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教授答《凤凰周刊》问毛泽东问题-超级军网

高华答《凤凰周刊》问毛泽东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１２月１２日，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书面采访。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８０年代走下神坛，９０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1990年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毛泽东。 　　（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 　　（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 　　（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凤凰周刊》：让毛泽东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执政者对此出于什么考虑？ 　　高华：执政者对毛的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1979年后的有限度的反思毛，是为改革开放寻找合法性，因为不反思毛，不否定文革，不否定大跃进，不去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平反，理顺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而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和过去的错误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当时的领导层对百姓怀有某种程度的歉疚感有关（那时的领导人时常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真好，允许我们改正错误等等）；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但是这样，也就面临着两难的矛盾： 　　（1），当毛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多数遗产已被放弃，继续全面宣传和肯定毛，主流叙述对毛时代的拔高宣传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会引致民众对过去的怀念，即过去国家是如何好，如何关心工农，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有保障；但今天百姓的具体生活感受则是 “国家的主人公”成为下岗工人和打工仔，进城务工的农民弟兄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有可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执政者自身。 　　（2），毛的体制框架原封不动，又和国内的新发展，新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国内在经济社会方面和全球化接轨的趋势与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滞后，两者之间形成的较大的落差，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全方位崇毛，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催生打着“为穷人”旗号的民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的社会情绪，此两种社会情绪最能聚集社会感觉和激起民众反映。今天毕竟已不是“闹革命”的年代，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发挥主导和调节作用，培育社会的成长，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题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社会情 绪一旦升温发酵，极易造成社会破坏和使历史倒退，从而给国家民族民众带来灾难。 　　《凤凰周刊》：毛的哪些执政策略还为后三代领导者所继承？ 　　高华：民族主义者对毛的崇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对外政策的保留，他们推崇毛对苏美的强硬态度，以此表明他们今天的立场。其实历史事实更为复杂，在毛的对苏对美的考量中，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和国内统治的需要，以及符合他本人领袖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故而毛可以联苏反美：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中期，毛禁绝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以“反苏反共分子”论处，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古回归问题受到拒绝后不再坚持，在重大事情上都请示斯大林（ “朝鲜战争苏联解密 档案”中可清楚反映）；而当赫鲁晓夫嘲笑“三面红旗”，苏联和美国缓和关系后，毛既反美，又反苏，最后走到联美反苏，晚年甚至在和基辛格谈话时斥骂苏联是“王八蛋”（1973年2月17日）。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毛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当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凤凰周刊》：“毛氏思维”是否还在民间延续？ 　　高华：“毛氏思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难几句话道明。在民间，“毛氏思维”是被简化的，择其要者：（1），别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敌之道是可以不择手段的，（3），斗争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两极对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动，尚武力，轻言辞，以成败论英雄，胜利是唯一价值，成功者、胜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在中国有广阔丰富的土壤，其来源：（1）在经验基础上的古代统治术及其民间表达形式，（2），底层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积淀。 　　《凤凰周刊》：毛泽东热持续不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会有什么影响？ 　　高华：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肯定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持续性的反思和思考，但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公民社会过渡；从传统帝国专制制度向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向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新形势下，需要新的思维，而解决新问题又需要新的体制框架，已不再需要像毛这样凌驾于一切体制之上的 “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中国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样的领袖。对毛的反思和思考应指向未来，就像韦正通先生说的，“毛时代的牺牲应转化为积极的价值”，这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体制，从而从根本上使国家奠定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凤凰周刊》：怎样才能对毛泽东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价？对其晚年的政治主张进行彻底的否定？ 　　高华：评介毛，有两个方面：一是执政者方面，其考量要复杂一些，要兼顾到各方面的因素；另一个方面是学界和民间，这个工作过去有人做，将来还会有人做，如何认识毛，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又被社会普遍关注。对毛的反思，是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联系的，中国要前进，无论从哪个角度，毛都是绕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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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答《凤凰周刊》问毛泽东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１２月１２日，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书面采访。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８０年代走下神坛，９０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1990年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毛泽东。 　　（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 　　（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 　　（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凤凰周刊》：让毛泽东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执政者对此出于什么考虑？ 　　高华：执政者对毛的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1979年后的有限度的反思毛，是为改革开放寻找合法性，因为不反思毛，不否定文革，不否定大跃进，不去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平反，理顺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而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和过去的错误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当时的领导层对百姓怀有某种程度的歉疚感有关（那时的领导人时常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真好，允许我们改正错误等等）；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但是这样，也就面临着两难的矛盾： 　　（1），当毛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多数遗产已被放弃，继续全面宣传和肯定毛，主流叙述对毛时代的拔高宣传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会引致民众对过去的怀念，即过去国家是如何好，如何关心工农，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有保障；但今天百姓的具体生活感受则是 “国家的主人公”成为下岗工人和打工仔，进城务工的农民弟兄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有可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执政者自身。 　　（2），毛的体制框架原封不动，又和国内的新发展，新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国内在经济社会方面和全球化接轨的趋势与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滞后，两者之间形成的较大的落差，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全方位崇毛，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催生打着“为穷人”旗号的民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的社会情绪，此两种社会情绪最能聚集社会感觉和激起民众反映。今天毕竟已不是“闹革命”的年代，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发挥主导和调节作用，培育社会的成长，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题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社会情 绪一旦升温发酵，极易造成社会破坏和使历史倒退，从而给国家民族民众带来灾难。 　　《凤凰周刊》：毛的哪些执政策略还为后三代领导者所继承？ 　　高华：民族主义者对毛的崇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对外政策的保留，他们推崇毛对苏美的强硬态度，以此表明他们今天的立场。其实历史事实更为复杂，在毛的对苏对美的考量中，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和国内统治的需要，以及符合他本人领袖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故而毛可以联苏反美：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中期，毛禁绝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以“反苏反共分子”论处，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古回归问题受到拒绝后不再坚持，在重大事情上都请示斯大林（ “朝鲜战争苏联解密 档案”中可清楚反映）；而当赫鲁晓夫嘲笑“三面红旗”，苏联和美国缓和关系后，毛既反美，又反苏，最后走到联美反苏，晚年甚至在和基辛格谈话时斥骂苏联是“王八蛋”（1973年2月17日）。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毛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当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凤凰周刊》：“毛氏思维”是否还在民间延续？ 　　高华：“毛氏思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难几句话道明。在民间，“毛氏思维”是被简化的，择其要者：（1），别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敌之道是可以不择手段的，（3），斗争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两极对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动，尚武力，轻言辞，以成败论英雄，胜利是唯一价值，成功者、胜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在中国有广阔丰富的土壤，其来源：（1）在经验基础上的古代统治术及其民间表达形式，（2），底层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积淀。 　　《凤凰周刊》：毛泽东热持续不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会有什么影响？ 　　高华：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肯定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持续性的反思和思考，但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公民社会过渡；从传统帝国专制制度向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向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新形势下，需要新的思维，而解决新问题又需要新的体制框架，已不再需要像毛这样凌驾于一切体制之上的 “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中国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样的领袖。对毛的反思和思考应指向未来，就像韦正通先生说的，“毛时代的牺牲应转化为积极的价值”，这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体制，从而从根本上使国家奠定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凤凰周刊》：怎样才能对毛泽东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价？对其晚年的政治主张进行彻底的否定？ 　　高华：评介毛，有两个方面：一是执政者方面，其考量要复杂一些，要兼顾到各方面的因素；另一个方面是学界和民间，这个工作过去有人做，将来还会有人做，如何认识毛，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又被社会普遍关注。对毛的反思，是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联系的，中国要前进，无论从哪个角度，毛都是绕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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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终审判决：撤销海关行政处罚决定 北京律师赢回《红太阳》之诉<a href="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17/node18/node19272/node19280/index.html">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17/node18/node19272/node19280/index.html</a> 解放日报集团网站 　　本报特稿/特约记者陆沪生 　　 　　　　由于首都机场海关将之没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博士凝聚10年心血的结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简称《红太阳》），被列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而遭中国各主要海关封杀； 　　 　　由于首都海关机场将之没收，在香港三联书店购买了这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学术著作、并将其携带回京的北京律师朱元涛，背上了“走私违禁印刷品”的污名。 　　 　　在一个倡行法治的国度里，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确定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的处罚行为孰是孰非的最后一环，则在于司法审判。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究竟是否合法？远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高华博士对此始终未予公开臧否。但对自己的著作应当如何评价，他深信自有公论。而作为首都机场海关行政执法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朱元涛律师则慨然走上了法庭，为自己的公民权利，也为《红太阳》一书的命运，向法律呼唤公平和正义。 　　 　　　　今年3月4日和7月1日，本报连续独家报道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朱元涛律师状告首都机场海关违法没收《红太阳》一书行政诉讼案，以及朱元涛律师不服一审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没收决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情况。这起迄今为止国内绝无仅有、揭示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和法律评价标准对应衔接的不确定性的行政诉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反响，不同心思的人们也在关注着审判的进程，期望着不同的结局。 　　 　　　　9月8日，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传来消息：朱元涛律师包括高华教授及其著作，得到了强有力的司法救济。经过严谨审慎的法庭审理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撤销原审法院维持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处罚决定的一审判决； 　　 　　　　撤销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打破了对《红太阳》一书设立的禁区，洗刷了朱元涛律师背负的污名，也将宽慰高华教授和无数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心。 　　 　　　　法锤，敲出了一个余音缭绕的句号。 　　 　　　　没收处罚三部曲 　　 　　　　回顾这起诉讼的全过程和它所涉及的案情，学术文明和执法文明整体进步背景下依然存在的观念分歧和制度瑕疵，在诉讼之前双方最初的交涉中即已一一呈现。 　　 　　　　2002 年8月4日晚12时余，赴香港公干的北京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元涛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嗜书成癖、对中共党史兴趣尤浓的朱元涛，在港期间不忘抽暇逛书店淘书。花费150 余元港币购得的高华教授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成了他此行的一大收获。此刻，他随身携带的小行李箱的最上边，就放着这本还未及通览的书 　　。 　　眼见得就要走出机场，朱元涛却被一位海关女关员叫住了———随机抽查。仪器将他的小行李箱检查了一遍，又让打开。 　　 　　　　一瞬间，《红太阳》一书厚重的分量和赫然的标题直摄这位女关员的视线。她既不问任何问题，甚至也不翻一翻书，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朱元涛愕然片刻。“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海关依据什么规定没收？”，他发问。 　　　　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你得给我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朱元涛又说。 　　 　　　　女关员不想给手续，但回过头来表了个态：你有异议，明后天来找。 　　 　　　　朱元涛：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一阵小小纠葛，朱元涛拿到了“海关代保管、扣留凭单”。女关员在上面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书名、数量，又注明了“待审”二字。 　　 　　　　“待审”本身仍然是一种“准强制措施”。尽管“待审”对女关员先前口头宣告的“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的合法性，已经是一个否定，也些微流露出了在固有习惯下运行的权力，偶尔遭遇哪怕来自一个公民个人的正当诘问时的犹豫。 　　 　　　　在“待审”的几个月缓冲期间，朱元涛反复与机场海关交涉，要求发还《红太阳》一书。由此他才知道，机场海关的审查，基本上取决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审读意见。而在与这位官员的多次接触交谈中，朱元涛了解到，这位有权裁决知识分子学术著作的命运的官员，并未受过任何文史哲类的教育，更无任何学术背景。 　　 　　　　去年10月9日，这位官员电约朱元涛至机场谈话。借此机会，朱元涛当面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因为《红太阳》一书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海关审读结论，他为此提请海关注意：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此书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我党也不存偏见。该书的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文件；而其主要内容———有关延安整风的这一段党史详情素为人们关心但又知之甚少。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和学习党史并不为过。学术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对此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朱元涛的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对方足够的重视。海关人员只是劝导他，此书发还的可能性不大，不如接受没收的事实，以免启动更多行政执法程序。但朱元涛认为，海关如果执意没收，就应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处罚文书。这样，一纸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才发到了他的手里。上面写着，因其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依法"拟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朱元涛还被告知，机场海关的决定已和北京海关商量过。 　　 　　　　10月10日，朱元涛向机场海关邮送了书面材料---《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说明自己携书入境并不具备"走私"的构成要件，同时要求海关说明：旅客如何判明携带入境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有什么依据和标准，对印刷品入境，国家有关部门是否也像对货物进出境那样颁布系列《目录》？最后，他再次要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发还《红太阳》一书。 　　 　　　　机场海关没有回复朱元涛的申辩。12月17日，朱元涛得到通知再赴机场海关，被最终告知，《红太阳》一书还是要没收。朱元涛遂按程序作了笔录，领取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诉讼方知书之"罪"

今年1月1日，朱元涛将首都机场海关告进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发还《红太阳》一书。 　　　　他在行政诉状中陈述说，我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有下列内容之一的印刷品或音像制品，禁止入境 　　： 　　一、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诬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 　　二、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 　　三、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 　　四、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 　　　　他表示，以自己的学识和对海关相关法规的理解，《红太阳》一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不属于有上述内容的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作者高华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主编、参编的专著。党史，尤其是发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党员学习阅读的对象。党员学习党史，在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指导的前提下，对党史人物、包括已故20多年的毛泽东有更多的了解并不为过。带这本书入境，不应被视为"走私行为"。 　　　　2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上，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一份《印刷品审查表》，方才使朱元涛得悉《红太阳》一书的"罪名"有多严重。审查表上，对《红太阳》一书的审查结论全文如下---"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从历史上看肃'AB团'，福田反革命事件，均是毛泽东'书记独裁'的后果。毛泽东在党内派别斗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攻击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毛泽东心胸狭隘，一身'山大王'气质。党的路线是经验---实用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因此，"处理意见"是"建议没收"；"领导签字"则是"同意"。而被告提交法庭的另一份证据---海关总署监管司去年11月19日致北京海关的一个批复，则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的意见"。这份批复被同时抄送了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一书的范围广泛的防线。 　　　　朱元涛莫名惊诧：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学术著作，作者耗费10年心血，仅凭一个海关审查人员七颠八倒、语不成章的寥寥几行断语，就被全盘否定了。但又拿不出任何史实，来佐证所有这些指控。这绝不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而足以否定此书的史实，对于证明此书的严重问题，证明此书应当禁止进境，进而证明原告"走私"，本来是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在审查学术研究著作方面，海关是否具有权威性，海关审查人员是否具有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素养，也是值得存疑的。 　　　　至于海关总署某一部门的批复，朱元涛认为，由于它是系统内的上级机关，它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具有可诉性，不能作为认定《红太阳》一书是禁书的依据。 　　　　被告没有正面回答朱元涛指出的问题，却别有深意地以攻为守：既然此书有学术界公认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为什么不在内地出版，却要在香港出版？ 　　　　被告接着说，对这本书可能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但法律赋予海关执法权力，海关是依法行使职权，对它作出审查结论，这也要从政治角度以及中国国情等各方面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这本书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应当禁止入境。 　　　　朱元涛反诘：内地作者在香港出书就可能是在政治上有问题，这恰恰是一种政治上极其有害的假设和推断。退而言之，被告审查此书足足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可见如何判断此书性质，被告一开始也心里没底，胸中无数。而我拥有此书才仅仅几天，只读了一半不到，入境时怎么可能作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据此将我定为"走私"，这能说是公平公正吗？须知，主观上的故意是构成走私行为的前提。我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藏匿、伪装、瞒报、伪报"，何来"走私"？ 　　　　借法庭这个庄严之地，朱元涛向被告和海关总署郑重进言，希望海关对印刷品和音像制品进出境的监管，能和对其他货物进出境的管理一样，随时公布相关目录，并组成各方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以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也使公民得以避免一不小心就陷入"走私"误区。 　　他请求法院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且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被告方面固守雷池。他们反复重申，根据相关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出境人员携带的随身物品应向海关申报，接受海关监管，机场海关对此也有公示布告。《红太阳》一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政治上有害，属禁止进境的书籍。原告携其入境而不申报，就是有走私主观故意。海关对其所作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符合法定程序，希望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6月19日，一审判决揭晓。法院确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亦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被告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一审判决维持了被告关于没收《红太阳》一书的行政处罚决定。 　　　　柳暗花明云破日出 　　　　朱元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原审判决没有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实体适用法律正确与否，有悖行政诉讼要旨。原审判决以机场海关请示海关总署并得到批复之由，得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结论，不仅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准则，而且忘却了海关总署监管司批复仍属行政行为范畴，依法具有可诉性，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 　　　　他提出，法院应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多方面实体审查。首先要看被处罚人是否有走私的主观故意。其次要看进出境物品包括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如何。我国从2001 年起每年进境人次已超2亿。海关相关规定中对"印刷品"的定义是："系指用机械或照相方法使用锌版、模型或底片，在纸张或常用的其他材料上翻印的内容相同的复制品，以及摄影底片、纸型、绘画、剪贴、手稿、手抄本、复印件等"。按照这一定义进行申报，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所以才有了《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限制进出境物品表》；再次，要看将《红太阳》一书定性为"禁止入境的书籍"有无法律依据。首都机场海关对此书封闭式、非专业的定性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根本抵触。 　　　　朱元涛说，首都机场海关对《红太阳》一书的定性意见，不仅与海内外学术界的积极评价形成强烈反差，也与此书在国内实际上比较宽松的阅读条件格格不入，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地方，《红太阳》一书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借阅。更值得深思的是，否定者并不为这种政治上的否定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种做法是不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过敏反应和轻蔑态度，是不是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准则背道而驰，是不是有失"公开、公平、公正"，是不是对政治文明建设和学术文明建设的伤害？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获取信息权或者说知情权，当然也包括从阅读中获取与政党及其领袖有关的历史知识的权利。他希望二审法院从宪法的高度审查判断此案，如确有必要，请法院委托权威学术机构对该书性质作出判断，以切实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8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这次庭审查明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就印刷品进出境问题，海关总署从未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并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及公布禁止进出境物品的名单。仅有的只是一个其内部网站上的禁止进境印刷品目录。首都机场海关决定没收《红太阳》一书时，此书也并未列入该目录。 　　　　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为，海关依法享有对进出关境的货物、物品等实施监管的职权，其中包括对进出境货物和物品的检验及查处的权能。同时，海关在履行上述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依照我国《海关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走私行为的前提是逃避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2002 ）首关查字0201024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并未具体引用该书系我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况。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据此，被上诉人首都机场海关提出维持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应予纠正。 　　　　拿着这份终审判决书，胜诉了的朱元涛律师心气平和。他说，他深深地感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给他的感受是：对公民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对政府和所有公共权力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不可为。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一切为意识形态所作的努力，也都应当服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标准。现在，他要去取回《红太阳》这本书了。

呵呵不说，不说啊。

高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社会有明白人可也总不乏头脑简单的糊涂人...

　　高华的愿望，会实现的。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几年以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在香港问世，很快地它就成为了所有关心中国政治、关心中国历史的人所热衷的话题。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凝聚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以及心灵的体验。也有人说，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且通过这样的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高华先生。欢迎您，高教授。在请高先生为我们进行演讲之前，首先还是来一起了解一下高华先生。高华先生1954年出生在南京，十六岁半进工厂，当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高华先生主要从事研究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其代表作主要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还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以及还有一本马上就要出版的新书《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高先生，我想可能很多人提到您的名字，一定会提到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所以大家也一直都特别想了解一个问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延安整风这个事情感兴趣的？高华：其实应该说是对历史感兴趣，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是六十年代初进入小学——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时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对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学习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的历史、过往的那些因素经常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浮现，这就促使我对过去的那些历史、特别是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产生一种兴趣。再一个是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读历史书，历史上许多场景那种波澜壮阔，令人回肠荡气，有的时候也让人扼腕叹息。我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了。主持人：其实对于您小时候的事情，我读过您那本书的后记，也有一些印象，好象您从小就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敏感的孩子，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每天去看《参考消息》，是吗？高华：对那个年代，今天很多青年人可能会觉得很好奇，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个政治意识过分发展的年代，所以青少年很自然地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革命回忆录。我读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每天看报纸，以后就成了一个习惯。 主持人：看那些回忆录，关心那些国家大事，还是一个孩子，能理解吗？高华：我记得大概1965年的时候我动一个小手术，住在儿童医院里面，我带几本书，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个讲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的一本书，叫《前列》，我到现在还记住它的名字。那个护士小姐非常吃惊，她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老人头啊，这点小就看了什么《毛选》？其实也没有哪个人叫我去看，是自己愿意去看。主持人：刚才高先生说1965年的时候住院，1965年的时候高华先生是十一岁，就是十一岁的时候在读《毛选》。那个年龄读《毛选》，读出了什么心得体验？高华：首先是很有意思，毛主席的书真的是比较通俗易懂。还有一个，我在读这些书之前大量地看到很多的革命回忆录啦、报纸啊，所以已经有一些理解的基础了，至于什么心得体会还谈不上，就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读，特别喜欢读毛选中那后面的注释。主持人：为什么对注释那么感兴趣呢？高华：因为注释含量大一些，它对很多毛主席著作里面提到的东西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什么“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它大致的经过是什么样等等，所以我觉得它透露的信息量更大一些。主持人：也许是您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您当时的家庭环境，促使您后来喜欢去研读历史，喜欢去关注一些可能跟政治上比较有关的一些话题。后来您写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一直在有人问，这本书出版之后有没有对您个人有影响？高华：我觉得没有什么，“三中全会”以后咱们的国内的整个气氛和环境有变化，我觉得我写了这本书并没有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造成什么负面影响。主持人：那可能您学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样，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高先生的资料，在南京大学的时候高华先生应该是很受学生关注的，有一位学生说，有一天晚上高华先生在大课上讲到反右运动，到中途休息的时候，高华先生突然冲下了讲台，到第三排的一个学生面前找她要证件，这个课结束了之后，高华先生跟同学解释说因为看那位同学长相比较成熟，比较像公安，而且在课桌上还放了一个随身听，以为是在录音，所以同学们就感叹说高华先生在上课的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高华：事情大致是有的，但是在这个描述中间是大大夸张了。第一个，我并不是一个箭步冲下去，没有。我们知道，老师有的时候会问一问同学你是哪个系的等等，我大概是很一般的，很平和的，我大概会问一下子，或者你的学生证给我看一下子。是这样。主持人：看学生证在课堂上还是很少见的，我想。高华：有的，个别情况。主持人：无论高先生是不是记住了这些细节，但是我想这些细节给听过您的课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我希望今天接下来您的演讲也能给我们在座的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有请高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

高华：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的教育》。这些年来，我对抗战时期的教育有一个新的研究兴趣，我发现，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教育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都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同学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教育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的统计数字，仅仅一年期间，原先1937年我们中国有大专以上的学校108所，但是受日本的侵略被破坏的有91所，占整个中国高校总数的85％。一年以后，仅仅一年，当时全国的中学生只有57万人，有50％的中学生失学。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们中国在教育方面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将近是九亿六千万美元——这是当时的美元的那个比价。所以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教育，从而带来一个新的情况，这个新的情况就是中国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中国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教育：第一种是大后方教育，我们知道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8.13淞沪会战发生以后，我们有一个教育内迁，当时有52所沿海地区的高校迁到了大西南，那么这是一块大后方教育；第二块是沦陷区教育；第三块就是根据地教育。今天我主要的是讲根据地的教育。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相结合的一次试验。这里我要讲一下，根据地的这个教育类型是和当时大后方的和沦陷区的教育类型完全不一样的，是非常独特的。简言之，它是有三个类型的教育系统：第一个教育系统就是面对干部、以培训革命干部为宗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个类型是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教育系统，第三个才是一般的国民教育系统。这三种教育系统的创设，一个是现实的需要，第二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要求。那么下面我就首先讲根据地的干部教育，这是三大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三十年代后期，四十年代初期，许多去过延安的访客都会对延安的一个现象感到非常吃惊，就是在这个不太大的地方，很小很偏僻很落后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的学校：有培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有培养共产党高级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有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有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和军政学院，有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有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还有培养新文字干部的学校叫新文字干部学校。当然青年是延安的主体，延安有两所专门面对青年的学校，一个是陕北公学，还有一个叫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然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一些专门性、专科性的技术性的学校。那么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办这么多学校肯定需要学生，延安哪儿来这么多学生？事实上，当时小小的延安确实就涌进了将近两万到三万的学生，他们基本上是在1937年到1939年进入延安的。这就牵出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这么多青年人不去大后方而到共产党领导的延安？这个时期国民党也在积极抗战，如果说为了抗战，那么大后方也可以去啊，这么多青年人去延安，去干嘛呢？我的看法是，这么多青年人去延安，他们是要干革命，他们是要去寻求生活的意义。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比如说宝塔山啊、延河水啊、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啊、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我认为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它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奉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这个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这种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它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力。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它的主题是什么？是不是每天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不是的，它的主题就是学马列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所以从毛泽东开始，王明、洛甫（就是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发这些著名的中共领袖经常到这些学校去做大报告。在我看来，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呢？就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这个时期在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那个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平民主义的那种叙述，它有一个空间，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这种俄式话语是弗拉基米尔·伊利奇话语；第三点就是毛泽东的新话语已经开始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的看法是，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所以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理论，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就是到今天还有许多老同志很怀念那个时期在延安的学习生活。这是我讲的根据地教育的最重要一块，就是干部教育。根据地教育的第二块是社会教育。什么叫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是对底层民众进行扫盲、知识启蒙等等。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边区主席林伯渠在1939年1月有一个报告，他说在边区，1936年到1937年这个期间，全部人口是150万人，可是识字率只是1％，妇女几乎不识字，而且缠足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时期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扫盲，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冬学就是天气冷了，没有什么农活了，利用这个时间办各种识字班，把抗战和对底层民众的知识启蒙结合起来。我想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提出来要消灭文盲，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第二，要提高大众的民族觉悟，要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第三，要提高大众的民族思想，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使群众学会运用民主的能力和培养民主的习惯；第四，还要增进大众的战时生活知识和一般生活知识。这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宗旨。到了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许多妇女参加到这种识字班和扫盲组中间去。到了1939年，根据边区妇联的统计，在边区的妇女人口中间，识200个字的妇女已经占到了10％——200字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来不会识字的人，懂200个字已经很了不起了，识一千个字就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和刚才我讲的社会教育相联系的就是废止缠足（裹小脚）。边区政府在1937年7月19号，也就是抗战“七七事变”才爆发没有多少天，就通过了第一个禁止缠足令。以后在1938年、1939年，边区的政府和边区的民政厅又通过两个法令，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孩子绝不准缠足，如果违背，她的丈夫和父母要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是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性地进行社会改革。我们知道，运用群众运动推行社会改革是当时的一种基本方法，通常一个是宣传，一个是组织。为了废止小脚，各地，各个区、县、乡，都成立了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组、放足突击院，而且还创作了一个歌，叫做《放足歌》。到了1939年，在延安市裹脚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延安县，在垅东地区，在许多地区，这种裹脚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我讲的第二块，就是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第三个问题，我讲国民教育。1937年以前全边区只有120所小学，中学生是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的几乎没有。经过几年的文化建设，边区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到1939年年底，全边区上中学的女孩子是120个——我讲的这是土生土长的陕甘宁的女孩子，不是外地去的那些女孩子、女革命家。到了1941年，全边区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了7所，小学也发展到1300多所，小学生有40000多人。以上我很简要地把边区的三个类型的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一般的国民教育——作了一个简单的叙述。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根据地的教育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教育？我的看法是，它是“战时状态下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过渡或者叫“转换”。我下面对它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中共成立以后就开始办过一些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班，但是在1927年以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教育试验，教育试验是有了自己的地盘后才开始。中共的教育从1927年以后在江西就开始实践了，它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和当时的国内其它地区不一样的，在我看是一种叫“阶级论”的教育，突出阶级论，也就是相信一个看法，叫做“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教育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共产党教育观的一个核心观点，从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形成。由于有这样一个看法，就对“五四”以后在国内传播的自由主义的教育观和“五四”以后在社会逐渐发展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都给予一种批判和否定。在排拒了“五四”的教育观念以后，吸收的是从苏联引进来的苏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制度。从1927到1937年，差不多是十年，在江西苏区和其它苏区参照苏俄经验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它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要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要和劳动生产相结合，这是江西时代的教育理念。它破天荒地第一次从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把中国教育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培养干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动员和劳动日常技能训练的国民教育系统，第三类是社会教育系统。江西时期这三类教育的大致模型已经出现，只是延安时期把江西时期放在第二位的国民教育系统拉下来，把社会教育系统提上去。我为什么说从延安时期、抗战时期，根据地教育实现了从苏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在江西时期，由于国共处在尖锐的战争对立，所以除了在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政治动员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对象方面有限制，它奉行的是工农子弟优先入学的方针，地、富子女只可以读小学，不能再读到高中以上去，这是明确规定的。再一个，江西苏区禁止私塾先生，禁止传统的旧学，对老师的阶级成份和思想的正确性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说它是带有共产主义特点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制度。但是到了延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在继续坚持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同时，把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大增加了，这样子就和国内的、大后方的主流的教育思潮发生了一个联系；第二点，对教师的要求有所松动，江西时期教师要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延安时期只要你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继续可以教书，旧学、私塾可以保留存在；再一个，对地、富子女的入学放宽，和其他人一样，地、富子女也可以读中学，江西时期是不可以的。在教育理论方面，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变化是开始有比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1942年4月份，当时的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强调共产党在根据地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可是在站稳立场的同时也应该从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这是一个新概念，在这之前是不谈这个问题的。这个新概念主要是把教育的类型进一步明确化，就是干部教育第一位重要，社会教育第二位重要，一般的国民教育排在第三地位。这主要是从当时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功用方面来进行分类的。以上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抗战时期根据地教育的价值和它的局限性。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强调意识形态灌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动员性的教育，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为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以及基本生活、生产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根据地的教育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的教育就实行了一个转换，就是从过去江西时代的教育，甚至是比较多地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的那种教育转换过来了，形成了一个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其实这两种教育观在我看没有太多的差别。所谓苏式的教育观是什么呢？也是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中国的这种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是因为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化以及实用性的生产技能的学习。面对大众，这是中共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份，也和“五四”的平民教育思想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一切都以普及为中心，最重要的是普及，不强调提高。而且因为战争环境的影响，当时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建国以后的教育都有影响，就是大众应该也是教育的主体，比如说请老农到学校来上课，那个时期就开始了。经过改造的根据地教育，就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而边区的那些老师呢，过去他们是所谓自由职业者，经过这个转换已经变成了“毛泽东的教育战士”。从实际效果看，根据地教育取得很大成效，培养了一大批适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对边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根据地教育也存在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首先，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份地打击——这在教育思想、学制、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有时会因为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第一个不足。第二，在战时的环境下，如果一切都从眼前的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1938年到1941年，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由张闻天负责领导的，张闻天认为抗战以后我们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教育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向正规化这个方面有所发展，所以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边区在1937、1938、1939、1940把一些分散的小学合并成“完小”，也办了好几个师范学校，但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批评了，认为是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开始，延安就开始检讨、批评前几年教育方面的错误，认为在前几年的那个教育思路影响下，边区的教育者都被荒废了，在边区不存在一个升学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的教育只要培养识字、会算、认识路条就可以了——当时叫能写、会算即毕业。这都是叫需要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或许是适应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的，但是以后把它作为革命教育的一个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又给神圣化，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是我认为它的第二个不足。第三，就是忽视受教育者兴趣、天性、个性的发展和培养，认为教育如果关心学生的兴趣和个性，这叫失去分寸。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过分地批判了儿童教育，因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革命战争和生产。但事实上它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这是我讲的第三点。第四点，过分地强调干中学、学中干，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轻视知识传授，慢慢就走向对知识传授的一个否定。比如在学校里讲授太阳系，学天文讲太阳系，这个不好，思想不正确。为什么呢？太阳系太空洞，跟我们眼前的斗争没有关系。最后走向完全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当然，我这里强调，它是在一个阶段，在1943年的下半年，以后这种偏差得到纠正。第五个不足，我们说在当时的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广大教师为边区的教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这些教师都是教条，教条知识多，不会劳动，又不会打仗，因此对他们有的时候团结教育不够，批评多了，今天看的话，当年对这些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应该讲是存在问题的。以上我讲的是根据地的教育，在肯定它有很大成绩的前提下，我也指出它存在不足。我的最后的看法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的。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的理论。但是根据地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份，它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的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参照。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高华先生刚才和我们一起回顾了延安根据地时期的教育系统，同时也对它进行了一些评价。这里有一些网友希望和您进行一下交流。有一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是这么说的：毛去世以后，他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很多次的转变，曾经走下神坛，又走上过神坛，但是现在民众在上访的时候会把毛主席万岁挂在嘴边，而有很多的企业家也会把毛主席的像供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您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现象？认为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高华：这个现象我也看到了，我想主要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分化也比较明显，出现了弱势阶层，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过去的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毛时代的很多经验被抽象化，认为毛时代非常强调社会公正。它是对我们现实的、目前的一种发展或者是某些不和谐的方面的一个反映。可能这样。学生：高华教授，您好，我是华东师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们很多同学都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建国之后的国民教育中，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我们一般是没有进行什么大规模的宣传或者类似形式的一种表扬。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抗战时期，在根据地教育中，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的一些作用是如何宣传的？这些宣传是否对后期的一些教育产生过作用？谢谢。高华：好。我刚才提到在边区的教育中有三大块，三大块中的干部教育这一块中，在1940年之前还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这个教育，特别是在1938年、1939年这个阶段，是一个经常性的教育。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国共两党的关系虽然有摩擦，但大致还处在抗日合作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所以这个时期根据地的有关教育，对国民党的抗战一般都给予比较正面的肯定，甚至在延安，在边区，有的时候还会把蒋介石的像挂起来。孙中山的像是长期挂着的。这都是表示对统一战线的一个维护的态度。到了四十年代后，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严重紧张，对国统区有关抗战情况的叙述就有所变化，就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因为战争造成的民生困难啦、政治腐败啊这一类情况报道得更多一些。我想这种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的描述，是和当时国共关系的起伏联系在一起的。主持人：谢谢。学生：高华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问一个问题：当时延安所办的这些学校，它的生员有一部份是知识分子，那么这批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他投身到延安这个革命大潮当中的时候，他接受这种以阶级意识为中心教育的时候是很顺利的吗？当时他的心理状态还有观念的转变是什么情况？谢谢。高华：好的，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问题，讲一个小时都可以的。我想第一个，去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左翼青年，所以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些革命的基本的概念，这是使他和延安的那个新生活能相融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他对这个不认同，他可以去其它地方。有一篇小说，是丁玲的小说，叫《在医院中》，就写一个女主角叫陆萍，是上海去的一个女青年，她去延安的时候的那个基本想法是，她说她要去做群众的工作者，她要做女性的革命领袖。她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的。可是去了以后要求她的是什么呢？要求她的是大众化，而不是你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的化大众。当然她会有痛苦，她有一个转变过程，她对新概念有一个学习和内化的过程。就是刚才我讲的，毛的那些新概念，包括阶级论的教育观，都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大量的资料证明，尽管是左翼青年，可是他去之前的革命想象和去了以后是有落差的，另外革命对他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这个过程有人称之为脱胎换骨的过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主要是知识青年。我推荐你看《在医院中》，就可以回答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还想请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这个演说。高华：好的。我想啊，二十世纪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在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其间获得巨大的成就，也有很多教训。就像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这样，它的成就和不足都值得后人重视，可以成为我们今后利用、研究、反思的思想资料之一。主持人：好。高华：谢谢大家。主持人：我觉得今天高华先生带给我们的这个演讲，就像高华先生曾经写过的那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样，他让我们回忆起二十世纪中国曾经有过的这些革命。它可能是美丽的，也可能是浪漫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些美丽和浪漫之外的东西。好，再一次感谢高华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毛主席纪念堂迎稀客 　　拳王泰森特来瞻仰偶像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就在中国人几乎已经遗忘他的年代，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前天迎来了一名稀客，自称崇拜毛泽东的前世界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从上海来北京，在旋风式的五小时行程中特地到纪念堂瞻仰心中的偶像。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然而官方至今并没有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民间也没有出现如前几波的毛泽东热。 　　泰森在前天上午直接从北京机场直奔纪念堂，据当地媒体报道，他在毛泽东遗体前“很虔诚地停留良久，出门时还买了三册毛主席纪念堂珍藏书画册”。 　　报道称，泰森多年来一直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的热爱，他曾表示：“毛主席是拥有力量的伟人。”他也把毛泽东头像刺在自己的右胳膊，并自称通读了《毛泽东选集》。 　　据报道，他这次是应中国友人的邀请专程从上海来北京，在参观纪念堂后便到钓鱼台国宾馆出席私人宴会，随即飞回上海转机返美国。 　　泰森在瞻仰后说：“在毛主席遗体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够有机会参观纪念堂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希望自己不久还能来中国，来这里参加比赛。” 　　他在离开前按下车窗，向周围的游人挥手致意，并用刚学会的中文高喊：“我爱你们！”引得现场的拳迷一片惊呼。然而北京一家媒体在报道中不无讽刺地指出：“如果不是因为缺钱，‘野兽’（泰森）恐怕不会对拳迷如此殷勤。” 　　相对于泰森的热情，中国年轻人的反应显然冷淡许多。虽然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挂天安门，新版人民币无论面额大小也都印上他的头像，这位领导中共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人物在新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却变得形象模糊。 　　从山东来北京实习，20多岁的大学生小胡经过毛泽东曾居住过的中南海时，对新华门墙壁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觉得惊奇。 　　对毛泽东那一辈领导人和历史没有什么记忆的小胡表示，对标语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好笑。” 　　在今天商业气氛浓厚的中国，革命年代的热情和标语对于改革开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显得突兀和难以理解。 　　问小胡是否知道文革的那一段历史，她摇摇头。 　　从人民公社到今天《物权法草案》争论是否要给农民土地所有权，从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到今天经济改革进程出现是否有贱卖国产的疑虑，在官方文件和口号中还不时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与现今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显得格格不入。 　　毛泽东的历史定位问题也让官方感到尴尬，虽然包括刚逝世的中国文豪巴金为代表的民间人士，一再呼吁用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方式审视那段历史，政治现实让这股呼声至今还没有得到回应。 　　相较于1986年毛泽东逝世10周年出现的重新解读毛泽东热的思潮，1990年后毛泽东百年诞辰流行毛泽东颂歌、纪念章、语录、肖像，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情况却异常冷清。 　　今年唯一还能感受到毛泽东热的是新版《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著）全译本的上市。这本书成为2月份上榜的唯一传记类作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卖出五万多册，对一本传记类图书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出版该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短时间内第四次加印。 刺青由来 　　（上海讯）泰森上周五在上海访问时，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访问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中国功夫，同时说明自己为什么敬仰毛泽东，以至在右胳膊上刺上毛泽东像刺青。 　　《解放日报》前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与泰森的访谈摘要： 　　问：你是一位拳王，想必你也知道中国功夫，你如何看待中国功夫？ 　　答：我非常喜欢也非常尊重中国功夫，而且确实也对中国功夫有一些研究。其实拳击和中国功夫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特别是比赛时的技战术运用，都可以融会贯通。我知道中国北京2008年将举办奥运会，我希望中国的拳手有好的发挥。 　　问：你在世界拳坛获得了成功，你是个典型的美国梦实现者，但是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拳击吗？你会让你的孩子们打拳吗？ 　　答：我从小就有当冠军的梦想，所以后来我一上拳台，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战胜对手。当然现在我的生活很舒适，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拳击，他们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 　　问：很多人对你右胳膊上那个毛泽东像的刺青很感兴趣，你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答：哦，我很高兴有人问这个问题。我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甚至影响了全世界。有了毛泽东，才有中国的今天，所以我把毛泽东像印刻在我的胳膊上。

无所谓！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太极张三丰在2006-4-3 11:14:00的发言： 无所谓！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div>大哥怎么就一句话,我还以为你要和高华抢博士生生源呢!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太极张三丰在2006-4-3 11:14:00的发言： 无所谓！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div>兄台言之有理！[em10]

那书怎样没看过,也不会去买来看.不过说书在香港出就有问题,那企业去香港上市问题更大了,都是转移国有资产?好吗,把那些法人全抓了.[em05]

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