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人建议:作战部队中应配发军人身份牌

<div class="Heading">&nbsp;</div><div class="Source"></div><div class="Date">&nbsp;</div><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class="Content">　　优待抚恤工作是翟振华在组织处当干事时分管的工作之一，他难以忘记自己曾处理过的两件事。 <p>　　2001年11月， <table align="left"><tbody><tr><td><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ad2.qianlong.com/cgi-bin/script?acc=17CDEF2757&amp;spc=171&amp;width=300&amp;height=300"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null[/script]</script></td></tr></tbody></table>张家口电厂一位退休干部孙宝文找到翟振华，要求落实政策。孙宝文是河北青县人。孙宝文老家村子的古戏台上埋葬着3位当年解放青县牺牲的烈士。他从小就记得这3个烈士墓。多年过去了，坟包越来越小，但烈士的情况只字片语也未曾留下。他退休后坐不住了，决定查出这3位烈士的姓名、籍贯，看能否找到他们的亲属，将他们安葬回乡。孙宝文找了很多部门、媒体，反被当作上访人员推出门外。辗转之下他找到北京军区组织处，翟振华立即协调各部门配合孙宝文调查3位无名烈士情况，半年过去了，仍是毫无头绪。当地民政部门将烈士遗骸起出，遗体早已腐化，线索全无，只好火化后重新葬入烈士陵园。 </p><p>　　第二件事是2003年12月，北京军区空军一位离休干部白希瑛找到军区组织部，希望将自己的哥哥、战友白希瑜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希瑜烈士 1918年出生，1937年参军，1942年6月12日在反击日寇扫荡中，英勇牺牲于河北省顾头村，牺牲时为正营职作战参谋。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善后工作无法妥善处理。 </p><p>　　白希瑛提出要求后，河北省民政厅专门派人查找白希瑜烈士的安葬地点，但因当地历年来多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烈士的坟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已难以找到确切的安葬地点，最后只得将白希瑜烈士生前的部分遗物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p><p>　　这些事情促使翟振华注意到了军人身份牌，“如果有身份牌，我们就有可能知道墓中埋葬的烈士是谁啊！” </p><p>　　翟振华对记者说：“简简单单的身份牌，体现着一种科学管理，一种政府对军人救护、援助，以至多年以后仍寻找牺牲者遗骨的承诺，体现着社会对踏上战争之路的军人的关怀。” </p><p align="center"><strong>在衣服上填写身份资料已不实用</strong> </p><p>　　长期以来，我军沿用前苏联军队的做法，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次作战中，都采用在衣服、帽子的指定位置盖一个方章，印有姓名、单位和血型等项目，可以用毛笔、钢笔填写这些个人资料来进行身份识别。这种做法沿用至今。“这种身份识别法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p><p>　　但是现代战争中，这种方法的缺陷已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官兵伤亡时，很多已经血肉模糊、肢体不全。我军现有的身份标识，极易被焚毁、腐蚀和损害，已经不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需要，亟需对官兵的身份标识进行改革。“考虑到我军以前没有正式配发过身份牌，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先在师以下作战部队中配发，等条件成熟以后，再在全军配发。”翟振华说。 </p><p align="center"><strong>配发身份牌也是未来战争的需要</strong> </p><p>　　“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战争，战役战斗会异常残酷激烈，官兵伤亡救治和识别的工作量大。为官兵配发军人身份牌，可以为救治负伤官兵赢得宝贵的时间，使阵亡官兵得到准确的识别和妥善的安葬。”翟振华对记者说。 </p><p>　　他还考虑到，现在服役官兵中独生子女的比例逐年上升，在未来作战中，参战官兵主要由独生子女组成。参战官兵及其亲属对战场伤亡情况十分关注，如果伤亡官兵的善后事宜处理得不够好，将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进程和结局。在官兵中配发军人身份牌，体现了国家和军队对参战官兵生命安全的极大关怀。 </p><p>　　“即使在现实的和平条件下，我们也需要配发军人身份牌。”翟振华说。近年来，解放军参加国际反恐、维和、救援等事务的机会逐渐增多。国内发生地震、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时，解放军官兵也要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官兵也随时面临伤亡的威胁，配发军人身份牌也有利于及时抢救和识别伤亡的官兵。 </p><p align="center"><strong>设想中的我军身份牌什么样</strong> </p><p>　　解放军官兵的军人身份牌是什么样，翟振华建议说，在设计制作我军的军人身份牌时，可以使用不锈钢制作，规格约为30×50毫米，使用不锈钢链带，边缘加橡胶保护圈，每个官兵配发两块，采用激光雕刻方式，正面内容主要是持有人的姓名、血型、部队代号、军兵种代码、籍贯、军人代码或身份证号码，背面内容可以填写军人主要职责、鼓舞士气的战斗口号，或者具有本单位特色的个性化图案，比如猛虎、雄狮、蛟龙、利剑等。 </p><p>　　他说，身份牌的研制建议由总装备部有关部门牵头，在借鉴吸收各国军队身份牌优点的基础上，研制出具有我军特色的身份牌。军官身份牌的配发，建议由总政治部干部部牵头，每年院校学员毕业分配正式授予军官军衔时配发。 </p><p>　　士兵身份牌的配发，建议由总参军务部牵头，师旅团司令部军务科具体操作，每年新兵训练结束正式授予士兵军衔时配发。身份牌制作设备以及耗材，由总装备部作为正式装备列装并按时下发部队。 </p><p>　　对于军人身份牌的佩戴时机，翟振华建议，具体的时机、方法和要求，建议由总参军务部具体研究制定，将来可以考虑正式写入我军《内务条令》。建议佩戴时机区分平时和战时，平时部队进行实兵演习和执行反恐、维和、国际救援以及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扑灭大火等任务时，参加官兵必须佩戴，战时则所有官兵必须随时佩戴。其余时机，可由官兵妥善保管。 </p><p>　　官兵退出现役时，将其中一块上缴所在单位的干部和军务部门统一保管，另一块可作为留念由个人永久保存。 </p></td></tr></tbody></table><div class="Heading">&nbsp;</div><div class="Source"></div><div class="Date">&nbsp;</div><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class="Content">　　优待抚恤工作是翟振华在组织处当干事时分管的工作之一，他难以忘记自己曾处理过的两件事。 <p>　　2001年11月， <table align="left"><tbody><tr><td><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ad2.qianlong.com/cgi-bin/script?acc=17CDEF2757&amp;spc=171&amp;width=300&amp;height=300"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null[/script]</script></td></tr></tbody></table>张家口电厂一位退休干部孙宝文找到翟振华，要求落实政策。孙宝文是河北青县人。孙宝文老家村子的古戏台上埋葬着3位当年解放青县牺牲的烈士。他从小就记得这3个烈士墓。多年过去了，坟包越来越小，但烈士的情况只字片语也未曾留下。他退休后坐不住了，决定查出这3位烈士的姓名、籍贯，看能否找到他们的亲属，将他们安葬回乡。孙宝文找了很多部门、媒体，反被当作上访人员推出门外。辗转之下他找到北京军区组织处，翟振华立即协调各部门配合孙宝文调查3位无名烈士情况，半年过去了，仍是毫无头绪。当地民政部门将烈士遗骸起出，遗体早已腐化，线索全无，只好火化后重新葬入烈士陵园。 </p><p>　　第二件事是2003年12月，北京军区空军一位离休干部白希瑛找到军区组织部，希望将自己的哥哥、战友白希瑜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希瑜烈士 1918年出生，1937年参军，1942年6月12日在反击日寇扫荡中，英勇牺牲于河北省顾头村，牺牲时为正营职作战参谋。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善后工作无法妥善处理。 </p><p>　　白希瑛提出要求后，河北省民政厅专门派人查找白希瑜烈士的安葬地点，但因当地历年来多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烈士的坟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已难以找到确切的安葬地点，最后只得将白希瑜烈士生前的部分遗物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p><p>　　这些事情促使翟振华注意到了军人身份牌，“如果有身份牌，我们就有可能知道墓中埋葬的烈士是谁啊！” </p><p>　　翟振华对记者说：“简简单单的身份牌，体现着一种科学管理，一种政府对军人救护、援助，以至多年以后仍寻找牺牲者遗骨的承诺，体现着社会对踏上战争之路的军人的关怀。” </p><p align="center"><strong>在衣服上填写身份资料已不实用</strong> </p><p>　　长期以来，我军沿用前苏联军队的做法，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次作战中，都采用在衣服、帽子的指定位置盖一个方章，印有姓名、单位和血型等项目，可以用毛笔、钢笔填写这些个人资料来进行身份识别。这种做法沿用至今。“这种身份识别法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p><p>　　但是现代战争中，这种方法的缺陷已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官兵伤亡时，很多已经血肉模糊、肢体不全。我军现有的身份标识，极易被焚毁、腐蚀和损害，已经不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需要，亟需对官兵的身份标识进行改革。“考虑到我军以前没有正式配发过身份牌，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先在师以下作战部队中配发，等条件成熟以后，再在全军配发。”翟振华说。 </p><p align="center"><strong>配发身份牌也是未来战争的需要</strong> </p><p>　　“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战争，战役战斗会异常残酷激烈，官兵伤亡救治和识别的工作量大。为官兵配发军人身份牌，可以为救治负伤官兵赢得宝贵的时间，使阵亡官兵得到准确的识别和妥善的安葬。”翟振华对记者说。 </p><p>　　他还考虑到，现在服役官兵中独生子女的比例逐年上升，在未来作战中，参战官兵主要由独生子女组成。参战官兵及其亲属对战场伤亡情况十分关注，如果伤亡官兵的善后事宜处理得不够好，将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进程和结局。在官兵中配发军人身份牌，体现了国家和军队对参战官兵生命安全的极大关怀。 </p><p>　　“即使在现实的和平条件下，我们也需要配发军人身份牌。”翟振华说。近年来，解放军参加国际反恐、维和、救援等事务的机会逐渐增多。国内发生地震、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时，解放军官兵也要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官兵也随时面临伤亡的威胁，配发军人身份牌也有利于及时抢救和识别伤亡的官兵。 </p><p align="center"><strong>设想中的我军身份牌什么样</strong> </p><p>　　解放军官兵的军人身份牌是什么样，翟振华建议说，在设计制作我军的军人身份牌时，可以使用不锈钢制作，规格约为30×50毫米，使用不锈钢链带，边缘加橡胶保护圈，每个官兵配发两块，采用激光雕刻方式，正面内容主要是持有人的姓名、血型、部队代号、军兵种代码、籍贯、军人代码或身份证号码，背面内容可以填写军人主要职责、鼓舞士气的战斗口号，或者具有本单位特色的个性化图案，比如猛虎、雄狮、蛟龙、利剑等。 </p><p>　　他说，身份牌的研制建议由总装备部有关部门牵头，在借鉴吸收各国军队身份牌优点的基础上，研制出具有我军特色的身份牌。军官身份牌的配发，建议由总政治部干部部牵头，每年院校学员毕业分配正式授予军官军衔时配发。 </p><p>　　士兵身份牌的配发，建议由总参军务部牵头，师旅团司令部军务科具体操作，每年新兵训练结束正式授予士兵军衔时配发。身份牌制作设备以及耗材，由总装备部作为正式装备列装并按时下发部队。 </p><p>　　对于军人身份牌的佩戴时机，翟振华建议，具体的时机、方法和要求，建议由总参军务部具体研究制定，将来可以考虑正式写入我军《内务条令》。建议佩戴时机区分平时和战时，平时部队进行实兵演习和执行反恐、维和、国际救援以及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扑灭大火等任务时，参加官兵必须佩戴，战时则所有官兵必须随时佩戴。其余时机，可由官兵妥善保管。 </p><p>　　官兵退出现役时，将其中一块上缴所在单位的干部和军务部门统一保管，另一块可作为留念由个人永久保存。 </p></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