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革”的极权政治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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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极权政治及其表现



　　秦嬴政是开辟封建专制时代的“始皇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其个人的威风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他的统治是靠残酷镇压来维持的，他两次坑儒，活埋了知识分子一千多人；他建骊山陵让一万多宫女活活殉葬，三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他修陵用了70万人，修长城用了40万人，还修了绵延300里的阿房宫，共征徭役300万人。这真是举世无双的酷烈之专制！后来的帝王们都争相仿效他，把个中国变成了专制国家。使专制的毒瘤一直在中国延续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大约在一九一零年一至三月）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吾知推倒满清，可告成功，但建立中华民国基础甚远；满清帝国一倒，中国人人皆抱皇帝思想，此后中国民族历史，其中不知经过多少帝制、军人专制途径，乃获真正民国之望。”。国民党的共和制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变成了专制。建立新中国后，推翻了封建专制，本以为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但“文化大革命”，又走向了极权。叶剑英说：“文革非正常死亡2000万人，经济损失8000亿元。这一估计只是就有形破坏而言，至于文革摧毁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几代人也难以复兴的”。“文革”中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迫害。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33人，除去世3人外，遭诬陷迫害的20人，中央书记处17人，遭诬陷迫害的14人，军委副主席7人，遭诬陷迫害5人，三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是中央委员的10人，遭诬陷迫害7人，国务院副总理15人，遭诬陷迫害12人，各中央局第一书记6人，除一人去世外，遭诬陷迫害4人，八届中委、候补中委194人，除有病、死亡的31名，遭诬陷迫害96人。仅北京市冤屈而死的9804人之多,云南省委书记特务案，一共连累死亡14000多人。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
　　所谓极权主义，是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模糊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政府（国家权力）任意干预社会和人们的所有生活领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权力模式和生活状态。极权统治和专制统治可以说是孪生姐妹。极权统治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它可以说是专制政治的延续，极权统治与专制统治的不同之处：在后者那里，臣民的身份是明摆着的，不需要任何掩饰；在前者那里，臣民在名义上是公民，但却失去了公民所应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捷克总统哈维尔曾一针见血地列举了极权和后极权的“新说法”:“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在极权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除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共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主宰人们的私生活。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行政上高度中央集权、经济上高度国家垄断，领导者不仅拥有凌驾于社会和国家之上的一切权力，而且还是所有正确思想的唯一源泉；国家以全民或集体的名义实际控制了全部的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国家占有所有人的全部社会劳动，按行政分类和阶级身份来分配全部劳动成果；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除了依附于国家权力以外就无法生存，除了做“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不可能再有任何可做之事，除了过大家庭的生活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属于个人的生活，甚至于一个被否定了的人将不再有做人的权利和资格。德国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无所不在的恐怖，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国家以一切手段给全社会制造恐怖，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统治，由于这些国家奉行国家至上原则—实际上是政权至上原则，它的利益集中在某党某派甚至某个人之手，因此只要出现与某个人或者某个派别的利益相左的现象就必须被取缔，而且即便出现的现象与该派别长远利益相符也不允许，它的利益原则是短期的，即任何行为、言论只要与当前政府所提倡的不符就必须除之而后快，为了保证能够达到这一效果，极权主义国家在统治形态上除了无所不在的恐怖这一基本特征之外，还有一些表象上的具体特征。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中概括为以下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党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不过，不同的极权制度也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纳粹德国、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都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国家，但苏联和中国政权试图建立一种消灭阶级的社会以解放全人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却想确立所谓日尔曼种族的优越地位。不过，尽管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各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点：存在某个意识形态，它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还要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部门。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精彩描绘。
　　在这个社会里，有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如现在的朝鲜就连充当导游的朝鲜人都负有秘密警察的责任：随时监视游客和每天向组织汇报。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如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回忆说林家子女，包括林彪女儿林立衡与她的丈夫张青霖都不能像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包办婚姻。这造成在现实中表现为官方的泛政治化的倾向，也就是政治扩大化。它存在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把本不是政治问题的事情归结为政治问题，比如把完成某个重大任务上升为政治任务，这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或者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这跟我们多年来对政治本质的认识有关。按照传统的理解，几乎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所以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香港拍卖行要拍卖原是故宫的生肖铜像，就受到了政治影响。其二是把政治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把政治问题归结为是否拥护、赞成、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把不同利益集团了解、参与、决策、管理国家事务的内容一笔抹杀。这两种表现形式紧密联系。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如东德在39年的时间里，1700万东德人生活在前东德政治警察—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这种全面控制渗透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1990年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成立了德国托管局和“高克局”，专门负责清算东德的过去。托管局负责将前东德的联合企业私有化，它的任务到1994年宣告完成。“高克局”的使命是管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长达180公里的案卷、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和近1.5万袋撕碎的文件。东德国家安全部曾有2万名军官，他们和9.4万名情报人员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种机构中的417.3万名眼线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网，这些人加在一起竟然占到了总人口的25％。现在已有450万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开，10年来，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由前东德GCD发展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各级领导的名字都出现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很多人甚至公开承认他们曾和国家安全部合作过。
　　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当权者深知“ 戈培尔定律”即“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因为它必须学会对一切改头换面。在极权专制国家，政治就是决定某些人存在与不存在的艺术。在政治那里，历史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也只是被政治任意更换的面具。用胡适的话稍微改编一下，可以说：历史是政治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很有意思，但不可爱。可极权国家就喜欢这个。历史不过是为“政治权威服务”的婢女，斯大林更是现身说法“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他当政时，建立起来一个庞大的编纂历史读本的班子，它的成员许多都是他“钦定”的。经过数月紧张的工作，影响苏联社会数十年之久遍布谎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终于出笼了。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政治、政策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人意志服务，任意阉割，篡改，随心所欲地涂抹，使得历史不成其为历史，甚至发生误导，所以有人提倡不学历史不无道理。如“高饶事件”前后的那两幅《开国大典》油画。在前一幅油画中，高岗还在最右侧的位置，在后一幅画中，这个人就消失了。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林彪身上。很多普通的人物，一旦经过政治宣传加工，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形势需要的工具。反面人物也是如此，一经当权者点名，那么，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给“榜样”去掉神圣，给“罪恶者”去掉强加，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负责的必然。又如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它主要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它夺回了大西南上空的制空权。在中国的五年与日军英勇奋战，共摧毁了2600架日机，击沉和击伤了总重量达220万吨以上的日军商船和海军船只，击毙了6.67万名以上的日军。他的机队与日机战斗的损失比达到了1∶80的神奇境地。另开通了驼峰航线。自从1942年3月仰光沦陷直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开通之前，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已基本上中断。从昆明经缅甸到印度的航线上，山峰连绵起伏，有如驼峰，因此人们称之为“驼峰航线”。在3年多的驼峰航线运输中，空运指挥部共向中国运送了736374吨物资，但损失了468架运输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英勇捐躯。可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以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只字不提。走出极权的现政府开始尊重事实，2003年9月5日上午，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60周年座谈会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和美国飞虎队老战士代表以及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的遗孀、著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等人出席了开幕式。又如本来朝鲜解放完全是依靠苏联的力量，但北朝鲜的历史书中却改为金日成率朝鲜人抗日联军独力赶走日本人解放了北朝鲜，与苏联完全没有关系，甚至中国东北的解放也是靠金日成。朝鲜战争是中国军队的参战和巨大牺牲，才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但现在的北朝鲜历史书中，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立率领朝鲜军队赶走了美国人，与中国已毫无关系。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知识越多越反动”，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想法子控制人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这可算是误用治权和篡夺人民之权。
　　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另外，这种消灭使词汇的词意趋于复杂或趋于简单，所谓《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其工作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如在文革期间，词典、教科书中泛政治化倾向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不要说任何民间流行语不可能被收录其中，而且所有的民间语言一旦出现在文字中都被刷上一道政治的红色油漆。比如在数学教科书中，到处都充斥着“贫下中农”、“地主”、“解放前”等政治化词语。词典则更不消说，“娼*”、“婊子”、“嫖客”之类的词前面加上的“在剥削社会……”的定语比解释还长。[转帖]“文革”的极权政治及其表现
“文革”的极权政治及其表现



　　秦嬴政是开辟封建专制时代的“始皇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其个人的威风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他的统治是靠残酷镇压来维持的，他两次坑儒，活埋了知识分子一千多人；他建骊山陵让一万多宫女活活殉葬，三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他修陵用了70万人，修长城用了40万人，还修了绵延300里的阿房宫，共征徭役300万人。这真是举世无双的酷烈之专制！后来的帝王们都争相仿效他，把个中国变成了专制国家。使专制的毒瘤一直在中国延续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大约在一九一零年一至三月）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吾知推倒满清，可告成功，但建立中华民国基础甚远；满清帝国一倒，中国人人皆抱皇帝思想，此后中国民族历史，其中不知经过多少帝制、军人专制途径，乃获真正民国之望。”。国民党的共和制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变成了专制。建立新中国后，推翻了封建专制，本以为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但“文化大革命”，又走向了极权。叶剑英说：“文革非正常死亡2000万人，经济损失8000亿元。这一估计只是就有形破坏而言，至于文革摧毁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几代人也难以复兴的”。“文革”中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迫害。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33人，除去世3人外，遭诬陷迫害的20人，中央书记处17人，遭诬陷迫害的14人，军委副主席7人，遭诬陷迫害5人，三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是中央委员的10人，遭诬陷迫害7人，国务院副总理15人，遭诬陷迫害12人，各中央局第一书记6人，除一人去世外，遭诬陷迫害4人，八届中委、候补中委194人，除有病、死亡的31名，遭诬陷迫害96人。仅北京市冤屈而死的9804人之多,云南省委书记特务案，一共连累死亡14000多人。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
　　所谓极权主义，是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模糊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政府（国家权力）任意干预社会和人们的所有生活领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权力模式和生活状态。极权统治和专制统治可以说是孪生姐妹。极权统治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它可以说是专制政治的延续，极权统治与专制统治的不同之处：在后者那里，臣民的身份是明摆着的，不需要任何掩饰；在前者那里，臣民在名义上是公民，但却失去了公民所应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捷克总统哈维尔曾一针见血地列举了极权和后极权的“新说法”:“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在极权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除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共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主宰人们的私生活。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行政上高度中央集权、经济上高度国家垄断，领导者不仅拥有凌驾于社会和国家之上的一切权力，而且还是所有正确思想的唯一源泉；国家以全民或集体的名义实际控制了全部的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国家占有所有人的全部社会劳动，按行政分类和阶级身份来分配全部劳动成果；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除了依附于国家权力以外就无法生存，除了做“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不可能再有任何可做之事，除了过大家庭的生活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属于个人的生活，甚至于一个被否定了的人将不再有做人的权利和资格。德国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无所不在的恐怖，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国家以一切手段给全社会制造恐怖，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统治，由于这些国家奉行国家至上原则—实际上是政权至上原则，它的利益集中在某党某派甚至某个人之手，因此只要出现与某个人或者某个派别的利益相左的现象就必须被取缔，而且即便出现的现象与该派别长远利益相符也不允许，它的利益原则是短期的，即任何行为、言论只要与当前政府所提倡的不符就必须除之而后快，为了保证能够达到这一效果，极权主义国家在统治形态上除了无所不在的恐怖这一基本特征之外，还有一些表象上的具体特征。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中概括为以下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党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不过，不同的极权制度也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纳粹德国、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都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国家，但苏联和中国政权试图建立一种消灭阶级的社会以解放全人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却想确立所谓日尔曼种族的优越地位。不过，尽管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各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点：存在某个意识形态，它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还要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部门。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精彩描绘。
　　在这个社会里，有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如现在的朝鲜就连充当导游的朝鲜人都负有秘密警察的责任：随时监视游客和每天向组织汇报。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如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回忆说林家子女，包括林彪女儿林立衡与她的丈夫张青霖都不能像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包办婚姻。这造成在现实中表现为官方的泛政治化的倾向，也就是政治扩大化。它存在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把本不是政治问题的事情归结为政治问题，比如把完成某个重大任务上升为政治任务，这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或者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这跟我们多年来对政治本质的认识有关。按照传统的理解，几乎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所以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香港拍卖行要拍卖原是故宫的生肖铜像，就受到了政治影响。其二是把政治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把政治问题归结为是否拥护、赞成、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把不同利益集团了解、参与、决策、管理国家事务的内容一笔抹杀。这两种表现形式紧密联系。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如东德在39年的时间里，1700万东德人生活在前东德政治警察—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这种全面控制渗透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1990年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成立了德国托管局和“高克局”，专门负责清算东德的过去。托管局负责将前东德的联合企业私有化，它的任务到1994年宣告完成。“高克局”的使命是管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长达180公里的案卷、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和近1.5万袋撕碎的文件。东德国家安全部曾有2万名军官，他们和9.4万名情报人员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种机构中的417.3万名眼线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网，这些人加在一起竟然占到了总人口的25％。现在已有450万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开，10年来，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由前东德GCD发展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各级领导的名字都出现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很多人甚至公开承认他们曾和国家安全部合作过。
　　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当权者深知“ 戈培尔定律”即“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因为它必须学会对一切改头换面。在极权专制国家，政治就是决定某些人存在与不存在的艺术。在政治那里，历史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也只是被政治任意更换的面具。用胡适的话稍微改编一下，可以说：历史是政治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很有意思，但不可爱。可极权国家就喜欢这个。历史不过是为“政治权威服务”的婢女，斯大林更是现身说法“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他当政时，建立起来一个庞大的编纂历史读本的班子，它的成员许多都是他“钦定”的。经过数月紧张的工作，影响苏联社会数十年之久遍布谎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终于出笼了。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政治、政策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人意志服务，任意阉割，篡改，随心所欲地涂抹，使得历史不成其为历史，甚至发生误导，所以有人提倡不学历史不无道理。如“高饶事件”前后的那两幅《开国大典》油画。在前一幅油画中，高岗还在最右侧的位置，在后一幅画中，这个人就消失了。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林彪身上。很多普通的人物，一旦经过政治宣传加工，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形势需要的工具。反面人物也是如此，一经当权者点名，那么，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给“榜样”去掉神圣，给“罪恶者”去掉强加，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负责的必然。又如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它主要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它夺回了大西南上空的制空权。在中国的五年与日军英勇奋战，共摧毁了2600架日机，击沉和击伤了总重量达220万吨以上的日军商船和海军船只，击毙了6.67万名以上的日军。他的机队与日机战斗的损失比达到了1∶80的神奇境地。另开通了驼峰航线。自从1942年3月仰光沦陷直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开通之前，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已基本上中断。从昆明经缅甸到印度的航线上，山峰连绵起伏，有如驼峰，因此人们称之为“驼峰航线”。在3年多的驼峰航线运输中，空运指挥部共向中国运送了736374吨物资，但损失了468架运输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英勇捐躯。可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以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只字不提。走出极权的现政府开始尊重事实，2003年9月5日上午，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60周年座谈会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和美国飞虎队老战士代表以及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的遗孀、著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等人出席了开幕式。又如本来朝鲜解放完全是依靠苏联的力量，但北朝鲜的历史书中却改为金日成率朝鲜人抗日联军独力赶走日本人解放了北朝鲜，与苏联完全没有关系，甚至中国东北的解放也是靠金日成。朝鲜战争是中国军队的参战和巨大牺牲，才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但现在的北朝鲜历史书中，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立率领朝鲜军队赶走了美国人，与中国已毫无关系。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知识越多越反动”，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想法子控制人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这可算是误用治权和篡夺人民之权。
　　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另外，这种消灭使词汇的词意趋于复杂或趋于简单，所谓《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其工作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如在文革期间，词典、教科书中泛政治化倾向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不要说任何民间流行语不可能被收录其中，而且所有的民间语言一旦出现在文字中都被刷上一道政治的红色油漆。比如在数学教科书中，到处都充斥着“贫下中农”、“地主”、“解放前”等政治化词语。词典则更不消说，“娼*”、“婊子”、“嫖客”之类的词前面加上的“在剥削社会……”的定语比解释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