹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主要工程师卡尔·J·博萨特的主持下，于1949年5月开发出一级和二级导弹设计方案。此种优秀的导弹设计方案为整个设计机构赢得了很大的转机，并得到了研制新武器系统所需的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这期间还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他们于1949年8月19日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此后的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更加速了美军开发远程导弹的决心。最终于1951年1月23日CONVAIR导弹研制机构正式获得了开发MX-1593远程导弹的合约。并于当年9月政府正式将该计划命名为阿特拉斯导弹计划。
阿特拉斯计划正式启动后不久的1952年11月1日，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人类首个百万吨级的高热原子核反应炸弹（H-BOMB）试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核能时代，并且对阿特拉斯计划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时ICBM洲际弹道导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却是当使用千吨级当量的弹头时其精确度无法令人满意。如果阿特拉斯导弹使用较小的氢弹弹头，误差则会在1英里左右，但仍然可以有效的打击目标。如此一来，留给科学家们要急需解决的问题便是设计出可以搭载重量为65吨的弹头的弹体。
1953年，CONVAIR在原子能委员会AEC提供的关于有效载荷的数据资料等的帮助下，完成了阿特拉斯导弹的初步设计工作。可以说研究设计组进入了战后8年来这项研究工作的颠峰时期。初期型的阿特拉斯导弹具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只有一角钱硬币厚度，采用加压方式填充的完全式燃料舱；换向式火箭发动机；以维持弹体旋转的表面小型引擎；一级或二级推进的发射方式。从外形上看，这枚导弹即大又略显怪异：90英尺长，12英尺宽，加上5部主发动机总重量达到了600,000磅。这样的导弹可谓尽显笨重。
1954年2月10日，战术导弹评估委员会宣布将有可能以体积和重量更小但威力更大的氢弹作为远程弹道导弹的弹头来进行下一步的开发工作。3月1日，可能成为现实。当时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的名为“城堡”的军事演习中成功引爆了一枚氢弹。这枚名为“喝彩”的氢弹不但成功地完成了试爆，并且还大大超过了预期的7,000,000吨当量的爆炸程度，最终达到了当量15,000,000吨。
由于“喝彩”在试爆中大大超过了预期设计的当量值，所以作为阿特拉斯导弹的弹头部分还可以比原设计进一步缩小。也正因为如此，该设计计划再一次于1954年12月被冻结，而不久后的55年1月14日，空军又重新与CONVAIR签订了研制和测试阿特拉斯导弹的合约。
同年，该项合约正式启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还获得了有关于苏联也正在开发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准确情报。这一事实充分证实了俄国人已经成功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IRBM），这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在弹道导弹技术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这更加促使了官方对加快阿特拉斯导弹研究步伐的决心。很快最先面世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并没有安装主发动机，而弹头也使用的是虚拟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真正开发出洲际导弹之前对各项设计技术进行验证阶段的考察以建立阿特拉斯系列导弹的设计基础。这项工作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首次试射是在1957年的6月11日进行的。在经过成功的起飞过程之后，导弹按预定轨道飞行了大约1分钟，此后导弹的助推发动机便出现了一系列故障，迫使地面控制中心不得不主动摧毁这枚错误飞行中的导弹。两个月后的8月20号，苏联公开宣布已经成功发射并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控制技术。虽然现在已无从考证这条消息的真实性，然而这条公告在当时就像天主教的传道一样很快便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因此，美国更加快了开发工作的步伐。1957年9月25日，第二枚阿特拉斯A型导弹进行试射。像第一次一样，导弹从点火到发射升空都很顺利，并且成功地飞行了3分钟，但最终又因为发生故障而不得不毁掉。而9天后，苏联又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更是大大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1957年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正式批准了第一个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计划。该计划要求，于1962年12月之前将要组建4支阿特拉斯洲际导弹中队和4支大力神导弹中队。据此，美国空军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建立首个洲际弹道导弹于中程弹道导弹训练营。此后于12月12日进一步将该计划扩大至在1962年之前建立9支弹道导弹中队。阿特拉斯A型导弹的试射首次获得完全成功是在1957年12月17日进行的该型导弹的第三次试射中，该导弹成功按预定方案飞行了600英里。
1958年6月3日进行的阿特拉斯A型导弹第8次发射试验只成功地完成了前半级的飞行。具有3发动机的阿特拉斯B型导弹的测试工作于1958年7月9日正式启动，并且该B型导弹于当年的8月2日首次成功的飞行了2500英里远。成功的远距离飞行测试连续出现在8月28日和9月14日的试射中，并且于11月28日进行的第7次发射试验中，导弹首次完成了全程飞行，达到6,325英里。此后又经过改进，于12月23日开始相继进行了阿特拉斯C型导弹的大量测试工作（在阿特拉斯D型导弹正式进入测试阶段之前总共进行了25次导弹发射试验）。
阿特拉斯D型导弹
由于阿特拉斯B型和C型的获得的大量成功经验，所以于1959年7月29日开始开发生产第一批生产型导弹——阿特拉斯D型。两个月后的1959年9月9日11:49:30PDT（美国太平洋时区），首枚生产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从位于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的发射架成功起飞。这次导弹的成功发射正式开启了美国掌握和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历史。在1959年10月31日，第一枚安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被作为威慑武力安装在576A－1发射井中。
第一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在范登堡战略空军基地）部署有两个人造卫星基地，每个基地包括一个发射控制中心和三个开放式的发射台。然而，时间退回到1957年时，如此暴露的导弹基地将会对安全问题产生很大的威胁。因此国防部颁布指令，发展并建立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这种全新的导弹发射装置被命名为COFFIN（“棺材”），并且该发射装置可以抵住25PSI的过压。
从表面上看，一个COFFIN发射台就像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仓库一样，并且还带有一个巨大的可折叠金属门。导弹的安装设置工作还算简单：就是将导弹固定在发射支架上，平时则将其与发射架整个旋转（也可以说是放倒）收纳于大金属门内；要进行发射时，则将门打开导弹与发射架旋转至与地面垂直即可进入发射状态。（整个发射台几乎位于地平线高度）当接到命令需要发射时，导弹很快便会进入垂直状态，然后开始进行导弹的燃料填充，这一过程开始到导弹可以发射只需短短的15分钟。
第一个COFFIN发射台建造工作开始于1958年6月，地点位于沃伦战略空军基地。阿特拉斯D型导弹首次成功的于COFFIN发射台发射升空是在1960年4月22日。此后，第二支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被命名为第564战略导弹中队（SMS）于1960年9月2日宣布进入正式服役。该部队编制与组成几乎与第一支建立的阿特拉斯D型导弹中队完全相同。其组成部分中的每个卫星基地包括有一个控制中心和三个地上COFFIN发射台。在此后不久的1961年3月7日，第565SMS也在沃伦战略空军基地成立；并且于当月30日，第549SMS在奥弗特战略空军基地完成部署。后成立的两支导弹部队与先前的有所不同，每支中队由3个卫星基地组成。
尽管使用了新式的COFFIN发射台，但阿特拉斯D型导弹仍然受着传统的无线电制导的很大约束。除了很易受到一定的干扰外，该系统在导弹发射前需要超过5分钟的准备时间，加上添加燃料的15分钟时间，再加上其它硬件方面的准备耗时，发射一枚阿特拉斯D型导弹，足足要等上超过30分钟。(待续)
『本人译自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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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的贴啊，现在没有时间看，现顶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0 16:20:2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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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图，留下。
上面的这些图显示，发射的时候好象风都挺大啊。
[B]Early Developments[/B]
American military interest in long-range, rocket-powered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irst generated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German success with the rocket-powered V-2 ballistic missile, coupl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tomic bomb, provided the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delivering an atomic warhead. Such a weapon would, at the very least, completely revolutionize strategic warfar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Army Air Forces, on 19 April 1946, awarded a research and study contract to the Consolidated Vultee (Convair) Aircraft Corporation for a 1,500 to 5,000 nautical mile surface-to-surface guided missile in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versions.
But, the Army Air Forces was forced to cancel its contract with Convair in June 1947 because of substantial reductions in missile development funds. The Army Air Forces, however, did allow Convair to use the remaining unexpended contract funds to complete and flight test three rocket research test vehicles then under construction and to continue studies on guidance and nose cone reentry.
In 1949 and 1950, studies completed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several aeronautical firms emphasized the fact that rec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greatly enhanced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a long-range, rocket-powered guided missile capable of carrying heavy atomic warheads. On the basis of such information, the Air Force directed the Air Materiel Command on 16 January 1951 to institute a two-phase, $500,000 study project with Convair for a rocket-powered guided missile in both a ballistic and glide mode, with a minimum range of 5,500 nautical miles, a speed of at least Mach 6 over the target, a 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 of not more than 1,500 feet, and the capability to carry an atomic weapon.
Th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got off to a slow start. It was clearly secondary to USAF's two cruise missiles as made clear by missile funding. During fiscal years 1951 through 1954, the Atlas program received $26.2 million, while the Snark and Navaho got a total of $450 million. Prior to 1952 or 1953, the Air Force favored the winged cruise missile over the wingless ballistic missile despite quantitative studie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would be less accurate and dependable, as well as more costly than the latter.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seemed to be emotional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itially, the cruise missile seemed to offer two advantages over the manned bomber. First, it appeared to be cheaper. "Appeared," because a lower percentage of cruise missiles launched would have penetrated to the target than bombers, and those that did would have impacted further from the aiming point than would bomber weapons. Second, man was not put at risk, a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American style of warfare that emphasized reliance on machines to minimize risk to men.
But the list of disadvantages overwhelm these two advantages.
Nothing can obscure the fact that Snark and Navaho failed to produce anywhere near the expected results. A number of reasons account for their demise. First and foremost, the technology of the day could not meet the ambitious requirements of accurately and reliably flying 5,000 miles over many hours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pilot or navigator. Therefore, many of the missiles crashed or performed unreliably.
Second, the manufacturers failed to master the situation. Overly optimistic estimates and loose management led to cost overruns and schedule slippages. All- in-all, the record of American industry in these two programs is not a glorious on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failed to produce a viable weapon despite promise, priority, and considerable money. One student of the US missile program sums up the dismal story: "At the end the Snark was a technological delinquent made up of indifferently compatible subsystems." The same, of course, applies to the Navaho. The inability to recognize these technological defects early enough and appropriately respond, Robert Perry asserts, helps explain the fate of both. Significantly, h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factors hurt either program. Crashes may be an unfortunat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gaining aeronautical knowledge and perfecting a new technology, but the chronic failures and crashes of the Snarks and Navahos revealed severe deficiencies of missile technology, design, and production.
These problems delay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uise missile, thereby upsetting the sequence which planned for the cruise missile to precede, not coincide with the ballistic missiles. This coincidence in timing led to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ssiles, the third factor in the demise of the Snark and Navaho. For the ballistic missile proved it could do the same job as the cruise missile, and do it better.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cruise missile just could not successfully compete with either the old and proven technology (bomber) or the new and unproven one (ICBM).
The technology of the 1950s produced a cruise missile that looked like an aircraft, but which performed less well. Cruise missiles could fly as high and as fast as bombers, and far enough, but they lagged in a number of other areas. First, compared with the bomber, they were inflexible. A bomber can be recalled, rerouted in flight, used as a show of force, or used in a nonnuclear conflict. It can hit numerous targets, targets of opportunity, and report back its observations. The bomber is reusable. Second, cruise missiles were vulnerable. They could not defend themselves with either maneuver or active defenses, as they essentially fly straight and level at a constant speed. Third, cruise missile accuracy was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 bomber. Fourth, taking man out of the loop with this level of technology left serious reliability problems. In contrast, bombs and bombers were proven, reliable weapons. As General LeMay put it, missiles could not replace bombers because missiles could not think.
Moreover, the airmen's prejudice against the unmanned weapon cannot be overlooked. As one Air Force officer wrote in 1954: "Unfortunately, the actual reaction within the Air Force [to the guided missile] appears to be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at which might logically be expected. The attitude of Air Force personnel, individually throughout the Air Force and collectively in the major commands, seems to best be described as a combination of skepticism, indecision, and indifference." This is a sweeping statement, but it appears to be well supported by the facts.
General Thomas D. Whit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agreed. In a commander's conference in 1957, he noted that some believed the airmen to be as wedded to the airplane as the cavalrymen was to the horse. "The senior Air Force officer's dedication to the airplane is deeply ingrained, and rightly so," White told the generals, "but we must never permit this to result in a battleship attitude. We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the basic precept that all truths change with time." He admitted that USAF belatedly realized the potential of missiles and insisted that his top commanders remain flexible and ready to adopt superior technologies, once proved. White put forth a guide (namely, the USAF position) for top level thinking and activities regarding missiles. First, USAF must admit that the missile was here to stay since it should be a highly effective weapon. Second, USAF wants to get into the missile busines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despite the constraints of money and technology. Third, once missiles proved themselves they would be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the Air Force. Finally, White commented that cruise missiles were inferior to ballistic missiles; many missilemen saw the air breathers as nothing more than a stopgap weapon.
Following a September 1951 decision to pursue ballistic rather than glide technology, the Air Force directed Convair to examine existing rocket- and missile-related technologies, fill whatever gaps existed in current knowledge, and prepare a firm technological base from which an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program could proceed. From 1951 to 1954, the Convair study project, designated "Project Atlas," remained a poorly-financed, low-priority venture continually hampered by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areas of propulsion, guidance, and nose cone reentry. All of the technical problems could be traced to restrictiv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necessitated by the low yield and heavy weight of atomic weapons.
Then, in late 1953,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succeeded in developing a high-yield, lightweight atomic weapon. In October 1953, the Air Force learned that a megaton-class warhead weighing 1,500 to 3,000 pounds would become available shortly, making the ICBM much more feasible and encouraging its development.
This "thermonuclear breakthrough," coupled with intelligence report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atomic weapons and long- 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prompted the Air Force to reexamine the ICBM program. On 31 October 1953, Mr. Trevor Gardner,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ited eleven nationally prominent scientists to form the Strategic Missile Evaluation Committee. Subsequently known as the von Neumann Committee for its chairman, Dr. John van Neumann, the group conducted a searching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Air Force's ICBM program. In its final report, issued on 10 February 1954, the van Neumann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the recent "thermonuclear breakthrough" reinforced belief in the probable resolution of other technological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ICBM, and recommended a special Air Force development-management organization be established to accelerate the ICBM program.
On 8 February 1954, two days before the release of the van Neumann Report, RAND Corporation published a study entitled A Revised Program for Ballistic Missiles of Intercontinental Range. The RAND study predicted that an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for the Atlas ICBM could be achieved by the early 1960s if performance criteria were relaxed and the program was accorded increased funding and a higher national priority.
Together, the van Neumann Report and the RAND study had a profound impact upon Project Atlas. In May 1954, General Thomas D. White, Air Force Vice Chief of Staff, assigned Project Atlas the highest Air Force priority. A month later, Lieutenant General Donald L. Putt,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Development, directed the A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 (ARDC) to reorient and accelerate Project Atlas. In turn, ARDC activated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 (WDD) at Inglewood, California, and assigned it specific responsibility for, and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Atlas ICBM development program. In May 1955, WDD's responsibilities were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tan as an alternative or backup to the Atlas ICBM system.
While the Air Force was expanding and accelerating its ICBM program, pressure was brought to bear on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to assign the highest national priority to the program. In the fall of 1954, President Eisenhower established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Office of Defense Management,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nation's then-current defense measures. The committee, chaired by James R. Killian, forwarded it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14 February 1955. The Killian report urged the President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assign Project Atlas the highest national p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nel recommended that a 1,500-mile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be develop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Atlas ICBM.
While President Eisenhower was study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llian Report, he received a letter, dated 30 June 1955, from Senators Clinton P. Anderson (D-New Mexico) and Henry M. Jackson (D-Washington), respective chairmen of the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 and its Subcommittee on Military Applications. Both men urged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o approve the speedy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an operational ICBM for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Killian Report and Congressional pressure proved effective, on 8 September 1955 President Eisenhower assigned the highest national priority to the Air Force ICBM development program. Exactly two months lat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harles E. Wilson approved the ICBM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Evaluation Group's proposals to include: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committees,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Ballistic Missile Committee and the Air Force Ballistic Missile Committee as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agencies for the ICBM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2) the concept of an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IOC) for ICBMs, with al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planning, programming, development, training, and operations, under the command jurisdiction of the ARDC's 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
On 18 November 1955, Headquarters USAF assign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stablishing ICBM IOCs to the ARDC's 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Command jurisdiction, retained by WDD until completion of IOC, would then transfer to SAC. While SAC accepted the emphasis and priority accorded the ICBM program, it objected to the belief held by some Air Force officials that the ICBM constituted the "ultimate weapon" and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the long- range manned bomber. SAC officials argued that the ICBM could only accomplish part of the strategic mission and would supplement, not replace, the manned bomber. Nonetheless, SAC supported the enhanced strategic deterrent value of a mixed force of bombers and ICBMs.
Plans concerning the actual number of first-generation Atlas and Titan I ICBMs to be assigned to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changes. In December 1955, the Air Force first proposed that the ICBM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consist of one wing with three bases (2 Atlas and 1 Titan), each deploying 40 missiles and 20 launchers. Ten missiles would be operational on 1 April 1959 and the entire force of 120 ICBMs by 1 January 1960. On 29 March 1957, however, President Eisenhower approved a new ICBM plan that called for only 80 missiles (40 Atlas and 40 Titan). One launch complex of three launchers and six missiles would achieve operational status by March 1959, while the entire force of 80 ICBMs would be operationally deployed by March 1961. This plan was revised following the Soviet Union's success in placing Sputnik I in orbit on 4 October 1957. A new "emergency" ICBM plan, approved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30 January 1958, called for the deployment of nine Atlas squadrons (83 missiles) and four Titan squadrons (40 missiles). The first Atlas complex of three launchers would become operational in June 1959 and the entire force of 123 ICBMe would achieve alert status by March 1963.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changes were made to the "emergency" ICBM plan. Eventually, between the period 1 April 1958 and 1 October 1961,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activated 13 Atlas and 6 Titan I ICBM squadrons.
The ballistic missile had passed the cruise missil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as well. At first glance, the two appeared to have relatively comparable capabilities; that is, they both could deliver nuclear warheads over intercontinental distances. But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se weapons systems reveals something else. In the l950s, the ICBMs had an edge in accuracy due primarily to their much shorter flight time. (Inertial guidance accuracy depends on flight time, the longer the flight the less accuracy.) Second, the Snark and Navaho test record indicates that their reliability was also substantially less than that of the ICBM's. Probably the only major advantage the cruise missile had over the ICBM was cost.
Three additional factors probably explain the triumph of the ICBM over the cruise missile. First, the ICBM got to the target much faster than did the cruise missile, in minutes as compared to hours. (A rough estimate for the time required to fly the 5,000 to 6,000-mile mission would be on the order of one-half hour for the ICBM, compared to the Snark's 10 to 11 hours.) Second, once launched the ICBM was invulnerable to countermeasures, while the cruise missile could be downed by fighters and, increasingly after 1960, by surface-to-air missiles. A third factor was political-psychological. While the ICBM was a new weapon, the cruise missile physically resembled the bomber. Perhaps the greatest impetus was psychological. The fact that the Soviets had made so much of the Sputnik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unter with some sort of equally modern and impressive weapon. So,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psychological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ballistic missiles.
In the end, American industry failed to produce a cost-effective cruise missile relative to either the bomber or ballistic missile. In contrast, industry successfully, if not brilliantly, managed the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which accounts for much of the ICBM's success. As a consequence, the land- and sea-based ballistic missiles took over the field of strategic missile delivery, which they continue to dominate.
However, two important points require emphasis. First, America's experience with cruise missiles in the l950s and 1960s was largely unsuccessful. Not only did the devices prove costly and unreliable, but they offered few advantages over competing systems. Based upon this record, the US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skepticism of cruise missiles is both understandable and well founded. Second, those cruise missiles and their records were based on the out- dated technology of the 1940s and l950s. Dramatic technical changes in the 1960s produced a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weapon.
American military interest in long-range, rocket-powered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irst generated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German success with the rocket-powered V-2 ballistic missile, coupl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tomic bomb, provided the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delivering an atomic warhead. Such a weapon would, at the very least, completely revolutionize strategic warfar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Army Air Forces, on 19 April 1946, awarded a research and study contract to the Consolidated Vultee (Convair) Aircraft Corporation for a 1,500 to 5,000 nautical mile surface-to-surface guided missile in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versions.
But, the Army Air Forces was forced to cancel its contract with Convair in June 1947 because of substantial reductions in missile development funds. The Army Air Forces, however, did allow Convair to use the remaining unexpended contract funds to complete and flight test three rocket research test vehicles then under construction and to continue studies on guidance and nose cone reentry.
In 1949 and 1950, studies completed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several aeronautical firms emphasized the fact that rec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greatly enhanced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a long-range, rocket-powered guided missile capable of carrying heavy atomic warheads. On the basis of such information, the Air Force directed the Air Materiel Command on 16 January 1951 to institute a two-phase, $500,000 study project with Convair for a rocket-powered guided missile in both a ballistic and glide mode, with a minimum range of 5,500 nautical miles, a speed of at least Mach 6 over the target, a 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 of not more than 1,500 feet, and the capability to carry an atomic weapon.
Th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got off to a slow start. It was clearly secondary to USAF's two cruise missiles as made clear by missile funding. During fiscal years 1951 through 1954, the Atlas program received $26.2 million, while the Snark and Navaho got a total of $450 million. Prior to 1952 or 1953, the Air Force favored the winged cruise missile over the wingless ballistic missile despite quantitative studie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would be less accurate and dependable, as well as more costly than the latter.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seemed to be emotional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itially, the cruise missile seemed to offer two advantages over the manned bomber. First, it appeared to be cheaper. "Appeared," because a lower percentage of cruise missiles launched would have penetrated to the target than bombers, and those that did would have impacted further from the aiming point than would bomber weapons. Second, man was not put at risk, a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American style of warfare that emphasized reliance on machines to minimize risk to men.
But the list of disadvantages overwhelm these two advantages.
Nothing can obscure the fact that Snark and Navaho failed to produce anywhere near the expected results. A number of reasons account for their demise. First and foremost, the technology of the day could not meet the ambitious requirements of accurately and reliably flying 5,000 miles over many hours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pilot or navigator. Therefore, many of the missiles crashed or performed unreliably.
Second, the manufacturers failed to master the situation. Overly optimistic estimates and loose management led to cost overruns and schedule slippages. All- in-all, the record of American industry in these two programs is not a glorious on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failed to produce a viable weapon despite promise, priority, and considerable money. One student of the US missile program sums up the dismal story: "At the end the Snark was a technological delinquent made up of indifferently compatible subsystems." The same, of course, applies to the Navaho. The inability to recognize these technological defects early enough and appropriately respond, Robert Perry asserts, helps explain the fate of both. Significantly, h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factors hurt either program. Crashes may be an unfortunat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gaining aeronautical knowledge and perfecting a new technology, but the chronic failures and crashes of the Snarks and Navahos revealed severe deficiencies of missile technology, design, and production.
These problems delay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uise missile, thereby upsetting the sequence which planned for the cruise missile to precede, not coincide with the ballistic missiles. This coincidence in timing led to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ssiles, the third factor in the demise of the Snark and Navaho. For the ballistic missile proved it could do the same job as the cruise missile, and do it better.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cruise missile just could not successfully compete with either the old and proven technology (bomber) or the new and unproven one (ICBM).
The technology of the 1950s produced a cruise missile that looked like an aircraft, but which performed less well. Cruise missiles could fly as high and as fast as bombers, and far enough, but they lagged in a number of other areas. First, compared with the bomber, they were inflexible. A bomber can be recalled, rerouted in flight, used as a show of force, or used in a nonnuclear conflict. It can hit numerous targets, targets of opportunity, and report back its observations. The bomber is reusable. Second, cruise missiles were vulnerable. They could not defend themselves with either maneuver or active defenses, as they essentially fly straight and level at a constant speed. Third, cruise missile accuracy was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 bomber. Fourth, taking man out of the loop with this level of technology left serious reliability problems. In contrast, bombs and bombers were proven, reliable weapons. As General LeMay put it, missiles could not replace bombers because missiles could not think.
Moreover, the airmen's prejudice against the unmanned weapon cannot be overlooked. As one Air Force officer wrote in 1954: "Unfortunately, the actual reaction within the Air Force [to the guided missile] appears to be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at which might logically be expected. The attitude of Air Force personnel, individually throughout the Air Force and collectively in the major commands, seems to best be described as a combination of skepticism, indecision, and indifference." This is a sweeping statement, but it appears to be well supported by the facts.
General Thomas D. Whit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agreed. In a commander's conference in 1957, he noted that some believed the airmen to be as wedded to the airplane as the cavalrymen was to the horse. "The senior Air Force officer's dedication to the airplane is deeply ingrained, and rightly so," White told the generals, "but we must never permit this to result in a battleship attitude. We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the basic precept that all truths change with time." He admitted that USAF belatedly realized the potential of missiles and insisted that his top commanders remain flexible and ready to adopt superior technologies, once proved. White put forth a guide (namely, the USAF position) for top level thinking and activities regarding missiles. First, USAF must admit that the missile was here to stay since it should be a highly effective weapon. Second, USAF wants to get into the missile busines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despite the constraints of money and technology. Third, once missiles proved themselves they would be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the Air Force. Finally, White commented that cruise missiles were inferior to ballistic missiles; many missilemen saw the air breathers as nothing more than a stopgap weapon.
Following a September 1951 decision to pursue ballistic rather than glide technology, the Air Force directed Convair to examine existing rocket- and missile-related technologies, fill whatever gaps existed in current knowledge, and prepare a firm technological base from which an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program could proceed. From 1951 to 1954, the Convair study project, designated "Project Atlas," remained a poorly-financed, low-priority venture continually hampered by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areas of propulsion, guidance, and nose cone reentry. All of the technical problems could be traced to restrictiv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necessitated by the low yield and heavy weight of atomic weapons.
Then, in late 1953,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succeeded in developing a high-yield, lightweight atomic weapon. In October 1953, the Air Force learned that a megaton-class warhead weighing 1,500 to 3,000 pounds would become available shortly, making the ICBM much more feasible and encouraging its development.
This "thermonuclear breakthrough," coupled with intelligence report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atomic weapons and long- 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prompted the Air Force to reexamine the ICBM program. On 31 October 1953, Mr. Trevor Gardner,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ited eleven nationally prominent scientists to form the Strategic Missile Evaluation Committee. Subsequently known as the von Neumann Committee for its chairman, Dr. John van Neumann, the group conducted a searching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Air Force's ICBM program. In its final report, issued on 10 February 1954, the van Neumann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the recent "thermonuclear breakthrough" reinforced belief in the probable resolution of other technological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ICBM, and recommended a special Air Force development-management organization be established to accelerate the ICBM program.
On 8 February 1954, two days before the release of the van Neumann Report, RAND Corporation published a study entitled A Revised Program for Ballistic Missiles of Intercontinental Range. The RAND study predicted that an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for the Atlas ICBM could be achieved by the early 1960s if performance criteria were relaxed and the program was accorded increased funding and a higher national priority.
Together, the van Neumann Report and the RAND study had a profound impact upon Project Atlas. In May 1954, General Thomas D. White, Air Force Vice Chief of Staff, assigned Project Atlas the highest Air Force priority. A month later, Lieutenant General Donald L. Putt,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Development, directed the A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 (ARDC) to reorient and accelerate Project Atlas. In turn, ARDC activated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 (WDD) at Inglewood, California, and assigned it specific responsibility for, and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Atlas ICBM development program. In May 1955, WDD's responsibilities were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tan as an alternative or backup to the Atlas ICBM system.
While the Air Force was expanding and accelerating its ICBM program, pressure was brought to bear on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to assign the highest national priority to the program. In the fall of 1954, President Eisenhower established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Office of Defense Management,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nation's then-current defense measures. The committee, chaired by James R. Killian, forwarded it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14 February 1955. The Killian report urged the President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assign Project Atlas the highest national p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nel recommended that a 1,500-mile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be develop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Atlas ICBM.
While President Eisenhower was study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llian Report, he received a letter, dated 30 June 1955, from Senators Clinton P. Anderson (D-New Mexico) and Henry M. Jackson (D-Washington), respective chairmen of the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 and its Subcommittee on Military Applications. Both men urged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o approve the speedy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an operational ICBM for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Killian Report and Congressional pressure proved effective, on 8 September 1955 President Eisenhower assigned the highest national priority to the Air Force ICBM development program. Exactly two months lat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harles E. Wilson approved the ICBM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Evaluation Group's proposals to include: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committees,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Ballistic Missile Committee and the Air Force Ballistic Missile Committee as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agencies for the ICBM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2) the concept of an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IOC) for ICBMs, with al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planning, programming, development, training, and operations, under the command jurisdiction of the ARDC's 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
On 18 November 1955, Headquarters USAF assign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stablishing ICBM IOCs to the ARDC's 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Command jurisdiction, retained by WDD until completion of IOC, would then transfer to SAC. While SAC accepted the emphasis and priority accorded the ICBM program, it objected to the belief held by some Air Force officials that the ICBM constituted the "ultimate weapon" and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the long- range manned bomber. SAC officials argued that the ICBM could only accomplish part of the strategic mission and would supplement, not replace, the manned bomber. Nonetheless, SAC supported the enhanced strategic deterrent value of a mixed force of bombers and ICBMs.
Plans concerning the actual number of first-generation Atlas and Titan I ICBMs to be assigned to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changes. In December 1955, the Air Force first proposed that the ICBM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consist of one wing with three bases (2 Atlas and 1 Titan), each deploying 40 missiles and 20 launchers. Ten missiles would be operational on 1 April 1959 and the entire force of 120 ICBMs by 1 January 1960. On 29 March 1957, however, President Eisenhower approved a new ICBM plan that called for only 80 missiles (40 Atlas and 40 Titan). One launch complex of three launchers and six missiles would achieve operational status by March 1959, while the entire force of 80 ICBMs would be operationally deployed by March 1961. This plan was revised following the Soviet Union's success in placing Sputnik I in orbit on 4 October 1957. A new "emergency" ICBM plan, approved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30 January 1958, called for the deployment of nine Atlas squadrons (83 missiles) and four Titan squadrons (40 missiles). The first Atlas complex of three launchers would become operational in June 1959 and the entire force of 123 ICBMe would achieve alert status by March 1963.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changes were made to the "emergency" ICBM plan. Eventually, between the period 1 April 1958 and 1 October 1961,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activated 13 Atlas and 6 Titan I ICBM squadrons.
The ballistic missile had passed the cruise missil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as well. At first glance, the two appeared to have relatively comparable capabilities; that is, they both could deliver nuclear warheads over intercontinental distances. But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se weapons systems reveals something else. In the l950s, the ICBMs had an edge in accuracy due primarily to their much shorter flight time. (Inertial guidance accuracy depends on flight time, the longer the flight the less accuracy.) Second, the Snark and Navaho test record indicates that their reliability was also substantially less than that of the ICBM's. Probably the only major advantage the cruise missile had over the ICBM was cost.
Three additional factors probably explain the triumph of the ICBM over the cruise missile. First, the ICBM got to the target much faster than did the cruise missile, in minutes as compared to hours. (A rough estimate for the time required to fly the 5,000 to 6,000-mile mission would be on the order of one-half hour for the ICBM, compared to the Snark's 10 to 11 hours.) Second, once launched the ICBM was invulnerable to countermeasures, while the cruise missile could be downed by fighters and, increasingly after 1960, by surface-to-air missiles. A third factor was political-psychological. While the ICBM was a new weapon, the cruise missile physically resembled the bomber. Perhaps the greatest impetus was psychological. The fact that the Soviets had made so much of the Sputnik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unter with some sort of equally modern and impressive weapon. So,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psychological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ballistic missiles.
In the end, American industry failed to produce a cost-effective cruise missile relative to either the bomber or ballistic missile. In contrast, industry successfully, if not brilliantly, managed the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which accounts for much of the ICBM's success. As a consequence, the land- and sea-based ballistic missiles took over the field of strategic missile delivery, which they continue to dominate.
However, two important points require emphasis. First, America's experience with cruise missiles in the l950s and 1960s was largely unsuccessful. Not only did the devices prove costly and unreliable, but they offered few advantages over competing systems. Based upon this record, the US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skepticism of cruise missiles is both understandable and well founded. Second, those cruise missiles and their records were based on the out- dated technology of the 1940s and l950s. Dramatic technical changes in the 1960s produced a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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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谁来翻译一下！
好铁，不知道和我们的东风比起来怎么样。
顶
自己来顶一下。[em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