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的访俄散记 （转贴）

州长不知本州GDP数字，上市公司CEO不知市盈率，广阔森林无需看管……其实这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最大差异的一种展现。　　

　　解放日报：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已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那时苏联尚未解体。记得当时为了转乘飞机，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游客在莫斯科逗留了二十四小时，并参加了一个一日游的旅行团。那可真叫走马观花，对那座著名城市的记忆也显得匆匆忙忙。时隔十四年，去年七月我又有幸访问了俄罗斯。半个月的走访让我有机会稍微仔细地观察一下我向往已久的这片土地，梳理一下她那大起大落的历史，接触一下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民。
　　在访问莫斯科东南方向的一个州时，我作为其中一员的代表团和州政府主要官员进行了座谈。在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该州的大致情况之后，依照惯例主人请客人就感兴趣的问题提问。也可能是出于经济学家的本能，我不假思索地就问州长先生，该州去年GDP多少，以往几年GDP增长率几何？听了我的问题，州长努力地想了一番后坦率地说他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不想让提问者失望，州长又向坐在他旁边的副手询问。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似乎是为了要“补救”一下他们的“无知”，州长随即如数家珍一般，道出了该州近几年来财政收支和失业就业的数字。作为俄罗斯一个大州的最高官员，在述说GDP总量和财政收支状况时判若两人，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在走访邻州一家久负盛名的大型汽车制造厂时，代表团受到了这家上市公司总经理的热情接待。这位在苏联时期担任过汽车工业部部长的CEO对他治理下的企业了如指掌，娓娓道来。在这之前，我对俄罗斯股市略知的那“一二”，主要是几年前那段动荡的历史，而对细节了解很少。鉴于此，我在座谈结束前又抓住机会提了几个具体问题，其中之一是公司的市盈率目前是多少。从总经理和翻译之间的简短问答中，我隐约地感觉到他对这个问题比较陌生。果不其然，答案是不大清楚。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概念专业性太强，外行不太好翻译。后来在参观生产车间时我又找到翻译，并向他解释了一下市盈率的意思，恳请他再替我问一次。而我最终得到的回答，和上一次毫无二致。
　　机会十分难得，我们这次还做客农家。这是一个在苏联时期名重一时的集体农庄。在那足足有二百平方米的村“博物馆”里，陈列着数不清的奖状、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照片。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主人洋溢着自豪感的介绍给我留下的印象，竟远不如后来我和一位俄国农民的简短对话来得深刻。在户外参观时，看着村边那一望无际的森林，我心里既羡慕又有些嫉妒，情不自禁中又提了一个经济学家所能问的问题：那大片树木的所有者是谁？我被告知是国家。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去保障面积如此之广阔、数量如此之繁多的国有财产的安全？答案是没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去保护。虽说这个答案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成本太高，但我还是追问道：那国家就不怕有人盗砍私伐？这次轮到人家问我了：偷树？一棵棵大树他拿回家放哪儿呢？对此我实在是无言以对。
　　仔细想来，其实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最大差异的一种展现。俄罗斯的地大物博和中国人均资源的极度贫乏，正是在潜意识之中引导我提出那个令俄国人感到诧异、而中国人觉得自然的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此之好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俄罗斯迄今为止尚未发生变化的地方。表面上看，俄罗斯的企业都已经被私有化或股份化了，因而脱胎换骨了。但实际上，许多内在的或更本质的东西依然如故。对于一位对市盈率都颇感陌生的上市公司老总而言，要想挣扎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恐怕还有好一段距离要走。尽管都是陌生，但州长不知道本州GDP数字和上市公司CEO不晓得市盈率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不知道说明不重视，不重视意味着不重要，不重要在此可以翻译如下：对州长这样的政治家来说，GDP增长快慢于他的当选、连任或政绩无关，因为选民关心的只是就业和那些与财政关联的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
　　有智者说过：一场革命过后，最容易、也是最先变化的是政权和政治结构；其次是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接下来才轮到自然禀赋和财富存量。就上面所讲的三个故事来看，过去十几年的俄罗斯的经历，印证的也恰好是这三点。州长不知本州GDP数字，上市公司CEO不知市盈率，广阔森林无需看管……其实这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最大差异的一种展现。　　

　　解放日报：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已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那时苏联尚未解体。记得当时为了转乘飞机，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游客在莫斯科逗留了二十四小时，并参加了一个一日游的旅行团。那可真叫走马观花，对那座著名城市的记忆也显得匆匆忙忙。时隔十四年，去年七月我又有幸访问了俄罗斯。半个月的走访让我有机会稍微仔细地观察一下我向往已久的这片土地，梳理一下她那大起大落的历史，接触一下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民。
　　在访问莫斯科东南方向的一个州时，我作为其中一员的代表团和州政府主要官员进行了座谈。在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该州的大致情况之后，依照惯例主人请客人就感兴趣的问题提问。也可能是出于经济学家的本能，我不假思索地就问州长先生，该州去年GDP多少，以往几年GDP增长率几何？听了我的问题，州长努力地想了一番后坦率地说他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不想让提问者失望，州长又向坐在他旁边的副手询问。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似乎是为了要“补救”一下他们的“无知”，州长随即如数家珍一般，道出了该州近几年来财政收支和失业就业的数字。作为俄罗斯一个大州的最高官员，在述说GDP总量和财政收支状况时判若两人，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在走访邻州一家久负盛名的大型汽车制造厂时，代表团受到了这家上市公司总经理的热情接待。这位在苏联时期担任过汽车工业部部长的CEO对他治理下的企业了如指掌，娓娓道来。在这之前，我对俄罗斯股市略知的那“一二”，主要是几年前那段动荡的历史，而对细节了解很少。鉴于此，我在座谈结束前又抓住机会提了几个具体问题，其中之一是公司的市盈率目前是多少。从总经理和翻译之间的简短问答中，我隐约地感觉到他对这个问题比较陌生。果不其然，答案是不大清楚。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概念专业性太强，外行不太好翻译。后来在参观生产车间时我又找到翻译，并向他解释了一下市盈率的意思，恳请他再替我问一次。而我最终得到的回答，和上一次毫无二致。
　　机会十分难得，我们这次还做客农家。这是一个在苏联时期名重一时的集体农庄。在那足足有二百平方米的村“博物馆”里，陈列着数不清的奖状、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照片。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主人洋溢着自豪感的介绍给我留下的印象，竟远不如后来我和一位俄国农民的简短对话来得深刻。在户外参观时，看着村边那一望无际的森林，我心里既羡慕又有些嫉妒，情不自禁中又提了一个经济学家所能问的问题：那大片树木的所有者是谁？我被告知是国家。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去保障面积如此之广阔、数量如此之繁多的国有财产的安全？答案是没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去保护。虽说这个答案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成本太高，但我还是追问道：那国家就不怕有人盗砍私伐？这次轮到人家问我了：偷树？一棵棵大树他拿回家放哪儿呢？对此我实在是无言以对。
　　仔细想来，其实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最大差异的一种展现。俄罗斯的地大物博和中国人均资源的极度贫乏，正是在潜意识之中引导我提出那个令俄国人感到诧异、而中国人觉得自然的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此之好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俄罗斯迄今为止尚未发生变化的地方。表面上看，俄罗斯的企业都已经被私有化或股份化了，因而脱胎换骨了。但实际上，许多内在的或更本质的东西依然如故。对于一位对市盈率都颇感陌生的上市公司老总而言，要想挣扎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恐怕还有好一段距离要走。尽管都是陌生，但州长不知道本州GDP数字和上市公司CEO不晓得市盈率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不知道说明不重视，不重视意味着不重要，不重要在此可以翻译如下：对州长这样的政治家来说，GDP增长快慢于他的当选、连任或政绩无关，因为选民关心的只是就业和那些与财政关联的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
　　有智者说过：一场革命过后，最容易、也是最先变化的是政权和政治结构；其次是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接下来才轮到自然禀赋和财富存量。就上面所讲的三个故事来看，过去十几年的俄罗斯的经历，印证的也恰好是这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