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和工农兵相结合-----上海老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5:23:19

知识分子为何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范海辛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曾经是建国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该政策早在抗日战争的“延安整风”时期既已制定），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这个政策却突然间消失了。为何消失？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可谓中共党史上一大谜案。            但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为何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则一直到现在官方都未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的答案，这个至少影响了几千万人一生的重要政策（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几千万知青就是被这条政策赶下去的）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出台，稀里糊涂地消失，成了一桩稀里糊涂的公案。            另外还有一件看上去似乎与此不太相关的事，即知识分子整体在“文革”中人格失落的问题。中国的儒生历来都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优良传统（或说“气节”），唯独“文革”十年中，一个个都成了软骨头，只要红卫兵或“工宣队”一斗，便纷纷“老实交待”，有的人甚至将那些不是自己的“罪行”也拉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是“大义灭亲”，将自己平时的亲密同志、朋友纷纷出卖，以保全自己或少吃苦头。面对这屈辱的一幕，多数过来人均是不堪回首，惟有巴金先生不识时务，兀自站出来将“伤疤”撕开，并以此自责（也责问他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当初会那么卑鄙？但是巴金至今也没找到答案，不知他那已经死去的灵魂对此是否可以安息了。            笔者认为，将巴金提出的问题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人格失落并不准确，应该说只是部份的人格失落，不是全部。因为在那个年代，若是蒋介石或是苏修打了过来，将巴金这类文人抓去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同志或情报，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可以做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            这样，我们面前就有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部分人格失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实际是一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孔夫子与柏拉图的差异说起。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知识中心的文明，即在“真善美”这个序列中，古希腊人认为“真”是第一位的。“真”即真理，是知识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只有是符合真理的东西，才可以是“善”的与“美”的。柏拉图为此有“哲学王”一说。为何应由哲学家来做国王呢？因为哲学家掌握了知识，所以应由哲学家作为大脑来指挥军人与工匠，因为在他看来，军人与工匠不过相当于人的四肢。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不是以知识为中心，而是以伦理为中心，即在“真善美”的序列中，孔子认为，善是第一位的，只有至善之人，才能掌握真理，在孔子那里，“真善美”的序列被改为“善真美”。中国的儒家学者认为，人之有别于禽兽，首先是因为人有人伦，而禽兽当然不懂得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道理。中国儒生的修行程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如果将此理论介绍给以平天下为己任的拿破仑，他定会奇怪，治国平天下与修身齐家有何关系？            中国与西方在两种不同的文明中互相隔绝地各自发展，及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以知识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打败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东方文明。于是在中国的五·四期间，一大批从诗书礼乐教育中发蒙的年轻人，抛弃了他们原先的知识体系，转而接受了西方的知识中心论，开始以“真”为首要标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西方文化中寻找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知识精英中的一批人认为唯有马列主义是真理，可以救中国，因此建立了共产党，兴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中共的领导集团基本上都是信奉“知识中心论”的马列主义者。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让这些基本上皈依了西方文化的革命家们大跌眼镜的事件——真正掌握了中国革命真理的，不是由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份子，而是在山沟里成长起来的土包子毛泽东。知识分子为何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范海辛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曾经是建国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该政策早在抗日战争的“延安整风”时期既已制定），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这个政策却突然间消失了。为何消失？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可谓中共党史上一大谜案。            但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为何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则一直到现在官方都未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的答案，这个至少影响了几千万人一生的重要政策（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几千万知青就是被这条政策赶下去的）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出台，稀里糊涂地消失，成了一桩稀里糊涂的公案。            另外还有一件看上去似乎与此不太相关的事，即知识分子整体在“文革”中人格失落的问题。中国的儒生历来都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优良传统（或说“气节”），唯独“文革”十年中，一个个都成了软骨头，只要红卫兵或“工宣队”一斗，便纷纷“老实交待”，有的人甚至将那些不是自己的“罪行”也拉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是“大义灭亲”，将自己平时的亲密同志、朋友纷纷出卖，以保全自己或少吃苦头。面对这屈辱的一幕，多数过来人均是不堪回首，惟有巴金先生不识时务，兀自站出来将“伤疤”撕开，并以此自责（也责问他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当初会那么卑鄙？但是巴金至今也没找到答案，不知他那已经死去的灵魂对此是否可以安息了。            笔者认为，将巴金提出的问题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人格失落并不准确，应该说只是部份的人格失落，不是全部。因为在那个年代，若是蒋介石或是苏修打了过来，将巴金这类文人抓去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同志或情报，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可以做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            这样，我们面前就有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部分人格失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实际是一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孔夫子与柏拉图的差异说起。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知识中心的文明，即在“真善美”这个序列中，古希腊人认为“真”是第一位的。“真”即真理，是知识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只有是符合真理的东西，才可以是“善”的与“美”的。柏拉图为此有“哲学王”一说。为何应由哲学家来做国王呢？因为哲学家掌握了知识，所以应由哲学家作为大脑来指挥军人与工匠，因为在他看来，军人与工匠不过相当于人的四肢。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不是以知识为中心，而是以伦理为中心，即在“真善美”的序列中，孔子认为，善是第一位的，只有至善之人，才能掌握真理，在孔子那里，“真善美”的序列被改为“善真美”。中国的儒家学者认为，人之有别于禽兽，首先是因为人有人伦，而禽兽当然不懂得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道理。中国儒生的修行程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如果将此理论介绍给以平天下为己任的拿破仑，他定会奇怪，治国平天下与修身齐家有何关系？            中国与西方在两种不同的文明中互相隔绝地各自发展，及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以知识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打败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东方文明。于是在中国的五·四期间，一大批从诗书礼乐教育中发蒙的年轻人，抛弃了他们原先的知识体系，转而接受了西方的知识中心论，开始以“真”为首要标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西方文化中寻找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知识精英中的一批人认为唯有马列主义是真理，可以救中国，因此建立了共产党，兴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中共的领导集团基本上都是信奉“知识中心论”的马列主义者。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让这些基本上皈依了西方文化的革命家们大跌眼镜的事件——真正掌握了中国革命真理的，不是由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份子，而是在山沟里成长起来的土包子毛泽东。

对此，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他的《矛盾论》与《实践论》就是这一解释的文本。但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毛又作了画蛇添足般的解释。他的这一解释加上刘少奇的《修养》，实现了马列主义的彻底中国化（金观涛，1988），但同时也将共产党内的“知识中心论”重新拉回到了“伦理中心论”。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被传统文化中的“意图伦理”彻底击中，于无意识中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意图伦理”的俘虏。            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是“立场”。毛在批评立三、王明路线的错误时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照搬词句，而必须将马列主义的精髓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怎样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精髓呢？毛认为，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马列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是很容易掌握的，只要有文化，通过反复阅读，一般都能掌握他们的观点与方法。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言外之意，王明、博古的“立场”有问题。            “立场”问题现在已然不是一个问题了，但在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年代，“立场”可是一个大问题，即在敌我分明的对垒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用现在的学术语言来分析，“立场”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韦伯认为，东西方宗教（宗教是文化在每一个民族幼年时期的载体，在此后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的本质是不同的，西方宗教的本质是禁欲主义而东方宗教的本质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当然是归在非理性主义范畴内的，而禁欲主义则相反。东方由神秘主义的宗教发展出了“意图伦理”，而西方则发展出了“责任伦理”。“意图伦理”认为善恶的分界缘于人们的意图而不在于后果。如果一个人坏心办了好事，那也应在禁绝反对之列；相反，好心办了坏事则是可以原谅的。因此，“意图伦理”的唯心主义倾向是很强烈的。相反，西方的“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划分善恶，这是一种轻动机、重效果的伦理，带有较强的合理性与唯物主义倾向。由“意图伦理”教化出的理性是“价值理性”，而由“责任伦理”熏陶出的则是“工具理性”。            根据王元化先生的分析，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潮中，“意图伦理”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许多人至今相信思想取决于立场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问题。这种立场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我们都十分熟悉意图伦理的性质及其危害，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和派性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论为派性意识。”（引自《清园近恩录》中国社会出版社，98年1月版，P.11~12）            毛泽东等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革命者，自然不能免除“意图伦理”的深刻影响。在延安时期最能表现他这一观点的是一篇名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文章。该文观点可谓鲜明，但因立论太为偏颇，在编“雄文四卷”时未被收编进去。该文在“文革”中开始广为流传，可认为是“极左”思潮的源头之一。这种“极左”思潮广为泛滥的结果之一，就是禁绝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同意见。你如果对党的某项具体政策有所批评的话，就可能被上纲上线为站到了反动立场上。            按照毛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他实际上在实践标准外又提出了“敌人反应”的标准。即凡敌人反对的，就一定是真理，敌人拥护的，就一定不是真理。这一简单化的反理性思维定式至今还在影响着不少人。譬如敌人曾预言“和平演变”，有人就憋着一口气处处与敌人“对着干”。这些人认为政治上坚持保守主义是抵抗敌人预言的最好武器，他们坚持这个、坚持那个，不懂得与时俱进的简单道理。仿佛他们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活着，而是为敌人活着，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因为敌人曾经说过了某一句话。            毛的“意图伦理”不仅表现在这篇未收进雄文四卷的短文中，就是在雄文四卷中，也仍然有着强烈的表现。在四卷本的“红宝书”中第一篇第一句话即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革命的首要问题并非敌友问题，而是利益问题。革命所为之何？就是为了阶段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搞清利益的内涵与边界，就不可能搞清敌友，它最大的可能是化友为敌。            邱吉尔所言“没有永远的敌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于恪守“责任伦理”的西方人而言不过是大实话一句，而对于信奉“意图伦理”的中国人而言，却是振聋发聩的警句。

“立场”问题、“敌我意识”问题不仅在知识分子政策中是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一直是中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这些问题在战争年代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这种本应让位于“理性”与“利益”的意识，却一直潜藏于中共文化的深层，至今仍在起着重要的作用。持有该种意识的人会认为，现在的经济成份中也应有敌、我之分，不应一视同仁。他们认为，某种经济成份是政权的基础，另一些则不是。这种落后的源于“意图伦理”的敌我意识，显然是与WTO的无歧视原则相违背的。            “立场”之说一起，就为毛泽东而非王明掌握了中国革命真理的原因蒙上了一层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色彩，明明是一个认知问题，现在则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伦理问题。因为掌握马列的观点与方法是一个认知问题，而“立场”则与认知无关，纯粹是一个伦理问题。是否是因为王明等人爱什么、恨什么的问题未解决或私心杂念太重或革命意志不坚决，所以未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真理呢？            实际上“立场”问题并非象毛、刘以及一般的中国人看得那样重要，即在革命队伍内部，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革命的问题。立场的问题只是个感情的问题，如何革命的方法问题则是个理性问题。应该是理性决定感情，而不能相反。为何革命队伍内部一直认为左比右好呢？实际就是非理性主义的“意图伦理”在作怪，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宁左勿右。但对于革命事业而言，无论左或右，对革命都会产生危害，而且总的来说，左的危害要甚于右。            为什么说在革命队伍内部立场并不重要而方法更重要呢？因为既然已经参加到革命队伍内部来了，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了，否则为何要参加革命呢？而接下来如果方法不当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可能比不革命或反革命都要严重。这个问题实际还是意图与效果的问题，意图的良好并不能保证效果的良好，而效果的好坏与意图无关，只与认知、实践以及实践中的用心程度有关。中国儒生的修身养性与掌握平天下的道理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以为品行的修养或道德的完善与掌握客观世界的知识有关，这正是中国儒家理性主义缺乏的表现。同理，要说毛泽东的革命立场就一定比王明、博古的更坚定、更纯洁，也是无稽之谈。            “立场”一说实际上与儒家的“亲亲”之说有关。亲亲二字中，前面一个为动词，后面一个为宾词，这是一个动宾词组，谓之亲近与己有亲属关系的人。为何人要亲近自己的亲属呢?因为血亲、姻亲与乡亲(主要是血缘亲与地缘亲两种)都是自己人，这些自己人都对你怀有真诚的良好意图，希望你好、希望你发达。当然，最主要的是大家彼此熟悉、互相了解，因而在“亲亲”的传统伦理要求下，大家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都对处于这个利益共同体中的“自己人”负有义务。由这些利益共同体组成的社会当然就不是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只能是一个封闭的、放大了的氏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除了血缘与地缘外，没有这方面亲缘的成员就必须对氏族的首领与统治集团表示良好的意图，以使对方在一个放大了的“自己人”的圈子内接受自己，而良好的意图口说无凭，必须落实在行动中，表现为无条件的服从与“雌伏”。            这样的要求就使当时大批涌入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一个“知识中心论”者，所以他们对根据地内各级领导的指示、命令往往不象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同志那样无条件地服从，而是好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当然，引起各级领导反感的还有这些人由于职业习惯养成的自由散漫。            知识分子的这些优点与缺点都被这支农民军中的各级领导视为“立场”问题，因为他们未能象工农分子那样表现出对领导权威的“亲亲”般的良好意图。怎样才能达到“坚定而又纯洁”的立场呢?那就必须加强修养、改造思想，彻底去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但与工农同志相结合无疑是一条最好的道路。你不知如何改造思想吗？那么就向身边的大老粗学习吧，少说话、多干事，做领导的驯服工具，只有这样，才会被认为是端正了立场的“自己人”。            无奈毛、刘的这一“立场”神话由于未能击中要害，因此知识分子的改造始终不能令他们满意。及到“文革”中，基层的领导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所以要改造，是因为他们犯了“原罪”——有了知识。因此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流行了起来。应该说“文革”中的这一结论与毛、刘的初衷是不同的。党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识，难道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要他们放弃知识吗？毛、刘始终没有搞清，“立场”一说实际是子虚乌有。因为这些知识分了放弃了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为了理想、为了民族，投奔到条件艰苦的抗日根据地来，难道不就是选择了正确的革命立场吗?如果要说他们身上有缺点、头脑中有非无产阶级思想，那么工农同志由于文化水平低，应该说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更多，何以不提工农兵要向知识分子学习呢？关键是毛、刘不知道他们究竟要知识分子放弃什么、接受什么，所以才闹了这么大的一场误会。            毛、刘要知识分子放弃的并不是知识，而是要他们放弃对真理的认知权。即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这只能由组织来决定，个人不能脱离组织自己去判断，否则就是立场有问题，就是与组织离心离德、格格不入。            认知权是人权的最根本基石，试想，一个人连是非都不能判断，从法律上说他已不具有行为的责任能力，这样的人又何以实现自己的权利？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要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核心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组织路线，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环境和任务所决定的，在这个环境中，要使党的纲领能够实现，要使党的组织有战斗力，就必须以这种形式组织起来。因为人民是分裂成许多不同的阶级的，这些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由这个阶级担负起团结人民、领导人民的重任。每一个阶级内部通常都有许多政党在领导这个阶级，工人阶级内部的领导任务历史性地由它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来担任，而共产党内又有一个领袖集团，这个领袖集团当然是由党内那些最有能力、最有经验、最有威信、同时又具有最坚定最纯洁的无产阶级立场的领袖们组成，当然，群龙必须有首，这个领袖集团内又有一个最伟大的领袖成为核心。这是列宁的解释，事实上，据笔者个人分析，之所以必须如此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这样的组织形式便于行动。因为革命的最终真理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或核心所发现，现在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空谈而是行动，不是寻找真理、讨论真理而是落实真理、实现真理，而这种军队式的组织能够集中力量、贯彻全党的意志。            其次，这样的组织形式会保证能在实现党的战略性纲领（真理）的过程中发现新的、具体的真理。            在这个发现具体真理的过程中，组织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被认为是一条勿须证明的公理。另一方面，东方文化的“伦理中心”也起了作用，即立场最坚定、纯洁的人有发现真理的最强能力，所以大家都要服从他。服从他并非是个人崇拜，而是对真理的崇拜。这样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才。            在核心以下的领袖集团、政党成员、工人阶级和一般的人民群众，由于在立场的坚定性与纯洁性上依次递减，因此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秩序等级，相应地各人发现、领悟真理的能力也依次递减，减到农民这个层次可说是趋向于零，因此必须好好教育农民。试想由那么一些高层次、高等级的人士形成的组织，在真理的认识上怎么会不强于一个低等级的个人呢？所以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必须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核心。            这当然是一个神话。我们通过常识知道，真理的认知能力首先与人数多少无关，而且真理往往是由少数人先发现的；其次与伦理无关，更与一些人按何种方式结成何种组织形式无关。真理的认知能力仅与个人的智商、知识、经验、实践以及在实践中的用心程度（敬业精神）等因素有关。

某些人遵循某种仪规，在月圆之日的某地按某种方式集合便能获得超自然的神力，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巫术）或迷信。如果认为组织的真理认知能力就强于个人，实际与这种巫术迷信并无二致。我们已经摆脱了对个人的迷信，但我们还未摆脱对组织的迷信。而对组织的迷信与对个人的迷信其实就是一回事。            因此，党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所要求知识分子放弃的是个人对真理的认知权，要求知识分子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如果党当时就明确了这一要求，那么与工农兵相结合就成了“脱裤子放屁”的多此一举。因为，随着工农兵分子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也会要求自己对真理的认知权利，如果也象要求知识分子一样地要求他们与工农兵相结合，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在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要求知识份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思想、端正立场，只能被认为是要求知识分子放弃知识，回到如没有文化的农民那样的蒙昧、愚蠢状态。但如果要求知识分子改造立场成为党的驯服工具，那将面临两个难题。第一，这个要求必须是对革命队伍内的所有成员的，难道工农兵分子天生就是党的驯服工具?第二，在“文革”中是毛泽东授意群众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文革”之后再重提“驯服工具”，未免太不得人心，这与“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又有何区别？            现在回忆起来，真正放弃知识份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政策，大概是在“十二”大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许多“文革”中的“臭老九”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知识分子大学生代替了领导集团中的大老粗。这些新上去的知识型官僚并非是认识到这一政策的真正错误之所在，也许仅凭一种本能的厌恶，而要求党放弃了这一实行下来效果不佳的政策。            至此，巴金提出的问题现在也基本搞清了。“文革”中知识分子为何会变成软骨头呢？因为经过解放后长期的洗脑，他们早已乖乖地将自己对真理的认知权交给了组织，一个个几乎成了丧失灵魂的“驯服工具”。在“文革”中当红卫兵或“工宣队”批斗他们时，他们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批斗，因此几乎都选择了毫不抵抗的投降。面对红卫兵或“工宣队”的要求，这些早已缴械投降的人哪有不老实交待、统统照办的道理？事后被认为是“出卖朋友”的一类违背道德的行为当初在“文革”中也许被认为是忠于组织的道德行为。为何说他们只是“部分”地丧失了人格?因为他们并未向所有的强者交出认知权，而只是向党组织交出了认知权，故他们在蒋介石与苏修面前仍然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因为他们并未向这些敌人交出认知权。            “文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个人的权利不是不可让渡的，就以认知权利而言，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事物，我们一般而言都是将一部分认知权利交由专家或权威，但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这项权利全部交由他人。而在强调“立场”的年代，党要求人们放弃的不是对一些复杂问题的认知权，而是全部的认知权。那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恶性膨胀的时期，党要领导一切、统治一切，甚至连其统治下的成员的私生活都不能幸免。当我们将自己的认知权全部交出去之时，我们的灵魂就失去了。  2002年10月5日作者：范海辛（民间思想家）13361855729E-mail：thomasfan@163.com

该文被人指称为极端反动，不知列位看官以为然否？

我倒是有另外的看法.以现在的机械类大学生为例,他们的实践经验太少了,出一张图有个别的你都怀疑他上过大学没有.同工农兵结合是否也可以看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刚解放，什么都摸着走，走的不对是有的

嘿嘿，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当然错了，和官僚资本家结合那就对了。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强求其与某些人群结合而不与另一些人群结合的要求是荒谬的。难道工农兵不应该与知识分子结合？工人不应与农民结合？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正确的要求是人民团结，贫富兼容，共荣共利。

人本来就是分三六九等的。要不然为何会有高矮胖瘦美丑？？？任何对此视而不见的人，要么居心叵测，要么愚蠢透顶。所以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和工农所代表的阶层有巨大差异。而事实也证明漠视这种差异会对我们的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楼上说，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怎么个结合法呢？？大学入学率高入75％的美国，蓝领和白领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都差异巨大，更何况中国。也许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是可以实现的。可就如共产主意最终实现一样，在没有实现的初级阶段。我们还只能在社会主意初级阶段。作社会主意初级阶段的事情。那种在社会主意初级阶段，却一定要作到共产主义才能作的事情的国家，个人，民族，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场。楼主对文章中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完全是西方视角，牛头不对马嘴。老鹰是不能理解老虎的生活的。所以要评论中国文化，先读下自己民族的典籍，只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只会越看越糊涂，越看越错。

知识分子与谁结合，应悉听尊便。不知飘渺神龙君此帖是批评谁的？本人并未如阁下所言“楼上说，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怎么个结合法呢？？”望能看清主帖再批评。

我没批评谁呀，只是说说我的看法。也许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于其他人结合？？？。难道知识分子另类？？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是伪命题。对于工农嘛，我更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缥缈神龙在2006-4-18 16:54:00的发言： 我没批评谁呀，只是说说我的对于工农嘛，我更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div>就是这种思想影响了我们民主的进程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强求其与某些人群结合而不与另一些人群结合的要求是荒谬的。==================================================================最近看了几套法国片, 里面的卖菜大婶都看很多书, 卖菜小伙下班後学绘画. 看来人家的知识份子一早就和其他人群结合.[em01]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轰炸东京！在2006-4-18 17:02: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缥缈神龙在2006-4-18 16:54:00的发言： 我没批评谁呀，只是说说我的对于工农嘛，我更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div>就是这种思想影响了我们民主的进程</div>现代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专业化的政府，也需要专业化的人管理和生产。 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也是现代国家的需要。 而民主不仅仅只是少数服从多数，不仅仅只是投下票。 如果民主仅仅只是少数服从多数，那这种民主在几万年前就有了。 那种原始社会试的民主和现代民主区别很大。

为什么造反的大多是没文化的？造反成功了又要学文化。可见，知识分子还是不要和谁结合的好。只要在特定阶段，有那么几个另类可以和未来的“主人”结合一下就可以了。 结合的太多，这个国家就亡国了。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和工农兵相结合-----上海老范为什么知识分子部最无知我觉得对付恐怖势力要定点清除和无差别报复相结合问个小问题，能否将滑跃式和弹射器相结合？ [原创]水雷和鱼雷导弹相结合的新武器电磁和火箭相结合的空天运输方式出口小巴的预警机是机扫和电扫相结合的? 航母滑跃起飞能不能和弹射起飞相结合？大胆猜想055和中段反导相结合从“徐迅雷”看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支持计划生育转个有意思的老贴：太祖为什么不喜欢知识分子转个有意思的老贴：太祖为什么不喜欢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