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价值真空靠儒学？

填补价值真空靠儒学？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何汉聪（早报插图）
　　推销北京豪宅的报纸广告，赫然出现“唯‘心’论决定唯‘物’论”的醒目红字标题，向全中国新进的富人诱惑地招手。

　　在官方还没有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为一个注脚，这个广告可以被解释为市场逻辑的胜利，或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象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也未尝不能被看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式微，或群体价值的错乱。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承认，一些中共的地方领导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合时宜”，“在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比较弱，自由主义思想明显”。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一家全球市场调查公司在2000年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快乐指数最低，只有9%中国人认为自己快乐。他们不满意社会急剧改变。46%的美国人说他们快乐，排名第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83年，执政也有55年，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务实的中国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官方从1989年起开始向青年灌输爱国主义，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功，然而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面刃，让北京在处理诸如中美、中日和两岸关系时经常陷入被动。

回归马克思主义?

　　如何在民族主义以外，寻找中心价值体系，避免因价值真空而秩序失控，越来越成为官方重视的问题。

　　价值真空造成的信仰和思想危机不但酝酿出本土的宗教组织如法轮功，外来的新意识形态也有了壮大的空间，虽然不断遭受官方压制，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日渐明显。

　　据非正式的估计，中国基督教徒（包括公开与地下教会成员）每年以平均50万人的数目增长。

　　中共重建价值体系的努力有一明一隐的两大方向，明的一面，回归马克思主义显然符合当局的利益。

　　中国社科院将在本月26日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配合中共中央亲自督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据悉投入了1亿元人民币（约2000万新元），预计10年内完成。

　　工程主要目的是在新形势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编写新的教材作为大学必修课，灌输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

　　此外，官方重启政治运动模式，对内推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要求党员干部端正品行，纪念代表改革开放的前总书记胡耀邦，暗示某种价值取向；对外则提出“以人为本”的统治口号，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建构“和谐社会”。

民间带头兴儒

　　隐的一面，则希望从民族本身的传统中发掘资源，试图解决中共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削弱和社会不公问题日益突出所带来的统治合法性隐忧。　　维系中国近2000年的儒学思想，显然是选择之一。

　　今年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9月28日，全球各地的孔庙首次举行联合祭孔，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地区的2556名各界代表，冒雨参加了持续4个多小时纪念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祭孔大典，官方电视台破天荒进行了详尽报道。

　　早在官方把目光投向儒学之前，民间已经出现了零散的复兴儒学活动。1980年代的文化热让大陆首先接触到台湾和海外的“新儒家”，随着中外交流频密，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开办民间书院、提倡儿童读经等活动，为儒学在大陆的复苏创造契机。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张立文，日前在一个关于儒家制度化的学术会议上就指出，儒学不能再局限于大学和书斋里面。

　　张立文说：“儒学唯有针对社会问题提出应对的办法才能活，关心现实才是儒学生命力的所在。”

　　他也强调，儒学是开放的，必须在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说的互动中创新。

　　与在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风潮中成长的上一辈不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民族传统，态度上开始倾向接受和理解，但儒学复兴的道路依然崎岖，民间学者和有心人士还是如履薄冰，儒学要在新时期的神州大地上有所作为，前路漫漫。

儒学在学术界焕发活力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引发新一轮改革大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逐渐局限在官式活动和学院书斋的小范围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趁机崛起，并就中国改革面对的问题和方向，诸如社会的现代性、自由和民主、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民族主义等议题展开激烈辩论。

　　在同一时期，逐渐复苏的儒学并没有参与这些辩论，然而在中国综合国力同步成长，官方和民间的民族自信心日益壮大的时刻，中国各界在对于全盘西化持保留态度的同时，也赋予儒学发展的机会。

　　儒学在中国学术界的活力逐步强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周桂钿说：“今年一年我就参加了17个会，其中16个和儒学有关。”

　　“儒家中和思想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在北京开幕，参加的中外华人学者超过200人，会议也展示《儒藏》首批50册成果。该丛书预计收书5000种，分装500册，将在10年内出齐。

　　外界也开始留意这些动态，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今年8月发表《中国正在复兴儒学》的报道，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编译转发了这篇文章。

　　在“网界”颇有影响的《儒学联合论坛》版主王达三透露，俄罗斯战略专家曾经来中国考察，希望了解儒学在中国崛起的作用。

　　大陆的儒学研究虽然仍然受到新儒家强调心性内圣学的影响，内部的发展却越来越缤纷多彩。

同官方思路契合

　　今年11月底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办，人大孔子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协办的“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呈现了儒学研究的多样
性。
　　儒学与其他学派的主流意见——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一样，都不认为仓促进行政治大变革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他们提倡渐进的改良方式，包括如何促进当局落实“良善执政”，并为解决政权合法性寻找理论基础。

　　这些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同官方的思路契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政治口号，其实已经暗含了儒家政治精神的基本理想。

专家大辩论：

儒学入宪vs儒家“保护区”

　　儒学被排斥在体制外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因此儒学要在当今中国发挥影响力，不能只谈道德心性，而必须提供人们解决问题的资源。

　　然而儒学如何重返体制内？参加“儒学制度化”研讨会的学者，从教育、宪政、宗教、甚至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等想法展开探讨。

　　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因病缺席的阳明精舍山长蒋庆，提出“政治儒学”论，要求“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把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载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

　　而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为代表的“边缘儒学”派，则主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如同道教有道观、佛教有佛寺一样，让其“道统”得以延续。

　　张祥龙认为，作为团体生存和精英形态的儒家文化已经消失，如果不保护残存的种子，儒家将成为博物馆里的死传统。因此需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设立保护区，让活生生的儒家文化延续下去。

　　他否认保护区里面的儒家是死标本，他说：“是的，它们并未成活到能不靠保护而生存，但毕竟是有生命的、在保护范围内自为延续的种群。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变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然种群。”

　　保护区的蓝本来自《桃花源记》，维持宗族的生活方式，基本使用传统技术和工艺，放弃现代化产品，恢复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采用农历（干支或孔子纪元），政治采取选贤与能原则，由儒者和家族首领组成“决议会”，科举选官员等。

应和民众走在一起

　　在这两极中间，也存在各类主张。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认为，儒学应该论证良善统治的可能性，展示一种政治理想，并用这个理想来约束现实的权力。因此，儒者必须关注、帮助和声援民众维护自己权力的努力，通过民间的权利政治重返政治领域。

　　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长罗安宪则反对儒学涉入政治，他认为儒学缺乏技术和制度面的资源，真正的价值还在于道德精神的内圣之学。

　　筹办会议的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彭永捷表示，儒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相关联。他呼吁更多关心儒学的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并强调用开放、包容、多元和不针对新想法断然否定的心态，推动儒教的体制化和改革创新。填补价值真空靠儒学？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何汉聪（早报插图）
　　推销北京豪宅的报纸广告，赫然出现“唯‘心’论决定唯‘物’论”的醒目红字标题，向全中国新进的富人诱惑地招手。

　　在官方还没有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为一个注脚，这个广告可以被解释为市场逻辑的胜利，或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象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也未尝不能被看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式微，或群体价值的错乱。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承认，一些中共的地方领导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合时宜”，“在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比较弱，自由主义思想明显”。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一家全球市场调查公司在2000年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快乐指数最低，只有9%中国人认为自己快乐。他们不满意社会急剧改变。46%的美国人说他们快乐，排名第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83年，执政也有55年，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务实的中国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官方从1989年起开始向青年灌输爱国主义，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功，然而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面刃，让北京在处理诸如中美、中日和两岸关系时经常陷入被动。

回归马克思主义?

　　如何在民族主义以外，寻找中心价值体系，避免因价值真空而秩序失控，越来越成为官方重视的问题。

　　价值真空造成的信仰和思想危机不但酝酿出本土的宗教组织如法轮功，外来的新意识形态也有了壮大的空间，虽然不断遭受官方压制，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日渐明显。

　　据非正式的估计，中国基督教徒（包括公开与地下教会成员）每年以平均50万人的数目增长。

　　中共重建价值体系的努力有一明一隐的两大方向，明的一面，回归马克思主义显然符合当局的利益。

　　中国社科院将在本月26日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配合中共中央亲自督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据悉投入了1亿元人民币（约2000万新元），预计10年内完成。

　　工程主要目的是在新形势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编写新的教材作为大学必修课，灌输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

　　此外，官方重启政治运动模式，对内推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要求党员干部端正品行，纪念代表改革开放的前总书记胡耀邦，暗示某种价值取向；对外则提出“以人为本”的统治口号，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建构“和谐社会”。

民间带头兴儒

　　隐的一面，则希望从民族本身的传统中发掘资源，试图解决中共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削弱和社会不公问题日益突出所带来的统治合法性隐忧。　　维系中国近2000年的儒学思想，显然是选择之一。

　　今年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9月28日，全球各地的孔庙首次举行联合祭孔，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地区的2556名各界代表，冒雨参加了持续4个多小时纪念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祭孔大典，官方电视台破天荒进行了详尽报道。

　　早在官方把目光投向儒学之前，民间已经出现了零散的复兴儒学活动。1980年代的文化热让大陆首先接触到台湾和海外的“新儒家”，随着中外交流频密，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开办民间书院、提倡儿童读经等活动，为儒学在大陆的复苏创造契机。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张立文，日前在一个关于儒家制度化的学术会议上就指出，儒学不能再局限于大学和书斋里面。

　　张立文说：“儒学唯有针对社会问题提出应对的办法才能活，关心现实才是儒学生命力的所在。”

　　他也强调，儒学是开放的，必须在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说的互动中创新。

　　与在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风潮中成长的上一辈不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民族传统，态度上开始倾向接受和理解，但儒学复兴的道路依然崎岖，民间学者和有心人士还是如履薄冰，儒学要在新时期的神州大地上有所作为，前路漫漫。

儒学在学术界焕发活力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引发新一轮改革大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逐渐局限在官式活动和学院书斋的小范围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趁机崛起，并就中国改革面对的问题和方向，诸如社会的现代性、自由和民主、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民族主义等议题展开激烈辩论。

　　在同一时期，逐渐复苏的儒学并没有参与这些辩论，然而在中国综合国力同步成长，官方和民间的民族自信心日益壮大的时刻，中国各界在对于全盘西化持保留态度的同时，也赋予儒学发展的机会。

　　儒学在中国学术界的活力逐步强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周桂钿说：“今年一年我就参加了17个会，其中16个和儒学有关。”

　　“儒家中和思想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在北京开幕，参加的中外华人学者超过200人，会议也展示《儒藏》首批50册成果。该丛书预计收书5000种，分装500册，将在10年内出齐。

　　外界也开始留意这些动态，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今年8月发表《中国正在复兴儒学》的报道，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编译转发了这篇文章。

　　在“网界”颇有影响的《儒学联合论坛》版主王达三透露，俄罗斯战略专家曾经来中国考察，希望了解儒学在中国崛起的作用。

　　大陆的儒学研究虽然仍然受到新儒家强调心性内圣学的影响，内部的发展却越来越缤纷多彩。

同官方思路契合

　　今年11月底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办，人大孔子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协办的“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呈现了儒学研究的多样
性。
　　儒学与其他学派的主流意见——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一样，都不认为仓促进行政治大变革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他们提倡渐进的改良方式，包括如何促进当局落实“良善执政”，并为解决政权合法性寻找理论基础。

　　这些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同官方的思路契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政治口号，其实已经暗含了儒家政治精神的基本理想。

专家大辩论：

儒学入宪vs儒家“保护区”

　　儒学被排斥在体制外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因此儒学要在当今中国发挥影响力，不能只谈道德心性，而必须提供人们解决问题的资源。

　　然而儒学如何重返体制内？参加“儒学制度化”研讨会的学者，从教育、宪政、宗教、甚至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等想法展开探讨。

　　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因病缺席的阳明精舍山长蒋庆，提出“政治儒学”论，要求“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把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载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

　　而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为代表的“边缘儒学”派，则主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如同道教有道观、佛教有佛寺一样，让其“道统”得以延续。

　　张祥龙认为，作为团体生存和精英形态的儒家文化已经消失，如果不保护残存的种子，儒家将成为博物馆里的死传统。因此需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设立保护区，让活生生的儒家文化延续下去。

　　他否认保护区里面的儒家是死标本，他说：“是的，它们并未成活到能不靠保护而生存，但毕竟是有生命的、在保护范围内自为延续的种群。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变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然种群。”

　　保护区的蓝本来自《桃花源记》，维持宗族的生活方式，基本使用传统技术和工艺，放弃现代化产品，恢复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采用农历（干支或孔子纪元），政治采取选贤与能原则，由儒者和家族首领组成“决议会”，科举选官员等。

应和民众走在一起

　　在这两极中间，也存在各类主张。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认为，儒学应该论证良善统治的可能性，展示一种政治理想，并用这个理想来约束现实的权力。因此，儒者必须关注、帮助和声援民众维护自己权力的努力，通过民间的权利政治重返政治领域。

　　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长罗安宪则反对儒学涉入政治，他认为儒学缺乏技术和制度面的资源，真正的价值还在于道德精神的内圣之学。

　　筹办会议的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彭永捷表示，儒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相关联。他呼吁更多关心儒学的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并强调用开放、包容、多元和不针对新想法断然否定的心态，推动儒教的体制化和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