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卖官书记武保安感叹书记县长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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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3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召开新闻会，通报6起典型“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案。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四川省财政厅投资处原处长雷应全、黑龙江省鸡西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刘振树等6个“贪官样本”，被摆上了曝光台。　　在此之前，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已成为“公众人物”。此人于2003年9月底由县长转任县委书记，次年6月旋即被捕。然而他在翼城主政短短的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的“作为”就让人瞠目结舌：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　　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它如一把密钥，于无意中解开了腐败“九阴真经”中的诸多黑色秘密。　　“不一样”的腐败收益落差　　作为贪书记的家庭收款员，武保安的妻子王临风从“受贿清单”上就感觉出两个“不一样”。　　副职与正职不一样。1993年时武保安还是山西省大宁县副县长，王临风的总结是：“老武在大宁县工作期间，是副职，礼就少一些，送两瓶酒、两条烟等的多些。”1996年7月他升迁为永和县县长，礼品含金量就有了大幅提升——“收的有礼品、有礼金(钱)，过中秋节时礼品多些，过年时礼金多些，一两千元。”　　县长与书记不一样。2003年9月，武保安由县长转任县委书记，家中存款从50万元迅速蹿升数百万元，有时一天之内就存五六十万元。用王临风的话说：“当县委书记后的春节和中秋节两个节日，翼城除条管单位，如工商、税务等几个单位外，所有下属单位的领导都要来家中，来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坐几分钟放下钱就走了，我和老武收钱收得都有点害怕，可是没办法。”“有时这一拨还没走那一拨又来了，为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人走后才赶紧离开。”　　我们不可孤立地看待武保安夫妻的“心得体会”，透视近年揭出的腐败大案，此类“不一样”现象比比皆是。如在黑龙江绥化巨贪马德有据可查的12次卖官经历中，有11次是他在市委书记的一把手交椅上干的勾当。再如刷新县处级官员贪污受贿纪录的四川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不明财产高达3361万元，而县长杨国友敛得的黑财才61万元，仅为贪书记的零头。个人承载权力运作的方式客观上为权力与个人利益的结合提供了方便，权力越大获取的个人利益越大，套用权力寻租的公式，不一样的权力自然会取得“不一样”的腐败收益。　　“不一样”折射权力配置倾斜　　人口仅有30万的翼城县，下辖66个科局级单位、26个条管单位、10个乡镇，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632名。武保安在2003年10月18日翼城县第十次党代会上发出豪言壮语：“谁最能干好事业就用谁，谁最能加快发展就让谁干，让想干事的干部都有机会，让能干事的干部都有舞台……”让不明就里的局外人听了，还真有些感动。然而它却是武保安发出的卖官信号。　　上任之初，武保安的第一举措就是大刀阔斧准备进行全县干部大调整。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从党代表、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从县委班子到人大、政府、政协班子，他都掌握得非常具体。他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摆设、“群言堂”成了“一言堂”，跑官买官者一窝蜂地往武保安家中钻，原因就在于整个翼城官场，只有这一张嘴具有话语权。　　7名乡镇纪委书记和县政协常委职位，武保安不与部门分管领导通气协商就拍了板。翼城县纪委书记张建国后来说，这7名干部县纪委没有参加考察，甚至他连一个也不认识。2004年3月17日上午，县里推荐12名乡镇正职，武保安亲自设计A、B票。A票为中层干部无记名推荐票，由县委组织、纪检部门统计。B票为四大班子成员记名推荐票，武保安与县长统计。武保安将A、B票汇总排出名次后亲自向书记办公会通报，并按得票多少确定考察对象。B票一直由武保安个人保管直至事发也未交回组织部门。　　官员权力皆在民主轨道内运行，同在权力谱系的书记和县长，包括有决策权的其他县委常委在权力上应该是同等的。要是出现了当书记与当县长“不一样”的情况，一定是背后有了猫腻。近年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重灾区”，仅在安徽就接连有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剖析武保案这个腐败切片，“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的病根触目惊心。　　“不一样”的官场误读　　武保安“卖官”有其固定“程序”：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选择时机、反复受贿，论贿行赏、以贿定官。从纸上策划到行动实践，短短8个月任期却不似“新手”作为——手段老辣熟练，技艺炉火纯青，到了一气呵成、天衣无缝的程度；索贿不遮不掩，卖官明码标价，到了不顾廉耻、只争朝夕的地步。　　一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卖官程序”，不是短短8个月时间就能总结出来的，那是武保安蓄谋已久、长期潜心研究的“心血结晶”。如果社会上没有大量“陋规”，没有身边那么多腐败官员提供足够多的“技术蓝本”，他也不能无中生有发明这套理论，并在付诸实践中大有斩获。检讨武保安案，让人感到心情十分沉重，除了有关部门公布的武保安个人严重腐化堕落、社会对“一把手”监督不力等原因，难道就没有其他让人警醒的地方吗？　　对权力产生误读的不只是武保安一人，是当地官场的不良生态才造就武保安这个“卖官奇才”。当严格的组织任免被虚置，官员升迁流动由“一把手”说了算，尤其是在私下说了算时，下级官员争相排队到县委书记家“携款看望”才可能成为一种风气。如果为这种众官逐权、买权现象进行命名，“武保安现象”就很准确——在跑官要官劣风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如此社会怪胎。武保安只是翼城官场病症爆发出的“脓疮”，一个脓疮的形成，需要更多病菌提供腐败“营养”。高踞腐败金字塔顶的武保安被揪出，说明拆除塔基、铲平当地官场歪风邪气的任务还很艰巨。　　拉贝莱有句名言：“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如今买官卖官案出现了窝案、高发等特点。如何修复这成千上万名官员日渐退化的发声器官，应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课题。　　破解“不一样”的难题　　买官卖官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权力腐败，预示着腐败现象的蔓延与升级。　　破解“当书记和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的腐败公式，必须打破种种“不一样”，让“买官卖官”潜规则彻底失效。中纪委、中组部公布6起典型“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案，宣布了党在惩治腐败中的坚定决心，清理武保安以权力营造的官场江湖，还需要在完善制度上狠下工夫。　　据统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已有2000余件，并有新规陆续出台。我们在反腐方面的规制性文本并不少，然而由于制度执行力欠缺，使不少制度被淹没了。　　毛泽东当年在著名的“窑洞对”中说过，吏治的腐败总是与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共产党人找到的方法就是民主。在今天看来，跳出吏治的腐败、用人的腐败，最有效的方法也只能是民主。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党委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的选举职能，加强党的常委会的民主决定任命职能，以票决制等集体决定和公开公示等“透明票箱”打破选人用人暗箱，随着行政公开、透明决策、财产申报、问责弹劾、权力制约等制度的跟进，权力平台上无特权尘埃，监督明镜里无私利盲点，少数官员即使心存贪念，看到事事处处权责“一样”、监督“一样”、风气“一样”，绝对不敢“不一样”、无法“不一样”！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培元/文　　链接　　官场腐败的几种形式　　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腐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　　低层次腐败是“雁过拔毛”，中层次腐败是权力寻租，高层次腐败是出售委托权，所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雁过拔毛：低层次的腐败　　“流程腐败”，或可以定义为“操作风险”，即当事人处于交易流程的某个环节而发生的寻租行为。常见者如权力部门某些经办人员的“吃、拿、卡、要”，“雁过拔毛”；　　权力寻租：中等层次的腐败　　“资源配置权腐败”，或称“体制风险”，其前提是交易规则或交易文化不健全，导致拥有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权力主体利用权力寻租；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中逐步固化为“潜规则”，因而具有连续性、常发性特点，除非出现资源由稀缺而变为丰裕，或发生来自外界的冲击，此类腐败会持续存在。　　卖官：最高层次的腐败　　“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即所谓“卖官行为”。　　卖官等差数列规律　　“单一定价”和“一揽子定价”。如果我们把韩桂芝-马德-李刚作为一个“卖官链”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现象：韩桂芝受贿950万元，马德受贿600多万，李刚受贿210多万，接近一个等差数列。　　其内在含义在于官位“批发”与“零售”的销售收入差别：李刚是“零售商”，向马德寻求在绥棱县经营官位的特许权；马德则向更大的“批发商”——省委组织部领导进一步谋求在绥化的官位经营权。法制周报　　2006年1月23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召开新闻会，通报6起典型“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案。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四川省财政厅投资处原处长雷应全、黑龙江省鸡西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刘振树等6个“贪官样本”，被摆上了曝光台。　　在此之前，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已成为“公众人物”。此人于2003年9月底由县长转任县委书记，次年6月旋即被捕。然而他在翼城主政短短的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的“作为”就让人瞠目结舌：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　　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它如一把密钥，于无意中解开了腐败“九阴真经”中的诸多黑色秘密。　　“不一样”的腐败收益落差　　作为贪书记的家庭收款员，武保安的妻子王临风从“受贿清单”上就感觉出两个“不一样”。　　副职与正职不一样。1993年时武保安还是山西省大宁县副县长，王临风的总结是：“老武在大宁县工作期间，是副职，礼就少一些，送两瓶酒、两条烟等的多些。”1996年7月他升迁为永和县县长，礼品含金量就有了大幅提升——“收的有礼品、有礼金(钱)，过中秋节时礼品多些，过年时礼金多些，一两千元。”　　县长与书记不一样。2003年9月，武保安由县长转任县委书记，家中存款从50万元迅速蹿升数百万元，有时一天之内就存五六十万元。用王临风的话说：“当县委书记后的春节和中秋节两个节日，翼城除条管单位，如工商、税务等几个单位外，所有下属单位的领导都要来家中，来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坐几分钟放下钱就走了，我和老武收钱收得都有点害怕，可是没办法。”“有时这一拨还没走那一拨又来了，为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人走后才赶紧离开。”　　我们不可孤立地看待武保安夫妻的“心得体会”，透视近年揭出的腐败大案，此类“不一样”现象比比皆是。如在黑龙江绥化巨贪马德有据可查的12次卖官经历中，有11次是他在市委书记的一把手交椅上干的勾当。再如刷新县处级官员贪污受贿纪录的四川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不明财产高达3361万元，而县长杨国友敛得的黑财才61万元，仅为贪书记的零头。个人承载权力运作的方式客观上为权力与个人利益的结合提供了方便，权力越大获取的个人利益越大，套用权力寻租的公式，不一样的权力自然会取得“不一样”的腐败收益。　　“不一样”折射权力配置倾斜　　人口仅有30万的翼城县，下辖66个科局级单位、26个条管单位、10个乡镇，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632名。武保安在2003年10月18日翼城县第十次党代会上发出豪言壮语：“谁最能干好事业就用谁，谁最能加快发展就让谁干，让想干事的干部都有机会，让能干事的干部都有舞台……”让不明就里的局外人听了，还真有些感动。然而它却是武保安发出的卖官信号。　　上任之初，武保安的第一举措就是大刀阔斧准备进行全县干部大调整。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从党代表、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从县委班子到人大、政府、政协班子，他都掌握得非常具体。他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摆设、“群言堂”成了“一言堂”，跑官买官者一窝蜂地往武保安家中钻，原因就在于整个翼城官场，只有这一张嘴具有话语权。　　7名乡镇纪委书记和县政协常委职位，武保安不与部门分管领导通气协商就拍了板。翼城县纪委书记张建国后来说，这7名干部县纪委没有参加考察，甚至他连一个也不认识。2004年3月17日上午，县里推荐12名乡镇正职，武保安亲自设计A、B票。A票为中层干部无记名推荐票，由县委组织、纪检部门统计。B票为四大班子成员记名推荐票，武保安与县长统计。武保安将A、B票汇总排出名次后亲自向书记办公会通报，并按得票多少确定考察对象。B票一直由武保安个人保管直至事发也未交回组织部门。　　官员权力皆在民主轨道内运行，同在权力谱系的书记和县长，包括有决策权的其他县委常委在权力上应该是同等的。要是出现了当书记与当县长“不一样”的情况，一定是背后有了猫腻。近年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重灾区”，仅在安徽就接连有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剖析武保案这个腐败切片，“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的病根触目惊心。　　“不一样”的官场误读　　武保安“卖官”有其固定“程序”：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选择时机、反复受贿，论贿行赏、以贿定官。从纸上策划到行动实践，短短8个月任期却不似“新手”作为——手段老辣熟练，技艺炉火纯青，到了一气呵成、天衣无缝的程度；索贿不遮不掩，卖官明码标价，到了不顾廉耻、只争朝夕的地步。　　一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卖官程序”，不是短短8个月时间就能总结出来的，那是武保安蓄谋已久、长期潜心研究的“心血结晶”。如果社会上没有大量“陋规”，没有身边那么多腐败官员提供足够多的“技术蓝本”，他也不能无中生有发明这套理论，并在付诸实践中大有斩获。检讨武保安案，让人感到心情十分沉重，除了有关部门公布的武保安个人严重腐化堕落、社会对“一把手”监督不力等原因，难道就没有其他让人警醒的地方吗？　　对权力产生误读的不只是武保安一人，是当地官场的不良生态才造就武保安这个“卖官奇才”。当严格的组织任免被虚置，官员升迁流动由“一把手”说了算，尤其是在私下说了算时，下级官员争相排队到县委书记家“携款看望”才可能成为一种风气。如果为这种众官逐权、买权现象进行命名，“武保安现象”就很准确——在跑官要官劣风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如此社会怪胎。武保安只是翼城官场病症爆发出的“脓疮”，一个脓疮的形成，需要更多病菌提供腐败“营养”。高踞腐败金字塔顶的武保安被揪出，说明拆除塔基、铲平当地官场歪风邪气的任务还很艰巨。　　拉贝莱有句名言：“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如今买官卖官案出现了窝案、高发等特点。如何修复这成千上万名官员日渐退化的发声器官，应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课题。　　破解“不一样”的难题　　买官卖官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权力腐败，预示着腐败现象的蔓延与升级。　　破解“当书记和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的腐败公式，必须打破种种“不一样”，让“买官卖官”潜规则彻底失效。中纪委、中组部公布6起典型“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案，宣布了党在惩治腐败中的坚定决心，清理武保安以权力营造的官场江湖，还需要在完善制度上狠下工夫。　　据统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已有2000余件，并有新规陆续出台。我们在反腐方面的规制性文本并不少，然而由于制度执行力欠缺，使不少制度被淹没了。　　毛泽东当年在著名的“窑洞对”中说过，吏治的腐败总是与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共产党人找到的方法就是民主。在今天看来，跳出吏治的腐败、用人的腐败，最有效的方法也只能是民主。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党委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的选举职能，加强党的常委会的民主决定任命职能，以票决制等集体决定和公开公示等“透明票箱”打破选人用人暗箱，随着行政公开、透明决策、财产申报、问责弹劾、权力制约等制度的跟进，权力平台上无特权尘埃，监督明镜里无私利盲点，少数官员即使心存贪念，看到事事处处权责“一样”、监督“一样”、风气“一样”，绝对不敢“不一样”、无法“不一样”！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培元/文　　链接　　官场腐败的几种形式　　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腐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　　低层次腐败是“雁过拔毛”，中层次腐败是权力寻租，高层次腐败是出售委托权，所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雁过拔毛：低层次的腐败　　“流程腐败”，或可以定义为“操作风险”，即当事人处于交易流程的某个环节而发生的寻租行为。常见者如权力部门某些经办人员的“吃、拿、卡、要”，“雁过拔毛”；　　权力寻租：中等层次的腐败　　“资源配置权腐败”，或称“体制风险”，其前提是交易规则或交易文化不健全，导致拥有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权力主体利用权力寻租；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中逐步固化为“潜规则”，因而具有连续性、常发性特点，除非出现资源由稀缺而变为丰裕，或发生来自外界的冲击，此类腐败会持续存在。　　卖官：最高层次的腐败　　“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即所谓“卖官行为”。　　卖官等差数列规律　　“单一定价”和“一揽子定价”。如果我们把韩桂芝-马德-李刚作为一个“卖官链”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现象：韩桂芝受贿950万元，马德受贿600多万，李刚受贿210多万，接近一个等差数列。　　其内在含义在于官位“批发”与“零售”的销售收入差别：李刚是“零售商”，向马德寻求在绥棱县经营官位的特许权；马德则向更大的“批发商”——省委组织部领导进一步谋求在绥化的官位经营权。法制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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