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言崛起，慎言和谐

● 相蓝欣 <p>　　近来一段时期，原本用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突然开始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据说还是郑必坚（编按：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原先那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和平崛起论”的自然延伸。 </p><p>　　众所周知，“和平崛起论”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中都存在致命的弱点。从学理上讲，“和平”是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之后愤然“冲破现存体制”的涵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 </p><p>　　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此外，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 </p><p>　　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时，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 </p><p>　　首先，如要侈谈“崛起”的手段，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这个理论之所以反映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 </p><p>　　这实际上是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 </p><p>　　 </p><p>“和谐世界”不等于“和而不同” </p><p>　　 </p><p>　　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乃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而不是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因此，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 </p><p>　　新出现的“和谐世界”理论，被用来表达中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总看法。同其他的理论创新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和谐世界论的来源据说是中国悠久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实大谬不然。 </p><p>　　仅从学理上讲，这个理论在逻辑上便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用“和谐”这个形容词来修饰“世界”，到底是要描绘一个现存的国际关系状态，还是要表明中国的一种外交动作？如果是指前者，事实却是世界的现状远远未能达到“和谐”的阶段。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能是后者。那么其涵义就应当是以中土传统和价值观将这个现实世界“和而谐之”。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和平崛起”目标的重大意识形态动作。 </p><p>　　所以，“和谐世界”被官方译为“the harmonious world”是极不准确的，并有误导作用。其真实涵义应当是描绘动作而不是状态的“to harmonize the world”。 </p><p>　　中国人常常爱说“政者正也”。和平崛起充其量不过只能算是“正己”，和谐世界却要“正他人”，即彻底改变各国的国际关系行为。 </p><p>　　从策略上看，把追求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开战略目标也许算是创新，但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却早有先例。在它之前已有西方人所开拓的帝国主义式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和谐世界论被用来支撑大一统的基督上帝。后来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蓝图，以人人平等，取消阶级差异为和谐世界的基础。 </p><p>　　那么，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的创新之处在哪里？近期有赵汀阳（编按：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推出“世界制度的哲学基础”说，以所谓“和而不同”的“天下观”作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据说它是对中国传统的新诠释。问题在于，这个诠释是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 </p><p>　　首先，它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已有曲解。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确实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但他老人家还有下半句，“小人同而不和。”不知为何，和谐世界论将“和而不同”单独提出来，并诠释为一对因果关系，即国际社会首先应当承认或尊重“不同”的大前提，才能达到“和”的结果。甚而有人断言，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一定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的重要精神资源。 </p><p>　　 </p><p>中西思考方式不同 </p><p>　　 </p><p>　　然而，和而不同的本义绝不是“差别共存”。《国语·郑语》记载着史伯回答桓公的一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才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始含义。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同西方人有本质区别。 </p><p>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和同”对立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将所有对应的概念，譬如，黑白、日夜、善恶、生死等都看成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差别共存”的思路。 </p><p>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的世界不是反映空间的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时间概念，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人类的）“世代之间的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而不是反映空间概念的“world”，从而也没有“差别共存”的理念基础。 </p><p>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既无西方的所谓哲学，更无所谓本体论。中国传统思路决不会导向那种无休无止的“这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任何带本体论色彩的对传统的诠释，最终必然走向西方的神学。海外新儒家学派所患的不治之症即在于此，因为它公开打出追寻儒家本体论的旗号。 </p><p>　　赵汀阳亦毫无例外。比如，其立论基础是西方的对立二元论，将现存世界体系看成是所谓“非世界”，从而引伸出“回归世界本原”的逻辑推断。事实上，这恰恰是以“西方重分别”来偷换“中国重和合”的一个典型手段，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精英们屡试不爽，毫无新意。 </p><p>　　中国人从来不把相互对应的事物在概念上加以混淆。比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经地义，并不能因为要强调男女对立就把男称为“非女”，女称为“非男”，蓄意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p><p>　　所谓“非世界说”还有一大弊病，它假设人们应当回归的“真实世界”，乃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世界，这就成为一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属于“小人同而不和”的心态。 </p><p>　　总之，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更加接近西方思路，而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用西方的世界观来附会中国的“天下观”，然后用“和谐世界”来诠释“和而不同”。这只会造成概念混乱，加剧中国对外关系的透明度问题。 </p><p>　　因此，中国应当戒言“崛起”，慎言“和谐”。即使要创造中国特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须从传统源头上做起。那种光靠几个外来移植词作为立论的关键词的任何“石破惊天”的理论，都必然站不住脚。 </p><p>·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p>● 相蓝欣 <p>　　近来一段时期，原本用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突然开始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据说还是郑必坚（编按：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原先那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和平崛起论”的自然延伸。 </p><p>　　众所周知，“和平崛起论”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中都存在致命的弱点。从学理上讲，“和平”是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之后愤然“冲破现存体制”的涵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 </p><p>　　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此外，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 </p><p>　　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时，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 </p><p>　　首先，如要侈谈“崛起”的手段，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这个理论之所以反映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 </p><p>　　这实际上是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 </p><p>　　 </p><p>“和谐世界”不等于“和而不同” </p><p>　　 </p><p>　　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乃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而不是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因此，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 </p><p>　　新出现的“和谐世界”理论，被用来表达中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总看法。同其他的理论创新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和谐世界论的来源据说是中国悠久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实大谬不然。 </p><p>　　仅从学理上讲，这个理论在逻辑上便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用“和谐”这个形容词来修饰“世界”，到底是要描绘一个现存的国际关系状态，还是要表明中国的一种外交动作？如果是指前者，事实却是世界的现状远远未能达到“和谐”的阶段。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能是后者。那么其涵义就应当是以中土传统和价值观将这个现实世界“和而谐之”。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和平崛起”目标的重大意识形态动作。 </p><p>　　所以，“和谐世界”被官方译为“the harmonious world”是极不准确的，并有误导作用。其真实涵义应当是描绘动作而不是状态的“to harmonize the world”。 </p><p>　　中国人常常爱说“政者正也”。和平崛起充其量不过只能算是“正己”，和谐世界却要“正他人”，即彻底改变各国的国际关系行为。 </p><p>　　从策略上看，把追求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开战略目标也许算是创新，但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却早有先例。在它之前已有西方人所开拓的帝国主义式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和谐世界论被用来支撑大一统的基督上帝。后来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蓝图，以人人平等，取消阶级差异为和谐世界的基础。 </p><p>　　那么，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的创新之处在哪里？近期有赵汀阳（编按：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推出“世界制度的哲学基础”说，以所谓“和而不同”的“天下观”作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据说它是对中国传统的新诠释。问题在于，这个诠释是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 </p><p>　　首先，它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已有曲解。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确实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但他老人家还有下半句，“小人同而不和。”不知为何，和谐世界论将“和而不同”单独提出来，并诠释为一对因果关系，即国际社会首先应当承认或尊重“不同”的大前提，才能达到“和”的结果。甚而有人断言，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一定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的重要精神资源。 </p><p>　　 </p><p>中西思考方式不同 </p><p>　　 </p><p>　　然而，和而不同的本义绝不是“差别共存”。《国语·郑语》记载着史伯回答桓公的一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才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始含义。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同西方人有本质区别。 </p><p>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和同”对立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将所有对应的概念，譬如，黑白、日夜、善恶、生死等都看成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差别共存”的思路。 </p><p>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的世界不是反映空间的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时间概念，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人类的）“世代之间的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而不是反映空间概念的“world”，从而也没有“差别共存”的理念基础。 </p><p>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既无西方的所谓哲学，更无所谓本体论。中国传统思路决不会导向那种无休无止的“这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任何带本体论色彩的对传统的诠释，最终必然走向西方的神学。海外新儒家学派所患的不治之症即在于此，因为它公开打出追寻儒家本体论的旗号。 </p><p>　　赵汀阳亦毫无例外。比如，其立论基础是西方的对立二元论，将现存世界体系看成是所谓“非世界”，从而引伸出“回归世界本原”的逻辑推断。事实上，这恰恰是以“西方重分别”来偷换“中国重和合”的一个典型手段，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精英们屡试不爽，毫无新意。 </p><p>　　中国人从来不把相互对应的事物在概念上加以混淆。比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经地义，并不能因为要强调男女对立就把男称为“非女”，女称为“非男”，蓄意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p><p>　　所谓“非世界说”还有一大弊病，它假设人们应当回归的“真实世界”，乃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世界，这就成为一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属于“小人同而不和”的心态。 </p><p>　　总之，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更加接近西方思路，而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用西方的世界观来附会中国的“天下观”，然后用“和谐世界”来诠释“和而不同”。这只会造成概念混乱，加剧中国对外关系的透明度问题。 </p><p>　　因此，中国应当戒言“崛起”，慎言“和谐”。即使要创造中国特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须从传统源头上做起。那种光靠几个外来移植词作为立论的关键词的任何“石破惊天”的理论，都必然站不住脚。 </p><p>·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