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行政控权，力戒“潼关事件”

　　据报道，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利用本地作为交通窗口的地位，强行对入境的货车进行拦截，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罚款，数额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而且不出具任何凭证。<p>　　令人震惊的是，此过程竟已持续1年之久，终因一车主被罚2.7万元，间接促成其服毒自杀而被曝光。日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已赶赴陕西进行调查。</p><p>　　在现代社会，权力的存在仅得以公益为限已成为常识。</p><p>　　然而，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尤其当涉及资源配置、经济管辖、执法处罚、财物审批等行政权力，它们容易蜕变为某个团体或个人谋求私利的手段。</p><p>　　所以，对于权力的“拦路抢劫”，人们必然深深地痛恨，但在大声疾呼和谴责的同时，更应该激发事件背后的深层启示———当道德约束作用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寻找一种更为稳定、有效的行政权控制方法。</p><p>　　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的国家，立法规制自然而然地成为首选的控权方法。按照《行政处罚法》及相关配套规定，针对潼关工商局的处罚行为，车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抗辩的权利：首先，法律并没有赋予工商行政机关公路执法权，因此其在公共道路上拦截车辆不符合执法程序；其次，执法机关进行处罚时，应当向被罚人出具国家统一财政收据；再次，除了某些法定的特殊情形，罚款应当由当事人到指定的银行缴纳，而不得由执法人员自行收缴；最后，对于数额较大的罚款（对公民个人而言是5000元以上），通常还要经过执法机关内部的审批以及由被处罚人申请的听证程序。</p><p>　　但因为种种原因，“潼关事件”中以上机制并未能及时启动，以遏制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当然，这种“防御性的抗辩”不能算作严格的积极控制手段，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权力制约机制。根据宪法，人民对国家机关享有批评、检举、建议等民主性权利。</p><p>　　但这些权利还需要制度化的行使模式作保障，例如，检察系统当前正在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按照这一初衷构建的，这种思路值得肯定。</p><p>　　权力制衡则是行政权控制的另一有效手段，其中包括监察机关或上级机关的内部控制，以及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外部控制。《行政复议法》和《行政监察法》是内部控制机制的主要制度依据，它们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自我纠错的机会。而司法审查则是国家立法权控制的有效延伸，对于行政权的控制具有终局性的效力。</p><p>　　立法在先、司法断后，是人类成功驯服行政权的宝贵经验。</p><p>　　另外，鼓励和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发挥中介、协调作用，对于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监督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试想，如果事件中被罚的商户能够真正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当地工商局的气焰也不至于如此嚣张。除此之外，新闻舆论、党的纪律监督，也是行政权控制的辅助手段。</p><p>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贯的巧合：但凡涉及政府部门违法的公共事件，通常不是突如其来地爆发，而是在鲜为人知地静静隐藏，直到被某一极端因素激发才公诸于世。这一共性说明了，对于权力的滥用现象我们还远未实现良好控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可能仍然是：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公众很难或不愿监督。</p><p>　　所以，现代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以及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决定了任何单一的控权方式都已经不能胜任行政法的时代使命。因此，尽快打造实体与程序、权力与权利和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等多元化的综合性控权模式，是“潼关罚款”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p><p>　　□钟凯（四川社科院法学所）</p>据报道，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利用本地作为交通窗口的地位，强行对入境的货车进行拦截，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罚款，数额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而且不出具任何凭证。<p>　　令人震惊的是，此过程竟已持续1年之久，终因一车主被罚2.7万元，间接促成其服毒自杀而被曝光。日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已赶赴陕西进行调查。</p><p>　　在现代社会，权力的存在仅得以公益为限已成为常识。</p><p>　　然而，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尤其当涉及资源配置、经济管辖、执法处罚、财物审批等行政权力，它们容易蜕变为某个团体或个人谋求私利的手段。</p><p>　　所以，对于权力的“拦路抢劫”，人们必然深深地痛恨，但在大声疾呼和谴责的同时，更应该激发事件背后的深层启示———当道德约束作用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寻找一种更为稳定、有效的行政权控制方法。</p><p>　　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的国家，立法规制自然而然地成为首选的控权方法。按照《行政处罚法》及相关配套规定，针对潼关工商局的处罚行为，车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抗辩的权利：首先，法律并没有赋予工商行政机关公路执法权，因此其在公共道路上拦截车辆不符合执法程序；其次，执法机关进行处罚时，应当向被罚人出具国家统一财政收据；再次，除了某些法定的特殊情形，罚款应当由当事人到指定的银行缴纳，而不得由执法人员自行收缴；最后，对于数额较大的罚款（对公民个人而言是5000元以上），通常还要经过执法机关内部的审批以及由被处罚人申请的听证程序。</p><p>　　但因为种种原因，“潼关事件”中以上机制并未能及时启动，以遏制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当然，这种“防御性的抗辩”不能算作严格的积极控制手段，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权力制约机制。根据宪法，人民对国家机关享有批评、检举、建议等民主性权利。</p><p>　　但这些权利还需要制度化的行使模式作保障，例如，检察系统当前正在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按照这一初衷构建的，这种思路值得肯定。</p><p>　　权力制衡则是行政权控制的另一有效手段，其中包括监察机关或上级机关的内部控制，以及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外部控制。《行政复议法》和《行政监察法》是内部控制机制的主要制度依据，它们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自我纠错的机会。而司法审查则是国家立法权控制的有效延伸，对于行政权的控制具有终局性的效力。</p><p>　　立法在先、司法断后，是人类成功驯服行政权的宝贵经验。</p><p>　　另外，鼓励和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发挥中介、协调作用，对于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监督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试想，如果事件中被罚的商户能够真正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当地工商局的气焰也不至于如此嚣张。除此之外，新闻舆论、党的纪律监督，也是行政权控制的辅助手段。</p><p>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贯的巧合：但凡涉及政府部门违法的公共事件，通常不是突如其来地爆发，而是在鲜为人知地静静隐藏，直到被某一极端因素激发才公诸于世。这一共性说明了，对于权力的滥用现象我们还远未实现良好控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可能仍然是：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公众很难或不愿监督。</p><p>　　所以，现代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以及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决定了任何单一的控权方式都已经不能胜任行政法的时代使命。因此，尽快打造实体与程序、权力与权利和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等多元化的综合性控权模式，是“潼关罚款”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p><p>　　□钟凯（四川社科院法学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