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16:22:56

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进口关税至迟到2004年1月将从平均31.5%下降到17％。由于中国国内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要高，所以这对于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就像在甘蔗上表现出来的一样。 仅次于棉花和油菜籽，甘蔗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西作为中国南方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第一大甘蔗生产地。甘蔗种植占到这个地区总的农业产出的8％，蔗糖加工工业占到工业产出的10％。 广西的2600万农民依靠甘蔗作为主要的现金来源。融入世界市场对这个地区来说是灾难性的。 2001年10月，由于预期将加入WTO,国内糖价开始狂跌；在六个月中，价格下降35％。政府税收大副减少，很多加工工厂也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农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大部分的损失以甘蔗收购价下降的形式转移到他们的头上。在2002年和2003年间，甘蔗价格从250元/吨降到190元/吨，然后在2003年和2004年，降到170元/吨。据估计，生产成本大约是138元/吨，因此利润急剧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由于需求的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糖价上扬。但是糖价的上扬并没有带来农民甘蔗价格的上升，表明小的种植者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越来越不利。由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网络，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品链条变得更长了。由于现在很长的供销链涉及他国的贸易公司，大零售商等等，这些导致生产者更脆弱更易于受到伤害，因为在链条的任一环节都增加了不确定性，都要被掠夺一次。 像下表所示，广西的蔗农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高，而是因为富国对糖业的不公平的补贴。据估计，单是欧盟的补贴就把世界糖价压低了10－20％。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单位：元/吨广西 泰国 巴西 欧盟 美国 世界平均 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2230.44 1900 1700 5623 3100 4400 和广西比较330.44 530.44 -3392.56 -869.56 -2169.56 来源: 广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有些中国的WTO 拥护者争辩说，进口更多的食物将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因为更多的廉价食物进口将使中国的农民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的土地，这样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复到草场或森林的自然状态。哪怕我们可以不考虑诸如粮食安全或食物长途运输的实际开支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种估计还是和事实不符。尽管价格让人沮丧，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在过去的几年中增加了：从几年前的800万亩(53万公顷)增加到2004年的1150万亩(77万公顷)。全国来说，2004－05生产季中，甘蔗种植面积是136万公顷，比上一年增加6667公顷。很明显，地方农民和地方政府选择扩大种植面积来补偿失去的利润。第二节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给人以如下印象，即中国的工人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出口型增长并没有造成中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净增长。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了大量失业，而外国和本国的私有企业并没有弥补这一巨大的不足。国有企业的工作已经从1995年底的1亿1000万减少到2002年的6600万。从1995年到2002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9800万减少到6300万，减少了15％。在同一时期，全球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200 万；这样，中国失去的1500万个工作机会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二。 破坏中国就业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已经有工作的工人被迫提高劳动强度并延长劳动时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出口型工业区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来自农村地区的民工构成了劳动力的主力军。对这些工人而言，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是家常便饭。在繁忙季节，一天工作13－15个小时也不少见。在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安全条件通常也是极为恶劣的。2003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受伤工人中，来自外资企业的占到了26％，来自私营企业（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占到了53.9％。与之相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只占了3.5％和1.9％。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占到了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在全国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闻名。 工厂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就其与新富起来的人相对比的相对值而言，而且在绝对价值上也是如此。一项针对2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发现，在东莞——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制造业中心，进厂工资比全部24座城市的平均水平低了16.8％。根据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每年持续增长了5%；但是在最近12年，工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8元（合8.2美元）。由于米价、肉价和其他主要的粮食价格在同期增长了三倍，所以他们的实际工资明显减少了。 与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整体上讲，中国的工业是在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而不是向上攀升。外国公司日益支配性地占据了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高端市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乔治·J·吉尔博特在其题为《中国奇迹背后的谜思》一文中列举了如下事实：“2003年，外资企业占到了中国出口的55％。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支配性地位在高级工业出口方面尤其明显……根据中国政府最近关于高科技产业（制药、航天与航空、电子、电信、计算机以及医疗设备）的统计数据，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整体份额从74％增加到了85％。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它们在中国国内高科技产品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32％增加到了45％，而由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从47％下降到42％。” 平均而言，中国的经济在最近25年来经历了超过9％的年均增长。由于这么多年的强健增长，人们通常会指望能够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改善了的工作条件、付给工人的更高的工资以及工业生产的升级。但事实却相反：由于工作机会减少，就业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大；除了加入到了全球消费阶层的10—20％的人，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是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恶化中的劳动条件；而国家的工业生产正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所有的工厂”，而不是“世界工厂”。其大量的工人阶级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世界的苦役：大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消费品，自己却收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中的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让我们考察一下最近几十年来各种性质的企业的发展。 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进口关税至迟到2004年1月将从平均31.5%下降到17％。由于中国国内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要高，所以这对于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就像在甘蔗上表现出来的一样。 仅次于棉花和油菜籽，甘蔗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西作为中国南方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第一大甘蔗生产地。甘蔗种植占到这个地区总的农业产出的8％，蔗糖加工工业占到工业产出的10％。 广西的2600万农民依靠甘蔗作为主要的现金来源。融入世界市场对这个地区来说是灾难性的。 2001年10月，由于预期将加入WTO,国内糖价开始狂跌；在六个月中，价格下降35％。政府税收大副减少，很多加工工厂也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农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大部分的损失以甘蔗收购价下降的形式转移到他们的头上。在2002年和2003年间，甘蔗价格从250元/吨降到190元/吨，然后在2003年和2004年，降到170元/吨。据估计，生产成本大约是138元/吨，因此利润急剧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由于需求的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糖价上扬。但是糖价的上扬并没有带来农民甘蔗价格的上升，表明小的种植者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越来越不利。由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网络，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品链条变得更长了。由于现在很长的供销链涉及他国的贸易公司，大零售商等等，这些导致生产者更脆弱更易于受到伤害，因为在链条的任一环节都增加了不确定性，都要被掠夺一次。 像下表所示，广西的蔗农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高，而是因为富国对糖业的不公平的补贴。据估计，单是欧盟的补贴就把世界糖价压低了10－20％。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单位：元/吨广西 泰国 巴西 欧盟 美国 世界平均 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2230.44 1900 1700 5623 3100 4400 和广西比较330.44 530.44 -3392.56 -869.56 -2169.56 来源: 广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有些中国的WTO 拥护者争辩说，进口更多的食物将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因为更多的廉价食物进口将使中国的农民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的土地，这样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复到草场或森林的自然状态。哪怕我们可以不考虑诸如粮食安全或食物长途运输的实际开支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种估计还是和事实不符。尽管价格让人沮丧，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在过去的几年中增加了：从几年前的800万亩(53万公顷)增加到2004年的1150万亩(77万公顷)。全国来说，2004－05生产季中，甘蔗种植面积是136万公顷，比上一年增加6667公顷。很明显，地方农民和地方政府选择扩大种植面积来补偿失去的利润。第二节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给人以如下印象，即中国的工人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出口型增长并没有造成中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净增长。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了大量失业，而外国和本国的私有企业并没有弥补这一巨大的不足。国有企业的工作已经从1995年底的1亿1000万减少到2002年的6600万。从1995年到2002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9800万减少到6300万，减少了15％。在同一时期，全球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200 万；这样，中国失去的1500万个工作机会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二。 破坏中国就业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已经有工作的工人被迫提高劳动强度并延长劳动时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出口型工业区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来自农村地区的民工构成了劳动力的主力军。对这些工人而言，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是家常便饭。在繁忙季节，一天工作13－15个小时也不少见。在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安全条件通常也是极为恶劣的。2003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受伤工人中，来自外资企业的占到了26％，来自私营企业（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占到了53.9％。与之相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只占了3.5％和1.9％。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占到了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在全国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闻名。 工厂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就其与新富起来的人相对比的相对值而言，而且在绝对价值上也是如此。一项针对2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发现，在东莞——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制造业中心，进厂工资比全部24座城市的平均水平低了16.8％。根据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每年持续增长了5%；但是在最近12年，工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8元（合8.2美元）。由于米价、肉价和其他主要的粮食价格在同期增长了三倍，所以他们的实际工资明显减少了。 与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整体上讲，中国的工业是在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而不是向上攀升。外国公司日益支配性地占据了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高端市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乔治·J·吉尔博特在其题为《中国奇迹背后的谜思》一文中列举了如下事实：“2003年，外资企业占到了中国出口的55％。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支配性地位在高级工业出口方面尤其明显……根据中国政府最近关于高科技产业（制药、航天与航空、电子、电信、计算机以及医疗设备）的统计数据，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整体份额从74％增加到了85％。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它们在中国国内高科技产品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32％增加到了45％，而由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从47％下降到42％。” 平均而言，中国的经济在最近25年来经历了超过9％的年均增长。由于这么多年的强健增长，人们通常会指望能够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改善了的工作条件、付给工人的更高的工资以及工业生产的升级。但事实却相反：由于工作机会减少，就业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大；除了加入到了全球消费阶层的10—20％的人，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是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恶化中的劳动条件；而国家的工业生产正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所有的工厂”，而不是“世界工厂”。其大量的工人阶级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世界的苦役：大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消费品，自己却收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中的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让我们考察一下最近几十年来各种性质的企业的发展。

·1978年以前国有企业的历史 197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企业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变成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村子或公社所有）。根据一种普遍的看法（在西方和中国的媒体中，这一看法被一再认为是勿庸置疑和无需检视的），这些企业通常一直是效率低下和表现欠佳的，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让我们首先检视一下这些说法在改革前的年代里是否成立。 虽然毛泽东的快速工业化冲动（1949－1976）有不少失误，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题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书中，他给出了如下数据：“在1952（此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8年期间，中国的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工业化步伐速度之快可以与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一个处于相似时期的国家所达到的速度相比。工业工人阶级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约5000万，这一数据包括了2800万农民，他们已经在农村小规模工业化的政策下变成了公社或兵工厂的工人。此外，将近2000万工人受雇于与工业密切联系的交通和建筑工程。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国家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增加到3000多亿，而工业占了增长中的大部分。”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所有这些增长是伴随着相当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和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获得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获得了终生的工作、有保障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健、住房、家属的教育、妇女享受的三个月带薪产假，等等。“铁饭碗”这个词通常用来指工业企业的工作及其相关福利，表示一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除了终生的工作和物质利益外，许多中国工人享受到了更重要的基本权力：参与管理过程——这样他们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而是成为决策层的成员。1960年，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是由鞍钢职工所起草的。这一宪法的核心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这一宪法并将其在所有企业进行推广。这一宪法是对福特制的一种直接挑战，福特制的特征就是差别化的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以及等级结构。最近这些年来，许多日本、欧洲和美国的管理专家已经承认这一宪法与其他后福特制主张，包括联合作业、全面质量管理（TQM）等之间的相似性。一些人认为，这一宪法所体现的经济民主对提高企业效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一宪法在许多企业的实施远非完美（例如，它有时受到极左思潮的损害或者受官僚作风的牵制），但它对在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中形成积极的合作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映在那时的一个口号——“爱厂如爱家” 之中。工资较低，但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加上对管理过程的高度参与有助于在所有级别的职工当中形成一种高度的主人翁意识。研究人员迪克·罗（Dic Lo ，1997《中国工业化中的市场与制度规范》）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和职工负责的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事例，其运作不只是为了追逐利益。 虽然一些企业面临着诸如技术落后和官僚化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无论在经济效率方面还是在社会平等方面都表现良好。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麻烦不断的改革政策 中国于1978年进入转型期。1982年，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悄然地取消了宪法中保障罢工权的条款，这一权利是毛泽东于1975年庄严宣布的。那时，该变化没有引起多少关注：毕竟当工人们将工厂当作他们自己的家的时候，谁会想去罢工呢？事后看来，这标志着朝向劳动力商品化的灾难性急剧倒退的开始。 1979年年末，政府选择了几千家企业在赢利的基础上进行运作。1980年年初，这一计划扩展至覆盖了16％的国有企业。但是这一计划在1980年年底被暂停了，因为出现了一大堆没有预料到的包括爆发通货膨胀在内的财政和社会问题。1984年，由于工业生产的稳定，城市的改革随着新的决心和雄心而重新开始。面向市场的改革主要通过承包责任制实行；整个企业或者生产的不同层次被承包给管理者。这些管理者虽然在宽泛的国家指导方针内进行运作，但他们能够根据市场来决定生产安排、工资和价格。而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权雇用和解雇工人。在这一时期改革派的宣传中，这种改组的努力被称作“打破铁饭碗”。其论据是通过结束终身制工作的保障，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提高。为了刺激生产，同时也为了缓解来自部分党员和工人的反对，一些新的奖金和利益分配方案得到实施。然而反对的意见仍然是猛烈和激烈的。最后，改革者做出了妥协：已经受雇于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将保留他们的工作保障和福利保障，但新的工人将按照合同被雇用。这些年来，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合同协议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和企业。这些协议通常会对新工人的利益大打折扣。 到1992年止，中央计划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没有公有企业在实质上被私有化。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管制。尽管这种国家指导型的发展战略比起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实施的休克疗法来更加成功（或者至少是危害更少），但中国政府仍然在1992年开始脱离这一战略。在1993年1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由于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产权清晰”就仅仅意味着私有产权。因此，我们毫不奇怪1997年党的第15届代表大会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此次大会作出决议，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同时，大中型国有企业将被重组为股份制企业。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即1996年，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将控制下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从那时开始，数以万计的公有企业被私有化，而大约有2000万到3000万工人失业，或者用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讲就是“下岗”。尽管有一些再培训和再就业计划，但大多数失业工人成为了城市贫民。另有2000万到3000万的前国有企业的职工在新近私有化的企业中继续工作，但通常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而其他福利被削减。所有这一切给工资和劳动条件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更进了一步。在2005年，政府决定廉价出售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并招揽一些世界500强企业作为买家。随着国有企业的快速私有化，这样的改变几乎是彻底性的：中国的工人不再参与他们工厂的管理；相反，工人和劳动力完全成了受市场和随时变幻的政府政策操纵的商品。 与“打破铁饭碗”的整个改革相关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它只是把工人作为了靶子，而管理者在没有承担多少责任的情况下却享受了更大的利益和权利。这一结果反映在最近的私有化浪潮中：私有化主要通过管理层收购（MBO）方案来进行。一个局外的旁观者禁不住会问，为什么许多“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能突然之间拿出一大笔钱来收购企业。如果一直追踪最近十到二十年中国媒体的报道的话，这样的事情就并不奇怪了。许多宣传资料都传递了这样暗示性的，甚至是明确的讯息：“私有化有利于利益和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应该不计任何代价进行私有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公然鼓吹贪污和直接窃取国家财产。例如，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一号称中国最好的商学院的副院长）在给一群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报告的时候就说：“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对于许多国有企业来说，这正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国有企业在改革时期的表现——揭穿表现不佳的谎言 私有化的捍卫者认为，即使这些改革导致了大量失业，它们也是必要的，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表现不佳。毫无疑问，最近二十年里麻烦重重的改革政策造成了大规模的牟取暴利和贪污腐败，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表现。确实，初看起来，私人企业看上去蓬勃发展，而国有部门则在衰退。然而，香港大学教授卡斯腾·霍尔茨（Carsten Holz）收集到的资料却表明，国有企业更低的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它们更高的税率和更大的资本集约度得到解释，这两者反映了特定优先（specific priorities）和/或者对国有企业的不公正待遇。不同类型企业的利润率 1995年利润/营业额 (%) (利润 +税收)/营业额 (%) 全国总量 3.15 9.73 国有企业 2.63 11.35 本国私有企业 8.20 12.42 合资企业 2.53 7.56 外资企业 4.98 9.43 采用于卡斯腾·霍尔茨《屹立不倒的中国国有企业：戳穿财政表现不佳的谎言》，2002。原始资料来源：工业普查，1995，Vol. 1，pp.46－53。

如果我们比较这些数据，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公正的纳税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从国有企业征收的稅是其利润的三倍，而从其他类型的企业所征收的税却与它们的利润大致相当，甚至还少（惟一的例外是合资企业）。如果将所缴纳的税考虑在内，那么，在表现上超过国有企业的只有本国的私有企业。尽管如此，差距是很微弱的，而且这些官方的统计数据只覆盖了城市地区拥有超过七名雇员的私有企业；因此，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是私营部门中那些表现最好的企业。 ·搭便车者的出现——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虽然国有企业因过多的税收而负担过重，但中国政府却给予外国投资者以“超国民”待遇。虽然官方的税率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是相同的（33％），但外商合资企业享受到了如此之多的特殊免税规定(比如所有特区中的外企税率都降为15％)，以致其实际税率估计只有11％左右。此外，所有的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在头两年都是免税的，这一时间是从它们开始赢利算起的；而从第三年到第五年免征50％的税，如果利润再投资于国内，40%的税收将被退还。这些税收激励政策中的一部分也曾经在私有企业中实施，旨在鼓励这一部门的发展。 国有企业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特殊待遇。而且，工资计入成本免税方面,国有企业每个职工每月工资最多只能有940元可计入成本(对北京地区国企而言,其他地区的国企可能数据稍有不同)，但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却没有这样的限制。这些不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了中国巨额的资本外逃：尽管中国吸引了数额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2002年为527.7亿美元），但据估计，与此同时，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资本流出了中国。同样据估计，中国所接受的FDI中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最开始是来自中国本身。 对私营和外资企业而言，除了官方税率要小得多外，它们要逃税也容易得多：许多私营企业由于现金交易的盛行而能轻而易举地隐瞒它们的利润；许多外资企业有权使用各种定价机会而将其利润留在国外。例如，2001年，耐克在苏州的子公司实现了7亿元（约8500万美元）的营业额，而其中国市场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它在这些年一直宣布亏损。2003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51－55％宣称亏损。由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亏损是真的，其他的三分之二是为了逃税而伪造的亏损。根据中国政府保守估计，由于这些不正当的图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要损失300亿元（约37亿美元）的税收, 占中国政府外企总税收的一半左右。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改革时期没能针对私营和外资部门建立起一项有效的核算和税收体制，所以它一直在制度上对其还控制着的企业——国有企业进行过度征税以填补其税收上的不足。例如，2002年，已经严重衰退的国有部门占了工业GDP中的三分之一，却支付了企业税收中的百分之七十。虽然无可否认，一些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在技术上更先进或管理得更好，但它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是制度中的搭便车者——它们没有公平地付出它们应该付出的那一份。是国有企业支付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费用中的最大部分。一项研究（Raymond Wing-kam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发现在1982至1996年期间，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整个国有部门净收入中的86％。它们“表现欠佳”是毫不奇怪的。试想，如果微软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其净收入的86％被政府征税拿走了，那它还能如何运行呢？ 就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而言，私营和外资企业也一直是搭便车者。在改革时期的头十年到头十五年，这些企业中的许多确实提供了更高的工资（从高技术的工程师到装配线上的工人），名义上与国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有助于它们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仅仅因为政府所实施的带有偏见的征税法规，而且也因为它们不需要像国有企业那样提供大量的社会福利。大家都知道，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对于一对工薪阶层的夫妇而言，最佳策略就是分别处在两个部门当中：一个人应该留在国有企业，这样这个家庭就可以继续有权享受低价的子女照看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住房分配；而另一个人应该在新的私营或外资企业闯荡来赚更多的钱。 ·向底线竞跑与正在进行的国有资产拍卖 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确立一个高的标准——不幸的是，这一标准一直在下降, 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制度上偏袒那些搭便车者，而不是各种费用的支付者。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私营或外资企业最开始出现在中国时，它们还不像现在那样是血汗工厂。那时，在1949－1978年期间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整体上还没有被破坏：大多数人还能够获得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此外，大多数城市居民拥有住房分配、有保障的退休金和其他从国有企业获得的福利。这样，新的企业不得不提供合理的薪水和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工人。不幸的是，在最近二十年发生了向底线的竞跑。适当的法律法规还没有被建立以确保新的私营或外资企业支付其应付的份额以维持和建立公共事业。相反，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关注于打破社会保障体系以使短期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政府过度地对国有部门进行过多征税以填补其税收不足。其结果就是，国有部门严重萎缩；工人的利润和福利不断被侵蚀掉。工资和劳动条件上所受到的压力由于农村的巨大危机而进一步恶化，这也主要是由政府政策所导致的。由于有数千万的农村和城市贫民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因此对于许多私营和外资企业中的普通工人而言，实际工资减少以及劳动条件持续恶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里，十多年以前，一个民工渴望每年的工资为5000元；今天，每年的工资不超过6000元，而与此同时，许多基本食品的价格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还多。 政府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2005年，一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评论说，根据WTO规则，针对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应该是一样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中，正是外资公司在利用WTO规则要求享有国民待遇；但是在中国，却是本国公司因被拒绝给予平等的待遇而在使用WTO规则据理力争。财政部也呼吁对外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因为财政预算的压力不断增大。但是抵抗的力量与这种要求的力量一样强大（如果不是比它更强大的话）。这么多年来的出口型增长已经形成了各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跨国资本在中国的代表已经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许多政府部门中确立了一种强大的控制力。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以撤资作为威胁也是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一项有效手段。2005年初，有报道称54家大型跨国公司联合请愿，反对实施平等税率。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游说努力一直极为成功——取消税收优惠的动议还一直无法提交全国人大予以讨论。

在2005年10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到2005年6月止，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共有25万家；在它们当中，3万家国有企业贡献了企业税收中的60%。他还说，国有企业的数量每年减少4000到5000家。随着国有企业如此快速的消失，我们不禁要问，以后的税收将来自哪里，尤其是因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外资和私营企业进行合理征税。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出现了。最近的私有化浪潮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观念、腐败以及政府所感到的财政压力所驱动的。反对的声音也确实存在。2004年，香港的教授郎咸平指出，在许多管理层收购案中存在大量的牟取暴利和贪污腐败。他不是第一个公开这么说的人——许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新左派”阵营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复指出这一点。但是归功于郎咸平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及其在香港的教授之职，他比起以前的评论者获得了多得多的媒体关注。这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大规模的公开争论。部分地是因为公众的这种大声疾呼，管理层收购暂时被搁置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它又充满新活力地重新开始了。 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国有部门为了支持经济的繁荣而被过多的抽血。现在，甚至它的这点骨肉也在被贱卖以维持这种经济繁荣的过程。许多跨国公司加入到了这场收购狂潮中来。大部分中国新兴的企业家也是情绪激昂——有些人评论说，“这可以说是最近一千年以来最好的商机。”搭便车者正在参加一场盛宴，并期待着在整体上取得支配地位。 ·结论 剑桥大学教授彼特·诺兰在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写道：“21世纪初，在中国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背后，残酷的现实是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式’和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1954）。”虽然廉价劳动力被证明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竞争优势，但它决不是“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结果。相反，它主要是国家政策与资本相勾结的结果。不难理解的是，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资本及其代理人，而大多数的工人却日益被边缘化。这样，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些矛盾现象就很好理解了：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日渐减少的工资以及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劳动力为代价而追逐利润最大化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从剥削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利益降低了私营企业追求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动机，而国有企业由于被过度征税而没有资源来进行创新——其结果就是，除了极少数例外，本国公司在高端市场和高附加值市场中正在输给外资公司。 一些血汗工厂的辩护者通常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工厂，工人的状况会更差。如果不仔细寻思的话，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形势是如此严峻，血汗工厂的倒闭以及从出口型模式中的撤离都将立马造成更高失业率的痛苦。中国已经陷入到贸易依赖的恶性循环。国家的财富日益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而他们的消费习惯越来越朝向高端的进口商品。例如，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中的12％，并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则正面临着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减少和工作保障的日渐降低，以及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加。因此，他们通常被迫尽可能地进行储蓄，哪怕他们的收入低得可怜。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内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衰退。这样一来，出口似乎是惟一的出路了。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到了GDP的四分之三——这个国家已经被出口型增长这一剂毒品牢牢抓住了。 但是，如果我们检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就会发现血汗工厂的繁荣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出口或者通过牺牲平等来获得。1949－1979年期间，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供选择的例子。仅仅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同样为人们建立起了一个社会福利体系：城市居民拥有了“铁饭碗”，农村居民则有权获得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那些没有工作能力和家庭资助的“五保户”在吃饭、穿衣、居住、医疗保健上得到保障，孤儿则保障其教育，孤寡老人则保障其安葬。改革前的时期确实也有其问题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由快速工业化以及设计不当的大型工程所带来的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这通常是因为无知以及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心所导致的。在改革时期，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心已经被对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盲目信任所取代，从而许多环境问题因为利益的原因而猛烈爆发了。因此，代际公平方面的问题就进一步恶化，而过去在代内公平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大致上也瓦解了。如下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改革前的时期里寻找灵感和出路。最近在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许多罢工中，示威的工人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作为他们的旗帜。这些工人知道他们反对什么，也知道他们支持什么：以毛泽东为标志的改革前的时代尽管有其错误和失误，但那个时代表明，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它不久前就曾存在过。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不能长久维持，这一点已经日益清楚。民工的工资已经低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最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在改革时期第一次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农村中巨大的危机和不安定，政府自2003年以来已经减免了农业税。这样的措施对于解决农村的问题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但它至少使农村的生活再次得以维持下去。结果，许多民工从血汗工厂中逃了回来。但是，如果民工受压制的工资被提高，它就会使中国的出口面临困境并因此使“发展”缓慢下来。这样，我们在目前的这种经济逻辑中陷入到了一种无望的境地。更重要的是，政府收入现在依旧主要来自对国有部门的过度征税和拍卖。一旦拍卖过程结束，又有什么来填补其收入上的不足呢？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将在2006年底全面实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加速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到来，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处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它将选择哪个方向？它会继续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直到它走向毁灭（其最终结果可能是极为暴力和灾难性的）吗？或者，它将试图转身离开新自由主义，就像许多拉美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对中国人们及其政府而言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由于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以及它目前对出口的极度依赖，方向上的转变并不容易。但是它可能是避免巨大灾难的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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