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对的话，我将上传约翰*托兰著的《从乞丐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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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幕  第1部“我，完幻想家”             第一章　根深蒂固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第三章　“欢喜若狂”第2部浑沌萌芽中，道以存在。            第四章　一个政党的诞生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第3部锻炼成长              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第八章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第九章　家人去世 第4部褐色革命             第十章　“真像一场梦”             第十一章　“失足”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第十三章　意志的凯旋 第5部戴假面具的战争           第十四章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           第十五章　“如此渺小的人虫”            第十六章　回归故里            第十七章　“踩着锋刃”第6部   铤而走险          第十八章　“水晶之夜”         第十九章　狐狸与熊          第二十章　“史无前例的灾难”第7部   诉诸武力        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第二十二章　连胜利者也被胜利毁灭         第二十三章　“全世界都将屏息”        第二十四章　“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第8部  第四位骑手第二十五章　“阴曹地府也随着他”        第二十六章　与家人在一起          第二十七章　“与人间野兽一起”        第9部  坠入深渊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次反攻       第三十章　“这一次，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       第三十一章　午夜后五分钟，或“船长与船一起下沉”尾     声                                                    前     言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２０世纪撼动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 无疑问，谁也没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了广泛的 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３０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 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罗斯福、 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仍与从 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人眼中， 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才，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 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的。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 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 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均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 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 的副官们（普卡梅尔，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 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心腹军官（斯科 尔兹内，鲁德尔）、心腹建筑师（施佩尔，杰斯勒）、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 、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曼特福尔，瓦力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 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等会见的次数不下２５ ０次。这些会见作录音的就有几十次，这些录音带现在国会图书馆内保存。会见时的谈话， 已列入本书的，其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使用了众多的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 档案，包括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 如，１９１８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之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 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 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 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 也许是这点：希特勒要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 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 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是有所区别 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卍 字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柳西胡的混神。 如果大家觉的可以将继续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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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背后插刀                                  （１）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 国，朝帝国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     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刚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１３ 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 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弯曲， 但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躲在山间和田 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 们个个精气力尽，蜷缩在战壕里；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 线上，谣言四起，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彩，士气低落。老兵们全身麻木 ，新兵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品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 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但人 人的情况均相同：它不绝于鼻。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 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憋不过起来，将 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     “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窒息得口吐白沫，咕噜作响，接着便慢慢死去。”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撕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 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 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又是短暂的。这是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 方式——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新兵们那样，便立即 翻身倒毙在地上。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 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 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     在被从窒息的死亡中营救出来的士兵中，就有一名年仅２９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 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处在身心全部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 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气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 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     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 复，这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的躺着呻吟， 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１５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 了何种地步。４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 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 ８０％。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 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骄傲地说，从第一天气，我兵团 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３６００ 名官兵仅存６１１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 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无人地带的焦土，只在一方企 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 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 ，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 争进入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军的思想便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 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 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 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 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 的人们。”     也许，悲观主义者毕竟是错了。随着１９１８年的到来，４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 摆好架势，准备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 。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 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１００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 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 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４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 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７月１５日，决战在莱姆斯市（Ｒｈｅｉｍｓ）附近开始 ，双方都明白，此仗一打，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 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 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不但有 美国师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涌来。     在德军内，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８月初，英军在亚眠 （Ａｍｉｅｎｓ）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凯撒的大兵竟向 孤零零的一名步兵集体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喊道：“破坏者！”然而，事 情并非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是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 责者却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信念却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 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死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 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这个祖国既不热爱也 不尊敬的犹太人，是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 人，极力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 ，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前线并未崩溃，后撤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 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２）                                        由希特勒作盲目证人的悲剧，以及他毫无疑问地加以尊敬的权力的崩溃，为他自己令人 吃惊地最终取得权力打开了道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 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 级教养和教育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 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虚有其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 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 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要人们为谁也说不清楚的目标 而作出牺牲的这场战争。     当火车拉着他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之小城巴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 他的崇高愿望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治疗后，希特勒恢复了视力。     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之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 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神经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 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 生诊断认为，希特勒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这原是无法解释的 ；业已康复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 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呻吟、沮丧，以及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发生兴趣。柏林本身已 实际上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 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１１月间，一天早晨，一群” 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 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 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 ，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 。”不久，１１月９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 。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不再悬挂德 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 颂霍亨佐仑所作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 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 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那怕是一分钟 。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 下。”     自１１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 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如 此众多的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现在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 ，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 ，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 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     希特勒之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 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１１月１１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 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 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注：希特勒之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之 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系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 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 节：１９１８年，一位名叫“Ａ·Ｈ”的士兵，来到了巴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 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作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 。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 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 。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 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巴斯瓦尔克冷清清的医院病房里，２０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投 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政治。

第一章　根深蒂固                                １８８９—１９０７                                     （１）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 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 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 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 ，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 。１４３０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Ｈｙｄ－ｌ ｅｒ”变为“Ｈｙｔｌｅｒ”再变为“Ｈｉｄｌｅｒ”（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 ，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１６５０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 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ＧｅｏｒｇＨｉｅｄｌｅｒ）。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 拼成“Ｈüｔｔｌｅｒ”或“Ｈｉｔｌｅｒ”。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 ，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 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１８３７年６月７日出生在斯特 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４２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 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 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 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 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 子。     阿洛伊斯快５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 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５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 ，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３６号）抚养成人。这 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 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１３岁那年，他“打*？小小的 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 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 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 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 匠的学徒。５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 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２４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１８７５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 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 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 波穆克遂于１８７６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 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 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 。”）６月６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 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 ，并在他死前（１８５７）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 。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 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 ——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 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１８４２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 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 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 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 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 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 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 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 ，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 的出生率高达４０％。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 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 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 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 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 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 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 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 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 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４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她才１６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 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 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 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 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 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 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 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１８８２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 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 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 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 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 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 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 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 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 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１８８４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 。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 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 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 已怀孕的缘故。于是，１８８５年１月７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 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 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 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 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 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 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 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 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４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 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 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 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 ，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 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第四个 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 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 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 ，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 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 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 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 ，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 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 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 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 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 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５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 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５岁的阿道 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１８９５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 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３０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９英亩的斜坡 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６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 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 ，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４０年，退隐乡间后， 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 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 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 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 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 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 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 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 变得很沉闷。１８９６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 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 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 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 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 。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 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 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 。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 ，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 话也不听”，１９４８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５２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 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 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１４岁那年离家出 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 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 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 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６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 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 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１８９７—１８ ９８学年的大考中，得了１２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 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 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 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 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 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 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 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 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 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 “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 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１８９９年， 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 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３０００人，由 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 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 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 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 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 。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 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 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 ”。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 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 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 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 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１１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 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 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 ，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６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 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 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 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 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 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 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 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 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 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 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 。”（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 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 “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 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 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 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６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 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 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 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 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 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 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 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３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 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 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 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 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 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 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 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 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 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 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 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 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 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 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 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 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 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 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 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 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 （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 ，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 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 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 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 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 （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 ，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１２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 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 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 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 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 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１９０３年１月３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 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 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 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 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２）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 老金是２４２０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 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２４ ０克朗，直至“满２４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 快满１４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 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 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 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５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 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 。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 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 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 ，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 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 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 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 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 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 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 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 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 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 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 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 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 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 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 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 ，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 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 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 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 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 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 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 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 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 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 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１９０４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 燥无味。同年５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 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 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 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 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 —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 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２５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 太陪着１５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 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 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 ，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 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 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Ｘ）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Ｘ）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Ｘ）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 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１５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 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 业。１９０５年７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 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 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３１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 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 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 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 。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 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 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 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９月１６日举行 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 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 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 ，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 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 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 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 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１６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 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 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 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 与人交往。１９０５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 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 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 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 ，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 ，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 。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 。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 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 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 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 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 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 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 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 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 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 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 。“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 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 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 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 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 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 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 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 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 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 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 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 克拉拉的拒绝。     １９０６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 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 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 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１８５９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１８６５年首次演出—— 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５月７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 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 ，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 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 ”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 ，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 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１０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 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 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 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 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 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 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 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 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 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１０月 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 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 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 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 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 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 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１１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 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 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 。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 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 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 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 ，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 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 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 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１ ８２１—１８８１，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 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４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 、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４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 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 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     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 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 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 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１月１７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 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 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３克朗一天，休养了 １９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 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 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９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 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 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 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 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 ，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 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 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 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 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 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 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 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 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 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 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 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 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 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 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 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 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 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 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 。“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 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 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 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 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 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 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 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 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 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 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 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３００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 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６时后外出，在与库 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 。“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 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 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 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 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 中取出约７００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 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１０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 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１９０７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９号。克 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 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１０天却连一 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 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 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 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 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 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 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 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 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 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 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 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 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 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 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 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 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 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 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 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 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 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 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 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 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 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 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 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 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 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 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 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 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１２ 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 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 ：“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 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 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 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 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 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 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 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１９０７．１２—１９１３．５                                     （１）                                         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 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９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 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 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 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 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 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 医药费共计３５９克朗，其中５９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 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７７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４７次的治疗费用 （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 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 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 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３５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 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 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 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 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 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 ，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 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 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 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 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 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 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 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 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３７０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 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 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３０００多克朗。由于安吉拉 承担了照料１１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 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 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 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２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 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１９０８年２月 １０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 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 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 了布鲁登加斯９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２月１７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 他说，他还未向她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 ：“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这个年轻人不知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 作品，如果读过，这虽然值得怀疑，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 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５小时后，１８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个魔 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大街２９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５分钟，但由于他 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年１月，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２ 月１８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明信片：     “亲爱”的朋友：     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作好准备，好好 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 。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５０—６０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 我再次请你快来！     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５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 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瞧见业已成为 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 。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     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口袋一耳，消失在沸腾 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２９号的宽敞的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 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苦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 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 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刚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 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 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 好像置身于另一个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藩塔 楼。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 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 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住不下两个人和放一架大钢琴，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 ，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２０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 ，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 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 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     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 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 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 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 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头脑硬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 ！”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 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 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 ，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 ，“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 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 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３００克朗，一直领到年满２４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 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６００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２５个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６块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 ，假定遗产中的６５０个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 特勒常常挨饿。“一连５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     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 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 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 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是从未 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９时４５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９号关门前到家，否 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古斯特尔要去看威尔弟（１８１３—１９０１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 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 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安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１０次。” 诗歌会”（１４—１６世纪时在德国主要城市兴起，其成员多为劳工阶层——译注）也同样 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诗：     我仍不能成功。     感觉到了，但我不能明了，     不能留住，亦不能忘怀，     若执之，又不能衡量。

有几次，库比席克诱他去看了威尔第的歌剧，但希特勒只赞同“阿伊达”。他对虚假的 舞台效果大加反对。“如果没有刀，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一天，他听见街头手风琴手 在演奏《贵妇与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尔第！你想想，罗安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风 琴演奏吗？”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都一起参加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音乐学院的，他能搞到 免费票。阿道夫居然也开始“嗜好交响乐”，这使库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别喜欢浪漫 主义作曲家——韦伯、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他所喜欢的作曲家还有布鲁克纳、贝多芬 和格里格——他们的Ａ小调钢琴协奏曲常常使他感动。     缺乏金钱，这并未使他们的维也纳的光辉变得暗淡。那时正是歌剧和音乐的黄金时代。 古斯塔夫·马勒刚退出皇家剧院，并加盟纽约市的“大都市乐团”，但留下了许多辉煌之作 ，其中许多是罗勒设计的。尤其著名的是他们合作的作品《黎恩济》以及《戒指》的第一、 二部分。新任导演费力克斯·文加纳，由于删去了马勒的某部作品里的某些情节，招来了某 些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戒指》，由罗勒重新进行舞台设计。顺便提一句 ，两位导演都是犹太人。在维也纳文学艺术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雨 果、冯·霍夫曼斯达尔、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都是 犹太人。     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语言混杂、没有统一语言的城 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 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 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 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这里”，有个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 ，“他们说，这个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 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 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 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 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 不是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尽管，也许是因 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个魅力和平民窟混杂的城 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强烈的民 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灭 ，“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 道，走向“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 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 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 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 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杰出 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这段话是布鲁诺·华 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马勒时说的。在此后５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 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这部作名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 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     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 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 太多。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俗疾世，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 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 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 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内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计 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 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３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 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 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 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 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依着 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 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 写完，而其它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刚刚刚开始，情节也 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斯特尔的床 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斯特尔 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 ，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     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 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 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斯特尔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 ，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评。”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斯特尔 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 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日以继夜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 ，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 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 星期，希特勒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 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度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 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说来，复活 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１９０８）的复活节是４月１９日，即他１９岁生日 的前一天。在给库斯特尔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 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使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 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斯特尔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 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和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 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 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 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 ，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却谈论女人，爱情和 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 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 （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 ，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斯特尔的胳膊 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 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 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 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 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 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 “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作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斯特尔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 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７月上旬，库斯特尔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 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斯特尔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 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斯特尔，因为 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 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 情（“他越受感动，便变得越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 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斯特尔给希特勒写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说希特勒” 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 ，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 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两星期过去了，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７月２０日左右 ，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     亲爱的朋友：     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 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 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 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 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斯特尔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     ……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 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颤。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 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８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 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尽管满是语法和平写错误，在不爱挑 剔的库比席克看来，这封信“写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 封。”确实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开头便称“好友！”首先，他请求库比席克原谅，因为 最近没给他写信。没写信，“是有正当，或者说，不正当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 写的。现在，我突然给你写信，这本身恰恰说明，为了找几件消息来向你报告，我花了很长 的时间去找。现在，我写了。”他将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谢转达给了他。希特勒粗枝 大叶地将她称为“查凯斯”和“查克莱斯”，虽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错。他透 露说，他“患了支气管炎”，刚刚康复；还拿天气开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说，大雨 滂沱。在天气酷热的今年，这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当局不是去重建剧场 （是他喜欢的工程项目之一），而是决定“将破烂的房子重新修补，”他攻击说，他们“要 是有修剧场的想法，河马都会拉小提琴了。”     希特勒透露，他将离开维也纳去希皮塔耳，“可能星期六或星期天就走。”到８月底， 他已在乡间呼吸该村的新鲜空气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赏的东西就没什么了。不断增加的压 力气使他改变在维也纳的生活方式；这次呢，压力来自约翰娜婶婶。但是，保拉回忆说，” 最后一次劝他当官的尝试也归徒然。”甚至连保拉也显示出生大哥的气的迹象。此时，保拉 已１２岁，对大哥的劝告反感，包括他给她开列的书单（其中包括《唐·吉诃德》，是他从 维也纳寄给她的）。“自然，他是我大哥，我只是内心反抗他，外表上还要服从于他。事实 上，我们是兄妹，虽然常常吵架，但还是互敬互爱的，不过，生活在一起时，互相都把对方 的乐趣破坏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 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 勒的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 家人的关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 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９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 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 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 即使他也分得了一份母亲的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 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１１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 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 了座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     １１月１８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 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 特勒曾寄明信片一张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 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 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的沉重的箱 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２９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 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 库比席克不解。是否得罪了他，而自己又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后来的信 也没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 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 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 。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割断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 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的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 ——至少是在目前。另外，库斯特尔取得了成功，自己则遭失败。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０日， 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２０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 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嗣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 着日子，可谓是深居简出。邻居们记得，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邻近饭馆里（叫库 巴达自助饭店）有个掌柜对希特勒的印象却极其深刻，“因为他性格孤独，很安静，又喜欢 读书，好像很严肃，与别的年轻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额外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２５克朗津贴外，他已末路穷途了。 他又从费尔帕大街迁至维斯巴诺夫南边的一个较小的楼内，地址是塞斯奥塞大街５８号，２ １号房——一个小房间。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样嘈杂，狭窄的街道上电车来来往往。８月２ ２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记了地址，这次他称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 离开了较像样的住所，消失在穷困的底层社会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语，警察局表上“将来住 址”一栏是空白；“何时迁出”一栏里填的是“未定”。他身无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 在尔后３个月内，他到处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睡在公园里或门廊下。在一段时间内， 他的家就是普拉特——多瑙河彼岸一著名的游乐场。若遇大雨，他就在园厅的拱桥下躲避， 以外衣当枕。那年严冬又来得早。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底，他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 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凯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 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 ——该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 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平身地，那些龌龊 、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 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 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晨９时便在座落在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 队领汤。对流浪汉说来，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 道院的名字。     时至深秋，他差不多已将衣裳变卖净尽，连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卖了。这样，大雪 和寒冷迫使他进一步蒙受耻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黄昏，他缩身于单衣内，急急忙忙赶 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平民收容所。抵达时，他双脚疼痛难 忍，筋气力尽。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团体兴建的，经济上的主要支柱是爱波斯坦家族。它始 建于１８７０年，后得重新大力装修，于一年前重新开放。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包 括全家老小——只需花点小钱，便可住上房间。凡体力上允许的住客，仍需做点家务或打扫 卫生之类。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孤零零地耸立在一起开阔地上，楼内房间宽敞，空气充 足，床铺的排列有如军营内，床号编在金属衣架上。主要的饭堂——那里供应的面包和汤均 极充裕——不仅工作效率堪称楷模，气氛也相当愉快。楼内众多的淋浴室、洗碗处，还有厕 所，全都一尘不染。     １２月，当时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冻得全身发抖的被抛弃的人们一起，列队站在收 容所大门前。大门终于开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列队进了收容所，按性别分开，小孩则跟 随母亲。希特勒领了一张卡片，允许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大宿舍里。对一个习惯于独 居的年轻人说来，这肯定是一次令人难受的经历。首先，他得蒙受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将其满 是臭虫的衣服进行消毒的耻辱。其次，他所在的小组得排队进饭堂领面包和盛汤。     除非是受另一个慈善机关照顾的人，否则，谁都很难理解一个平日骄傲惯了的青年，在 这样一个机构的大门内第一天所受的耻辱。像这样的收容所，效率虽然高，且还为人们提供 住处，但是，一当人们踏进这个大门，也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加入了赤贫人们的行列。收容 所里的人们，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了犯人。新来的人们，由于 屈辱，顷刻间也会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们，大都是过这种集体生活的 老将。他们住在军营式的大宿舍内，喋喋不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 特勒，在第一天晚上，肯定是一幅忧郁而沮丧的图画。     照顾希特勒的是住在邻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仆人。他教给他一个秘诀：想要在收容所呆 上比规定的一星平时间更长，他只需花点钱，将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买过来就行了。这个 仆人——名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也曾梦想当个画家。希特勒谈吐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反之，希特勒也为他编造的有关德国的故事所迷——汉尼希曾在柏林住过数年。 汉尼希（“我们每晚必见。虽然困难重重，我们仍打起精神。”）教他的新朋友如何“观察 莱茵河”。他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怕上帝外谁都不怕”这句 话时，他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更重要的是，汉尼希教育他的学生说，要在社会的底层度过严冬，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 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均不能丧失。清晨，他们离开收容所——阿道夫穿着捉襟见肘的外衣， 冻得“发紫，长着冻疮”——步行至“卡瑟”，及时赶上喝汤；然后再在某温暖的室内或某 医院内呆上几小时以避严寒，再喝点汤，于傍晚时分收容所刚好开门时赶回。途中，若有较 长时间停留，他们便为人扫雪或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以挣得几文钱。然而，希特勒身体瘦 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脚都疼痛难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请人挖沟，希 特勒有意要去申请。但汉尼希却劝告他，赶快把这个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这等苦工，你 会爬不起来。”     阿道夫想行骗，以碰碰运气。但他既没有行骗的天才，也没有向人伸手的胆量。后来， 他成了收容所内一名同仁的客户。这个同仁是专门卖那些“软心肠者”地址的。希特勒同意 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不但带有地址，而且还有专门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个 老太太，他就用“赞美耶稣！”一语作问候，然后说，他是教堂的画师，或神像雕刻者，但 失业了。一般说来，听了这话她就会打发你两个克朗，但希特勒用这句宗教上的陈词滥调换 来的却是麻烦。对于其他，希特勒的运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 他能得到３块小肉饼。修道院院长在听到“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就给他一个克朗，并叫他 日后去找“圣文生协会”。

汉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样受过如此好的教育，又有这份天才的人，为何要到处 流浪。他问希特勒在等待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没精打彩地回答说。汉尼希从未见过如此痛苦，如此令人 同情的脸孔，便决定尽点微薄之力。     但他并不是纯粹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肠百结的希特勒身上未来有饭票可取， 于是便力劝他去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说，他衣着太破烂，不好在街上卖明信片，也不好挨 家挨户去兜售。没问题，汉尼希说，明信片由他去卖，得款对半分。但是，因为没有摊贩证 ，两人均会遭到警方的骚扰。没有问题，汉尼希会装成瞎子或痨病者，在小酒店里出售。希 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他已把画具连同衣裳一起卖了。善于出谋划策的汉尼希说，这也不成问 题，你阿道夫不是有亲戚吗？阿道夫又强调他没有画笔了，这也没有吓倒汉尼希。与西里西 亚的一位小贩一起，汉尼希陪阿道夫来到阿德伯餐馆——位于海德林车站对面。希特勒用借 来的一支铅笔，按照两位推销员的意思，给家人（大概是约翰娜婶婶）写了一张明信片，要 她用平邮寄些钱来。几天后，希特勒在邮局里领到一封信，里边封有一张５０克朗的银行支 票（“在那些日子里，那是一大笔款子”）。希特勒大喜，于当晚在收容所站队时向众人炫 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将钱藏好，否则，他会遭劫或遭受“借”债的人的“打击”。     平时，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剧，所以，眼下之急是买一件冬季大衣。他的朋友建议到犹太 区的旧货商店去买，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卖自己的大衣时曾上当受骗。后来，他在政府 办的当铺里以１２克朗的代价买了一件黑大衣。汉尼希要希特勒立刻开始作画，但他坚持要 休息一星期。另外，收容所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 虽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间，还有公共房间供大家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说，设备较好。     这座单身汉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１９１０年２月９日，希特勒穿过维也纳市中心， 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由于汉尼希宁愿当一般的仆人而不愿当希特勒的侍者，所以他并未陪他 前往。这个区是维也纳的第２０区，叫布里吉特瑙。由于它是工业区，居民混杂，犹太人之 多仅次于利奥波德区，它也是个过路区，许多居民用此地作为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离 多瑙河约半英里之遥，是一座大楼，座落在梅尔德曼大街２５—２７号，可容纳５００名单 身汉。     这是座现代化建筑，建成不到五年。由于设备较好，维也纳的某些中产阶级的居民竟然 为其“豪华”而感到吃惊。主楼内有一个大型餐厅、灯光明亮；墙的下半部还用绿瓷砖镶嵌 ，给人以温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应，只要将餐券塞进当时极先进的设备——自动机即可 。食物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好，量也足。一碟蔬菜加烤肉只需１９个铜币，再加４个铜币便 可饱餐一顿。     隔离房间内还有１０多个煤气炉，专供付不起饭钱的人使用，客人可免费“用最好的厨 具”烹煮自己的便宜的饭菜。主食是马铃薯；人们最喜欢做的是有肉或无肉的马铃薯饼。他 们联合起来，无工作的在公寓里烧饭，有工作的则购买原料。     厨房外，只３步楼梯远，便设有一个阅览室，里边放有１０多张阅览台。此外还有许多 阅览室、娱乐室；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间“写作”室——在那里，１０多个人可同时从事自 己的事业：一个匈牙利人将硬纸板切成明信片，并在游艺场的各酒厅出售；一个老人将报上 登载的已订婚的夫妇的姓名抄录下来，卖给商店。     宿舍有好几座，与收容所一样整洁；但是，大多数单身汉都喜欢独占一间小房——长约 ７英尺，宽５英尺，仅能容纳一张小桌、一个衣架、一面镜子、一个夜壶、一张很窄的小铁 床。床上用品包括一张分成三段的床垫，马棕充填的枕头，两张毯子。床单一星期换两次— —对任何一个在此居住的下层人说来，这都是奇迹中之奇迹。这些小房可不是毫无生气的牢 房，除了足够的人工照明外，每房皆有窗户。每层楼内均有许多洗碗台、洗脚槽和洗手间； 在地下室内还有１０多个淋浴室。公寓里还有裁缝店、理发馆、补鞋器和洗衣间。此外，还 有长长一排干净的物皮箱，供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租用。     公寓的总管以严明著称。他坚持住客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白天必须离室；娱乐室内只 能玩跳棋、象棋和骨牌；大声吵闹或喧哗者，不管是争论还是欢笑，均可能被开除；公寓内 可饮葡萄酒或啤酒（毕竟，这里是维也纳），但烈性酒则一律严禁；必须爱护市府的财产 （“不准在床上站立”）。公寓内的住客犯纪律者很少；大部分住客均真诚地努力工作，以 期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１９１０年２月来到这座专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居住的住宅的。他 交费后（每天半个克朗，若以星期计则更便宜），经消毒和淋浴，便住进了一个小室（据现 在的住客讲，是在三楼）。收容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由于这个慈善机关不像收容所那样正 规化，他觉得自己较像个人。     不到一星期，汉尼希便来到了曼纳海姆，因为一星期当四天仆人便足够了。于是，他又 重新照管希特勒，令他在“写作”室内靠窗的长台前坐下——当然是带着作画的各种原料。 很快，希特勒便画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画儿。他画得很慢，但很用心，将画中或照 其中的维也纳市景摹下来。     没费多大气力汉尼希便将这些画在游艺场的酒厅里卖了出去，并将半数收入归己。但是 ，他很快发现，大画卖价更高。     于是，希特勒便转画水彩，画的是维也纳景色，每天一幅，画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小。     几个星期后，两人合伙所得的果实，以及曼纳海姆的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便拯救了这两 位青年，使他们免受寒冷和穷困的折磨，也使他们不再带着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满心 欢喜，因为他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净净。由于他只有一件衬衣，每隔几天，便 在洗澡时将它洗干净。他虽然较先前富裕，但仍买不起衣裳，他穿的依旧是粘的消毒剂的破 衣。加上长发和胡子，他的外表还是很不体面的。     温暖和食物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某种兴趣。他常把“写作”室变成争论或演讲的场所。这 里是曼纳海姆的知识阶层，就是说，那些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稍为熟悉的人们，一般是高中 层阶级的知识分子（约１５至２０人）常常聚首的地方。     “举止正派”的工人也可进去。阿道夫成了这群人的领袖，他长篇大论地抨击政治上的 腐败，就像世界各地住在平民街上潦倒的人们之所为者。这些讲演（有时蜕变为叫骂比赛） 有时也在工作日里举行。如果在公寓的另一尽头的房间内发生政治争论，尽管希特勒在工作 ，他也不能抗拒这一战斗号召，便挥舞着丁字尺或画笔像武士一样前来参战。每逢此时，若 汉尼希卖画回来，他便会将希特勒缴械，用好言将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汉尼希一走，阿 道夫便又起身，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或称赞卡尔·卢格这个反犹太人的基督 教社会党领袖——他对群众的兴趣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激动”，汉尼希回 忆说，“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卧不安，两手不停挥动。但是，只要安静 下来，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很能节制自己，行动威严。”     阿道夫对政治兴趣之浓，常令他在“众议院”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他倾听形形色色的 辩论，听得如痴似呆，虽然这些辩论常常蜕变为多种语言的混杂声，甚至是叫骂声。此时， 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独自大喊大叫——他的独自演说，实际上是泛德主义与对社会民 主党人的无神论的谴责和对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整个国家政权的谴责的人杂烩。     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汉尼希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 。他坚信，希特勒（他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 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 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 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 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由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 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 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 。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 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鲜廉 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 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而 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 对犹太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 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 ，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 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 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 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却充斥着雅利安 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弗洛伊德在 维也纳发现这种偏见后，一定会很痛苦。他会说，在反犹太主义后边，隐藏着阉割的危险， 因为犹太人有割包皮的传统。）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 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 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 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 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 ，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 。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 “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 ；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 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 ”。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何况，这又牵涉到一个犹太医生 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 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 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 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 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 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 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 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     （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 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Ｈ·Ｂ·Ｂ私人档案” 。）     到了１９１０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 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 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 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 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 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行成——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 他寻欢作乐了５天，后来，６月２６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 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拚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 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尔 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 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却未能 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彩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 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 亲身前往希皮塔耳。     几年前，他们是在激烈的争吵中分手的；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对先前如此粗暴地 对待希特勒，心存恐惧。１２月１日，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 观，共计３，５００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即１９１１年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     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诉，要求将阿 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是个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还 要抚养保拉。大概是压力或耻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２５克朗 的津贴金。他自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声明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意将全部孤 儿津贴金转给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将阿道夫应得的那份津贴转给保拉。 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这个监护人已收到希特勒来信，信中声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贴（梅 洛福对女儿说，这件事希特勒处理得当，“他对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说别人有什么怨 言”）。     即使没有津贴，希特勒过的安稳的生活也是曼纳海姆里的住客无从梦想的。与此同时， 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这使他老与管理人 员闹别扭。希特勒从约翰娜婶婶那里得来的钱是否全浪费在剧场里，这我们无从知晓；也不 知是否蚀在他的同伴们所制定的某项计划里——在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 当的活动非常活跃；或像从前一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结果被人抢去。更有可能 的是，他将钱藏在别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取用；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计， 常常采用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尊敬他了，因为他已有那么一 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对人彬彬有礼，虽然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从不卑躬屈节以求与人 相熟。然而，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连头发也在飞舞。 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他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 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为此“污 辱性言论”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巴和鼻青脸肿。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不听忠告， 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曲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 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年青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 、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 报上的广告。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其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 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 ，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的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 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他相信，他自 己就可将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     “宣传，只需要宣传。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１９１１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 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 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他的画可说是 出自于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 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 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 ，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 。到１９１２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 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 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 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 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 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 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 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 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 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 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 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 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 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 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 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５０个铜币，以便再宿 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 “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 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白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 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     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 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　，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 ”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 ，“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 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 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 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 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 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 尼希怎么也忆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 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末，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第三章　“欢喜若狂”                      １９１３．５—１９１８．１２                                  （１）                                      他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 起，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缩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连人们的说 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 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５月２５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 ，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小 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个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从科尼斯广 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 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 ，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３４号——这 是波普缝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 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 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板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 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 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他在某地拣来 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 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 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 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 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 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 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 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４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 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 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 之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于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 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 ”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 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 ，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 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 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 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 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 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 ，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 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１０６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 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 时人称他列宁。１０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 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 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 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 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 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 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二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 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洛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 曾几次请他“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 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 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 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 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 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 。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 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 ，“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 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 尼黑的话”，１１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 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 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１９１４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尽管艰苦却也有报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 胁。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时３０分，有人在急剧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 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３０号 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 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 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 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 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 怜惜这个面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２ 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１月２０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１月２０日，加上 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 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 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 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 之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 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之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 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曾向维也纳 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 骗。在孤立无援，只能自食气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 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 字眼为何物。５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忆起 那段岁月时，我不免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 围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 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之原因则又是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 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 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 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极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需远 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２月５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 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于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 资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６月２ ８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 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 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 人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 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 访下议院时就产生了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得以复活。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涌向塞尔维亚租界。有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 洲导致一种危机。然而，德皇却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要他们入侵塞尔维亚。 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他对他们说，首先会援救塞尔维亚的国家是俄国，但它却未做好准备 。在这种压力下，奥地利于７月２８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进行了反对奥地利的全 国总动员。有鉴于此，威廉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接着他又向俄 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于次日中午前停止总动员。由于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于 ８月１日下午５时签署了反对俄国的总动员令。     向俄国宣战的消息传到慕尼黑时，聚集在野战军将军大楼前的人群兴高采烈。阿道 夫·希特勒当时正站在人群的前边。他没有戴帽，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没有人更比他希 望战争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奋斗》书中写道，“我可不耻地说，由于欢喜若狂 ，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谢上苍让我有幸生于此时。”对他说来，这意味着他自幼所怀有的建 立大德国的梦想已得到实现。     战争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德国。这种狂热纯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人们已处于近 乎歇斯底里的状态，急于求得正义，而不顾代价将会如何。人们把战争看作是某种魔术表演 。学生们在街上游荡，高唱着《莱茵河的卫士》，高喊要采取行动。在卡尔斯广场，一群人 将“法利希”咖啡馆夷为平地，原因是乐队拒绝反复演奏国歌。知识分子也同样兴高采烈， 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从厌烦中解脱，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之虚伪的终结。战争将使人们从社会 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来。连数月前被威廉辱骂为蛀食“帝国橡树”之蛀虫的社会主义者也 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请（“现在，我们是兄弟手足”），加入爱国的十字军。     泛德主义的追随者也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德皇万岁！”     “Ｈｅｅｖ万岁！”——运动的领导者正式地这样宣称。“我们必须将德语民族组成一 个帝国，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永远是最优秀的民族便能指导全人类的进步！”他们简直是 说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伦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纪时期曾在东部斯拉夫 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继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国必须为生存，为“自由和 未来”而战斗。     两天后，８月３日，即向法国宣战后一天，希特勒亲自向路德维希三世递交了一份请愿 书（*巴伐利亚虽系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其主权独立却一直维持至１９１８年），请求 允许他加入他的部队。当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尔巴赫宫前的人群里，向这位年迈的君 主欢呼。路德维希终于露面了。     他演讲时，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国王若是看了我的请愿书，并批准我入伍就好了！” 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时“双手发抖”。他被接纳入伍，成为志愿兵。８月１６日，他 到巴伐利亚国王近卫兵团的兵营报到——希特勒的第一选择。兵营外有块牌子，上面说，该 团已满员；但他终于被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接收——这是他的第二选择。     他的最迫切的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他无须参加他所憎恨的奥地利陆军；第二，他无 须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过第二个艰难的冬天。除找到了一个有足够的衣、食、住的家外—— 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着再去怀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他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将往何 处去和为了什么，他穿上了军装；唯一惧怕的是，在参战前战争便结束了。     几天后，他被调往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在伊丽莎白广场的一间大型公共学校里开始了 基本的训练。这次训练时间虽短，但课目紧凑，除队列操练外，还有拚刺刀训练。一天下来 ，新兵们累得筋气力尽。一个星期后，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他继续在 慕尼黑受训，课目训练比先前更加紧张。阿道夫的一个名叫汉斯·孟德的同伴发现，他首次 摆弄步枪时，“像女人观赏自己的首饰一样，兴奋地将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发笑。”

（２）                                       １０月７日，希特勒告诉波普夫妇，他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慕尼黑。他紧握着波起先生的 手说，如果他战死，请他写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许需要他廖廖无几的遗物，如果她不要，这 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希特勒与两个孩子拥抱告别时，波普太太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 希特勒便“转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团开进了国王近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     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 利籍士兵亦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关于希特勒对此次值得纪念的 仪式的反应，据唯一记载称，他曾对同志们说过，１０月８日这天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吃到了烤猪肉和士豆沙拉。     次日清晨，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４０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 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１１个钟头，一路上大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我住在马房里 ”，他在给波普太太的信中说，“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 军１３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 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但还是在一群法 国战俘面前，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的头５天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因为训练的 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以配合旅部的训练。第十六步兵团将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 旅。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并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兵们疲于奔命，直到１０月２０日希特勒才 得以偷空为波普太太写信。他告诉她，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他说，“我高兴死了。”” 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会立即给您写信，将地址告诉您。我希望能开赴英国。”当晚，新兵们 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 途。     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 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 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廖廖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 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１８１２—１ ８１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 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 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 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 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     “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８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晨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 ，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阵阵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 ，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 特·赫*？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 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林子的边沿 。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林子边沿爆炸了，顿时打 得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 场，不如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 ，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 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３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 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１１月 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３０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 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 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 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 ，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３人被当场击毙，团 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     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４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３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 去找他们。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 时刻”，他在给赫普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 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到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起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 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 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系 一小屋，设在一征用的别墅内）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 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 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     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 ，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 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 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     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为此 原因，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使如此，希特勒仍高兴万分，于两天后给 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 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 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系巴伐利亚人惯用的浑名）， 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     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 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茫”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     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 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 是，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 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 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     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个兔子，准备休假 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人家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 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 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 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 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 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１０马克给希特勒，这也当场被希特勒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却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 ，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在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２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 ，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 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很明显，是英军送上门来的吉祥之物）跳进希特 勒的战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 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 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对峙，然而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 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 “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二月，他写信给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 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 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 ，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以及为了反对国 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 打破。     每当被问其他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 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 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赢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 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 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 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艺术、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 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 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 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１９１５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 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 ，“最可靠的通讯员是哪一个。”（*１９３５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４ 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 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其他通讯员对他之 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 。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 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 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 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 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 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１８７０年时法军吃老鼠！     ９月２５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 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 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 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 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 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２０码。我坐下 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的地方传 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 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几星期后，他向同志们作了一惊人的预言：“我会让你们如雷贯耳的。等待我的时代的 来临吧！”     那年１２月，没有下雪，只是阴雨不断。全团整个弯弯曲曲的战壕都灌满了水。第二个 圣诞节，较之于第一个更为惨淡。别人都在开拆家中寄来的包裹和慰问信，希特勒则独自昏 昏沉沉地坐在行军床上。在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同志们设法使他高兴 ，并让他分享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他一一予以谢绝，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 结束，希特勒一反阴郁之常态，马上高兴起来，对同志们“安静度假”等讥讽之词，还能报 之一笑。     １９１６年夏初，希特勒所在之兵团开赴南方，刚好赶上关键的松姆之役（Ｓｏｍｍ ｅ）。战役一开始，英军发动猛攻，第一天就有近两万联军被打死或打伤。７月１４日晚， 在弗隆美尔（Eｒｏｍｅｌｌｅｓ）一带，十六团的野外电话线全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 名通讯员在“几乎必死”，“每走一公尺都挨打”的情况下，被派去查线。他们缩进水满的 弹坑或壕沟内避弹。同行的通讯员累倒在地，希特勒无奈，只好将他拖回战壕。     ７月２０日，弗隆美尔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折兵损将无数——但双方都未前进分毫 。在以后的两月中，战斗成了沉闷的阵地战，炮火猛烈，双方前进或后退的长度仅能以码衡 量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被调至后方——在战俘 营内任翻译。但他仍有两个同志在身边，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希纳，更 加重要的是，还有他的爱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弗隆美尔，有多少次我在凝视我的 爱犬‘小狐狸’呀！”２５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回忆说。当他谈到他的爱犬“小狐狸”对一飞 舞着的苍蝇所作的反应时，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发抖，好像受了催眠术一般，像老 人一样皱起眉头，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朝他猛吠。“我常常注视着它，好像它是一个人似 的——注视着它发怒、咆哮的各个过程。”希特勒吃饭时，“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 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     如果吃了五六口后希特勒还不给它东西，“小狐狸”便会坐立起来，看着主人，好像在 说，我怎么办？“我多么喜欢它呀，真有意思！”     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仍打得难分难解。联军不断进攻。在此战役中，双方总共损员６１ ４０００人；但这却是无谓的屠杀，因为德军的阵线丝毫未动。一周来，尽管多次执行危险 任务。希特勒过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１０月７日晚，他的幸运结束了——平时，他与 其他通讯员一起，正坐着睡在一条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一颗炮弹在狭窄的进口处炸开 了，把通讯员们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伤，仍在与魏德曼争个不休，要求让他留在前沿。 “中尉，我伤不重，对吧？”他焦急地说。“我还能留在你身边，我是说，留在团部！不行 吗？”

（３）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 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 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 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 所德国房子——“其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页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医院里那洁白 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 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却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 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我的奋斗》，在这里他终于 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     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 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些选民中竟有这许多勇士，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 线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 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     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 说上一二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 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 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 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     谁也不尊敬前线下来的士兵。这些人对希特勒在战壕里受过的苦难毫无认识。他渴望回 到自己人中间去，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说，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 望“回到原来的团和原来的同志中间去”。３月１日，他回到了十六团，受到了官兵们的热 烈欢迎。爱犬“小狐狸”欢喜若狂——“它疯狂地朝我起来。”吃晚饭时，连队的炊事员做 了一顿特别的饭菜为他接风，有面包、果酱和糕点。希特勒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家”。当 晚，他手持手电筒，对着刺刀大骂叛贼，在外边瞎转了几个小时——后来，有人朝他扔了一 只靴子，他才回房睡觉。     数天后，全团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发动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仍有闲暇作画，画 了不少水彩画，内容皆系对他有意义的战场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记中，舞台设计家 戈顿·克勒格说，希特勒这些战时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之所以赞赏也可能是出自感 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巴黎，希特勒 常买他的画。）那年复活节，他的艺术转向群众。他用石灰将煤球涂成白色，在团长的花园 里摆成“１９１７年复活节快乐”一语。几个月后，十六团又来了一个新团长弗赖赫 尔·冯·图波夫少校。新团长是个少壮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军纪。他不但使官兵 们难堪，还敢让他们批评上级。为了消除受挫折的闷气，图波夫出门狩猎，希特勒是赶兽出 林者之一。就在紧连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长棍爬来爬去，整整爬了两个钟头，又叫又喊 ，替团长赶野兔出林，供团长射击（１６年后，希特勒将团长提升为将军）。     尽管服役时间长，战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长。据魏德曼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希 特勒“缺乏领导才干”。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拘小节，行为草率。他的头老歪向左肩，行走时 垂头弯腰。虽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并称那些不洗澡的同志为“活粪堆”，自己则不喜欢擦 皮靴。见军官前来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没有让通讯员当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 晋升，希特勒就得放弃其现行职务，这样一来，团部就会失去一名最好的通讯员。     那年夏季，十六团回师首战过的比利时战场，准备参加夺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战役。这 次战役仍与第一次一样猛烈。７月中旬，他们连续十天十夜遭敌炮击。在炮击间隙中，他们 听到地下可怕的挖掘声——敌人在挖地道。头上，飞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接着便是爆炸声 。此外，他们还不断受到毒气的威胁，士兵们有时得连续２４小时戴防毒面具。７月的最后 一天，守卫者们面临着另一种恐怖——坦克。侥幸的是，滂沱大雨将无人地带变成了泥潭， 坦克全深陷其中。     ８月，受创的十六团退出战场，调往阿尔萨斯休整。就在此时，希特勒两度遭惨痛损失 。有个铁路官员，由于被“小狐狸”之滑稽倾倒，向希特勒出价２００马克购买他的爱犬。 “你出２０万我也不卖！”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不料，在部队下火车时，希特勒竟找 不到“小狐狸”。部队出发了，他只好跟上队伍。“我绝望了。偷我爱犬的猪猡不明白，他 之所为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与此同时，另一个“猪猡”用枪挑开了他的背包，偷走 了装有速写画、油画和水彩画的箱子。由于两度受侮辱和心灵受创——第一次是铁路之懒鬼 所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线，士兵们互相偷）所为——他把画料束之高阁。     那年１０月初，施密特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休假１８天。这是开战以来首次休假。他们 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该地——但他们在布鲁塞尔、科隆和莱比锡均作 了停留，以观赏各地风景。希特勒特别欣赏莱比锡。马丁·路德就是在这里的圣·杜马斯教 堂首次讲道的——也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巴赫曾拉风琴达２７年之久，死后也埋葬在此地；还 是在这个教堂里，维格纳曾接受洗礼。但是，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那高达３００英尺的“民族 之战”的巨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系为纪念１８１３年战争之阵亡将士兴建的，看上去它更 像个堡垒，而不是个神坛。“这纪念碑与艺术毫无关系”，他评论道，“任它规模宏大，且 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们观赏了著名建筑物，参观了各种画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术 馆在内。他原急于去剧院的，在看了节目单后——很明显，没有上演瓦格纳的作品——他宣 称，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后来，他独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战士的家中住了几天。“这城 市真了不起”，他在给施密特的明信其中写道，“是个名副*？实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 。我几乎全天外出。终于有机会较详尽地参观各种博物馆。总之，应有尽有。”     那年年底前，十六团战斗任务没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对小说和杂志 ，他不屑一顾，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读历史和哲学上。“战争迫使人们深刻地思考人性，”后 来，他对汉*？·弗兰克说过：“就生活中之各种问题而言，４年之战争等于３０年大学之训 练。我最恨的莫过于闲聊文学。如果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人们只能读荷马的作品和《福音》 著作。在战争的后期，我读的是叔本华的著作，且反反复复地钻研（他保存的叔本华著作选 集被翻破了）。此后，即使耶稣是个真正的战士，不用《福音》之道我也能自由行事。但是 ，左脸挨打后换右脸一说，对前线而言，并不是良方。”     那年冬天，与先前之西线一样，在前线作战之士兵异常艰苦。给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缺 乏，士兵们被迫用狗猫充饥。希特勒的同伴回忆说，狗猫相比，他更喜欢猫肉（也许是为” 小狐狸”之故），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欢的是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酱。一次，他发现了一大 坑面包片，为满足辘辘之饥肠，他有条不紊地取了出来，还机敏地从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 与同伴们分享这一份特殊所得，他们用面包片换了些砂糖后，然后制成了前线风味的奥地利 点心“施马仑”。     在国内，老百姓也被迫以狗猫（“房顶兔”）充饥。面包是用锯末和土豆片为原料制成 的，牛奶也几乎无处可得。德国的盟友也吃了苦头。在维也纳，由于食品奇缺，奥地利政府 被迫向柏林求援粮食。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罢工事件不时爆发，其原因不光是饥饿，而且 还有德国与俄国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媾和失败。罢工浪潮波及德国本身，虽然数月来德国实 际上受军事独裁管制。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８日，全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要 求和平，但也坚持派出工人代表参与与盟国进行的谈判，增加粮食定量，废除军事管制法， 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上街请愿要求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立即实行和平 的工人只有数千名，但在柏林，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就达４０万。虽然罢工 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驱回工厂，但叛乱的精神却在首都洋溢，看来，全面爆发革命只是个时日 问题。     总罢工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士兵们的反应不一。许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样厌战，但 也有许多人觉得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希特勒称之为“整个战争中最大的欺骗”。对那些懒 鬼和赤色分子，他简直是疯了。“家里人都不要胜利，军队还在打什么仗？巨大的牺牲和平 困是为了什么？军人是要把仗打胜的，家里人却在闹罢工反对！”     ３月３日，柏林终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苏俄和谈成功。但是，加在年轻的苏维埃 政府头上的条件是如此之苛刻，以致使德国的左翼分子宣称，和约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俄国 革命。布尔什维克人投降的消息，使像希特勒那样的军人相信，德国肯定获胜。比之于过去 任何时候，全面胜利现在看来已在握。总司令部下令大规模反攻，大部分部队对此均忠实地 响应，虽然不那么积极。在尔后的数月中，希特勒所在的十六团参加了鲁登道夫的大规模春 季攻势的各个阶段：在松姆、在恩河以及最后在马尔纳，希特勒的战斗精神较前更加高涨。 ６月间，在前线，希特勒在一战壕里瞧见一种东西，像是法国的头盔。他往前爬去，发现那 是４名法国丘八。希特勒拔出手枪——平时，通讯兵已将步枪换成了短枪——用德语向他们 大声喊话，好像他有一连人马。他亲自将４名战俘交给了冯·图波夫上校，并获嘉奖。图波 夫回忆道：“没有什么情况会阻碍他执行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为了祖国和他人 ，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安宁。”８月４日，希特勒获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枚，但这是 为表彰起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为此卓越的功勋。嘉奖令只说：“为表彰*？个人之英勇与 各种优点。”（*除这次的奖章及１９１４年所获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外，希特勒还得过下列 勋章：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７日获三级军事铁十字勋章一枚，外加战刀；１９１８年５月９日 因作战异常英勇获团部勋章一枚；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８日获伤员奖章一枚；１９１８年８月 ２５日获三级服役奖章一枚。）这枚勋章是提名让他受勋的营部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一 个犹太人，亲手授予的。     到这个时候，形势已明朗，差点儿打到埃菲尔铁塔的强大的鲁登道夫攻势已惨遭失败。 西线的失败使人们大受震惊，尤其是这发生在西线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在西线，包括 高加索在内的辽阔地区均已被征服。因此，士气一落千丈，连老兵也不例外。兵车和休假车 士兵的秩序大乱，军官们不得不朝窗外开枪。在每个车站，士兵们四散奔逃。试图维持军纪 的军官们遭石块和手榴弹的袭击。列车两侧用粉笔写满了诸如“我们不是为德国荣誉而战， 而是为百万富翁而战”的革命口号。     希特勒获铁十字勋章后第四天，联军在亚眠附近冒着大雾发动反攻，突破了德军阵线。 鲁登道夫向前线派出一名参谋，并立即向被突破地区派出预备队。当增援部队向前线运动时 ，退却的士兵向他们高声怒骂：“骗子们！你们在延长战争！”     鲁登道夫写道：这天是“这次战争中德军的凶日！”德皇悲伤而镇静地对此作出反应， 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已山穷水尽了。必须结束战争。”几天后，鲁登道夫和 兴登堡与威廉在温泉议事。当德皇下令让外交大臣开始和谈时，兴登堡抗议说，德军仍占领 大片敌人领土；鲁登道夫则激动地宣称，必须在国内加强纪律，同时还应“在犹太青年中强 行征兵，因为迄今为止他们还未有多少人入伍”。     在国内面临叛乱、前线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希特勒更常与人争论，并大谈特谈赤色分子 如何进行欺骗。然而，希特勒的声音却被后备部队的抱怨声所湮没。据施密特说，在这样的 时刻，希特勒“变得怒不可遏，常厉声高喊说，战争败就败在和平主义者和退缩者手里。” 一天，有个见习军官说，再继续战是蠢举；他竟遭希特勒的袭击。两人拳脚交加，最后，在 受了不少惩罚后，希特勒击败了对手。施密特回忆说，打那时以后“新来者都鄙视他，但我 们这些老同志却更加喜欢他了”。     ４年来，丧失人性的阵地战，如同在许多德国爱国者身上发生的一样，使希特勒无比憎 恨国内那些“在祖国身上背后插刀”的和平主义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们 ，都满腔热血，发誓要对这种背叛进行报复，从中也就产生了未来的政治。１９１４年的希 特勒决不是睡眼朦胧的志愿兵。４年的战地生活给他带来了归属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 自信。他曾为德国而战，而且是真正的德国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气力，长大成人后 有自己的自豪感。入伍时，他还是个不成熟的青年，尽管在维也纳受尽了艰辛活了２４年， 但仍非常幼稚；现在，他已是个成熟的人，准备在世间争取一个成熟人的位置。     ９月初，十六团开回弗兰德斯。由于是后备部队，也就允许士兵休假。他与一名叫阿伦 特的同伴一同回到柏林。在首都，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肯定使他厌恶。他也在希皮塔耳老家 住了几天。在他回团后几星期，十六团第三次开进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没在科明尼斯附 近的野地和山间。１０月１４日，在威尔维克村附近，希特勒受毒气进攻而双眼失明，不久 ，视力得到恢复。但在１１月９日听到德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时，他的视力得而复失。此后几 天，他听到许多声音和看见了幻影。

（４）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 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 时其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 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 ，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 ——那是１０月６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 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 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６艘战舰抗议。在基 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 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 ，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１１月７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 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 。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 在狱中蹲了９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 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 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 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 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 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 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 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 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 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 ，仅放了数枪，拥有４５，０００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 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 。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１１月９日，德 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 特。这是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 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４８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 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 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 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 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 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 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 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     两天后，凌晨５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 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１１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时 ，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 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 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 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 ，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５）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 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 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 ；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 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 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 ８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 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 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 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 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 。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 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 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 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 ，“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 中，在慕尼黑以东约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 。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 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 ，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６）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 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 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 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 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 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 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 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 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 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 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 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 ，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 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 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 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 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 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 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 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 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 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 ，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 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处在绝望 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 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 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 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 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 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 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 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２４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 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 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 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４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 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３，５００万选民中，３，０００万 人为国民议会的４２３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 ，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１５％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 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４０％的席位；极左派“独立 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７％。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 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１５０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 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２ 月６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 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５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 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 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 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７）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 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 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１９１８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 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 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４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 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 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 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 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 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 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 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 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 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 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 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 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３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 卡特笑了。“当然有！”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关于犹太主义 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 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 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 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 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８）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 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１１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１８个马克。事 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 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 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企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 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１月的选举为中产 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２月２１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 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 ，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 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 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 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师）为首的完全 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７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 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 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其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 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倾巢出 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它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 们占领了当地３０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 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１５００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 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 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３月５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３万名军队进城。叛乱者 被挨座楼房驱走；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 弹。经４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 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１５００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１万人受伤。然 而，叛乱精神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 。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     “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３ 月２２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 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 是犹太人，在３２名委员中，有２５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 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４月４日傍 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２０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 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 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 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这是个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现实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领导人是诗人恩斯特·托勒。他 的主张包括要求改革戏剧、绘画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使人类精神得以自由。内阁由一群怪 人组成。例如住房委员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须一律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然而，这群 怪人皇冠上的珍珠还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选为外交委员（即使在精神病院住过一 些时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齐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 发了一份措词激愤的电报，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偷了部里的厕所钥匙；并向伍尔登堡和瑞士 宣战，“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６０辆机车。”     ４月１３日，棕榈主日，当原总理大臣，即那位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试图用武力夺取慕 尼黑时，革命也就到此告终。即使拥有像希特勒等那样战功卓著的军人，他却从未有机会起 事。其中一原因是，为了阻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应保持 中立这话的人是对的！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伙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站岗的革命卫士！”虽然希 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卫戍部队保持中立。到黄昏，“霍夫曼起义”仍被粉碎，政权落入了赤 色职业分子手中——由欧仁·莱维内领导，他是圣彼得兹堡人，父亲是犹太商人。他们是共 产党派往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在逮捕了诗人托勒后，他们立刻将政权变为真正的苏维埃。 然而，他们违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暂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要避免动武的严格的党令， 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派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为重新夺取慕尼黑而仓促 纠集起来的８０００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离城只有１０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刚被共产党逮捕的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从狱中一出来，便跃上一 起借来的马，赶赴战场，像旧时的武士一样，决心“为革命而战斗”。４月１８日，这位红 色的骑士指挥部队向霍夫曼发动进攻。但由于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个个人主义者，坚持 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顾。首先，他拒绝炮击达豪，企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其次，当战斗打 响时，他率领士卒进行战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慌忙后撤。苏维埃领 导人下令枪毙他所俘获的军官。不用说，他又把他们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狱。     达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以出奇 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执行得卓有成效。到４月２７日，慕尼黑已被完全 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来。水兵们抓了 反犹的“图里会”的７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１００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 德中学。     ４月２９日，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 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间，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获释，以进行 最后抵抗）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 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５２名俄国战俘和枪杀１０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下令将关 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 最少有２０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作了报 告。于是，他们便下令拂晓进城。５月１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 倾泻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 命力量解决了。“自由兵团”的部队到处都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安广场 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不仅在苏维 埃俄国，而且也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正在自由地、公开 地庆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和逮捕红色领导人。 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 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卍字钢盔，高唱着“头戴卍字盔 ，黑白红袖章……”     到５月３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６８条生命。当然，此 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３０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     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２１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 死。数以百计的人被在类似的情况下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 “以示警戒”。另外，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 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 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 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拙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 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 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批准这些暴行“从目前所掌握情况看，慕尼黑苏维 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期巴达 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约１０００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 “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 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沟。

（９）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 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 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 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 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 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 事件。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８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 了条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 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 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 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最少 达１５年之久，莱茵河右岸３０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 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１０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 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 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 。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 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 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 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 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 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 ，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 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 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 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 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 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 ，“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 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１１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 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 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 ；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他圈里人的结论 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 ，“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 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 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 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 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 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魔似的。 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 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 ，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 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 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戒员。“我以 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讲演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 感觉而不是凭知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 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 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 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 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 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 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 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 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 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 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 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７月１２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５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 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 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 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 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 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 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 约５０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 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 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 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２４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 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 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 。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 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 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 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 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 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 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 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 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Ｖｏｌｋｉｓｃ ｈ－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 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Ｖ ｏCｌｋｉｓｃｈ）。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 政治小组”。     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 “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 备会议于那年１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二十 四五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 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 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 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 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 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 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 上容忍。两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彩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 雪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６人委员会外，它没有多少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 ，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此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 人）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 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 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 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个独眼龙，一个绝对无畏的人物，一个能为此采 取行动的人物。”     ９月１２日，希埃尔少校令他前去参加小小的“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如果说有什么 有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希特勒就是一位。当晚黄昏，希特勒踏进了位于赫仑大街的一家 小咖啡馆——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里边已有４０名左右工人。     主讲人原定系诗人埃卡特。他因病缺席，主讲人换成了经济学家弗德尔，他的题目是” 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因为在受训时期曾听过弗德尔的课，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 。很明显，这不外乎是另一个“从地下冒出来，很快便销声匿迹”的组织。再明显不过，他 的创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将其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晚的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一 讲完，希特勒便松快了。一宣布自由讨论，希特勒便要离会，但某种东西“驱”他留座。几 分钟后，希特勒便在痛斥一个教授——因他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支离出来。希特勒以干练 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１５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把话说完前，像一条落水狗，离 开了大厅。”     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使德莱克斯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秘书耳语说：“此人有 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对这个戴着眼镜、其貌不扬 的先生连尊姓大名都未记住。像一个宗教狂一样，他将自己的小册子，一本只有４０页、封 面为粉红色的小书，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唠叨着“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请你再来”之 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样，又患了睡不着觉的毛病，便开始往地板 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天亮前，“观看这些 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 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５时左右，他仍双眼大睁。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着老鼠的滑稽动作，想起 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觉得奇怪：第一页就把他吸引住了。” 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在眼前展开。”次日，书中的思想和语句不断闯进他的脑海 。“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词，以及它的预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将把 丢掉了幻想、遭受剥夺的工人，连公务员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也吸引过来，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便淡薄了。后来，他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德国工 人党”的党员，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请参加将于下星期三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自己 建党，无意参加任何现成的党派，便拟作出愤怒的拒绝。但，“出于好奇”，他又决定前往 ，再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此次会议在赫仑大街的另一家低级咖啡馆（阿尔特斯·罗森巴德）内举行。通过灯光昏 暗、空无一人的餐厅，希特勒来到后面，发现四人围桌而坐。内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 者。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了他，祝贺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 长着大嘴的奥地利人了！”他曾对一名委员说过）。德莱克斯勒解释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 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体育作家终于来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首先宣读了前次 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７马克５０芬尼克。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 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 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 没有纲领，没有传单，连一个橡皮图章也没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飞快地扫了几个委 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模糊。     他之所见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尔 后两天内，他内心不断在打架。理性告诉他应该拒绝，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 界，而这个荒唐可笑的小组又有一个卓绝的优点——它还未“凝成‘一个组织’，使个人有 机会施展个人活动”。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耳上尉作了汇报。梅耳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 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 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 据梅耳上尉说，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耳的办公室，要求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工人党 ，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他的愿望在军队 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为此，开始时他每周拿到了相 当于现时贬值后的２０金马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 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 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 令对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４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 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 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 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 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 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Ｅｎｔ eｅｒｎｕｎｇ”（Ｅｎｔ eｅｒｎｕｎｇ一词 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 掉）。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 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第四章　一个政党的诞生                               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１）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 ，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 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 委员会实际只有７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 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１９１９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 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４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 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 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 ’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 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５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１７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 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 ７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７人， 原来的７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 从１１人增至１３人，最后达到３４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１０月１６ 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 ，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７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７７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 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 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２０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 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 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 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３ ００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１１月１３日，第二次群众 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１３０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 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４人；入场券每张５０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 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 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 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 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 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 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 憎恨带来１９１８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 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 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１７０。１２月１０日， 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 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 ，在一个有７０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１０次也开得起。他说， 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 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２００。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 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 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 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 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 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５０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 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 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 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 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１２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 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 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 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 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 ，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 ，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 。“我的小姑娘常爬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 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１９１９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 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 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 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２５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言，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 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 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４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 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７时３０分开始。７时１５分，当希特勒步入 霍夫布劳斯酒店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２０００人。他高兴得“心 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约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 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讲演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 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 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 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 讲了近１０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 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气在空中飞舞。用 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 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 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 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 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湮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 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 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 ，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湮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于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 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２０岁的学法律的学 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 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用的华丽的词藻后，他的讲 演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 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使弗兰克印象最 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２５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 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 ；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 ；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地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 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 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 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 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１９１４年８月２ 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 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 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 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 ，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上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 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 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 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气，“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 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 是他的名。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的报纸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 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１００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发 了党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５０１，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 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５５５。

（２）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 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慕尼黑有位内科医生，他相信星宿的摆动，还宣称，这给了他在任 一人群中辨认出犹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 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头发剪得整整齐 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 现在在国防军里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 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小组（“铁 拳”）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 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改变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 工人阶级性质。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 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在不久前罗姆接 替了梅耳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你”。这样亲密 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 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作 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应是 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相差２１岁），背景又不相同 （埃卡特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 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 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３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 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讲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 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 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 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的角色（福尔斯达夫系莎士比亚戏 剧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译著）。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 衣，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 要解放德国的人。”）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 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 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 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 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 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 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 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 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 。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妆成小贩，这样，他们一 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３月１３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 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 大失败，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 ，卷进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他们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 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 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 ，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１１岁的小 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 “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 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叇叇 派艺术家之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 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     快来呀，孩子们，     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     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 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 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 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 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叇叇派剧 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 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 权；至３月２０日，一支拥有５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地域。同一天，共产 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 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４月３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 。“如果告诉了你们”，“自由兵团”一名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说我在撒谎。 决不饶恕……我们甚至枪杀了１０名红军的红十字会护士，原因是，她们身上带有手枪。我 们将这些小姑娘杀了，杀得很开心——她们是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的呀！绝对不行！带 枪的就是敌人！”     当希特勒和埃卡特从慕尼黑乘着令他们恶心呕吐的飞机来到柏林时，卡普起义已近尾声 。他们从机场直接前往帝国总理府，与卡普的新闻代表、匈牙利犹太人特莱比希·林肯进行 了交谈。此人是个冒险家，又有点流氓习气——在纽约，他曾被当作德皇的奸细逮捕。他告 诉他们，卡普人刚刚出逃，他们还是不要暴露身分为好，免得被人逮捕。据称，当发现管事 的是个犹太人时，埃卡特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说：“走吧，阿道夫，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平时，鲁登道夫正准 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 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 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 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３月３１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 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５０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 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４１ 号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 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１５英尺，宽只有８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 。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 它作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 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 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 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 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 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 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 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 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 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 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 ，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 。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 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 演１５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 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 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 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 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２ ４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 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１９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 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 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 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 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 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５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 ，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 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 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 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 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 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所作的观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 “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 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 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 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 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１９２０ 年８月１３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 ，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 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 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 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 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 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 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 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 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 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 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 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 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 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 “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 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 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 中年市民们。早在１９１３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 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 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 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     “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     “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 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 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 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 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 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９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 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 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 。”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 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 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 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 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 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 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 ——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 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 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 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 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 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 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 罪恶的涵义。

（３）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 “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 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１９２０年秋初，叛逆者—— 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５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 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 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 几乎达９０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 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 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２３７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 。投票反对的有１５６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 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 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 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 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 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 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 ”，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 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 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 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 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 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 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 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 。“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 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 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 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 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 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 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 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 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 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 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 ；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 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 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３０００。他 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 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８０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 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 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 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 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 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 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 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 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 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 。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 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 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 ，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１２月１７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 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 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 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１８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 笔款子。     次日上午８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 ，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 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１ ９１９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６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 的医生在内）募得３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１０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４ 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 作好了准备。

（４）     一个月后，即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 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 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 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 变都倍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 极短的期间内，希特勒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周围人们的支持。这些追随者——罗姆、斯 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 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 的。因为只有４１１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 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 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１２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 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 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１３４０万金 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 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 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２月１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 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 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 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 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６０００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 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 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卍字旗，在 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１０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 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 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７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 。１０分钟后，情况稍好；至７时４５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其房门口还排着 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 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 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 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 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 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 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起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 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２０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 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 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 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 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 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 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 ３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 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 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 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 。从１９１９年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６月，发生在德国的３７６宗政治谋杀案件中，２２宗系 左派所作，３５４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１５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１４个月。 １０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 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 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 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 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 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 ，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岐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强和群众对他们的 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 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 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 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 。７月１１日，他宣布退党。３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 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 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 有铁一般坚强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平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 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 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委员会在１８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 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 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 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佣来的之类——都太荒 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８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 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 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 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词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 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作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 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决定于７月２９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 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年轻，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与 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 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 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进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 ，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 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一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 的主席。投票结果是：５４３票赞成，１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后， 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因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 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们将恪守元首原则。     与此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未颁发总令，也未加强纪 律。相反，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用来维持政治大 会秩序的那个召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 支编外部队于８月初建立，名曰“体操运动师”。据党的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目的“是 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 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 政治工具。同时，由于他们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逻，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 是，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核心是 “自由兵团”各部，他们对早期的战歌也略作修改：     头戴卍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党这个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备将党引上一条新的 、更加“革命”的道路。在尔后数月内，他调唆起一系列的公开挑衅事件。这次骚动开始时 ，从表面上看，所有行动都是无意的：街上某犹太人受袭击，不法地挥舞旗帜，散发小册子 ，还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４日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巴伐利亚 团”是个联邦主义者的组织，它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却反对其集权主义。正当该团的 领导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险的反对派”的工程师巴勒斯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 步进场。在此之前，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已被安插在前排听众中。见希特勒进来，他们全体起 立，高声喊叫，为他助威。数以百计的安插在听众中的党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 尔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声呼喊说，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此 话一出，听众便同声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发言权让给”希特勒。为了防止争吵，有人关 上了电灯。结果却是混乱。灯火重新亮后，冲锋队涌上讲台，将巴勒斯特团团围住，将他痛 打一顿，并将他抛进听众席里。     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希特勒毫无悔改之意。“没有什么”，他顽固地说，“我 们达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没有讲话。”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 们将因扰乱治安而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所激励的却是暴力。１１月４日，当希特勒在慕尼 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讲演时，暴力事件爆发了。晚７时４５分，希特勒进场时，大厅里挤满 了８００多人。妇女们被通知坐在前排，尽量远离太平门。这番警告并未把马格达莲娜·施 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对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 “我激动过分，并不真正害怕。麻烦就在眼前，这是明显不过的。厅内多数人都是赤色分子 。”事实上，来自马非工厂、伊萨利亚仪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着敌意的工人，在人数上远远 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亚政府的暗中保护，因为总理冯·卡尔 已被迫辞职，让位给了更温和的温和派。     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来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门关闭。 他对冲锋队员们（约有５０人左右）说，他们效忠运动的机会到了，“除了死后被抬出去， 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他们的理论是，进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发现暴力的迹 象，就立刻袭击。“回答是三声‘万岁！’一声比一声粗。”希特勒这段带浪漫色彩的叙述 ，在他的追随者的回忆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无疑问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样，他的追随 者们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必须靠战壕里出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才能为祖国恢复荣誉 和光荣。     正当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工人们高声喊叫，以示威胁。希特勒置之不理，继续前行。 此时，赫尔曼·埃塞已站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叫大家安静，准备开会。他跳下台，希特勒 登台开讲。开始时，会场上传来“呸！”声，但是，即使前来讥笑的人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 。这样，他便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讲了半个多小时。不过，他的对手们正在等待时机下手 ——他们把不计其数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当武器。猛然间，某人打断了他的讲演，希 特勒大声反驳。大厅内，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有个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个 啤酒瓶朝希特勒脑袋飞去。接着又有七八个飞将过来。“蹲下！”前排的小伙子们朝妇女们 喊道。施威耶太太应声蹲下。“除了怪叫声，啤酒瓶的乒乓声，扭打声，被推翻的橡木桌椅 声和木椅的折断声，你什么也听不见。厅内，他们大打出手。”     出于好奇，她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仍站立不动，尽管啤酒瓶在他周围四散乱飞。数量 上处于劣势的冲锋队员们，大显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时，敌人全被赶下了楼。看上去 ，厅内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     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赫尔曼·埃塞的声音：“继续开会。请发言人继续演讲！”     希特勒继续演讲时，他的冲锋队员们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 掌声四起。就在这时，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大声喊道：“散会！散会！”

（５）     霍夫布劳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证明，只有不惧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 希特勒及品德国全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威振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 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实抓住 希特勒挑衅的把柄。新政府发给希特勒一张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较量。     他之炫耀武力，是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众表示不满的先兆。那年早些时候，德国拒 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法军和比利时军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以示制裁。 两个月后，盟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２０亿马克，连同德国出口总额的２５％， 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便将鲁尔区全部占领。     温和而保守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却屈从于盟国的要求。 这个投降行动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暗杀 “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维护法律 与秩序的德国人，许多都把杀人凶手当作英雄来欢呼。     １９２１年年底，国联宣布波兰将收回上西里西亚（五分之四的矿山和重工业均在该 处）。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义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来临和马克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 困难，都加剧了德国人的不满情绪。１９２２年复活节星期天，外交大臣霍尔德·拉德诺突 然转向东方，在拉巴罗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剧。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 之流，由于不懂得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举愤怒万分。德国从 政治孤立中振兴，对西方盟国是个严重打击。对此，他们硬是视而不见。     德国与俄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 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 决心违背凡尔赛条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 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 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 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 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 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原因是他们与苏维埃人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 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条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 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纳粹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 。６月４日，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交上了恶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 ２０００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 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 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 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 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 司机“睁不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 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 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绝的期间，他不得不重新 检讨其沸腾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看书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 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 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讲演，题目叫《自由国 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阴谋的痛斥。 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 ；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 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 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 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 ，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 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１９２２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 ，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 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 “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 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 ，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 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 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 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 上。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 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 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 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 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 ，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 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 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 。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 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８月１６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 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 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 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卍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 成６个纵队，打着１５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 人群，共有１．５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 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 勒）回忆说：“一会儿后，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 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 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 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 “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 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 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只破 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 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４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 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６）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 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 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 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 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 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 １９２２年９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 ”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 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 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 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 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 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 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 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 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 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 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 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 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 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 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 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 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 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 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 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 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 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 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 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 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 北约１６０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 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１９ 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６００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 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４２人演奏的 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 共有７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 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 ，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 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 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 ，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 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 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８００。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 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 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 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 面的是８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 。希特勒和７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８００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 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 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 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 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 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 ，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 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 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 ，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 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１５００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 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 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 ，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 ，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 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 ，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１０月２８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 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４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 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                                    （１）     到了１９２２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 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 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 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 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 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 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８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 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 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２７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 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 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 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 ，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 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 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 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 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 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１９２２年秋天的 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 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 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 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 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 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 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 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 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 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 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 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 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 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 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 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 ”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 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 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 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 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 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 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 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 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 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 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 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 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 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 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 ３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１９１１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 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 ，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 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 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 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 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 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 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 ，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 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 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 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 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 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 ，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 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 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 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 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 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９２２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 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 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 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 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 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 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 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 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 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 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 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 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 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 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 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１９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 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 。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 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 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 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 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 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２）     １９２２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 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 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 ，“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 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 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 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 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１１月１５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 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２８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 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 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 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 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 ，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 （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 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 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１２００名我从未见过 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 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 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 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 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 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 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４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 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 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 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 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 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 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 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 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 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 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 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 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１１月２２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 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 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 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 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 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 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 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 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 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 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 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６．４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２２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Ｌ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 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 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 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 ；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 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 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 ，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 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 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 特勒只有１０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 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１０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 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 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 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 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 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 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 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 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 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 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 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 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 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 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 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 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 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 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 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 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 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 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 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 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９５％我赞 同，其余５％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５％，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 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 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 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 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 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１２月５日，使馆的领事罗 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 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 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 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 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 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 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 。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 越严重的关切。１２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 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 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 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 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 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 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 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７５％的人 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 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 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 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 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 ”的人们。

（３）     １９２３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 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１月１１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 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 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６７５０∶１跌至５００００∶１（１９１８年 “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７．４５∶１）。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 ”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２０马克的纸币，由７个办公室人员抬着， 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４９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 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 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１月２７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 行７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 ，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 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 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 ：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 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 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 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６０００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 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 ，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 ，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 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 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 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 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 “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 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 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 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１０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 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 。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 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 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 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 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 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 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 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 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 （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 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 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 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 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 馆里和平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 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 餐馆留座，在平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 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 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 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 ，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 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他的管家。自与妻 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 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 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 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 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     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 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 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荻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 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 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 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 散架子。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 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 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振动音吹口 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 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 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 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罗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 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 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 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 ，拉拉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 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 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划，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 “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     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 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１９１４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 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 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 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 。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 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 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１０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１９２３年年初 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 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 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 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 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 ，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 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 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 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 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 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 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 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 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 “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 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 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 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 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 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 ，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 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 。”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 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 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 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 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 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 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 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 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 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 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１０００美元，还不给利息 ——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 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 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 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 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 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 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 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 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４）     １９２３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 ，为党筹集经费。４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尔夫”牌的老爷 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 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 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 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 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他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 馆内，希特勒站在雷姆卜兰特的《戴金头盔的人》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 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 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 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     次日，他们离开了柏林，避开了萨克森，绕道回家。一路上，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 ，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指手划脚地进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 他甚至背诵了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借以嘲笑自己。“高兴时”，汉夫施坦格 尔回忆道，“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加工后的这首诗，使我们全笑出了眼泪。”     他们在理查·瓦格纳的家乡的莱特作了逗留，还讲了节日剧院，是看门人带他们进去的 。舞台上的布景仍是为《飞行的荷兰人》而设的。自１９１４年宣战以来，此剧一直在此上 演。看见此布景，汉夫施坦格尔乘机指出，此剧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 计的。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纳的书房——书房的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 和职员们的教诲之词。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时，希特勒提起了莱比锡城外他们所见的那座纪念 “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他对此所作的评论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说：“在 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这话表明，罗森 堡及其俄国朋友们又在向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反驳说，与俄国交战是徒劳无益的，需 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末，未来的战争你 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 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４月１３日，他直接遣责他们，说他 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 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 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 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 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是 犹太！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感情 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２００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 者申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 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 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 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 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 ；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讲坛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 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 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而还能向上挥动起指挥棒， 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 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 “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 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 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 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 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 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 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 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 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 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 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 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 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 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 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 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凯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 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 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１９ ３１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平 海中，这种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 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 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 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 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１９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 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 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 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 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 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 —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 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 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５月１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 。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 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４月３０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 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 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 “６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 他们未作出反应。”     ９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１３００余人。他们持枪站在 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 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 。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 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 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 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 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 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 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 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 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 的指挥官喊道，“５月１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 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 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 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 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 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５）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 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 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 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５月２６日 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 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 ，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 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 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 ，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 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 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 ：“……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 ，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 ”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 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 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 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 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 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 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 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 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９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９月１、 ２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 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 产生的“热情，是１９１４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 ，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 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 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 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 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 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 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 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 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 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 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 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 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 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 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９月２６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 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 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 即将于次日举行的１４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 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 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 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 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 ，“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 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 、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 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 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 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 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 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 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 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 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１９２３                                   （１）     １９２３年９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 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 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的行 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 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 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 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 （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 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对某事” 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 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容格的热 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 ：“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 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 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 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８６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 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 ６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 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 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 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 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 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 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 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 。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 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 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 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 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 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 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 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 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２）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 到１０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１９１３ 年的３０００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 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 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额为１０００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１０亿马克（ＥｉｎＭ ｉｌ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５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 了２００亿马克。这２００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８００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 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 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 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 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 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 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 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 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 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 。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 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 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 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 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２０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 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 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 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 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 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 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 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 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１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３．５万名新党员。到１０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 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 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 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１０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 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 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 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 。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 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 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 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 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 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 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 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 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 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 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 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 ”。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 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 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 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 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３．２万 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 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 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 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 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 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 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 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 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 “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 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 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 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 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１１月４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 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 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 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 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 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 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 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 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 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 ，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 ，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 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 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 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３）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 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 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 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 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１０月３０日，分裂爆 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 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 “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 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１１月１日，他们 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 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 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 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 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 。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 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１１ 月６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 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 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 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 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 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聘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 ，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５１％，他就参加。“不过，如 果只从骚扰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 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 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１１月１１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 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５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 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 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 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 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 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４０００名武装起义人员对２６００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 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 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 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 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 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 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 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 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 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 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 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１ １月８日凌晨３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 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 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 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 ，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 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 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 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 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 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 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 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 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 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 ”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７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 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 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 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 。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 晚９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 —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 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 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中。他问，那晚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 堂？他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 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 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 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 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 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 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 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 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 ，”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 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那时是晚８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 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 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３０００人就座。官员 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１２５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 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 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 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８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 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 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 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到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 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 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 但，实际上给开道的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 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遣责 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 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３０亿马克 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气酒。满载其他 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时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 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 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涌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 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 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 张好桌子一样。２０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 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 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 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 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 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 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 。一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涌去，但被 警告回去。反抗的，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 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 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 些人看来，他已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 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一邻屋 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 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 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１０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 ，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 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 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 ，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 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 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 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 ”，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 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枝机关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 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他急忙喝了 几口气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 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     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 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的这次行动的矛头 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 ”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 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 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 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起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 ，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他的讲演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 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 ；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要领导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 军，拯救德国人民！”（*巴别，《圣经·创世纪》中的城名。——译注）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 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 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 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 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 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 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 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 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 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 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 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 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 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 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 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 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 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 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 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５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 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１１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 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 鲁登道夫明白，“这是个有关生死或许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 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 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 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 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神经病医生！”

（４）     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 回响外，还挤满了２０００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 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 ，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 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８时４０分，即在他 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 继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 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疾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 喧齐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 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撒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 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 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 地下室里的３０００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 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 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 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斯特拉塞，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 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 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 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 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 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 机。令人不能置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 和军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尼林总理、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 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 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要赫斯将 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 ，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 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 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 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 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 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试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 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 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 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 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 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 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有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 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 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 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 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起誓言的！     上午１１时，随着１０００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 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 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 （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 着卍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 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士官生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 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 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 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 。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先生曾在众目 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 ，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 ”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 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 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 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汇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 和卡尼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１９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 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１９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 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 特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特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 ，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 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 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 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 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 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作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１２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 ，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 会见希特勒。“经数八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３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 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 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 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 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 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 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 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 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 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 “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 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 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 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 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 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 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 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 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 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 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 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 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１０分钟内不出来 ，他们便开始进攻。１０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 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 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 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 前往１９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２时５５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 ”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     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 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冯·洛索夫     在１９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 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 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 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 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５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 由被废黜的步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 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 之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 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 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 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 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 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 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 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 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雪。士兵们明白，情 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 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５）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雪仍在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 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 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 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 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 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浪漫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 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茄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 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 ，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 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 续作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 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１４６０５百万 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 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 ，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 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 。不对劲。”     “看看再说”，斯特拉塞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 不遵守对元首所作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 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那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 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划脚，用肮脏的语言和宏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 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 自的岗位。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 楼——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 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９时３０分抵达警察 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 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 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卍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 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安 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 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 得以安全上车。”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 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 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卍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气扬。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 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 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撒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联接市中心和平酒馆的 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 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１０人小分队腼腆地奔回啤酒馆 去了。     在伊撒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 卖！”他们的恐惧不是不无道理的：上午１０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 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 没有动手。邦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在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 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 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 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齐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 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作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 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 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 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１５０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 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 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 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 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公众舆论的反应如何，然后再看看卡 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毕竟，这些先生们还不致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放 机关枪的程度。”向城内进军的决定就是这样作出来的。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是不会阻碍游行队伍前进的。不久前，他曾向一位友人保证： “巴伐利亚国防军要是反对我，那天都会塌下来。”希特勒也同样坚信，无论是国防军还是 邦警察，都不会向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开火——游行时，他将在前排率众。于是，希特 勒便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绝望、最大胆的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 下达了命令。与此同时，在啤酒馆外，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开始集合游行队伍。１１时３ ０分许，正当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埃卡特旋即从外面走进来了。从前，他们是心腹 之交；现在呢，希特勒“脸色难看，生硬地说了一声‘你好’。”在会议室外，这位受冒犯 的作家，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了冷遇。将军只朝他“漠不关心地歪了歪帽子”。     游行队伍迅速地组成了。由于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的乐师们既没有吃早餐又没领到工 资，在履行公事式地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一个个都走了，所以 ，游行队伍没有乐队开路。为首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打着卍字旗和黑 白红三色旗。跟着旗手的是起义领导人：希特勒在中间，施勃纳·里希特在旗右，鲁登道夫 在旗左。旁边是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 —他头戴涂一白色大卍字的钢盔，身穿一件漂亮的黑皮衣，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 上去，既威武雄壮又罗曼谛克。他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 的主意被否决了。元首拒绝了这个计谋；他不想要什么烈士。     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是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彼此并肩而行。左方是希特勒的百人卫 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身上还挂着手雷；右边是“奥贝兰联盟”；中间是经过战 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接着便是穿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有的穿制服或世界大战时期 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有的穿工作服或商人服。步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学生 、店员、中年商人和脸孔严峻的流氓中间。队伍的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上的卍字臂章。大部 分人都手持步枪，许多还上了刺刀。其他人，特别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戴着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执着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很不妙”，之后，他阴 郁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苍白而严峻。在寒冷中 ，他手持垂帽，身上穿的是那件人们所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狩猎茄克，外加一件大 衣。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中午时分，散兵游勇式的队伍出发了。１５分钟后，两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 ，碰上了一小队警察。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的指挥官迎上前去，下令他们停 止前进，否则就开枪。他转过身去，令手下子弹上膛。他正在说话，那边传来号角声。精选 的尖兵端着刺刀，朝警察四下围了上来。喊道：“别向自己的同志开枪！”警察犹豫了一阵 。这样，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赵义部队便通过了。过桥后，他们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 街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人在欢呼，并在挥舞卍字旗。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 情鼓舞了游行队伍；他们不由得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他们自动唱起了最喜欢唱的 《冲锋之歌》。当队伍来到伊萨托尔时，作家埃卡特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 第一排的脸孔严峻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在说，‘你在哪儿呢 ？’”     寒冷的人们，口中吐着白气，继续前行，未再受阻。１５分钟后，涌进了马利安广场。 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广场上依然飘扬着众多的卍字旗。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依旧在迎风招 展；一大群人在唱着爱国歌曲。此时，游行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觉得应返身回啤酒馆 ；其他人则认为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拯救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 右走，进了威因大街，朝奥德昂斯广场走去。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对自己说：“鲁登道夫那 样走，我们当然与他一块儿去。”鲁登道夫将军原未作此筹谋。“在生活的某些时刻，人们 只凭本能行动，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到罗姆那里去，把他弄回来。”     身披深棕色大衣、体格魁伟的鲁登道夫，出于一时冲动，向右走去，却把起义部队带至 与政府军劈面相遇的地方。不到几分钟，游行队伍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地方之一——议 会大厦。这里，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了去路。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高”， 勇往直前。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下望，发现她崇拜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并肩沿狭 窄的统帅府街走去，觉得很是惊奇。前面，在奥德昂斯广场，一小群一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 士兵，正争先恐后进入阵地，拦阻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容纳８人并肩前进。希特勒挽着施勃 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昂首阔步，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正前方， 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挥的邦警，封锁了去路。面对正在前来的队伍，戈丁喊 道：“二连，跑步，走！”     邦警慢跑向前，但起义队伍并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端*？刺刀或举起手枪。戈丁用步 枪将两把刺刀拨开，“高举的枪把他们后边的人打倒了”。突然一声枪响。戈丁听见，子弹 从他头顶飞过，打倒了一名下士。“我的连队立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住。接着，我还来 不及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了，一排子弹扫了过去。”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游行队伍和旁观者四散奔逃，秩序于是大乱。第一批倒下去 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弹。另一个倒下去的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 前，挡住了射向他的五六颗子弹。倒下去时，格拉夫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他拉倒在地，造 成后者左膀脱臼。在另一旁，施勃纳·里希特也尽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 的忠实仆人（曾被令回家），正躺在柏油路流血。他的朋友埃格纳，即正在死亡的施勃 纳·里希特的仆人，连忙朝他爬去。他已丧生。有人从他身上跨了过去——那是鲁登道夫将 军。他一手插进衣袋，昂首阔步，朝交火线前进（*多数报告都把鲁登道夫描述成一个无畏 的勇士，说他是站立着，而希特勒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原因是他跌倒在地——即使他脱臼 之臂可以说明他是被拉倒在地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原可以就地卧倒的，因为他是身经百战 的军人。罗伯特·墨菲作证说，“鲁登道夫与希特勒两人的行动一模一样，像千锤百炼的战 士。两人同时卧倒，避开了雨点般打来的子弹。”另一个目击者，一个守夜人称，他也看见 鲁登道夫卧倒在地，“以一具尸体或伤兵”作掩护。另一个守夜人证实，一排枪响后，无人 还站立着）。     希特勒躺倒在地，以为左臂已中弹。同志们纷纷前来掩护他。１８人被射杀在街上，其 中，１４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４人是警察。这１８人，顺便提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 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在前排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拥挤在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响 起了鞭炮声。接着便传来谣言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双双被射杀。起义者争先恐后地后逃。     鲁登道夫大步走过封锁线，与一中尉迎面相遇。中尉逮捕了他，将他押至统帅府。一进 入大楼，片刻前还像小说里的英雄的鲁登道夫，此时却成了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有个上校 提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很安全，他暴躁地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称他“阁下”。 此后他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仍穿制服，他将永不再穿戎装。     希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 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 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 他妻子的表兄弟（是个学植物的学生，名叫舒斯特）叫来，让他将孩子背走。在梅克斯·约 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 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 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 利安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 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 格托尔广场开去。在这里，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 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戈林所显示的“荣誉勋章”，并未能使他幸免于难。他大腿中弹，躺卧在人行道上。人 们将他抬至帅府街２５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了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 林是否愿意收留伤员。“当然，我们愿意抢救并收留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住的是犹太 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后，戈林被允许留下，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将他转移 至安全地带。犹太人可怜了他，他才得以逃离铁窗。

（６）     在马利安广场，以战斗姿态开始的运动却以人们疯狂地四散奔逃而告终，好像某种自然 灾害袭击了该地似的。一群起义者躲进一所青年女子中学，有钻床底的，有躲进厕所的。另 一群人闯进一家厨房，四下藏匿武器，或藏在灶下，或藏进面粉口袋里，或藏咖啡桶里。警 察到处搜捕叛乱分子；数以百计的人在街上被缴械。留守咖啡馆指挥部的，被这一灾难吓得 魂飞魄散，一枪未发便向警方投降，把武器堆好后，回家悔过去了。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 上尉，因省悟到顽抗已属无益，遂缴械投降。起义虽告结束，但从啤酒馆得胜回朝的警察部 队却遭到市民们的唾骂。他们高喊：“去！犹太保护者！卖国贼！猎犬！希特勒万岁！打倒 卡尔！”     在统帅府前当惨败的消息传来时，兰舒特的冲锋队仍在坚守阵地。谣言传开了：鲁登道 夫已死，希特勒受了重伤。格里戈尔·斯特拉塞收拾了残部，队伍“在痛苦中，在对卡尔的 出卖的失望中”开离了战场。在一座林子里，他们发现一支慕尼黑的冲锋队竟往树上摔枪。 斯特拉塞下令停止这种行为。枪将来还是有用的。兰舒特冲锋队团结一致，高唱着换了新词 的《卍字旗与钢盔》，趾高气扬地朝霍班诺夫前进。他们唱道，我们被出卖了，但仍忠于祖 国。     公路上还有另一群冲锋队。他们乘着小车押送着抓来的慕尼黑市议员——他们坐的是卡 车。在通向罗森海因的公路旁的林子里，车队停下来了。队长把俘虏领进林子，吓得他们脸 色惨白。他们觉得“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但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只不过是与冲锋队换穿衣 裳而已。这样，冲锋队员便可扮作市民返回慕尼黑。冯·尼林总理及其他主要人质也获释。 赫斯成功地将他们运至特根西的一间别墅里，但当他在给慕尼黑打电话询问情况时，看守他 们的青年战士竟被说服，用车送他们回家。赫斯不但丢了人质，还把交通工具丢了。     藏好武其后，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穿上借来的便装，潜回屠杀地，探听主人的情况。 到统帅府即被拦住；埃格纳向一名警官说明了身份。“经我多方求情，他才领我进去。在进 口处附近，摆着一具具尸体。我简直快疯了，我得在死尸堆中寻找他。”埃格纳发现，主人 躺在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仆人身旁。“我伤心极了，希望完全破灭。我于是便回到维登梅尔 大街的寓所。”施勃纳·里希特太太问她丈夫在哪里。埃格纳连忙撒谎，却瞒不过她。“我 还记得她的话：‘太可怕了，可我为什么要做军官的骗子。’”     汉夫施坦格尔失掉了一切行动的机会。他在家里。妹妹来电话说，起义部队正开进慕尼 黑中心。在街上，他碰到一个熟识的、筋气力尽的冲锋队员。那人说，希特勒、鲁登道夫和 戈林均已牺牲，国社党已经完了。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转身回家准备逃跑时，一辆敞篷小车呼 啸着在他身旁停住了。车内坐着阿曼、埃塞、埃卡特和霍夫曼。他们一同前往照相师家中， 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他只身前往奥地利。     希特勒从未想过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但由于所发生的不幸之事，使他被迫这样做了 。在离慕尼黑１０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 了弹。“发烧吗？”舒尔兹大夫问，“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什么被打断了 。”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医生困难地将希特勒的皮茄克、两件毛衣、领带和衬衣解下 来。舒尔兹发现，他的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无帮手，且又是在车内。他 用一块手巾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固定在身上，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于 是，他们继续南行。快到慕尔瑙时，希特勒说，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 。他令司机将“塞尔夫”藏好。之后他便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他们于下午４时许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 教堂不远。赫仑纳将三个筋气力尽的来客领至楼上的客厅。这时，希特勒开始痛惜鲁登道夫 和他的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地。他越来越激动。他说，正因为鲁登道夫可 靠，他才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格拉夫之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 。接着，他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出卖行为，并“发誓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继续为自 己的理想而战斗”。     赫仑纳建议他先睡一睡，因为他很可能被发现，需要力气拒捕。舒尔兹医生和急救员扶 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室，试图帮他将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肿得厉害，第一次尝试失败 了。再次复位时，希特勒脸呈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胳膊和肩膀绑 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在呻吟。     关于慕尼黑起义，外国报纸纷纷作出歪曲的报道：在纽约市，它被说成是武装起义，希 特勒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罗马（库尔特·卢德克再次代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磋商），午间各 报均说，皇太子卢伯莱希特已加入了革命党。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起义者不是被捕就是在逃。被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没有车，最 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通了电话，把走失人质的事告诉了她。她能否给他找 辆车来，将他送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离慕尼黑 有３０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 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他的主意）。 他们终于到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虽然教授认为这次起义“荒唐可 笑”但还是同意收藏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有其局限性——“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 ，而在于他的心肠和性格”——教授仍然喜欢他。赫斯非常沮丧；人质若未走失，起义就不 一定会失败。他想自杀。但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却让他去投降。这 个忠告赫斯是不会接受的。几天后，他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身去 了。不久后，他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伊尔塞——她病了。

（７）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 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无法成眠。希特勒把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找 来，并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去寻找贝希斯坦，希望能把他的车子弄来送他去奥地 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将希特勒的膀子治好，他要把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 的细心的助手带回来。     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连女仆们也紧张得无法进餐，只有不足三岁的埃贡才与 平常一样。人们将埃贡严格地看管起来，以免他朝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里。快到中午时 ，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 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他。他还 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两个医生走后，希特勒一再对他的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安全。接着，他便坐立不安， 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了一会儿，那末，次日清 晨邻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把他的精神粉碎了。那天是１１日，星期天。希特勒 直到午饭时才出现。由于吊着夹板，他无法穿衣，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 浴巾。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自己着实像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 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 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 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５时一 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 太太的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接着，他便直接 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马上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衣，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 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 ——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 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 ，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静自若地说，“你怎么能离开你使 之相信你之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起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她偷偷溜 了出去藏手枪。在隔壁房间，她首先瞧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便把手枪插进白花花的面粉里 。她匆匆赶回房，发现希特勒仍闷头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你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 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一一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 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 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相反——“这场运动此后 由你领导”。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 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了。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最令人吃惊的——警犬的吠叫声。 又过了片刻，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 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 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突如其来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大跳，竟不敢靠近 他。她招呼叫他们前来。众人进房后，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 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 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 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 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 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 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的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９时４５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 尼黑以西约４０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 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 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 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 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７号牢房。 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 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里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 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 复视力；这里，在南德，与他作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 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 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 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 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岐途”，莫勒写道， “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结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 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 。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 。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 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 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 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 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 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 的希特勒。

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１）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 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 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 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 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 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 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 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 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 。“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５００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 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 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 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 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 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７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 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 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 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 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 ，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 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 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 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 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 《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 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 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 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 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 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７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 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 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 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１小时又４５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 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 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 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 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 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 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 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 ，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 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 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 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 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 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 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 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 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 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 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 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 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 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 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 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 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 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 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 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 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 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 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 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７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 。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１ ２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 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 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 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 公爵探视了他，还从Ｂ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 。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 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 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 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 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 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 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 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 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 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 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 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 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 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 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 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 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 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 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 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 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 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 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 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 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 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 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 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１９２４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 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 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 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 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 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 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 。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 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 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 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４８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５％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 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 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 灾难。

（２）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１月８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 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 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 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 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 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 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 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 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 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１４ 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 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 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 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 ‘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 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１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 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 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 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 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１０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 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 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 人物也有能力购买。２月１２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 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４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 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 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 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 、鲁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 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 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 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 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 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 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 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 ，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 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 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 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 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 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 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 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 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 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 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 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 。“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 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 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 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 ”，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 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 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 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 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霍德·普 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 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３ 月４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 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 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 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４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 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 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 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 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 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 ，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 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 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 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 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 ，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３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 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 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 ，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 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 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 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３月１１日和１４两天 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 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 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 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 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 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 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 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 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 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 。“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 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 长篇发言后，竟宣布（我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 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 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 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 —“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 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 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 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 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 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 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 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 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１１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 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卍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 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 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 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 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 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 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 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 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 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 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３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 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 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 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 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 ，在判决后６个月内将我赦免。”     ４月１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 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 午１０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 。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 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 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１ ７０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 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５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 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６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 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 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 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 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 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４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 ，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 法庭对希特勒的３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 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１１月８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 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 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７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 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 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 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 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 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 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 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不反对的话，我将上传约翰*托兰著的《从乞丐到元首》祖国媒体不报道细节，看看约翰牛的！我从今天起上线就打击不落脚的人（希望反对不落脚的朋友 ... ZT: (某马甲)房价上涨背后的历史故事—从约翰.劳的密西 ... 为什么“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是“约翰 F 肯尼迪”号而不 ... 约翰牛的DPM风衣约翰牛的飞天救星约翰牛曾经的四代梦约翰·特拉沃尔塔的家不知道能否上传的图片（无内容，抱歉）我上传自定义的头像怎么显示不出来南水北调。不应该盲目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