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中国威胁说”由来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5/06 08:30:05

亚洲时报 撰文 Gregory Clark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7" year="2006">2006/02/07</chsdate>, 周二      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我从事这行已有40多个年头）来讲，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自南北韩战争（1950-1953）就从未停息，尽管那场战争起初与北京并无关系。     事实上，若说有外国势力介入北韩进攻南方“非法”政府的军事行动，那也应该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当时中共刚打败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权不久；而且它的主要军队都驻扎在中国南部，准备攻打被蒋介石占领的台湾。但北京却受到指责。华盛顿不但收回了“不卷入中国内战”的承诺，还积极帮助国民党备战，盘算着随时反攻大陆。     当美国1950年末派兵接近中朝边境时，北京更受到直接威胁。当中国志愿军入朝后，持有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专家纷纷保持高度警惕。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被迫退到朝鲜半岛以南，最终交战方签订了板门店协议。由于北京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西方社会此后20多年不但对中国政府进行封锁，而且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     不仅如此，就连东南亚的华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西方国家不但竭力扶植当地腐败无能的统治者，而且帮助镇压华人因反对种族歧视而发起的暴动。华人领袖李光耀被认为是北京政府的支持者，这让担心赤色蔓延东南亚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忧虑不已。因此，它们在新加坡选举期间向亲西方的政客林有福（Lim Yew Hock）提供资金和支持，不过也仍未能扭转局势：1959年，李光耀执掌新加坡政权。    “中国威胁论”在越南战争（1961-1975）中再次掀起高潮。这场本属于南北越之间的战争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嘴里成了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第一步；同朝鲜战争一样，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比苏联大。不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北京支援南北越统一的立场被西方看成“中国威胁论”的有利佐证。     在美国的怂恿下，澳大利亚外长海斯勒克（Paul Hasluck）1964年前去劝说苏联对付中国；当时笔者恰好陪同在旁。期间适逢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而爆发“中苏论战”。美国和澳大利亚认为，中国“铁了心”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共产主义暴动，因而此时拉拢苏联是个绝佳时机。然而，就当海斯勒克正滔滔不绝地阐述着中国将如何威胁亚洲和苏联在中亚、远东的领土安全时，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的一席话立即让他放弃了原定的打算。这位苏联总理表示，莫斯科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北越反抗美帝国主义，以后也一直会这么做，因此乐于见到北京支持越南统一的立场。        1962年，作为驻坎培拉的中国问题专家，我又亲眼看到了中国在中印边境上面对印度屡次挑衅而不得已进行的军事还击被描述成“未受挑衅的侵略行为”。随后，西方社会炒作中国企图将孟加拉湾作为出海口，寻求海上霸权。《伦敦经济学家》（The London Economist）甚至称，北京希望借道阿富汗进行南扩。      后来，又有消息说，中国想在老挝、泰国北部和缅甸建立据点；当然，这些都是假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配合下，印尼1965年屠杀了约一百万平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印尼华人。另有六十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监牢，不少西方国家把这次屠杀称为“20世纪最惨忍的集体谋杀”；无辜平民遭受如此命运的原因，仅仅是为防止这些华人沦为中共潜伏在印尼的第五纵队。     印尼1975年吞并东帝汶，也得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默许。在这两国眼里，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并寻求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是个威胁的左翼团体，迟早会投向中共的怀抱。     北京遏制台独也常常被称作是中国威胁论的有利证据，尽管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中共在西藏的统治也颇遭非议，虽然西藏从未真正独立过。诚然，不少国家对中共夺取西藏的手法不赞同，但很多人也许忘记了多亏美国中情局和印度的“友好支援”，西藏才发生了不少暴动。      苏联解体后，日本炮制的苏联威胁论烟消云散。但随即，在美日两国又冒出一大批鹰派人物（如日本外长安倍晋三）指责中国对日本和远东构成威胁。安倍晋三多次公开表示：“我认为，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亚洲时报 撰文 Gregory Clark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7" year="2006">2006/02/07</chsdate>, 周二      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我从事这行已有40多个年头）来讲，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自南北韩战争（1950-1953）就从未停息，尽管那场战争起初与北京并无关系。     事实上，若说有外国势力介入北韩进攻南方“非法”政府的军事行动，那也应该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当时中共刚打败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权不久；而且它的主要军队都驻扎在中国南部，准备攻打被蒋介石占领的台湾。但北京却受到指责。华盛顿不但收回了“不卷入中国内战”的承诺，还积极帮助国民党备战，盘算着随时反攻大陆。     当美国1950年末派兵接近中朝边境时，北京更受到直接威胁。当中国志愿军入朝后，持有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专家纷纷保持高度警惕。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被迫退到朝鲜半岛以南，最终交战方签订了板门店协议。由于北京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西方社会此后20多年不但对中国政府进行封锁，而且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     不仅如此，就连东南亚的华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西方国家不但竭力扶植当地腐败无能的统治者，而且帮助镇压华人因反对种族歧视而发起的暴动。华人领袖李光耀被认为是北京政府的支持者，这让担心赤色蔓延东南亚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忧虑不已。因此，它们在新加坡选举期间向亲西方的政客林有福（Lim Yew Hock）提供资金和支持，不过也仍未能扭转局势：1959年，李光耀执掌新加坡政权。    “中国威胁论”在越南战争（1961-1975）中再次掀起高潮。这场本属于南北越之间的战争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嘴里成了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第一步；同朝鲜战争一样，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比苏联大。不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北京支援南北越统一的立场被西方看成“中国威胁论”的有利佐证。     在美国的怂恿下，澳大利亚外长海斯勒克（Paul Hasluck）1964年前去劝说苏联对付中国；当时笔者恰好陪同在旁。期间适逢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而爆发“中苏论战”。美国和澳大利亚认为，中国“铁了心”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共产主义暴动，因而此时拉拢苏联是个绝佳时机。然而，就当海斯勒克正滔滔不绝地阐述着中国将如何威胁亚洲和苏联在中亚、远东的领土安全时，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的一席话立即让他放弃了原定的打算。这位苏联总理表示，莫斯科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北越反抗美帝国主义，以后也一直会这么做，因此乐于见到北京支持越南统一的立场。        1962年，作为驻坎培拉的中国问题专家，我又亲眼看到了中国在中印边境上面对印度屡次挑衅而不得已进行的军事还击被描述成“未受挑衅的侵略行为”。随后，西方社会炒作中国企图将孟加拉湾作为出海口，寻求海上霸权。《伦敦经济学家》（The London Economist）甚至称，北京希望借道阿富汗进行南扩。      后来，又有消息说，中国想在老挝、泰国北部和缅甸建立据点；当然，这些都是假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配合下，印尼1965年屠杀了约一百万平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印尼华人。另有六十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监牢，不少西方国家把这次屠杀称为“20世纪最惨忍的集体谋杀”；无辜平民遭受如此命运的原因，仅仅是为防止这些华人沦为中共潜伏在印尼的第五纵队。     印尼1975年吞并东帝汶，也得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默许。在这两国眼里，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并寻求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是个威胁的左翼团体，迟早会投向中共的怀抱。     北京遏制台独也常常被称作是中国威胁论的有利证据，尽管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中共在西藏的统治也颇遭非议，虽然西藏从未真正独立过。诚然，不少国家对中共夺取西藏的手法不赞同，但很多人也许忘记了多亏美国中情局和印度的“友好支援”，西藏才发生了不少暴动。      苏联解体后，日本炮制的苏联威胁论烟消云散。但随即，在美日两国又冒出一大批鹰派人物（如日本外长安倍晋三）指责中国对日本和远东构成威胁。安倍晋三多次公开表示：“我认为，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中国增加国防开支，为这些政客提供了说辞。但同美日两国相比，中国的军费可谓少之又少；在过去，中国军队忙于经营各类军工和后勤企业。美日两国在东亚地区集结大批军事力量，仅这些开支就已超过中国的军费了。它们建立战略军事联盟，甚至将台湾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对北京来讲，这些事实又怎能忽视？     对于这些军事集结，美日皆表示旨在应对潜在的中国威胁。若中国在离美国海岸线不远设立军事基地，派遣间谍飞机和船只前往侦察，或支持夏威夷脱离美国而独立，或轰炸美国驻外使馆，那美国的军事集结也名正言顺。但这些前提条件无一发生。     在东海海洋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之争中，日本更是动辄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屡屡挑衅。据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靠海各国都有主张自海岸基线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然而，隔开中日两国的东海，平均宽度仅为210多海里。因此，日本以中日专属经济区重迭为由，要求按“东海中间线”与中国进行东海划界。在企图把它的专属经济区扩展至中国海岸线和琉球群岛之间的同时，日本表示独自拥有在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内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权利；日本的战略专家更气势嚣张，敦促政府惩戒挑衅这一声明的中国。更荒唐的是，日本还试图阻止中国在日本声称的、未得到中方承认的“中间线”中方一侧的开采活动，称“很可能把属于日方一侧的海底油气资源吸走”。     对日本划分的专属经济区，中国不予理睬。《联合国海洋公约》第76条规定了“自然延伸原则”：沿海国可以拥有的大陆架，是其领海以外以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直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泥土。因此，中国认为深达2,700多米的冲绳海槽隔断了大陆架，因此冲绳海槽以西部分，应看作中国大陆板块的自然延伸。而日本则认为，冲绳海槽只是小的凸起，中日在海上是属于共架，而不是分开的大陆架。中国并没有尝试控制整个有争议的海域，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案，但不被日本接受。     不容否认，国际法的确界定不清。过去，它坚持自然延伸原则，而如今转而赞同“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但同时，国际法更强调“对争议双方都公平”的原则。1985年的利比亚—马尔他的海权纷争案中，国际法庭就依据中间线原则而判利比亚胜诉。     此外，成比例原则是近年来在海洋划界中广泛使用的原则，具体指一国大陆架面积与其海岸线长度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体现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它实质上也体现了国际法所认可的“陆地主宰海洋”原则。若使用这一原则的话，将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一般来说，海岸线长的应多分海域，小岛则要少分海域。日本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原则，原因自然不言自明。澳大利亚和印尼依据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解决了多年的海权纠纷，与冲绳海槽相类似的帝汶海槽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澳大利亚和东帝汶的大陆架之间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后，又有人要求重新按“等距离”原则重新划界。东帝汶2002年摆脱印尼统治而独立后，这种声音更加强烈。但澳大利亚坚持之前同印尼达成的协定。但它也做出了一些妥协，包括出让中线和大陆架延伸处之间的油气资源收益。而坎培拉的立场，与中国目前就东海海洋开发给出的提议非常相似。     日本同南韩也曾因海洋划界争得不可开交，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处理该问题却灵活通融得多。1974年，两国同意搁置争议，未来再行解决；同时，双方还达成了共同开发的协议。2002年8月，这份协议再一次延期。值得一提的是，同中国一样，南韩的大陆架也延伸至冲绳海槽。        Jon Van Dyke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学院威廉姆•S•理查森法学院（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教授，也是中国-日本、日本-南韩海洋划界问题的专家。他承认，等距离原则成为国际仲裁的首选。不过，他表示，“可以共同开发的方式先解决部分争议”。      《联合国海洋公约》称，若出现争议，“涉及国家首先应努力达成一个实用的、临时方案。”北京似乎正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联合开发”计划；很明显，东京对此并不领情，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肯作出让步。      日本1994年曾同中国和南韩达成协议，同意在东海共同捕鱼，直至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完成划界。但如今，日本宣称，日中的专属经济区已完成划界。当然，不是通过谈判完成的，而只是它一厢情愿。

对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日本坚持对它拥有主权。中国和台湾声称对钓鱼岛拥有归属权其实不无理据。日本担心，一旦划给中国的话，若依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日本可能会“损失”很大。     《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岛屿可享有最多二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即43.1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比整个日本土地面积（38万平方公里）还要大。因此，为实现再次扩张领土的梦想，日本开始全方位地主张专属经济区，对任何小岛都不放过。冲之鸟岛（Okinotori Island）就是最好的例子。近年来，日本还频繁对这个距离东京1740公里的弹丸之地宣示主权，并主张该“岛”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权利，从而引发中日之间关于“冲之鸟岛是岛屿还是岩石”问题之争。由于冲之鸟岛涨潮时只有两个礁石露出海面，“面积”不超过数平方米，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中“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之规定，日本政府还耗费巨资在该岛上建设发电设备、捕鱼设施、防波堤等。      一涉及到领土问题，日本的立场立即变得强硬。实际上，东京在私下的会晤中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      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日俄领土争端中的焦点。这四个岛屿，是指位于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Kunashiri）、择捉（Etorofu）、色丹（Shikotan）以及齿舞（Habamai）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总面积5000平方公里。        1945年8月，美英为请苏联对日宣战，同意把日本所占领之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半部给苏联。苏联因此在二战结束后占据了北方四岛。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以签署投降书的形式确认接受了《雅尔达协议》和《波茨坦宣言》提出的条件。后者明确规定，日本不再对色丹、齿舞、国后、择捉及附近更小岛屿拥有主权。1951年9月8日，日美签署《三藩市和约》，也相应地放弃了对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岛的主权要求。但 1953年，日本又坚决否认这些承诺，继续声称对上述岛屿拥有主权。        1955年苏日谈判时，苏表示愿让出齿舞、色丹；日则要求苏一揽子归还四岛，并要求国际“和平会议”决定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的归属。1956年，日苏发表《联合宣言》，苏方同意在与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交还北方四岛中的齿舞和色丹；日本需接受苏联占领较大的择捉和国后两岛。1960年1月，新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苏联对日本持完全敌对立场，再不提、也不承认苏日间有领土问题。由此，北方四岛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解不开的“死结”。     每一次的妥协方案都被日本强硬派称为“出卖国家利益”；在高涨的民族情绪面前，政府不得不屡屡让步。在森喜朗(Yoshiro Mori)执政期间，众议员铃木宗男(Muneo Suzuki)因提出的“先行归还两岛”议案受到舆论的强烈抨击而被迫辞职。      曾有迹象表明，外务省愿意接受中国70年代提出的“搁置钓鱼岛争议，将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的建议；但狂热的右翼势力很快为这种可能性划上句号。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的带领下，他们还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坚定其在冲之鸟岛问题上的立场。令人费解的是，日本舆论为何在争议问题（特别是领土冲突）中总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澳大利亚和东帝汶就专属经济区吵得最凶的时候，澳媒体在谈到澳大利亚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时，用词非常谨慎，而且非常客观地看待这场争议。无怪乎，日本媒体和新闻评论员认为，政府目前主张的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完全正确”；日本全国电视台NHK在谈及这个话题时，更明目张胆地使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而非“我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      当然，经济不断强盛的中国在未来威胁到其邻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除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外，中国还没有做出过任何过激举动。而日本不但不为侵华战争罪行道歉，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更指责中国为“威胁”。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意第绪语（Yiddish）有一个形容词叫chutzpah。Chutzpah指的是哪些整天想往上爬的人----意谓他们厚颜无耻；日本一些人的这种行为，实属东方式的chutzpah。     本文作者Gregory Clark是国际教养大学（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副校长，曾任澳大利亚外交官。    本文获《日本聚焦》特别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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