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史：远古三代战争ZT

远古三代战争　中国从父系氏族社会跨入奴隶社会，夏、商、周王朝递嬗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其中有原始部落战争、巩固和扩大奴隶制国家的战争、不同部族奴隶主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压迫的战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早期战争。<br/><br/>　　一、传说时代的战争　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称为传说时代。战争在这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孕育，经历了性质逐渐变化的过程。<br/><br/>　　约7000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大地，散布着众多原始村落，母系氏族进入繁荣阶段，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相当。在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血缘集团组成的社会中，一方面，在氏族部落内部人们平等地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眼界又局限于自己生活的集团，力求维护本集团的生存条件。当每个氏族部落因人口增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迫向外迁移时，便有可能侵夺其他氏族部落的利益，导致氏族部落之间武力冲突。"神戎(即神农)战斧遂"(《孙膑兵法·见威王》)的传说、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周围的防卫沟,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这种武力冲突，仅仅是为着争夺生存条件或血亲复仇,没有专门的武装和兵器,而由氏族部落成员集体进行，以木、石等生产工具为武器。<br/><br/>　　约5000年前，父系氏族开始代替母系氏族登上历史舞台。大汶口文化显示出,随着原始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出现,刺激了氏族部落首领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反映在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则是日益频繁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东方夷族九黎部落，同由西向东发展的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长期对抗。蚩尤凭借强大力量击败炎帝，黄帝、炎帝结成联盟，在涿鹿之战中，经反复激烈较量，最终战胜蚩尤，东方夷族逐渐与黄帝族融合。其后，炎帝势力发展，侵陵诸氏族部落,导致黄帝、炎帝联盟破裂，发生阪泉之战,黄帝击败炎帝。黄帝部落由今河北北部向南发展，在中原地区与炎帝部落的一支共工氏展开惨烈的大战，悍猛的共工氏被征服。炎帝族与黄帝族结成稳固联盟，成为尔后华夏族的主体。传说黄帝频频征讨不顺从者，“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帝王世纪》)。这一时期的部落战争，已不单纯为着争夺生存空间，往往与征服异部落、掠夺财富相交融。蚩尤“作兵”，黄帝臣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兵法等传说，反映专用于作战的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原始战阵也开始出现。<br/><br/>　　约4000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龙山文化的遗存展现了其时私有制业已形成,贫富分化明显,进而产生阶级对立的情景。尧、舜、禹禅让的军事民主制既是氏族社会的最后光环，又是部落战争向阶级暴力转化的推进器。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13个部落不服，禹时有33个部落反抗,民主推选的背后充满着血与火,禅让是对武力征服的认可。尧、舜、禹攻三苗之战，反映了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部落联盟长期激烈的抗争。禹的誓师辞，显示出战争已具有阶级特色。禹在三苗地区“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墨子·非攻下》)，则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贡纳方物的体现。这一时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在战争中迅速加强，军事扈从队伍随之产生，既是防御设施又象征权力中心的军事城堡已经出现。战争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终于敲响了野蛮时代的丧钟,给自己赋予了文明时代的意义。<br/><br/>　　二、夏商周三代的战争　从夏朝开始,经商朝至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战争伴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完备而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br/><br/>　　（一）约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至前14世纪，即夏朝和商朝前期，奴隶制国家处于逐步形成和初期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保留甚浓。争夺王权，夺取国家统治地位，成为这一阶段战争的主要内容。<br/><br/>　　禹子启废禅让,世袭为君,开创夏朝，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地域的夏朝，最初几十年充满着王权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原定为禹继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夏启，战败被杀。早在禹时就同夏后氏争夺首领地位的有扈氏，再次起而争夺王权，与夏启率领的军队在甘之战中激烈较量。夏启攻灭有扈氏，使夏王朝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领的承认。但夏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及太康继位,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武力，乘夏朝内乱、民众不满之机，夺取夏朝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继而寒浞取代后羿，欲彻底消灭夏后氏势力，攻灭斟灌氏、斟寻氏，杀太康之侄相。相的遗腹子少康得有虞氏帮助，积聚力量，隐蔽待机，以各个击破之策，攻灭寒浞，恢复夏朝统治,此即少康复国之战，亦称"少康中兴"。直至夏朝中期，统治相对稳定，夏王杼以坚甲、长矛装备军队，曾战胜强大的东夷军，攻至东海边。自夏王孔甲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势逐渐衰微。<br/><br/>　　夏朝末期，夏王桀为转移民众反抗情绪，对外兴师，攻灭有缗，致使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此时，黄河下游的商族崛起。商汤先是逐个剪除夏朝羽翼，使之陷于孤立，尔后展开具有决定意义的鸣条之战，一举击败夏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一说定都于西亳(今偃师)。随后继续征战四方，扩展统治地区。商朝前期，经历了统治相对稳定又一度中衰的过程。其间,王位纷争不断,诸王频繁徙都，战争围绕王权争夺和征伐叛离方国部落而展开。商朝中期,盘庚迁殷(今安阳)，加强王权，力图进取,奴隶制王朝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br/><br/>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鲜明地体现着奴隶制国家的意志。自夏初产生以“六事之人”(奴隶主贵族)为骨干、“众”(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之后，战争不再由民众集体进行，而成为军队的专门职业。由此引起区别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作战的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不仅表现为战前组织和战后处理,也开始贯穿于战斗进程；夺取战斗胜利,不单凭体力和勇敢，谋略意识逐步产生。商汤以离间敌国、剪夏羽翼之策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以正确选择决战时机而制胜，反映出战略思想的萌芽。由于社会生产力虽有发展而仍然低下，用青铜制造的金属兵器仅开始用于作战，仍以木、石兵器为主。从甘之战首见战车到商汤率良车70辆作战，只是车战的滥觞，尚未代替以徒步格斗为主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小，战斗时间短，作战指导受"天命观"绝对统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br/><br/>　　(二)约公元前13世纪至前771年，即商朝后期和西周,王权不断加强,国家机器日臻完备,奴隶制走向鼎盛。为适应奴隶制发展需要的掠夺性征服战争占据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奴隶制王朝同四周方国、部族的战争日趋频繁。<br/><br/>　　商王武丁继位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迎来商朝鼎盛，为进行大规模掠夺性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战，包含着对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强劲部族的一系列征伐，贯穿于武丁在位的整个时期，其中对方的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最终取得征服或平定这些部族的胜利。武丁还出兵征伐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对四周不下50余个方国、部族的战争，获取了大量奴隶，扩大了商朝疆域，史称"武丁中兴"。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商朝内部阶级矛盾、与周边方国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祖甲以后，商朝开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文丁时，组建右、中、左三师，继续对外征伐,企图挽救商朝颓势。商朝末期,面对东夷与周族方国自东、西两面构成的威胁，商王帝乙、帝辛(纣王)全力对付东夷，展开长期战争，虽然获胜，却因此耗损国力，给周的东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进行剪除商朝羽翼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以乘虚捣隙的谋略，率军进攻商都，展开了古史记载中第一次大规模车战,即牧野之战。商朝600年统治因商军一朝土崩瓦解而覆灭，从此翻开西周王朝的历史篇章。<br/><br/>　　西周开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实力尚存的商部族图谋复辟。周公东征，采取逐次推进、各个击破之策,平息叛乱，一扫殷商残余势力。成王、康王之世,营建东都，分封诸侯，扩建军队，制礼作乐，使西周成为空前规模的奴隶制王朝。成王出兵攻荆楚、康王命盂伯率大军攻鬼方，显示周王朝国势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两代，大规模对外征伐。周昭王攻荆楚之战，以丧师亡身告终；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国，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迹象。自共王、懿王之后,国势滑坡,四周方国、部族不断侵扰，迫使西周后期诸王频频用兵。周厉王攻噩之战靠贵族亲兵获胜，反映了王室军队的衰弱。周攻狁之战历经厉王、宣王两世，虽多有胜利，亦使周王朝精疲力尽。对外战争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周"国人"起义，震撼着奴隶制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兴"气象，不过是周王朝的落日余晖。至周幽王时,政治腐败,天灾频仍,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缯等诸侯及犬戎联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奴隶制度开始进入衰落时期。<br/><br/>　　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从商朝后期拥有战车300辆,到西周后期战车达3000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编演变为车、步合同,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阵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而多样，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铎、铙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烽燧报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地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的策略和战法，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br/><br/>　　远古三代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产生、发展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三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远古三代战争　中国从父系氏族社会跨入奴隶社会，夏、商、周王朝递嬗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其中有原始部落战争、巩固和扩大奴隶制国家的战争、不同部族奴隶主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压迫的战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早期战争。<br/><br/>　　一、传说时代的战争　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称为传说时代。战争在这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孕育，经历了性质逐渐变化的过程。<br/><br/>　　约7000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大地，散布着众多原始村落，母系氏族进入繁荣阶段，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相当。在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血缘集团组成的社会中，一方面，在氏族部落内部人们平等地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眼界又局限于自己生活的集团，力求维护本集团的生存条件。当每个氏族部落因人口增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迫向外迁移时，便有可能侵夺其他氏族部落的利益，导致氏族部落之间武力冲突。"神戎(即神农)战斧遂"(《孙膑兵法·见威王》)的传说、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周围的防卫沟,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这种武力冲突，仅仅是为着争夺生存条件或血亲复仇,没有专门的武装和兵器,而由氏族部落成员集体进行，以木、石等生产工具为武器。<br/><br/>　　约5000年前，父系氏族开始代替母系氏族登上历史舞台。大汶口文化显示出,随着原始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出现,刺激了氏族部落首领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反映在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则是日益频繁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东方夷族九黎部落，同由西向东发展的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长期对抗。蚩尤凭借强大力量击败炎帝，黄帝、炎帝结成联盟，在涿鹿之战中，经反复激烈较量，最终战胜蚩尤，东方夷族逐渐与黄帝族融合。其后，炎帝势力发展，侵陵诸氏族部落,导致黄帝、炎帝联盟破裂，发生阪泉之战,黄帝击败炎帝。黄帝部落由今河北北部向南发展，在中原地区与炎帝部落的一支共工氏展开惨烈的大战，悍猛的共工氏被征服。炎帝族与黄帝族结成稳固联盟，成为尔后华夏族的主体。传说黄帝频频征讨不顺从者，“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帝王世纪》)。这一时期的部落战争，已不单纯为着争夺生存空间，往往与征服异部落、掠夺财富相交融。蚩尤“作兵”，黄帝臣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兵法等传说，反映专用于作战的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原始战阵也开始出现。<br/><br/>　　约4000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龙山文化的遗存展现了其时私有制业已形成,贫富分化明显,进而产生阶级对立的情景。尧、舜、禹禅让的军事民主制既是氏族社会的最后光环，又是部落战争向阶级暴力转化的推进器。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13个部落不服，禹时有33个部落反抗,民主推选的背后充满着血与火,禅让是对武力征服的认可。尧、舜、禹攻三苗之战，反映了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部落联盟长期激烈的抗争。禹的誓师辞，显示出战争已具有阶级特色。禹在三苗地区“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墨子·非攻下》)，则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贡纳方物的体现。这一时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在战争中迅速加强，军事扈从队伍随之产生，既是防御设施又象征权力中心的军事城堡已经出现。战争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终于敲响了野蛮时代的丧钟,给自己赋予了文明时代的意义。<br/><br/>　　二、夏商周三代的战争　从夏朝开始,经商朝至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战争伴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完备而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br/><br/>　　（一）约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至前14世纪，即夏朝和商朝前期，奴隶制国家处于逐步形成和初期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保留甚浓。争夺王权，夺取国家统治地位，成为这一阶段战争的主要内容。<br/><br/>　　禹子启废禅让,世袭为君,开创夏朝，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地域的夏朝，最初几十年充满着王权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原定为禹继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夏启，战败被杀。早在禹时就同夏后氏争夺首领地位的有扈氏，再次起而争夺王权，与夏启率领的军队在甘之战中激烈较量。夏启攻灭有扈氏，使夏王朝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领的承认。但夏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及太康继位,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武力，乘夏朝内乱、民众不满之机，夺取夏朝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继而寒浞取代后羿，欲彻底消灭夏后氏势力，攻灭斟灌氏、斟寻氏，杀太康之侄相。相的遗腹子少康得有虞氏帮助，积聚力量，隐蔽待机，以各个击破之策，攻灭寒浞，恢复夏朝统治,此即少康复国之战，亦称"少康中兴"。直至夏朝中期，统治相对稳定，夏王杼以坚甲、长矛装备军队，曾战胜强大的东夷军，攻至东海边。自夏王孔甲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势逐渐衰微。<br/><br/>　　夏朝末期，夏王桀为转移民众反抗情绪，对外兴师，攻灭有缗，致使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此时，黄河下游的商族崛起。商汤先是逐个剪除夏朝羽翼，使之陷于孤立，尔后展开具有决定意义的鸣条之战，一举击败夏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一说定都于西亳(今偃师)。随后继续征战四方，扩展统治地区。商朝前期，经历了统治相对稳定又一度中衰的过程。其间,王位纷争不断,诸王频繁徙都，战争围绕王权争夺和征伐叛离方国部落而展开。商朝中期,盘庚迁殷(今安阳)，加强王权，力图进取,奴隶制王朝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br/><br/>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鲜明地体现着奴隶制国家的意志。自夏初产生以“六事之人”(奴隶主贵族)为骨干、“众”(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之后，战争不再由民众集体进行，而成为军队的专门职业。由此引起区别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作战的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不仅表现为战前组织和战后处理,也开始贯穿于战斗进程；夺取战斗胜利,不单凭体力和勇敢，谋略意识逐步产生。商汤以离间敌国、剪夏羽翼之策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以正确选择决战时机而制胜，反映出战略思想的萌芽。由于社会生产力虽有发展而仍然低下，用青铜制造的金属兵器仅开始用于作战，仍以木、石兵器为主。从甘之战首见战车到商汤率良车70辆作战，只是车战的滥觞，尚未代替以徒步格斗为主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小，战斗时间短，作战指导受"天命观"绝对统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br/><br/>　　(二)约公元前13世纪至前771年，即商朝后期和西周,王权不断加强,国家机器日臻完备,奴隶制走向鼎盛。为适应奴隶制发展需要的掠夺性征服战争占据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奴隶制王朝同四周方国、部族的战争日趋频繁。<br/><br/>　　商王武丁继位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迎来商朝鼎盛，为进行大规模掠夺性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战，包含着对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强劲部族的一系列征伐，贯穿于武丁在位的整个时期，其中对方的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最终取得征服或平定这些部族的胜利。武丁还出兵征伐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对四周不下50余个方国、部族的战争，获取了大量奴隶，扩大了商朝疆域，史称"武丁中兴"。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商朝内部阶级矛盾、与周边方国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祖甲以后，商朝开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文丁时，组建右、中、左三师，继续对外征伐,企图挽救商朝颓势。商朝末期,面对东夷与周族方国自东、西两面构成的威胁，商王帝乙、帝辛(纣王)全力对付东夷，展开长期战争，虽然获胜，却因此耗损国力，给周的东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进行剪除商朝羽翼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以乘虚捣隙的谋略，率军进攻商都，展开了古史记载中第一次大规模车战,即牧野之战。商朝600年统治因商军一朝土崩瓦解而覆灭，从此翻开西周王朝的历史篇章。<br/><br/>　　西周开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实力尚存的商部族图谋复辟。周公东征，采取逐次推进、各个击破之策,平息叛乱，一扫殷商残余势力。成王、康王之世,营建东都，分封诸侯，扩建军队，制礼作乐，使西周成为空前规模的奴隶制王朝。成王出兵攻荆楚、康王命盂伯率大军攻鬼方，显示周王朝国势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两代，大规模对外征伐。周昭王攻荆楚之战，以丧师亡身告终；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国，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迹象。自共王、懿王之后,国势滑坡,四周方国、部族不断侵扰，迫使西周后期诸王频频用兵。周厉王攻噩之战靠贵族亲兵获胜，反映了王室军队的衰弱。周攻狁之战历经厉王、宣王两世，虽多有胜利，亦使周王朝精疲力尽。对外战争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周"国人"起义，震撼着奴隶制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兴"气象，不过是周王朝的落日余晖。至周幽王时,政治腐败,天灾频仍,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缯等诸侯及犬戎联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奴隶制度开始进入衰落时期。<br/><br/>　　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从商朝后期拥有战车300辆,到西周后期战车达3000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编演变为车、步合同,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阵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而多样，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铎、铙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烽燧报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地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的策略和战法，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br/><br/>　　远古三代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产生、发展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三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