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學者怒斥延緩《物權法》指中央決策現「方向性問題」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5/02 07:38:36

明报        十多位北京的經濟專家學者昨日聚集清華大學，研討中國經濟形勢。這些持左中右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難得聚集一堂，就中國經濟形勢展開激辯。有學者對全國人大決定延後審議已籌備10年的《物權法》及「兩稅合併」(即外資內資企業統一稅率)新稅法因有人反對而流產大表不滿，怒斥中央高層決策出現「方向性問題」﹔也有學者呼籲中央檢討和反思改革政策，要求改革設計者要對改革的後果負責，指中國改革再不能「摸着石頭過河」。       這個題為「十一五起步﹕面對改革新形勢」的研討會由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與會者包括內地經濟學家張曙光、袁鋼明、張維迎、楊帆、陳永軍等以及來自本港科技大學的教授丁學良、雷鼎鳴。由於與會者的觀點不同，左中右都有，加之全國「兩會」即將召開，而研討的又是公眾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故吸引大批清華學子和傳媒旁聽採訪。       果然，研討會一開始就充滿了「火藥味」。頭炮發言的北京民營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曙光對目前中國經濟決策出現「向左轉」的傾向尤為不滿，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居然因為北京大學某教授上書，指《物權法》只保護私有制，而沒有保護公有制，違反憲法，就將本來已決定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法律(草案)擱置﹔另外一項草案「兩稅合一」也因為商務部和沿海一些省分反對，稱會影響外商投資而被擱置。另有學者高呼反思改革     「那些荒謬絕倫的意見居然得到決策層的認可，不但使我們震驚，更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信號，那就是，中國現在對改革的決策，到底要朝什麼方向走﹖﹗」被學術界視為觀點「右傾」的張維迎教授怒不可遏地說，「更不可思議是，主流媒體對不同意見完全不報道，一點不同的聲音都沒有﹗」他即場呼籲全國人大要採取補救措施，例如依法啟動特別程序，甚至全國人大對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以逼使中央政府將有關方案提交人大審議。       中國社科院的楊帆則指，現在是對改革開放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的時候了，中國的改革再不能「摸着石頭過河」，應該先立法，對改革的行為和措施進行規範，例如金融開放，現時據稱有3000億美元流出，若不規範管理，一味強調開放和自由兌換，用不了幾年，中國的金融就會出現問題。「重大的改革舉措應先預定後果，設計改革一定要對後果負責，否則就是對中國前途不負責任。」這位一貫「左」傾的學者說。明報駐京記者陳永階報道       十多位北京的經濟專家學者昨日聚集清華大學，研討中國經濟形勢。這些持左中右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難得聚集一堂，就中國經濟形勢展開激辯。有學者對全國人大決定延後審議已籌備10年的《物權法》及「兩稅合併」(即外資內資企業統一稅率)新稅法因有人反對而流產大表不滿，怒斥中央高層決策出現「方向性問題」﹔也有學者呼籲中央檢討和反思改革政策，要求改革設計者要對改革的後果負責，指中國改革再不能「摸着石頭過河」。       這個題為「十一五起步﹕面對改革新形勢」的研討會由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與會者包括內地經濟學家張曙光、袁鋼明、張維迎、楊帆、陳永軍等以及來自本港科技大學的教授丁學良、雷鼎鳴。由於與會者的觀點不同，左中右都有，加之全國「兩會」即將召開，而研討的又是公眾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故吸引大批清華學子和傳媒旁聽採訪。       果然，研討會一開始就充滿了「火藥味」。頭炮發言的北京民營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曙光對目前中國經濟決策出現「向左轉」的傾向尤為不滿，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居然因為北京大學某教授上書，指《物權法》只保護私有制，而沒有保護公有制，違反憲法，就將本來已決定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法律(草案)擱置﹔另外一項草案「兩稅合一」也因為商務部和沿海一些省分反對，稱會影響外商投資而被擱置。另有學者高呼反思改革     「那些荒謬絕倫的意見居然得到決策層的認可，不但使我們震驚，更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信號，那就是，中國現在對改革的決策，到底要朝什麼方向走﹖﹗」被學術界視為觀點「右傾」的張維迎教授怒不可遏地說，「更不可思議是，主流媒體對不同意見完全不報道，一點不同的聲音都沒有﹗」他即場呼籲全國人大要採取補救措施，例如依法啟動特別程序，甚至全國人大對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以逼使中央政府將有關方案提交人大審議。       中國社科院的楊帆則指，現在是對改革開放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的時候了，中國的改革再不能「摸着石頭過河」，應該先立法，對改革的行為和措施進行規範，例如金融開放，現時據稱有3000億美元流出，若不規範管理，一味強調開放和自由兌換，用不了幾年，中國的金融就會出現問題。「重大的改革舉措應先預定後果，設計改革一定要對後果負責，否則就是對中國前途不負責任。」這位一貫「左」傾的學者說。明報駐京記者陳永階報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26 11:04:47编辑过]

那种极右的观点才让人怒不可遏，好像眼前出现的问题不需要反思，抓着改革的大旗就行。荒唐！PS:论坛又出问题了？怎么多了一倍内容。

对金融问题不好评论但“物权法”绝对是需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几个学者的反对意见完全是意识形态作祟无聊啊PS：老LU眼盘的冲突实际上是不同发展路线的冲突焦点在于金融改革实质却在于“物权法”的制订个人觉得所谓极左与极右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未来基本制度的建构

摸着石头过河就决定了基本不可能是依法治国.抱着改革大旗的人有时候有文革是的风范,就是你一说有问题他就说你是要开倒车,是反改革.

小丑自己不觉得它很可笑

物权法倒没那么急，两税合并是解决东西部差距的一个有力手段。

"頭炮發言的北京民營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曙光對目前中國經濟決策出現「向左轉」的傾向尤為不滿"中国的的所谓“民营”的基本上都是拿美圆的，或是资本家阶层付工资的。所谓的物权，对大家影响都很大，但最大的还是那些既得利益阶层，那些靠不正当手段侵吞，剥削普通民众财产富起来的人，这些人害怕，害怕那虽然沉睡不彰，但却暗露凶机的”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要凭借已抢的资源，已法律的形式，把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我上个星期买了房子，也开始感受到了那70年的恐慌，但俺知道，再什么样的东西，70年后都不是什么，我对我的子孙有信心，知道他们如果努力奋斗，一套房子还是能买得起的。但如果我有1个亿的家产，我就要担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1个亿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我就要担心我的子孙是否有能力再赚一个亿，因为我知道，中国历史上，再出现一个靠侵吞国家财产获得原始积累的机会不会很多。这就是穷人和富人所想的不同。

　　我倒是非常希望通过物权法来保障我的房子不会被野蛮拆迁。我的房子虽然破，但是是我神圣的私有财产，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的巨额财产一样神圣。我希望保护我的财产。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新侨联委员在2006-2-26 23:58:00的发言： 　　我倒是非常希望通过物权法来保障我的房子不会被野蛮拆迁。我的房子虽然破，但是是我神圣的私有财产，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的巨额财产一样神圣。我希望保护我的财产。</div>拆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靠物权法保护。野蛮拆迁是违法的问题，就是有物权法，他要违法蛮干也是没用的。我们必须一步步解决好法治建设执行面的问题，再解决前进的问题。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都快被河水冲走了还向前进？那种看到人反对就说别人反改革的专家才需要反省。抱着邓公的一句话，就搞起两个凡是了？现在不光是要讨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且要明确我们是姓社的。住房、养老，教育，医疗问题不靠国家投入，靠那些鲸吞国家财产的产业化能解决问题？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chinaxixi在2006-2-26 22:38:00的发言： "頭炮發言的北京民營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曙光對目前中國經濟決策出現「向左轉」的傾向尤為不滿"中国的的所谓“民营”的基本上都是拿美圆的，或是资本家阶层付工资的。所谓的物权，对大家影响都很大，但最大的还是那些既得利益阶层，那些靠不正当手段侵吞，剥削普通民众财产富起来的人，这些人害怕，害怕那虽然沉睡不彰，但却暗露凶机的”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要凭借已抢的资源，已法律的形式，把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我上个星期买了房子，也开始感受到了那70年的恐慌，但俺知道，再什么样的东西，70年后都不是什么，我对我的子孙有信心，知道他们如果努力奋斗，一套房子还是能买得起的。但如果我有1个亿的家产，我就要担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1个亿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我就要担心我的子孙是否有能力再赚一个亿，因为我知道，中国历史上，再出现一个靠侵吞国家财产获得原始积累的机会不会很多。这就是穷人和富人所想的不同。</div>请搞清楚：谁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资本家阶层？

为什么？                                         -----问《物权法》草案某些起草者                                        北京大学   巩献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去年8月12日我致吴邦国委员长并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姚红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的领导要约我谈。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胡康生主任、王胜明副主任以及室副主任扈纪华、处长杜涛同志在人大会堂宾馆约见了我。我就那封《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向他们坦诚、详细地陈述了我的看法和主张。 国家立法机关的领导同志们如此重视和认真听取一个普通党员和一般公民的反对意见，我认为，这本身就表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为此我感到高兴和欣慰。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把《物权法》草案向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法学家们，更不仅仅是少数民法专家们！）公开征求意见，以及法工委的领导们听取不同甚至反对意见，是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向着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方向迈步的具体措施和行动。我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 基于对人民、对国家和对我们党负责（共产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是以人民根本和长远的利益为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是对我国法学负责这样一个出发点，（这就是某些人所说的我的“别有用心”吧！），当我看到《物权法》草案所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它远远超出了一般所谓立法的内容和技术问题，就立法技术本身而论，也是相当低劣，一旦通过后患无穷，然而在媒体上的讨论又很少涉及重大和原则性的问题，于是就写了那封公开信，希望引起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注意。 我在信中明确指出：“为保持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请首先讨论宪法根本原则问题、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公共（国家、集体）物权和公民个人物权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这样的话，请推迟审议物权法草案；不要把讨论引向枝节和细节问题，而忘记关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原则的大问题；枝节和细节问题是要讨论的，公民眼前和切身的小利益是要关注的，但是不能回避涉及全国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和重大的利益的讨论。“ 对于我的那封《公开信》，有的说好，有的说坏，这是完全正常的。可是《物权法》的某些起草人，先是在他们自己专业召开的研讨会上对我的观点进行歪曲，说我对他们的草案是“无理指责”，于是激起他们与会专家的愤怒，受到他们的“声讨”；当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12月召开的会议上暂时不审议《物权法》草案之后，他们又组织了不少的学者联合签名给中央写材料，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求“必须尽快颁布”《物权法》（请看，我是“如果……请推迟审议”。），同时又发出了所谓《物权法》被巩献田给“搅黄”了的信息！ 他们指责我：作为法理学专业的学者，长期以来并未从事过物权法的研究和教学，在未对物权法草案进行细致研究，也未对涉及物权法的我国经济生活和司法实践进行深入调研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就采取了打棍子、扣帽子的方法，全盘否定制定物权法的意义。 他们说，我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做法是极不负责”的。后来，有的人公开对记者说什么，不是搞民法专业的，“你不懂，等学好了再来说”，“他的观点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在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有一种仇富心理”等等。 为了回答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们的疑问，为了澄清是非，尽管我手头的事情不少和身体的不适，但是，我不得不匆忙写了这篇很不成熟的东西，以请教于大家，同时回答某些该法起草者。 在此我首先表示，网友对于我的主张和观点的支持，包括说代表所有那里人民做我的坚强后盾的我的家乡山东的那位领导同志，安徽那位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抗美援朝老兵，以及远在美国近在上海、北京的为支持我的主张和观点的所有同志和朋友们，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那些批评我，甚至骂我的，我也表示忠心的感谢！因为他们的意见和责骂，可以促使我深入思考，使我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是孤陋寡闻的，学习到很多的东西，这是我的真心话，有时候挨骂可以促使人进步！至于所谓对我的人身攻击，那也不怪他们，每个人的视域有限，立场各别，我看，主要是与他们得到的信息比较不那么完全有直接关系。 当然对于某些极个别的该法律的起草者，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认为，除了极为个别的人，任何一个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的党员，任何一个想搞好我们国家，想搞好我国法制的人，最终都是能够走到一起来的，只要是讲道理，那就好说。只是有位说什么“不幸生在中国”的网友，我奉劝你还是先收回这句话为好，因为，凭我生活在外国的经验和到过不少国家的经历，以及那些十几、几十年来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同胞告诉我的更为翔实的事实，应该毫无疑义地说，我们，也包括你，真是“有幸生在中国”！ 尽管有的物权法的起草者蛮不讲理，但是我始终认为，还是应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事实和逻辑来说话的好。如果我的主张错了，作为学者，这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嘛！我低头认错。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都提出过向敌人学习，列宁甚至提出向大骗子学习的思想，何况现在我是在向自己的师长、同事、朋友和学生们学习呢！

嘿嘿说实话这哥们的观点在法理学界里实在是不稀奇法学教育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是政治教育的附庸随着法学专业性的逐步加强这些人也就只能靠着理论的模糊性挂着法理学的名头搞政治说教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lumuyu在2006-2-27 0:19: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新侨联委员在2006-2-26 23:58:00的发言： 　　我倒是非常希望通过物权法来保障我的房子不会被野蛮拆迁。我的房子虽然破，但是是我神圣的私有财产，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的巨额财产一样神圣。我希望保护我的财产。</div>拆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靠物权法保护。野蛮拆迁是违法的问题，就是有物权法，他要违法蛮干也是没用的。我们必须一步步解决好法治建设执行面的问题，再解决前进的问题。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都快被河水冲走了还向前进？那种看到人反对就说别人反改革的专家才需要反省。抱着邓公的一句话，就搞起两个凡是了？现在不光是要讨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且要明确我们是姓社的。住房、养老，教育，医疗问题不靠国家投入，靠那些鲸吞国家财产的产业化能解决问题？ </div>物权法对于与财产有关的社会问题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但却是必须的基础之一法律的基础首先在于为一定的利益提供明确的合法性理由至于是否能够有人遵从于这种理由那就是另一个层面的因素了(已经不是法律层面了)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lumuyu在2006-2-27 0:19: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新侨联委员在2006-2-26 23:58:00的发言： 　　我倒是非常希望通过物权法来保障我的房子不会被野蛮拆迁。我的房子虽然破，但是是我神圣的私有财产，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的巨额财产一样神圣。我希望保护我的财产。</div>拆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靠物权法保护。野蛮拆迁是违法的问题，就是有物权法，他要违法蛮干也是没用的。我们必须一步步解决好法治建设执行面的问题，再解决前进的问题。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都快被河水冲走了还向前进？那种看到人反对就说别人反改革的专家才需要反省。抱着邓公的一句话，就搞起两个凡是了？现在不光是要讨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且要明确我们是姓社的。住房、养老，教育，医疗问题不靠国家投入，靠那些鲸吞国家财产的产业化能解决问题？ </div>引用：现在不光是要讲座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且是要明确我们是九社的！！说的好！！！可是我们好多的所谓经济学家的心中：只有一个单位经济个体的效益，而无兼顾社会整体公平性和经济发展正义性的问题上的考量。这部分人有好多的理由来反对所谓的“左”的思想的不好！却无法来掩饰他们，个人主义大于社会整体公正性和公平性理念！从而产生的内心深处上的强烈的不安！！不考虑后者公平性和正义性，我们就会又陷入了历史的周期率，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失去社会的公平性，结果是所有的几百年的辛苦劳动成果付之东流，谁也不得安宁啊！！！[em05][em05][em05][em05][em05][em05]

老陆、爱毛一族： 　　社会主义一定要有《物权法》，没有物权法就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对公有财产能够有明确的物权，明确的保护。物权法就是要保护公有财产不被官员侵吞。 　　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导人类走向幸福的理论。所以在社会主义里面，公民的物权，也应该受到保护。比如拆迁，现在就没有物权法来保护社会主义公民的财产，才导致强制拆迁。如果有明确法律保障公民的财产，那么强行拆迁只有走向赎买个人房屋来改造。正才是社会主义的体现。

仔细研究后再作评论

产权明晰，不管公产私产都要有法律严格保护，这才是正常的物权。改革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改善提高而改革！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国家综合实力而改革。发展不仅仅等于发展经济或者说不等于赚钱！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那是上帝是神话！学经济的学管理的都应该知道这一点！私有制也不是万能的，万能的那是上帝是神话！学经济的学管理的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咱们最熟知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想把教育市场化，结果如何，有目共睹。医疗改革又是市场化，甚至还想卖光医院私有化，结果如何大家也看得到。

我百分之一百的支持物权法的立法，但在立法之前就应该对可能带来的漏洞做好因应工作。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明知故犯的借口。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已经写入宪法，这是一大进步，改变了当年心急吃热豆腐的冒进。    我还是认为所谓物权法保护拆迁户利益的想法，过于理想，当年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和目标同样诱人，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什么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政策出台之初就众多反对之声，但一意孤行，打的倒是改革的旗号。物权法也是一样，立法是一定要的，但应该慎重和周全，不是只要完成了民法法典就万事大吉了，那照搬德国的好了。

知名法学家同声驳斥巩献田对《物权法》的指责<div style="PADDING-RIGHT: 0px; MARGIN-TOP: 10px; FONT-SIZE: 10pt; OVERFLOW-X: hidden; WIDTH: 97%;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0px; LINE-HEIGHT: normal; HEIGHT: 200px; WORD-WRAP: break-word;">● 于泽远（北京） 　　中国部分知名法学家近日同声驳斥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对《物权法》的指责，同时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启动立法审议程序，确保《物权法》尽快施行。 　　原本计划在今年“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上审议通过的《物权法》草案，因遭一些保守人士反对而被高层排除在“两会”的议程之外。以巩献田为主将的反对者上书全国人大，指责《物权法》提倡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是要把乞丐的要饭棍和少数人的汽车、机器平等保护，要把普通居民的住房、危旧房和那些高级别墅一样保护。” 　　中国部分知名法学家上周六专门在北京举行“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反驳巩献田等人对《物权法》的指责，要求官方加快推进《物权法》立法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物权法》起草参与人之一王利明说，这次研讨会国内知名民法学者首度集体对《物权法》立法的质疑作出回应。 　　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王家福说：“物权实际也是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健全的物权制度，我想人不可能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物质财富。物权法的制定对中国的健康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对改革开放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说，中国必须制定一部既体现改革开放、也符合科学精神的《物权法》，而不能是一个“倒退式的《物权法》”。 　　中国舆论近来对巩献田的评价也出现两极分化：有人赞扬他是“勇士”和“民族脊梁”、“民族英雄”，也有人说他身为法学教授，其实是个“法盲”，甚至是“全民公敌”。 　　巩献田曾经留学当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主攻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学概论、政治学、伦理学等法学理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名副教授说，巩献田教授的法理课中不少内容与政治理论课很接近，一些法学专家甚至不承认这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事实上，因为不受学生欢迎，北京大学法学院前几年曾打算取消巩献田的法理课，但后来又不了了之。 　　另有消息说，有关《物权法》的争论已经引起高层的关注，但高层不希望《物权法》成为即将召开的“两会”的热点话题。因此，一些学者希望在“两会”上再推《物权法》草案的努力很可能要落空。</div>

强烈支持<物权法>和"两税合并",这肯定会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但利国利民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

《物权法》对暴力拆迁的房地产公司和不良市长市委书记威胁最大。原来某些市长市委书记只要声称旧城改造需要，就可以乱规划。规划区内一定要拆除。至于怎么拆除，就是房地产公司的事情。房地产公司有了规划作保护，经常雇佣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暴力拆迁。可怜小民何以保障？小民连个人财产都没有“神圣不可侵犯”，只要官员需要，想规划就规划，想拆就拆。　　如果说要判断社资，《物权法》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律，是反击资本主义拆迁的法律。

法律的名字和法律的内容可是两码事,我们当然希望有不部<物权法>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是不是就要支持现有条文草案的<物权法>呢?

《物权法》一定要过，否则怎么打击那些野蛮拆迁的行为？北京大学垃圾学者，打着人民的幌子在做着背叛人民的事情，他真正是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在说话的！狗东西，奴才！没有《物权法》，老百姓的财产只能任当官的为了狗屁“政绩”而野蛮剥削！可恶，还教授，是禽兽！《两税合并》更要过，外国人在中国赚的钱难道还不够多么？给他们超国民待遇还要多久？给我们自己的企业征这么高的税，却给那些外国人优惠，试问到底谁是你的同胞？外资就是那么万能，万能了到现在很多关键技术核心还被人家卡着脖子？商务部和那些沿海的当官的，好好反思反思外资的作用，不要把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被你们搞垮了！

没有《物权法》，官僚资本血腥的拆迁，血腥的“房吃人”运动就不会得到制止。某些学者完全站在官僚资本的立场上，去反对《物权法》通过。他们知道，一旦《物权法》通过，公民拥有了财产权，就不能够为他们所任意拆迁，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支持《物权法》，支持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就不应该有个人的财产吗？[em01]

我对物权法（草案）的意见                                                     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律师    杨晓青关于财产所有权与物权 民法上所讲的物权是指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通常分为完全物权（又称自物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和限制物权（又称他物权、不完全的物权）。财产所有权是物权的一种，它是物权中内容最广泛、最充分的一种权利。享有了财产所有权，也就享有了对该所有物完全支配的权利，因此，财产所有权也就是民法上的完全物权。 除财产所有权外，还有一些不完全的物权，如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等。这些物权的特点是：（1）权利人往往不是物的所有者，但对物享有财产所有权的一项或几项权能，如依法占有、使用、收益。这些物权是在他人（所有人）的所有物上享有的某种有限的权利，故又称为"他物权"、"限制物权"。（2）这种权利，一方面具有物权的一般性质，权利人可以对抗任何不特定的的相对人，另一方面又不象财产所有权那样，包括四项完整的权能。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权利人是没有对财产的处分权的。我国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我国担保法中所规定的各种担保物权，就是财产所有权以外的不完全的物权。 我作为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和律师，认定对物权法（草案）： 1、违反宪法，企图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必须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而物权法（草案）却没有写立法的根据，因为它没有依照宪法的根据，是背离宪法的立法。 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而物权法（草案）对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财产只字未提，却在第54条、58条，将全民所有的财产变成了"政府所有"的财产，实际是"国资委所有"的财产；又在第56条、57条、70条，将全民所有的财产变成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所有"的财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可以行使完全的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架空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即有权直接向私人、外国人出卖国有资产，而不必经过全体人民的同意！因为无论是国家机关、地方各级政府还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不是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的"物权所有人"，只有"国家"也就是"全民"才是真正的"物权所有人"。 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财产，是全体人民经过与"三座大山"的浴血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物质基础，是全体人民福利的保障。近十几年来，在改革的幌子下，"全民所有"的财产已经在"国资委批准"下被卖的所剩无几。除了造就了一批"一夜暴富的"私营企业主和官僚财主之外，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水平和生产安全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减少或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甚至低于70年代我在国有企业当工人时的水平）。大批国有企业（有很多是赢利的）被出卖，没有得到工人的同意，国有企业被出卖后，工人阶级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对"国资委"官员们的倒行逆施，一切尚有良知和理解实情的人们表示了极大愤慨。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由他们"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一部普通的物权法（草案）有什么权力规定由谁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有这个权力！物权法（草案）有什么资格超越宪法？ 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全体人民都应当享有发言权。在西方发达的法国和英国，政府若要出卖国有企业，必须经过议会辩论，投票表决通过，并对工人做出安置或补偿才能实施。不久前日本小泉政府要出卖国有的邮政企业，经过议会辩论，投票表决未被通过，导致政府倒台，议会解散，重新大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尚且须经严格的议会辩论、批准程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只由"国资委"的少数人批准就可以实施，全体人民对为什么要出卖国有企业，出卖的结果是什么，出售国有资产所得的资金干什么了，等等情况一无所知，毫无发言权、参与权、决定权！当然，它也逃过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常设机关的监督！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没有制定早就列入立法规划的《国有资产法》！在没有法律约束的状况下，造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已经在"国资委批准"下被卖的所剩无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全民所有"财产的规定得不到落实，成为一纸空文。按照物权法（草案）第54条、58条、56条、57条、70条的规定，连"国资委批准"的程序都可免除，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少数领导人）可直接向私人、外国人出卖国有资产，名正言顺合法，司法机关无权干预，广大人民更无权干预。物权法（草案）第71条、72条"流失国有资产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全是空洞的、不能实现的条文，是一种美丽的虚设和漂亮的陪衬。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可以行使完全的所有权，就已经不存在"流失国有资产"的问题了，还如何"追究法律责任"？现在国有资产已经流失的所剩无几了，司法机关没有、也无权追究什么人的法律责任，就是无可争辩的明证。 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样的物权法失去民意，是工人阶级不能接受的。它还能使工人阶级不再认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和我的工人兄弟姐妹们坚决反对将盈利的国有资产向私人出卖。对于闲置的国有资产确实需要出售的，也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辩论、投票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所得的资金必须再投入"全民所有"的单位，或者投入社会福利保障基金，并向全体人民公布。国有资产总量的增值率应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匹配，而不是"国资委"宣称的20年国有资产总量只增值50%！ 物权法（草案）是一些人在修改宪法，实际上是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精神写入宪法，是废除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是在去年修改宪法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之后，企图以单行法律的形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给全体人民设下的法律陷阱，全国人民一定要擦亮眼睛，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保卫"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2、物权法（草案）第五编"占有"的条款实际上完全是架空了"全民所有"的财产权。通过"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占有"来为犯罪分子洗钱，企图变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合法化。 近十几年来，在改革的幌子下，一小批人官商勾结，以超低价出卖国有资产给自己、贪污、贿赂、等犯罪手段，攫取了大量公有财产，成为暴发户、巨富（犯罪分子）。他们知道这些财产是违法所得，枕着这些财产日夜寝食难安。所以很多人千方百计将这些违法所得转移到国外，但仍然随时面临被"追逃"的可能。 物权法（草案）"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章、"占有"章的下列条款为他们"清洗"了罪名，可以使他们的违法所得变成合法所得。请看（草案）原文及本文作者的评释： 第一百一十一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评释：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中的犯罪分子也可以"即时取得"违法所得财产的合法的所有权！）        (一) 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评释：受让人中的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可以说自己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二) 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评释：受让人中的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可以说自己已付了（实际是上极低的、极低的，甚至有的是空手套白狼！）"合理的价格"，是有偿转让！）     (三) 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评释：受让人中的犯罪分子的违法财产现在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行了登记，不需要登记的也已经"交付"进了他们的腰包，成了既成事实，国家已无权再追回了！）     (四) 转让合同有效。（评释：无处分权的人本身就是不合格的民事主体，他们所签的转让合同怎么可能有效？明显是企图变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评释：这一条款使原所有权人即全体人民无权直接向受让人中的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索回公共财产，只能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或者已无人负责的所谓"无处分权人"索赔，以此来保护犯罪分子的违法财产！）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评释：整部物权法（草案）找不到所谓"善意取得"的定义。参照前两款规定，受让人中的犯罪分子的所有违法财产都可以被认为是"善意取得"。本款规定可任由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任意解释！） 第一百一十二条  对被盗、被抢的财物或者遗失物，所有权人等权利人有权追回。该动产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动产丧失占有之日起两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人等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评释：现在多数拍卖公司是私人拍卖公司，假如他们非法拍卖被盗、被抢的财物或者遗失物（国有资产），所有权人等权利人不但无权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反而还要向他们付拍卖费，真是强盗逻辑！另外，追讨国有资产应当和必须规定不受时效限制才行！） 第一百一十三条  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该权利的除外。（评释：什么是"善意受让人"？为了保护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而不敢下定义！受让人中的犯罪分子的所有违法财产都可以被认为是"善意取得"，他们都是"善意受让人"，他们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国有资产权）消灭，司法机关无权追究，全体人民更无权追讨！） 第二百六十一条  无权占有，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无权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善意占有。（评释：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知道，让广大人民为检举揭发他们的犯罪事实提出证据是很难的，"国资委"们也不会提供证据，司法机关不经批准也无权主动追究，所以只能"推定"他们是善意占有，承认他们的违法财产是合法所得！） 第二百六十二条  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善意占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一任。（评释：什么是"善意占有人"？什么是"恶意占有人"？这种没有定义的、模糊的法律条款意义究竟何在？只能是留下法律空子，让得到违法财产的人千方百计找理由，把自己说成是"善意占有人"，以利于保护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 第二百六十三条  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扣除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评释：这一条款不分"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难道对"合法占有人"也可以随便"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合同有效期内，权利人无权请求合法占有人返还原物及其孳息！） 第二百六十四条  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能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但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除外。（评释：恶意占有人因其恶意占有而使财产脱离了权利人的控制和保护，即使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也应当赔偿损失。这一条款是赤裸裸的为他们开脱责任！） 第二百六十五条  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夺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因侵夺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评释：这一条款不分"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当财产的权利人，尤其是公共财产的权利人要求"非法占有人（犯罪分子）"返还原物时，就可以被（犯罪分子）说成是"侵夺或者妨害"了他们的占有，他们还可以倒打一耙，"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如果这一条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被变相修改，全体人民就再也无权追究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了。相反，他们倒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向全体人民、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难道这就是物权法（草案）的真正立法意图吗？）3、物权法（草案）不敢对什么是"物"下定义，怎能侈谈什么是"物权" 保护？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逐渐消灭公有制！ 什么是"物"？物权法必须首先对"物"下定义，然后才谈得上对这些"物权"加以规定。难道物权法（草案）的起草人连这点立法常识都不懂吗？非也。他们非常明白"物"应当分为公有物、私有物；生产资料之物、生活资料之物；有形物、无形物；可分物、不可分物；主物、从物；流通物、不可流通物；种类物、特定物；合法物、非法物；等。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对这些不同种类的物及其物权有不同的调整原则和具体规定。物权法应当首先对这些不同种类的"物"下定义，然后再对这些"物权"加以不同的规定。 物权法（草案）不这样立法，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物权法（草案）表面上似乎是对公有物、私有物平等保护。但实际上除第71、72条的空洞规定之外，其他所有的条款都只对私有物权加以具体保护，对公有物权的保护只字未提。 我认为，制定实施这样的法律，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灭公有制。在人们关注自己的"居住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侵犯私有财产、征收拆迁、不动产统一登记、相邻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担保物权"等具体权利的讨论中（这些权利无疑应当保护），忘记了、淡化了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物权的保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私有化的"改革"成果，确认将"公有财产""私有化"为合法，为攫取了大量公有财产，成为暴发户、巨富的犯罪分子保护他们的违法所得，或者拿起"法律武器"，向全体人民、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提供法律依据。 这种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立法应当立即停止！4、立法建议 （1）立即停止物权法的立法程序，进一步作原则性的彻底修改； （2）对物的定义应分为公有物和私有物，生产资料之物和生活资料之物，规定不同的保护原则； （3）对公有财产的处分权加以限制，出卖国有资产应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辩论，公开表决通过，并向全体人民公布。 （5）立即开始《国有资产法》的立法程序，与物权法的立法程序可以同步进行，两相协调、完善，同时公布实施。

对于《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左大培起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邮编100805）：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我们提出自己对于修改《物权法》草案的意见。      我们认为，目前这份《物权法》草案中的规定，并不足以遏止利用“国企改制”对人民财产所作的掠夺。此外，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片面强调依据“占有”来界定“动产的权利人”，使非法所得合法化变得极为容易，而中国的这种非法所得一般都来源于盗窃公有财产。      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或者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该草案中并没有说明国家和集体对企业法人本身的所有权，这必将给少数掌握企业权力的人侵吞企业中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创造合法空间。因此，我们要求进一步引申《物权法》有关共同共有的条款，规定国家和集体对自己出资的企业享有企业所有权，并采取足够的法律措施来保护国家和集体对企业的所有权。我们认为，《物权法》应当明确宣布，国家和集体对企业的所有权是共同共有的延伸，必须将国家或集体对企业的所有权视为全体人民或相应集体对企业的共同共有；由于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国有的企业所有权归全体人民共同共有，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则归相应的集体共同共有。有鉴于此，我们要求对目前的《物权法》草案作如下重大修改：一、按照各国法律中通行的有关共同共有的规定，《物权法》应当对其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作出更严格的规定。      现在的《物权法》草案仅在第七十二条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并不足以保证投入企业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经营效率。      由于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共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且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应对《物权法》草案第七十二条作下列重大补充：1.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主管人员，有义务使其主管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得到尽可能大的收益；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有义务使企业的自有财产得到尽可能大的收益。没有足够履行这一义务的，应当视其情节轻重而受到撤职处分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有侵占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 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的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所有的企业，必须对全体公民公开其财务状况。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集体财产的人和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集体所有的企业，必须对相应集体的任何成员公开其财务状况。对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的机构、其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的企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就国有财产的收益和增值情况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企业有义务回答公民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对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集体财产的人和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集体所有的企业，相应集体的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就集体财产的收益和增值情况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企业和个人有义务回答集体的成员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 二、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七十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无偿或者以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等手段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转让，造成国有财产、集体财产流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款显然是为了防止“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严重损失，而近年来的企业改制也确实造成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但是这一条的规定并无实际的操作性，不可能遏止以“企业改制”为名对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侵占。近年的“企业改制”之所以变成了对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大规模掠夺，法律制度上的原因是将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了少数官员个人。而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对后一方面的弊端并未作纠正。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国家投资设立的企业，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这实际上还是把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了少数官员个人。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和中国近年的“企业改制”的经验事实都说明，这样把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少数官员个人，由他们任意决定把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转让给谁、怎样转让，必定会造成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巨大损失。防止以“企业改制”为名大规模掠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有效手段之一，是从法律上真正恢复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公有性质。各国的《物权法》通常都规定，处分和让与共同共有的物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将这一精神引申到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上来就意味着，转让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包括出售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必须经全体人民或相应的所有者集体全体同意。即使考虑到操作上的可行性，也至少应当补充如下的规定：1.转让国家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向全体人民公示。公告中必须说明转让了哪些企业的所有权、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的详细情况；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就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转让情况向主管转让的机构和人员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人员有义务回答公民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2.转让集体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向相应集体的全体成员公示。公告中也必须说明转让了哪些企业的所有权、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的详细情况；该集体的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就本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转让情况向主管转让的机构和人员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人员有义务回答集体成员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3. 转让国家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批准，并在讨论前广泛征求和听取全体公民的意见。任何公民就此类转让提出的异议，都必须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应涉及被转让所有权的企业、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4. 转让集体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经过相应集体五分之四以上成员的同意，并于事前在相应集体的全体成员中就转让事宜进行详尽的讨论。集体的任何成员就此类转让提出的异议都必须提交集体的全体成员讨论；5.出售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任何收入，都必须再投入企业中以形成新的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只有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决议专门指定了出售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收入的用途时可以例外。出售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收入的处分，由相应集体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之。 三、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片面强调依据“占有”来界定“动产的权利人”，这使非法所得合法化变得很容易，对公有财产也构成了巨大威胁。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四条规定，在界定权利人的物权时，“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而占有的定义就是“占有人对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实际控制”。该草案第二百六十条还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有权占有”，第二百六十一条则规定，“无权占有，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无权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善意占有”。这样的权利体系使通过偷、抢、骗而“实际控制”了的动产（如银行存款）都成为合法财产，前提只有一个：没有“相反证据证明” “实际控制”者的不法行为。对于国家和集体的公共财产来说，这样的体系更是方便了将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合法化，因而会进一步鼓励侵占和盗窃公有财产。因此，为了保卫公有财产，对《物权法》草案第四条、第二百六十条和第二百六十一条至少须作下列补充：——对政府公务员和官员、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主管人员、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公益事业机构的负责人，其所占有的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必须推定为来自恶意的无权占有，并应将该项财产返还该人原来供职的政府、单位或企业。       我们认为，对现在的《物权法》草案至少要作上述修改，才能谈得上提供一点法律武器来保护人民的财产。

2月25日下午，国内部分知名民法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法学院研讨“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是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公开信进行回应，呼吁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推进《物权法》立法进程。　　事实上，物权法在我国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和我国的改革进程紧密相连。　　物权法相关制度是中国现有民法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之间不允许交易，商品流通被禁止，私人的财产权不被认可，物权概念自然就没有。1999年，修改后的宪法，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物权概念的认可铺平了道路。而2004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宪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物权法也就水到渠成地浮出水面。　　但是，谁也没想到，居然在四上四下(指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议程)之后，《物权法》草案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质疑“危机”。　　记者注意到，这是继2月17日中国法学会召集法理学专家、中央党校的有关学者、民法学专家，就“物权法与国有资产的保护问题”召开小范围的研讨会后，国内民法学界继续和巩献田隔空对话，就推动《物权法》的立法进程作出的新的努力。曾经参与过《物权法》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王利明、北京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尹田等人悉数“出场”。　　和此前的一次会议不同，2月25日的研讨会更加“正式”：不仅邀请著名宪法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著名法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参加，分别从宪法和法理的角度“论证”《物权法》的制定没有“违宪”、没有“妨碍”保护公有制，而且邀请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有关负责人出席；不仅邀请了众多首都媒体记者参会，而且没有安排议程“预定”之外的人发言和提问。就连相关发言人的讲话也大都照“讲话稿”念。会议主题的严肃程度可见一斑。　　本报记者针对与会专家回应的角度，分别采访了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连同“隔空喊话”的双方的“分歧”，一并辑录如下。

是否违宪 　　巩献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宪法最本质的社会主义特征之一，宪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草案》对这一核心条款的废除是违宪的，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的利益应当由宪法、行政法等等公法来加以保护，所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由宪法规定，国有资产的管理由行政法规定。物权法作为私法，它主要是确认和保护“私”的利益，当然也要对侵害国家财产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　　为什么不把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物权法？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原则是宪法的原则，是公法的原则，而不是私法的原则即私权神圣。如果公法的原则是公权力神圣，而私法原则也是公权力神圣，那么一切法律都成了公法了，私权利保护必将荡然无存。因此如果说我们的物权法有倒退的话，这个退步我认为集中表现为物权法的过分公法化或者彻底公法化。　　如果我们在物权法上强调，甚至重点保护国家利益、国家财产、公的利益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公权力大量进入，这样肯定使物权法丧失私法性质所决定的主要作用，即排除公权力的进入。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宪法学专家)：并不是说，下位法的法律条文措辞与宪法条文不一致就叫违宪。通过把《草案》条文和宪法条文的直接比对，《草案》并不违宪。　　近几年修宪以来，宪法对经济制度、财产权保护的基本精神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鼓励、支持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草案》第50条就符合这一精神，第48条规定了国家特有的物权制度，其他单位和个人不能拥有，这就体现了公有制的优势地位。《草案》第49条还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单位、个人的私有财产征收、征用(但要依法给予补偿)，这其中的从属关系也很明显。　　宪法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但社会生活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符合社会需要和时代精神的新理解、新解释。如果没有，宪法就死掉了。

是否背离社会主义原则　　巩献田：这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的《物权法》。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并保卫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每个公民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为公民权利平等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是社会主义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和内容。　　魏振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会顾问)：我们讨论物权法必须有这个基本制度为基础，如果说不以这个为基础，那就很难达成共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公有制是高度计划经济，在财税上统收统制，在报酬上搞统一分配，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后来创造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应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和体现。　　物权法是调整平等主体基于物质资料的关系的法律。物权法反映所有制、反映基本经济制度，我认为是原则的、方向的，不应该是具体的，否则混淆了物权法和其他法律的界限。物权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物权关系法，不是调节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调节法。　　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部副主任)：我并没有特别关注围绕《物权法》立法所发生的这些争论，但是针对《物权法》立法是否涉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关于该法的立法发生讨论，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得注意讨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什么。我注意到，有些讨论还停留在概念的层面，而完全不顾社会发展的现实，这种思考和探讨方式就是值得商榷的了。比如，关于现在的物权法草案违背了苏俄民法典的说法，就带有教条的意味。我们的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其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自然也谈不上符合哪种模式或做法。再比如，计划经济也有其先进的一面，但是在发展中，我们发现，这种经济模式也有需要扬弃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也坚决扬弃了。这时我们自然不能说今天的改革违背了什么，而是强调我们创新了什么。还有，关于矿难的问题，怎么能简单地归结为民营化的问题呢？事实上，国有煤矿也有矿难，而且还不少。我们只能说，矿难的频繁发生和监管不严等一系列管理措施缺位有关，而不能简单地和民营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退缩相联系。再比如，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激化，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改革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体所有制经济发展就必然带来的问题。总之，一句话，我认为，《物权法》立法不是不可以讨论，问题在于我们讨论问题时，是从概念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

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巩献田：……实质上搞死国有企业，低价出售国有企业，致使国有企业大量资产流失，许多工人强行下岗，造成今天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会会长)：我个人认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很多涉及体制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就能够解决的。　　应该说，物权法高度重视了这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对国有经济财产的保护，并对这个问题专门作出了规定。草案中，低价处理国有资产的应该禁止等类似的规定都是强化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国有企业的经营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根本上是经济学的问题。法律上的保护对此只有促进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转让、购并幕后交易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没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国有资产在停滞过程中会流失得更多。以前通过非法方式获得国有资产的，不但不能保护，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国有企业效率低、服务差，需要提高它的运营效率。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不会变。让大众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让他们享有发言权，增加转让、购并等的透明度，都可能减少国有资产的不正常流失。这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定，但这也不是物权法的范畴。

是否导致更大的贫富悬殊 　　巩献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讲平等保护，那么就是乞丐要饭的棍子和碗与少数人的机器、汽车等都平等保护！就是普通居民的住房，甚至危旧房同那些发了横财而修建的高级别墅一样保护！《草案》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反映出的根本倾向，必将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乞丐讨饭棍和百万富翁的豪宅能平等保护吗？这个问题是严重违反法律逻辑的。在我们当今社会中，99.9%的人既没有豪宅，也不是只有一根讨饭棍。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拥有财产，哪怕是个下岗工人，他也有一间住房，有一口锅，你不能说他们就是叫花子。退一步讲，我们讲乞丐文化，乞丐向人讨饭时，那也是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先生行行好”；然后你行使你的处分权，把你的财产让一部分给我。这也是一种秩序，没有这种秩序乞丐也无法生存，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如果百万富翁是通过他的劳动、智慧获取了合法所得，导致了收入悬殊，这也不是物权法要解决的问题。在所有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也就是所谓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是激励创造财富，二次分配是实现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所以，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堆到物权法的头上，也不能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物权法。　　如果这位北大教授是真心实意地替广大民众代言，他就不能否认一个关乎平衡正义的事实：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恰恰是民事权利处于弱势地位。正义的诉求恰恰是平等保护各种民事主体的诉求。而有的人却无视这种正义诉求，并且试图阻止旨在实现这种正义诉求的民事立法。这样做的后果，势必使人们的正义诉求推向非理性解决的轨道。　　物权法对权利的保护，可以归纳为十二个字：平等保护，重点解决，和谐共存。其中，平等保护体现了平等的正义，重点解决就是针对社会中的正义失衡问题所采取的专门保护措施，如保护国有财产、农民承包经营权、城市居民房产权的特别规定，体现了平衡的正义。平等保护与重点解决相辅相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共存的思想。这就是通过理性方法化解矛盾，实现正义，从而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协调共进的思路。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　　吴忠民(中央党校教授、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长期致力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争议的出现是进步，是民主的体现，我们不能禁止任何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读巩教授的公开信，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像是回到了改革开放前。我们现在谈的社会公平并不是要劫富济贫、要平均主义。保障穷困人群的基本生存，不是物权法的职能，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救济措施来实现；富人有钱并不意味着有罪，只要是合法的财产都应当得到保护。　　巩教授忽略了介于乞丐和富翁之间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合法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对贫困群体来说，10平方米房子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套别墅对富翁的意义。如果早有《物权法》，强行征地、强制拆迁就不会发生。因此，《草案》恰恰是体现了社会公平。 本报记者李丽万兴亚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 昨天，有50多名法学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研讨会，认为“《物权法(草案)》违宪”的说法不合理，该草案不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而是坚持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　　去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物权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要对私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违背了宪法中“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　　在中国民法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召开“物权法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说，相对于以前的草案稿，去年征求意见的稿子就已经有了倒退。宪法已有“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明确规定，《物权法(草案)》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和改革开放的要求的。

左大培：修改物权法，保卫公有财产        早就有人要求制订《国有资产法》，以避免所谓的“国企改制”变为对人民财产的掠夺。但是反对的人却说，只要制订了《物权法》，就足以防止“企业改制”中对国有财产的掠夺。这个被人委以重任的《物权法》现在终于出台了。2005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让我们读到了这个《物权法》的草案。       但是目前这份《物权法》草案中的规定，并不足以遏止利用“国企改制”对人民财产所作的掠夺。此外，正如“乌有之乡”网站登载的署名“水生”的文章《〖物权法〗草案面对宪法的尴尬》所说，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片面强调依据“占有”来界定“动产的权利人”，使非法所得合法化变得极为容易，而中国的这种非法所得一般都来源于盗窃公有财产。       有鉴于此，我们要求对目前的《物权法》草案作重大修改。       近年对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掠夺，主要通过在“企业改制”的名义下改变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权。要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不受侵吞，必须对企业所有权的改变作出适当的规范。《物权法》只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要以《物权法》规范企业所有权的改变，必须将企业的所有权视为《物权法》所界定的“物”。       现在的《物权法》草案仅在第六十九条中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它在这里回避了“企业所有者”的概念，没有指明企业归谁所有。       实际上，现代企业仍有其法律上的所有者。个人独资的企业归出资者个人所有，股份制企业归出资人共有。上边引用的《物权法》草案第六十九条的条文，规定的其实就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具体权利。<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span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对企业的所有权不同于对企业使用的有体物（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现代企业经常使用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如租用他人的土地、借用他人的货币资金等。而且从概念上说，对企业使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也与对企业本身的所有权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在法律上，更必须将对企业使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与对企业本身的所有权区分开来。在现代的法律制度下，对企业出资并以其出资承担了企业经营风险的人是企业的所有者。

将企业的所有权视为《物权法》所界定的“物”、使其服从物权法调整的做法，采用的是罗马法和法国法系中广义的“物”的概念。这种广义的“物”，除了有体物之外，还包括了财产权利和无形财产。之所以有必要将对企业的所有权视为《物权法》所界定的“物”，主要是因为：只有掌握了对企业的所有权，投资者才能够从法律地位上保证其对投入企业中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物权，而这又需要将对企业的所有权本身视为一种物权。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或者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对企业的所有权本身视为一种物权、不保证出资人对企业的所有权，就必将导致出资人对其投入企业的财产的物权受到侵害。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实际上也承认了对企业的所有权是一种“物”。该草案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出质的权利中包括“可以转让的股权”，这实际上是把对企业的股权也视为了一种物。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广这一点，将对企业的任何所有权都视为一种股权，因而也就将对企业的所有权当作了受《物权法》调整的“物”。       有人批评现在的《物权法》草案过分抬高个人的法律地位而贬低国家和集体的法律地位，因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和集体对企业的所有权。但是即便如此，依照各国现行《物权法》有关共同共有的条款，也可以采取足够的法律措施来保护国家和集体对企业的所有权。从法理上说，由于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国有的企业所有权理所当然地归全体人民共同共有，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显然应当归相应的集体共同共有。这样，从法理上说，可以将国家或集体对企业的所有权视为全体人民或相应集体对企业的共同共有，对企业的国有和集体所有是共同共有的延伸（某些法学专家主张将“共同共有”改称为“公同共有”）。按照各国法律中通行的有关共同共有的规定，《物权法》应当对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作出更严格的规定。       ——现在的《物权法》草案仅在第七十二条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并不足以保证投入企业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经营效率。       而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一百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一百零一条承认共有人对共有财产“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依据共同公有者的这些权利和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应对《物权法》草案第七十二条作下列重大补充：1.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主管人员，有义务使其主管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得到尽可能大的收益；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有义务使企业的自有财产得到尽可能大的收益。没有足够履行这一义务的，应当视其情节轻重而受到撤职处分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有侵占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 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的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所有的企业，必须对全体公民公开其财务状况。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集体财产的人和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集体所有的企业，必须对相应集体的任何成员公开其财务状况。对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财产的机构、其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的企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就国有财产的收益和增值情况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企业有义务回答公民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对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集体财产的人和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集体所有的企业，相应集体的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就集体财产的收益和增值情况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企业和个人有义务回答集体的成员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

——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七十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无偿或者以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等手段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转让，造成国有财产、集体财产流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款显然是为了防止“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严重损失，而近年来的企业改制也确实造成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但是有经验的人都会看出，这一条的规定并无实际的操作性，不可能遏止以“企业改制”为名对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侵占。近年的“企业改制”之所以变成了对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大规模掠夺，首要的原因是在短期内实行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改制”；另一个原因是将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了少数官员个人。而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对后一方面的弊端并未作纠正。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国家投资设立的企业，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这实际上还是把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了少数官员个人。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和中国近年的“企业改制”的经验事实都说明，这样把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少数官员个人，由他们任意决定把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转让给谁、怎样转让，必定会造成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巨大损失。防止以“企业改制”为名大规模掠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有效手段之一，是从法律上真正恢复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公有性质。各国的《物权法》通常都规定，对共同共有的物，各共有人的权利及于全物，共有物的让与和事实上的处分也须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现在的《物权法》草案第一百零二条也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将这一精神引申到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上来就意味着，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包括出售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必须经全体人民或相应的所有者集体全体同意。即使考虑到操作上的可行性，也至少应当补充如下的规定：1.转让国家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向全体人民公示。公告中必须说明转让了哪些企业的所有权、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的详细情况；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就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转让情况向主管转让的机构和人员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人员有义务回答公民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2.转让集体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向相应集体的全体成员公示。公告中也必须说明转让了哪些企业的所有权、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的详细情况；该集体的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就本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转让情况向主管转让的机构和人员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人员有义务回答集体成员的上述询问、质疑和批评；3. 转让国家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批准，并在讨论前广泛征求和听取全体公民的意见。任何公民就此类转让提出的异议，都必须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应涉及被转让所有权的企业、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4. 转让集体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必须经过相应集体五分之四以上成员的同意，并于事前在相应集体的全体成员中就转让事宜进行详尽的讨论。集体的任何成员就此类转让提出的异议都必须提交集体的全体成员讨论；5.出售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任何收入，都必须再投入企业中以形成新的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只有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决议专门指定了出售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收入的用途时可以例外。出售集体所有的企业所有权收入的处分，由相应集体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之。

问《物权法》草案某些起草者第二问  强调保护国家财产就是“不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吗？ 我们与物权法起草者的根本分歧：绝不在于是否保护私人财产权，因为只有坏蛋和白痴才主张不保护私人财产权。分歧主要在于：是真正保护绝大多数人的财产权还是保护极少数人的财产权。我们认为，只有强调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权，私人财产权才能得到可靠的保护。没有国家和集体财产权的保障，就没有绝大多数公民个人财产权。 我们始终并一贯主张，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权益，各个不同，是可以也能够相互区分的；但是它们是统一的、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关联的；绝不能把三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同时还主张：在一般和通常情况下，只有首先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权利，才能保护绝大多数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如果没有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做基础、后盾和支撑，那么绝大多数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就没有保障。这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历史的实际；不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也符合党的基本理论和一贯的政策规定。 邓小平同志早在<chsdate year="1979" day="30"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1979年3月30日曾经说：</chsdate>“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粗体为巩献田所表示，下同） <chsdate year="1979" day="26"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又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标题的谈话中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人们都很守纪律，</chsdate>邓小平同志又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标题的谈话中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236页）<chsdate year="1985" day="23"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还说过 :“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chsdate>邓小平同志还说过 :“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091页）

而你们，直接取消了宪法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最最核心的条款：“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1968年《民法通则》中的最核心的条款“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你们为自己辩护说：“如果我们把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单独写进《物权法》的话，就有可能引起误解——我们在国家、集体与公民财产之间划了一个等级，国家财产第一位，集体财产第二位，公民个人财产最末位，保护就不平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使得一些国家机关打着国家、集体利益的招牌，任意地非法地侵犯公民个人财产权。这就涉及到农村土地征用、农民承包权、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通过《物权法》的规定来加以保护的话，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无法巩固的。”（见《法律与生活》杂志2006年1月下半月总第302期） 在多年之前，就曾经有人对宪法中的这个核心条款提出过非难，在前年一些人组织的所谓“民间修宪”研讨会上，有人又旧话重提，在中央领导同志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一致反对下，阴谋并没有得逞。这次，又改头换面出现在物权法草案中了，连一个普通中学生都明白你们的意思，既然国家、集体、私人财产权（利）都“平等”保护了，还有什么神圣不神圣呢？ 其实，类似你们少数物权法起草者的这种主张，就在那些成千上万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富裕起来的从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成员那里也是通不过的！因为他们明白，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保护，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做后盾和支撑，就没有他们个体和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因为他们同那些肆意侵吞国家财产的贪污腐败分子根本不同，也与那些大量侵吞公共财产的不法分子根本不同，他们只要还是盼望进一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裕起来，对于强调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重要性的道理，比你们少数法律起草者们清楚明白得多。 我国现在农村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单位，例如，从山西大寨、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北京韩村河、陕西阳山庄等等成千上万个集体富裕而个人也富裕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那些仅仅少数户的富裕而整个集体经济搞得不好而整个村庄还不富裕的鲜明对比中，只有集体富裕了，个人就会普遍富裕起来，难道这么浅显的道理还需要论证吗？ 这里姑且先不谈“财产权”和“财产”这两个被有的民法大家刻意混淆了的概念。因为侵犯了某个公民的“财产权”，不一定就破坏了“财产”！说享有财产权利，不等于实际上就有财产！ 《物权法》起草者中的少数人，为什么一听强调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就联想到不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呢？

这毫不奇怪。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多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什么“经济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等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原因。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其中，“华盛顿共识”，即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将其解释为“三化”的：“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而西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也是“三化”：“经济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非调控化”。其中恶毒的一手就是主张国家政权放弃干预经济的职能（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干预经济了，那么不是国家政权的变质就是社会主义的灭亡！），然而，西方资产阶级掌权者们，一方面他们主张其他国家的政府要采取强硬措施保证各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不要干预经济；而在自己国内却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对经济实施干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没有不干预经济的政治；同样，也没有不干预经济的国家政权，问题在于如何干预和干预到什么程度等。 早在1993年3月初，我国著名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北京大学教授<personname productid="陈岱孙">陈岱孙</personname>先生曾经说：“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的推崇。盲目推崇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1页）1995年他又谈到“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巨变后的后果的严重性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的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伟大祖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走在世界发展的最前列。（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3页） 也正如井蛙四郎所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成功”。（转引自李炳炎、刘大生文章，见《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就拿那个所谓的”科斯定理”中的“产权”概念来说吧！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经济学研讨会时，经济学家们说“产权”是个法学概念，不是经济学概念；而参加法学家研讨会时，法学家又说“产权”是个经济学概念，不是法学概念，可是没过了多久，就一股风都说是自己学科的概念了！起草小组的一个领导成员在一次大会上不是还吹捧过那个“科斯定理”写得如何如何好吗！对于这些，难道人们不感到好笑吗？ 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必须掌握经济，必须掌握足够的财产，必须有强大的财政！这样才能调控经济，也才能调控得了经济。难道“拉丁美洲现象”还没有使我们一些人清醒吗？

京學者怒斥延緩《物權法》指中央決策現「方向性問題」台湾原住民怒斥吕秀莲「权力的傲慢」舞美师指“龙洁恋”炒作释小龙何洁齐发博怒斥曾荫权怒斥李柱铭刘慧卿 [原创]怒斥禽兽教师洪昭光怒斥“茶色素” 港星怒斥菲警废材女同事怒斥JY 黄秋生怒斥苍井空经纪人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王」軍壓境台湾指中国中央干预香港自治中央小組坐鎮指揮西藏平亂

京學者怒斥延緩《物權法》 指中央決策現「方向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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