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历史上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13:57:32
来源: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特别是宋代之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逐渐被发掘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区域调配，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
我们知道，地处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而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资源的跨大区域调配十分频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
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在关中平原与中州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对这个核心区的调配存在，但东西跨大区域的从西向东的资源调配并不明显。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后，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大增。一方面东部的许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东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涉足更深入和更广阔，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被发掘开发出来运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由于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畜牧资源是中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资源，畜牧业在西部地区十分发达。在宋代以前，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农业粒籽种植业推移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东部许多地区经济产业中畜牧业成份也较大，对西部地区畜牧资源的依赖还不是十分明显。宋代以后，东部地区开发进程中农业粒籽种植业日益发展，造成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但经济开发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大，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跨区域的畜牧产品的东运，以满足东部地区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宋代在西北有同州、沙苑二牧马监，地位重要，每监养马4600匹。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政权中，虽然农业种植业地位上升，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西北地区的良马、骆驼是中央政权中最受欢迎的贡品，每次进贡往往是几千匹之多。由于宋代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宋代采买的马中，主要有女真马、西马和川马，其中尤以西马和川马最为突出。宋政府采用劵马和省马形式收买，主要是以物易物，用绢、茶等来交换马匹等。据记载每年仅从秦、川运住京师的战马超过数万，其中西南地区的马中尤以大理马影响较大。宋代官方一次在河东买骆驼就有300多峰，主要用于运输。元代有“西北马多天下”之称，丝绸之路通达，西北地区大量皮革、药材类资源转运到内地。明代虽然西北地区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大提高，川源河谷地带多成为农田，农业的优势地位确定，但畜牧业仍是西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产业。明代的贡赐贸易中，进贡的马、驼、貂皮等货数额巨大。同时明代与西北各地边市互市中牛、羊、皮革等贸易也不少。特别是其中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在茶马贸易中，西南地区的水西马、建昌马、乌蒙马也较为有名，成为茶马司采买的对象。同时云南地区自古产大象，象牙自古以来成为中原猎取的珍贵资源，而中原地区征战、运输、礼仪中也需要大量活象，为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贡象之路”。据研究，明代有记载的贡象就达4000多只。这些贡象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从广东或者从云南、湖广由长江中游转运京师，形成又一个庞大的转运网络。同时，西南地区犀牛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入内地，犀角、犀革成为重要的物资，成为用药、皮革服饰的重要材料。清代西北地区的种植经济成份进一步扩大，但许多地区畜牧业仍十分重要。清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各种牧马监，还大量蓄养牛、驼、羊等，许多马匹被贩运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中，马、牛、羊、动物皮毛等仍是向东部销售的重要资源。
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加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垂直高度变化明显，使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且很早就得到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区多在关中平原地区，再加上西南地区开发不够深入，经济开发的力度和强度有限，大量生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没有大量转运到东部地区。宋代西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宋朝官方开始在渭河之地设立采造务，调遣军卒采办木材转运京师。元明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足以营造高大建筑，大规模采办已很少见，但森林资源中的杂皮、翎毛等仍是进贡转运的重要资源。明初陕西布政司每年向国家上交各种兽皮2万张，后增加到3万张，占全国上交杂皮的10%，同时各种野生动物上贡也不少。明代西南地区还是重要的辛香料资源产地，明政府每年从四川采办川椒达6800多斤。明清以来，东部地区重大营造的大木采办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皇木采办”。研究表明，明代有近20次大规模的采办，有时一次采办的大楠杉就有二三万根，清代的采办次数更是众多，一次采办的大楠杉也在几千根以上，而其中浪费的木材往往是采办量的数倍。这些木材通过长江、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东部北京、南京等地，长江上由此形成“巨筏蔽江”的热闹场面，而大运河则形成“排筏相接”的繁忙景象。明代许多江南商人在西南地区采买大杉板材，转运到江南贩卖，往往获得十倍以上利益。同时，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药材转运东部的规模也较大，近代四川每年转运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药材就达1000多万斤。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井盐等矿产资源的产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明清以来手工业发展的加快，使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形成秦银、滇南石玉、滇铜、滇锡、黔铅、川盐的东运工程。宋代的水银产地主要在西北秦、阶、商、凤四州，据统计，阶、凤、文三州所产就占全国坑冶水银的80%以上。明代西南地区的宝石开采较为发达，这些开采出来的宝石往往以进贡的形式转运到东部地区，有时皇帝下诏广东、云南采办的宝石就达2万多块，宝珠8000多两之多。清代西南地区的铜和铅的东运规模也很巨大，清代铸钱的铜几乎一半来自云南，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滇铜京运”。这些云南铜转运到东部的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地，主要作为铸钱之用。据《清代的矿产》一书记载，年输铜出铜平均在900多万斤左右，最多的达1378万斤之多。这些铜矿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转运，形成与“皇木采办”转运一样规模庞大的京铜北运工程。同样，贵州以出产铅著称，铅也是重要的铸钱原料。清代贵州产铅多达1400万斤以上，这些铅大多数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北运到东部地区，如雍正年间贵州每年仅东输到北京和湖广的白铅就达700多万斤。另外，历史上四川的井盐除满足本省消费外，还东运到长江中游地区，而云南个旧的锡早在明代就转运到内地。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南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发达，西部地区更是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资源供给基地。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大区域调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物资流动主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东部地区财富的高速积累，是东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条件下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的许多资源已经十分缺乏，不足以支持发达的精耕农业和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大量物资都要通过西部地区转运。明代大量西北马进入内地，大大改善了东部地区的马的品种。大量巨材运到东部，建成了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李伯重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尤其是较大木材主要依靠湖南、四川、云南与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资源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其次，这种东西向的资源大调配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正面的影响，如促进了西部开发的加强，刺激了西部农林副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长距离商业交流，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对西部地区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地区资源的东运许多都是一种无偿的资源调配，历史上的许多采办都是“例不给价”、“官不给价，只给脚钱”。一遇经费短缺，往往加赋于民间，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更加残破。历史上的一些进贡往往是无偿的，有时中央政府虽给予不少回赐，但是由于回赐品多为奢侈品，并没有流入西部生产领域，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不明显。正如程民生提出的，宋代官方的物资流通多是以京师开封为终点，而且多是单向流动，交流不多。许多资源在加大开发的同时，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使西部地区的环境破坏加快，如历史上的皇木采办、矿业开发都对西部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制约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清代云南铜矿的开采使许多地区“山林尽伐”，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皇木采办使西南许多地区“山林空竭”，使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古代种种互市性质的贸易，往往都是在国家的干涉下进行的，并不完全体现经济上的互补性。就是民间自由贸易，由于受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往往在经济活动中形成水土之利尽归江南客商的局面，如明代江南商人在川滇地区采买大杉板转运江南往往一本万利，而西部地区在贸易中的获利却十分有限。同时，这些资源的转运工程浩大，给沿途的军民带来了繁重负担。近50年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调配西部的各种资源也是一种指令性计划调配，在价格上受剪刀差的影响，更使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
历史的发展规律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中国西部发展史上曾有十分辉煌的过去，它们在现代的落后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说，由于自然与历史相互作用，中国历史上东部的发展往往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西部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今天，西部的许多区县在现代的生产技术背景下，基本资源条件和人类生存条件先天不足，要指望这些区县靠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脱贫，是不现实的，从历史上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支持来看是一种不平等。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和东部地区应更多更具体地对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负责，体现一种国家对西部的“国家关怀”，显现一种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反哺”与“报答”，增大财政转移的力度，在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采取向东部地区移民的措施，强制性完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工业布局上尽量考虑西部地区原材料加工工业与资源产地的重合，既可增大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提高西部地区工业发展高附加值，也可减少东西部资源跨大区域调配的国家运输成本。蓝勇来源: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特别是宋代之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逐渐被发掘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区域调配，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
我们知道，地处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而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资源的跨大区域调配十分频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
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在关中平原与中州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对这个核心区的调配存在，但东西跨大区域的从西向东的资源调配并不明显。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后，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大增。一方面东部的许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东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涉足更深入和更广阔，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被发掘开发出来运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由于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畜牧资源是中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资源，畜牧业在西部地区十分发达。在宋代以前，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农业粒籽种植业推移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东部许多地区经济产业中畜牧业成份也较大，对西部地区畜牧资源的依赖还不是十分明显。宋代以后，东部地区开发进程中农业粒籽种植业日益发展，造成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但经济开发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大，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跨区域的畜牧产品的东运，以满足东部地区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宋代在西北有同州、沙苑二牧马监，地位重要，每监养马4600匹。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政权中，虽然农业种植业地位上升，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西北地区的良马、骆驼是中央政权中最受欢迎的贡品，每次进贡往往是几千匹之多。由于宋代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宋代采买的马中，主要有女真马、西马和川马，其中尤以西马和川马最为突出。宋政府采用劵马和省马形式收买，主要是以物易物，用绢、茶等来交换马匹等。据记载每年仅从秦、川运住京师的战马超过数万，其中西南地区的马中尤以大理马影响较大。宋代官方一次在河东买骆驼就有300多峰，主要用于运输。元代有“西北马多天下”之称，丝绸之路通达，西北地区大量皮革、药材类资源转运到内地。明代虽然西北地区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大提高，川源河谷地带多成为农田，农业的优势地位确定，但畜牧业仍是西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产业。明代的贡赐贸易中，进贡的马、驼、貂皮等货数额巨大。同时明代与西北各地边市互市中牛、羊、皮革等贸易也不少。特别是其中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在茶马贸易中，西南地区的水西马、建昌马、乌蒙马也较为有名，成为茶马司采买的对象。同时云南地区自古产大象，象牙自古以来成为中原猎取的珍贵资源，而中原地区征战、运输、礼仪中也需要大量活象，为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贡象之路”。据研究，明代有记载的贡象就达4000多只。这些贡象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从广东或者从云南、湖广由长江中游转运京师，形成又一个庞大的转运网络。同时，西南地区犀牛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入内地，犀角、犀革成为重要的物资，成为用药、皮革服饰的重要材料。清代西北地区的种植经济成份进一步扩大，但许多地区畜牧业仍十分重要。清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各种牧马监，还大量蓄养牛、驼、羊等，许多马匹被贩运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中，马、牛、羊、动物皮毛等仍是向东部销售的重要资源。
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加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垂直高度变化明显，使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且很早就得到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区多在关中平原地区，再加上西南地区开发不够深入，经济开发的力度和强度有限，大量生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没有大量转运到东部地区。宋代西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宋朝官方开始在渭河之地设立采造务，调遣军卒采办木材转运京师。元明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足以营造高大建筑，大规模采办已很少见，但森林资源中的杂皮、翎毛等仍是进贡转运的重要资源。明初陕西布政司每年向国家上交各种兽皮2万张，后增加到3万张，占全国上交杂皮的10%，同时各种野生动物上贡也不少。明代西南地区还是重要的辛香料资源产地，明政府每年从四川采办川椒达6800多斤。明清以来，东部地区重大营造的大木采办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皇木采办”。研究表明，明代有近20次大规模的采办，有时一次采办的大楠杉就有二三万根，清代的采办次数更是众多，一次采办的大楠杉也在几千根以上，而其中浪费的木材往往是采办量的数倍。这些木材通过长江、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东部北京、南京等地，长江上由此形成“巨筏蔽江”的热闹场面，而大运河则形成“排筏相接”的繁忙景象。明代许多江南商人在西南地区采买大杉板材，转运到江南贩卖，往往获得十倍以上利益。同时，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药材转运东部的规模也较大，近代四川每年转运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药材就达1000多万斤。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井盐等矿产资源的产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明清以来手工业发展的加快，使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形成秦银、滇南石玉、滇铜、滇锡、黔铅、川盐的东运工程。宋代的水银产地主要在西北秦、阶、商、凤四州，据统计，阶、凤、文三州所产就占全国坑冶水银的80%以上。明代西南地区的宝石开采较为发达，这些开采出来的宝石往往以进贡的形式转运到东部地区，有时皇帝下诏广东、云南采办的宝石就达2万多块，宝珠8000多两之多。清代西南地区的铜和铅的东运规模也很巨大，清代铸钱的铜几乎一半来自云南，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滇铜京运”。这些云南铜转运到东部的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地，主要作为铸钱之用。据《清代的矿产》一书记载，年输铜出铜平均在900多万斤左右，最多的达1378万斤之多。这些铜矿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转运，形成与“皇木采办”转运一样规模庞大的京铜北运工程。同样，贵州以出产铅著称，铅也是重要的铸钱原料。清代贵州产铅多达1400万斤以上，这些铅大多数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北运到东部地区，如雍正年间贵州每年仅东输到北京和湖广的白铅就达700多万斤。另外，历史上四川的井盐除满足本省消费外，还东运到长江中游地区，而云南个旧的锡早在明代就转运到内地。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南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发达，西部地区更是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资源供给基地。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大区域调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物资流动主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东部地区财富的高速积累，是东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条件下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的许多资源已经十分缺乏，不足以支持发达的精耕农业和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大量物资都要通过西部地区转运。明代大量西北马进入内地，大大改善了东部地区的马的品种。大量巨材运到东部，建成了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李伯重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尤其是较大木材主要依靠湖南、四川、云南与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资源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其次，这种东西向的资源大调配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正面的影响，如促进了西部开发的加强，刺激了西部农林副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长距离商业交流，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对西部地区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地区资源的东运许多都是一种无偿的资源调配，历史上的许多采办都是“例不给价”、“官不给价，只给脚钱”。一遇经费短缺，往往加赋于民间，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更加残破。历史上的一些进贡往往是无偿的，有时中央政府虽给予不少回赐，但是由于回赐品多为奢侈品，并没有流入西部生产领域，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不明显。正如程民生提出的，宋代官方的物资流通多是以京师开封为终点，而且多是单向流动，交流不多。许多资源在加大开发的同时，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使西部地区的环境破坏加快，如历史上的皇木采办、矿业开发都对西部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制约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清代云南铜矿的开采使许多地区“山林尽伐”，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皇木采办使西南许多地区“山林空竭”，使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古代种种互市性质的贸易，往往都是在国家的干涉下进行的，并不完全体现经济上的互补性。就是民间自由贸易，由于受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往往在经济活动中形成水土之利尽归江南客商的局面，如明代江南商人在川滇地区采买大杉板转运江南往往一本万利，而西部地区在贸易中的获利却十分有限。同时，这些资源的转运工程浩大，给沿途的军民带来了繁重负担。近50年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调配西部的各种资源也是一种指令性计划调配，在价格上受剪刀差的影响，更使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
历史的发展规律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中国西部发展史上曾有十分辉煌的过去，它们在现代的落后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说，由于自然与历史相互作用，中国历史上东部的发展往往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西部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今天，西部的许多区县在现代的生产技术背景下，基本资源条件和人类生存条件先天不足，要指望这些区县靠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脱贫，是不现实的，从历史上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支持来看是一种不平等。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和东部地区应更多更具体地对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负责，体现一种国家对西部的“国家关怀”，显现一种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反哺”与“报答”，增大财政转移的力度，在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采取向东部地区移民的措施，强制性完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工业布局上尽量考虑西部地区原材料加工工业与资源产地的重合，既可增大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提高西部地区工业发展高附加值，也可减少东西部资源跨大区域调配的国家运输成本。蓝勇
内容提要 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特别是宋代之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逐渐被发掘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区域调配，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
我们知道，地处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而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资源的跨大区域调配十分频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
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在关中平原与中州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对这个核心区的调配存在，但东西跨大区域的从西向东的资源调配并不明显。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后，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大增。一方面东部的许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东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涉足更深入和更广阔，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被发掘开发出来运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由于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畜牧资源是中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资源，畜牧业在西部地区十分发达。在宋代以前，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农业粒籽种植业推移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东部许多地区经济产业中畜牧业成份也较大，对西部地区畜牧资源的依赖还不是十分明显。宋代以后，东部地区开发进程中农业粒籽种植业日益发展，造成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但经济开发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大，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跨区域的畜牧产品的东运，以满足东部地区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宋代在西北有同州、沙苑二牧马监，地位重要，每监养马4600匹。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政权中，虽然农业种植业地位上升，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西北地区的良马、骆驼是中央政权中最受欢迎的贡品，每次进贡往往是几千匹之多。由于宋代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宋代采买的马中，主要有女真马、西马和川马，其中尤以西马和川马最为突出。宋政府采用劵马和省马形式收买，主要是以物易物，用绢、茶等来交换马匹等。据记载每年仅从秦、川运住京师的战马超过数万，其中西南地区的马中尤以大理马影响较大。宋代官方一次在河东买骆驼就有300多峰，主要用于运输。元代有“西北马多天下”之称，丝绸之路通达，西北地区大量皮革、药材类资源转运到内地。明代虽然西北地区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大提高，川源河谷地带多成为农田，农业的优势地位确定，但畜牧业仍是西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产业。明代的贡赐贸易中，进贡的马、驼、貂皮等货数额巨大。同时明代与西北各地边市互市中牛、羊、皮革等贸易也不少。特别是其中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在茶马贸易中，西南地区的水西马、建昌马、乌蒙马也较为有名，成为茶马司采买的对象。同时云南地区自古产大象，象牙自古以来成为中原猎取的珍贵资源，而中原地区征战、运输、礼仪中也需要大量活象，为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贡象之路”。据研究，明代有记载的贡象就达4000多只。这些贡象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从广东或者从云南、湖广由长江中游转运京师，形成又一个庞大的转运网络。同时，西南地区犀牛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入内地，犀角、犀革成为重要的物资，成为用药、皮革服饰的重要材料。清代西北地区的种植经济成份进一步扩大，但许多地区畜牧业仍十分重要。清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各种牧马监，还大量蓄养牛、驼、羊等，许多马匹被贩运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中，马、牛、羊、动物皮毛等仍是向东部销售的重要资源。
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加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垂直高度变化明显，使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且很早就得到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区多在关中平原地区，再加上西南地区开发不够深入，经济开发的力度和强度有限，大量生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没有大量转运到东部地区。宋代西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宋朝官方开始在渭河之地设立采造务，调遣军卒采办木材转运京师。元明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足以营造高大建筑，大规模采办已很少见，但森林资源中的杂皮、翎毛等仍是进贡转运的重要资源。明初陕西布政司每年向国家上交各种兽皮2万张，后增加到3万张，占全国上交杂皮的10%，同时各种野生动物上贡也不少。明代西南地区还是重要的辛香料资源产地，明政府每年从四川采办川椒达6800多斤。明清以来，东部地区重大营造的大木采办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皇木采办”。研究表明，明代有近20次大规模的采办，有时一次采办的大楠杉就有二三万根，清代的采办次数更是众多，一次采办的大楠杉也在几千根以上，而其中浪费的木材往往是采办量的数倍。这些木材通过长江、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东部北京、南京等地，长江上由此形成“巨筏蔽江”的热闹场面，而大运河则形成“排筏相接”的繁忙景象。明代许多江南商人在西南地区采买大杉板材，转运到江南贩卖，往往获得十倍以上利益。同时，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药材转运东部的规模也较大，近代四川每年转运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药材就达1000多万斤。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井盐等矿产资源的产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明清以来手工业发展的加快，使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形成秦银、滇南石玉、滇铜、滇锡、黔铅、川盐的东运工程。宋代的水银产地主要在西北秦、阶、商、凤四州，据统计，阶、凤、文三州所产就占全国坑冶水银的80%以上。明代西南地区的宝石开采较为发达，这些开采出来的宝石往往以进贡的形式转运到东部地区，有时皇帝下诏广东、云南采办的宝石就达2万多块，宝珠8000多两之多。清代西南地区的铜和铅的东运规模也很巨大，清代铸钱的铜几乎一半来自云南，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滇铜京运”。这些云南铜转运到东部的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地，主要作为铸钱之用。据《清代的矿产》一书记载，年输铜出铜平均在900多万斤左右，最多的达1378万斤之多。这些铜矿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转运，形成与“皇木采办”转运一样规模庞大的京铜北运工程。同样，贵州以出产铅著称，铅也是重要的铸钱原料。清代贵州产铅多达1400万斤以上，这些铅大多数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北运到东部地区，如雍正年间贵州每年仅东输到北京和湖广的白铅就达700多万斤。另外，历史上四川的井盐除满足本省消费外，还东运到长江中游地区，而云南个旧的锡早在明代就转运到内地。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南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发达，西部地区更是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资源供给基地。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大区域调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物资流动主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东部地区财富的高速积累，是东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条件下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的许多资源已经十分缺乏，不足以支持发达的精耕农业和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大量物资都要通过西部地区转运。明代大量西北马进入内地，大大改善了东部地区的马的品种。大量巨材运到东部，建成了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李伯重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尤其是较大木材主要依靠湖南、四川、云南与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资源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其次，这种东西向的资源大调配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正面的影响，如促进了西部开发的加强，刺激了西部农林副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长距离商业交流，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对西部地区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地区资源的东运许多都是一种无偿的资源调配，历史上的许多采办都是“例不给价”、“官不给价，只给脚钱”。一遇经费短缺，往往加赋于民间，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更加残破。历史上的一些进贡往往是无偿的，有时中央政府虽给予不少回赐，但是由于回赐品多为奢侈品，并没有流入西部生产领域，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不明显。正如程民生提出的，宋代官方的物资流通多是以京师开封为终点，而且多是单向流动，交流不多。许多资源在加大开发的同时，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使西部地区的环境破坏加快，如历史上的皇木采办、矿业开发都对西部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制约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清代云南铜矿的开采使许多地区“山林尽伐”，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皇木采办使西南许多地区“山林空竭”，使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古代种种互市性质的贸易，往往都是在国家的干涉下进行的，并不完全体现经济上的互补性。就是民间自由贸易，由于受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往往在经济活动中形成水土之利尽归江南客商的局面，如明代江南商人在川滇地区采买大杉板转运江南往往一本万利，而西部地区在贸易中的获利却十分有限。同时，这些资源的转运工程浩大，给沿途的军民带来了繁重负担。近50年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调配西部的各种资源也是一种指令性计划调配，在价格上受剪刀差的影响，更使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
历史的发展规律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中国西部发展史上曾有十分辉煌的过去，它们在现代的落后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说，由于自然与历史相互作用，中国历史上东部的发展往往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西部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今天，西部的许多区县在现代的生产技术背景下，基本资源条件和人类生存条件先天不足，要指望这些区县靠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脱贫，是不现实的，从历史上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支持来看是一种不平等。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和东部地区应更多更具体地对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负责，体现一种国家对西部的“国家关怀”，显现一种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反哺”与“报答”，增大财政转移的力度，在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采取向东部地区移民的措施，强制性完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工业布局上尽量考虑西部地区原材料加工工业与资源产地的重合，既可增大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提高西部地区工业发展高附加值，也可减少东西部资源跨大区域调配的国家运输成本。蓝勇来源: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特别是宋代之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逐渐被发掘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区域调配，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
我们知道，地处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而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资源的跨大区域调配十分频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
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在关中平原与中州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对这个核心区的调配存在，但东西跨大区域的从西向东的资源调配并不明显。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后，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大增。一方面东部的许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东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涉足更深入和更广阔，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被发掘开发出来运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由于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畜牧资源是中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资源，畜牧业在西部地区十分发达。在宋代以前，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农业粒籽种植业推移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东部许多地区经济产业中畜牧业成份也较大，对西部地区畜牧资源的依赖还不是十分明显。宋代以后，东部地区开发进程中农业粒籽种植业日益发展，造成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但经济开发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大，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跨区域的畜牧产品的东运，以满足东部地区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宋代在西北有同州、沙苑二牧马监，地位重要，每监养马4600匹。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政权中，虽然农业种植业地位上升，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西北地区的良马、骆驼是中央政权中最受欢迎的贡品，每次进贡往往是几千匹之多。由于宋代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宋代采买的马中，主要有女真马、西马和川马，其中尤以西马和川马最为突出。宋政府采用劵马和省马形式收买，主要是以物易物，用绢、茶等来交换马匹等。据记载每年仅从秦、川运住京师的战马超过数万，其中西南地区的马中尤以大理马影响较大。宋代官方一次在河东买骆驼就有300多峰，主要用于运输。元代有“西北马多天下”之称，丝绸之路通达，西北地区大量皮革、药材类资源转运到内地。明代虽然西北地区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大提高，川源河谷地带多成为农田，农业的优势地位确定，但畜牧业仍是西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产业。明代的贡赐贸易中，进贡的马、驼、貂皮等货数额巨大。同时明代与西北各地边市互市中牛、羊、皮革等贸易也不少。特别是其中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在茶马贸易中，西南地区的水西马、建昌马、乌蒙马也较为有名，成为茶马司采买的对象。同时云南地区自古产大象，象牙自古以来成为中原猎取的珍贵资源，而中原地区征战、运输、礼仪中也需要大量活象，为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贡象之路”。据研究，明代有记载的贡象就达4000多只。这些贡象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从广东或者从云南、湖广由长江中游转运京师，形成又一个庞大的转运网络。同时，西南地区犀牛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入内地，犀角、犀革成为重要的物资，成为用药、皮革服饰的重要材料。清代西北地区的种植经济成份进一步扩大，但许多地区畜牧业仍十分重要。清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各种牧马监，还大量蓄养牛、驼、羊等，许多马匹被贩运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中，马、牛、羊、动物皮毛等仍是向东部销售的重要资源。
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加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垂直高度变化明显，使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且很早就得到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区多在关中平原地区，再加上西南地区开发不够深入，经济开发的力度和强度有限，大量生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没有大量转运到东部地区。宋代西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宋朝官方开始在渭河之地设立采造务，调遣军卒采办木材转运京师。元明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足以营造高大建筑，大规模采办已很少见，但森林资源中的杂皮、翎毛等仍是进贡转运的重要资源。明初陕西布政司每年向国家上交各种兽皮2万张，后增加到3万张，占全国上交杂皮的10%，同时各种野生动物上贡也不少。明代西南地区还是重要的辛香料资源产地，明政府每年从四川采办川椒达6800多斤。明清以来，东部地区重大营造的大木采办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皇木采办”。研究表明，明代有近20次大规模的采办，有时一次采办的大楠杉就有二三万根，清代的采办次数更是众多，一次采办的大楠杉也在几千根以上，而其中浪费的木材往往是采办量的数倍。这些木材通过长江、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东部北京、南京等地，长江上由此形成“巨筏蔽江”的热闹场面，而大运河则形成“排筏相接”的繁忙景象。明代许多江南商人在西南地区采买大杉板材，转运到江南贩卖，往往获得十倍以上利益。同时，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药材转运东部的规模也较大，近代四川每年转运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药材就达1000多万斤。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井盐等矿产资源的产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明清以来手工业发展的加快，使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形成秦银、滇南石玉、滇铜、滇锡、黔铅、川盐的东运工程。宋代的水银产地主要在西北秦、阶、商、凤四州，据统计，阶、凤、文三州所产就占全国坑冶水银的80%以上。明代西南地区的宝石开采较为发达，这些开采出来的宝石往往以进贡的形式转运到东部地区，有时皇帝下诏广东、云南采办的宝石就达2万多块，宝珠8000多两之多。清代西南地区的铜和铅的东运规模也很巨大，清代铸钱的铜几乎一半来自云南，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滇铜京运”。这些云南铜转运到东部的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地，主要作为铸钱之用。据《清代的矿产》一书记载，年输铜出铜平均在900多万斤左右，最多的达1378万斤之多。这些铜矿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转运，形成与“皇木采办”转运一样规模庞大的京铜北运工程。同样，贵州以出产铅著称，铅也是重要的铸钱原料。清代贵州产铅多达1400万斤以上，这些铅大多数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北运到东部地区，如雍正年间贵州每年仅东输到北京和湖广的白铅就达700多万斤。另外，历史上四川的井盐除满足本省消费外，还东运到长江中游地区，而云南个旧的锡早在明代就转运到内地。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南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发达，西部地区更是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资源供给基地。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大区域调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物资流动主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东部地区财富的高速积累，是东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条件下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的许多资源已经十分缺乏，不足以支持发达的精耕农业和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大量物资都要通过西部地区转运。明代大量西北马进入内地，大大改善了东部地区的马的品种。大量巨材运到东部，建成了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李伯重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尤其是较大木材主要依靠湖南、四川、云南与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资源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其次，这种东西向的资源大调配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正面的影响，如促进了西部开发的加强，刺激了西部农林副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长距离商业交流，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对西部地区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地区资源的东运许多都是一种无偿的资源调配，历史上的许多采办都是“例不给价”、“官不给价，只给脚钱”。一遇经费短缺，往往加赋于民间，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更加残破。历史上的一些进贡往往是无偿的，有时中央政府虽给予不少回赐，但是由于回赐品多为奢侈品，并没有流入西部生产领域，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不明显。正如程民生提出的，宋代官方的物资流通多是以京师开封为终点，而且多是单向流动，交流不多。许多资源在加大开发的同时，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使西部地区的环境破坏加快，如历史上的皇木采办、矿业开发都对西部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制约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清代云南铜矿的开采使许多地区“山林尽伐”，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皇木采办使西南许多地区“山林空竭”，使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古代种种互市性质的贸易，往往都是在国家的干涉下进行的，并不完全体现经济上的互补性。就是民间自由贸易，由于受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往往在经济活动中形成水土之利尽归江南客商的局面，如明代江南商人在川滇地区采买大杉板转运江南往往一本万利，而西部地区在贸易中的获利却十分有限。同时，这些资源的转运工程浩大，给沿途的军民带来了繁重负担。近50年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调配西部的各种资源也是一种指令性计划调配，在价格上受剪刀差的影响，更使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
历史的发展规律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中国西部发展史上曾有十分辉煌的过去，它们在现代的落后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说，由于自然与历史相互作用，中国历史上东部的发展往往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西部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今天，西部的许多区县在现代的生产技术背景下，基本资源条件和人类生存条件先天不足，要指望这些区县靠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脱贫，是不现实的，从历史上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支持来看是一种不平等。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和东部地区应更多更具体地对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负责，体现一种国家对西部的“国家关怀”，显现一种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反哺”与“报答”，增大财政转移的力度，在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采取向东部地区移民的措施，强制性完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工业布局上尽量考虑西部地区原材料加工工业与资源产地的重合，既可增大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提高西部地区工业发展高附加值，也可减少东西部资源跨大区域调配的国家运输成本。蓝勇