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霸王别姬——大明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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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大明悲歌元前202年，楚汉决战垓下。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陷入重围，慷慨悲歌数阙：“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虞姬拔剑自刎。虞姬用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死，在历史上重彩浓墨的书写了一出悲剧。公元1644年3月里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大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遣散了三位皇子，并下诏要后宫妃嫔自裁以保清白。下诏后，他亲自巡视后宫，亲眼看着朝夕相处的皇后、妃嫔自杀。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向他求救，崇祯悲怆的大吼道：“为何生在帝王家？”，举剑刺死了自己的骨肉。此刻的紫禁城里，李自成起义军杀声震天。崇祯登上媒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34岁。其年是农历甲申，按《明史》的断代，明亡于当年。人们都把明王朝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袁崇焕一人的身上，把失败归结于崇祯皇帝，归结于李自成起义、满清入关。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虽然是总结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但都无一列外的把明朝亡国的原因简单的推在崇祯身上，连篇累牍充斥了“人治”的思想，把国家的成和败皆归于个人的成和败，以“有罪推定”的态度进入研究，先数落崇祯的不是，接着又数落李自成的不是，中间加入大量的“支蔓”，得出了故作惊人的“领袖论”。其立意，还未脱离“君君臣臣”的范筹。 亡国不是崇祯的意愿。清代张廷玉主持编撰的《明史》中说道：“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这段文字足以说明明亡的原因。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前人种下了亡国的“因”，崇祯承担了亡国的“果”。李自成和多尔衮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不论历史上多儿衮和李自成是否出现，多有几个袁崇焕也挽不回千疮百孔、油尽灯枯的大明王朝。明朝覆灭五年后，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俄罗斯也在彼得大帝的带领下，大踏步的走上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只是简单的完成了一次王朝的更迭，并最终在列强的枪炮，沦为半殖民地。大明实实在在是一位“历史美人”，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东方率先破土而出。明朝的覆灭，是封建中国在文化、经济和军事上刻骨铭心的另一出霸王别姬。灭亡总是有众多复杂因素构成的，这篇文章，查证了很多史料，希望能通过多个角度，揭示出一个国家兴亡的客观规律。一、【战乱战乱，越战越乱】[/center]中国是战争多发之邦，从三皇五帝到清末，有记载的战事发生了3791次。每一次大的战争对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破坏之惨烈，罄竹难书。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一样，承载太多的战乱。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明朝以579次战事高居榜首，清代以427次战事居第二，战国以384次战事排在第三位。明朝的战事比清代多出152次。但在战争性质构成上，内忧多于外患。自公元1368年明太祖以来，湖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蛮夷起事”从未间断，四川等地土司持续以武力反抗明朝的统治，共计400余次。发展到公元1637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更是让大明摇摇欲坠，终于在1644年覆灭；自公元1403年鞑靼扰边以来，大明与鞑靼的恩怨一直纠缠到公元1438年，历经了三朝统治者，耗时35载；自公元1370年起倭寇30余次侵扰大明海疆。明朝历任统治者，没有哪一人能回避战争这个课题。[center]〖“蛮夷”乱〗：[/center]从汉人蔑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为“蛮夷”这一点上来看，就不难理解明朝为什么会与少数民族之间有400多次战事。“起义”一词几乎贯穿明朝的历史。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两大特色，一是实行民族压迫，“尽灭诸罗，代以流官”；二是以夷制夷。查阅明朝的各地方志，尤其是云、贵、湖南和广西等地方历史资料，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处处可见。洪武年初，明朝水西（今贵州大方县一带）置宣慰司，并于1373年下诏当时的水西土司霭翠统领当地各宣慰。霭翠死后，其妻奢香代袭土司，而都督马晔实行民族压迫，企图完全取消土司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便制造借口鞭挞奢香，激起罗罗人的强烈不满。这场危机最终在明朝廷的调解下得以化解，但是苗民的反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370年，大明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建国才三年，湖广一带的慈利蛮便起事；明宣德元年（1426年）宣德六年（1431年），湘黔一带的苗族两次爆发起义，明朝动用军队12万众，耗时8年才平息起义；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邛水和清水江苗民又因不满繁重的瑶役，首先起义。其后，苗民的起义如野火燎原一般，波及湘黔边界一带，苗民起义“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各地苗族、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明朝又再次征调16万军队，断断续续镇压了10年才平息。此后西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起义、起事不断。直到1618年还可以看见“贵州苗民再起事”的记载，这也是明史里最后一次记载少数民族起义。此时，距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不过17年。“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从1370年到1618年的248年之间，苗民就依靠千山万洞，不紧不慢的侵耗大明的肌体。这一弊病的根源，正是明朝自身。少数民族并非无事生非之徒，曾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嘉靖年间明朝除了以戚继光率官军抗倭以外，还征调广西、湘西的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组成狼兵到东南沿海参加抗倭斗争，仅仅这次参与抗倭斗争的少数民族土兵人数在13000人左右。一些女性少数民族首领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可以比拟史上的花木兰、佘太君。嘉靖三十三年，田州土官妇瓦氏接征调令后，因曾孙岑大禄年幼不能指挥军事，特请示广西都督府，以女官参将总兵身份率田州以及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士兵共6800多人，于次年三月来到浙江抗倭前线。瓦氏夫人慷慨陈词：“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以示报效祖国的忠忱。投桃应该报李，但明朝报以少数民族的，则是鸟尽弓藏。顾炎武曾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明朝为实施屯军制度而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等，也是不断引起苗民反抗的一大原因。[center]〖贼扰边〗：[/center]明朝的战争史里，与沿海倭寇、边疆鞑靼的战事也是接连不断。也是在1370年的明洪武三年，倭寇侵入登、莱、浙、闽、滨海州县。这是明史里可以找的文字记载的确切年代。在1396年，朱棣攻鞑靼察察尔，从此与鞑靼结下了纠纷。而元军也时不时的骚扰边关。边关、海疆、西南等危机重重，一面要安内，一面要攘外。如霸王当年的四面楚歌。从1370年倭寇首次侵扰沿海，到1616年台湾、福建军民抗倭，246年间，有记载可查的倭寇入侵多达35次。较为集中的是在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17次之多，甚为频繁。除了倭寇，广东海寇、葡萄牙海寇乘火打劫。更为令人愤慨的是，日本遣往明朝的贡使居然参与倭寇的作乱。1523年，日本贡使曾经焚掠宁波，爆发了明击日本贡使之战。1593年，日本入侵朝鲜，引发了明军抗日援朝平壤、开城之战。1597、1598年明朝又分别在朝鲜的蔚山、泗州抗击日军。鞑靼与北元同为明朝边疆的心腹大患。1391年，明朝建国已经23年，朱元璋还在为打击元朝的残存势力绞尽脑汁。到了1396年，明朝在湖广郴、桂诸蛮起事的情况下，朱棣悍然发兵攻鞑靼察察尔。1403年朱棣登基，号永乐，鞑靼为报当年之仇首先发难攻辽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80余次侵犯大明边界。巧合的是，鞑靼侵犯明边的高峰期正好也是在嘉靖年间，这时候的大明王朝，一方面对抗倭寇，一方面打击鞑靼，过渡的经济耗费又促使内乱的发生。到了1633年，明崇祯六年，明军在山西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同时，还要应对鞑靼河套部对宁夏的侵犯。[center]〖“英雄”还是“流寇”〗：[/center]明朝的灭亡不能回避农民起义这个话题。起义的理由再简单不过“没饭吃，日子没法过”。明代灾荒频繁，就水灾而言，平均一年四个月有一次，旱灾平均一年六个月一次。其他如蝗灾、疫灾、雹灾、霜雪、地震、饥歉等，亦屡屡发生。蝎子查到一个统计数：明朝的灾害有记录的有1011次。其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蝗灾94次、雹灾112次，风灾97次，疫灾64次、地震1265次、霜雪16次、歉饥93次（注：出自《中国救荒史》）。灾荒促成大量流民的产生，流民抛家弃业使农业生产倒退，救灾乏术最终又激发了流民暴动。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促成了大明的分崩离析。实事求是的说，农民的起义是没有什么崇高理想的。陕西的农民起义因饥荒而起，灾情稍有缓解，起义的势头又弱了下去。李自成在灾情缓解的期间也被围剿的几乎全军覆没，仅剩18人，结果又是北方的旱灾、蝗灾促使李自成东山再起。而当时的张献忠，则是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接着又回复旧态的，更无理想与信念可言。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也明明白白的写道，农民军有了一点理想和信念，是从“杞县举人李岩入伙”开始的。郭沫若使用“入伙”这两个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他心里，李自成起义的历史意义也不过和“梁山水泊的好汉”一般。事实也是如此，李自成的短视并没有解脱民众的苦难，进了北京城更是劣迹斑斑：对明朝旧臣拷打追赃、大肆敛财；逼得吴三桂行如地痞流氓一般的争风吃醋，被好事文人墨客渲染成“冲冠一怒为红颜”。农民军已经从不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的那支军纪森严的队伍，变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反过来促成了虎视眈眈的清兵大举入关。李自成也从一个“善攻”的统帅，变成一个“筹措不定”的庸人，与清兵一战“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郭沫若语），最终因潼关失守而败亡。有人把清兵入关、满族的统治视为中华文明发展倒退的根源，其实这个根源则是在汉人身上。你不内乱，别人怎么有机会？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李自成之流称不上“英雄”，只是一个社会秩序破坏者的头领。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李自成的农民军警喻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实则是风马牛不相及。[center]二、【缺乏“酷吏”】[/center]明朝是一个只有“酷律”，而没有“酷吏”的朝代，在统治手段上是一个失败。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开始从自己御笔批示处理的案例中，选择修编了《大诰》。这是部带重刑法令是《大明律》的律外之法，内容以严刑惩吏为重点，把“重典治乱”的思想发挥到了极端，采用酷刑，刑罚苛重。明朝初年，历经多年战乱之后，经济问题已经能够十分突出，但是官场上下，纲纪散乱、骄奢淫逸、贪污贿赂公行，直接造成了新建立的大明政权的统治危机。这是《大诰》的出台，的确有利益朱元璋提升皇权，树立自己的威严。但是朱元璋却不尊重自己亲手制定的法令，以自己的意志为法，任意严刑或宽纵。《御制大诰初编》记载了一则案例：福建道御史于敏，犯法遭刑，其妻击鼓以救，朱元璋“屈法赦之”，让其复任御史。不久于又胡作非为，罪当徒役，其妻复救，朱元璋又赦之，并命继续任前御史。不过一年，于又“大肆奸顽，交结朋党”，才被处死。前后两次赦免都是朱元璋之意，无异于带头破坏了法令。同时，朱元璋只想依靠一己之力来实行统治，就注定了大明的统治危机四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把统治之道讲得很清楚：“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注：《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废除丞相之制，同时，提高六部地位，并直接听命于皇帝，为达目的不惜杀掉开国功臣。洪武十八年，丞相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朱元璋首开设置皇家特务机关之风气，建立了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秘密侦察臣民言行，并根据皇帝之旨意，直接从事逮捕和审判活动。后世的统治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设置了东、西厂等“皇家特务机关”。这些行为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把大臣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废除丞相之后，由于缺乏帮手，朱元璋便空前忙碌，其事务之多堪称皇帝中之最。仅在洪武19年9月14日到21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这也是朱元璋不知道“识大体、弃细务”的结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子，强做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做皇帝的把本来该交给大臣完成的事做了，大臣就无所事事了。不用做事就不用思考，所以明朝历代的大臣中缺乏变法求新者。嘉靖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虽然可以看作一次变法，但涉及的范围仅仅只是在税制上。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两大好处，但是也引发了弊端。好处一是增加国库收入，好处二是推动生产力，财政负担大部份的从农民身上转移到大地主身上。但是因为赋役制度过于简单及明后期国防问题，致使国家收入大减和支出庞大。到了后期，明朝在一条鞭法之上加派辽饷、练饷及剿饷等，又引发了民众的怨气。张居正死后两年，万历皇帝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秩和谥号，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是由于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在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又对私人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实施“海禁”，明成祖即位后，仍然继续推行海禁政策，所以郑和下西洋没有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仅仅是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70年后，西方航海技术发展，便大张旗鼓的进行拓海行动。袁崇焕只是保家之人，不是创业之人，要说起来他连自己都不能自保，只能作一个历史冤案，不值得大书特书。除此之外，满朝上下，宫廷内外只有大名鼎鼎的各类宦官，不必在此一一细数。“臣皆亡国之臣”是对明朝吏制的最客观、最中肯评价。朱元璋想方设法的要巩固皇权，他万万想不到大明王朝中晚期更是皇权旁落，宦官们企图把持国家命运，纷纷以和皇帝抗争为荣，而士大夫大部分则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清高之辈。[center]三、【思想的倒退】[/center]有人发出明朝思想界“灿若星河”的感叹，并说明朝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开放的一个朝代。但是蝎子还是毫不客气的说：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贫困、空谈“精神文明”等等就是明朝整个思想界的状况。究竟明朝的思想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朝所谓“思想巨人”的本质。说明朝的思想发展，不能单独提明朝。宋明理学是个的完整体系。如果说儒学在孔子时代还有一些“经世致用”理念，那么发展到宋明理学则完全是“空谈心性”了。宋明理学的三大代表：张载、朱熹、王阳明分别是宋明理学奠基、成熟和瓦解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庸》和《大学》则是宋明理学的根本经典。强调“修身”、“治平”“慎独”。在宋明理学这里，“内在修养”成了唯一的理论，追求外在事业功利则是错误的行为。因而曾子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禁欲主义大肆横行。宋明理学家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其提出的理论：小程积极参与党争，有洛党之称；朱熹也大谈政治，颇微注意时务；而王阳明本人也有赫赫的功绩。翻开这些人的著作如《朱子语录》，可以十分清楚的看见他们所讲的“学”、所授的“业”，主要是内省修身，而极少有经世致用的探讨和研究。王阳明更是提倡“用心来主宰一切”，明显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修养和体验。但正是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了后来的儒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逐渐脱离现实和实际事务。由于鄙弃事功，脱离现实，空谈心性，满足于心灵修养的所谓境界，结果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只好以“一死”来表达平日的修养。中国在宋朝以后，道德要求压倒了一切，少问甚至不问行政才能和政绩如何，日益丧失本来就不高的行政效能，而这正是理学带来的后果。春秋战国的商鞅、管仲等人在儒家的规范中属于“不仁之人”；汉代许多不符合儒学标准的“酷吏”英雄；唐代也有许多名臣贤相，如李沁、刘宴等，他们也都名重一时。这些人的成功并不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所以在理学家的眼中，他们不属于“异端”就是“霸道”。或多或少被贬斥。但在宋朝以后，也就没有秦、汉、唐时期的显赫功绩，连名相都少有。范仲淹昙花一现，王安石没有成功。明朝的张居正被儒家排斥，骂其为法家。这就是理学“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王”，以“修身、齐家”来指导“平天下”的后果。宋明理学统治的数百年，书写了一部广大民众被荼毒的血泪史。“三纲五常”的观念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树立并巩固。理学家无一列外的用等级森严、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进行全面压制。翻阅刘宗周的《人类谱记》，理学家的愚昧、迂腐和残忍触目惊心。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使多少妇女孤灯挑尽未能眠，如今各地都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无一不是扼杀妇女的罪证。在“五四运动”时期，连女子剪发、男女同校都是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记得有一篇《我的剪发经历》，记载了一个成都女子，因为自己剪发，其母亲大哭大闹，几乎要“辞别神灵，自杀去了”。扣帽子也是宋明理学扼杀进步思想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凡有志于改革进步的人，被扣上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直到今天这个历时千年的幽灵还常常改头换面，在世还魂。“发乎情止乎礼”，使人的感情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不能充分痛快的倾泻出来，似乎是民族性格的长处，但逆来顺受、“张公百忍”等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性【后记】在化了大量时间考证了很多史实和数据，断断续续写了近两个月，这篇帖子马马虎虎可以拿出手了。我无意诋毁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李自成等人。只是在提倡法制的时代，更应该探讨的是体制、实情上的原因。如果还是坚守陈旧的观念，以个人功过来论是非，则带来的还是保守不前。以史为鉴，前提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霸王别姬——大明悲歌元前202年，楚汉决战垓下。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陷入重围，慷慨悲歌数阙：“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虞姬拔剑自刎。虞姬用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死，在历史上重彩浓墨的书写了一出悲剧。公元1644年3月里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大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遣散了三位皇子，并下诏要后宫妃嫔自裁以保清白。下诏后，他亲自巡视后宫，亲眼看着朝夕相处的皇后、妃嫔自杀。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向他求救，崇祯悲怆的大吼道：“为何生在帝王家？”，举剑刺死了自己的骨肉。此刻的紫禁城里，李自成起义军杀声震天。崇祯登上媒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34岁。其年是农历甲申，按《明史》的断代，明亡于当年。人们都把明王朝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袁崇焕一人的身上，把失败归结于崇祯皇帝，归结于李自成起义、满清入关。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虽然是总结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但都无一列外的把明朝亡国的原因简单的推在崇祯身上，连篇累牍充斥了“人治”的思想，把国家的成和败皆归于个人的成和败，以“有罪推定”的态度进入研究，先数落崇祯的不是，接着又数落李自成的不是，中间加入大量的“支蔓”，得出了故作惊人的“领袖论”。其立意，还未脱离“君君臣臣”的范筹。 亡国不是崇祯的意愿。清代张廷玉主持编撰的《明史》中说道：“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这段文字足以说明明亡的原因。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前人种下了亡国的“因”，崇祯承担了亡国的“果”。李自成和多尔衮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不论历史上多儿衮和李自成是否出现，多有几个袁崇焕也挽不回千疮百孔、油尽灯枯的大明王朝。明朝覆灭五年后，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俄罗斯也在彼得大帝的带领下，大踏步的走上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只是简单的完成了一次王朝的更迭，并最终在列强的枪炮，沦为半殖民地。大明实实在在是一位“历史美人”，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东方率先破土而出。明朝的覆灭，是封建中国在文化、经济和军事上刻骨铭心的另一出霸王别姬。灭亡总是有众多复杂因素构成的，这篇文章，查证了很多史料，希望能通过多个角度，揭示出一个国家兴亡的客观规律。一、【战乱战乱，越战越乱】[/center]中国是战争多发之邦，从三皇五帝到清末，有记载的战事发生了3791次。每一次大的战争对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破坏之惨烈，罄竹难书。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一样，承载太多的战乱。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明朝以579次战事高居榜首，清代以427次战事居第二，战国以384次战事排在第三位。明朝的战事比清代多出152次。但在战争性质构成上，内忧多于外患。自公元1368年明太祖以来，湖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蛮夷起事”从未间断，四川等地土司持续以武力反抗明朝的统治，共计400余次。发展到公元1637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更是让大明摇摇欲坠，终于在1644年覆灭；自公元1403年鞑靼扰边以来，大明与鞑靼的恩怨一直纠缠到公元1438年，历经了三朝统治者，耗时35载；自公元1370年起倭寇30余次侵扰大明海疆。明朝历任统治者，没有哪一人能回避战争这个课题。[center]〖“蛮夷”乱〗：[/center]从汉人蔑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为“蛮夷”这一点上来看，就不难理解明朝为什么会与少数民族之间有400多次战事。“起义”一词几乎贯穿明朝的历史。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两大特色，一是实行民族压迫，“尽灭诸罗，代以流官”；二是以夷制夷。查阅明朝的各地方志，尤其是云、贵、湖南和广西等地方历史资料，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处处可见。洪武年初，明朝水西（今贵州大方县一带）置宣慰司，并于1373年下诏当时的水西土司霭翠统领当地各宣慰。霭翠死后，其妻奢香代袭土司，而都督马晔实行民族压迫，企图完全取消土司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便制造借口鞭挞奢香，激起罗罗人的强烈不满。这场危机最终在明朝廷的调解下得以化解，但是苗民的反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370年，大明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建国才三年，湖广一带的慈利蛮便起事；明宣德元年（1426年）宣德六年（1431年），湘黔一带的苗族两次爆发起义，明朝动用军队12万众，耗时8年才平息起义；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邛水和清水江苗民又因不满繁重的瑶役，首先起义。其后，苗民的起义如野火燎原一般，波及湘黔边界一带，苗民起义“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各地苗族、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明朝又再次征调16万军队，断断续续镇压了10年才平息。此后西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起义、起事不断。直到1618年还可以看见“贵州苗民再起事”的记载，这也是明史里最后一次记载少数民族起义。此时，距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不过17年。“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从1370年到1618年的248年之间，苗民就依靠千山万洞，不紧不慢的侵耗大明的肌体。这一弊病的根源，正是明朝自身。少数民族并非无事生非之徒，曾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嘉靖年间明朝除了以戚继光率官军抗倭以外，还征调广西、湘西的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组成狼兵到东南沿海参加抗倭斗争，仅仅这次参与抗倭斗争的少数民族土兵人数在13000人左右。一些女性少数民族首领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可以比拟史上的花木兰、佘太君。嘉靖三十三年，田州土官妇瓦氏接征调令后，因曾孙岑大禄年幼不能指挥军事，特请示广西都督府，以女官参将总兵身份率田州以及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士兵共6800多人，于次年三月来到浙江抗倭前线。瓦氏夫人慷慨陈词：“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以示报效祖国的忠忱。投桃应该报李，但明朝报以少数民族的，则是鸟尽弓藏。顾炎武曾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明朝为实施屯军制度而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等，也是不断引起苗民反抗的一大原因。[center]〖贼扰边〗：[/center]明朝的战争史里，与沿海倭寇、边疆鞑靼的战事也是接连不断。也是在1370年的明洪武三年，倭寇侵入登、莱、浙、闽、滨海州县。这是明史里可以找的文字记载的确切年代。在1396年，朱棣攻鞑靼察察尔，从此与鞑靼结下了纠纷。而元军也时不时的骚扰边关。边关、海疆、西南等危机重重，一面要安内，一面要攘外。如霸王当年的四面楚歌。从1370年倭寇首次侵扰沿海，到1616年台湾、福建军民抗倭，246年间，有记载可查的倭寇入侵多达35次。较为集中的是在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17次之多，甚为频繁。除了倭寇，广东海寇、葡萄牙海寇乘火打劫。更为令人愤慨的是，日本遣往明朝的贡使居然参与倭寇的作乱。1523年，日本贡使曾经焚掠宁波，爆发了明击日本贡使之战。1593年，日本入侵朝鲜，引发了明军抗日援朝平壤、开城之战。1597、1598年明朝又分别在朝鲜的蔚山、泗州抗击日军。鞑靼与北元同为明朝边疆的心腹大患。1391年，明朝建国已经23年，朱元璋还在为打击元朝的残存势力绞尽脑汁。到了1396年，明朝在湖广郴、桂诸蛮起事的情况下，朱棣悍然发兵攻鞑靼察察尔。1403年朱棣登基，号永乐，鞑靼为报当年之仇首先发难攻辽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80余次侵犯大明边界。巧合的是，鞑靼侵犯明边的高峰期正好也是在嘉靖年间，这时候的大明王朝，一方面对抗倭寇，一方面打击鞑靼，过渡的经济耗费又促使内乱的发生。到了1633年，明崇祯六年，明军在山西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同时，还要应对鞑靼河套部对宁夏的侵犯。[center]〖“英雄”还是“流寇”〗：[/center]明朝的灭亡不能回避农民起义这个话题。起义的理由再简单不过“没饭吃，日子没法过”。明代灾荒频繁，就水灾而言，平均一年四个月有一次，旱灾平均一年六个月一次。其他如蝗灾、疫灾、雹灾、霜雪、地震、饥歉等，亦屡屡发生。蝎子查到一个统计数：明朝的灾害有记录的有1011次。其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蝗灾94次、雹灾112次，风灾97次，疫灾64次、地震1265次、霜雪16次、歉饥93次（注：出自《中国救荒史》）。灾荒促成大量流民的产生，流民抛家弃业使农业生产倒退，救灾乏术最终又激发了流民暴动。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促成了大明的分崩离析。实事求是的说，农民的起义是没有什么崇高理想的。陕西的农民起义因饥荒而起，灾情稍有缓解，起义的势头又弱了下去。李自成在灾情缓解的期间也被围剿的几乎全军覆没，仅剩18人，结果又是北方的旱灾、蝗灾促使李自成东山再起。而当时的张献忠，则是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接着又回复旧态的，更无理想与信念可言。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也明明白白的写道，农民军有了一点理想和信念，是从“杞县举人李岩入伙”开始的。郭沫若使用“入伙”这两个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他心里，李自成起义的历史意义也不过和“梁山水泊的好汉”一般。事实也是如此，李自成的短视并没有解脱民众的苦难，进了北京城更是劣迹斑斑：对明朝旧臣拷打追赃、大肆敛财；逼得吴三桂行如地痞流氓一般的争风吃醋，被好事文人墨客渲染成“冲冠一怒为红颜”。农民军已经从不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的那支军纪森严的队伍，变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反过来促成了虎视眈眈的清兵大举入关。李自成也从一个“善攻”的统帅，变成一个“筹措不定”的庸人，与清兵一战“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郭沫若语），最终因潼关失守而败亡。有人把清兵入关、满族的统治视为中华文明发展倒退的根源，其实这个根源则是在汉人身上。你不内乱，别人怎么有机会？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李自成之流称不上“英雄”，只是一个社会秩序破坏者的头领。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李自成的农民军警喻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实则是风马牛不相及。[center]二、【缺乏“酷吏”】[/center]明朝是一个只有“酷律”，而没有“酷吏”的朝代，在统治手段上是一个失败。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开始从自己御笔批示处理的案例中，选择修编了《大诰》。这是部带重刑法令是《大明律》的律外之法，内容以严刑惩吏为重点，把“重典治乱”的思想发挥到了极端，采用酷刑，刑罚苛重。明朝初年，历经多年战乱之后，经济问题已经能够十分突出，但是官场上下，纲纪散乱、骄奢淫逸、贪污贿赂公行，直接造成了新建立的大明政权的统治危机。这是《大诰》的出台，的确有利益朱元璋提升皇权，树立自己的威严。但是朱元璋却不尊重自己亲手制定的法令，以自己的意志为法，任意严刑或宽纵。《御制大诰初编》记载了一则案例：福建道御史于敏，犯法遭刑，其妻击鼓以救，朱元璋“屈法赦之”，让其复任御史。不久于又胡作非为，罪当徒役，其妻复救，朱元璋又赦之，并命继续任前御史。不过一年，于又“大肆奸顽，交结朋党”，才被处死。前后两次赦免都是朱元璋之意，无异于带头破坏了法令。同时，朱元璋只想依靠一己之力来实行统治，就注定了大明的统治危机四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把统治之道讲得很清楚：“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注：《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废除丞相之制，同时，提高六部地位，并直接听命于皇帝，为达目的不惜杀掉开国功臣。洪武十八年，丞相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朱元璋首开设置皇家特务机关之风气，建立了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秘密侦察臣民言行，并根据皇帝之旨意，直接从事逮捕和审判活动。后世的统治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设置了东、西厂等“皇家特务机关”。这些行为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把大臣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废除丞相之后，由于缺乏帮手，朱元璋便空前忙碌，其事务之多堪称皇帝中之最。仅在洪武19年9月14日到21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这也是朱元璋不知道“识大体、弃细务”的结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子，强做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做皇帝的把本来该交给大臣完成的事做了，大臣就无所事事了。不用做事就不用思考，所以明朝历代的大臣中缺乏变法求新者。嘉靖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虽然可以看作一次变法，但涉及的范围仅仅只是在税制上。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两大好处，但是也引发了弊端。好处一是增加国库收入，好处二是推动生产力，财政负担大部份的从农民身上转移到大地主身上。但是因为赋役制度过于简单及明后期国防问题，致使国家收入大减和支出庞大。到了后期，明朝在一条鞭法之上加派辽饷、练饷及剿饷等，又引发了民众的怨气。张居正死后两年，万历皇帝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秩和谥号，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是由于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在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又对私人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实施“海禁”，明成祖即位后，仍然继续推行海禁政策，所以郑和下西洋没有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仅仅是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70年后，西方航海技术发展，便大张旗鼓的进行拓海行动。袁崇焕只是保家之人，不是创业之人，要说起来他连自己都不能自保，只能作一个历史冤案，不值得大书特书。除此之外，满朝上下，宫廷内外只有大名鼎鼎的各类宦官，不必在此一一细数。“臣皆亡国之臣”是对明朝吏制的最客观、最中肯评价。朱元璋想方设法的要巩固皇权，他万万想不到大明王朝中晚期更是皇权旁落，宦官们企图把持国家命运，纷纷以和皇帝抗争为荣，而士大夫大部分则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清高之辈。[center]三、【思想的倒退】[/center]有人发出明朝思想界“灿若星河”的感叹，并说明朝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开放的一个朝代。但是蝎子还是毫不客气的说：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贫困、空谈“精神文明”等等就是明朝整个思想界的状况。究竟明朝的思想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朝所谓“思想巨人”的本质。说明朝的思想发展，不能单独提明朝。宋明理学是个的完整体系。如果说儒学在孔子时代还有一些“经世致用”理念，那么发展到宋明理学则完全是“空谈心性”了。宋明理学的三大代表：张载、朱熹、王阳明分别是宋明理学奠基、成熟和瓦解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庸》和《大学》则是宋明理学的根本经典。强调“修身”、“治平”“慎独”。在宋明理学这里，“内在修养”成了唯一的理论，追求外在事业功利则是错误的行为。因而曾子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禁欲主义大肆横行。宋明理学家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其提出的理论：小程积极参与党争，有洛党之称；朱熹也大谈政治，颇微注意时务；而王阳明本人也有赫赫的功绩。翻开这些人的著作如《朱子语录》，可以十分清楚的看见他们所讲的“学”、所授的“业”，主要是内省修身，而极少有经世致用的探讨和研究。王阳明更是提倡“用心来主宰一切”，明显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修养和体验。但正是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了后来的儒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逐渐脱离现实和实际事务。由于鄙弃事功，脱离现实，空谈心性，满足于心灵修养的所谓境界，结果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只好以“一死”来表达平日的修养。中国在宋朝以后，道德要求压倒了一切，少问甚至不问行政才能和政绩如何，日益丧失本来就不高的行政效能，而这正是理学带来的后果。春秋战国的商鞅、管仲等人在儒家的规范中属于“不仁之人”；汉代许多不符合儒学标准的“酷吏”英雄；唐代也有许多名臣贤相，如李沁、刘宴等，他们也都名重一时。这些人的成功并不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所以在理学家的眼中，他们不属于“异端”就是“霸道”。或多或少被贬斥。但在宋朝以后，也就没有秦、汉、唐时期的显赫功绩，连名相都少有。范仲淹昙花一现，王安石没有成功。明朝的张居正被儒家排斥，骂其为法家。这就是理学“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王”，以“修身、齐家”来指导“平天下”的后果。宋明理学统治的数百年，书写了一部广大民众被荼毒的血泪史。“三纲五常”的观念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树立并巩固。理学家无一列外的用等级森严、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进行全面压制。翻阅刘宗周的《人类谱记》，理学家的愚昧、迂腐和残忍触目惊心。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使多少妇女孤灯挑尽未能眠，如今各地都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无一不是扼杀妇女的罪证。在“五四运动”时期，连女子剪发、男女同校都是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记得有一篇《我的剪发经历》，记载了一个成都女子，因为自己剪发，其母亲大哭大闹，几乎要“辞别神灵，自杀去了”。扣帽子也是宋明理学扼杀进步思想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凡有志于改革进步的人，被扣上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直到今天这个历时千年的幽灵还常常改头换面，在世还魂。“发乎情止乎礼”，使人的感情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不能充分痛快的倾泻出来，似乎是民族性格的长处，但逆来顺受、“张公百忍”等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性【后记】在化了大量时间考证了很多史实和数据，断断续续写了近两个月，这篇帖子马马虎虎可以拿出手了。我无意诋毁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李自成等人。只是在提倡法制的时代，更应该探讨的是体制、实情上的原因。如果还是坚守陈旧的观念，以个人功过来论是非，则带来的还是保守不前。以史为鉴，前提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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