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追求正常国家与中日关系

日本追求正常国家与中日关系
2003年09月05日 14:48



凤凰卫视9月5日消息，大公报9月5日刊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文章《日本追求「正常国家」与中日关系》全文如下：


小泉政府在积极寻求令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但日本离成为「正常国家」的五项必须条件仍甚远。而在日本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的同时，中国则日益走向强大。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


日本在历史上曾以包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内的种种侵略行为，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此日本有所反省和道歉；然而，这些反省和道歉就其程度而言是不够的，在曾深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中国人民看来尤其如此。而且，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引起邻国的合理担忧。


「正常国家」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日本政府、政界和很大部分民众还没有认真考虑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国家？


第一、就日本而言，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国际政治现实都表明，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必须有大致独立的对外政策，即使它同另外一个大国结成军事同盟。然而反观当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正在争取「正常国家」地位的小泉内阁近一两年来的对外政策，几乎在一切头等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上都对美国亦步亦趋。


第二、一个正常国家必须有大致正常的周边环境，即与邻国有大致正常的关系。当今日本与其邻国之间除了其它种类的重大问题外，存在着很突出的历史问题，它战后的有关反省和道歉也与邻国的期望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同一般情况相比，日本政府特别需要以很大的精力和诚意去谋求与邻国构建和保持正常关系，然而它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够。


第三、一个正常国家必须对于自己的历史、现今和未来有大致正常的心态。除上面说过的历史问题外，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日本经济持久不振，政治体制弊病频显，在东亚也面临一些新的、复杂的安全和政治经济形势；但是，日本进行国内改革的决心不大，对于怎样在虽然新鲜复杂、但仍富有和平及稳定机会的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足够的合理思考。


第四、一个政治大国除具备一般政治大国的共同属性，还必须有自己的健全特色。日本应有的特色在哪里？很多日本人认为，所谓政治大国，第一意味着有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第二意味着有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抱负相称的军事力量以及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军事权利。这是很片面的。日本在战后六十年，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集中国家方向于商业立国，这对日本有利、合算，并且较多地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发展援助等问题。如果将来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它应当比其它一些国家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更多地考虑发展援助，更多地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这就是日本特色。相反，日本现在很多人集中关注的是要像其它大国那样拥有大国的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如此它的国家发展道路就可能出现重大偏差。


第五、当代的正常国家必须是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国家。这意味着就自己的对外行为多向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进行解释，谋求协调，互相妥协，进行可能的合作。日本特别需要使邻国对它的未来放心，使之可以断定它的意图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但是，一九九七年日美安保条约新方针导致中国很有理由怀疑那至少一部分是针对台湾问题的。现在的「有事法制」也有可能包含比应付朝核问题更广泛的含义。特别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日本向其邻国所作的解释，显然远远不够。在历史问题、日本军力发展问题和修宪倾向等问题上，情况也大致如此。


最后，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有适合于自身的正常的地位。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今后的一流大国必然是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有一等国家规模的大国。日本一亿多人口，虽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考虑到其国家规模和所处的地区环境，日本的大国目标必须有限。如果日本人在构想和追求未来的时候，要的是归根结底力所不及的那种地位，就会给日本自身带来重大损害。


不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所有上述根本的六点，日本怎么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真正的正常国家？


日本与邻国有重大矛盾


从抽象的角度说，可以认为日本有权利谋求拥有与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的、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实在的政治现实。日本地处东亚，而东亚缺乏国际多边安全体制。日本又与邻国存在重大矛盾，对历史问题缺乏较好的反省和认识，周边国家自然会对它不信任。如果在这些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日本崛起为一个就实力和权利两方面而言的军事大国，就会产生破坏东亚稳定的颇大可能性。


具体到中日关系，在目前可明确预见的未来，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很难想象的。至少中国不会武装侵略日本，而且至少现在和可明确预见的未来日本也不会武装侵略中国。即使假设因为其它原因发生小规模局部军事冲突，中日之间仍然存在有效的外交机制，中国各种军事力量的威慑也仍然起作用，而且日本的和平力量和「专守防卫」国策至少相当长时间内很可能仍占上风。问题是，如果两国相当大量的民众之间的互厌和敌意恶性发展下去，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期陷于紧张甚至是对立，这种关系是有危险的。一个国家在追求安全的同时，还要追求安全感。另外，有时大国间的冲突是由第三方引起的，但冲突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原来两个大国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张，然后发生两个大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中日两国对这种情况都要有所警惕。


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国内政治右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美日军事同盟今后的发展和日本在其中军事作用的增长也是如此。我们要有心理承受力，同时持有足够的战略警觉，将立足点放在加速建设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予以恰当的战略性应对上。


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从中国的角度说，在必然长期地面对美国问题和相当长时间内面对台湾问题之外，假如由于各种原因，事情发展到一亿多日本人中的多数对中国持有经久的严重不满和敌意，那么对中国可能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中日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除了大力制止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在刚才讲的双重变化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稳定化和可控化，同时争取减少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的重大利益已有或可有的损害。


在上述双重变化的形式下，应当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对待中日关系不能主要持有情绪化的思维，无论它是新还是旧。中日关系应是「正常的」关系，可以争取发展到类似于目前中美关系那样的关系，亦即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和战略猜疑，但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的意识和机制，同时有战略性的对话和一定程度一定领域的战略性协调、互信建设和协作。我们的根本基点是加速中国自身力量的建设，连同正视、应对和正确处理战略性的问题和趋势。


最后，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要有历史信心和历史耐心。历史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是日本国民对日本历史、对日本整个民族道路有正确的看法。归根结底，它需要日本人民来解决。在就历史问题进行必要和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中国需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通过自己的作为积极地、耐心地积累使历史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的大的历史条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在日本民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我们的态度从政府到民众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比较高明，中国在颇大程度上可以塑造日本的未来。日本追求正常国家与中日关系
2003年09月05日 14:48



凤凰卫视9月5日消息，大公报9月5日刊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文章《日本追求「正常国家」与中日关系》全文如下：


小泉政府在积极寻求令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但日本离成为「正常国家」的五项必须条件仍甚远。而在日本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的同时，中国则日益走向强大。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


日本在历史上曾以包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内的种种侵略行为，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此日本有所反省和道歉；然而，这些反省和道歉就其程度而言是不够的，在曾深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中国人民看来尤其如此。而且，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引起邻国的合理担忧。


「正常国家」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日本政府、政界和很大部分民众还没有认真考虑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国家？


第一、就日本而言，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国际政治现实都表明，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必须有大致独立的对外政策，即使它同另外一个大国结成军事同盟。然而反观当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正在争取「正常国家」地位的小泉内阁近一两年来的对外政策，几乎在一切头等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上都对美国亦步亦趋。


第二、一个正常国家必须有大致正常的周边环境，即与邻国有大致正常的关系。当今日本与其邻国之间除了其它种类的重大问题外，存在着很突出的历史问题，它战后的有关反省和道歉也与邻国的期望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同一般情况相比，日本政府特别需要以很大的精力和诚意去谋求与邻国构建和保持正常关系，然而它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够。


第三、一个正常国家必须对于自己的历史、现今和未来有大致正常的心态。除上面说过的历史问题外，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日本经济持久不振，政治体制弊病频显，在东亚也面临一些新的、复杂的安全和政治经济形势；但是，日本进行国内改革的决心不大，对于怎样在虽然新鲜复杂、但仍富有和平及稳定机会的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足够的合理思考。


第四、一个政治大国除具备一般政治大国的共同属性，还必须有自己的健全特色。日本应有的特色在哪里？很多日本人认为，所谓政治大国，第一意味着有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第二意味着有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抱负相称的军事力量以及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军事权利。这是很片面的。日本在战后六十年，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集中国家方向于商业立国，这对日本有利、合算，并且较多地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发展援助等问题。如果将来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它应当比其它一些国家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更多地考虑发展援助，更多地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这就是日本特色。相反，日本现在很多人集中关注的是要像其它大国那样拥有大国的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如此它的国家发展道路就可能出现重大偏差。


第五、当代的正常国家必须是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国家。这意味着就自己的对外行为多向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进行解释，谋求协调，互相妥协，进行可能的合作。日本特别需要使邻国对它的未来放心，使之可以断定它的意图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但是，一九九七年日美安保条约新方针导致中国很有理由怀疑那至少一部分是针对台湾问题的。现在的「有事法制」也有可能包含比应付朝核问题更广泛的含义。特别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日本向其邻国所作的解释，显然远远不够。在历史问题、日本军力发展问题和修宪倾向等问题上，情况也大致如此。


最后，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有适合于自身的正常的地位。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今后的一流大国必然是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有一等国家规模的大国。日本一亿多人口，虽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考虑到其国家规模和所处的地区环境，日本的大国目标必须有限。如果日本人在构想和追求未来的时候，要的是归根结底力所不及的那种地位，就会给日本自身带来重大损害。


不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所有上述根本的六点，日本怎么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真正的正常国家？


日本与邻国有重大矛盾


从抽象的角度说，可以认为日本有权利谋求拥有与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的、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实在的政治现实。日本地处东亚，而东亚缺乏国际多边安全体制。日本又与邻国存在重大矛盾，对历史问题缺乏较好的反省和认识，周边国家自然会对它不信任。如果在这些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日本崛起为一个就实力和权利两方面而言的军事大国，就会产生破坏东亚稳定的颇大可能性。


具体到中日关系，在目前可明确预见的未来，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很难想象的。至少中国不会武装侵略日本，而且至少现在和可明确预见的未来日本也不会武装侵略中国。即使假设因为其它原因发生小规模局部军事冲突，中日之间仍然存在有效的外交机制，中国各种军事力量的威慑也仍然起作用，而且日本的和平力量和「专守防卫」国策至少相当长时间内很可能仍占上风。问题是，如果两国相当大量的民众之间的互厌和敌意恶性发展下去，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期陷于紧张甚至是对立，这种关系是有危险的。一个国家在追求安全的同时，还要追求安全感。另外，有时大国间的冲突是由第三方引起的，但冲突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原来两个大国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张，然后发生两个大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中日两国对这种情况都要有所警惕。


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国内政治右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美日军事同盟今后的发展和日本在其中军事作用的增长也是如此。我们要有心理承受力，同时持有足够的战略警觉，将立足点放在加速建设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予以恰当的战略性应对上。


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从中国的角度说，在必然长期地面对美国问题和相当长时间内面对台湾问题之外，假如由于各种原因，事情发展到一亿多日本人中的多数对中国持有经久的严重不满和敌意，那么对中国可能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中日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除了大力制止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在刚才讲的双重变化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稳定化和可控化，同时争取减少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的重大利益已有或可有的损害。


在上述双重变化的形式下，应当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对待中日关系不能主要持有情绪化的思维，无论它是新还是旧。中日关系应是「正常的」关系，可以争取发展到类似于目前中美关系那样的关系，亦即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和战略猜疑，但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的意识和机制，同时有战略性的对话和一定程度一定领域的战略性协调、互信建设和协作。我们的根本基点是加速中国自身力量的建设，连同正视、应对和正确处理战略性的问题和趋势。


最后，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要有历史信心和历史耐心。历史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是日本国民对日本历史、对日本整个民族道路有正确的看法。归根结底，它需要日本人民来解决。在就历史问题进行必要和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中国需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通过自己的作为积极地、耐心地积累使历史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的大的历史条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在日本民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我们的态度从政府到民众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比较高明，中国在颇大程度上可以塑造日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