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史有益,以史为鉴

<p>&nbsp; 论元佑事 二条 </p><p>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p><p>　　（评：建中初（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佑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佑为名，必有元丰、（神宗改元）绍圣（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p><p>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专’，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串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p><p>&nbsp;</p><p>&nbsp; 这是北宋变法与反对变法之争时候的史例,我们姑且不论双方的正误,就谈毕仲游对司马光主张如何实现的建议,即不是每天摆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的儒生士大夫所能考虑到的,和他们认为的小人合作,历代儒生士大夫 有几个会接受呢,答案是没几个,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其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国家(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君父和朝廷)的利益,而是自己的私德,以及孔孟教条,所以在不在乎孔孟教条的不择手段的所谓小人面前,也就输多赢少了.看看我们今天那些真正想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是否仍然有这种习惯呢?</p><p>&nbsp; 再望深处想,司马光集团之所以反对变法,除了既得利益的因素,和王安石集团在变法过程中确实存在害民之弊(不管原因是什么),也和王安石的主张不怎么符合儒家教条有关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双方阵容中的正派人士,是为了国家富强呢,还是为了各自奉行的学说呢?我认为双方的弊病都是不管学说的正误,都将目的和行为服务于学说,而不是根据学说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来决策,不是将所要解决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因此也就演变为有缺陷学说的相互攻击,不管哪方面得胜,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这也是古今中外所谓哲学家的通病.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与历史有着相似之处呢?</p><p>&nbsp; 人类自形成社会以来,已经历数千年,在历史实践中沉积着丰厚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从中学习,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br/></p><p>&nbsp; 论元佑事 二条 </p><p>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p><p>　　（评：建中初（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佑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佑为名，必有元丰、（神宗改元）绍圣（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p><p>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专’，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串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p><p>&nbsp;</p><p>&nbsp; 这是北宋变法与反对变法之争时候的史例,我们姑且不论双方的正误,就谈毕仲游对司马光主张如何实现的建议,即不是每天摆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的儒生士大夫所能考虑到的,和他们认为的小人合作,历代儒生士大夫 有几个会接受呢,答案是没几个,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其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国家(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君父和朝廷)的利益,而是自己的私德,以及孔孟教条,所以在不在乎孔孟教条的不择手段的所谓小人面前,也就输多赢少了.看看我们今天那些真正想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是否仍然有这种习惯呢?</p><p>&nbsp; 再望深处想,司马光集团之所以反对变法,除了既得利益的因素,和王安石集团在变法过程中确实存在害民之弊(不管原因是什么),也和王安石的主张不怎么符合儒家教条有关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双方阵容中的正派人士,是为了国家富强呢,还是为了各自奉行的学说呢?我认为双方的弊病都是不管学说的正误,都将目的和行为服务于学说,而不是根据学说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来决策,不是将所要解决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因此也就演变为有缺陷学说的相互攻击,不管哪方面得胜,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这也是古今中外所谓哲学家的通病.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与历史有着相似之处呢?</p><p>&nbsp; 人类自形成社会以来,已经历数千年,在历史实践中沉积着丰厚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从中学习,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