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促使中国思考经济转型的一年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6:19:31

联合早报 黄朝翰杨沐　　2005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年，但却是增长问题大暴露的一年，也是促使中国思考新发展模式的一年。　　由于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再加上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美国欧洲对中国商品出口的限制，在2005年初，大部分人都预期中国全年的经济将处于持续的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2004年的9.4%。但事实却出乎大家预料之外。　　国家统计局在1月25日宣布，去年取得了9.9％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决策者在2004年极为担心的经济过热和硬着陆，在2005年大致上得到解决。这种解决并不是因为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没有着陆，不需要着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又一年的低通货膨胀下的高速增长。　　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机制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产品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政府很难通过以前曾有效使用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市场，一些在朱镕基时代曾有效发挥作用的行政干预措施，在目前市场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但增长动力的来源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国内的高储蓄率和货币的高流动性，同样在满足大量投资机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政府成功控制住一些产业部门过热增长的同时，另一些产业部门已经出现新的投资需求和增长热点。　　再次，同样重要，但一般人却容易忽视的另一因素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是必须做到的政治目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要实现一定的增长幅度来稳定就业和提高收入，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运作空间；而且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的政府都有自己的高速增长计划。　　增长不仅产生税收和财政收入、创造就业、造福乡里、保证地方的社会稳定，而且还提供了升迁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于是，地方干部都相继变成了“增长偏好者”和“速度偏好者”，为地方发展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进更多地方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机场等。这往往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建成许多不经济的“政绩工程”，如好看而不实用的市政大厦、城市广场等。　　当然，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也一定会为经济增长过程注入强大动力，因此产生许多强大的“增长利益集团”，造成全国性的“增长偏差”，使北京的宏观控制政策很难进行协调。增长负面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到2005年中期，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关心经济是否过热。实际上由于持续的低度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这种过热从来都没有真正出现过。他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正在不断暴露的经济增长中的负面现象。　　从年初开始，有关各地煤矿、矿山重大事故的媒体报道，一起接一起，几乎没中断过。特别是到下半年，吉林、江都、韶关的化学物质泄漏事故、珠江口的盐潮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引起都市老百姓担心饮水安全。　　此外，禽流感、疯牛病、猪口蹄疫、过期牛奶的再加工出售、蔬菜与茶叶农药残留物过高、泡菜等加工食品中含有毒物质等等，作为热点新闻一再报道，使人民对食物的安全越来越敏感。　　国际上石油价格一涨再涨，一再突破每桶60美元，使出租车司机和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私人车主感到紧张。在深圳、广州和一些内陆城市，一度还出现汽车排长队加油的恐慌。社会再次关注和反思中国现有发展模式中的单位GDP耗能、耗原材料过高的问题。　　从外部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完全是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造成农村地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抗议越来越多。对GDP增长幅度的单一偏好，造成许多“负面的外部经济性”。　　越来越多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经济增长对社会是否产生负效果？可以说，原有的“对经济增长的偏好”，一再受到这些媒体热点报道的冲击。　　经过2005年，中国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要什么样的增长？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的增长？中国官员开始第一次公开谈论“能持续的增长”。　　成功的经济增长已经把城市中大部分人变成中产阶级，让他们进入“小康社会”，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有安全的生活环境、好的生活质量。像“绿色GDP”等概念，突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新的流行语。　　总之，2005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转折点。经过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需要改变模式和修正发展方式，以解决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和处理好增长中的社会问题。这种新的增长战略已经融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平衡的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一新的战略已经写进第11个五年（2006-2010）计划中，并在2005年11月5日的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上获得批准。以历史与发展观点看待增长　　从GDP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如果用购买力平价的概念估算（也即是使用国际的或美国的物价水平来计算中国的总产品），中国在很多年以前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数来看，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是健康的：连续四年以超过9%的速度高速增长，而且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在2005年，以消费品价格指数（CPI）来衡量的通货膨胀只有1.8%。　　外国媒体往往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负面因素，如煤矿事故，有害化学物质的泄漏事件、一些地方的农民抗议活动等，给人感觉中国很乱。　　当然，由于中国的体制和治理结构不完善，地方政府腐败等问题确实较为严重。但这些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急切地追求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确实造成各种负面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也产生了更多的受益者。　　在2005年，中国销售了592万辆汽车，超过日本，晋居世界第二。国内旅游人数超过11亿人次，中国居民到国外旅游人数超过三千万人次，这种巨大的成功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像的，这也是任何负面因数所掩盖不了的。　　在2005年5月，以华盛顿为基地的PEW研究中心针对中国城市居民中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76%的居民对经济现状表示满意，并对未来表示乐观。在美国，这方面的数据是46%。这是PEW所调查的17个国家中，满意程度最高的。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尽管产生了许多不希望产生的副产品，但也创造了更多的利益。（二之一）·黄朝翰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主任，杨沐博士是东亚所访问高级研究员 联合早报 黄朝翰杨沐　　2005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年，但却是增长问题大暴露的一年，也是促使中国思考新发展模式的一年。　　由于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再加上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美国欧洲对中国商品出口的限制，在2005年初，大部分人都预期中国全年的经济将处于持续的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2004年的9.4%。但事实却出乎大家预料之外。　　国家统计局在1月25日宣布，去年取得了9.9％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决策者在2004年极为担心的经济过热和硬着陆，在2005年大致上得到解决。这种解决并不是因为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没有着陆，不需要着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又一年的低通货膨胀下的高速增长。　　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机制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产品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政府很难通过以前曾有效使用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市场，一些在朱镕基时代曾有效发挥作用的行政干预措施，在目前市场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但增长动力的来源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国内的高储蓄率和货币的高流动性，同样在满足大量投资机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政府成功控制住一些产业部门过热增长的同时，另一些产业部门已经出现新的投资需求和增长热点。　　再次，同样重要，但一般人却容易忽视的另一因素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是必须做到的政治目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要实现一定的增长幅度来稳定就业和提高收入，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运作空间；而且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的政府都有自己的高速增长计划。　　增长不仅产生税收和财政收入、创造就业、造福乡里、保证地方的社会稳定，而且还提供了升迁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于是，地方干部都相继变成了“增长偏好者”和“速度偏好者”，为地方发展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进更多地方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机场等。这往往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建成许多不经济的“政绩工程”，如好看而不实用的市政大厦、城市广场等。　　当然，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也一定会为经济增长过程注入强大动力，因此产生许多强大的“增长利益集团”，造成全国性的“增长偏差”，使北京的宏观控制政策很难进行协调。增长负面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到2005年中期，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关心经济是否过热。实际上由于持续的低度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这种过热从来都没有真正出现过。他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正在不断暴露的经济增长中的负面现象。　　从年初开始，有关各地煤矿、矿山重大事故的媒体报道，一起接一起，几乎没中断过。特别是到下半年，吉林、江都、韶关的化学物质泄漏事故、珠江口的盐潮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引起都市老百姓担心饮水安全。　　此外，禽流感、疯牛病、猪口蹄疫、过期牛奶的再加工出售、蔬菜与茶叶农药残留物过高、泡菜等加工食品中含有毒物质等等，作为热点新闻一再报道，使人民对食物的安全越来越敏感。　　国际上石油价格一涨再涨，一再突破每桶60美元，使出租车司机和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私人车主感到紧张。在深圳、广州和一些内陆城市，一度还出现汽车排长队加油的恐慌。社会再次关注和反思中国现有发展模式中的单位GDP耗能、耗原材料过高的问题。　　从外部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完全是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造成农村地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抗议越来越多。对GDP增长幅度的单一偏好，造成许多“负面的外部经济性”。　　越来越多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经济增长对社会是否产生负效果？可以说，原有的“对经济增长的偏好”，一再受到这些媒体热点报道的冲击。　　经过2005年，中国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要什么样的增长？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的增长？中国官员开始第一次公开谈论“能持续的增长”。　　成功的经济增长已经把城市中大部分人变成中产阶级，让他们进入“小康社会”，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有安全的生活环境、好的生活质量。像“绿色GDP”等概念，突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新的流行语。　　总之，2005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转折点。经过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需要改变模式和修正发展方式，以解决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和处理好增长中的社会问题。这种新的增长战略已经融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平衡的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一新的战略已经写进第11个五年（2006-2010）计划中，并在2005年11月5日的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上获得批准。以历史与发展观点看待增长　　从GDP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如果用购买力平价的概念估算（也即是使用国际的或美国的物价水平来计算中国的总产品），中国在很多年以前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数来看，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是健康的：连续四年以超过9%的速度高速增长，而且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在2005年，以消费品价格指数（CPI）来衡量的通货膨胀只有1.8%。　　外国媒体往往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负面因素，如煤矿事故，有害化学物质的泄漏事件、一些地方的农民抗议活动等，给人感觉中国很乱。　　当然，由于中国的体制和治理结构不完善，地方政府腐败等问题确实较为严重。但这些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急切地追求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确实造成各种负面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也产生了更多的受益者。　　在2005年，中国销售了592万辆汽车，超过日本，晋居世界第二。国内旅游人数超过11亿人次，中国居民到国外旅游人数超过三千万人次，这种巨大的成功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像的，这也是任何负面因数所掩盖不了的。　　在2005年5月，以华盛顿为基地的PEW研究中心针对中国城市居民中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76%的居民对经济现状表示满意，并对未来表示乐观。在美国，这方面的数据是46%。这是PEW所调查的17个国家中，满意程度最高的。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尽管产生了许多不希望产生的副产品，但也创造了更多的利益。（二之一）·黄朝翰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主任，杨沐博士是东亚所访问高级研究员

[em14]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发展所产生的垃圾，中国当然不例外！关键是看发展过程中利大还是弊大

把新三座大山压下去，改变出口商品产业结构，控制环境污染，把这些个真理认真执行了经济健康发展就有强大保证

2005：促使中国思考经济转型的一年● 黄朝翰杨沐　　由于中国的出口迅速发展，一般人都会认为，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很大。但是，从统计上分析，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于5%。即使从毛出口看（没有减去进口的原出口额），外部需求在很多年来对中国增长的贡献都没有超出过20%。　　最近几年，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贡献正在提高，因为出口增长要比进口增长快得多。但是，贡献所占比例应该仍然低于30%。可以说内部需求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不是外部需求。　　当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应该因此而低估。从中国开始进入世贸的第一年2002年开始，高速的出口增长便一直延续到2005年（2005年中国出口增长28.4%）。　　全球制造业网络重要“整合者”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在2005年和在2004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出口方面看，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21%。其次是欧盟，占19%，香港 16%（向香港出口中的大部分会转出口到美国和欧洲），日本11%, 亚细安五国6%。从进口方面看，日本占中国市场16%，居第一位，其次是居12%的韩国，接着是欧盟11%，台湾11%。亚细安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也占中国市场的11%。　　中国和他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独特的贸易平衡关系，非常值得注意。在2004年和2005年，中国和周边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和亚细安五国，到澳洲、印度，都是维持贸易逆差。但是，同大的贸易伙伴如美国和欧盟，却维持巨大的顺差。最后总结，依然保持巨大的顺差。　　应该说，中国同几乎所有周边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意味着中国已经向它们的所有出口产品（包括制成品和初级产品）敞开大门。中国是推动其周边经济体增长的引擎。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因为中国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加工产品（在2004年是出口总值的58%），中国国内所增加的附加价值大概只有40%左右。有些产品甚至低到只有20%。中国是为了出口而进口。　　另外，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外资企业中进行的（2004年的平均数是57%，在IT行业中更高），特别是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的企业中。中国的外贸已成为东亚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正成为全球制造业网络的一个重要“整合者”。　　中国是从亚洲的周边经济体中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组合件、技术和金融服务等，再将之加工，成为全球市场的产品，只是把制造地标签，从实际上的“亚洲制造”改为“中国制造”而已。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出口引擎不仅是中国自己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也是亚洲地区和全球经济整合的催化剂和发展源泉。　　以这种方式，中国的出口部门已经建立起同全球经济共同体之间关键性的整合关系。这种经济相关性已经稳固和有效，它成功地帮助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其他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等，冲破所有的保护主义和贸易限制。是解决高速增长问题的时刻　　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2004年是年均9.4%），中国经济已不可避免地累积了许多必须尽快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2005年是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一年，而2006年则应该是开始调整发展战略的一年。　　现在中国的人均所得已经达到1500美元，这是世界银行用来描述一个经济体已经开始跨入较低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国际标准。只要中国政府有决心和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具有解决经济增长中产生负面因素的能力和资源。　　可能许多人都会注意到，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农村和城市巨大差距等问题，都不是新的问题，而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都非常熟悉的问题。为了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回顾一下标准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论述，也许会很有帮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什·路易斯指出，发展过程会产生不平等，因为发展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地方同时产生，给所有的人民和阶层同时带来同样的利益。也就是说，强调平等就很难有发展的突破，要发展首先只能从最有条件的地方开始。邓小平在开始中国改革时，就曾智慧地把这一政策概括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采用过这种都市优先发展的模式，这是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作为工业发展的过程。　　在大部分案例中，即使像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成功故事中，在工业化的早期，农民都为发展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农民要付特别高的土地累进税，就是一例。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经说，收入分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条U型曲线：在发展前收入分配可能是平等的，随着发展的演进，分配会越来越不平等。但在最后，收入分配会因为进一步的发展，又变得平等。　　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的地区不平衡既是严重的，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已经启动过多个“地区发展战略”，如开发大西北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看到具体的效果。　　其次，中国的环境恶化，从水资源到空气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尽管大部分工业发展的副产品都是无意中的产物，即“负面的外部经济性”，但是，片面地追求工业化规模，政府的政策未能明确地限制某些行业，以及缺少及时的监管等，也都是重要因素。　　可以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采用“先发展，后治理”的政策。但是，最近发生的化学物质污染松花江的严重事件，应该看作是一个信号，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时刻。　　这些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关键性问题，是中国还未能建立起“随着增长进行再分配”的自动机制。中国政府忙于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经济改革（制度转换）和引进市场机制，却忽视了在事前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来为市场运作立规则、作指导。没有这种有效体制的安全监护人，市场就会毫无顾忌地片面追求盈利和 “效率”，不顾对环境和公平所造成的损害，最后形成恶性循环。　　这样，尽管工业化过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部分的农民还是很穷，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应该承认，经济问题是同采用何种政策相关。中国当前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是由于政府管制体制不完善，以及到处存在的地方官员腐败所激化的。最近广东发生的事件，是因为对农民土地强制征收，却不给予适当补偿所引起的。如果这些农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成为北京政府真正的定时炸弹。　　从最近的政策和十一五规划的基本思路来看，胡温领导已经认识到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正大力推动革新，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下一步，将会公布具体的执行计划。　　总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发达社会。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2006年可能将会是这种新发展的第一步，但是到达成功的路还很长，而且很不平坦。（二之二）·黄朝翰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主任，杨沐博士是东亚所访问高级研究员。

中国目前这一段时间是粗放的发展，现在应该深耕细作了，十一五就是一个开始，还来得及，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压力还是巨大的。

2005：促使中国思考经济转型的一年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对股市影响的各种思考对经济转型的看法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东方日报：中国政策失误多经济转型成空谈向“企业化”转型　中国黑帮渗透政治与经济领域安邦咨询：中国在经济转型上已决心刮骨疗毒外媒：中国就业形势严峻或为经济转型制约因素中国的陆军转型问题 ZT:转一篇文章，关于经济转型的严酷的安全环境促使中国成为惹事者经济下滑的两个自欺欺人的谎言，转型？国际经济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