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种手法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2: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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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10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近一时期，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颜色革命”，形成了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的第二波“美国化”浪潮；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的目的。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lO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发生在原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反对派均菸得了姜围等两方围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但另一方面，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一、不仅注意拉拢和培植上层“精英”，也加大了在这些国家民众当中开展基础性工作的力度。如果说l0多年前美国将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做上层人士工作的话，那么今天“美国化”的工作已深入最基层的“草根”，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

　　对于驻在国的领导人或重要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大使或公使以及高级外交官往往亲自出面，或经常性进行拜访，或举行招待会、宴会，通过长期接触，选择和培养美国的代理人，在条件成熟时推他们出来竞选或发动政变，把他们扶植上台。

　　对于基层民众，美国主要是通过帮助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多年间，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以司法制度为突破口，通过“帮助”有关国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达到动摇其政体、推翻现政权的目的。美国一向认为，司法制度是一国政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司法制度变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就变了。过去美国无法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机构，但近10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的机会，不断加强所谓的“司法交流”、“案例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使其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合理性和执行力。

　　三、以经济援助和加入北约等作诱饵，迫使有关国家允许成立反对派和民间反对现政权的非政府组织，从而使美国支持的反对派能够合祛地开展活动。通常的做法是，美国政府出面施压，迫使有关国家政府提出“民主化”的时间表和具体步骤，然后美国步步紧逼，在现政权周围建立各种屡次的反对派组织。这些“合法的”反对派组织一旦存在，就可以步步为营，伺机而动，或在议会积聚力量，或直接冲上前台开展“街头政治”。

　　四、在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具体方式方法的培训，由此策划出来的“民主”和“革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一方面，如苏东剧变前后一样，美国始终没有放松通过各种渠道从价值观念上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另一方面，利用原苏东国家如今对西方“门户洞开”的便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及成员在发动“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训练。在教练当地反对派参加选举的方式上尤其下功夫，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其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提供竞选经费及电脑、传真机、印刷机等各种设备。

　　综观美国操纵“颜色革命”的轨迹，它向反对派传授的竞选策略一般都包括如下内容：建立反对派联盟；夺取媒体宣传优势；建立广泛的组织阵线；动员群众反对现政权，鼓动群众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组织反对派去监督投票，一旦出现不利的选举结果立即叫嚷选举“舞弊”，然后美国里应外合，煽动起国内国外普遍的不满情绪，最后爆发“颜色革命”。这些招数近来屡试不爽，都收到了美国所预期的效果。

　　五、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近年来，针对有关国家，美国每年都组织数以万计的短期访问交流项目。邀请对象多为反对派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到美国后，通常都受邀参观美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设施和各种政府机构，有时还让他们现场观摩美国的各级选举或是政府、立法机构的会议，使其亲身感受“美国民主”，并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组织各种座谈会，比较系统地向他们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这些人结束访问后，组织方就建立档案，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交流”项目，有些是美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更多的是由许多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手操办，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六、各种基督教宗教团体深入有关国家，加紧进行宗教渗透，进一步为操纵“颜色革命”建立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当地的宗教组织和信徒，教诲、宣扬和灌输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每一次“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宗教团体的影子。

　　这种战略与美国国内的形势遥相呼应。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出现了新的宗教狂潮。布什实际上处处强调基督教价值，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美国当前政策是由基督教右翼和保守主义理论主导的。布什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一再强调，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伊拉克战争前他鼓吹“自由”、“解放”，矛头指向“邪恶轴心”，现在提出反对“专制”、“暴政”，赖斯点了6个国家为“暴政前哨”，前后一脉相承，均显示出浓厚的宗教使命感和意识形态色彩。

　　七、利用提供援助或技术指导，开展政治性活动，影响有关国家的价值观。如一个名叫“恩惠团”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名义上从事卫生、教育、农业改造和经济发展等援助项目，在当地接触的人口数以百万计，很多人现在已成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群众基础。

　　八、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国家情报，撰写研究报告。近年来，美国大批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环境保护、人权状况、公众思想状态、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有的由美国人公开直接进行，但大多数是通过所在国各个专业领域的亲美势力间接开展的，通常由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实施操作，最后形成各种形式的研究报告，经美国政府筛选后成为策划“颜色革命”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

　　九、从国内外发动全方位的媒体I攻势，抹黑现政权，形成"颜色革命”势在必得的舆论氛围。长期以来，美国传媒一方面向有关国家输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此动摇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舆论障碍。在“颜色革命”前后，美国传媒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格鲁吉亚等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媒体的“重点进攻”。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尤其影响到了那些较少接受原苏联模式教育、而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当这些国家的掌权者不按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多年积累的“自由民主”宣传优势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通过媒体攻势，一次次如法炮制。

　　十、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者，立即全方位予以鼓励，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为其它类似“革命”树立了样板。如最近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此前尤先科宣布在今年秋季从伊拉克撤出1650名军人。美国政府对从伊拉克撤军的“盟国”毫无例外都要大加挞伐甚至实施某种制裁，但此次布什没有对尤先科上台后就履行从伊撤军的竞选承诺予以抨击，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相反还承诺要帮助乌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乌克兰的“网开一面”，是对尤先科推行“民主”、“革命”成功的奖励。布什把尤先科看作是前苏联东欧地区推进“美国化”进程的“英雄和典范”，要利用其样板示范效应进一步推行更大范围的“革命”。

　　上述lO个方面的手法，美国在运用中或综合配套，或重点突破，使其相辅相成。受到已有“革命成果”的鼓舞，美国正把触角伸向更多的国家。（张西明）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959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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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10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近一时期，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颜色革命”，形成了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的第二波“美国化”浪潮；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的目的。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lO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发生在原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反对派均菸得了姜围等两方围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但另一方面，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一、不仅注意拉拢和培植上层“精英”，也加大了在这些国家民众当中开展基础性工作的力度。如果说l0多年前美国将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做上层人士工作的话，那么今天“美国化”的工作已深入最基层的“草根”，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

　　对于驻在国的领导人或重要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大使或公使以及高级外交官往往亲自出面，或经常性进行拜访，或举行招待会、宴会，通过长期接触，选择和培养美国的代理人，在条件成熟时推他们出来竞选或发动政变，把他们扶植上台。

　　对于基层民众，美国主要是通过帮助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多年间，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以司法制度为突破口，通过“帮助”有关国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达到动摇其政体、推翻现政权的目的。美国一向认为，司法制度是一国政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司法制度变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就变了。过去美国无法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机构，但近10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的机会，不断加强所谓的“司法交流”、“案例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使其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合理性和执行力。

　　三、以经济援助和加入北约等作诱饵，迫使有关国家允许成立反对派和民间反对现政权的非政府组织，从而使美国支持的反对派能够合祛地开展活动。通常的做法是，美国政府出面施压，迫使有关国家政府提出“民主化”的时间表和具体步骤，然后美国步步紧逼，在现政权周围建立各种屡次的反对派组织。这些“合法的”反对派组织一旦存在，就可以步步为营，伺机而动，或在议会积聚力量，或直接冲上前台开展“街头政治”。

　　四、在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具体方式方法的培训，由此策划出来的“民主”和“革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一方面，如苏东剧变前后一样，美国始终没有放松通过各种渠道从价值观念上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另一方面，利用原苏东国家如今对西方“门户洞开”的便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及成员在发动“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训练。在教练当地反对派参加选举的方式上尤其下功夫，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其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提供竞选经费及电脑、传真机、印刷机等各种设备。

　　综观美国操纵“颜色革命”的轨迹，它向反对派传授的竞选策略一般都包括如下内容：建立反对派联盟；夺取媒体宣传优势；建立广泛的组织阵线；动员群众反对现政权，鼓动群众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组织反对派去监督投票，一旦出现不利的选举结果立即叫嚷选举“舞弊”，然后美国里应外合，煽动起国内国外普遍的不满情绪，最后爆发“颜色革命”。这些招数近来屡试不爽，都收到了美国所预期的效果。

　　五、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近年来，针对有关国家，美国每年都组织数以万计的短期访问交流项目。邀请对象多为反对派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到美国后，通常都受邀参观美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设施和各种政府机构，有时还让他们现场观摩美国的各级选举或是政府、立法机构的会议，使其亲身感受“美国民主”，并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组织各种座谈会，比较系统地向他们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这些人结束访问后，组织方就建立档案，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交流”项目，有些是美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更多的是由许多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手操办，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六、各种基督教宗教团体深入有关国家，加紧进行宗教渗透，进一步为操纵“颜色革命”建立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当地的宗教组织和信徒，教诲、宣扬和灌输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每一次“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宗教团体的影子。

　　这种战略与美国国内的形势遥相呼应。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出现了新的宗教狂潮。布什实际上处处强调基督教价值，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美国当前政策是由基督教右翼和保守主义理论主导的。布什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一再强调，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伊拉克战争前他鼓吹“自由”、“解放”，矛头指向“邪恶轴心”，现在提出反对“专制”、“暴政”，赖斯点了6个国家为“暴政前哨”，前后一脉相承，均显示出浓厚的宗教使命感和意识形态色彩。

　　七、利用提供援助或技术指导，开展政治性活动，影响有关国家的价值观。如一个名叫“恩惠团”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名义上从事卫生、教育、农业改造和经济发展等援助项目，在当地接触的人口数以百万计，很多人现在已成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群众基础。

　　八、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国家情报，撰写研究报告。近年来，美国大批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环境保护、人权状况、公众思想状态、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有的由美国人公开直接进行，但大多数是通过所在国各个专业领域的亲美势力间接开展的，通常由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实施操作，最后形成各种形式的研究报告，经美国政府筛选后成为策划“颜色革命”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

　　九、从国内外发动全方位的媒体I攻势，抹黑现政权，形成"颜色革命”势在必得的舆论氛围。长期以来，美国传媒一方面向有关国家输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此动摇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舆论障碍。在“颜色革命”前后，美国传媒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格鲁吉亚等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媒体的“重点进攻”。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尤其影响到了那些较少接受原苏联模式教育、而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当这些国家的掌权者不按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多年积累的“自由民主”宣传优势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通过媒体攻势，一次次如法炮制。

　　十、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者，立即全方位予以鼓励，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为其它类似“革命”树立了样板。如最近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此前尤先科宣布在今年秋季从伊拉克撤出1650名军人。美国政府对从伊拉克撤军的“盟国”毫无例外都要大加挞伐甚至实施某种制裁，但此次布什没有对尤先科上台后就履行从伊撤军的竞选承诺予以抨击，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相反还承诺要帮助乌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乌克兰的“网开一面”，是对尤先科推行“民主”、“革命”成功的奖励。布什把尤先科看作是前苏联东欧地区推进“美国化”进程的“英雄和典范”，要利用其样板示范效应进一步推行更大范围的“革命”。

　　上述lO个方面的手法，美国在运用中或综合配套，或重点突破，使其相辅相成。受到已有“革命成果”的鼓舞，美国正把触角伸向更多的国家。（张西明）

谢谢LZ
我们需要警惕。

应该长期置顶。

和平演变啊

好像屡试不爽，要当心

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

这里面可是国人的钱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6 11:18:30编辑过]

蝈蝈说得对，经典，应该收到蝈蝈语录中了。[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4 17:20:10编辑过]

送楼上

guoguo_xp的又在装白痴、选择性失明了。。。
我这话是放在帖子最上面的

[B]以下是引用[I]Superbow[/I]在2006-1-4 17:10:00的发言：[/B][BR][B]国内的事情必须要尽力做好——不管有没有外部压力——因为涉及到我们自己的悠关利益[/B]对外因和内因，都不能放松警惕的

论坛上很多朋友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帝国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以及最近发生的东欧\中亚部分国家的颜色革命看成是美国霸权扩张的结果,并对美国进行抨击.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这些国家的巨变的实际上是他们国内的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造成极深的社会矛盾的结果.这种矛盾是颜色革命的内在原因,而且是主要原因,没有这种内因,外力再强大,也不可能造成一个国家制度的巨变,甚至解体. 现在大多数巨变的国家都换了几届政府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选举回到过去的政府,我们往往预言颜色革命的这些国家要发生内乱,但是,在颜色革命以后,这些国家却迅速的稳定下来,人民继续安居乐业.这充分说明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颜色的变化是认可的,而且他们也很少认为颜色的改变是美国扩张的结果,相反,大多数变了颜色的国家却千方百计的钻进美国的阵营,以便求得美国的庇护.加入北约,让美国驻军,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就是很好的例证. 很奇怪得是,这些国家的颜色变化本来不该别人的事,应该由他们国内的人自己去评价.但是却相反,越是那些置身事外的人越起劲的抨击美国,认为美国干涉了人家的内政,破坏了别国的"稳定".非要代表着人家说美国在他们国内进行势力扩张. 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抨击美国的人不是站在别国的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话的,而是站在专制的当权者的立场上说话的.颜色革命破坏的是当权者的"稳定",而当权者越稳定",人民就越不稳定,只有当权者不稳定了,人民才有稳定的可能性.人民向往稳定,所以老百姓就希望颜色革命.兔死狐悲,剩下的专制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稳定",就把颜色革命的罪恶推给美国,教育自己的人民说是美国霸权主义扩张的结果,而从来也不提当权者造成的社会矛盾才是颜色革命的根源.可笑的是,在日积月累的灌输下,大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这种说法,纷纷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深深同情那些被颜色革命赶下台的专制者,却没有人同情为自己利益奋斗的老百姓. 当权者得意的笑了,因为他们成功的把矛盾转移到美帝的身上了,他们又可以继续他们的"稳定"了.当然了,在他们享受稳定的同时,也忘不了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去"再教育","再教育"的费用却是通过"稳定"的手段由公共的社会财富支出. 人民啊,什么时间才能清醒呢?

楼上说得好啊.[em17][em17][em1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5 9:31:08编辑过]

这些个办法真的很有效，我已经看到效果了。

靠，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挖空心思去和平演变对方，结果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了？
有本事也去和平演变美国啊？为什么没见到美国人严防死守中国的和平演变啊？怎么只有中国人天天和怨妇一样嚷嚷着别人对自己和平演变啊？
心虚的人怎么这么多？
以前天天喊“要打仗，要打世界大战了”，现在又天天喊“要和平演变了”，手法变了，目的一样。

[B]以下是引用[I]yaoyuan7310[/I]在2006-1-5 12:57:00的发言：[/B][BR]靠，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挖空心思去和平演变对方，结果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了？有本事也去和平演变美国啊？为什么没见到美国人严防死守中国的和平演变啊？怎么只有中国人天天和怨妇一样嚷嚷着别人对自己和平演变啊？心虚的人怎么这么多？以前天天喊“要打仗，要打世界大战了”，现在又天天喊“要和平演变了”，手法变了，目的一样。

冷战期间东西方的互相斗法，比的就是一个策略和手段了

现在我们喊的是“搞经济、强大自己”，你听谁喊“要和平演变”了？

要不是89年那次，我还真信西方的，呵呵
幸好，当时没有把中国变成今天的俄罗斯。。。

[B]人民只需你明确答复一个问题——
在美国人所赞成的‘民主革命’之后，当事国的人民是否过得比以前好了？[/B]

红旗落地已十五年的东欧 郭莹 在十五年前红旗落地的东欧，我见识到自私、冷漠和春宫画报；也见识到当地人民享有思想、体制、媒体和旅行的自由。他们为活得有尊严而自豪，不再恐惧莫须有的反政府罪名。 -------------------------------------------------------------------------------- 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报经济窘境后，小夥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地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楣」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像」。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站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站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共产时代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具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 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别拿东欧说事：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转贴） 别拿东欧来说事，他们的改革成本已经提前付出了，而我们到底还要付出多少改革成本，谁也不知道！ 不要再嘲笑东欧，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失去了自量的远见，那么，你还是留些力气等着嘲笑自己吧！ 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谁能找出别的国家比我们的国家差的方面，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受到某些人的追捧，甚至会得到某些官员的赏识，甚至说是“爱国”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长期以来，有些人在挖空心思地寻找美国比中国差的地方，实在找不到，就划拉一些类似于“警察打黑人”、“校园枪击案”、“虐囚”等个案来说明问题。但是，到最后总是被中国大多数人发现，原来美国的纠错机制比我们好多了，他们对发生于社会上的特别是政府的过错能诚心诚意地认错并认真去纠正，不像我们连死人了都敢藏着掖着。 可能是有人发现讨论美国并非正确的选择，他们发现在讨论美国的时候总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有人又把苏东问题拿出来，把苏东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GDP下降等问题搬出来，试图说明中国的改革是多么成功，苏东各国的改革是多么失败。 我想，在讨论苏东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东剧变，并非完全是外在力量的强加造成的，而根本就是这些国家的内在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政府在会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不是也强调：“我们尊重贵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吗？ 再回头看看20多年前的事情。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东各国均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波兰、匈牙利通货膨胀严重，80年代末期，波兰和匈牙利的通膨率常在两位数，人民生活降至70年代初的水平。虽然东欧各国经济困难的程度和原因各不相同，但从主观指导的失误来看有以下几方面情况：一是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比例失调，一味追求高速度，实行高积累，高投资，由此引发了经济危机，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大举借债使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10年中，东欧各国急于用外国贷款迅速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大借外债，以至到80年代进入还债高峰期后，成为沉重的负担，使人民苦不堪言，激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70、80年代以来，一些东欧国家虽然搞了一轮又一轮改革，但这些改革有的没有坚持下去，有的未触动经济体制中根本问题，有的则根本偏离方向，均未收到预期效果。还有的国家根本不进行改革。虽然经济危机促动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政治高压之下的人民失去应有的自由和严重的官员腐败则是政治危机的关键。1987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 可以说：如果苏东不走今天的道路，其下场要比现在惨许多。纵观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不管是邓小平先生还是戈尔巴乔夫先生，他们所进行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是被逼的，都是在出现内部危机的时候才改革的，没有一个在政治经济一片光明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改革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这样说并非否定这些改革家的正面意义和其历史功勋，而是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人能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能预测到未来多少年后的危机，即使他能预测到，而在危机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是不会支持改革的——也就是说不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所以，改革历来都是被逼的，是内部危机的逼迫才能促成改革。当然，有远见的人可以从国内与国外的对比中看到自身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当年访问美国以后，看到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异才下决心要进行改革的。中国是这样，苏东各国也是这样，在没有危机到来的情况下，他们是没有改革的内在动力的。 有人把今天苏东各国的GDP等数据搬出来，试图说明其改革的失败。岂不知，今天的经济局面原本就是当年错误道路之下种下的恶果，是历史造成的，不是改革本身的错误。数据是个好东西，好像很有说服力。但是，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在考量其政治经济政策正确性的时候，就很难用当时的数据来说话，还必须考虑历史成因和未来走向，政治经济政策的作用力是长久的，是复杂的。希望人们不要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更何况，为什么就没有人把人民在改革前后享有的政治自由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拿出来比一下呢？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吗？我认为没有。 至于有人说的苏东私有化过程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看来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只要你看看中国就知道了。中国现在倒不承认在进行私有化改造，但国有资产流失是触目惊心的。苏东各国的私有化改造过程是一个公开的有规则的过程（虽然有时候规则会被破坏），但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则是在毫无制约毫无规则的情况下流失的，是从暗道流失的，是“暗涌”，这才是最可怕的。 不要再嘲笑东欧了，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能看到自身问题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如果我们只会一味地去嘲笑别人，其下场只能是比别人更可笑！ 中国现在的局面可以说是“计划经济走不通，市场经济走不好”。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也是积重难返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历史是公平的，一个国家走错一步，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东欧也一样，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而中国走错路的代价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的改革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改革，是一种瘸腿的改革：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却毫无起色，从而造成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极度混乱。象杨小凯说的：“现在国内政治没有太大改变……政府的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就会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他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即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哄骗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 不要嘲笑东欧、不要嘲笑俄罗斯，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量的远见，那么，你还是留些力气等着嘲笑自己吧！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现状的智慧，没有认识自身错误的智慧，我们的结局会远比东欧人可笑。因为，可以预料的是：我们的改革还刚刚开始，我们要付出的改革成本远没有付出，我们要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郎旋风”中看东欧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2004年10月4日 大军兄： 在美游学一年多，我将于11月初回国。承蒙按期发来贵刊，我是每期必看的。不管郎咸平本人品学如何，“郎旋风”是中国式转轨中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且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我是最高调地支持郎咸平强调“问题”的人之一，但自认为也是最积极地批评郎“主义”的人之一。遗憾的是南方周末把我的后一部分内容删掉了大半。但我的确认为，这场讨论搞得如何事关重大。如果讨论得好，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由“尺蠖”走向“天平”的动力。但如果还是“左派宣传假主义，右派回避真问题”，那么这次讨论只不过是又一次“尺蠖之争”，它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等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到时危机一来，“假主义”借“真问题”发难，公信力比东欧乃至比俄罗斯都差得多（这不是耸人听闻，我在文章中有证明）的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 因此你关注这一争论非常对。但是“更多偏向左一方”则似无必要。中国如今真有所谓左派吗？对东欧的态度就是试金石！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不看好东欧，说穿了不就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征地客”吗？除了发生战乱的前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如今哪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比中国多？“右派”为此骂东欧倒还是合乎逻辑，李嘉诚、董建华就是用“民主会导致福利社会”来吓唬港人的！我们的“左派”出来大骂“东欧化”不是活见鬼？如果真左，他们就应当大声疾呼中国学东欧才是。除非他们心目中一党专政＝社会主义，而苏哈托、皮诺切特都是“优秀党员”。 中国如今就是缺少底线。无底线则“左右”皆成“尺蠖”，有底线则左右共构“天平”，我为此有两文，供参考，请指正。 秦晖致礼！　qh　　qhjy@2911.net　　　　2004-10-02， 一、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她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干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些什么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关心，一般公众也都会关注，尤其是在我们的国企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请人们听听我们的一家之言。 金雁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1978年读研究生时起她搞这一行已经20多年了，她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著作。与如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东欧左派的同情者，本书中的“思想变迁”部分实际上讲的也主要是东欧左派的思想变迁。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实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难。至于我，本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关注东欧只是客串。但是关注之后也有点感想。我们都觉得，咱们看东欧时的一些“想当然”怕是靠不住的。例如： 二、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 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 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 许多人都说中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其实像上述那个规模相当于中等转轨国家的“地级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疗法”，而且其“激进”程度超过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东欧人所能设想的最激进方案。当然，剧变后尤其是初期，东欧新上台的不少领导人不仅价值观上追求转轨，言论上很激进，方式上也确实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在剧变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们“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对于“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实权者来说，他们实际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进”，大可怀疑。 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过去长期受国际主义教育，权力意识虽强，民族、国家意识往往并不怎么强。就像一家匈牙利媒体揶揄的：过去欢迎东方的坦克（tank）与如今欢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银行，泛指外资），不就一个字母之差吗？加之他们多为剧变前的精英阶层，资源多门路广，即使民主制下无法弄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转轨中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在中东欧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左派复兴”后转轨进程反而加快的现象。波兰的大众私有化立法在四届右派政府时期都未通过，左派上台后很快就通过了。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主体在剧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动，左派上台后四年就基本卖光了。类似情况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也存在。 许多人都认为东欧人迷信美国，他们的转轨方案都是洋顾问给搞的，并不考虑本国国情。还有的认为东欧的转轨主张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其实你想想这可能吗？民主国家又不是“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 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而且由于公开竞价，多数出价高的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就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 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而且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与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同时为了保护“大众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并考虑多数公众对投资不在行，因此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许多波兰企业初始阶段都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在调查企业中，私有化四年后内部人资本份额已从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从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员股份从73％降至45％。必须指出，波兰的管理层控股必须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间交易中按纯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从小股东（包括本厂员工）那里收购。由官方宣布经理是“能人”而把企业的全部产权或至少是控股权直接交给他（这是我们这里对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中曾经有过，剧变后完全被废止了。 显然，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剧变后的东欧统治者无论左右可以说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加上环绕中东欧的西方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本来就多是社会党经常执政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东欧国家争相加入的欧盟也有浓厚的福利与保护主义色彩，入盟谈判都包含“劳工条款”、“福利门槛”。想依靠任意“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挤进去，你想欧盟那些高工资高福利的老成员能同意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转轨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够实现的也七折八扣地变成福利国家或“准福利国家”了。 在这方面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堪称典型，克劳斯本人可谓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了，他不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执政后也以直言不讳地表达“主义”著称：他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他的这种“主义”也就过过嘴瘾而已。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无怪乎国外媒体称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美国学友萨克斯劝他学学亚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亚洲的水平”！笔者的朋友、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东欧诸国中对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治理的捷克却评价最高。他曾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好坏共四种，苏联是“坏社会主义”，美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捷克则是“好资本主义”！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 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 而我们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一些媒体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工人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农民被禁止“非法上访”，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老板们（尤其是外商、台港商）可以自办商会，工农却不能自办工会农会，官办工会形同虚设而农会则连官办的也没有，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 三、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本身长期争论的传统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的对垒中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延续到转轨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双方似乎又有个“共识的共识”，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然而上面的分析说明：恰恰是这个“共识的共识”可能根本是个误识。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难成立，据此来进行褒贬就更不得要领了。 源自西方的两派转轨经济学有三个共同的毛病：第一是“问题误置”，老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者“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当成转轨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问题。于是一派把错误都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派把错误归咎于“国家干预主义”。但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不是“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不大管“如何分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简单化，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要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就是福利社会加科学主义。于是转轨的全部问题就变成了放弃多少福利和是突然还是逐渐地让企业不再听命于“科学家—官员”。虽然有经济学家讨论过非理性非市场的“习俗－命令经济”问题，但那只属于古代或经济史的范畴。人们似乎没有想过某些“非市场经济”可能比市场经济的福利与科学还少，走出这样的经济也许面临的是另类困惑，而放弃福利或“科学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并非真问题。两派转轨经济学喜欢对不同“转轨目标”的可行性评头品足，而对转轨前不同的“非市场经济”的“可放弃性”有极大差异，则不大考虑。 第三个问题是“重言不重实”。他们都以为领导人满口“新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在搞“激进的经济转轨”，而只字不提“私有化”，就证明那个国家是“渐进”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的“东方智慧”。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像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春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这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但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决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以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30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60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1966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它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1972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等。因此它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决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8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本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更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导”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对比就是基于以上三点。 但是，“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点公正。不管是捷克式的“全民资产公平地分配给全民”，还是匈牙利由民主政府在反对派盯着之下搞的公开、公平竞价拍卖，或者是波兰式的从EBO公平过渡到EMBO和MBO，都具有“分得起点平等，卖得透明公正，委托代理清楚，公平分家然后自由交易，谁是‘能人’那时自见分晓”的特点。这样的合法性首先是合乎自然法——公正性。而这是任何人为的成文法无法代替的。 二是代理公正。正如笔者指出的：国资交易的难点表面上是定价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国资所有者的国民与作为资产看守者的官员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而不是自称的委托，“看守者交易”就难以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无论怎么定价，都难免盗卖公产之嫌。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纯粹理念的东西，而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逻辑。这个逻辑用在转轨问题上就是“无代表，不卖（分）产”。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国王”自食其采邑，基本没有全国性税收，民主与否无所谓。后来税多起来了，你收这税拿去干什么？就不跟我们商量？没有我们或我们选出的代表同意，你凭什么征税？事实上，民主化之后通常税不是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纳税人就愿意！同样，转轨以前的体制犹如一个大家庭，子弟们不能挑选父亲，但父亲也不会“解雇”儿子。现在父亲可以解雇儿子了，儿子还能不挑选父亲吗？还能不过问家产的处置吗？事实上，民主化之后即便国企卖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国民也认可，这与民主制下纳税更多人家也情愿是一个道理。在东欧，往往同样是卖企业，甚至是同样的价钱，剧变前卖就引起众怒，被斥为盗卖公产，剧变后在民主制下卖，大家就没话说。 三是协商公正。“分家”兹事体大，即便明确了委托代理，通常也只是具备了私有化民主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具体分家进程中的种种利害冲突还是要由利益有关各方谈判协调。同时民主制也有个健全、完善过程，在民主制尚不健全、“代理公正”仍有缺陷时，各方协商更成为程序公正的关键。即便最后的配置差别不大，有没有商量仍是大不一样的。中东欧的经验证明：“吵在前头”比“秋后算帐”有利。波兰在1991－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发生过频繁的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而俄罗斯这种事情就少的多（那时俄国公众的公共参与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当年的“军管”都镇压不下去，但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工会几乎无疾而终。当年呼风唤雨的工运领袖、首届民选总统瓦文萨也因没了听众而黯然从政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如今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反观俄罗斯，则由于产权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清算寡头更使许多大企业无法稳定经营，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民主分家”的上述功能，尽管在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可能“怨声载道”，实际上公众对改革结果的认可程度决不低。最明显的是十多年来在民主竞选中各国执政党多次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转轨结果都得到公认。主张走回头路的政党尽可以公开存在与宣传，得到的选票却越来越少。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尽管各国情况不一，但总体上中东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转轨太“激进”而导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时反而导致拖延损失，民主化造成的国家责大权小也恶化了转型期财政困难。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成本是值得的。事实上如今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四、“分”之罪？不分之罪？关于俄罗斯教训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词。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前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销：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五分之一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国“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国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锝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是不仅经过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吉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8.28北京讨论会上支持郎咸平的发言者一再提到的反面案例）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1]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2] 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

你说他们过得比以前好了还是差了呢？你看他们有人想回到过去吗？你看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里面的共产党现在势力如何了？要是人民觉得过得不如以前了怎么不去支持前共产党啊？你应该很关心国际政治吧，那么你至少应该听到点风声吧？特别是连新闻联播都很少提这些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支持率，是不是也说明点问题了呢？
其实你应该先搞清楚你说的“过得好”这个“好”是如何定义的：是你自己觉得“好”就是“好”呢还是“当事国”人民自己觉得“好”才是“好”？
比如说你觉得中国开始部分实行资本主义以后人民生活得好了还是差了呢？

[B]以下是引用[I]Superbow[/I]在2006-1-5 14:4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yaoyuan7310[/I]在2006-1-5 12:57:00的发言：[/B][BR]靠，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挖空心思去和平演变对方，结果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了？有本事也去和平演变美国啊？为什么没见到美国人严防死守中国的和平演变啊？怎么只有中国人天天和怨妇一样嚷嚷着别人对自己和平演变啊？心虚的人怎么这么多？以前天天喊“要打仗，要打世界大战了”，现在又天天喊“要和平演变了”，手法变了，目的一样。</div>
冷战期间东西方的互相斗法，比的就是一个策略和手段了

现在我们喊的是“搞经济、强大自己”，你听谁喊“要和平演变”了？

要不是89年那次，我还真信西方的，呵呵
幸好，当时没有把中国变成今天的俄罗斯。。。

[B]人民只需你明确答复一个问题——
在美国人所赞成的‘民主革命’之后，当事国的人民是否过得比以前好了？[/B]

兵不血刃啊

[转帖]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种手法扫盲，美国的颜色革命手法（协助版主贴，为了CD安全，注 ... 美国5年内啊有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颜色革命转帖苏拉密：展望，朝鲜将对韩国发动“颜色革命”！（ ...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颜色革命” 褪色的“颜色革命” 美国学者:西藏事件是华盛顿策划的“颜色革命” 美国学者:西藏事件是华盛顿策划的“颜色革命” 乌克兰颜色革命的背后 [NHK]颜色革命的背后印度颜色革命的前兆？越南颜色革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