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之死 平地惊雷

1948年11月12日深夜，一位年近60、文人模样的男子在寓所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平静从容离开，那一介寒儒、布衣长衫，二十余年勤勉谦卑如一日的身影消解在沉沉暮色之中。中国文人的自杀，历代以来，不在少数，如此前的王国维等人，此后的老舍等人。那些的他们，或是文化大师，或是文学大师，他却只是一名幕僚，一名为大多数文人所不屑的“刀笔吏”。然而他却身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处领导层权力核心，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他就是陈布雷。陈之毫无征兆的自杀，朝野震恸，于当时正处风雨飘零之际的国民党政府有如一声惊雷，震慑万分。而在我看来，陈布雷自杀却是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一个旧式中国文人与政治结缘之悲剧时代的终结。
　　陈布雷自杀，始终是一个谜团，现有很多的解释是陈眼见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不忍目睹最终亡国惨剧，便先行“殉国”。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中国传统文人所抱有的殉国（政权）的信念原是强烈，所以方孝儒拼却九族杀身也要保全这一气节，所以妓女柳如是也可大义指斥钱谦益的求生怕死。只是中国文人浑浑噩噩迷迷糊糊过了许多年后，所持这样的信念也是日渐势微，他们开始明白政权的更替有如斗转星移也是自然，因而以死陪葬也无多大意义，君不见，清、国民党政府灭亡之后，有几人以死殉国？
　　中国的文人涉入政治，起初大多是抱有“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只是多年曲折之后，最终无力再做此想。所以瞿秋白牢狱之中只期望能做一普通教员，陈独秀晚年也安安静静地做他的语言文字研究。他们原本就不是政治动物，他们太过迂腐、太过天真，不懂圆滑世故，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太过敏感脆弱，不象真正的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百折千回、隐忍蛰伏而还有东山再起的雄心和热情，他们却是精疲力竭、心如死灰。他们或许凑巧在历史的舞台上出演主角或是配角，却无力左右剧本，扮着自己所不愿的角色，最后的期待只是尽早落幕。他们根本就不再有能左右政权兴亡的意图，甚至也基本的信心也怀疑，所以瞿秋白在绝笔中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陈布雷在遗言中写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因此为他们根本所不能左右的大势殉葬，这样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1911年毕业。1911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陈饱读中国典籍，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激扬文字，横扫千军如卷席。陈的报社生涯一直延续到1927年，期间撰写大量时评文章，才气为天下人所叹服。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恃才傲物，但其所尊敬的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由此可见，陈之才情，也属当世翘楚。1927年陈至南昌会见蒋介石，以一篇《告黄埔同学书》令蒋折服，蒋盛情邀之，收归于门下。从此，陈布雷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幕僚生涯。这个决定也就此改变了陈此后的人生。二十多年，陈一直扮演着蒋私人机要秘书的角色，蒋每次对文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须经陈润色才能定稿。然而身处如此要职，当年能豪气干云、酣畅淋漓挥笔言他人所不敢言，如今提笔却是要多分思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写着苟且的领命文字，陈只怕是更多的无奈，所以陈说二十多年自己的文字满意的就只有两篇：《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与《蒋委员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当年横溢的才情也只有在这两篇文字中可窥一斑了。
　　陈布雷的才情、谨慎、谦恭与清廉多年一直为蒋介石所看重，然而所谓“伴君如伴虎”，陈又身处权力中心漩涡之中，一丝差错便可能有杀身之祸。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历史中，多少枭雄豪杰，走马灯似地粉墨登台又黯然下场。倒是陈布雷这样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却成了国民党政坛上的一位二十余年长盛不衰的“不倒翁”，个中奥秘，令人玩味。一方面，是陈的小心谨慎的个性保全了他，无论对同僚或部下，陈总是恭敬有加，谦逊有礼，显赫的高位与谨慎的言行，倾天的权势与畏事的个性，在他的身上自然地糅合于一体；另一方面，陈实在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只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对于权势没有些许渴求，因而对于各路枭雄豪杰，他都不构成威胁, “与人无忤”，“与世无争”，所以在卖官弄权、大肆敛财风行的国民党政局中，能够容忍陈这样一个两袖清风、迂腐固执的异类。
　　只是时势之下，少不了虚与委蛇，而常多有违陈内心文人之道，陈布雷始终处于进退维艰的困境：不从政则无以维持家计，从政则必受灵魂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致油尽灯枯。他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文人，内心士大夫的伦理观念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使陈能同乌烟瘴气的当世同流合污。穷，则独善其身也就罢了；兼济天下，力所不逮，然而在其位便应谋其政，陈也不惜斗胆谏言。内战时期，国军节节败退，而军饷时有拖欠，士气低落，陈便向蒋介石直言：总统与孔祥熙，还有蒋夫人都应该拿出钱来补贴军饷。蒋震怒，大骂陈：我与孔哪有钱？夫人哪有钱？你太糊涂，受共党蒙骗。要想从蒋等达官贵人手中拿钱无异于与虎谋皮，而陈竟然迂腐如此，毕竟是书生。
　　陈布雷为官极为清廉，其所处的位置，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倘若陈存有一丝念财之心，滚滚财源当不在话下，然陈自律甚严。尽管陈的薪水不低，但一大家子儿女，生活开支也是巨大，生活常处拮据之地，颇多时刻捉襟见衬。陈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所住寓所也甚是简陋，一位当时的记者说国民党政府中最寒酸的部长府邸当数陈部长了。陈50岁生日时，蒋介石送来祝贺手书一幅：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两句话对陈的评价算是恰如其分。陈自杀之后，只剩下金圆券700元，再无其他财物，这些钱按当时的物价只能买到120公斤大米！陈之清廉自律当可令其他利用职权大肆圈钱，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国民党大小官员无地自容。
　　陈布雷自己身处政治桎槁之中不能自已，却不曾想到自己挚爱的小女儿陈琏也同样卷在政治的是非之中。陈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牵涉北平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捕获，以“共党嫌疑”之名自北平押至南京。陈忧心如焚，一面挂牵女儿女婿的安危，一面却无能为力。陈自己虽身处要职，却不愿以自身职权的影响来解救他们。他就此事给蒋所写的一封短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信中不见丝毫求情开脱的语句。陈琏乃陈布雷的小女儿，其母生产其之后便失血而死，故陈布雷对她最为痛爱。然陈恪守公私分明之道，只是内心之痛苦外人不得而知。
　　陈布雷自杀前，召见袁永熙，告诫其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停了一会儿，陈布雷又关照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其时陈大致已经知晓袁永熙与陈琏的身份，这番临死之前的肺腑之言可谓用心良苦。只是悲剧的轮回却是无情，陈琏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惨遭迫害，不堪受辱从十—层楼上跳下自杀。这对分别追随国共两党的父女最终的结局却是殊途同归，造化的弄人只得让人唏嘘长叹。
　　陈布雷自杀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其厚葬，蒋介石甚至手书“当代完人”之溢赞挽之，可谓无限荣光。陈几乎得到了一位旧式的文人所能得到全部的荣耀，只是这样虚无的荣耀却是无法遮掩住这一出悲剧抑郁黯淡的底色，在幕布缓缓降下之后，历史的时空余下令人窒息的空洞，一切终结。1948年11月12日深夜，一位年近60、文人模样的男子在寓所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平静从容离开，那一介寒儒、布衣长衫，二十余年勤勉谦卑如一日的身影消解在沉沉暮色之中。中国文人的自杀，历代以来，不在少数，如此前的王国维等人，此后的老舍等人。那些的他们，或是文化大师，或是文学大师，他却只是一名幕僚，一名为大多数文人所不屑的“刀笔吏”。然而他却身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处领导层权力核心，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他就是陈布雷。陈之毫无征兆的自杀，朝野震恸，于当时正处风雨飘零之际的国民党政府有如一声惊雷，震慑万分。而在我看来，陈布雷自杀却是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一个旧式中国文人与政治结缘之悲剧时代的终结。
　　陈布雷自杀，始终是一个谜团，现有很多的解释是陈眼见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不忍目睹最终亡国惨剧，便先行“殉国”。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中国传统文人所抱有的殉国（政权）的信念原是强烈，所以方孝儒拼却九族杀身也要保全这一气节，所以妓女柳如是也可大义指斥钱谦益的求生怕死。只是中国文人浑浑噩噩迷迷糊糊过了许多年后，所持这样的信念也是日渐势微，他们开始明白政权的更替有如斗转星移也是自然，因而以死陪葬也无多大意义，君不见，清、国民党政府灭亡之后，有几人以死殉国？
　　中国的文人涉入政治，起初大多是抱有“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只是多年曲折之后，最终无力再做此想。所以瞿秋白牢狱之中只期望能做一普通教员，陈独秀晚年也安安静静地做他的语言文字研究。他们原本就不是政治动物，他们太过迂腐、太过天真，不懂圆滑世故，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太过敏感脆弱，不象真正的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百折千回、隐忍蛰伏而还有东山再起的雄心和热情，他们却是精疲力竭、心如死灰。他们或许凑巧在历史的舞台上出演主角或是配角，却无力左右剧本，扮着自己所不愿的角色，最后的期待只是尽早落幕。他们根本就不再有能左右政权兴亡的意图，甚至也基本的信心也怀疑，所以瞿秋白在绝笔中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陈布雷在遗言中写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因此为他们根本所不能左右的大势殉葬，这样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1911年毕业。1911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陈饱读中国典籍，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激扬文字，横扫千军如卷席。陈的报社生涯一直延续到1927年，期间撰写大量时评文章，才气为天下人所叹服。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恃才傲物，但其所尊敬的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由此可见，陈之才情，也属当世翘楚。1927年陈至南昌会见蒋介石，以一篇《告黄埔同学书》令蒋折服，蒋盛情邀之，收归于门下。从此，陈布雷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幕僚生涯。这个决定也就此改变了陈此后的人生。二十多年，陈一直扮演着蒋私人机要秘书的角色，蒋每次对文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须经陈润色才能定稿。然而身处如此要职，当年能豪气干云、酣畅淋漓挥笔言他人所不敢言，如今提笔却是要多分思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写着苟且的领命文字，陈只怕是更多的无奈，所以陈说二十多年自己的文字满意的就只有两篇：《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与《蒋委员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当年横溢的才情也只有在这两篇文字中可窥一斑了。
　　陈布雷的才情、谨慎、谦恭与清廉多年一直为蒋介石所看重，然而所谓“伴君如伴虎”，陈又身处权力中心漩涡之中，一丝差错便可能有杀身之祸。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历史中，多少枭雄豪杰，走马灯似地粉墨登台又黯然下场。倒是陈布雷这样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却成了国民党政坛上的一位二十余年长盛不衰的“不倒翁”，个中奥秘，令人玩味。一方面，是陈的小心谨慎的个性保全了他，无论对同僚或部下，陈总是恭敬有加，谦逊有礼，显赫的高位与谨慎的言行，倾天的权势与畏事的个性，在他的身上自然地糅合于一体；另一方面，陈实在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只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对于权势没有些许渴求，因而对于各路枭雄豪杰，他都不构成威胁, “与人无忤”，“与世无争”，所以在卖官弄权、大肆敛财风行的国民党政局中，能够容忍陈这样一个两袖清风、迂腐固执的异类。
　　只是时势之下，少不了虚与委蛇，而常多有违陈内心文人之道，陈布雷始终处于进退维艰的困境：不从政则无以维持家计，从政则必受灵魂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致油尽灯枯。他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文人，内心士大夫的伦理观念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使陈能同乌烟瘴气的当世同流合污。穷，则独善其身也就罢了；兼济天下，力所不逮，然而在其位便应谋其政，陈也不惜斗胆谏言。内战时期，国军节节败退，而军饷时有拖欠，士气低落，陈便向蒋介石直言：总统与孔祥熙，还有蒋夫人都应该拿出钱来补贴军饷。蒋震怒，大骂陈：我与孔哪有钱？夫人哪有钱？你太糊涂，受共党蒙骗。要想从蒋等达官贵人手中拿钱无异于与虎谋皮，而陈竟然迂腐如此，毕竟是书生。
　　陈布雷为官极为清廉，其所处的位置，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倘若陈存有一丝念财之心，滚滚财源当不在话下，然陈自律甚严。尽管陈的薪水不低，但一大家子儿女，生活开支也是巨大，生活常处拮据之地，颇多时刻捉襟见衬。陈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所住寓所也甚是简陋，一位当时的记者说国民党政府中最寒酸的部长府邸当数陈部长了。陈50岁生日时，蒋介石送来祝贺手书一幅：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两句话对陈的评价算是恰如其分。陈自杀之后，只剩下金圆券700元，再无其他财物，这些钱按当时的物价只能买到120公斤大米！陈之清廉自律当可令其他利用职权大肆圈钱，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国民党大小官员无地自容。
　　陈布雷自己身处政治桎槁之中不能自已，却不曾想到自己挚爱的小女儿陈琏也同样卷在政治的是非之中。陈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牵涉北平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捕获，以“共党嫌疑”之名自北平押至南京。陈忧心如焚，一面挂牵女儿女婿的安危，一面却无能为力。陈自己虽身处要职，却不愿以自身职权的影响来解救他们。他就此事给蒋所写的一封短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信中不见丝毫求情开脱的语句。陈琏乃陈布雷的小女儿，其母生产其之后便失血而死，故陈布雷对她最为痛爱。然陈恪守公私分明之道，只是内心之痛苦外人不得而知。
　　陈布雷自杀前，召见袁永熙，告诫其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停了一会儿，陈布雷又关照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其时陈大致已经知晓袁永熙与陈琏的身份，这番临死之前的肺腑之言可谓用心良苦。只是悲剧的轮回却是无情，陈琏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惨遭迫害，不堪受辱从十—层楼上跳下自杀。这对分别追随国共两党的父女最终的结局却是殊途同归，造化的弄人只得让人唏嘘长叹。
　　陈布雷自杀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其厚葬，蒋介石甚至手书“当代完人”之溢赞挽之，可谓无限荣光。陈几乎得到了一位旧式的文人所能得到全部的荣耀，只是这样虚无的荣耀却是无法遮掩住这一出悲剧抑郁黯淡的底色，在幕布缓缓降下之后，历史的时空余下令人窒息的空洞，一切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